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研究意义范文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1

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高科技、智能化、新媒体、信息化，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频繁、更多维地与世界哲学接轨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责难。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心态的变化……在促使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进一步走进实践和现实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挑战。不少学者积极应对挑战，力图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分析和解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以价值中立抹平其理论宗旨、以学理性取代其?F实性、以研究异质否定其理论基质、以微观分析消解其理论整体的研究倾向，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同时，也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范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其价值指向是现实批判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哲学在阶级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的，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之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为其指出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向和途径，因而它蕴含着强烈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3]等辩证关系的阐明，揭示了无产阶级与革命理论的相关性，凸显了哲学的阶级属性。在标志新哲学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4]499的比较，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为无产者和人民谋利益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强烈价值取向，彰显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当然，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时，必须承认它与政治、法律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有区别的：在对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依存上，其意识形态性有间接折射与直接反映之分；在与社会阶级利益的关系上，其意识形态性有价值取向上的隐晦淡漠与显见强化之别；在理论的学术性程度上，其意识形态性有表现形式的重理性思辨与重理想信念之异。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始终代表和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强调关注现实付诸实践；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研究方式之不同。前者把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理论的深邃思考相结合，后者则将关注度主要置于对现实政治政策的诠释解说。由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极易混淆，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错位：或因其意识形态性而抹杀其科学性；或因其科学性而否认其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它要求客观地和辩证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意识形态性中又包含着派别性。这种派别性与阶级性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哲学的派别性，是指它所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即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标准。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它的政治属性，即作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若仅将其派别性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其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这里的派别性仅仅限于表明，当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对之反映，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行事，要避免主观臆断、率性而为，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派别性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性，是认识的坦途而非歧路，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非简单的对错标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包含科学性，科学性中富有意识形态性，但是，两者各有所指，不能随意混淆。因此，决不能将认识论领域的问题与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等同，更不能在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与哲学的派别性之间划等号，进而将哲学的派别性等同于政治的阶级性，将它作为哲学中划分理论的阶级属性的标签随意乱贴。若如此，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客观理性立场，由具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理论，沦为打击政治对手或作为纯政治说教的工具。

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时，不是要让它远离政治、疏远意识形态，而是要让它客观地反映实践、回归现实的具体问题，提升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样，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意识形态时，不是要让它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应声器，而是希求它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必须上升到学理高度，即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高度上实现其价值。

二、现实与思想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与“思想力求成为现实”[4]13，是马克思对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本要求。

现实的清醒度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守理论的学术诉求。尽管马克思明确反对纯粹思辨的哲学，强调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而且强调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不可分割。但是，他并未否认作为汇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哲学是通过“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的，并在强调“哲学的世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又强调“世界的哲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5]因此，警惕与防止以通俗性贬低规范性、以有用性淡化价值性、以现实性否定学理性、以经验性代替超验性，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播与扩大思想影响力、阐释与建构思想体系的路径。否则，不但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浅薄化、流俗化，而且会降低其思想水准和理论声誉，消解其作为真理的辐射力、穿透力。

思想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对其的研究应实现思想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通过强调自己的理论，只是提供研究的“某些方便”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526，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6]583，是“方法”而“不是教?x”[6]691，通过指出理论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限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4]506，明确强调其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途径，表明了其对于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因此，思想如果不关注和回应现实，它便没有活力并难以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将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逐渐疏远和相互隔绝，最终沦为马克思所蔑视和批判的书斋哲学或纯思辨理论。

当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尽管“面向中国现实”已经成为共识，但纯学院化的探求路径，以及迷恋文本、将经典著作绝对化的做法，又将现实消弥于纯思辨中，从而程度不同地割裂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在领悟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联系中，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言的现实――“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表征，内涵了总体性的理论把握和理想性价值诉求”――并无二致，而“‘现实’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思想’”[7]。因此，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需要更多地将研究的关注点对准那个富含理论涵盖力和实践活力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在探求和摸索学术研究达致现实生活的路径中，实现从“面向思想”向“面向现实”的转换。

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需要理论在把准现实问题的命脉中，展示其深刻独到性并回答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应的意识形态面貌出现时，致力于现实与思想的统一，将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

反思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封闭、独断、教条、僵化的倾向，致力于研究的开放、多样、个性并形成新的研究趋势，是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研究中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它对维护、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声誉和研究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新的研究趋势走向极端，并在“平权解读”的吁求中形成千人千面的解读模式和理解结论时，这种致思路径和研究方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质疑，进而导致根本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从而削弱、消解其理论基质的后果和危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质，我们可以从研究旨趣、研究层面、存在形式三个层面来理解。

就研究旨趣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研究对象来看，其理论宗旨是基于并最终归结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研究方法来看，它强调只有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本质及其解放路径。通过强调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方法对于研究结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其哲学内蕴的价值旨归的所指与所能。

就研究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肯定其研究有着学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的区别，即肯定无论哪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着学理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究竞以何为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方法、价值取向？这是两个层面的研究中都无法回避也绕不开的问题。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的学理性是以承认和肯定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前提的。因此，以研究的学理性为由，以貌似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所谓“中性”立场，或者以看似客观纯粹的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去回避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将淡化、抹杀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基质。

就存在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异质与同质的矛盾复合体。从整体看，它以复数形式展现了研究形态的异质性、多样性；从局部看，其具体研究又因其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8]，并在各自有别的异质中体现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作为事物的基质，舍弃了事物表面的杂多而具有抽象性，它作为思维抽象的产物是事物“何以为此”的内在根据。因此，如果说研究的异质性有助于避免各种研究落入空洞思辨的陷阱，那么研究的同质性则因它作为思维的具体，它本身是思维抽象的产物和对研究对象同质的揭示，而有助于避免异质研究陷入自说自话、莫衷一是的困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需要明晰和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与研究方式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首先，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生机，必须认真吸取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理论导向的一元性否定和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个性化、异质性、多样性研究的教训，在开放性的研究环境中展开其研究。同时，应警惕和防止以所谓个性化、异质性的研究为由，完全否认理论导向的引领价值，避免沦入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危险。此外，还应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引领视为乃至等同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反思批判、人文意识、理想超越的特性，丧失吸引力并导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

