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1

[关键词]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税收超国民待遇引资效应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赖性日益加强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予外资宽松的投资环境,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民待遇原则已成为处理跨国投资、商品和人才流动的国际公认原则。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各不相同，出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目，不同国家实际给予外资的国民待遇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就出现了次国民待遇（非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并存的局面。次国民待遇（非国民待遇）一般是出于保护本国经济或利益免受冲击的目的，而超国民待遇则往往是为更多吸引外资而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措施。

一、我国外资国民待遇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时间短，基础薄弱，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许多产业还很脆弱，因此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的目的，在相应领域对外资实行了限制性的措施，也就是在这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是次国民待遇。我国对外资实行限制性的非国民待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投资领域方面，体现在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在投资条件方面，体现在对外资准入设置了若干必须履行的法定要求。

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建设急需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先进技术，为吸引外资，我国又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

在超国民待遇方面，我国给予外资的主要是广泛而特殊的税收优惠，而这些优惠是国内企业所无法享受到的。归纳起来，涉外企业在我国所享受的种类繁多的税收优惠待遇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税收优惠的主体广泛，只要是涉外企业，不论地区、行业、技术先进程度，都能享受到至少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优惠待遇;（3）税收优惠多门类、多层次、多环节，彼此之间缺乏合理规划，容易造成外商的偷税逃税;（4）优惠手段单一，政策效果模糊。直接优惠较多，间接优惠较少，着力点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表面上看优惠幅度很大，实际引资效果并不明显;（5）税收优惠目标不明确，产业导向作用不明显。由于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对农林牧等几个行业的特殊优惠进行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他行业则不分产业性质实行“一刀切”的优惠政策，从而不能有效地引导外资流向我国急需发展的瓶颈产业。二、我国外资国民待遇的走向分析

我国目前对外资实行的是次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并存的政策，这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的效果，然而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这一情况也在发生改变。

中共中央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重点放到提高成效和水平上来，逐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规范税制，公平税负，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这就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确定了方向和目标，也就是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必须按照国民待遇原则来调整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次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最终都将回归统一的国民待遇。

随着我国逐步落实世贸承诺，外资在我国享有的次国民待遇将逐步减少，因此外资在我国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为实现次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的最终回归，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呼声便越来越高。

虽然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局限和负面影响是显然的，但这并非取消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税收国民待遇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单纯从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分析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原因，而应当将其与我国的引资策略联系起来。首先应分析税收优惠的引资效应。

1.从税收优惠自身来看，其引资效应存在着一定的的局限性。首先，税收优惠政策仅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或决定的因素。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勒和莫迪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是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企业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对外资企业并不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长期以来它却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其次，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即成本型FDI）的影响较大，而对市场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影响较小；对注重短期利益的外资小企业影响较大，而对实行全球战略、追求长期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则影响较小。可见，减少税收优惠固然会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获得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之效。最后，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产生预期的引资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资本输出国是否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如果资本输出国实行税收饶让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就会使外国投资者直接受益，其引资效果就好；反之，税收优惠政策的好处就会转化为投资者母国税收的增加，纳税人并未真正受益，从而降低税收优惠的效益与质量。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大多数国家尚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因此大大降低了我国税收优惠的实际引资效应。

2.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外资优惠的土壤已经变化，税收优惠的引资效应已大大降低，不再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手段和决定性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投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政治环境上，我国政局稳定，国家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外国投资者可以放心投资；经济环境上，我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市场经济必需的法律法规，为投资者利益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上述中国经济环境的深层次变化就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大为增强，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虽然税收会直接影响到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这些外资企业往往都是因为看准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或者是看准了中国其他成本较低的优势而来的。这些条件已经成为当前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即吸引外资的非税收因素）。而当非税收因素能够发挥吸引外资主要作用的时候，税收超国民待遇也就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

三、国外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的启示

国外吸引外资的成功例子并不少见，像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在稳步改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同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合理的外资政策，而英国作为欧洲“引资冠军”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成功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政局，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市场潜力，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发达的通讯、互联网、银行、水陆空运输网络等都是吸引外资的客观条件。

2．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美英等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较为宽松的市场准入，对外资不进行审批，除涉及国防等敏感领域外，一般不对外资的投资领域实行限制政策。

