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范文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1

关键词:FDI;历程;特征;评价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07-02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7%,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资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07年底,我国累计吸引外资7907.47亿美元,连续17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企业里已经有490多家在中国安家落户。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都令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然后分别从外资来源结构、投资模式、外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外资的基本特征,最后就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分析。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1.1 1979-1991年

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并不大。1980年到1983年4年的时间里,流入中国的外资仅仅只有16.7亿,这反映了当时外国投资者对投资中国持一种谨慎的态度。1984年,在国家外资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的FDI规模稍微有所上升,于1988年达到31.9亿。然而适逢1987-1988年经济过热,为了平抑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刚刚有所起色的FDI又停滞不前了,加之受1989年的“”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谓表现平平,乏善可陈。当时中国利用外资的模式以外债为主,从1979年到1991年13年的时间里我国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1亿美元,而同期我国从外国的借款则高达525亿美元,超过FDI总额1倍。

1.2 1992-2001年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于1992年才开始真正实现质的飞跃。当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1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加152%,接下来1994年,跳涨到338亿,随后于1997年达到450亿,而在1992年以前,我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从来没超出过50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把1992年视作一个吸引FDI的分水岭。这一阶段FDI的蓬勃发展主要归结为三点原因:一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二是1994年我国汇率制度发生改革,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由从前的5.76:1调整为8.62:1。人民币的贬值导致出口激增,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出口型FDI。三是当时恰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国际过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场所,而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廉价劳动力、经济上蒸蒸日上的转型国家无疑是最理想的投资目的地。

1.3 2002年至今

2002年我国吸收外资又开始迈上第二个台阶。在此之前,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自1997年后我国的外资引进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2001年底我国正式成为WTO的一个成员国,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将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取消与WTO精神相悖的法规条款,这些措施都会为进出口贸易以及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外国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对未来良好的预期使得2001年以后我国吸引的外资金额开始突飞猛进。当然,蜂拥而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也混杂着一部分热钱,它们打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旗号,逃避金融监管,混入我国境内,目的是坐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益。2008年,德意志银行对于对我国境内外200家企业和近60位高收入的个人进行了一个关于“热钱流入渠道”的调查,在受访的企业中,52%企业认为“直接投资”最易操作。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2002年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热钱。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两种模式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而绿地投资具体又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中外合资经营(EJV)、中外合作经营(CJV)、外商独资企业(WFO),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等等。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中外合作经营和联合开发两种模式更受外国投资者欢迎,因为它们在制度上更灵活,对双方而言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并且,那时我国政府在政策上也并不鼓励外商设立独资企业。随着1986年4月《外资企业法》的出台,我国政府在法律上开始允许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了,因此从1987年起,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其他两种模式的比例则逐渐递减,目前70%以上的外资企业都是独资,外商独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资企业中最重要的存在形式。

2.2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

我国大部分的外资来源于香港和台湾。截止2007年底,港资占我国累计吸引外资总额的39%,台资比例为5.79%。日本和美国分别占7.81%和7.17%,分列第三和第四。此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我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它们在我国外资吸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9%和4.22%,名列第6和第7。欧盟国家在我国外资吸收总额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均未超过2%。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外资来源结构中,一些国际避税地国家,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仅这4个国家的投资就占我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3%,以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计算,四个自由港对华投资总额列第2位,仅次于香港。

2.3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根据商务部外资司的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目前中国86.85%的FDI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准确地说,仅仅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就吸收了全国近70%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却仅仅吸收了不到15%的FDI。

2.4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部门的分布

制造业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最多的部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50%-60%集中在制造业。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我们会发现,纺织、机电、电子是外商投资的三大热门行业。笔者调查了1995-2007年的外资行业分布数据,如果从外企数目来看,纺织行业的外企数目占全国外企总数大约20%-25%,近年来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机电设备制造行业名列第二,大约占15%-23%,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电子行业所占比例大约是6%-8%。如果从外企创造的工业产值来看,1995年纺织业创造的工业产值约占外企总产值的20%,而2007年这个数字只有8%左右;相比起来,机电设备制造行业外资企业创造的产值在这期间则一直稳定在20%-2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子行业虽然外资企业数目仅占6%-8%,但其工业产值却高达25%。

房地产业仅次于制造业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第二多的部门。上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25%左右的外资流入到我国房地产行业,最高时曾达到32.4%,1993年之后由于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遏制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吸收外资的比例一直下跌,从1994年的31.7%下降到2006年的13.3%。随着炒房热的兴起,房地产业的升温,2007年流入到房地产业的外资突然猛增到23%。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使,这些流入房地产行业的巨额外资,一方面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又可谋取房地产升值的利润。除了房地产以外,服务业吸引的外资所占比例很少,这说明我国服务行业还有待进一步开放。此外,外资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从来没有超过2%。

