学科的发展史范文

学科的发展史篇1

理论源于具体研究，但又不等于具体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它的提炼与升华。不过，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拿来、借鉴、消化与吸收“他山之石”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学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大量被介绍到国内，构成过去二十年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回顾这些年来史学界对西方学说的译介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的历史哲学）与各种新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上。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国内都作过程度不同的评介和探讨，中国史家对它们也有深浅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以及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学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绩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我们的目光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必须登高望远，关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并与它们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交流，这是未来构建中国史学理论所不容忽视的。

正如《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营养。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因此，欲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仅仅钻研作为结果的西方新史学远远不够，还须寻根溯源，追踪和把握促生新史学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不仅会加深对西方新史学的理解，也有可能带动中国史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通过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对话，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新史学后面。

广言之，古往今来指导史学记述与研究的理论绝大多数不是史家自身的创造，而是由哲学、科学或社会科学移植来的。长期影响古代中国史学的“五德终始说”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的发明；支配近代中国史学的进化论的首倡者乃是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若干“实证主义”的研究准则经过众多史家的实践已摸索形成，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实证主义则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并由兰克系统输入史学，开创了统治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兰克学派”；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哲学理论、历史学中不过是加以一能够应用而已。如果说以往指导史学的理论多来自哲学的话，当前灵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趋势眼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创立系统的理论，必须认清学科相互影响的大趋势，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目前，随着大量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人文社科的成长，学习与交流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90年代以来，不同背景、不同派别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纷纷推出中文版，翻译质量也不断提高，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见到中文版。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帕森斯、哈贝玛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后问世。人类学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经或正在译成中文。经济学领域的译著尤为丰富，政治学也是如此。国际学界近一、二十年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领袖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错的汉译本。可以不夸张地讲，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一流学者的代表作，不能说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国读者已经可以不必再费力阅读原著了，有的译本还不止一种。最近，汉译名著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些中译甚至与原著几乎同步上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陆的同时，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书也系统引入汉语学术界，奉献了一批最新的入门级读物。时至今日，可供汉语学术界参考的学术资源相当丰富，这为中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对话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不少学者已不满足于简单移植、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正通过反思性地运用西方理论，逐步积累中国本土的研究，尝试依据中国经验与实践，寻求适用于中国的分析角度，归纳、概括出切合中国的概念与解释，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近来一些学者着力探讨的“关系”问题就有望成为透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同样备受瞩目的“单位”问题也会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成果会为史家研究“过去”提供日益丰富的思路。欲建设理论的史学工作者应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们携手并进。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条件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推动史学前进的现实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过读书、开放式的课程设置、跨学科讨论会、共同研究等形式，创造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与机制，主动接触和掌握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学科互动互长的良好局面。

从史学自身情况看，它的发展、理论建设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通过了解西方20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摸清西方同行的新进展，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通过阅读有关著作与跨学科的交流对话，掌握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脉络与主要学说，并进一步反观自己，认清自身研究的问题，同时，通过与本土经验的对照，明晰西方学说的局限性，探索适合中国的分析角度、理论框架；复次，在第二阶段积累的基础上，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实践，提炼中国人的理论概括，形成各种关于本土的系统解释，贡献于世界学林。

学科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发展战略；科学发展现；历史演进

[作者简介]陈德祥，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13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17―0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凝炼，也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一、从建国初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历史演进，逐步深化了发展的内涵，形成了全面进步的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由浅人深、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建国初期，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1957年，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初，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了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由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相对于单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而言，“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有大幅度拓展。但是四个现代化仍然停留于现代化的物质层面，未能体现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受“”的冲击，大大延缓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进行了再认识和再思考，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据此，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实现了我国发展战略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目标。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五大上，他进一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是其基本要求和原则。就其内涵而言，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成果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我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高度凝炼和提升的结果，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目标与内涵由实践检验、不断演进的历史必然。

二、从建国初的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历史演进，逐步深化了发展的目的，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战略部署是实现发展的具体规划，战略部署的制定及其实施，其目的在于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对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如何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人深不断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建国后，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并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上世纪60年代，初步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为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同时，冷静思考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他强调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据此，党中央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国情，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之家”的发展目标。根据邓小平的小康思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实现小康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并提出两步走的战略部署。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同年，党的十三大吸收这一思想，提出了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正式形成。“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次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列入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明确的质和量的指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开始明确社会主义发展的要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在党的十五大上，把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分成三个阶段，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三步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秉承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成果共享、全面深化发展的目的。它们不仅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把人的居住环境良好、人的精神愉悦、人的素质提高作为发展的目的，纳人每一战略步骤的发展之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发展战略步骤、发展之要义进行了提升和总结，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概括了发展战略步骤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质的飞跃。