3.法制健全。这些国家的法制健全不仅表现在立法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执法方面。外资企业只要遵守本国的法律照章经营，就可以排除经营中的人为干扰。在健全法制的环境下，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比较注重信用，经济纠纷能通过法律途径公正解决，这有利于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4.技术先进，人才济济。高科技和大量的科技人员及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这有利于吸引外资到本国从事高科技产品的开发。

5.便利的融资环境。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提供辅商业贷款及发行工业开发债券，或成立专门机构提供融资和授信等服务。只要企业有信用，内外资企业均可向银行申请并获得贷款。

6.内外统一的优惠政策。如外资在美国获得的利润在照章纳税后，对税后利润汇出美国没有限制。而英国的最高公司税率仅为30%，爱尔兰的公司所得税率更降低为12．5％，无论内资外资，都都按本国居民纳税和享受税收优惠。

在国际经济和投资大环境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FDI）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借鉴国外的引资经验，对我国具有现实的意义。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2

[关键词]　fdi；税收优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响力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 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主权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 mintz& thomas 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演变中的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1997，（8）。

[2]马拴友。税收优惠与投资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1，（10）。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4]徐思嘉，麦挺。外国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与激励政策———兼论中国外资激励政策调整[j].改革，2004，（2）。

[5]夏杰长，李朱。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4，（6）。

[6]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1）。

[7]林静。fdi与税收政策的思考[j].管理与财富，2004，（12）。

[8]闻媛。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9]blomstrom&arikokko著，赵学尽，黄克臣译。外国直接投资激励经济学[m].经济资料译丛，2003，（2）。

[10]unctad.incentiv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1996.

[11]root and ahmed.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8，9（3）。

[12]devereux， m.and griffith，r.，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multinational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8.

[13]jackm.mintz&thomas tsiopoulos， corporate income taxation and foreign directi 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oreign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 1992， no.4， world bank.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3

由于“两税合并”意味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税基、税率和税收优惠方面实行统一，目前人们最担心的是统一税收优惠会不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短期内外资是否会考虑撤出资本。

通过对国际上相近国家相同或相近问题的细致分析和三个多月的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税收优惠在提升一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只是一个辅影响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企业征税最低的国家，但他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而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他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未来走势来看，我国吸引外资诸多有利因素在不断优化，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潜在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对跨国公司资本的吸引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国家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大多数外商投资者并未从税收优惠政策中直接受益。在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并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这就意味着我国因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而放弃的税收收入，大多数并未使外商投资者直接受益，而是拱手送给了资本输出国政府。所以说税收优惠对外商投资者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最主要影响。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占60%左右，但为什么外资仍然在以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巨大市场、低价生产要素和全球性市场辐射是外商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这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把产品研发等高科技方面投资投在母国，然后利用中国的市场和低价的劳动力以及对外商的优惠条件，在中国完成产品加工后再返销回母国和全球市场，这样把最赚钱的环节留在母国国内，当然在中国的账本上显示的是亏损。因此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对外商并不是最大的引力，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影响外商的投资积极性。

此外，在税收制度设计时，是“全面优惠”还是“特定优惠”，值得认真考虑。双轨制时，我们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全面优惠”原则，不管外资来源和投资方向。当“两税合并”后，我们考虑的是采用“特定优惠”原则。这对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

相对周边国家而言，25%的所得税率对外资依然有吸引力。据毕马威会计公司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2004年世界上69个国家（地区）企业所得税税率（含地方征税税率）平均为31.6%。其中，印度为35.9%，日本为42%，马来西亚为28%，巴基斯坦35%，菲律宾为32%，韩国29.7%，斯里兰卡为35%，泰国为30%，越南为28%，中国台湾为25%，乌克兰为25%。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4

[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的地位。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18.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福建由于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特性,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快速的增长,而福建本省的发展速度也会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数(Inward FDI Index)概念来评价各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度。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该指数进行了简化和修改,重新命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UNCTAD 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某经济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与其GDP占全球份额之比。

2000―2003年期间,广西、辽宁、山东3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符;海南、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7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1.方法介绍

(1)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有变量都被假设为是内生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含有个变量滞后期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是n维内生变量,∏p是待估参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也被称为新息,与自身滞后值和解释变量无关。

(2)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向量自回归模型还可以用来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即确定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以双变量 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如果新息在t=0时增加1个标准差,不仅当前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到和今后的值,脉冲响应函数正是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透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方差分解是另一种表达模型动态特征的方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2.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79至2007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及《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经济增长用GDP反映。将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数值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并取自然对数,为LnGDP和LnFDI,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LnGdP和LnFDI。

