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主要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26 17:17:47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1
关键词 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0)11-0084-09
1 背景与目的
地质公园(Geopark)是以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构成的一种具有观光游览、度假休闲、保健疗养、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独特自然区域。建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遗迹、开展科普教育和发展地方经济。截至2008年,我国已经先后建立了138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20家为世界地质公园。随着地质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步展开了对地质公园的研究,其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
地质公园是一个系统工程,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尚未发现从旅游系统的角度统计分析、评述地质公园研究现状、问题及趋势的文章。本文通过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对地质公园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并评述我国地质公园的理论研究问题及趋势,以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综合的旅游目的地,牵涉面非常广泛,如果没有系统论思想,就难以对其实现有效的阐述和理解。本文认为,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地质公园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它是由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组成(图1)。
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主要是指到地质公园旅游的现实旅游者或者潜在旅游者构成的系统。根据旅游者的来源地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本地客源市场、国内客源市场和国际客源市场。旅游客源市场系统主要研究地质公园旅游者的行为,包括旅游动机、决策行为和空间行为,以及由于旅游者行为引起的客源市场结构和市场特点。
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是指地质公园有别于其他一般景区,对旅游者产生特殊吸引力的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总和。地质公园吸引旅游者的核心主要是地质地貌景观资源及用它打造的旅游产品――地质旅游线路和地质公园解说体系。具有特定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文化遗迹景观和节事活动等丰富内容的地质旅游线路和特色、个性化服务的地质博物馆、地质景观解说系统以及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是形成地质公园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
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是指为到地质公园旅游的旅游者提供交通、康乐、食宿、购物及信息服务等多种旅游需求的综合体,主要包括设施保障和信息服务保障两个子系统。该系统是使游客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保障,其主要功能是为旅游者提供连接客源地与地质公园旅游地的信息服务,在地质公园内为旅游者提供生活必需的设施,以及为旅游者提供游览、娱乐和购物设施及相应服务,这些功能同时也是增加地质公园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共同组成一个结构紧密、与旅游者直接联系的旅游系统,在其还形成一个与旅游者不直接联系,由政策、管理体制、地质遗迹研究与环境保护、人才培训、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因素组成的支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府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政策和管理)。此外,地质遗迹的研究和保护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2确定研究文献的范围
首先,本文以“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全部文献”项目,对2001～2008年文献进行检索、筛选,截至2008年11月8日,共获得地质公园研究文献314篇。
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我国地质公园研究现状和进展,本文搜集了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自2001～2008年出版的年会论文集,筛选出有关地质公园研究论文260篇。
另外,为了反映我国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地质公园的研究情况,本文分别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得相关论文53篇,其中,硕士论文50篇、博士论文3篇。最后,将上述3类文献合并,共得到有效文献627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2,3内容分析法与归类统计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627篇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各种材料、记录的内容、形式、含义以及重要性进行客观、系统和数量化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把用语言表示的非数量化资料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客观、系统和量化是其突出特点。
从旅游系统视角构建的地质公园系统模型不仅为地质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而且为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发展提供了归类框架。利用上述构建的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将获得的627篇文献按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归入各个子系统,然后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地质公园理论研究的全貌及各子系统理论研究的细节,统计结果如表1至表4。
3 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进展与述评
3,1地质公园研究概况
如表1所示,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建立以来,地质公园的研究得到了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文献持续迅速增长。但是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非常不平衡。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保障系统以及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特别是地质旅游产品的打造和旅游线路的设计)的研究非常薄弱,仅仅分别占总研究篇数的0.6%、1.7%和7.2%,而且2001～2008年,对这3个系统的研究文献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说明时至今日,对地质公园旅游市场系统、旅游吸引力系统和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绝大部分集中在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的地质公园旅游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且地质公园的旅游发展处于资源导向型发展模 式上。
3.2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研究进展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开发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资源一市场一产品3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目前我国对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的研究是地质公园研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仅仅有4篇文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白凯对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进行了基于地质科学含义的游客认知行为研究,提出了浅认知度国家地质公园的概念,并进行了解释。景艳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区旅游者的决策行为、时空行为和游客满意度。但是,这些开创性研究并没有真正从“地质旅游”的角度,识别出地质旅游者不同类型、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特征及其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特征,研究深度亟待加强。
3.3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的研究进展
3.3.1地质公园旅游线路设计研究
地质公园要想在诸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独树一帜,必须具有自身特色,不同于一般景区的地质旅游线路。本文所指的地质旅游线路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是指凡是具有特定的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其他自然遗迹景观、人文遗迹景观,并为旅游者展示、解说其地质成因或者地学背景的旅游形式,基本与地质旅游产品同义。共有14篇文献以比较重的份量涉及了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体个案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简单设计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这类研究是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研究的主体,占86%。如黄金火对大金湖世界地质公园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的研究即属此类。另一类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文献,但仅仅只有两篇。庄寿强首次对地质旅游和旅游地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地质旅游线路的三大类型,即弥漫型、插入型和连贯型地质旅游线路,首开地质旅游线路理论研究之先河。杨振之从旅游产品的角度,研究了地质公园的旅游产品转化问题。
3.3.2地质公园解说体系研究
(1)地质公园解说体系概述与综述研究。建立完备的科学解说体系,向游人主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是地质公园区别于一般景区的最大特色。然而,科学解说系统仍然是地质公园研究的薄弱环节。陶奎元等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规划的角度研究了解说系统的结构、建设内容和解说的方式。严国泰研究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科学性问题和实现途径。
(2)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地质公园博物馆是向游客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重要阵地,也是地质公园区别于其他一般景区的重要标志。目前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文献中,理论性和系统性强,能够切实指导地质公园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14篇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地质博物馆建设与地质公园建设关系的,另一类是关于地质公园博物馆设计的。例如,曹颖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王屋山一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陈列艺术设计为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地质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的方法和理念。
(3)地质景观解说研究。地质景观(景点)解说体系是科学解释地质景点形成机理、普及科学知识的良好途径,也是地质公园存在的标志,但仅有两篇文献专文论及,其余大多散落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概述的研究文献中。庄寿强研究了地质公园中标牌的类型及其表述的内容,认为应该根据旅游者身份的不同,建设专为地质人员设立的地质遗迹点标牌和为普通游客设立的地质景点标牌。由于地质公园地质景点形成机理对普通旅游者来说太过深奥,除了上述物质性的标牌解说之外,还需配备专职的地质导游人员解说,这也是地质公园的核心吸引力和标志之一,然而专门研究地质导游人员如何解说的文献还没有见到。
(4)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研究。对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只有3篇文献专文论及。胡光晓探讨了地质公园景区路标与环保卫生桶的结合机理与路标的设计思路。主要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缺乏理论总结性的文献。
3.4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进展
3.4.1地质公园交通、食宿、康乐、购物设施与服务体系研究
由于大多数地质公园是在原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基础上建设的,这些景区原有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食宿、康乐、购物等设施已经比较完备,因此,专文研究地质公园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以及服务的文献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只有王聪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探讨了构建满城地质公园旅游交通网的问题。如何结合地质旅游资源特色和主题形象,将地质公园的元素有机整合入现有的设施和服务中,体现地质公园特色,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3.4.2地质公园信息保障体系研究
连接旅游者和地质公园桥梁的旅游信息通道的研究也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的盲区,尚未看到专门研究地质公园如何为旅游者提供地质旅游服务(如地质旅行社服务研究)和信息服务的文献。研究地质公园信息保障系统的文献全部集中在地质公园的市场营销方面,但也仅有10篇文章,仅占总数的1.6%。例如,白凯以翠华山地质公园为例,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地质公园的市场拓展战略。
3.5地质公园旅游支撑系统的研究进展
3.5.1地质公园管理研究
(1)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管理手段研究。我国已建的138家国家地质公园中,很大部分同时还是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他们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由于各自为政造成的“扯皮打架”现象突出。因此,地质公园管理体制的研究理应成为研究重点,目前有7篇文献涉及了对地质公园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卢志明建议借鉴九寨沟、黄龙风景区的管理经验,推行“多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方法。彭永祥以陕西省的地质公园为例,提出了由决策型协调、管理型协调、技术型协调3个层次构成的地质公园保护利用协调的理论模式。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游客监测、资源管理的基础和科学管理的手段。目前,GIS技术在地质公园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已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如李富兵等8名硕士在其毕业论文中以具体地质公园为例,探讨了地质公园旅游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实现问题。这些大都是GIS在地质公园中的应用与实践,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总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缺少法律依据是地质公园依法管理的最大缺陷,也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最薄弱环节之一。华国红等从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问题,王爱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完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设想。