其次，我们应正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或避免政治的“干扰”和“打搅”。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哪怕是最远离生活的纯学术研究，都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而根本难以彻底逃离政治的“侵扰”。事实上，现实政治对哲学的深刻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哲学没能彻底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洁身自好”的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研究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社会现实，其结论仍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从而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包括现实政治生活）彻底划清界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也非“楚河汉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只有以理论引导的一元性代替研究异质的多元性，并将这种一元性绝对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承认这一点无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之基，具有为党纲和国法所确定的特性，它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W这一“先天”政治印记，表明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所具有的鲜明政治性。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坚持理论基质即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坚持本身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承认这一联系，不表明只有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能回归其学术本性。如若看不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将在迷失其理论原则中，逐步失去其作为意识形态之理论引领的话语权力。

四、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

宏观整体性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对此，马克思通过维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9]，表明了自己对宏观整体性原则的肯定。基于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要素结构与其变迁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所体现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破解了“历史之谜”。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诞生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的思辨抽象，从宏观视域描述和阐释了人类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演变逻辑，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篇巨制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从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的维度，在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同时，再次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需要辨析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的关系：这里的“宏观整体”是指，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其研究结论所体现的理论基质或所贯穿的具有全局性的理论见解；这里的“微观局部”是指，研究者作为个体，其研究活动所呈现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

宏观整体蕴于微观局部，后者包含和构成前者。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基于学者各自的局部性个体化研究。因为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之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新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10]。现实中，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探索，无疑都是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运用各异的理论素材和思维范式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各自有别的关注重心、研究方式、研究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美其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多彩，离不开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视域、多维方向。

微观局部体现宏观整体，后者统摄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要通过“一总多分”[11]来体现。“一总”即研究中体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多分”即具体研究要以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引领。但是，无论具体研究的内容有多大差异，形式有多么不同，它们仍然不能回避一个最为基本的课题，即如何从现实实践和时代面临的问题中提炼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便能够借助它举一反三而把握全局，这就是认识的宏观整体性问题。在认识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这些具有宏观整体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既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也无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化研究的层次。反之，对研究对象与其问题的宏观整体的认识与把握，有助于使整个研究实现寻路入境、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从而步步深入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展现其“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蕴含着“美美与共”的理论基质，以及一些关涉理论整体的观点。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通过 “哲学的创造性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7]的方式，实现研究的宏观整体性与微观局部性的统一。

基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从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社会环境与主体的人、理论逻辑与实践问题等角度，去考察研究对象，并从微观局部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有宏观整体的认识结论。为此，需从理论领域和理论范式两个方面入手。

就理论领域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有机整体出发，致力于考察其系统性与综合性，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考察视域上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力求实现学科的相互融通。具体而言，即在揭示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的同时，凸显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种揭示和阐释，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同时，显现其结构的整体性。

其二，考察方向上应消除内容之间的隔绝，力求实现内容的相互补充。具体而言，即在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轨迹、基本理论、经典文本、实践转化等内容时，分析和论证上述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这种分析和论证，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纵向与横向之间关系的同时，突出其内容的整体性。

其三，观察点上应避免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盲区，力求从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入眼、着手。具体而言，即在探?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注重两者的结合与互动。通过这种结合与互动，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理性与现实批判性的双重特质的同时，展现其理论品质的整体性。

其四，历史回溯上应注重理论研究与历史事实的互补。具体而言，即在阐述理论史时，通过文本逻辑（如马克思文本的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联系）与历史逻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理论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史和资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相互映照，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与时展的历史逻辑交互呈现的整体性。

就理论范式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反思批判性出发，致力于其观念的创新和范式的转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问题方面应以更为贴近现实的姿态，反思和揭示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导，改变一个时期以来醉心于纯书斋式、独学院化的研究态度。这种改变，既要继续坚持回归原典，透彻理解并全面把握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实质，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引领；又要俯身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展开研究，在发掘和阐明其哲学内蕴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视域。

其二，文本方面应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典，防止和避免以“我理解的”代替本原意义上的文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还原其文本真相，得出更符合创立者本意的解读结论。同时，应力求趋向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的互动，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当下价值。

其三，体系方面应以更为严谨的方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这种完善，既包括吸取传统教科书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肯定其阐释和论证的基本原理所具有的价值，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其他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强调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地位时，不能隔断和否定作为本体论的实践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性时，不能漠视和淡化这一特性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高度统一。

其四，对话方面应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致力于由“纯向外”向“再对内”之研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包括继续吸取和借鉴西方哲学文化的精华，又包括重视和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如儒家对人的内在生命、价值安顿、道性修养的强调，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承认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理论资源，对于祛金钱崇拜、物欲至上、极端功利等现代之魅有重要作用。承认这些理论资源，对于当代中国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应继续肯定和吸取西方哲学文化中那些有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这种内与外的双重吸取，可以强化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2

关键词：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蕴涵。

纵观西方心理学产生及其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现象学。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开创的一种的哲学思潮，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主张将现象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其发展先后经历了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其它哲学流派交融的综合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现象学的影响从意动心理学到现代认知心理学，持续了一个世纪。在创立之初，胡塞尔就站在意动心理学的立场批评冯特的经验心理学，50年代，传入美国的现象学构成了人本心理学的方法论。现象学影响着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如知觉、人格、心理治疗和社会心理。如格式塔心理学运用现象学方法，强调知觉的能动性和有生机性。