(2)模型分析

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其经济发展(GDP)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起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滞后,该影响会逐渐增强。经济发展对外资吸引的作用也是逐渐增强的。两者的相互响应在前期有小幅波动,但在长期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成本优势明显,获利空间大,因而外资蜂拥而入。当如今中国市场的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更影响了当前外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已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2009年2月指出, 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较2007年至少减少了20%。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外商投资流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商投资流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例如,2008年11月当月实际利用FDI为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2009年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同比下降48.7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53.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70.03%。

四、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

1.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各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合理引导外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应注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节约、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生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型服务业发展。

2.引导外资项目分布,促进外商投资地区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照当前的发展情况,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将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闽南沿海地区和福州具有优越的政策、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然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平衡,必须采取以地区倾斜政策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倾斜政策为主,同时辅以对福建北部、西部地区一定程度的地区倾斜,从而在全省逐步形成基本统一的、稳定的和透明的外资政策。福建北部和西部地区应该紧紧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因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资、地价等生产成本提高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北部和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改善引资环境,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当区经济的发展。根据2008年福建年鉴统计结果表明,2007年台商实际到资5.51亿美元,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有25项,集中在厦门、福州、漳州、南平4市,其中南平市1项,合同台资3220万美元。说明了在实施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福建北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倾斜政策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将在短期内实现利用外资的跳跃式增长。

3.树立绿色GDP观念,加强政府科学调控管理

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O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

发展绿色GDP,首先是要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只有地方政府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把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使环保业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发展绿色GDP,其次是要开展地区环境污染调查,查清污染源,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补救污染现状,彻底取缔污染企业。对福建省突出的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问题,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各行政区应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上合作,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

发展绿色GDP,应在抓好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扶持以生物医药、绿色苗圃、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事实上,具备绿色意识的省市可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风景区的收益,良好的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制药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绿色产业”。

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各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努力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把创建投资新环境、形成竞争新优势作为工作重点,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青:东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劣势差异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

[2]常玉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分析.财税金融.2007年第14期

[3]杨劲松: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第1期

[4]彭有轩 张相文:王良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政策建议.2009年第18期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就业结构；工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湖北省对外经济发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促进了经济增长，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减缓我省的就业压力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拟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及特点

随着“中部崛起”的提出，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随之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湖北省利用外资呈现如下特点；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迅速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湖北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省利用外资总值的71．7%，实际吸收外商投资3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3%；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60个，合同外资金额26．60亿美元；新批增资项目120个，增资额占全省合同外资额的32%，实际到资5．3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北新增投资项目8个，历年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6项；新批并购项目19个，主要涉及汽车零部件、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器械等领域。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呈“二三一”格局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呈不平衡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二次产业，三次尤其是一次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偏低，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虽然近年来这种格局有所改变，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头还是集中在二次产业中的制造业。2006年全省新批制造业项目个数和合同外资额占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64．2%和59．3%。新批制造业项目主要涉及冶金、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发电设备等领域。第三产业项目个数和合同外资额占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分别达到29．3%和25．9%，主要集中在酒店、商业零售、物流、房地产等领域。

（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及周边城市

湖北省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汉、黄石、宜昌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尤其是武汉利用外资的总额多年来一直居于绝对优势。2006年武汉市吸收外商投资19．1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4．9%，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即距离武汉中心城市越远，则利用外资越少。在武汉市大城市圈内，由于交通、通讯、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又有充裕的素质较好、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供给，投资环境优于边远地区，因而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就业的影响

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影响表现在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和就业区位等几个方面。

（一）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的直接就业机会是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从湖北来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有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城镇在岗就业人员超过25多万人，约占全省城镇职工人数的4．5%左右。

同时，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还表现在关联就业上。《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每一个直接就业会带动1-2个关联就业。据估计，仅富士康将投资建设的数码相机、电脑、半导体照明、软件基地、研发中心等20多个项目，将带动100多家配套企业集聚，可吸纳20万人就业。