3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评价

3.1 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的起飞,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本。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外国资本有助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缺口,为本国发展经济提供所需的原始资本,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典型。1978年,我国宣布改革开放,重回世界经济的舞台,那时的中国面临着10年浩劫之后的烂摊子,百废待兴,生产建设所需资金奇缺,引进外资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资金来源渠道。从那时起,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年年攀升,并于1994年达到17%的顶点,随后开始缓缓下降,2003年以后至今,这个比例一直低于10%,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内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3.2 FDI对我国出口的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之一。1978年至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8%,远远超过9.7%的GDP年均增长率。到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来自外资企业的出口贡献。1992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仅为20%,此后这个比例一直持续稳定升高,到2002年以后,一直都在50%以上。值得提醒注意的是,尽管外资企业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它们的进口在我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也不小,近年来也一直在50%左右。因此,可以推断,大部分在华外资企业从事的是出口加工业,即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

3.3 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

我国工业起步较晚,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提高科研技术水平,又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外商直接投资恰好满足了我们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在它们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因而有助于推动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由于外资之间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我国引进的技术水平也逐渐提高。许多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相继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除了直接的技术转移以外,我国还能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向内资企业传递。例如,当外企向我国供应商订货时,为了得到质量稳定的货物来源,它们可能会向上游供应商提供技术指导;当大批外企聚集在同一个地区时,产业集聚效应便容易发生在当地,由此也会导致该地区同行业之间技术信息的交流以及技术更新的加速;如果一些在外企工作过的员工跳槽到国内其他公司或自己创办企业的话,其在外企所学到的技术也就随之外流;外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还能为国内企业起到示范效应,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3.4 FDI对我国经济的其他贡献

FDI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还表现在它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以及它带来的就业机会。2007年,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1.5%和27.4%,2353万人在外资企业工作,占全国从业总人数的30%,如果再加上那些为外资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内资企业,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因而,外资企业对于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还会为我国增加税收收入。2007年,外资企业所交的增值税达3016.7亿元,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22.1%。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上述正面效应,然而,在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诸如,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收效甚微、出口加工型外资比例过大,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未来关注的焦点。

参考文献

[1]商务部外资司.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fdi.省略.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2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　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四、抓住机遇继续吸引外资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机理分析；地区差异

一、 引言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6%。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

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技术外溢，是我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一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有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由于国外企业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走出去”战略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因此，研究我国对外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学者由于采用了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考察对外直接投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2003年～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地区差异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二、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机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研发反馈、技术扩散、收益反馈和公共效应四个机制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分析如下：

（1）研发反馈机制。对外投资的企业通过到技术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开设研发机构或者海外子公司，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资源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设立海外研发子公司，嵌入当地研发资源密集区，可以了解国外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通过合作或者模仿来利用当地先进的研发平台或者完善的基础设施，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然后通过公司内部将最新技术信息反馈给母公司，经由传播或扩散效应对其他公司产生影响，从而调整和优化母国技术研发方向，增强母国的吸收与研发能力，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

（2）技术扩散机制。一般来说，越靠近技术产生源越便于分享技术扩散的外部性，母国企业并购东道国拥有适用技术的企业，对其核心技术内部化，能够有效地提高逆向技术转移的效率。通过跨国并购海外企业，既可以将原来的竞争对手变为内部公司，绕过技术壁垒，将其研究能力和研发成果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关键研发资源以及与母国企业互补的研发能力；还可以采取与东道国当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开发和横向合作等方式，获得产品的技术支持，并通过公司内部交易等渠道将技术传递回母国。

（3）收益反馈机制。收益也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经营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并通过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进而实现母国利润的增加。然后，增加的利润可以加大母国自主研发投入，或通过购买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引进技术专家的方式，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进而促进母公司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成功地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通过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使海外子公司的财富增加，然后子公司又会加大研发投资，通过与东道国政府联合开发等方式，刺激东道国政府分摊部分研发费用，降低单位产品研发成本，促使母国企业腾出资源用于核心项目的研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公共效应机制。从社会以及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应，即公共效应。首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使生产结构得以优化，会引致正的生产溢出，使得母国厂商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母国在高科技产业中比以往更具竞争力。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向国外的扩张，使本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在经营环节或资源获取等领域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母公司的生产力。再次，厂商间的逆向技术转移能够带来更为直接的外部性，即子公司通过吸收各种知识，会产生强烈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母国该领域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最后，增加的投资收益转变为国内企业的利润和居民收入，可以进一步带动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盘活国内市场。

三、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其中，专利授权量和研发投入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些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图1是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