三、从建国初的重工业，到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学，再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略重点的历史演进，逐步明确了发展的要求，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战略重点作为发展战略措施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战略目标的实现。上世纪50年代初，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战略重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看，重工业的片面发展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势必造成农、轻、重比例的失调，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于是，吸取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提出“工农业并举”。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但后来解释“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设计我国发展战略时，确定了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能源和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就要加强我国基础工业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于教育。从长远来看，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三个战略重点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后，我国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在解决温饱后快速向小康迈进；我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压力有所缓解；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源得到一定程度开发，国民经济整体呈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解决经济发展中诸如结构矛盾、效益偏低等深层次矛盾，在邓小平有关产业结构调整思想的指导下，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在谈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指出，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主要思路就是：一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二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

综观我国发展战略重点的历史演进，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反映了人民求富求强的急切愿望，但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三个重点的确立，虽然部分解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带来的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改善的突出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粗放型增长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战略重点，从而逐步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和理念纳入科学发展观，使之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

四、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均衡发展，到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战略途径的历史演进，逐步明确了发展的原则，形成了协调发展的发展观

战略途径是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是发展战略的中心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始终是其灵魂和主线，这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建国初，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沿海和内地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和国防安全考虑出发，我国强调内地和“三线”建设，把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以中西部为主的内陆地区。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我国政府采取向内地倾斜的区域经济政策，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有助于加快重工业的发展，符合通过发展重工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指导方针。但这种均衡式发展的战略途径，虽然缩小了内地和沿海区域经济差距，但却以牺牲沿海工业的快速发展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尊重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因此，我国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提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采取了向优势地区倾斜的政策。但是部分先富的非均衡发展在使东部地区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再次拉大了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如果这种差距得不到扭转，终将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学科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文史类学科；创新性教育；改革、发展

在教学体系中，为了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消除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改革教育的过程中提出了创新性教育。在文史类学科中，创新性教育要求学生不仅仅对基础知识熟练的掌握，思维能力进行参与，而且需要老师的引导，理念的灌输，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在文科课堂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应该与学生之间进行沟通，了解真实情感。在文史类学科中，同样需要学生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在教育中逐渐改革，在创新中发展。

1、 分析我国文史类学科创新性教育的现状

由于受到传统文史类教育模式的影响，文史类的课堂依然采用的是教和学的教育模式，在课堂的设置以及考题的设置中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的表现。根据传统的教育，教师根据课本上的知识进行讲解。这就造成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授课方法以及学生学习的同时方法都比较呆板。缺乏创新意识，形成了一种瓶颈，这就影响了教师的讲课以及学生综合发展，局限了知识面。在潜意识中人为：只有理科需要创新。这种学习理念就造成文史类学科不能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文史类的教育中要积极的提倡创新意识，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在教育的改革中要推广创新性教育，打破传统的教育思想，培养新型的教育人才，改变文史类学科在创新性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2、 文史类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分析

许多人认为，创新是理科生的事，而文科生与创新没有关系。这种创新理念就影响了文史类学生的教育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文史类学生在创新能力的存在的原因，有助于改变这种学习理念，提高文史类学科教育。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由于传统的教育“偏科”思想的影响。不少学校都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现象。在学校的正常教育过程中，不断的加强对人文教育的投入，提倡文化素质教育，吸收大量的优秀学者，优秀教师来进行引导，改变了人文氛围，沉淀了提高文史类学科教育的影响。在教育中要不断的积累，缩短文史与理工的差距，改变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培养的现状。要紧抓教育理念，抢抓机遇，积极的号召文史类学科教育的政策，改变教学发展的现状，打破传统的重理轻文的思想。

另一方面就是：在教育中，学科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但是在教育的现状中可以看到，应试教育主导着学生的学习方向，主要以升学率来评价文史类教育发展。这种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文史类学科的教育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教师的教育理念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过程。教育主要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能够在学习中独立的进行思维、独立的进行判断，能够做到行动独立，有自身独特的思维。因此，要在教育中提倡创新性教育，进行全面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种学习模式需要不断的积累，最终达到发展教育的目的。

