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1

(一)数量分布差异

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人东中西部地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三大区域吸引外资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区域之间无论在数量或产业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分，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基本属于数量扩张型，总体规模较大，但项目小型化、技术含量不高，产业层次较低，以传统的轻纺工业为主。在短缺经济时代这种利用外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可以快速弥补资金短缺和外汇缺口。改革开放中期(1992-199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明显扩大，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日渐成体系的开发区制度对外资的吸引作用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外资流人量显著增长，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外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改革开放近期(1997-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东部地区由于在第二阶段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和配套生产能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在国家推动外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下，尽管东部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仍然与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差距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特点。

(二)产业层次分布差异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流向有所变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进外资的初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较多地流人了一些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加工行业或轻纺工业，多以服装、纺织、塑料、文体用品、照明器具、食品饮料和日用金属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这种特征在中国的东中西部没有大的区别，只在数量上有所差异。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商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产业分布在地区之间开始发生分化。在东部地区，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产业，并开始将R&D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外资绝大部分流人了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在未来仍将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其流入结构将进一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组装业向深加工、高技术产业转移。而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发达或者较发达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布特征直接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配置结构并加大了由这种配置结构促成的地区间产业布局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意味着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比例将逐渐减少，而制造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将越来越多。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布局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例如资本存量、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但本文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考察区域产业布局差异。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是在区域间业已存在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带来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

多数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投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当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分布出现差异时，又会造成区域间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可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而且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导致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造成人均资本存量和产业层次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自发的资本流动是诱使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是带来制度的累积性变化，即由于外来资金的涌入短期内改变了地区经济所有制结构，长期看会改变地区的非农产业结构和市场发育程度，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引起地区文化制度等软环境的变化。

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人有效缓解投资地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缺口，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资本集聚与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可将先进的技术、管理与营销经验转移到投资地，增强投资地的技术效能。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增加投资地的出口，这种出口对投资地的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活动的介入，可带动技术、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当地就业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介入生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有差别，为当地所带来的技术效能和经济增长也会有所区别，这些区别通过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经济规模等指标反映出来，潜移默化影响各地区的思想意识、文化发展等。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地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主体会持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观念。

三、西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行性分析

(一)重合产业转移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某些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较发达国家低得多，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产品具有较低的价值投入，这样，必然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拥有更高的利润率；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较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销售商品。这两种结果都给发达国家重合产业造成竞争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它们不得不对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调整方向无非两个：或是加速重合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其附加值；或是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从产业内部深化来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当产业深化不能够抵消别国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发达国家重合产业就只有一个调整方向，即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基本形式是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通过产业贸易，发达国家可以将重合产业所采用的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等销售给发展中国家，让后者扩大重合产业生产，以便保证将这些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满足后者对这些重合产业产品的需要。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销售资本品、中间品、无形资产，有时是为重合产业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寻找新的世界市场，实现产品价值；有时是为关、停、并、转的重合产业剩余设备(二手设备)的“二次增值”，寻求新的途径。不论采取上述哪种转移方式，最终都表现为某些产业(战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逐渐显得增长乏力，逐渐萎缩疲弱，而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才刚刚蓬勃成长，处于高速增长时期。

就产业转移的不同步现象，从产业移入国的经济条件看，应强调产业转移是在发展中国家重合产业形成并使发达国家该产业的绝对成本优势丧失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具备与发达国家相似技术构成的重合产业，往往这类产业移入的成份越高，发达国家越有可能向该国转移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的重合产业之所以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重要原因在于重合产业的出现为转移产业准备了一系列条件。

从产业移出国的产业转移策略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是随意移入某一国的随机过程，而是自觉选择适当移入国的有序过程。其选择标准不仅仅是一般劳动力价值低，而且是熟练劳动力价值低，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业发展基础，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体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梯度推进战略。