影响技术进步的变量有很多，表1中的解释变量是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选择的结果，接着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具体的回归模型进行判断，因为Hausman检验值大于临界值，因此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表2是基于全国层面数据的技术效应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都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够显著，即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一是投资动机和投资规模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较快，但是投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小，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国外投资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制约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技术寻求型在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小，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创新路径产生了锁定效应，这是由于企业只要凭借既有的技术优势就能够实现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技术创新动力不大，对本国技术进步影响较小。二是吸收能力问题，技术外溢不仅取决于获得技术的途径也取决于吸收技术的能力，我国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自身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不够高，会影响反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分布不尽合理，在行业结构上，我国对外投资侧重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偏低；在区位上，我国对外投资过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少数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对我们能从中学习到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投资却较少，这一现实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法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无法借此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以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国外技术，但自主研发始终是提高技术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应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与层次，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加快引进国外技术的步伐，从而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表3是分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回归结果。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在研发投入上，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说明加强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通过10%显著性水平，显示出正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为负，结果不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较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倾向于获取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当地技术进步产生正面效应。然而，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研发投入等没能跨越引发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值，对外投资还不能显著提升当地的技术水平。

为了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应该针对东、中、西地区采取差异化措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研发能力较强的东部地区应加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比重，同时增加对技术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吸收海外的研发资源。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研发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应以增强其技术吸收能力为主，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完善金融体制等，加快其跨越技术溢出的门槛值，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四、 结论

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出发，阐释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能产生反向溢出效应，但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基于上文分析，我们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要求我国政府创新思路，发挥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从制度保障体系、监管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几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促进多元化和多格局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建设。其次，东、中、西部地区在认真落实国家对外投资促进策略的同时，应该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宜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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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3&ZD018）“我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政策和制度研究――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数量关系的视角”（项目号：13&ZD018）；中航广义虚拟经济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王兴，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李京晓，渤海银行博士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4

1•外资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水平

20世纪90年代,我国吸收外资增加很快。FDI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在1991—1997年期间达到了12•3%,高于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各个分类组别的平均水平。①最近几年,全球FDI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然而我国这个阶段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国内投资迅速增长,虽然我们还保持着最大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地位,但是实际使用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4年,我国这一比重降到了8•2%,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10•5%的平均水平和中东欧国家19•1%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1和图1。

2•与发展中大国比较我们排名居中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大国比较更有意义。从表2可以看出,1997年,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为14•8%,明显高于发展中大国6•1%的平均水平。国别比较,中国仅低于墨西哥,排在发展中大国第二位。但到2004年,中国这一比重降为8•2%,已低于发展中大国9•6%的平均水平。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都要高于中国,我们仅居中间位置。

3•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内纵向比较,FDI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实际使用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17•1%的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6•7%,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603亿美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降为5•6%。①见表3。对这种下降趋势,有观点指出是受近两年外资统计更加严格的影响。我们选择另外两个不依赖于外资管理部门的统计指标,看看是否具有相同变化。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有按资金来源进行的分类,其中利用外资是一类,数据见表4。二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其中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计算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数据见表5。这两组数据同样显示,外资作为资金来源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图3是三种口径计算的FDI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比重的变化。上述分析表明,以若干重要指标衡量,FDI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中国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

4•竞争推动FDI提高水平

FDI相对地位的变化受到各国之间吸收FDI竞争加剧和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位势变化两大类因素的影响。最近一些年,各个发展中国家和中亚东欧国家都在调整政策鼓励吸收外资,①使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这里我们分析国内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我国吸收外资的较早时期,FDI及其带来的技术等是国内的“稀缺”要素,“去中国投资”和“吸收外资”对双方来说,都有确定的收益预期。这是过去10多年我国吸收FDI持续较大规模增长的市场基础。随着大量FDI的进入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使一些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通讯设备、洗涤用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外资较为密集的行业中,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利润开始下降。以轿车工业为例,自2004年开始,竞争使轿车价格持续较快下降,投资收益已大不如以往。下面图4是1999—2005年,汽车制造业资产总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以及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利润总额从2004年开始已成负增长。这种情况使得新投资者持更加谨慎的态度。①随着国内竞争加剧和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市场上立足和发展,使用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起码的条件。不仅如此,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中文简本)。这个趋势表明,以FDI为载体,能够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二、作为跨国投资母国:投资迅速增加和相对地位上升

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按商务部统计,1999—2004年,我国年对外投资额从6•2亿美元上升为55亿美元,2005年预计将达到68亿美元,据此计算,年均增长49•1%。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本部分我们分析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若干重要因素,并据此推测我国“十一五”期间对外投资的规模。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投资规模的因素较多。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八项指标为参照。其中四项为可计算指标,四项为参考指标。四项可计算的指标是:对外投资增长率,出口总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四项参考指标是: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外汇储备,汇率变动预期,贸易摩擦状况。以具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参照。②预测1:依据前五年平均增长率预测。前期对外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投资增长趋势。1999年到2004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2•3%。按照这一速度外推,2010年投资额可达301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838亿美元,年均投资168亿美元。预测2:依据出口规模预测。对外投资规模与出口能力有明显的相关性。出口规模大,表明产品已经被海外消费者普遍接受。此时从出口转向在当地投资生产的条件较好。2001—2004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为1•15%。①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0•91%。2005年1—12月,我国出口达到7620亿美元,同比增长28•4%。预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5%,到2010年,中国出口额为15327亿美元。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176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679亿美元,年均投资136亿美元。预测3:依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预测国内投资能力强的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值平均为1•54%。②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1•02%。“十一五”时期,预计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5%。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274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1058亿美元,年均投资212亿美元。预测4:依据GDP规模预测GDP总量大,国内外投资规模也会相对较大。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比值平均为0•25%。③同一时期,我国这一比值为0•26%。