(2)地质公园管理策略的研究。分析地质公园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公园的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主体。如陈安泽等对中国地质公园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是典型的代表。
3.5.2地质公园人力资源研究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公园管理人才、环境保护人才、产品开发营销人才、基础地质研究人才以及地质导游人才。目前只有5篇文献专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如郭婧对地质公园导游人员的培训与管理进行了探讨。当前,由于地质公园各类管理人才缺乏,已经造成了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的诸多问题,需要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指导。
3.5.3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基础,也是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前提。目前有183篇文献对此开展了研究,是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质遗迹特征与综合评价研究,有145篇,占该部分的80%,绝大部分研究是以具体个案为例,描述地质公园内不同地质遗迹的结构与特征,或者从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多是定性描述。如王同文等对泰山的地学价值、自然与文化价值等的研究。另一类是对地质遗迹或景观成因评价,数量较少,有38篇文献,如孙洪艳等对内蒙古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青山花岗岩臼的特征及成因的研究。
3.5.4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
地质公园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对地质遗迹及其依存环境的保护,保护的基础工作就是对地质遗迹类别、登录等进行研究。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非常薄弱,只有1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表4)。陶奎元等对地质遗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为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和登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分类不统一,各有侧重,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诸多不便,今后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案。
分析地质遗迹保护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遗迹的保护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遗迹保护研究的主体,共有64篇文献,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83%(表4)。这些研究尽管提出的地质遗迹保护策略或者保护思路比较全面,但研究大多是面面俱到,深度和理论总结归纳不够,亟须加强。
3.5.5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诞生以来,对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规划研究一直是地质公园研究的热点,共有233篇文献,占总体研究文献的37%。其中,对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的研究有195篇文献,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性较强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只有38篇文献。
(1)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的研究。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地质旅游资源概念与分类的研究。对于地质旅游资源的定义与分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陈安泽等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工作。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概念的定义和分类还比较混乱,仍需要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此开展深入的探讨。②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模式的研究。如李晓琴等通过对比生态旅游与地质科普旅游的相同点,认为生态旅游是地质公园旅游的战略选择,并从功能分区、产品设计、解说系统等6方面提出了地质公园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③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规划理论的研究。后立胜、钱小梅等分别从地质公园的旅游功能、地质遗迹类型和保护利用程度等角度,对地质公园进行了分类。李同德、郭建强等分别对地质公园规划的性质、调查方法、选址、功能区划等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献是指导目前如火如荼的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宝贵财富。
(2)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的研究。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是研究主体,占该部分研究的84%,大多数以具体的地质公园为研究个案,在分析地质旅游资源的特点或者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的开发方案或者建议。这部分研究大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具体的地质公园开发也有借鉴意义,理论深度尚待加强。
4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问题
由上可知,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的理论研究非常不平衡,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上,而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服务保障系统的研究极其薄弱,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其基础理论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建设的实践。结合当前国家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遇到的突出问题,以下几个方面迫切需要得到加强研究:
4.1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研究问题
设立地质公园,必然要面对3个问题,即地质公园为谁服务?服务对象希望得到什么?如何使服务对象得到所求?这3个问题无一不指向服务对象――公众。因此,公众的主体性参与及其受益问题应该是地质公园建设的重要目标。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地质公园往往是只见山不见人,缺少人本意识和人文关怀,成了“专业研究者的地质公园”。突出表现在对游客的公众心理与行为研究把握不够,如游客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参与模式、认知模式等。常常把旅游者看成是纯理性人、科学人、地质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剔除了地质公园参与者作为轻松愉快的旅游者的角色定位。地质公园既然是“公园”,必然要面向公众。因此,地质公园旅游服务对象有哪些,不同旅游服务对象需求特征、认知模式和行为规律到底如何,它与其他景区游客的需求异同点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
4.2地质景点与地质旅游线路研究问题
地质旅游景点是地质公园开展旅游的最小单位。地质景点与地质公园内的地质点是不一样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看地质点是否对大多数普通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如果有吸引力,这样的地质点才是地质景点,否则就仅仅是地质点,而很难成为吸引普通旅游者参观的地质景点。然而,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普遍存在着地质景点与地质点不分的现象,往往在地质点旁边插上一个解说牌,就算是开展地质旅游了,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的“三无”现象,即地质公园内大多数甚至全部的已有旅游景点基本上与地质无关、大多数甚至全部所建的地质点基本上与旅游无关以及导游基本上对地质景点成因一无所知。目前在学术界,对地质旅游景点建立条件、组合规律、命名原则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在地质旅游线路研究方面,尽管目前有14篇文献,但是86%的文献都是浅尝辄止,仅在简单分析某个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简单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提出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缺乏深入、系统的市场调查与分类。由于对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认知模式、参与特点、行为规律等把握不准,设计出来的地质旅游线路可操作性和指导性较差,基本上与原有的景区线路没有多大的差别,游客过去怎么游,现在还是怎么游,真正的“地质旅游”并没有开展起来。
因此,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地质景点建立标 准、地质旅游线路组合规律,以及如何针对不同游客需求与传统旅游线路整合等研究,是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这部分的研究需要旅游学者、地质学者等多学科研究者通力合作,融入创造性的思维才可顺利进行。
4.3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研究问题
地质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过于专业化是目前被人们最为诟病的焦点之一。突出表现为地质景点标牌解说、地质公园博物馆布展解说等为一大堆令人生涩难懂的地质专业术语,而地质导游人员对地质景点的解说却与地质内容无关,仍旧是以往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与地质公园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的建设目标难以一致。目前地质公园解说方面仅有的几篇文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对解说受众的深入研究。因此,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的先进经验,加强对地质公园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方式与解说效果等基本理论研究,理应成为目前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焦点之一。
4.4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问题
尽管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但是从对地质公园旅游的科研支持与服务来看,目前地质遗迹的调查与评价研究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对地质公园整体价值与主要地质遗迹独特价值的“深度”研究不够,与全国或者全球范围内同类地质公园或者地质遗迹价值的对比研究更显不足。这就造成地质公园的标识与导游过程中忽视价值性的表达,旅游者在地质公园的感觉常常是云里雾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地质公园的设立好像成了纯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或者形象工程,而无法认识珍贵的地质遗迹的真正价值。(2)对构成地质旅游基本单元的、单体地质遗迹景点的成因研究薄弱,仅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13%,这就使得地质公园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价值大大降低。(3)能够整合各种资料,对地质公园区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等景观的地学背景、地质遗迹或景观的成景过程“深度”研究不够。
地质公园是科学公园,如果缺乏对地质遗迹的地质背景、成景过程与地质公园区域各种景观地学背景的整合研究,缺乏地质遗迹独特价值深入研究,开展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就成了无源之水,直接影响着地质公园存在的价值。显然,上述研究至关重要,是地质公园最为迫切需要加强的基础研究领域。
4.5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问题
地质遗迹保护是设立地质公园的首要目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除了上述提到的地质遗迹分类研究、保护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外,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研究也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照搬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圈保护模式,而忽视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主要是以点、线、面交互存在的实际,保护流于形式;二是地质公园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如城市规划、土地规划、旅游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衔接性与整合性差。其结果自然是地质公园边界与其他规划边界模糊不清,加之规划面积不当,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与潜在的矿产、水等资源的开发矛盾重重,使地质遗迹保护规划难以得到切实执行。因此,如何设计具有地质公园特色的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如何整合与其他规划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亟须学术界深入研究。
4.6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问题
近些年,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问题已经成为旅游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旅游景区的体制创新在政府层面、业界和学术界都备受关注,各方面都为此积极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仍然是制约国家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