3、 培养学生在文史类学科中的创新能力的策略

为了提高学生在文史类学科中的创新能力，提高学习的效率，其中主要的策略有：

3.1进行创新教育

在教育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学校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进行了创新教育课程的学习。在学科中培养学生创新的理念，以及在校内经常开展一些学术讲座、创新性活动的讲座、开展科普活动、举办科技展览活动等，让学生在课内课外活动中，进行创新教育的培养，增强文史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3.2借助多媒体进行课堂教育。

在文史类学科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数字化的教育工具，改变课堂的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知识面，使得在交流、沟通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进行拓展思维、独立思维的意识，这就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进行多元化的教学，在思考的过程中有独特的观点，一步一步进行挖掘，这就形成了一种创新性的教育模式。

3.3提倡学生独立写作、自由写作。

这种随意性的写作就能够增强学生的想象空间，根据自身的思维进行创作，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个性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优秀的范文，以及写作上的技巧。加强对创新意识的培养，能够在作品中反应作者独特的思维，这样就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情感体验。要结合文史类学科的特点进行不断的突破，能够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积累基础知识的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性教育，使得学生在成长中，知识面不断的丰富，能够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在探索中不断的发展，在创新中不断的提升。

4、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文史类学科在创新性教育中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如何培养学生在学习中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国家创造性的人才，加强各方面的教育。要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文史类课堂中进行改革，推广新思路、新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之间要进行沟通、交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增强教师授课的知识面，实施全面教育，能够让学生综合发展，在文史类学科的教育中，注重创新，能够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做出贡献。重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意识，完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的效率。

参考文献：

[1]茂建东，赵剑锋.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对高校文科生创新意识形成的束缚[J].出国与就业，2010（12）

[2]石新华，谢耀鹏.中学语文实践活动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11（23）

[3]吴和平，李金峰，马志国，吴群志，杜鹃.创建基地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J].教育教学论坛，2010（28）

[4]师范类本科生人才培养和班级管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及实践[J].湖北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2010（04）

[5]杜强强，史晓霞.守正与纳新：马列文论创新性教学理论与实践[J].现代语文，2012（08）

姓名：马国超

电话：15271082569

学科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思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05 — 02

党的十空前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党的事业中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影响。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确立，在进一步丰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构成了十最大的理论亮点和历史贡献。增加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顺应时展要求、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确立，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与时俱进的客观需要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旗帜，是党行动的指南和前进的方向。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随着时代条件、历史主题和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和日趋成熟的过程。抚今追昔，我们党所以能够历经九十年的风雨洗礼而屹立不倒，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世界第一大党，并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1〕

党能否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与时俱进，直接决定着党的事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学界争论也比较多，但是，苏联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僵化和背离却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指导思想僵化，固守苏联模式不放，导致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经济发展停滞，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进行所谓的“革命性改革”，苏共指导思想因此出现背离。所谓“革命性的改革”，其实质，是要把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成类似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苏共指导思想上的背离，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2〕不管是指导思想僵化，还是指导思想背离，都不是与时俱进。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不断提升执政本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思想保证。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征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新的与时俱进。同志曾经说过，“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3〕由此可见，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既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与时俱进的客观需要，更是必然结果。

二、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确立，是解决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客观需要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发展来巩固、要在发展中向前推进。〔4〕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迅猛发展，我们成功开创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仍需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不变，决定了发展问题，仍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问题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多。这就说明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靠传统的发展观来指导、靠传统的发展思维、发展模式和道路必将难以实现。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作出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时代新课题，针对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出深刻回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上取得的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有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才能更好地指引我们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持和有力保障。

三、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确立，有利于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强大真理力量