(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的功能与适用性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在国际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背景下专门考察国际产业转移，使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并非基于一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从而克服了主流理论成因单一化弊端。主流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再转移缺乏解释，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通过“发展中世界的分化”这一人所共知的现象，客观解释了产业再转移的发生机理。追溯“发展中世界的分化”原因，不难发现，其印证的正是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所提供的一系列理论解释。因此，国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解释的对象将作为重合产业转移的背景而存在。事实上，国际范围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仅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产业的现象只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部分，大量的产业转移也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及两类经济体内部。因此，产业再转移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正逐步凸现。再者，主流产业转移理论更多是从产业移出地微观经济主体的转移动机考察国际产业转移，而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则以中观层面的产业为分析单位，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出发，对产业移出地和移入地产业调整进行考察，尤其注重对产业移入地产业条件的分析，使国际产业转移中移出地产业转移策略与移入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条件有效对接，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产业去向问题。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实际上是对比较优势理论在产业范畴的拓展。该理论所强凋的重合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界的分化事实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接受国际产业投资后运用内部政策调控形成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的过程。新的动态化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位阶或者环节。已形成发达国家重合产业的国家处于分工的高端，具备条件接受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当然，该理论对重合产业形成的途径并非唯一，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内部工业化政策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体系，其中部分产业在技术构成上与发达国家等同，事实上也可以承接该类产业的国际转移。对国内区域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对该理论观点的另一个支持性观照视角是：除极少数特殊事例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参与国际贸易并接受产业投资，对中国大陆内部区域来说，如以三大区域来看，没有哪个区域不参与国际国内贸易和接受国际国内产业投资，有的只是程度的差异。因此，该理论的前提是真实的。相应地，基于重合产业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其政策指向就在于：对国家而言，在参与国际产业贸易和接受产业投资后，以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成产业的“革命性转换”，以培育相较于同类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在国际分工环节中地位的提高，接受更高阶国际产业的转移。对区域而言，其政策指向同样适用。

重合产业转移理论虽然着重分析国家间产业转移，但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区域包括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本文将在区域意义上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其他理论的适用性观点分析东部外资产业西移问题。

(三)重合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可能性

重合产业是发达和欠发达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契合点。从产业发展和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产业高度并不是绝对的，在两类区域有可能同时存在技术构成相似的产业即重合产业。两类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重合产业的角色不同，在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可能作为移出产业存在，而在欠发达区域重合产业则极有可能是作为移人产业而存在的。产业转移中产业层次的推进和地域层次的推进是紧密相连的。从产业层次上来说，其发达区域最初承接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会逐渐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地域层次上来说，具备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欠发达区域，在承接一定规模和质量的产业后，会逐渐调整本区域的产业结构，从而成为产业移出区域。这样的产业转移，不仅能够摆脱重合产业绝对成本较高的不利地位，而且能够实现重合产业的再次价值增值。

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如前所述，东部地区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从地域来源观察，东部地区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主要以港、澳、台、侨资金为主，这些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产品设计和技术开发能力，所带来的技术和设备仅是暂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中间技术或二流设备，就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长远性和国际竞争力而言是比较有限的。随着我国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大陆，这些传统行业的外资受到投资质量高、竞争力较强资本的排挤，一些以港澳台资金为主的原三资企业经营状况日趋恶化，亏损企业也越来越多。这些企业面临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威胁。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它们极有可能成为移出发达区域的重合产业，那么西部是吸引这些移出的重合产业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目前资金技术型外资直接和大规模进入西部不太可能的背景下，西部应重点关注这种产业转移趋势。

四、政策建议

(一)利用好开发区资源，鼓励外资继续“西进”。

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务院批准的部级开发区和条件较

好的省级开放区。目前各省区的省会城市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较好，也有相对独立高效的管理运转机制，投资环境较好。而且这些省会城市一般也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能力。因此，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应该立足于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区发挥核心作用上。开发区的发展可以形成产业积聚，改善商务环境，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起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对外资提前开放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市场。

由于服务业的市场是分割的，各地区的服务产品是不可流动的，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要想占领西部市场就必须到西部地区投资，而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在东部地区投资生产，在西部地区销售。此外，金融、保险、物流、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本身既是服务性行业，它们存在和成熟的程度同时也是投资和商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活跃市场并可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外资产生吸引力。

(三)对到西部投资的外商提供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和条件。

考察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在吸引投资者去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政策上都体现为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以及一些相应的投资鼓励、补贴或奖励，而且地理位置越偏僻、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政府提供的政策就越优惠。因此，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一方面给予去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权方面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给去西部投资的企业(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一定的补贴、资助或者奖励。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加快外资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人、活跃经济，起到放水养鱼的效果。