1、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

1．1 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

胡塞尔主张以现象为现象学的对象。他所谓的现象，实际上是人的意识经验。受这一主张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将个人的直接经验或意识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格式塔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或"现象的经验"。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强调心理学要研究人的经验，包括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动机等内容。罗杰斯用现象场的概念表示个体经验，它既包括意识到的知觉，也包括意识不到的知觉，并认为正是这种主观的现实而不是自然的现实指导着人的行为。他说，人是根据自身而并非现实的知觉来生活的，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中。正是由于罗杰斯强调个体经验的独一无二性，我们称他为现象学家。

1．2问题中心论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客观的方法作为研究中心，也就是方法中心论。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目的。"它强调问题必须适合于方法，不适合于方法的问题便遭排斥。这种方法中心论限制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使它局限在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人的主体性问题虽然不符合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它。心理学家接受了胡塞尔的这一观点，使它成为问题中心论的原则。正确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方法顺应问题，根据问题选择方法。现象学的主体性中心为心理学的方法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1．3非还原论

还原论的还原是将较高层次事物的性质看成较低层次的组分、性质机械累加的结果，将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归结为低层次组分的性质和规律。而现象学的还原主张本质的还原、现象的还原。它的还原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假设和成见，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受现象学方法论影响的心理学家认为还原无助于理解人性，相反还扼制人性，使心理学陷入危机。因此他们提倡在心理水平上研究心理，在行为层次上研究行为。而不是将人的高级心理活动还原到较低级的层次上。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就特别提倡独立地研究心理现象，即通过对心理现象本身如实、全面的描述，从而发现现象本身的结构和关系。

1．4遵循如实描述的原则

现象学方法强调对经验如实地、不加任何修饰地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还原，发现意识经验的先验结构，达到本质直观。这一主张受到心理学家的欢迎。屈尔佩说，"科学是经验的，观察是它的方法。如果你需要知道思想，那么就让人们去思维，并让他们描述他们的思维吧。"格式塔心理学家主张先如实描述经验，然后解释经验，所以，它的内省法不排斥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是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其次是一种直接的、对即刻的当前经验的如实描述，不诉诸任何前提；最后，内省的经验首先是一个整体。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强调对个体经验的如实描述。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就是对高峰体验如实描述的产物。

1．5坚持先质后量原则

现象学重视对本质的研究，质的把握先于量的统计，通过对质的观察，以文字来描述现象的意义。由此引发了心理学家对质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质的分析，注重把质的经验变成量的数据。既然直接经验是研究对象，那么重要的事情是抓住统摄经验的有意义的结构。试验的目的不过是促使这一结果再现和典型表现。马斯洛也强调先把握本质，在一步步趋向量的证实。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贯彻问题原则，更完整地把握人类心理规律，避免由于现有科学方法的缺陷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断大胆探索新的领域，并且有利于创立一种同现代心理学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数学体系。

2、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2．1直觉主义

胡塞尔认为直觉分为两类：第一类所把握的事物是经验的、个别的事物，他们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处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范畴内，是经验的、感性的、低级的直觉。另一类直觉所把握的事物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本质、观念、表象等，他们不占空间和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因果制约特点。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活动，是一种本质的洞察。胡塞尔认为科学思维不仅对经验事物的研究，还包括对经验事物的直觉和观念事物的直觉。现象学是直觉的哲学，直觉就是简单地面向意识所呈现的事物，不受任何前提和逻辑、成见和假设的干扰，即"面向事物本身"。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知觉、注意、认知、记忆、想像等都是直觉的不同表现形式。直觉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没有任何非理性的色彩。现象学的直觉类似于心理学的内省。胡塞尔把直觉作为获得知识的可靠方法，为心理学家使用内省法找到了一种依据，内省法从此具有了合法性。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是认识论的直觉主义，还没发展到人性的直觉主义。

2．2整体主义

现象学主张对完整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胡塞尔认为现象本身是一股意识流（詹姆士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断，而是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是能被主体直观描述的，绝非感性观察的各种属性的结合，这是现象学的整体观。整体观的体现有对象问题（现象即本质）和方法（本质即直观：本质的还原先于量的把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经验是整体性质的，即格式塔。这种格式塔所具有的性质就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不是各种元素的总和，它先于元素，决定着元素的性质。了解心理现象的最恰当的途径就是通过整体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心理的如实描述就是它的主要方法。另外，由于对现象采取整体把握，强调揭示事物的先验本质的目的，采取本质的还原与先验的还原方法，暗含对质的把握的重要性。许多心理学家因此重视质的研究，走从质到量的道路。

2．3主观范式

与实证主义相比,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其研究方法也相应改变。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客观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是在实验中进行的。但现象学面对直接的经验,它采用的是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和描述,设定意识主体与经验对象的意向性关系。然后再还原，寻求心理现象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会带来极强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对个案分析时，心理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排斥现象学研究也采用实验,但它与经典实验是不同的。

3、简短的评价

现象学方法论是在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拉锯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反对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提出研究整体的人，强调人的主体经验，关心人的价值、人的存在和尊严，开辟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的研究道路。运用现象学方法论研究心理学，反对将人看作机器，看作物，重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现象。反对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比实证主义的研究更接受人的真实心理。历史地看，现象学方法论扭转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偏向，截制了它在心理学中的消极影响，拓宽了研究思路，扩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