科学发展观产生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2002年11月，全球首例“非典”病例出现在中国广东佛山，而后，非典迅速大范围扩散，截至2003年8月5日，29个国家报告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中国内地是最大的“重灾区”。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大陆的非典死亡人数高达349人，占到全球29个波及国死亡病例总和的三成还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死亡33人；越南死亡5人。因此，有的西方人士曾借机讥讽我们仍是“东亚病夫”。通过抗击“非典”，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卫生体系存在缺陷；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很不协调。在深刻总结抗击非典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由此，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非典过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禽流感，由于党和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树立和践行了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对出色，中国内地虽家禽家畜候鸟数量最多，但禽流感死亡病例只有15例。而只相当于广西一个省面积和人口的越南，却死了40多人，印尼更是死了100多人。当时，摩根士丹利公司在《中国的警醒》报告中，曾做出这样的预言：“非典疫症可能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可从这场或会演变成大灾难的疫症中汲取经验，崛起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5〕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一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快速增加。2011 年，我国 GDP 为471564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1.5 倍，占世界的比重从4.4%提高到10%左右。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先是在2005年超过法国、英国，后又在2008年超过德国，2011 年超过日本，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居民人均GDP快速增加，2011 年达到35083 元，比 2002 年增长 1.4 倍，年均增长 10.1%。经过近 10 年努力，2011年我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进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社会贫富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达 10.9%，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 3.1 个百分点， 自 1998 年以来历史性地第一次实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2011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 11.4%的高速增长，继续保持住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态势。2011 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0.1%、19.2%，比 2002年分别提高 1.3、2.0 个百分点。三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02年以来，我国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十一五”期间的8.5 年增加到 9 年以上。我国人口粗文盲率比 2002 年的 9.16%下降 5.08 个百分点。2011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比 2002 年末增加13654 万，达到 28391 万人； 参加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比 2002 年末增加4135 万，达到 14317 万人。 2011 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高达 97.5%，参合人数近8.5 亿。〔6〕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十年辉煌之源，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是我们经受考验、化危为机、赢得主动的精神支柱。正如党的十报告在总结十六大以来的工作时指出的那样，“十年来，我们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和前进方向，对党的全部活动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指导。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必将进一步增强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提升和扩大科学发展观的强大真理力量。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必将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放射出更加强大、更加持久的真理光芒。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N〕.学习时报，2011-06-27.

〔2〕罗鸿.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及其重大意义〔J〕.传承，2008，（04）.

〔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4〕刘云山.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N〕.人民日报，2012-11-22.

〔5〕黄苇町.科学发展观是十年辉煌之源. 〔EB/OL〕.

学科的发展史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形成背景 实践基础 理论依据 实现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的执政理念，是当代中国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1]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三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发展观辩证扬弃的结果。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历史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具有启迪性，但该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演变的分期以及特征的概括值得商榷。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形成的，传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赵凌云、张连辉先生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1](p．24)。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历经四个阶段，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前三展观基础上创立的第四展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研究》(05BKS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首先，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展观称之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是不准确的，第一展观既是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又是革命与建设“两个中心”式的。以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具有三个特点：一是1949～1978年间的发展观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1953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50年代提出的“”战略和60年代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战略都强调经济增长。二是1949～1978年问的发展观属于传统发展观。“”运动主要靠资源投入来支撑，超英赶美主要是钢铁指标，各行各业大办钢铁，犯了不尊重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低下。“”战略和四个现代化战略都没有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当时人们也还难以认识到“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悖。三是在1949～1978年间，经济增长观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在1956年正确地提出要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但后来发动的1957年反、1959年反右倾以及1966～1976年“”表明，当时是“抓革命，促生产”两个工作重心相互交替，1949～1978年问形成的是摇摆不定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展观不只是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而是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观。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来。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过去政治运动干扰经济建设的教训，一再强调要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地发展经济，并要求把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观。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上，而是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980年初，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更明确地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但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pp·249～250)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改革开放与反对腐败要两手抓两手硬。据此我们说，我们党的第二展观是全面发展观。

再次，把1995年至今的发展观统称为第三展观并表述为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是不妥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展观形成于1989～2002年问，其特征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末，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受命于国内外风云变幻的特殊时刻，战胜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开始两个根本性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阐述了科教兴国战略，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同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3]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可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发展观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