（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大型跨国公司在湖北投资最密集的是微电子、汽车制造、通讯设备、化工等行业，这些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共有61家在湖北落户。并带来大量研发中心入驻。这些大型企业均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组织和管理水平较高，对员工的技术素质要求较高，所要求的配套服务较高。由此可以认为，随着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产业结构会带来很大影响，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将会加大。而产业结构的变化会使就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目前在整体上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仍然占绝大部分，服务业比重较低，但随着跨国公司对服务业投资的加大，特别是对知识含量较高的专业 （如金融、保险、中介、会计、科技服务等）的投资扩大，会对高学历、高技能、高职称人员的就业机会贡献加大，这使得城市中的白领阶层会扩大。不过，由于这些行业单位投资额吸收的就业数量较少，因此提供的有效就业机会不会很多，对总的就业量影响不会太大。但由于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通常为东道国雇员提供培训，提供获得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这对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也对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劳动力报酬逐年增加，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毫无疑问，这是与我国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外商投资与各经济类型单位平均工资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外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0．10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约0．107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约0．08个百分点。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类型企业工资水平产生了正面溢出效应。表现为：

1．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利用的人力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者。而熟练劳动者在短期内的供给是一定的，其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于是跨国公司在人员需求上势必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们不得不支付高工资。内资企业为了进行竞争，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也相应提高各自的工资水平。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雇佣了本地人员之后，为了使其达到自己的标准，会对本地人员进行培训，提高本地劳动者的素质。这些劳动者在自身的素质得到提升之后，转换工作时就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从而也促使国内公司不得不跟随外商投资企业支付高水平工资。

不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雇佣的是熟练劳动，它加大了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的增加所起到的作用偏小，收人的增加也主要是在熟练劳动力这一块。因而它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由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及周边城市，因而外商直接投资还拉大了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提升湖北外商直接投资在就业上产生积极效应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其示范作用和竞争压力促使中国企业迅速成熟起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化和垄断化的加强，其带来的危机隐患日趋显现，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入方向进行适当地调节和正确地引导。

（一）做好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划工作

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时候，充分发挥其产业带动效用，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导至高技术产业以及高关联度和有着较大影响的基础产业。在以产业为导向的前提下，再进行地区定位，通过较优惠的政策有重点地吸引外资开发西部较不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同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入状态进行有效控制，消除或减缓其带来的危机。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其他相关行业的推动力度，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二）重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政策导向上重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1）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有研究表明：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较，湖北省的劳动力工资偏低，即湖北省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加之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在未来几年之内，湖北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劳动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2）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考虑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应兼顾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大力吸引外商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3）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吸引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省拥有雄厚的科技与教育实力，全省共有多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700多个，拥有研究开发人员约8万人，全省各类科技人员124万人，居全国第五位。湖北省是教育大省，省内高校林立，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口总数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人力资本优势十分明显，这一优势无疑有助于吸引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

（三）促进国内产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联系

虽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在逐步减小，但是跨国公司的前后向联系在不断增强。因而大力发展当地的配套企业，促进本地产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可以创造间接就业。

参考文献

[1]李雪辉，许罗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2）.

[2]江绮萍.试论我国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J].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

[3]周杰文.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环境研究[J].理论月刊，2002，（10）.

[4]蔡肪，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J].财经论丛，2004，（1）.

[5]罗鹏.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工资效应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5，（2）.

[6]张二震，任志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5）.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6]裴长洪，杨志远实现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跨越[J]国际贸易，2011（9）：4-11.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7

关键词FDI税收激励政策调整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截至2008年底，中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2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1839.7亿美元。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日益增加，据估算中国“十一五”期间累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2010年的投资额可能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将进入前三位。

国际经验表明，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有人均收入水平、GDP总量、出口规模、国内投资能力、外汇储备规模、国内市场生产能力过剩状况、本币升值预期等。而税收作为东道国体制和法律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被视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之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10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只有四个国家没有对外国投资提供任何激励政策。税收对投资的引力效应主要体现在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的使用上。由于投资者的投资愿望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而税收优惠能使投资者减轻税收负担，增大其投资的收益值，故其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投资环境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总是流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而且实践也表明，税收激励政策能够产生吸引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因此，现阶段研究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的FDI税收激励政策，对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和未来FDI税收激励政策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十位的国家中选取了新兴经济体韩国、转型国家俄罗斯和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作为代表，研究了其外资企业经营期间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探讨了各国FDI税收激励政策调整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一、各国FDI税收激励政策的研究

(一)韩国FDI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韩国属于成功运用税收激励的国家之一，其政策的制定在横向上力求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纵向上则与该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相联系，以期达到税收激励政策与该国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有效配合。韩国对FDI的税收激励措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点由限定在出口导向型企业向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转变，从8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大幅度减少FDI的税收激励，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韩国政府为消除其不利影响，又开始重新扩大过去对FDI很有限的税收激励。