但是，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斗争是片面的，在认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错误后，它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显示了二歧思维模式。所以现象学方法的缺点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它强调纯粹意识式的直接经验，否定了心理的客观性，歪曲了心理的实质；运用加括号的办法将人和科学前见悬置起来，只依靠个人的主观体验，把心理学限制在纯粹意识领域，将其主管化；强调对人的心理的整体把握，但综合离不开分析，整体离不开部分；他坚持研究的主观性，把质的分析放在量的分析之前，甚至反对量的分析，割裂了心理的质与量的统一。它坚持问题中心，但它的问题是抽去具体的、经验的纯粹意识，决定了其方法只能是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它未触及到实证主义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现象学把一切现象都看成人的自我意识，它在唯心主义道路上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正因为如此，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中，它未能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导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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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运石：心理学的整合视野[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2,(1)。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3

关键词：质的研究;量的研究;对比;结合

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教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采用一种叫做“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又称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优质的研究范式，质的研究被渐渐推广开。近年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工作者力求探寻关于质的研究的规范，透析出其与量化研究的明显差异，并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两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以使我们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两种方法，更好的发挥两种方法在教育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更加科学、严谨、深层次发展。

一、 质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我国学者陈向明博士在对国外有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 译成“质的研究”，以与“量的研究”相对应，并认为“质的研究”也与我国通常使用的“定性研究”有区别。“质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该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研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质的研究强调将研究者放入到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动态的非人工情境下进行，这个情境往往是与个人对应的自然生活世界和与群体相对应的社会组织运作。

2、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不使用其他测量工具。

3、收集资料的方法：形式多样。主要为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实物分析等。通常情况下，不采用量表或其他测量工具。

4、结论的形成方式：归纳法，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分析类型和理论假设。

5、理解的视角：主体间的角度。研究者主动参与到研究目标的自然生活当中，并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对其进行意义解释。

二、量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量的研究是指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然后使用某些经过检测的工具对这些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验证研究者预定的假设。

西方的启蒙运动推进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人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此，人类对科学的态度由喜爱而走上了崇拜，甚至形成了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自然与人都沦为了科学方法作用的对象，科学成了世界的主宰。“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有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①。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导致了量的研究统辖教育研究成为必然。德国学者梅伊曼和拉伊在20世纪初提出并创立了“实验教育学”，他们认为实验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应是通过对事实的实验研究、分析结果，从中推导出各种教育原则，用以指导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随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人们更重视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实验来研究教育。1905年，《智力量表》由法②国心理学家比奈・西蒙编写成功，标志着智力实验运动从此诞生，它通过对人类智力的量的描述，再一次推动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此外，桑代克还提出了“所有的存在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③，强调要对所收集的信息作精确的量的处理……20世纪的前三十年几乎可以定义为量的研究的全盛时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现代化的技术成果被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量的研究的地位又一次提升，直至斯金纳的“机器教学”理论的提出，教育研究中量化的倾向走到了极致。

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比较

1.理论基础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采取的对世界探究的态度和方式源于自然主义、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它吸纳了自然主义对自然研究情境的追求，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它继承了解释学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视域融合”；同时，它也发扬了后现论对边缘性知识尊重的态度。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其实，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缘起上有一定的类似，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根源于多种理论和研究传统。质的研究方法确切说来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是同类性质的研究方法的统称，它包括：人类学方法、人种学方法、民族志等。另外，与以上方法相对应的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各种具体策略也可以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所以说质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具体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大集合。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

而量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则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发展了一百多年，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孤立的实体，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因果关系，量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和确定、验证这些关系。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要求教育研究追随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

2．研究目标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不追求所谓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社会生活，包括教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即使某些经验具有普遍性，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具体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所谓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的真实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怀疑的。尤其在教育领域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许多经验和结论都是主体参与其中所选择的结果。质的研究通常描述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重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选择性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主体价值倾向性。教育研究因此也要关注教育中的特殊层面，关注价值取向驱动下的主体选择所带来的偶然性结果和独特经验。

量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量的规律，即通过具体的数学统计、运算和量的分析，揭示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从量的关系上发现教育活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3.研究操作方法不同

从研究者的基本思路看，质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研究者从资料搜索的过程中形成理论假设，由于没有固定的、预想的假设，研究者只能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理论的建构。而 “第一手资料”的来源也相当广泛，只要研究者能够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中，便可以通过照片、视频、图片、访谈记录、访谈录音等对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每一个小细节，对细节的动态变化要有警觉性与适应性，从而更加深入、微观的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不仅关心研究的结果，更关心研究对象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研究资料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质的研究多数采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结果的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质的研究涉及到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的相关性，其重点便是理解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事件本身，而不涉及对该事件类似情形的推论。所以质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不能推论到样本以外的范围。

量的研究主要用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对研究的价值中立、客观性、严谨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量的研究通常采用数据手段对教育现象进行演绎与说明，由于之前有预想的理论或模型的假设，研究者要通过资料的数据分析来对其进行评估和验证。所以，量的研究通常都以先验想法为开端，整个过程也是自上而下的，这是一种基于“先在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4.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不同

质的研究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之中。围绕被研究对象来展开研究，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不是被研究的客体。而是主动参与研究过程，通过自身与研究者的价值态度的冲突与协调，在二者的平等互动中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两者的关系中还深深蕴含着人文性关怀，显示出对生命的尊重。研究者不仅是整个研究的设计与实施者，更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情境里，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聆听他们的心声，参与他们的生活。同时还要怀着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其进行“角色换位”，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另外，质的研究非常关注研究过程当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对私人信息严格保密，尽量客观地对待被研究者和研究的结果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人文精神。

在量的研究中，为了对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必须与研究完全分开，以避免偏见。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在研究进行之前，大量的研究问题、假设理论都充斥着研究者的大脑，在对教育事实的抽样和数据分析中都暗含着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因此，研究者与研究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彻底的隔离开，就像教育现象不能与周围情境完全孤立起来一样，量的研究始终会参杂着人的主观意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与公正。