实际上,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大部分面积巨大,如内蒙古克什克腾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为1750平方公里,占整个克什克腾旗总面积的8%,是一个集第四纪冰川遗迹、花岗岩地貌、火山遗迹、温泉资源、沙漠、草原、河流及湖泊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其中包含了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5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部级风景名胜区、2个部级文物保护单位等,是一个典型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地质公园。因此,国家地质公园的利益相关者非常复杂,不仅包括上述不同的资源主管部门及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而且包括旅游者(大众旅游者、地质旅游者、生态旅游者)、旅游业(旅游经营商、交通经营者、饭店、旅游零售商等)、当地社区(直接旅游就业者、非直接旅游就业者、当地企业人员)、压力集团(环境、野生动物等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诉求不同,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家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不仅要考虑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要考虑社区、旅游者、非政府组织、旅游业等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只有所有的地质公园旅游利益者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地质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然而,目前大多数国家地质公园还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缺位,其间关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约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界定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利益相关者类别、地位及其利益诉求,如何研究在国家地质公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个多目标、多受益主体的和谐共生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是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显然上述内容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深入研究,为国家地质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提供实践的指导。
5 研究结论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2
关键词：培养质量；原则；方法
一、硕士培养质量现状分析
研究生教育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自高校扩招以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平均每年近30%的速度递增，到2006年我国在校研究生总数已经突破100万，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
研究生的扩招使在校研究生人数增多，相应的一些问题也随之逐渐显出。在招生人数急剧扩增的同时，研究生培养所需的软硬件并没有与之成比例的协调增长，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教学资源相对缺乏、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局面。
长期以来，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限制以及博士研究生数量少的缘故，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为高等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人才，以学术性为主，其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主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公司等成为吸纳研究生就业的另一支主力军。就业岗位的多元化要求与培养目标的单一性产生了矛盾。
二、提高培养质量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正推动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社会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供需双方的矛盾冲突促使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价值追求亟待由单一的学术性转向多元化。在规模招生下如何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问题。
（一）研究生扩招对培养质量的影响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是我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新时期对高层次人才需求量不断增长的需要。然而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增多的同时，研究生培养质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导师少、学生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教师、教室、实验室等教学资源不足；导师科研经费不足。上述问题的出现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重新建构，极易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降低，与国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高期望值背道而驰，也违背了我国科教兴国的整体战略。
（二）新形势下高科技农业的发展的新要求
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总量大都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多。1983年4月，世界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从2001年起，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产不足需，与此同时我国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将产生6.4亿吨粮食总产需求。我国的农业要大规模的发展，必须走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对农业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对的是农科研究生生源数量不足，尤其是优秀生源相对缺乏，培养规模偏小，培养效益不高。高层次农业人才的数量和规模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
农科院校要充分意识到这种转变，更新培养观念，加快农科研究生教育改革，增强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吸引力，吸引优质生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具体的培养工作中，要贯彻以下原则。
1、人本主义管理原则。人本主义，即以人为主的思维立场，是一种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生存发展，以人作为行为主体和判断依据的理念。人本主义管理思想是一种以人为主的管理方式，重视人的存在与发展，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把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管理的核心点。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曾阐述过“以人为本”的内涵：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一个人文过程，是一个以人――教师和学生为中心的过程；不但在学术上要发挥专家、教授的积极作用，在管理上也要发挥专家、教授的积极作用，要确立教师在办学治校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培养人才作为高校教育教学的中心，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转变教育管理思想，尊重教师和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教师在高等院校教育的主导地位，变行政治校为学术治校，改变高校教育行政化的局面。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教师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应对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市场需求。
2、保障质量原则。研究生培养质量应该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经过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所提供的智力服务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其提供服务的社会需求程度越高，满意程度越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越高。要转变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制，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秉承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理念。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应当是为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服务，使学生的全面发展达到人性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研究生培养单位应该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多样化的就业形式需求，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不但要符合国家对研究生的学位要求标准，还要满足社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和研究生个体成才的自我实现需求。
3、严格管理原则。研究生培养是一个事关到课程教学、实践教育、学位论文、培养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在实际教育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使研究生教育活动尽可能地少发生偏差，致力于学生德、智、体等诸多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对研究生教育过程各环节的目标、标准和措施的确定，实质性地改进培养的过程，使质量管理活动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实施。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效、严格的管理是必要的保障。要将毕业论文这一最后总的质量评判量转化为培养过程中的不同培养阶段所要达到的分阶段指标。过程控制要达到从事后的检验、考核转移到控制事前的各质量环节，把质量管理的工作纳入前一个环节是为后一个环节服务的轨道上来。将管理结果变为管理中的过程因素，强调每个环节都要符合预定的目标和质量标准，把不符合标准的因素消除在形成过程之中。
三、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
研究生是高级专门人才的后备力量，其政治思想、业务水平、治学作风及创新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培养方法，严格的培养程序，与时俱进的培养观，扎扎实实的培养工作是培养顺应时展需要、德才兼备、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农业人才的关键。
（一）确立人本主义培养目标，设置稳定、集中的专业课程
确立研究生是教育主体的人本主义培养目标。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都是为了提高研究生的整体素质，适应时展的需要，适应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研究生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研究生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宽广胸怀，培养学生民族、社会责任感和振兴农业使命感的重要阶段。当代要培养学生具有和谐社会的人本精神，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根本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要把培养研究生成才放在首要地位，要明确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培养目标。稳定、集中的专业课是保证硕士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门知识的关键。研究生课程应该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覆盖面广，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才能有利于研究生基础理论的更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给农业注入了更多的科技因素，农业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形成了多个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因此要根据学术发展的情况，及时修订培养方案，更新课程及课程内容，对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开设一些新的前沿方面的课程，介绍最新农业成果，不能闭门造车。坚实的基础知识是创造能力的基础。
（二）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加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改变以知识为本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全面、健康发展。《论语》早就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育“文、行、忠、信”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
在实际教学中宜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达到“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己”的教学效果，能打开学生的思路，举一反三，让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去理解问题、解决难题、增长才干。要有意识地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鼓励研究生深入思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分析、判断、归纳、整理的能力，要整合学生的各种基本能力，培养创新思维的创造力。
重视学习方法的传授，“授人以网”而不是“授人以鱼”，鼓励研究生自学。增加研究生班讨论、研究生专题讲座的学时数。明确研究生班讨论的内容，选择本学科的前沿问题。讨论之前培养研究生阅读的能力，通过阅读文献使研究生掌握同类课题研究的国内为动态、不同学者的研究特点，使学生能通过课题讨论理清思路，触类旁通，发现新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发散思维能力。
（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是教师。高水平的导师是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创新能力研究生的关键。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经常和研究生交流，从课程学习、文献查阅、选题、开题、论文写作到答辩，导师的作用贯彻始终。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启发式的教育方法都需要导师来贯彻、执行。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可以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科学的创新精神。导师扎实的理论知识、稳定的研究方向可以帮助研究生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活跃的学术思想、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可以培养研究生从事科研实践的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讨论，使研究生新的思想在反复讨论中趋于成熟，促进研究生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健康成长。重视导师队伍的建设，引入能上能下的导师竞争机制，鼓励导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提高导师素质，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学术水平高、学术梯队合理的导师队伍。
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研究生扩招、农业院校优质生源少的大背景下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需要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入手，需要不同阶段工作的衔接与协调，需要院校探求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中的规律，发挥学院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健全研究生培养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将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入课程教学，从而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李保仁.以提高质量为主线开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新局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2).