(四)加大与邻国经济的相互开放度，促进西部地区对外经贸的发展。

西南与西北地区有较长的边境线，分别与南亚、中亚和俄罗斯接壤。中国加入WTO之后，与邻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会得到较快发展。据一些国外机构的预测，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首推中华经济圈，其次是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等国将维持4-5％的增速，经济增长会带动南亚各国需求的扩大，从而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扩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三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纺织品、轻工业产品及轻型机电产品，特别是消费类机电产品；主要进口商品是矿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等，双方贸易关系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西部邻国经济发展对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和增强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加大对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支持力度，以培养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增长极”。

西部地区对外资缺乏吸引力，除基础设施落后、政府办事效率低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地区远离我国的中心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无法辐射到比较偏远的内陆地区。因此，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市场、人才基础的城市进行重点且大力度的扶持，把这些城市培养成西部地区的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力的“增长极”。

(六)重点扶持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中西部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态资源，因此在一些能源工业、矿产开发行业、生态旅游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石油、钢铁、煤炭、天然气的开采及加工产业的投资，以及对西部的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的扶持，可以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些产业链较长、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优势行业，以带动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和扩散。

同时，应注意以下倾向：

第一，防止减少国家应有的收益，引发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外商企业实际交纳所得税与盈利企业盈利额相比的实际所得税率偏低，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而外资企业却从东道国的“肥水外流”中获得极大的好处。

第二，防止刺激低效率外国资本过度引资。不少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往往缺乏透明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具体操作又极不规范，不仅留下外资企业偷税避税的空子，形成地方政府腐败的温床，而且不利于国际性战略资本引资。实际上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往往更愿意把资金投向虽然没有明显的政策优惠，但政策法律稳定、具有很高透明度并获得公平待遇的国家或地区，对这些跨国资本而言，外资优惠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昔日的引资优势，只有那些投资质量不高、竞争力较差的“政策偏好型”外商投资才会对此比较感兴趣。各地政府滥用引资优惠政策结果，在实际上是人为地降低了外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原先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也可以轻而易举引资我国市场，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防止产生对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由于对外资企业政策过于优惠，与内资企业形成鲜明反差，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两者之间竞争外部条件极不平等，使得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种外资企业不是依靠自身质量、成本、技术内在因素，是依靠优惠政策优势排挤内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现象，称之为“政策挤出效应”。目前我国不少行业出现境外资本大量引资，但内资企业却逐步退出，以至造成该行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但“政策挤出效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在塑料制品业、毛革毛皮及其制品、橡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及其纤维制品制造业等，这种“政策挤出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于蕾：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演变及动因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2

关键词：企业筹资；方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18日

一、筹资方式的类别及其优缺点

在我们分析筹资方式优缺点之前，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是企业的筹资方式。根据国内经济界对企业筹资方式的定义来看，企业筹资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企业筹集资本的具体形式；二是筹资工具。这两方面内容明确表明了资本属性（资本债券或股权性质）及其期限。筹资方式按期限的不同又可分为短期筹资方式和长期筹资方式。依据内容不同，筹资方式的划分也不同，但大体有如下几类：

（一）利用留存收益。就是指企业从历年实现的利润中提取或留存于企业的内部积累，它来源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净利润，包括企业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个部分。这种筹资方式具有以下优点：以公积金形式所筹集的资金是永久性资本，没有时间约束，企业可以长期使用；留存收益所筹措的资本是股权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信用地位，增加企业的偿债能力，又可以避免使企业原有股东的控制权受到削弱；没有固定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的负担；不存在筹资费用，在转增资本之前也不存在支付股利的义务，因而资金成本低。但这种方式筹资范围小，筹资额有限，资金用途受国家规定的制约，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时间是有限的。

（二）发行股票。这是股份有限公司筹措自有资本的基本方式之一。股票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不同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1、优点。发行股票筹措资本不需归还；筹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股利的支付与否和支付多少，视公司有无盈利和经营需要而定，没有固定的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所以筹资风险较小；发行普通股筹集的资本是公司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它反映了公司的实力，可作为其他方式筹资的基础，尤其可为债权提供保障，增强公司的举债能力。