最后，应该把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展观，其内涵是不仅要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1999年3月10日，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第一次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说：“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尤其要强调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良好效益的、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的发展……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诚心诚意帮助群众排忧解难”[4]。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概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与科学的过程。前三代的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共同点是把发展作为主题和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不同点是科学发展观是对前三展观的辩证扬弃与发展。历史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才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依据。赵凌云、张连辉先生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视为全球发展观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国际背景，但认为三展观先后受到苏联发展观、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影响的看法却是简单化了。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三个层面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演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依据。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指导提出的，不能认为只有苏联发展观、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和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特别是强调经济发展。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原因，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目的是发展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的发展观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重视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奥秘，就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之中。科学社会主义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发达、生活富裕、全社会公有制、没有剥削压迫、高度民主和文明的社会。这一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导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了全面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伟大与劳动异化的原因，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消灭侮辱人、贬低人和摧残人的资本主义，建设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人人得到尊重和关心、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来源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诚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经济发展、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思想对我们党的发展观的形成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展观确实受到过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但不能夸大这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由于缺乏经验，建国之初，我们党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主要是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就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在借鉴苏联发展观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体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最先看出苏联发展模式与苏联发展观的问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上，刘少奇和所作的报告都谈到了改进经济体制的问题，陈云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些都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探索。可见，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打破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第一展观总体上没有跳出传统型发展模式，但与其把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观仅仅归结为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不如从国情背景上加以解释。我们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否较快地发展，能否迅速地赶超发达国家，是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指出，我们应该赶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5]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全面赶超是不可能的，只有从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进行赶超努力，因此提出了大办钢铁的“”发展战略。可见，应该恰当地估价苏联发展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展观的有限影响。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吸取了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成果，但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来说明邓小平、时代的发展观和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发展观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当代国外发展观的演变历经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经济增长观，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志。经济增长观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是片面的，“无发展的增长”对社会没有实际意义。当代国外发展观的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社会转型在内的综合发展。综合发展观把社会变迁与经济增长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增长观相比是一个进步，但只强调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未考虑到后代的发展仍是一个缺憾。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人类社会在获得经济空前发展时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问题的挑战，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21世纪议程》表明可持续发展观被各国所认同。这种发展观考虑到了人类代际关系、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早期的发展概念重“物”不重“人”。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第四个时期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6]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的也是一条从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再到人本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的变迁与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四个阶段基本吻合。以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当时国外发展观也是经济增长观。邓小平没有停留在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上，而是与当时国外的综合发展观相契合，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我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相一致。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贡献是在我们党发展思想乃至人类发展观演变的基础上，于21世纪初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中国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再从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到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吸纳、扬弃和超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上分析，才能全面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背景。

三

发展观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指出了发展观既引导发展模式又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但认识不应到此为止，还要沿着这一认识路径，进一步揭示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机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机制。

第一，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目标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全面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认为，第一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工业化，第二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四个现代化，第三展观的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表述并不确切。

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都是等人提出的第一展观的发展目标，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够全面。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目标，四个现代化主要也是经济发展目标。邓小平后来以“小康水平”和“三步走”战略替代了“四个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提出的第二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体现了发展生产与提高生活水平的统一，党的基本路线是要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第二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可持续发展不够。提出的第三展观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把发展目标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这样的发展目标更宏大、更长远。

提出的第四展观在发展目标上最具有全面性。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7]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目标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

第二，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方式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方式上具有统筹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认为，第一展观的发展方式是外延式与粗放式，第二展观的发展方式也是外延式与粗放式，第三展观的发展方式是内涵式与集约式。这种概括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把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混淆了。

第一展观作为经济增长观，将其发展方式概括为主要是外延式与粗放式是可以的；第二代和第三展观的发展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发展观，其发展方式主要是综合式与协调式；第四展观的发展方式则是统筹式，科学发展观通过“五个统筹”，找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城市、沿海发展快速，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也带来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开放、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就要求统筹兼顾、协调各方。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人和自然的发展。[8]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克服注重城市、忽视农村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采取重大措施，扭转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就是要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统筹人和自然的发展,就是要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做到了“五个统筹”，就能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

第三，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目的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的上具有人本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还认为，第一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问题，第二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又产生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第三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种观点把第三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作用仅看作是试图解决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问题，没有抓住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和核心。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最大创新和最大亮点就是它的人本性。

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认为，人是最大资源、最大财富，具有最高价值，是发展的目的。其一，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为了人民，既要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要满足人们安全、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既要提高生活水平，又要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还要特别关注城乡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需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其二，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教育、就业、收入、财产等合法权益。其三，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依靠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树立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演变的基本走向。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创造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的客观条件；实践的发展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我们党提出与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完全不同的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

落实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21世纪头20年，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在物质文明方面，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 GDP总量从2000年的8万多亿元增长到35万多亿元，约合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文明方面，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精神文明方面，要实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在生态文明方面，要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树立和落实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结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实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样才能在实现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指导，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引文献]

[1] 赵凌云、张连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第1463～1464页。

[4] 《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

[5] 《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6] 《发展观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求是》2004年第5期。