2、宋敏.构建高等教育服务理念[J].江苏高教,2006(2).
＊本文为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项目名称：农林院校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项目编号：B07-02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3
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各类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从而影响了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进一步完善现有指标系统，是科学评价，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体系体现共性的多，个性的少，整齐划缺乏针对性
我国目前所开展的研究生教育评价中，由于评价目的过多地强调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统一集中管理,忽视了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指标体系上体现出重视共性、忽视个性的趋势，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针对性不强。有些评价指标体系中虽然按照不同学科进行了分类评价，但没有考虑学校所处的层次和类型的不同,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有的属于研究型大学,有的属于教学型大学，有的处于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处于内陆、西部地区，因此其发展的条件和资源必然会有所不同,例如国家重点学科数、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数、有博士学位的导师所占比例、总经费等指标受学校层次和学校所在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如果统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出客观的办学水平，并且还会对他们今后的办学方向产生误导,使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出现趋同现象。
(二）指标体系过于繁琐，有些指标不明确，未能真正抓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本质属性
从目前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评价要素十分纷繁复杂，多达几十个，就二级指标来看少的也接近二十几个。例如，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院评价中，指标要素就多达33个，二级指标要素也有16个；在全国一级学科选优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就多达20个。而这些指标中，有的并不能直接反映所要评价的问题，或者往往是实际上并不重要、甚至是无关的因素；例如1995年对全国普通高校33所研究生院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研究生院机构建设”下设的二级指标“办公自动化的水平”用两个指标要素：计算机台数以及3000元以上其他设备数来评价，这与要评价的对象关系并非直接相关的，也不必然反映办公自动化水平的高低。如用日常管理多大程度使用计算机管理来评价办公自动化水平则较为合适。
此外，在《我国理工类研究生院评估指标体系》中,对研究生院管理水平这一指标的提出就不明确。另外，武书连小组关于人才培养的一级指标下所列出的关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指标仅有三项，即博士生培养、博士生创新环境和硕士生培养等，这些指标都不明确且很笼统。另外，在有关社会声誉评价的指标中，由于参与评价者对被评对象的熟悉程度及评价标准的不明确，评价的主观性很大。
(三）对效益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虽然近年来已经逐渐开始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重视效益指标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重视的程度还不够。反映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对质量的评价更多的使用规模指标来反映，例如1995年一级学科选优评价指标体系中，把博士点数、硕士点数、部级奖项数、省、部级奖项数、国内重要期刊总数、国外三大检索收录论文数等反映规模数量的指标作为评价的重点，而对效益指标的反映仅博士生在校期间人均数一项；同样，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博士、硕士学位点基本条件合格评价等其他类型的评价中。它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资源、科研经费投入、生源、师资等水平受到国家投资政策以及地区教育投人不同等条件的影响而存在的较大差异，如果以绝对规模总数的指标去衡量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及发展水平和办学效益，其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削弱，不利于鼓励和引导有关学校和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四）条件指标、过程指标与成果指标的关系处理不合理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高等教育活动是一个由条件输入、过程、成果输出三个主要环节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也是这样一个包括输人、过程、输出工作流程的系统。那么，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评价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也由这三种指标，即条件指标、过程指标和成果指标组成。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于这三类指标都有反映，但总的来说，较重视对条件指标的反映，而对过程指标，尤其是成果指标的反映较少，容易造成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诊断和控制仅从条件、资源输入方面进行改善，而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过程指标以及对反映研究生教育最终成果的质量的成果指标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就不会真正发现研究生教育质量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有效地采取措施进行改善。
(五）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定霣指标与定性指标失衡
从已经开展的各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来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呈现出重客观性评价、轻主观性评价，重定量评价，轻定性评价的特点。从199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院的评价指标体系[1]可以看出，由3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22个与级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生源状况及在校生规模、效益，重点学科点及学位授权点，科研经费等具有客观性，属于定量的-级指标就有12个，占整个一级指标的75%，客观评价指标所占权重为70%，在三级指标中表现更为明显，22个三级指标中有21个是定量指标。此外，在一级学科选优评价指标体系中，也存在这种倾向。m20项末级指标体系中，有博士点数、硕士点数、部级重点学科数、部级重点实验室数等15个二级指标属于定量指标，占整个末级指标的75%。而相反，在国外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主观性指标，如学位授予单位或学位点的声誉这一类的主观性指标却比较少，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中，是相当重视客观评价、重视定量评价，而忽视主观性评价，定性评价的。
二、改进和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若干建议
正如前所述，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成功进行教育评价的基础，是评价活动的重要依据，它决定着评价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因此，要改进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工作，真正发挥其功能，保障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提高，从而促进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在保持某种统一性基础上，分层次、分学科、分类别制定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其可比性
个性化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创新性成果和创新人才产生的重要保证。因此，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要避免用大一统的指标体系来统一评价不同类型的学校或学科的质量，应充分考虑其发展的特色，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体现统一性与特色性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既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也能维护和鼓励学校或者学科发展特色，提高质量。
首先，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大学本科教育基础上的高度专门化的专业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必然有所不同。例如，在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条件评价上，自然科学对科研条件，包括科研仪器、设备、科研经费等的依赖要比社会科学强。因此，在办学资源评价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标准必然不一致。另外，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上，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具有更强的滞后性，也更隐性，对其评价标准也应不一致。此外，在科研队伍的要求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是有差别的，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科研队伍要求来统一评价。
其次，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综合性大学与单科性大学、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教育部直属大学与地方大学在发展研究生教育上政府投人的起点及支持力度不同，各自发展的方向、服务对象不同，不能用同一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既不科学，也容易使各大学之间的发展趋同，而忽略了不同类型大学的个性与办学特色。
其三，我国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也不平衡。东部地区大学在办学资源、外部环境等方面普遍优于西部地区大学，且各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也不平衡，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需求也不相同。为了科学客观地评价不同地区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同时促进研究生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服务，也不适宜在全国范围内用统一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不同地区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
然而，研究生教育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其质量标准在宏观上具有统一性。因此，在制定研究生教育指标体系时，要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在一级指标体系这样原则性指标的设计上要体现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的共同要求，从而具有某种统一性，而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学校来说，研究生教育评价微观指标设计方面应该有针对性，表现在：能体现学科特性的指标权重应该随着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同的末位指标也应该随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研究生教育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由于研究生教育评价主体的不同，其所分别代表的利益关系人关注的焦点也不同，因此，对于不同的评价主体开展的评价活动，也不能用一套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
(二）抓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本质特征制定明确且简单易行的指标体系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就是要把抽象的、复杂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细化为具体的、可以观测到的一组指标。由于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复杂而综合的概念，如果把其分解得过细，指标体系过于烦琐、复杂，从而带来实际评价活动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方面的大量投人，不仅信息收集方面会有困难，而且评价程序也会十分烦琐，也无法得到科学的评价结果，从而使得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效率和效益低下。因此，必须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法、模糊数学以及灰色系统等相关理论去确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子，筛选出关键指标，剔除无关或相关性不大且不易收集的指标，形成科学简单易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是通过输入、过程、输出成果等一系列的状态量和过程量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就应从输人、过程、输出成果这几方面来综合考虑。我们可以把研究生教育质量分解成资源质量、过程质量以及成果质量。资源质量主要包括投人研究生教育中的资源，它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两部分。具体来说，物质资源包括进行研究生教育必需的硬件设施，例如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现代化教学设施和手段等等；人力资源质量主要是指师资、管理人员以及学生生源质量以及同行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资源。过程质量主要是指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质量形成过程中各关键因素上的质量，如课程的质量、教学的质量、科学研究的质量、论文的质量、管理的质量。成果质量主要体现在毕业研究生的质量、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质量上。由此可知，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必须全面，能体现出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但又不能过于庞杂，必须抓住反映研究生教育质量最本质、最主要的指标，且必须是可测量和观测到的明确而具体的指标。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就是由这样一系列层次分明，彼此独立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简单易测的指标有机结合而成的指标系统。