2、缺点。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较高：从投资者的角度讲，投资于普通股所冒的风险大，因此要求的投资回报也就高。另外，股利应从税后利润中支付，无抵税作用；发行股票筹资会增加新股东，这可能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此外，新股东分享公司未发行新股前积累盈余，会降低普通股的每股净收益，从而可能引发股价的下跌。

（三）发行债券。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律程序发行的，承诺按一定利率定期支付利息，并到期偿还本金价证券，是持券人拥有公司债权的凭证。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发行公司债券，它属于负债性质的筹资方式。

1、优点。债券的发行费用比发行股票低，债券的利息在所得税前支付，发行公司实际享受了扣减所得税的优惠；发行债券，只需支付给债券持有人固定的利息。无论公司盈利有多少，都不必在规定的利息上多支付一分钱；债券持有人无权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不会减弱原有股东对企业的控股权。

2、缺点。债券筹资有固定的到期日，要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因而财务风险较高；筹资额有限：发行债券筹资，其数额大小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限扩张。

（四）银行借款。就是企业根据借款合同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需要还本付息的款项。它是目前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

1、优点。筹资速度快，采用向银行借款方式，相对来讲借款程序较为简单，只要符合贷款条件，不需花费太多时间，能够满足公司及时的资金需要；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利用银行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比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低。另外，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是直接发生的，不需要通过中介机构，因此也减少了交易成本，无需支付大量的发行费用；企业与银行可以直接接触，可通过直接面谈，来确定借款的时间、数量和利息。在借款期间，如果企业在经营中发生了变化，也可与银行进行协商，修改借款的数量和条件，借款到期后，如有正当理由，还可延期归还，因而借款弹性好。

2、缺点。银行一般不愿借出巨额的长期借款，因此利用银行借款筹资有一定的上限；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一般都有一些限制条款，如定期报送有关报表，不准改变借款用途等，这些条款可能会限制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举借长期借款，必须定期还本付息，在经营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不能偿付的风险，甚至会导致破产，企业承担的财务风险较大。

（五）商业信用。就是指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所形成的企业间的借贷关系。商业信用产生于商品交换之中，是所谓的“自发性筹资”，它是一种短期资金筹措方式。

1、优点。商业信用随商品交易自然产生，事先不必正式规划，方便灵活；筹资成本低，甚至不发生筹资成本，如果没有现金折扣，或者企业不放弃现金折扣，则利用商业信用筹资不会发生筹资成本；商业信用没有复杂的手续和各种附加条件，也不需抵押担保。

2、缺点。所筹资金利用时间较短，如果企业取得现金折扣，则时间会更短，如果放弃现金折扣，则要付出较高的资金成本；存在一定的风险。付款方如果到期不支付货款，长时间拖欠货款，势必影响公司的信誉，造成今后筹资的困难；收款方如果在较长时期内不能收回货款，势必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造成公司生产经营的困难。

（六）吸收直接投资。就是指企业按照“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直接吸收国家、法人、个人投入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

1、优点。吸收投资所筹集的资金属于自有资金，能增强企业的信誉和借款能力，对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壮大企业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吸收投资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向投资者支付报酬，比较灵活，所以财务风险较小。

2、缺点。资金成本较高，因为向投资者支付的报酬是根据其出资的数额和企业实现利润的多寡来计算的；采用吸收投资方式筹集资金，投资者一般都要求获得与投资数量相适应的经营控制权，如果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较多，则投资者会有相当大的管理权，甚至会对企业实行完全控制。

（七）融资租赁。又称财务租赁，是因承租人需要长期使用某种资产，但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自行购买，由出租人出资购买该项资产，然后出租给承租人的一种租赁方式。融资租赁能够解决公司对资产的长期需要，所以也可看作是资本租赁。

1、优点。租赁是筹资与设备购置同时进行，筹资速度快，可以缩短设备的购进、安装时间，使企业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企业尽快占领市场，打开销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工艺、新产品的不断出现，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企业设备过时的风险较大，而利用租赁集资可减少这一风险。租金在整个租期内分摊，不用到期归还大量本金，租赁则把这种风险在整个租期内分摊，可适当减少不能偿付的风险；租金作为一种费用，可在税前扣除，具有抵减所得税的效用；而且在承租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租入的设备并不在表内的资产及负债方列示，并不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这样一方面使公司未来举债的能力加强，另一方面又使公司保持在目前的信用状况上。