[7]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学科的发展史篇6

一、台湾科学史学的建制

(一)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的成立

台湾的“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7月。它的成立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台湾科学史学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在科学史研究与教学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或是团体来组织和领导学者们的科学史研究。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使学者觉得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81年成立时,共有委员22人,选王萍为主任委员。

“科学史委员会”成立后,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首先,在成立大会上,该委员会就明确规定每年要举行委员会议及学术演讲两次,出版“科学史通讯”等重要的措施,这是台湾科学史学建制的发端,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次,该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筹划和组织台湾科学史学者参与各项学术交流活动,这对整合和凝聚台湾科学史的研究力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它的组织下,台湾科学史学才真正地作为一股学术力量步入正轨而得到健康发展。

(二)台湾地区的科学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团体

台湾地区至今没有拥有像中国大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样的专门性科学史研究机构,除了依靠“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进行学术活动外,学者们的科学史研究活动多是依托自己的工作单位得以进行的,其中在中研院各所以及各高校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居多,其中台湾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研究最为着名。

1、台湾地区科学史研究的重镇——台湾清华大学(新竹)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历来对科技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孙方铎、沈君山、陈良佐、杨翠华等台湾知名的科学史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而该校的学报从台湾科学史学开创时期至今都时有刊载科学史学方面的文章。就该校科技史的研究范畴而言,早期的研究包括数学史、农业史、天文记录、天文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术数等;近期的研究还包括科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科学史教育、西方科学史以及中外科学交流史等方面。

该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科技史专业的教授一位、副教授二位、硕士班学生约十位”,①并在该校的历史研究所设“科技史组”——台湾地区第一个以科技与社会互动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机构。台湾科学史学的建制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该机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为推动台湾科学史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从2000年10月起,历史研究所增设“科技与社会组”,并将原有的“科技史组”更名为“科技史与科技传播组”。在这两个学术机构进行授课的师资力量在整个台湾地区乃至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专职教师有傅大为、黄一农、徐光台、雷祥麟等;兼职教师有张嘉凤、林崇熙等。②

另外,该校的科技史资料中心,藏有台湾甚至亚洲各大图书馆均罕见的科学史原着、已绝版的二手研究论着以及最新的相关出版物,可以为台湾地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领域的学者提供研究和教学所需的基本的书籍、期刊与文献。该资料中心,不仅收藏各类书籍、期刊与文献资料,而且还建设网站为相关学者提供丰富的动态资讯。该资料中心已经日益成为科学史学者的多功能的服务中心。

2、其他与科学史研究的有关机构

(1)台湾中研院的各个研究所,尤其是数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探讨颇多。此外,其他各所也曾有过数位与生物学史和医学史研究有关的研究员。万家保、陈良佐、王萍等着名学者都曾在中研院工作过。

(2)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对造纸、制瓷、指南车、天文仪器等的技术以及考古文物年代的鉴定有很大兴趣。张世贤、周功鑫等知名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学科的发展史篇7

关键词 单式簿记 复式簿记 三式簿记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高年级本科生(本科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会计专业课程学习反馈,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的过程中能够较好的掌握会计准则中有关确认、计量以及披露方面的规范要求,但是他们对会计分录借贷方所反映的会计要素增加或减少的理解常常并不理想。利用反馈的结果我们认为,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会计发展历史知识的讲授,尤其是复式簿记是如何产生的?复式簿记出现之前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又是什么样?演变的原因何在?由于缺乏充分和系统的学习复式簿记的发展历史,致使相当部分的本科学生仍然对会计分录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认知层次上,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现行准则体系的把握、对确认和计量、披露规范的理解,以及在会计实务学习过程中不能准确分析企业发生经济业务的实质。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的增加了对复式簿记发展历史的内容讲解,以及复式簿记未来可能的变化、发展趋势。从一个完整学期的教学实践结果来看,增加复式簿记发展历史内容的讲授对会计专业本科学生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学生的反馈也显示复式簿记发展历史的内容有利于提高他们对会计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二、复式簿记的发展历史