(三）处理好规模指标与效益指标，条件指标与过程指标、成果指标，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之间的关系
一个合理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应该处理好规模指标与效益指标，条件指标与过程指标、成果指标，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之间的关系。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不仅要重视规模指标，更应重视效益指标。只评价规模而不考虑效益，无法客观地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例如两个博士学位点师资水平、科研经费水平都不相同，就不能够单纯以培养人才和产出成果的绝对数量来评价该博士学位点质量的高低，这种以规模来评价质量的方法既不科学，而且还会给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带来误导，从而不能真正促进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在设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重视效益指标，例如把研究生培养规模总数、科研成果总数、科研经费总数以及课题总数等反映规模的指标用人均数这样的效益指标来代替，更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真实水平，同时能够有效地促进培养单位树立效益观念，更好地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效益。
此外，研究生教育质量不仅依赖于物质资源与办学条件，而且依赖于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以及出口的控制。因此，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条件指标、过程指标以及成果指标三者的综合。条件指标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形成提供入口保障；过程指标体现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形成的过程质量，而成果指标则是研究生教育产出质量最重要的评价依据。只强调条件指标而不重视过程指标就无法有效监督与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形成性教育质量评价对提高质量最有效；而忽略成果指标就会使得研究生教育只重视投人而不重视产出。因此，任何一种指标都不能忽略，这样才能够全面反映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只不过由于评价主体的不同，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关注的重点也不同。政府是研究生教育投资的主渠道，政府主体更强调加强条件控制与保障，优化政府资源的配置，控制研究生教育的最低质量；以高校为评价主体的高校自我评价则应强调过程指标,因为高校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生产者，直接控制研究生教育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对过程指标进行评价是高校评价的责任，也是其优势所在；而社会是研究生教育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对研究生教育产品的质量最具有发言权，因此，社会评价应更强调研究生产出的成果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即更加重视对研究生教育产品质量的评价。总而言之，一个完善的指标体系应该是条件指标、过程指标以及成果指标三者的有机结合，只不过不同的评价主体对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与信息收集有各自的优势，应该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来选择不同的评价主体，制定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
另外，制定完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还必须重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结合。由于教育评价建立在教育测量基础之上，定量的评价方法被视为科学、客观的方法而受到极大关注。这种“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2]的评价方法也受到了以古巴和林肯为代表的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倡导者的抨击和批评，这是因为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片面的追求定量分析往往会导致在教育评价中忽略那些难以定量分析的因素，从而无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也是如此。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他们并不能完全量化，例如毕业研究生的素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研究生师资的敬业精神以及关于研究成果创新程度等就不能完全用定量指标来进行评价，如果强行量化，则会割裂与僵化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本质。因此，我们在制定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要注意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有机结合，以便全面准确地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高低。
潘武玲，曹向飙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4
河南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58年，是全国建校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中药学学科设置于1959年，从1997年首次跨入河南省重点学科，至今已经连续建设五届。其中，从2004年以来，连续两次被评为河南省重中之重建设学科。2012年，学校进入全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序列，获批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提出了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而努力奋斗。2012年进入河南中医学院省级第八批重点学科建设，2013年中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点，2013年中药学专业成为我院首届--本录取专业。目前，河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学科已经打造成为河南一流中药教学、科研、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特色重点学科，整体进入国内同学科第一梯队。
学科研究方向建设以河南中医学院一级学科中药学特色学科河南省重点学科为依托，围绕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其所含涵盖的中药化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临床中药学5个主要二级学科的技术综合应用，长期固定以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及新药开发、中药资源评价与质量标准研究、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化研究、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中药药性理论及中药应用研究等5个研究方向，涉及中药种植、生产、加工炮制、化学成分、质量控制、中药药理和药性理论等中药关键领域。以上研究在中药学学科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各研究方向协调发展、共同促进，形成了整体实力突出，特色明显的中药综合学科。
1.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及新药开发研究方向
该方向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现代分析化学、植物化学、药理学、天然药物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手段，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研究中药复杂的化学成分，对中药活性成分尤其是水溶性成分进行研究，为开展中药的资源、种植、药效物质基础等研究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药开发和相关研究。学科在国内较早开展水溶性成分的研究，解决了中草药中水溶性成分的提取、浓缩、分离、检测等整套技术难题，研究水平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学科开展中药化学成分的可拆分可组合性研究，构建中药化学组分配伍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诠释了中药的药性理论和作用模式的现代科学内涵，为现代中药研制和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2.中药品种整理与药用植物资源研究方向
该研究方向主要包括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药用植物种植及田间管理研究，中药材产地加工与质量控制研究以及中药材质量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对河南道地药材冬凌草、连翅、山茱萸、柴胡、银杏、葛根、怀地黄、茜草等的种质资源及规范化种植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规范化种植标准操作规程（SOP)和药材质量评价标准。同时也为我省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与河南宛西制药、羚锐制药、顺势药业、济世药业、豫西药业等开展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课题研究及基地建设。建立河南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基因库，重点对怀地黄、怀山药，山茱萸等进行品种培育和改良，培育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药材新品种。针对河南道地大宗药材病虫害种类进行防止技术研究，初步建立其病虫害防治体系，制定相关的综合防治标准。制定和完善了冬凌草、山茱萸、柴胡、金银花、怀山药、裕丹参等药材的生产标准操作规程（SOP）。
3.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化研究发向
该研究方向主要对河南道地药材或主产药材的炮制工艺和质量标准进行深入系统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河南道地药材为主的加工炮制技术和饮片质量控制研究为主的特色和优势。在怀药、禹药以及斑整、山茱萸、猫爪草、卷柏、诘梗、雄黄等河南道地和主产药材的加工炮制研究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在国内首次建立了怀地黄、怀牛膝、怀山药等中药炮制工艺规程和饮片质量标准。服务于我省饮片加工企业，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培育示范加工企业。与我省企业等进行行业合作，申请药材饮片国家批准文号。河南道地大宗药材颗粒（饮片）炮制规范和“河南道地大宗药材颗粒（饮片）质量标准。
4.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方向
该研究方向从中药资源种类、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更新，研究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及中药现代化；基于中药材的栽培知识和技能及中药材质量分析评价，建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质量标准；从濒危中药的调查中寻找新的替代用品，建立新的药用资源和食品资源；利用现代技术开展物质合成机理以及中药新品种选育的研究。目前，按照“GAP”的要求，系统的对怀地黄、冬凌草、山茱萸、柴胡、金银花、怀山药、裕丹参的种质资源等进行了研究，制定和完善了怀地黄等药材的生产标准操作规程（SOP），指导并协助制药企业完成了山茱萸、怀地黄、怀山药、冬凌草等药材的GAP认证。
5.中药药性理论及中药应用研究方向
本方向针对中药的基本问题一药性理论、中药功效与应用，按照中医药的科学思维，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研究。目前主要开展了中药药性物质研究、中药抗焦虑研究。中药药性物质研究：提出“性效同源”新观点及通过中药功效物质认识药性物质的新思路，建立了“病证-药效-血清药化学”结合认识中药药性物质的系统方法。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中药归经研究。先后开展了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生姜、干姜、炮姜等药性物质研究。开展熟地黄、百合、知母、酸枣仁、五味子、丹参、黄连、石菖蒲等中药抗焦虑筛选及组方研究。中药新药创制及大品种二次开发，阐明药效作用，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完善内在质量，强化“可控”“稳定”，提高制剂工艺，改进剂型，适应当代社会需要。