5.研究取得效果不同

质的研究注重情境脉络，从现场的关系结构中去发现事件发生的连续关系和意义。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受时空的影响很大．所以需要进入某个特定时空观察情境中发生的行动，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要以整体性为出发点，运用多种方法收集多种资料，从多角度中发现所有研究问题的脉络，以提纲挈领的姿态对教育现象进行广泛的、重复的、脉络性的描述、分析与总结。

量的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通过大量运用数学分析的手法，对数字、文字、图像等进行算术式的逻辑运算，从这些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中提炼和推导出有价值和意义的数据（针对特定问题），经过解释并赋予一定意义，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结论。所以量的研究的结果是将文字的、非量的信息转化为量的数据，常常通过统计检验来解释和鉴别研究的结果，从局部去推断总体的情况。

四、不同研究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

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理论基础、研究目标、研究操作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以及取得效果上都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才可使其相得益彰，更好地为教育研究服务。在质的分析中，需要量的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量的分析中，质的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和清晰性。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人类的生活是由个体丰富而又独特的不同经验和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的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教育是这种复杂的人文现象的一个部分，既包含着客观事实，又包含有人文价值和意义，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在面对教育这个特殊对象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应是互补共生的。“质的研究为量化研究提供框架，而量化研究又为进一步的质的研究创造条件。” ①

总之，质的研究适合于对微观问题作深入、细致、动态的研究，量的研究适合于大的、宏观的社会调查研究。我们要善于使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优势互补，运用其从不同侧面对问题进行多层次的解析。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量化研究的应用和推广，另一方面又要关注质的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研究的特点，根据问题的特征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并学会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挖掘透视教育现象。我们坚信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平衡法则，如果将教育科学研究看成一个支点，只要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能够彼此平衡、共同作用于杠杆的一端，就能产生撼动寰宇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注释：

①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②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4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研究；实证主义；人文精神；融合；追求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特性上讲，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必然要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因此，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和法度的实证主义当然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石。然而，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特性使然，不能不关怀人，不能不关怀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人的未来。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和人文色彩。那么，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番思考。

1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学，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导归纳法，以及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谓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经验事实为起点，通过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观察后形成研究假设，然后验证研究假设，经过验证被证实，形成科学知识。概括地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实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企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除了重视研究中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的客观性、规范性，使之与定性分析解释更好的结合起来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以亲身参与和体验作为研究的基础 田野方法被称为是人类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学标志。体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作为母学科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方法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这是因为体育人类学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都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去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首先需要亲身参与和体验，需要介入和观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参与并付诸于现场的实践，以获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以亲身参与和体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基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要先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写出人类学论著来，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马林诺夫斯基反对老一代人类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的历史，坚持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才能避免本民族对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体育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戏的历史民族学；濑户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的赛牛；威廉姆·盖尔纳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赛“波卡波卡”（参加比赛者用橡胶制的球滚进指定的地洞中，比赛者不是用手和脚控制球，而是用膝盖和臀部来处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认为是篮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遥远的现场，进行调查找寻最直接的遗存和遗迹。体育人类学为研究人类体育的遗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为田野工作而设计的调查方案和问讯的步骤，都是和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必须对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的观察，做到客观准确、深入细致，这种客观准确的观察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看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人类学者的研究都十分关心“别人的世界”，这种“别人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别人的文化处境，就是对“他者”的关注。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研究者与他者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为研究者的准确观察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在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上，人类学还强调“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来指使用一语言者对于另一语言的细微的语音区分。在人类学中主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研究者）对被观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释。客观准确的观察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资料和情况。体育人类学中的人，无论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被观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文化和社会对具体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现实的，因而对其影响也是真实的、深刻的、观念性的。反映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容易发生文化局限性现象，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的偏见，以及文化等级主义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要摒弃这些偏见，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做到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

13 追求对细节的关注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对细节的关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学研究手径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研究资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还需要有对研究资料细节的关注。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观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发现。例如：2001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对法国阿尔卑斯地区毕西仰枕市（BrianQon）一个村庄——圣安德烈山村的人类学考察，他从一个法国大学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买一块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这位外地教授的到来，当地村民表现出了反感。通过这一事实进一步观察当地的村民，发现法国农村的村民与王铭铭研究过的中国农民有很多相近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农意识”。这样的发现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进而获得重要研究发现的范例。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对波利尼西亚的三文治群岛社会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岛盛行比赛活动，居民对很多比赛活动相当热心。三文治群岛是未开化的社会，正是对这盛行比赛这一细节的关注，为未开化社会也存在闲暇和文明这一观点的立论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当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忽视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把握，而是在围绕研究主旨的前提下，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念，不放过研究中心微小的细节，微小的证据，通过对微小的细节、微小证据的考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为深层的探索和考察。

2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对应的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强调对生活意义和生存意义和追求。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维护和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和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研究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以及表达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体育人类学而言，检视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选题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怀方面。

21 重视选题的人文价值 和人类学一样，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通常会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化，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选题中关注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关注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不是猎奇，而是关注这些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的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是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它对人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对人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当然，人文价值的表现和阐发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它反映在体育人类学上也是具体的，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也是具体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体育人类学作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或者说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人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来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体育活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它对人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所反应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