2005年,我国调整后的GDP折算成美元为22257亿美元。“十一五”期间预计GDP年均增长为8%,按此计算,到2010年,我国GDP将达到32703亿美元(2005年美元,人民币汇率不变)。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将达82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353亿美元,年均为71亿美元。除上述几项可计算的指标外，还有四项难以计量、但影响突出的因素,使我国今后几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可能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一是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市场饱和导致竞争加剧,是推动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因素。今后几年,生产能力过剩行业将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二是外汇储备数额巨大。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8189亿美元,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需要的外汇资金充裕。三是汇率变化预期。汇率变化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成本增加,同时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一升一降,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四是贸易摩擦加剧。最近几年,贸易摩擦使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必然选择。综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5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3位。

三、非FDI方式吸收外资和多种途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在FDI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吸收外资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1•吸收外资方式不断增加

在FDI流入增长趋缓的同时，非FDI方式吸收外资不断增加。近几年,我国企业开始在海外资本市场较大规模地融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负债项目差额在2003年和200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分别达到84亿美元和132亿美元(见表7)。另据研究,200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IPO融资总额为780•6亿元,2003年为554•4亿元,增长了40•8%,IPO公司的数量增长了75%。①另据证监会消息,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83家红筹公司(即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筹资总额约为497亿美元。②综合这些数据,中国企业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已有较大规模。此外,在未来几年,国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也会有较快发展。例如,外资可以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共有34家机构获批QFII资格,累计批准额度56•5亿美元,QFII共持有证券资产近347亿元人民币,占其总资产的90%。由于看好中国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对QFII的额度竞争激烈。QFII投资额度成为稀缺资源。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外投资者通过QFII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2•组合全球要素有新途径

过去多年,吸收FDI是我们吸收全球其他要素特别是技术的主要载体,最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一是组合全球要素在中国创业。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虽然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但企业主体在我国国内,并不是任何国外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开发出我国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和一批技术骨干均为海归精英,其中有20多位是来自Intel,SUN,IBM,HP,KODAK等世界知名大公司的资深软硬件、多媒体及网络技术专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无线通信标准SCDMA的信威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陈卫和徐广涵,分别来自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团队也有多名海外归国人员。在上海浦东设立的中芯国际公司也是这种类型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芯片制造业中的排头兵。这类企业中有些还是所谓的外商投资企业,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外企已大不相同。二是对外投资获得技术等要素。国内企业已有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获得先进技术。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跨国购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目标往往是经营困难但有良好核心资产特别是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的国外企业。不少国内企业通过上述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生产缝制设备的上工集团收购了在世界工业缝机领域排名第三的德国DA公司,DA的技术涵盖了缝机高端技术几乎所有领域,上工集团的技术水平一跃进入全球前列。浙江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并购多家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获得了这些公司的品牌、技术专利、客户资源及全球市场网络。还出现了徒弟收购“师傅”的现象:上海明精公司收购了德国著名数控机床企业沃伦贝尔机床制造公司,获得多项专利、先进技术和品牌、客户资源。此前明精公司为沃伦贝尔定牌生产已有20多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例如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为我国企业工作,直接分享其多年技术开发的经验。在数控机床行业,目前国内已有10户以上企业雇用国外专家做数控核心技术的研发。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利用海外制造资源为国内的品牌企业代工,即由海外制造商为我们从事OEM加工。最近几年,国内企业做品牌由海外企业代工或者国内外资企业代工的情况大量出现。目前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特别是台湾的著名企业代加工。

3•收购兼并方式增多

过去10多年,我国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即新建企业的方式。最近几年,我们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使用收购兼并方式的比重都在上升。理论上分析,以购并方式吸收外资需要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新建方式难度增大;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三是母国企业具备购并海外企业的综合能力。因此,绿地投资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主要采用购并方式。我国更多地吸收外商购并投资和使用购并方式对外投资,表明我国吸收外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国外投资者购并我国企业,往往着眼于国内企业的分销网络、品牌影响力和当地客户资源,这种资源既不像技术一样可以从母公司带来,又不能在短期内开发。因此,一些跨国公司特别是进入我国市场较晚、没有取得相当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倾向于使用这种方法实现在短期内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扩张市场份额的目的。此外,由于金融业中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非常重要,这个领域中跨国投资倾向于采用购并方式。考虑这些因素,可以预计未来外资购并的案例会继续增加。我们海外投资也大量采用收购兼并方式。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05年前11个月,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7%,主要集中在电讯、汽车、资源开发等领域。我国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海外购并投资,目标往往是经营困难但有良好核心资产特别是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的企业。