在“十三五”期间，中药学科将坚持以人为本，以现代中药研发为主线，紧紧围绕国家医药科技发展的大健康总体战略需要，针对现代中药研发重大科技问题，以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为重点，以创新平台和能力建设为基础，组建创新团队，培养高层次的中药制药创新人才，搭建产学研紧密联合的现代中药研发平台。发挥研究的特色优势，针对河南省大品种中成药，阐明药效作用，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完善内在质量，强化“可控”“稳定”，提高制剂工艺，改进剂型，适应当代社会需要，阐明中药及其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解决现代中药研发的关键技术，研制一批安全有效的现代中药。使中药学科成为现代中药学开放性教学、科研基地和国内外交流的重要基地，成为中药制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基地，抢占国内外中药行业的某些技术制高点；实现向中药行业提供技术服务，促进中药行业实现技术升级，为推动中药现代化和提髙我国中药产业的竞争力作出贡献。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5
关键词 社会学 质性研究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101-07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 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1792-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1901-1984）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英]哈拉兰伯斯：《社会学基础》，孟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0-61页。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对立统一关系；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
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年起连续4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④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一般认为，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④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③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
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③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周旅军：《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反复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革命社会学派代表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中国传统文化处世为人讲究“将心比心”，传统思维方式重直觉、重感悟、重类比，这些都可以在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理解”原则中找到。也许直觉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将心比心”或可使复杂的逻辑推演简单化。社会学的中国化必须注重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统计社会学”应当让位于“质性社会学”。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6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4.结束语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7
论文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中指出：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而研究却指出，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评价指数中，增加的教育指标越多，教育指标划分越细，我国的排名也就越靠后。教育指标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指标，已经拖了我国发展的后腿[1]。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层级，能否实现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目标，已不只是一项学术性事务，其更多地上升为国家的政策。而对于我国而言，通过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藉以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关键。
一、 优质资源共享是促进研究生教育强国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
（一） 研究生教育强国的主要内涵
随着愈来愈多人达成对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共识，目前国内教育界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以及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所谓“基本”，主要是指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在20%以下。指出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比例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大学入学率、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高等教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贡献度等在内均是衡量高等教育强国的考量指标。但目前对于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内涵，仍缺乏比较专门、深入的探讨。
本文遵循系统分析的观点，基于“结构—功能”的视角，认为应从要素、数量、质量、关系等维度来认识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内涵。研究生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拥有一定数量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拥有较大规模的已毕业和在读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科技创新以及技术研发能力，同时，所培养出的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应能适应社会产业结构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经过十余年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我国在研究生培养规模上已跃居世界前列，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已成为我国解决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目标这一问题矛盾的主导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于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探讨，就是从致力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角度进行的。
（二） 影响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主要因素分析
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分析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入手，研究生教育有三个要素：研究生群体、导师群体和研究生的培养环境。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即“协同式创新”，也就是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培养环境三者的和谐发展。事实上，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也可归为三大方面：导师、学生和环境。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之处：
在导师方面，调查发现，我国能够跻身世界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凤毛麟角：在158个国际一级学科组织及其包含的1 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进入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3%，其中在一级学科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1名，在二级学科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占1%；产出高引用论文的教师极少；拥有世界200强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明显不足。实证分析发现，导师魅力、导师指导对研究生学术努力行为均有显著解释效应。高水平导师是培养高水平研究生的前提，导师的指导水平是架在名师和高水平研究生之间的关键桥梁。
在生源方面，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对于吸引国外优秀学生前来留学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总体生源情况不太理想，呈现出“一大二多三差”[注:见袁洁在《浅谈激励因素对高层次留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中的观点：“一大”主要表现为现阶段来华留学研究生年龄普遍偏大。“二多”指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留学生多，带陪读的多。“三差”包括：由于大部分高层次学生来华前从未接触过汉语，且年龄偏大，汉语接受和应用能力差；与中国学生相比，其专业水平低，基础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居多，做实验动手能力差。]的特点。另一方面，我国却有相当大比例的优秀学生被吸引前往欧美攻读研究生学位。2008年7月完成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2006年度全美共授予45 596名研究型博士，分析学位获得者的背景资料发现，“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中国紧追而上的还有，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163人，南京大学155人，南开大学147人，上海交通大学144人。而对研究生导师的调查也表明，60%的导师认为生源质量非但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
在环境方面，调查显示，我国高校绝大多数（占被调查总人数73％）博士生对当前的学术氛围是满意的，但仅57％的被调查硕士生对学术氛围的评价满意。这表明高校的学术氛围虽然总体不错，但依旧需要做出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学校应该尽可能为不同层次学生都创造出良好的学术环境。另有研究揭示，硕士生对研究生学习环境要素构成的评价，对学术报告和图书馆、实验室、资料室情况相对满意，但对学术氛围、专业学习风气等的不满意度大大增加[10]。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KLewin）指出，“人的行为是个体特征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关系或结果。”学术环境具有明显的“场”效应，对于浸入其中的研究生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上述调查显示，我国当前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学术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
（三） 优质资源共享促进研究生教育强国目标实现的作用机制
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师资队伍、生源水平、学术环境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均存在着一定的劣势。我国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在战略选择上必须“舍弃单打独斗，集中优势力量，实施整合作战”，必须重视并实现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
优质资源共享契合了研究生开放式培养的理念，而开放式培养已被理论与实践证明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条有效路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可以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三种。由于能量是消耗性的，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如果不能及时打破封闭状态，最终将因能量耗尽而走向消亡。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够通过与外界的资源、信息与能量物质的交换，保持系统的活力。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系统只有不断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实现研究生培养模式从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变，才能取得较高的教育质量。而从具体改革来看，无论是当前大力倡导的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还是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各类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通过优质资源共享藉以实现研究生的开放式培养均是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优质资源共享存在着不同地域范围的三个层面：一是国内高校之间的相互开放，实现高校优秀导师资源、优质课程资源、优良科研设备资源在不同研究生培养高校之间的共享。二是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社区）之间相互开放。高校与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具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和组织文化，各有所长，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取长补短。三是国内外高校及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开放，实现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这是研究生开放式培养的高级阶段，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举措。