目前韩国对FDI税收激励政策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配套服务业的税收优惠。为加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选定了高新技术产业(467个行业)以及产业配套服务业(111个行业)享受减免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配套服务业需要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对国民经济的技术推动效果良好，并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以及加强产业竞争力有利的技术；从最初引进到国内之日(高新技术外商企业的申请受理日或技术引进合同的申请受理日)起没有超过三年的技术，或者是超过三年但其经济效果或技术性能方面比已引进技术更优越的技术；其所需工程或服务的大部分都在韩国进行的技术。

高新技术产业及产业支持服务业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包括部分和完全的公司所得税减免、地方税减免等。

第二类是对外商投资地区的优惠。为了吸引大规模的外国投资，韩国实施了FIZ(ForeignIn-vestmentZone)制度，即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建立吸引FDI的外商投资区，它不是一个限定的地区，而是外商希望投资的区域。FIZ内能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制造业外资企业：外国投资额超过5000万美元；外资比例超过50％，且新雇佣的正式员工超过1000人；外国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且新雇佣的正式员工超过300人。第二类是外国投资额超过2000万美元，且在从事下列行业时的新建设施：旅游饭店业和水上宾馆业；国际会议设施；“综合休养业”和“综合游园设施业”等。第三类是外国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建立后勤服务业的设施，如分销中心或港口设施。外商投资地区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相同。

第三类是对自由贸易区的优惠。除了FIZ外，韩国政府对自由贸易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外资企业也给予了税收优惠，相应条件为：经营制造业或物流业的外资企业，且需要重新添置厂房设备；对于制造业，外方投资额需高于3000万美元，雇佣员工规模达到300人以上；对于物流业，外方需高于3000万美元。符合条件的，自取得收入起前三年免税，后两年减半征收。此外，已有的出口自由区也视为自由贸易区，即进驻出口自由区的外资企业也享受相同税收优惠。

(二)俄罗斯FDI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外国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投资大幅增长。2006年俄罗斯吸引外资名列发展中国家第三位，2007年跃居全球第七位，2008年列第五位，可见俄罗斯正逐渐成为全球投资中心之一。目前，俄罗斯为吸引外资而逐步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经营活动的限制，使外国投资者享受等同于俄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因此，从原则上说，外国投资者在俄罗斯成立的外资企业，应同本国企业一样，承担同样的纳税义务、享受同样税收优惠，即实行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

但为加快吸引外资投向某些产业或地区，俄罗斯政府对外资还是采取了某些比国内企业更优惠的减免税政策，并先后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补充。目前俄罗斯对FDI税收激励政策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一些优先投资项目的税收优惠。长期以来，流入俄罗斯的外资多集中于证券投资，属于以短期赢利为目的的金融投机游资，不利于满足俄罗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为了规范国外资本的流向，将外资吸引到实际生产领域，俄罗斯税法规定，在外国投资者所执行的优先投资项目涉及生产领域、交通设施建设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且外国投资总额不少于10亿卢布(不少于按联邦法生效之日俄联邦中央银行当日汇率折算的等值外币金额)、回收期超过七年的特殊情况下，俄联邦政府将延长对上述外国投资者和有外国投资的商业组织实行稳定投资条件和制度的期限。根据俄罗斯海关法和政府税收法规，外资重点投资项目可以享受优惠；俄地方政府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利用地方财政收入或预算外资金向外资提供税收优惠、担保、融资及其他形式的支持。

第二类是对外商投资行业的优惠。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资料，近两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最高的是采矿业，占吸引外资总额的80％。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国外投资者在俄境内投资寻找、勘探和开采矿物资源及有关活动，俄罗斯政府及时修改和补充了《俄联邦产品分成协议法》，该法极大简化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征税基本上被按协议条款分配产品所取代。在协议有效期内，投资者免交除企业所得税、资源使用税、俄籍雇员的社会医疗保险费和俄罗斯居民国家就业基金费以外的其他各种税费。

第三类是对外商投资地区的优惠。目前，俄罗斯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引资经验，在境内设有一定数量的特别经济区，但以联邦立法形式加以管理的特别经济区只有两个：加里宁格勒经济特区和马加丹经济特区。而其他特别经济区基本是通过条例管理的，其级别低于前两个特区。在两个特别经济区内，外国投资者同时享受俄联邦税法和地方法规所规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并且实行专门的税收和海关制度。在特别经济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可部分免交应向联邦财政交纳的税费，同时区内企业在特别经济区生产的商品运往俄罗斯其他地区和境外时，可免交关税和办理海关手续时应交纳的其他费用(海关规费除外)，并且不受国家非关税外贸调节政策影响。