4•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进入全球分工体系

最近一些年,全球跨国投资更多地向服务类部门集中。2001—2002年和1989—1991年相比,投资到服务业领域的FDI从50•56%上升到了65•26%(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同一时期,中国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吸收外资仅占吸收外资总额的22%,明显低于全部国家65%和发达国家71%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9%的水平。见图5。近些年,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中,服务外包发展很快。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业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近些年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发展最为普遍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和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的“不可贸易行业”的性质发生变化,是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2003年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向我国转移这些岗位,进展很迅速。在未来几年内,承接服务外包将成为我们吸收外资的重要新领域。

5•外资流入、权益变动和就业增长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发生变化

今后有可能出现外商权益和品牌影响力增加、但没有外资流入的现象。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或海外的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但并不是从其母国引入资金,而是在我国国内融资完成收购;二是在服务业中,跨国公司的非权益性参与增加,包括特许权、管理协议、合作协议、承包、BOT和BTO项目等。非权益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国外品牌但并没有资金投入。此外,外资数额和就业数量的关系也出现变化:在研发设计、数据处理、后台支持、客户服务、咨询中介等服务业中,外商投资数额并不大,却往往能吸收大量就业;但在购并投资中,由于只是现有企业权益易手而不是设立新企业,很可能不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变化使以往有些判断吸收外资意义的标准不再适用。

四、适应新形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我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趋势的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同时成为跨国投资的重要东道国和重要母国。随着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大规模双向跨境流动,我们与外部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原有的利益关系也在变化。面对新形势,研究开放问题要有新的分析角度和战略思路。

1•继续吸收FDI仍然有重要意义

吸收FDI对东道国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资金。随着资金的流入,人力资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管理能力等等,都会一同进入国内,这“一揽子要素”的引入更为重要。不应从“国内资金已不短缺”的判断,引出“我们不需要继续吸收外资”的结论。放宽眼界看,只从资金角度无法解释全球FDI的流动。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部分的FDI。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需要借助内部外部各种资源。“引进来”、“走出去”的各种形式,都会在某个阶段或某种竞争格局中呈现出其必要性。吸收FDI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到的趋势是: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分解价值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愈来愈多的产品、制造和服务环节可以进行全球分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些都使参与全球化各方获利的机会更多。同时,各国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大大加快了吸收FDI的速度。①继续努力吸收FDI,提高利用FDI的水平,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

2•加快完善体制环境,促进有效使用国内资金

国内资金没有作为股本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股本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不少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魏尚进,2006)。随着国内企业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国内优质企业不仅通过“引进来”,而且可以通过“走出去”使用外资;不仅可以吸收FDI,还可以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制,完善政策环境,使国内资金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

3•加强监管防止资金跨境流动带来波动和风险

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FDI,着眼于长期回报,撤资的成本较高,对东道国来说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外资类型。今后我国吸收外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对外资的监管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对FDI类型的购并投资,监管的重点是防止产生垄断,②特别是要对重要战略性领域中的购并行为有严格的审查规定和控制能力。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高度关注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影响,特别要对短期资金流动严格监控。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也带来新的监管难题。国内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要防止一哄而起向外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内国际环境与我国目前有相似之处,许多企业在海外投下巨资搞收购兼并和新建项目,成功的并不多,造成大批资产损失和银行坏账,教训深刻。今后几年,可以考虑对海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国有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出现决策不负责任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4•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更加合理与开放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5

（一）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投资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近60％。2010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也只有1.12万亿美元，增加不到1%，仍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萎缩，仅5270亿美元，再下降约7%。

（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分布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约10%，首度超过发达国家，占到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3%。其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8%，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46.4%。流入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下降32%。流入拉美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占23.8%，增长21%。东南欧和独联体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1%，占11.9%，其中流入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下降31%，独联体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5%。流入西亚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续下降，降幅高达18%，仅占8.4%。

（三）跨国并购明显上升，“绿地投资”继续下降。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较上年增长了37%，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增加了一倍。“绿地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继续下降。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增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断增加，2010年跨国企业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资显著增加。跨国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方，也是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的供应方。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制造等三个主要低碳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吸引外国低碳投资仍将为它们带来生产能力扩大、出口竞争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好处。

（五）各国有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监管的倾向。2010年，各国一方面继续推动外国投资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强化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设法调整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对外国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更严格的监管，这是自1992年以来此类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甚至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将推动跨国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现金流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预计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加到1.3万-1.5万亿美元, 增长约16%―34%，基本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2012 年将向1.6-2 万亿美元挺进，有望创出新高。