二、 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现状、主要形式和运作模式
（一） 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现状
目前，国内对于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研究数量不多，已有的研究又相对集中于对共享途径的探讨，如遴选并推广研究生课程及精品教材共享研究新成果，鼓励境内外校际访学促进学科交叉，开放实验室、图书馆等实现科研资料共享，通过建立研究生公共教学资源网来搭建互动平台等。有研究通过对大学城研究生教育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指出研究生教育的资源共享可在“开放、合作、共建”三个层面上展开。从公开的文献看，目前尚未有直接针对研究生教育资源共享现状的描述，尽管这样，仍可通过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现状对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情况窥见一斑。对浙江高教园区高校实验室资源开放共享率的调查数据表明，高校实验室开放以及资源共享率较低。而对广州大学城教学科研资源共享现状的调查亦表明，目前广州大学城只是在饭堂、体育场馆这类公共服务范畴实现高校间共享和面向社会开放，在教育科研等核心领域，只处于资源共享的探索起步阶段。上述调查情况折射出，我国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现状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 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主要形式
要促进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首先需要探讨其多样化的形式。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可分为“开放、合作、共建”三种主要类型，而每一类型又包括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
1. 优质资源的开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开放。课程开放是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主要形式。可具体分为两种：各高校之间优质课程、特色课程和其他院校有需要的课程的开放；面向其他高校教师的开放，即将课程向外校开放，引入其他高校教师任教。二是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开放。根据统一的顶层设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提出可开放的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名称、内容、时间、时长，由有需要的学校和学生自行选择。三是图书资料的开放。研究生的学习主要体现为一种自主学习，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便利、充裕的图书资料是开展高效学习的保障。
2. 优质资源的合作。即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资源开放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合作事宜。这种合作突破了某一单项资源的限制，是资源的综合利用，是双方或多方的行为。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合作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人才培养的合作。各校利用自己的优质资源联合培养人才，可以通过访学、联合制订培养方案、互相开设课程、互相聘任教师、共同组织创新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二是科学研究的合作。通过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实现重大科研成果的突破，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培养高质量研究生的目标，同时通过科研成果的获得也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
3. 优质资源的共建。优质资源的共建是进一步打破某一研究生培养单位拥有资源的封闭思想，实行各培养（参与）单位之间共同建设资源，建设成果归共建学校（机构）共同拥有和使用。教学资源共建的范围很广，如共同建设课程与教材，共建公共课教学资源库、专业教学资源库、多媒体教学课件，共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共同申报建设学位点，与科研机构或企业共建大型实验室等。
上述三种优质资源共享类型实质是由低到高的三个逻辑层次。开放即研究生培养机构将自身资源提供给其他培养机构应用，此时是各自利用；合作即研究生培养机构利用各自的资源共同完成某些任务、项目，此时是共同应用；共建即研究生培养机构共同建设资源，此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实现资源共享的难度上来看，从开放到共建，其难度逐步加大，深度逐次递进。
（三） 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运作模式
1. 人力资源共享模式。人力资源是指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的人员。研究生教育可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实现人员的互聘。人力资源共享不只是发生在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机构、高校与大型科技型企业的人力资源共享对于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物质资源共享模式。物质资源是指用于研究生教育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资金的物化形式。具体包括信息资源共享、图书资料共享、实验室和试验基地共享等。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建设精品课程教材、推广示范性培养方案、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探索即为物质资源共享的重要形式。
3. 综合资源共享模式。优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高质量研究生的培养都不可或缺，只有二者达到资源的综合共享，研究生的培养才能取得最佳成效。在我国，综合资源共享模式已在大学城中得到实践，大学城不仅便利了开展研究生教育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共享，而且可以通过跨校选修课程、师资与导师互聘等方式，实现多所高校资源的优势互补。
4. 无形资源共享模式。无形资源是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如教育品牌、校风校训、办学传统与经验、学校荣誉、招生与就业渠道、校友网络等。目前，许多省市、高校利用教育部层面开展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品牌，积极开展了所在区域、单位的博士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等，这些都是无形资源共享的表现形式。
三、 优质资源共享引导下的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思考
通过各高校对研究生教育资源共享的改革探索，从有效共享优质资源出发，我们对如何通过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来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展开如下思考：
第一，以理念转变为先导，确立起优质资源共享的思想观念。优质资源的共享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没有共享的理念就不会产生共享的实践。确立起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科学理念，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树立起资源意识，认识到共享对于教育低投入与高产出的重大意义。二是确立优质资源共享的理念，一般资源只能解决“有无”问题，而优质资源的共享对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具有实质性意义。三是拓展对于优质资源来源范围的认识，共享不只是发生在高校之间，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和社区，由于各自不同的优势，且不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较容易形成稳定、可信任的联盟关系，而且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资源特性，更容易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
第二，以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为引导，拓展优质资源共享渠道。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引导优质资源的共享。鉴于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创新性教育，是一种主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创新目标的教育，因此，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焦点”在于解决好“通过参与课题进行学习”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充分利用外部（如科学院系统和企业系统）的优质科研资源，为研究生在参与课题中开展学习创造条件。二是要利用外部优质师资，实现对参与课题的有效指导。由于优质资源分散在不同的行业系统或部门，因此，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引导，借助外力来促进合作与共享目标的实现。
第三，以多样化的合作为载体，实现共享由形式走向实质。从合作对象、合作内容、合作时间、合作形式等各方面来看，研究生的优质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改革实践表明，对于既定的研究生群体而言，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关键在于优质师资和学科平台，因此研究生的优质资源共享应着眼于这两方面，资源共享才能走向实质。关于如何共享优质师资，聘请校外专家授课是一种有效方式。而在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当今，通过网络共享优质课程资源无疑也是共享优质师资的一条便捷渠道。据统计，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件计划，目前已公开课程1550门，而2006年全世界网上公开的大学课程已达四千余门[16]。其他如研究生的国内外访学、暑期学校、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等，既在师资，同时也在学科平台的共享上收到了对于研究生培养的显著成效。
第四，以品牌建设为旨归，扩大优质资源共享的效益和影响。建立起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品牌，不仅有利于维持合作共享的持续开展，同时也为探索新的共享形式提供了改革实践的基点。为此，应通过合作项目的内涵建设以及广泛的媒体宣传来开展资源共享的品牌建设。从目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实践效果来看，教育部组织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如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研究生访学基地建设等都已发展成较有影响力的资源共享品牌项目，其他如上海市的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和西安交通大学联合组织的“西部地区研究生精品课程大讲堂”，对于如何开展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共享进行了深度探索，并已达到了预期效果。
地质学主要研究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民族素质和人才的竞争.提高民族素质和培养人才关键靠教育,这就为当代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其根本目标就是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在当前推行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为国家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体育教育却被忽视了,成为高校教育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研究生的体育锻炼状况也不尽人意,部分高校研究生的处在无专门体育经费、无专门活动场所、无专人负责的三无状态.因此造成了研究生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研究生的部分身体素质指标低于普通本科生,特别是耐力素质、速度素质、柔韧素质等方面表现更为明显.这与当前党的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必须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山东省研究生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了解普通高校研究体育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全面细致地掌握研究生体育锻炼的方式和内容等,揭示研究生体育锻炼的规律,为高校开展研究生体育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1)体育教育专家、学者16名.(2)山东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山东省20所高校的研究生院(处)和部分体育教师.(3)山东省20所高校的研究生482名,其中男生280人,女生202人.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为本课题提供理论依据.2•2•2专家访谈法访谈了体育教育专家、学者16名及山东省20所高校的部分研究生管理人员和体育教师,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地交谈,就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方法等听取了他们的意见.2•2•3问卷调查法根据设计原则和研究需要设计问卷,对山东省20所高校研究生的体育锻炼状况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88份,回收率为97.6%.在回收问卷中,无效问卷6份,有效问卷482份,有效率98.75%.2•2•4数据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在SPSS10.0软件的支持下进行有关的数理统计.