体育活动中有比赛，体育人类学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在一项具体的比赛选题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记述和描述具体比赛是如何进行的，它还会注意到具体比赛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例如：人类学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尔森岛的茨那克村爱斯基摩的比赛游戏，发现这个岛上的竞赛活动目的不在于战胜其他人，而在于发挥自己的最好本领。这些爱斯基摩人特别喜欢不计胜负的弹球游戏，把它当成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比赛并不看重胜负，为什么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体育比赛不计较胜负？林耶格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这里人们长时间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战斗，已经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他人。因此他们都奉行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竞争性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比赛活动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研究者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对人的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怀的人文情怀，是很难发现也很难解读这样一种特殊的体育比赛现象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庄的棒球：古老巫术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传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庄的过程中，指出棒球这种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术用于医治目的手段。美国一位体育人类学者的《种族、认同、体育：延续的权力》的选题，则着眼于体育对于印第安人维持自身种族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体育有助于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其他种族对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对自身种族进行意义再造这样的人文视角。又例如，邓宁·埃利克得在《文明进程：民族独立的曲线与现代体育的发展》的研究中将现代体育的发展纳入民族独立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就现代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选题的人文价值和研究意义一目了然。上述学者所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也无论是个案的研究还是族群意义上的研究，选题虽有不同，但都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存在的价值，即选题中的人文价值，这正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选题中所追求的本质意蕴。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关怀。那么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呢？具体地讲，就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还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仅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而是还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联系及其相辅相成；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兰学者伊斯图·洛皮亚（Lsto Ruopplia，1974）“游戏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戏和儿童认知能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发展联系起来。苏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的研究，侧重研究环境与生活在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上的居民身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体现出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阿兰·麦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北部的一个个案研究：1850-1914年体育设施的发展》的论文，这样一个选题乍一看起来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英国北部地区体育设施发展，但实际上作者在研究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体现出了学者的人文关怀。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土著人节庆中的娱乐舞蹈消遣时，并没有就娱乐舞蹈消遣而描述娱乐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土著人酋长将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种合法名义接受的平民捐献，又以节庆时的赠礼，在娱乐舞蹈时赠送了出去，从中发现了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生活意义，和维系情感和权威的社会意义。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学识、修养、人格情绪的综合体现。人文情怀包含三个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视角去思想问题，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交融的境地，追问物我交融的意义。人类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笔触和人文情怀是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论文的撰写上倾向于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描绘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的叙述。在对相关事实的解剖和解释上也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以数据说话不一样，描绘解释，披文入情，注意与事实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义。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类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绘体育中人类活动的抉择；借助文字剖析解释体育中人类生命的意旨和意义；借助文字对体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视，这一切的叙述都需要研究者倾注于人文情怀。例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比赛，比赛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比赛的展开往往和当地民间的故事、音乐、戏剧、绘画紧密相关，对于这些比赛的描写，体育人类学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去描述。又例如，体育人类学要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比赛或特有的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渲泄情绪的功能，由比赛和体育活动所提供的释放因生产、婚庆、葬礼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带来的各种情绪的机会，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视。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应有之义，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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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研究意义篇5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作为质的研究方法而进人教育领域并为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厘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特点，认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合理地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第五，叙事研究只是多种研究方式的一种。布鲁纳把叙事研究以外的研究形式统称为“范式研究(par-adigmaticresearch)”，与叙事研究相对应，他指出，虽然范式研究也能进行意义阐释，但由于它追求形式化、数学体系式的意义解释系统，运用的只是分类法或概念化的方法并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意义的解释，而置个体性的、情境性的、偶发的特殊事件等于不顾，因此它无法适用于对个体或小样本群体或事件的研究，而这正是叙事研究的专长，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正在于此。正如布鲁纳所指出的，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在于能够弥补范式研究只能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的意义解释而无法适用于个体或小样或事件的研究，由此可见，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一种新兴的质性研究方式，并不是否定教育领域中以前的“范式研究”，它只是在以往“范式研究”难以企及的地方，弥补“范式研究”之不足，发挥自己的特色。所以，叙事研究只能是既往教育研究方式的补充、丰富，而不是教育研究的转向。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6

旅游科普是一个很敏感的概念，很可能被证伪。之所以提出旅游科普概念，是因为有些研究不仅旅游者看不懂，一定比例的学术界人士也看不懂，青年学生也为此而感到茫然。一方面，学科发展越来越细，隔行而不知的情形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旅游源自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又不应远离生活，旅游研究应该让生活者能够读懂，两个完全矛盾的设定，困惑了旅游专业学生。第一，旅游研究中完全关于客观世界的研究内容，诸如温泉水质、滑雪场技术、资源本体形成等，其正确性不受人类意志的左右，而且不是生活中的常识，确实需要科普工作的支持。此时旅游研究本身多是转述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过程中既要坚持科学性，也要肩负着科普责任。第二，具有自然与社会混在性的研究内容，也需要科普工作，如宗教旅游、生态旅游等，其不仅涉及到社会认识问题，也有揭密自然之秘的目的。第三，位于旅游活动链上游环节的研究（具有生产性）[9]，由于是不直接面向末端的旅游消费者而进行的工作，也需要科普工作。第四，时尚旅游活动由于其非经常性和时代性特点，需要科普工作的支持，如出国旅游、冲浪、潜水等，就属于这一类。第五，能够引发旅游者共鸣层次的研究，由于处在旅游活动链的最末端，只要旅游者愿意花时间阅读，应不存在困难，相对来说需要科普性较弱。处于这一环节上的研究者更如一名作家，研究内容中会有很高的艺术、文学、心理成份。第六，俱乐部性质的深入研究，若进行科普工作，自然受俱乐部性质的限制，即有兴趣的入门者愿意接受这样的普及教育。在现实中也确实出现了诸如科普性的旅游书籍，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系列普及学科的丛书，其中观光学编号为第8部，书名即为《知晓观光学》（意为“旅游学是什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旅游研究具有一定的科普需求，但整体上这个必要性是有限度的，可以有意识地放慢走向自然学科模式的速度，这样的认识为专业学生进入研究意识状态提供了激励。