（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份额仍将扩大。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上升9.7%，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6.9%，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率先恢复和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缓解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短缺，更多的机会、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0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约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5500多亿美元，海外投资存量约2300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鉴于今后中国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及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一诱因将得到强化，新一轮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热潮可期。

（四）跨国并购占比将继续提高。跨国并购通常能够对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地作出反应。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67%，2010年达到90%以上，2012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

三、对做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直接投资逐步恢复增长，中国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标区域，这将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良好机遇。

一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正确把握投资导向，营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随着优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务已成为吸引客商的一块强劲的磁铁石。要充分正视当前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重视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视吸引低碳投资。有针对性地发掘筛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方面合作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项目承接和运作，进一步扩大低碳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四要着力推动企业并购合作。把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大力推行兼并收购、股权融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以企业为主体的灵活多样的对外融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重视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高起点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设备，注重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公共投资体制。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6

关键词涉外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方式，企业所得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初期所形成的以区域性优惠为主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日渐不足。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十分有助于继续发挥该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倾斜过度，加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带动西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当时吸引外资的大量税收优惠措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呈现“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递减的区域性倾斜特征。

不可否认，区域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东部地区的引资能力、加速当地的资本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变得相对困难，导致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逐渐失衡(见表1)，从而间接加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二)缺乏产业导向性，引致外资的产(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放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相结合，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吸引外资，导致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资相对不足、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见图一)，FDI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而国家重点发展的农林牧渔业、科教文卫等行业吸引FDI的数量只占FDI总量的七分之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相背，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优惠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

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于采用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对于被国外广泛采取的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应用较少。单一的直接优惠手段，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促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加速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激励作用，而且过于直接的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扭曲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对本国公司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政策不同，使得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几个国际避税地，而如美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并未获得太大优惠。因此，从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长远考虑，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方式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过度优惠，影响内费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上，涉外税收优惠可分为全面优惠和特定优惠。我国涉外税制创立之初，为了弥补当时投资环境存在的缺陷，并考虑到国内税制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所以选择了全面优惠的方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供给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加，有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其在所得税税率上与内资企业的不平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要求，而且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别过大，还使得部分内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与外资拉上关系，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是直接引发了“假外资”的现象，这些“假外资”在迅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的同时，更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等问题的出现。

二、调整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并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

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是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要着力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配合，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鼓励发展的产业上来，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逐步减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幅度，将外资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

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首先，通过加大对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吸引外资、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距。其次，给予投资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缓解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为了促进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我国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相关的外资企业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此外，就第二产业而言，在一些我国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诸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电视、冰箱、空调等一般电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可以逐渐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则应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以鼓励外资的进入。

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减少东部地区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投资环境也相对优越，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该地区，除保留具有示范效应的特殊性区域优惠和延续原有优惠政策执行至期满外，应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余的税收优惠。其次，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提高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

(二)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涉外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以税收减免、税率优惠为代表的直接优惠和以加速折旧及投资抵免为主要形式的间接优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习惯采用短期效果显著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发达国家则青睐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易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间接优惠方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渐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重点已从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向着力提升引资质量转变，更加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使用。此时，继续倚重改革初期使用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已较难，适时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才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正确选择。

运用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外资，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不改变其总体税负，但使税负前轻后重，有利于减少投资初期的负担；对政府而言，只是推迟征收，税收并未减少。而投资抵免的优惠方式一般只与投资额的多少有关，投资越多，抵免越多，具有适用范围广，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的鼓励效果明显。因此，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逐渐形成以间接优惠为主导、直接优惠为辅助的涉外税收优惠方式。

(三)适时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井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所得税率不统一导致企业间竞争变得扭曲和复杂，阻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证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将是我国下一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短期内会对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可以进行如下准备：

1.安排合理的过渡期。现阶段，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等因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加之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的其它税收优惠措施和各种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率的变化就采取消极撤资的“用脚投票”方式，但是考虑到在华跨国公司的集体要求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国际避税地的中小外资企业对于税率变化相对敏感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了再次明确我国政府始终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态度，可以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期(例如5年，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仍享受优惠)，以缓解税率变化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适应性。

2.加快增值税转型进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明显降低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因增加增值税抵扣而获得的财力，会弥补部分因所得税并轨而增加的支出，这有利于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故应及时总结东北老工业区进行增值税转型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缓解所得税合并给外资企业带来的阵痛。

三、进一步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建立新型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以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更加适应“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战略要求。当然，为了使之能够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自对外开放以来，其政策的制定、解释、执行等过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确立，也确保了各项具体政策的法律适用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外资数量，出台了规范性和透明度较差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造成税收优惠导向不明和实际操作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的同时，还致使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进行恶性竞争，干扰了国家招商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

因此，为了增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其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配合，提高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清理整顿，并加强法制化管理和监督。