在复式簿记出现之前,单式簿记是主要的会计记录方式,在欧洲中世纪和我国明代以前被广泛采用。单式簿记是一种非常简单、也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会计记录方式,人们在反映经济业务的方式上类似于 “流水账”,主要记录现金收付和各种往来账、不涉及财产的增减与损益,期末采用实地盘点方法,确定损益时以期末财产总值减去期初财产总值。对于单式簿记的讲解,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讲解:第一,单式簿记的记录形式。因为单式簿记类似于“流水账”,所以通过举出一些具体的会计记录方式,并且利用史料中的记载,向学生展示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会计记录经济生活的方式,可以增强学生对对单式簿记非常直观的认识,也可以使他们比较清楚的看到单式簿记存在的问题,这对于逐步讲授复式簿记的产生有着非常好的铺垫作用。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单式簿记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理论逻辑上来看,单式簿记一定是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人们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否则复式簿记与单式簿记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但是复式簿记却并没有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出现,更没有被广泛的应用。在向学生讲解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一方面通过搜集史料和数据,以再现单式簿记的发展和应用阶段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则对比单式簿记广泛应用在哪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国别之间的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单式簿记之间的因果关系。

1494年帕乔利《算数、几何、比与比例集成》详细的介绍了15世纪末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复式记账法。在讲授复式簿记的产生过程中,我们主要侧重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15世纪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单式簿记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复式簿记相对于单式簿记的优点。第三,复式簿记在出现、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除了通过较为详细的史料介绍这部分内容之外,一些会计发展历史方面的资料阅读也是相当重要。我们推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于会计发展历史方面的专著,包括文硕著《西方会计史》、查特菲尔德著《会计思想史》以及郭道扬著《会计史研究》(3卷本)。通过对会计发展历史的课堂讲授和专著的阅读,使会计专业本科学生能够从历史角度看待复式簿记产生的过程,从思维上深刻的理解现实中的复式簿记方法。

此外,除了了解复式簿记的产生过程和发展历史,对于复式簿记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增加了讲授三式簿记的内容。井尻雄士分别于1982(三式簿记和收益动量)、1986(三式簿记结构)、1987(动量会计的三大假设)全面阐述了三式簿记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关于三式簿记的完整体系,其内容也受到了理论及和实务界的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三式簿记并没有取代复式簿记。这部分内容的讲授可以使会计专业的本科学生了解会计簿记的发展趋势以及在改变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从而启发学生对会计簿记的理解,而不是如原来那样仅仅只是向学生讲授利用会计分录记录企业的经济业务。

三、结论

在复式簿记发展历史的讲授中,细心和扎实的准备历史资料,搜集相关数据,查找和整理复式簿记发展历史的文献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向学生清晰阐述该部分内容的基础。从会计学本科专业学生的教学反馈来看,学生不仅对于会计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完整和详细的讲授复式簿记的发展历史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对目前记账方法在思维认知上的理解,使他们在学习《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以及其他核心课程的学习中能够认真的思考会计分录所反映的经济业务实质,更好地掌握和理解我国的会计准则。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三卷)[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文硕.西方会计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夏云峰(1967~),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湘潭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投资理财与资本运营。

学科的发展史篇8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世纪回硕与断想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微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着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着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着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着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着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着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着《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着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着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着《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着《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着《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着《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着《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着《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着作有格荣夫斯(F·Graves)着《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着《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着《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毂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着《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着《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着《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着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着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着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着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着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着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着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政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解放初期到“”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图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文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着,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着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着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着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文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

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着,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文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废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断想

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今后,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史是“向后看”,与“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割断历史的错误观点是极为荒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鉴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对历史学科的肯定。也是对教育史学科的肯定。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学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绝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长的历史,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各国推行义务教育,“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2]这说明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服务的。在19世纪末的美国,教育史又获益于这种理论,即“教师应该至少知道其本国学校制度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纳入师范院校的课程中。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书》,力图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4]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是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5]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教育史截然分开。举例来说,我国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空穴来风,它实际上与二干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着作,我们可以找出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线索。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再如,关于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洛克、赫尔巴特、斯宾塞答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参与这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其实,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完全可以从教育史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教育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国。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史能够直接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服务。在他们看来,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都通晓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会有2000多会员,遍及大中小学,其中近一半人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史学会的会员数大大多于比较教育学会。不少人专门致力于研究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

教育史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汀下了基础。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应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L.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着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在国际交流上做了 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开国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文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独立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图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不易的。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竟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已经迈入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独立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部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文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3]“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姜琦。西洋教育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赵祥麟。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2).

[3]John D.Pulliam,James Van Parte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

Prentice-Hall,Inc.1995.

[4]滕大春。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6).

[5]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