二、以生活原理补充专业知识

青年学生专业知识积累是有限的，进行深度研究一般具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一方面可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题目，即以厚重的社会意义来回避个人在特定时段内、研究技术尚不精湛的弱点，以获得表达研究成果的席位[10]，以第一时间发现能力、以勤于行动而愿意体验新事物、以可集中的大段时间优势，来提高研究的成果性。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可以用生活原理作补充，支撑自己的研究过程，使得在专业知识增长过程中也能够推出研究成果，不枉已经出现的研究热情。因为旅游科学是距离生活很近的领域，一旦远离生活，就可能失去活力。青年学生已经进入了知识自然增长和刻意增长两方面能力同时具备的阶段，大可不必因专门知识的不足而产生压抑情绪，虽然习得的专业技能还不足以独立支撑旅游研究，但如果加上足量的生活经历，则可以受益多多。如此认识可以让青年学生找到信心支点。生活原理是旅游研究逻辑的源泉，旅游研究在行走中不会排斥生活原理的随时注入，而且在物质尚不完全丰富的时代里，当代人还不能形成一个可以完全独立的旅游逻辑系统。依托丰厚的生活资源，选择感兴趣、有意义的课题，所有的文献、技术、经典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不断地淘汰失去意义的工具的同时，也要积极寻找更好的工具。

三、供参考的“形式、本质、效率”思考历程

青年学生的诸多优势，使其容易较快地掌握兴趣对象的大致形态，即形式研究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然而，形式研究毕竟相对比较浅显，在新事物出现的那个阶段里具有意义，随后将不得不进入本质研究阶段。本质研究能力是青年学生的弱项，可以通过不断地追逐新事物，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阶段性目标。本质研究是深邃的，其赋予研究者以风格。本质研究在进入阶段的效率很高，而接下来的效率是低下的，这是因为本质内涵中具有很大成份的不可测度性、多面性，研究的推进速度会越来越慢，此时悬置问题是一种对策，而进入哲学、艺术层面对事物本质的深掘研究一般不适合青年学生。当然，对本质研究进行到一定深度上，也可以再回归到改变名称的比较复杂的形式上，这比起坚持难以再推进的本质研究既有路线要好，“形式———本质———新形式”是一种思考历程。然而，青年学生难以完成上述历程，因为很难逾越专业知识不足之障碍。可喜的是，当代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由于新事物不断出现，在研究效率转折点出现时，可以把本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搁存起来，因为本质研究特别适合于社会发展缓慢、旅游现象种类可数的时代。反应敏捷的青年学生可追逐层出不穷的旅游现象而研究，这种看中效率和追求自我价值的取向，也是当代尊重生命的表现。

四、推荐几种研究进入路径

明晰青年学生着手研究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继而在其中找到促使自卑转换为自信的支撑点后，本文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认识历程，下面则是如何选择进入路径。旅游研究范畴十分庞大，可谓处处是入口，本文推荐几条进入途径。

（一）三个原则

一是兴趣原则，即研究者要对研究对象持有兴趣。在选题过程中，可以争取教授的指导，咨询结果多数是激发兴趣和研究路径更加明确。如果这种指导并没有使人心悦诚服，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此时将意见暂时搁置也是一种对策。二是效率原则，即预计在未来一定的时间里要产生的成果。关于永恒性的研究题目，一般有很多的职业研究者将其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已经达到相应的深度，所以，除非青年学生对此类题目拥有极为浓厚的个人兴趣，否则，选择这样的题目很难达到期望值。三是社会意义原则，即所进行的研究应该有无需解释的厚重社会意义。青年学生在理论研究方面多不具备优势，但可以选择具有社会意义的课题，如旅游安全、旅游扶贫、旅游外交等，只要进入技术层面，理论意义还是很大的。

（二）进入路径选择

1.时间轴上的游移及其驻步

旅游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从起点并不断发展下去，青年学生可以将立场定在时间轴上并作移动观察。远观而俯视旅游的发生、发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旅游现象。此时，也可驻步于某个时代，对这一时段的旅游做深入研究；或者站在当代面向历史或面向未来。面向历史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透视意味，识别、认定、重要性排序，都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面向未来的研究，由于做不到先知，而且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面向未来的研究让青年学生不具有明显的劣势。此外，面向文化的研究容易出现厚古薄今倾向，透视的视角让人们逐渐忘却了时间轴，以为诸代历史是叠加到一起的一幅画。而且普遍认为古长今短，但如果今字包含了未来，那就是今长古短。追逐文化是人类的共性，虽然在这个领域青年人不具备理论优势，只要兴趣所在，可以选择旅游文化类研究课题，旅游的宽容性也决定了应该是没有人会指责青年学生不具备资质。

2.在地域中寻求与驻步

旅游研究最终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在地球上形成了各个聚落，居民会对他域的聚落及其环境产生旅游欲望，旅游的本质也是以返回为前提的移动，在地域寻求中，青年学生可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诸如一个村落的研究，经常会被问及理论意义所在和代表性问题，这是许多青年学生十分恐惧的话题。固然，最为值得推崇的是理论性较高、具有推广意义的研究，但由于其难度较大，效率很低，失败率很高，多数人自我选择而放弃这样的方向是可以理解的。

3.观察距离的移动与驻步

在强调视角重要性的今天，距离容易被人们忘记。远观旅游现象，会出现旅游流概念，此时的研究与物流研究很接近，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环境和接待设施的容量问题。中观旅游现象，会出现旅游利益相关者概念，旅游主体的组成、人的能动性、由利益驱动导致的冲突及其利益平衡，就成为了研究重点。近观微观旅游现象，很可能出现对现实中不存在的抽象旅游者进行研究的现象。当然，更有意义的是研究有名有姓个体[11]的内心世界，只要选择典型人物，自己就可以坚信自身研究的代表性。