3结果与分析
3•1研究生体育教育现状与分析
3•1•1研究生体育课的开设状况
体育课是对研究生进行体育教育最主要的形式.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评价的系统教育活动.研究生可以通过体育课获得体育保健知识、体育锻炼方法,掌握运动技能等,从而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目的,并能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体育活动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从对山东省20所高校的研究生院(处)和部分体育教师的调查发现,竟只有一所高校开设研究生体育课,占被调查学校的5%,而且也只是在一年级开设.这就意味着研究生无法系统地接受体育教育,体育教育成为研究生教育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3•1•2研究生体育活动的组织状况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进行体育教育的重要途径.从表1中可以看出,研究生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状况不容乐观,经常组织课外体育活动的学校只有一所,不组织的竟占40%.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学校的研究生管理归研究生院(处)和培养单位共同管理,培养单位在组织本单位本科生活动时,往往把研究生排除在外.而研究生院(处)的人员配备较少,无法组织研究生参加体育活动.因此研究生的体育教育处在研究生院(处)和培养单位的“两不管”状态.在此基础上,大部分研究生渴望参加体育锻炼,但实际上,研究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参加校体育活动和比赛的状况又不尽人意.
3•1•3研究生体育指导员的配备状况
体育指导员的指导有利于研究生正确的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科学地把握锻炼的时间、强度,避免运动损伤和过度疲劳,从而有效地改善研究生的体质状况.然而从表2中可以看出,研究生体育指导员的配备状况不尽人意,配有专职体育指导员的学校竟然没有,没有配有体育指导员的学校况占55%.虽然配有临时体育指导员的学校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临时指导员主要是指导运动队的训练，对其他研究生的体育活动则几乎没有指导.这说明研究生的体育锻炼处在自我盲目锻炼的状态.
3•2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与分析
3•2•1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和动机
目的和动机是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内在动力.在调查中发现,“增强体质”、“调节精神”、“闲暇娱乐”是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增强体质”在所有目的中处在第一位,分别占男生的43.61%和38.23%,这与研究生体质普遍较差有较大关系,研究生普遍认为参加体育锻炼是提高身体素质的有效手段.由于研究生的学习、科研任务重,压力大,再加上在职研究生人数增加,这部分研究生既要从事学业,又要照顾家庭,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因此,“调节精神”成为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第二大目的,分别占男生26.63%和女生的27.47%.由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灵活,余暇时间较多,如何安排余暇时间成为广大研究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余暇娱乐”又成为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又一重要目的.从性别差异来看,男女研究生锻炼的目的在“增强体质”、“调节精神”、“闲暇娱乐”这三大主要目的上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在“健美”、“交际需要”目的上,男女研究生各有自己的特点,女生多是未婚青年,比较注意身体的形态美,因此在“健美”目的上比男生多出10.15个百分点;而多数男研究生则把参加体育锻炼作为进行交往的一种手段来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3•2•2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状况
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直接影响体育锻炼的效果,对研究生体质的增强和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具有重要作用.由表4可以看出,研究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比较少的,仅占17.63%,大部分研究生很少参加锻炼或不参加锻炼.这固然有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原因,但场地、器材、指导人员的缺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3•2•3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与强度状况
大部分研究生的锻炼时间在30min以下,且选择强度较小的活动.选择中强度或者大强度的研究生则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场地、器材等影响,研究生特别是女生多采用跑步、散步、健身交谊舞等项目.但这些运动项目的强度小、运动时间相对较短,无法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目的.从性别差异上看,女生参加大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则远低于男生.
3.2.4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状况
不同性别的研究生选择“跑步、散步”作为锻炼项目的比例较高,这一结果反映出研究生的锻炼内容仍停留在最基本、最简单的层面上.原因在于这个项目受场地器材的限制较小,且活动量较小,活动的灵活性也较大,比较适合研究生.在项目上,则反映了一定的性别特征,男性选择项目的排序为羽毛球、健身交谊舞、篮排球、武术、游泳、自行车.从排序上看,女生选择“武术气功”、“篮排球”作业锻炼项目的比例低于男生,而在选择“健身交谊舞”作为锻炼项目上则明显高于判生.这反映了性别特征、爱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生选择“自行车”作为锻炼项目的比例较低.
3•2•5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形式状况
“个人单独活动”、“与同学一起活动”是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形式,这反映出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愿望较强,注重身体素质的提高,注重在锻炼中增强人际关系和促进情感交流,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比之下,选择“学校组织活动”的研究生人数比例较少,反映部分学校没有重视研究生体育锻炼的组织工作,使研究生体育锻炼缺乏组织领导.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单独活动的比例要高得多,这主要是由于研究生学科专业人数较少,年龄较大,与其他的研究生联系又少,学校组织的活动又少,因此,大部分研究生喜欢单独活动,而不象本科生那样喜欢搞小团体活动.影响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喜欢”、“无时间”只是个别研究生不愿锻炼的原因,并不是大部分研究生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真正的主要原因是“无场地”、“缺乏指导”.这反映出广大研究生乐意参加体育锻炼与学校无场地、缺乏计划组织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情况,改进我们的工作,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矛盾.
4结论
(1)研究生体育教育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大部分高校基本不开研究生体育课,研究生锻炼处在无专门场地、无专门经费、无专人负责的三无状态.
(2)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增强体质”、“调节精神”是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两大主要目的.这反映出广大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是积极的,认识是比较高的.
(3)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少、时间短、强度小.这是造成研究生体质较差的重要原因.
(4)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多选择“跑步散步”、“羽毛球”等项目.在一些项目的选择上,则反映出性别特征、爱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
(5)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较强;参加体育锻炼的形式主要是“个人单独活动”和“与同学一起活动”为主,很少研究生参加校内组织的活动.
(6)影响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方面是“缺乏指导、无场地”.
5建议
(1)研究生体育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是执行国家教育法规的需要,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研究生身心协调发展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转变观念,重视研究生体育教育工作,开设研究生体育课.根据学校的具体办学条件和研究生的生理、心理、兴趣、爱好等特征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提高研究生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并在组织机构、经费、教学计划上体现出对研究生体育工作的重视,促进研究生体育教育的发展.
(2)根据本单位情况,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究生体育锻炼指导队伍.在选项、活动时间、行动强度、活动形式、活动效果等方面,经常指导和规范,丰富研究生的体育知识,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方式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