(三)澳大利亚FDI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把澳大利亚发展成为一个吸引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国家。从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FDI占GDP的比率有了稳健增长，到2008年，FDI占GDP的比率更是达到了34.4％，超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实行了简化外资审批程序，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以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健增长的措施。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除了通过不断完善宏观投资环境来提升国际竞争力外，还制定了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多是为外资进入澳市场提供服务和便利。

澳大利亚对FDI的税收激励政策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在澳建立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提供优惠政策。对于在澳大利亚建立地区总部和运营中心的跨国公司，澳联邦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外国公司拥有或租赁的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可以免除销售税，免税期为两年；外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的费用可从税收中抵扣，抵扣期为获得第一笔收入的前后各一年。

第二类是对外资投资的区域性税收优惠。考虑到与大城市隔离而导致商业和生活成本增加等因素，澳大利亚税收制度允许对边远地区的居民和雇主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让。根据澳大利亚税法规定，边远地区系指距离具有1.4万居民的人口中心至少40公里远，或离具有13万居民的人口中心至少100公里远的地区。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是附加利益税(Fringebenefitstax)方面的减让措施。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由澳雇主按其支付给雇员及其亲属的非现金利益总值的485％向政府缴纳附加利益税。对于边远地区的雇主，政府可以考虑参照其提供给雇员的房屋附加利益(包括与房屋有关的利益，如电、煤气和其他居民燃料等)以及假日旅游利益，对雇主进行税收减让，免征房屋附加利益税。二是所得税方面的减让措施。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对边远地区居民给予一定程度的边远地区所得税减让，以对其面临的恶劣气候条件、与大城市的隔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等方面给予补偿。根据距人口中心的隔离程度，对个人所得税减让的最大幅度可达每月1173澳元，同时还可考虑其受赡养者人数给予额外的所得税减让。

第三类是对外资投资的项目性税收优惠。对于能给澳大利亚带来重大经济利益的外资项目，在有限的、特殊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投资局协助提供税收减让等投资鼓励措施，但此类项目必须经过严格审批。

二、FDI税收激励政策的调整趋势及启示

(一)普遍采用国民待遇原则

9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摆脱“内外有别”的观念束缚，更加广泛地采用了国民待遇原则，基本上都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并在大部分税收优惠的制定和实施上内外一视同仁。例如，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成立的外资企业，实行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这意味着，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曾长期实行的外资超国民待遇现象将逐渐减少，以往各国外资独享的优惠在范围和幅度上都会大大缩小和降低。同时，各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外资控制政策将逐步被取消，外资进入的程度和行业限制、股权比例限制和外汇比例限制等将放松，作为附加条件的各种业绩要求也将迅速减少。

(二)调整税收优惠方向，以产业和科技导向为主

目前，各国对现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向进行调整，一方面要强化其产业、科技导向功能，另一方面要弱化其地域导向功能，从而形成以产业导向为主、地域优惠为辅的政策特点。鼓励的重点产业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些国家还对农业、渔业、采掘业及旅游业实施了投资激励。例如，韩国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配套服务业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俄罗斯对涉及生产领域、交通设施建设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也提供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有些国家为了建立起与跨国公司的持久稳定关系，还采取了某些特殊的激励措施来吸引跨国公司在那里建立地区营业总部。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在澳建立地区总部和运营中心的跨国公司，提供了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改变税收优惠方式，逐步转向以间接优惠为主

目前，各国更多采取一些间接优惠方式，从目前的以直接优惠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为主，同时配合运用多种优惠手段，提高政策的实际效果。各国政府在大力压缩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税适用范围的同时，扩大对加速折旧、盈亏抵补、投资抵免、税收信贷、再投资退税和投资准备金制度等间接优惠手段的运用，放宽科研与开发费用各项扣除的标准，更好地保证税收优惠的好处确实落到外商投资者手中，而不是被投资母国政府征去。间接优惠方式不仅有利于减少避税与偷逃税现象，保障税收收入，有利于人世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它不像直接优惠方式那样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来自某些方面的抵消因素，从而在发挥对FDI的引力效应时机会成本较大。