4.从既有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入手

基础理论研究存在忽视社会进步的一面，因此，现有的研究体系或多或少有着遗漏。例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旅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现象，在社会性招牌下，未能用是否推动社会进步的标尺来测度。人们或者简单地证明这个社会性的存在，或者滑走到个体心理层面，或者将个体性质进行简单堆积而认为是群体特征，而旅游者在异地与关系者聚集到一起会生成怎样的社会关系，类似这样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如果找到了这样的突破点，无疑占据了前瞻优势。

5.从资源和设施上切入

尽管存在着非物质旅游资源，人们还是愿意认为资源是发展旅游的物质基础。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也逐步宽泛地把一些设施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各类旅游资源既有共同的性质，也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一种感兴趣、有形可把握的资源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稳妥的选择。进入路径选择是旅游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着手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了实现青年人的兴趣和让旅游研究得到来自青年人的贡献，应强调旅游研究是一门近生活的学问，不宜大力提倡在研究和居民之间建立一个旅游科普领域，青年学生可以用生活原理来补充自己尚且不足的专业知识，这样的考虑为其进行旅游研究提供了信心和动力。青年学生可以本着兴趣、效率和社会意义三个原则，扬长避短，从可寻的规律中找到研究切入点。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7

关键词：实证主义；人文解释；社会学研究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19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19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一、实证主义下的社会学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三、对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的评述及应用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6]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

[2][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

[3]骆玲.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及应用[J].社会科学研究，2005（3）：125.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1.

[5]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地质学研究意义篇8

    一、乔姆斯基对笛卡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批判

    乔姆斯基把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看作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笛卡尔认为,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实体。他的“接触机械学”对当时的物理学贡献很大,却不能解释人类的本质特征———意志自由。而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官能运作的研究属于思维领域的研究。但由于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物质”概念,所以不能断定内在语言这个研究对象是否超出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界限。所以没有必要遵循二元论的教条。研究内在语言同样可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4]乔姆斯基认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虽然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的性质是自然主义的,是用经验事实来验证科学假设。就是说,笛卡尔的解决方式虽然不对,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不能因此而否认他的科学理性。人类语言是一种心理客体,但最终又是一种生物客体,因此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去研究。用自然主义的方法研究心智,目标是使这种研究最终与其它硬性科学统一起来。但是既然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并不能给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也就无需接受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物质”的概念至今仍是开放的且不断发展,身心问题又已不复存在,那用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和思维应该无可厚非。

    二、乔姆斯基对笛卡尔语言哲学思想的传承

    1.自然主义的语言研究乔姆斯基对自然主义的定义是:寻求清楚的解释性理论,使对心智的科学研究最终能融入核心自然科学之中。这里自然主义同时还意味着采用像研究自然物体一样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和思维。他提倡的理论是关于语言官能的计算的表征理论。根据乔姆斯基的思路,首先从人这个自然物体开始,选取研究者感兴趣的角度,比如语言学角度,找到专属语言的官能。这一步蕴涵了模块性假设。身体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有和语言相关的地方,语言官能的组成部分也可能影响人类生活的其它领域。但暂时把这些问题抛至一边,使注意力集中在最基础的大脑的语言官能。然后找到语言官能的本质部分: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即语言知识。从何谓语言知识这个具体内容向外扩展,继而研究语言知识的获得与使用、语言官能背后的物理机制及其进化过程等问题。他认为,自然主义的探索只能在某些极窄的领域内起作用,这可能和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有关。他倡导对语言的生物属性进行自然主义的研究,但不排除其它方法。他更想强调的是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式的理论研究方式。所以,究竟选择哪种研究路线应依个人的兴趣而定。乔姆斯基坚定地奉行自然主义。他指出,虽然自己对语言官能的研究属于思维研究,但这并不是说,除了物质这种实体之外,思维是“第二实体”。由此可知,他的计算—表征论拒斥把“物质”和“思维”完全区分开来的二元论,认为语言的计算理论是在抽象层面上研究语言官能的性质,并坚持使用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以相似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去研究语言等心灵现象。可见,乔氏采取的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乔姆斯基认为,如果用自然主义方法来研究语义,就要放弃“指称论”,即没必要在语词和外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种“指称”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根本原因如同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语词和对象之间并非天然地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语词的意义随着使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用“指称论”研究意义不能满足科学研究的严格要求。这种“指称”关系是模糊的,会导致意义理论内部的不一致性,违背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精神。意义的主要内容也是先天的,根据内在意义论,人生下来的时候,大脑里就准备好了许多意念、思想,这些意念思想都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的,无需意义上的任何所指,也无需从某个语言社团中获得。

    2.反对语言本质的功能交际说乔姆斯基不赞同语言本质的功能交际之说。而他继承笛卡尔语言学的传统观,即语言本质是思维的自由表达,是一种反省方式,仅仅在衍生的意义上为社会交际服务。语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自身的,如成人的内部话语、儿童的自言自语。交际也并非一定使用语言,其它形式如姿势、表情、衣服的式样和发型等等,都可以实现交际功能。此外,语言中某些根本原则就不能从交际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释,当然这并不否认这样的原则与语言功能有联系。一种满足结构非依存原则的语言,也完全可以实现同样的交际功能。对于一个结构不同的大脑,结构非依存原则可能更高一筹,起码不用对句子进行超出单词层面的高层级分析。所以,解释语言的本质并非一定要从功能角度出发,就像生理学家并非必须考察心脏的功能才能研究其结构和起源一样。[6]乔姆斯基认为,从交际意图的角度进行的意义研究既不充分也不融贯。他认为,基于说话者意图的意义分析法不能解释全部语言现象,因为存在着了解说话者的字面意义而不用参照说话者交际意图的情况,况且即使在两个很熟悉的人之间也会出现误解。在许多正常情况下,往往每句话都有其严格的意义,作者能做到言达其意,并没有使听众怀有某些信念,或产生要采取某些行动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