(二)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政策工具，其不但具有刺激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税收流失的负面影响。故在实际应用中，有必要将实行税收优惠放弃的税收收入与优惠带来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某项优惠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具体优惠幅度的依据。引入税式支出，即是从支出角度认识涉外税收优惠，便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涉外税收优惠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以预算形式加强对优惠总量的计划性管理，控制优惠幅度，增强政策的刚性和透明度，进而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税收优惠落到实处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7

【摘要】影响一地区FDI 规模的因素很多，本文运用spss 的主成分分析法，对2002～2012 年影响FDI 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每10 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等10 个因素的均值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市场规模、运营环境和投资成本3 个主成分，在此基础上获得2002～2012 年的3 个主成分的面板数据，探索主成分与FDI 之间的潜在关系。结论表明，对FDI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货运量及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而每10 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对FDI的贡献则最小。

关键词 FDI；市场规模；运营环境；投资成本

【作者简介】邹洁，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一方面，它的迅速发展，为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转移与进步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也使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进入发展中国家，为其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也面临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与挑战。近年来，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更加理性，首先，内外资税收并轨统一进入操作层面，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即将终结；其次，对外资进入房地产行业进行限制和监管，防止外资过度投机；最后，对外资在国内企业中的收购进行监管，防止外资恶意收购。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迅速增长，我国利用FDI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因此，研究FDI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吸引FDI快速增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其研究对象也从不同行业到不同地区不尽相同。首先，许多学者在讨论FDI时更多地关注外资流向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程度。郭际（2006） 在对长江三角洲FDI流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指出市场容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进出口商品总值及制度变迁与长江三角洲FDI流入成正相关。赵晓霞、牟新炎（2007） 在对FDI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也指出，一地区的经济综合发展情况是投资大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密集型产业聚集程度直接影响着FDI的成本与收益风险，一地区的政策也对FDI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李佳佳（2012） 在对中部六省FDI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利用1995～2010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地区GDP、聚集效应、土地成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货运量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张小华（2013） 在对广东省FDI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利用1987～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广东省的开放水平、市场规模及制造业数量是影响其物流业FDI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对FDI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时，地区开放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卞伟、丁士龙（2007） 通过对我国22 个省级行政区域利用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加权后得出结论，商品销售总额、地理历史因素、FDI累计投资额及GDP对FDI 具有较大影响。宋宝琳、于薇（2013） 则通过对2007～2011年河北各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4个方面的因素，即地区生产总值、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口数量及单位GDP能耗影响和制约着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贺泰舟（2013）通过传统引力模型对西部地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人力资源成本与FDI负相关；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对FDI 的吸引力越大；该地区外商资本的存量与FDI正相关的结论。

以上是从国内市场讨论FDI的影响因素，在国际市场上，货币贬值及国际购买力转移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熊鹏（2013） 利用1997～2011年东欧四国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转型国家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一国货币贬值及国际购买力与转型国家FDI呈正相关的结论。

本文运用2002~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得出主成分后进一步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寻找FDI与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比较具有时效性的表达式。

二、FDI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数据的选取

在数据的选取上，参考郭际（2006）、赵锦洋（2010）、张小华（2013） 及卞伟、丁士龙（2007） 的研究，选取FDI、货运量、人均GDP、进出口总值与GDP的比、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这11项指标进行分析。

1.FDI：由于本文考察的是FDI的影响因素分析，所以选取FDI 的实际利用额，以考察我国FDI的实际资金状况，这个值按照当前实际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进行考察。

2.货运量：这个变量可以从侧面反映一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一般认为，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

3.人均GDP：反映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采用人均国民收入进行比较。

4.进出口总值与GDP的比：考虑到一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将一地区的进出口总值与该地区GDP进行对比，反映这个地区的对外依存度。

5.市场化程度：采用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进行比较，财政支出比重越小，说明市场越开放，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

6.劳动力成本：根据地区GDP中劳动力报酬所占比重的大小进行判断，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越低，越能吸引FDI。

7.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一地区专利的受理数量是反映该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越强烈，外资高新技术企业越愿意流向该地区。

8.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科学技术的提高会增强地区资金使用效率，运用地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大致可以判断地区的科技发展程度，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运营环境做出推断。

9.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地区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一地区劳动力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劳动力素质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10.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工资一般以企业所在地区的平均工资作为衡量标准，所以选用人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判断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指标。

1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对地区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的要求是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作为衡量指标，一般而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越高，市场潜力就越大。

（二） 主成分分析

以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0项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以货运量、人均GDP、进出口总值与GDP 的比、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分别为X1、X2、X3、X4、X5、X6、X7、X8、X9、X10，得出解释的总方差，结果见表1。

由解释的总方差表，根据特征值大于1及累计贡献率大于85%，一共选取了3个主成分代替原来10个指标。根据成分矩阵及解释的总方差表，得出原始变量表示的主成分的表达式，即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对主成分1产生主要影响的为X2、X3、X9 及X10,即人均GDP、进出口总值和GDP的比、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因此，我们把主成分1命名为市场规模。对主成分2 产生主要影响的为X1、X6、X7 和X8，即货运量、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及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因此，我们把主成分2命名为运营环境。对主成分3影响较大的有X4、X5，即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因此，我们把主成分3命名为投资成本。