从上述发展趋势和税收激励政策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既要保持税收激励政策一定的连续性，也要及时调整。东道国对FDI税收激励政策的制定应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其连贯性，关于各种政策摇摆式的变动都会带来开放程度波动的后果。但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一国对FDI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因此东道国政府应当及时修订、调整本国的税收激励目标，使其与一国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例如，韩国的税收激励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8

一、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及特点

1.农业利用外资的比例明显不足、规模偏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农业作为重点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之一，农业利用外资总量也基本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1]。2009年，中国共签订农业合同外资项目896个，实际使用金额达到142873万美元，是2000年的2.1倍，年均增长达到10.21%（表1）。然而，与3大产业在GDP中的构成比例比较，农业利用外资的比例明显不足。200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6%，同年第一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额为14.29亿美元，仅占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52%，而第二、三产业则分别达到了53.24%和45.25%（表2）。2000—2009年，第一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仅为1.99%，而第二、三产业利用外资所占的比重则分别达到63.43%和34.58%（表3）。不难看出，与非农业部门相比，农业利用外资的比例较低。此外，目前中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规模普遍偏小，外方合作伙伴多是中小企业，跨国公司投资农业的比重仍然较低。2009年，外商投资的农业项目合同金额平均为159万美元，而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均超过400万美元。

2.农业利用外资的项目范围相对较窄从中国农业利用外资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其包括农林牧渔业的所有方面，但其中主要以农产品加工项目为主，投资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生产环节的相对较少（表4）[2]。目前，中国在宏观上仅对一些大型的种植业项目和涉及许可证、配额的项目有政策引导，而其他大部分的农业项目均由各地政府自行审批。由于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少、易经营、利润高，加之政府政策宽松，审批较快，因此，外商投资中国农业的范围主要以农产品加工项目为主。在中国农业的其他领域，如荒山荒地开发利用、农产品品种改良、农业生物制品生产、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上，由于具有前期投资大、回收期长、投资风险高、不易于经营管理等不利因素，导致这些领域不具有投资的吸引力，一般很难吸引外商投资。外资投向产业结构不合理，表明中国通过利用外资来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还未实现。

3.农业利用外资的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经历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农用利用外资主要以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提供的小型无偿援助项目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吸收贷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在农业领域投资发展迅速，国外贷款或援助等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则呈直线上升趋势。“九五”期间中国农业利用外资额达到63.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达到96%，比“八五”期间高出33%（表5）[3]。外商直接投资已经逐渐取代赠款和贷款，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

4.农业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显著失衡中国农业利用外资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平衡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点。东部地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中部地区吸收国外贷款较多，而西部地区接受援助较多。这与中国总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基本相同，带有明显的地区集聚效应，反映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据统计，国外贷款和援助两项，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42.23%、14.84%、41.93%[4]；2007年，东部地区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256093万美元，占总额68.42%，中部地区金额为84250万美元，占总额22.51%，而西部地区金额为33961万美元，仅占9.07%。仅江苏、广东、山东3省农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即占全国的48.52%，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不平衡性极为突出（表6）。

二、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发展趋势

1.多手段促进，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将继续扩大后危机时期，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退，资金、能源、技术等领域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为了加快农业吸引外资的发展步伐，党中央、国务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首先，完善农业利用外资政策。改革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使用土地的审批、收费及管理政策，对于那些大型的农业开发项目，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项目，投向基础设施、回报期较长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税收和信贷政策的优惠。其次，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鼓励采取融资租赁、合作开发、跨国并购、BOT等多渠道、多经济成分、多形式引进外资项目。第三，拓宽外商投资中国农业的领域和空间。进一步向外商放开农产品市场，允许外商从事包括农产品仓储、运输、销售等活动。在外商来中国投资目录中，调整和放宽了投资农业的重点和领域，修改了农业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5]。在外资利用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稳定、政策优惠力度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较为完备、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依然存在，将继续保持较强的外资吸引力。可以预见，在未来发展阶段，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00—2009年，年均增长10.21%）。2015年，中国农业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将达到25.6亿美元。

2.外资投入方向将呈现链式发展趋势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中国农业的领域和空间进一步拓宽，外资在中国农业的投资方向也会沿着产业链向前向后延伸，外资利用将呈现链式特征。一种表现是，某一个外资投入主体贯通某个农业项目的上下游产业链条，通过有效控制产业链上的投入产出，节约成本，实现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调节市场风险，最大限度地获得整个产业链条的产业利润和经济利益。还有一种表现是，不同外资主体在同一产业链条上投入，链条各个环节的外资项目互相配套、互相支持，形成产业链的技术协调、产品配套，从而形成共赢、共荣格局[6]。益海集团是由新加坡丰益集团和美国ADM公司在中国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性粮油加工企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投资科技攻关的新型产业模式和技术系统。金龙鱼大米产业链创新技术是将安全、环保科技融入大米品种、产地、种植、加工、包装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从而将大米育种、种植、加工等各个环节有机地链接起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3.农业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将明显提高《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健全符合世界贸易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优化进入农业领域的外资投向，提升‘引进来’质量和水平。”因此，未来“十二五”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技术含量将会明显提高，将特别注重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知识理念，充分发挥外商投资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高外资使用的质量和效益。不断优化农业利用外资投向，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种植业、养殖业及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生物质能开发、现代农机装备开发与制造和农产品深加工，引进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促使中国农业迅速走上高效、优质、环保的良性循环轨道，顺利实现农业利用外资从“量化引资”到“质化引资”的战略过渡。

4.产业安全风险将进一步加大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项承诺的逐步兑现，尤其是外企控股比例限制的逐步取消和外商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资发起的针对中国部分农业龙头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也日益增加，粮食加工、酒类、乳业、饮料等行业的并购事件激增，个别领域出现外资垄断或垄断迅速扩大的苗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以国内粮食体系为例，外资逐步渗透国内粮食体系，已经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粮食巨头如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在中国粮油等重要农副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的投资和收购量增加。这些国际粮商加大了对中国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投资力度，渗透中国的粮食体系，影响着中国的粮食供给，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增大了国家粮食市场稳定和调控管理工作压力[7]。外资对国内粮食体系的渗透在中国大豆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目前中国大豆产品的总自给率已不足1/3，国内8000万t的油脂产能中，大约80%掌握在外资控股企业中，他们凭借资本优势，已完成对原料、加工、品牌、渠道、供应的绝对控制权并掌握着市场定价权，严重影响到国内消费者食用油安全和豆农收入就业，国内食用油加工业业绩波动频繁，经营风险剧增。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强农业利用外资的投资硬、软环境建设在硬环境建设上，重点加强农村公路、通信线路建设，搞好农村供水、供电工程，解决农村的基本生活条件。加大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为农业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设施与环境条件。在软环境建设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改革对农业外商使用土地的审批、收费及管理政策。加强法制建设，为农业涉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建立并完善农业信息中介服务、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系统；重视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人才培养，鼓励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劳动力业务和技术培训，为外商投资企业选用人才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

2.拓宽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在农业吸引外资渠道上，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和利用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的同时，努力开拓和利用新的外资、外援渠道，主要是开拓民间资本和国际商业资本；在外资的来源国上，除了传统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以外，要大力鼓励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生物技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中国农业，以此带动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农业利用外资方式上，可以采用项目融资、BOT、经营权转让、收购兼并等方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领域。同时，积极推动产业投资资金和风险投资在农业领域的试点，建立农业利用外资项目库，定期对外公布重点招商项目名单，广泛采用上门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网络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扩大农业利用外资规模。

3.建立完善外资引进安全预测、预警机制要辩证地对待外资对中国农业企业的并购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外资对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方一面又要建立农业产业安全预警体系，预防农业产业风险、维护农业产业安全。为了更好地衡量农业产业安全状态，加快建立和完善外资引进安全预测、预警机制。要在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安全预测机制对并购以后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对国内能源资源的影响，对国内就业、产业效率、技术开发的影响，以及是否涉及国防安全的产业，是否对恐怖势力存在潜在支持等方面加以科学预测。当外资并购威胁到国内农业产业安全时，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和经济单位，快速制定应对措施，减少此次外资并购对本国农业产业的影响，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农业产业安全。

4.优化农业利用外资的投向和区域布局要根据中国农业发展规划和现状，明确外商投资农业的重点领域，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包括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优化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鼓励外商投资建设集约化的畜禽生产基地；引进农产品储藏、保鲜、深加工等先进设备；开发生产优质、高效的农药、饲料、化肥等产品的项目；鼓励外商开发农用机械、投资于国有农场和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农村能源开发利用、农贸大市场等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外资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政策手段引导更多的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充分发挥各地的资源和政策优势。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其沿海地区地理和人力资本优势，积极引进国外高新农业技术，大力开发适合东部地区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以及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的产业体系。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价格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外资增加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