将3个主成分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Y1=-0.149X1 + 0.168X2 + 0.229X3 + 0.112X4 +0.072X5 + 0.039X6 + 0.135X7 + 0.154X8 + 0.229X9 +0.201X10 （1）

Y2=0.511X1-0.095X2 + 0.006X3-0.074X4 +0.111X5 + 0.427X6 + 0.278X7-0.300X8 +0.029X9-0.081X10 （2）

Y3=-0.065X1-0.119X2 + 0.139X3 + 0.484X4 +0.544X5 + 0.140X6 + 0.132X7-0.245X8 +0.168X9-0.029X10 （3）

（三） 面板数据分析

由于影响FDI的因素众多，其间必然存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通过主成分分析剔除多重共线性后，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10个变量2002～2012年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上述公式1、公式2和公式3，计算出3个主成分的面板数据，分别得到得到市场规模、运营环境及投资成本2002～2012年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结果，再将这3个主成分看做因变量，利用Eviews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Eviews对方程进行估计，发现变量Y3不显著，将其从方程中剔除，由此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形式为:

FDI=Ci+aY1+bY2

其中，Ci反映各省的自发投资意愿,a和b分别表示市场规模弹性和运用环境弹性。

由表3可以得出模型结果为

FDI=(-0.00017 + Ci) + 0.732159Y1 + 0.264852Y2（4）

根据模型，计算后的方差为：R2=98.36%，调整后的R2=98.35%说明该样本函数的解释能力为98.35%，即市场规模和运营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98.35%做出解释，整体拟合优度非常好。

由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截距最大的是江苏省和广东省，截距最小的是山西省及山东省，FDI的自发投资在各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要注意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寻找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

在不考虑表4各地区FDI固定影响的情况下，将公式1和公式2代入公式4，可以得到FDI与所选取的10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FDI=（-0.00017+Ci） +0.24X1 +0.1X2 +0.17X3 +0.06X4 + 0.08X5 + 0.14X6 + 0.17X7 + 0.03X8 + 0.24X9 +0.13X10 （5）

由公式5可以看出，在10个影响因素中，货运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对FDI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们每变动一个单位，都会引起FDI同向变动0.24个单位。因此，地区吸引FDI的能力是与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与地方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此外，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FDI的影响是除上述两个变量外影响最大的变量，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相应的FDI增加0.17个单位，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可以看到，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对FDI的影响比较小，将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对FDI的影响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外商考虑在我国进行投资时，相比较劳动力成本而言很少在意劳动力素质，由此反映了我国吸引的FDI在产业结构上是有待改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占大多数。

三、合理吸引FDI 的策略

由以上主成分分析及面板数据分析可知，市场规模及运营环境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有较大的影响，其中，投资规模对FDI的影响最为明显，所以，我们先对投资规模的改进措施进行分析。

在市场规模方面，首先讨论进出口总值与GDP 的比，这是反映市场规模的一个有效指标，在一定的市场需求下，进出口总值比例越高，市场规模越大。而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市场规模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特别是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在这点上，国家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寻找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调节地区之间的差异。其次，讨论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及人均GDP对吸引FDI的影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与FDI的关系也是正相关的，这是由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定带来较为宽广的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意愿也就越强，所以，在这一点上，内陆地区要提高本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则必定要保持自身经济的发展，其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积极寻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特色产业，以此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运营环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货运量是对运营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所以，对于欠发达地区，应该积极大力推进本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这是促进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次，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及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专利保护等知识产权政策的完善与落实，以提高该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而每10万人口高等教育人数对FDI的贡献率相对是较小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FDI在我国投资的产业类别的不平衡。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型产业流入我国，而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入却相对少得多。因此，要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保持FDI 的持续性流入，产业结构的转型是必不可少的，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一方面需要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需要国家大力倡导某些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要有具体的转型目标，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利用周边的优势环境以延长自己的产业链条，形成配套产业，与周边地区共同吸引高科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 郭际.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财经,2006,(5):88-92.

[2] 赵晓霞,牟新炎.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素分析[J].投资分析,2007,(2):296-297.

[3] 李佳佳.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2,(6):85-91.

[4] 张小华.广东省物流业吸引FDI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987～2012 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分析[J].投资与合作,2013,(8):63-66.

[5]卞伟,丁士龙.中国省级行政区域吸引FDI 的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7,(2):52-56.

[6] 宋宝琳,于薇.河北省FDI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坛,2013,(1):63-66.

[7] 贺泰舟.我国西南地区FDI 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外资,2013,(6):182.

[8] 熊鹏.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东欧四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13,(6):73-76.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8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响力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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