2、缺点。一般来说，其租金要比举借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所负担的利息高得多，这是因为在承租人支付的租金中，不仅包括租赁设备的各项成本，而且包括出租方应获取的利润；虽然出租人将设备出租，但该项资产的所有权仍属于出租人，当租赁期满时，除非承租人购买该项资产，否则资产残值应归出租人所有，因而损失了资产残值。

二、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筹资方式也必然会日益多样化和具体化，这就要求企业转变观念，努力树立筹资的效率和风险观念，力争在广阔的资本市场中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一般而言，企业在选择具体筹资方式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筹资数量。根据企业资金需求量合理确定筹集数量。

（二）筹资成本。筹资成本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两部分。一般情况下，银行借款的资金筹集费用很少，因此银行借款的资金成本通常是最低的。发行债券要发生一定的筹资费用，利率也比银行借款稍高一些，企业债券的资金成本较银行借款稍高。发行股票不仅要发生很大的筹资费用，如广告费、宣传费、资产评估费、发行手续费、印刷费等，而且投资者还要求支付的股利应高于或相当于银行存款的收益，所以股票筹资成本最高。

（三）筹资风险。一般来讲，吸收直接投资、联营筹资由于都是一种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关系，因此投资各方的结合相对比较紧密，税后利润分配也可灵活掌握，故筹资风险较小。股票投资由于期限长或无期限，因而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租赁这两种筹资方式，如果企业违约、不按规定支付贷款或租金，出资人就会采取一系列的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如以后不提供信用或附加限制性条件等，但不会导致企业破产，因而风险不大。而银行借款、信托筹资和发行债券则不同。如果企业违约，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债权人可能依法抽走资金，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所以风险较大。

（四）筹资时效。指企业各种筹资方式的时间灵活性如何。即需要资金时，能否立即筹措；不需要时，能否即时还款。通常期限越长，手续越复杂的筹款方式，其筹款时效越差。

（五）筹资结构。在多种筹资方式中选取合适的比例就是所谓的筹资结构。其合理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短期与长期筹资所构成的合理比例。长期或者短期筹资结构的调配主要取决于所筹资金的用途。若是要求资产能够保持较快的运转速度，金额比较小，且周期短易于变现，比如用于流动资产，就应选用短期筹资方式。如果用于需求资金数额比较大，占用时间比较长的投资，比如长期投资，无形资产抑或购买固定资产，比较适合选用长期筹资方式；（2）股权与负债筹资所构成的合理比例。如果负债筹资比重增加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可在一定程度下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若是股权筹资增加可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筹资风险会降低，且举债能力会增强。但是，如果负债比例过高会使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增加，所以一定要选取一个合适的负债比例，这个比例的选取应充分考虑降低风险，并且最大限度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等多方面因素。据长期经验，中小企业负债比例适于控制在40%～60%。

以上几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企业对筹资方式的选择。而在实际筹资过程中，企业还将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企业规模、资本结构、资信等级、企业类型、行业经济、社会关系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前三者。因此，企业必须考虑包括税收因素在内的各方面因素，选择最佳筹资方式。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经营模式以及重大经营决策的选择，因而要求企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筹资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俊骅.我国企业现行筹资方式的比较与选择[J].中国林业经济，2009.4.

[2]许天成.我国企业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选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4.

[3]陈勇强，卢蕾.我国中小企业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的选择[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5.3.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3

关键词：双顺差； 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各项经济交易的货币价值总和。一般认为，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根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原则 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应该处于“一顺一逆”的状态。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自1994 年至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保持着持续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双顺差”,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它的成因、影响如何? 以及从哪些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分析及特征总结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1994 年一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况。

由表一分析可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有如下特点:

1.除1998年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且顺差总体呈上升趋势。1994- 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累计达10776.1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累计达5100.02亿美元。在此期间，经常项目顺差一直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趋势，而资本项目变化幅度较大。

2.货物贸易顺差构成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主要得益于货物贸易远远超过经常项目下其他项目的逆差。统计数字显示， 从1994―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年均比已到达92%。

3.贸易大国遭遇服务贸易逆差。在我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的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一直保持逆差的状态。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表明中国贸易转型已成为现实需要。

4.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且仍在不断增长。从1994 年开始，我国连续十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期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7626.91亿美元。尤其是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年平均流入额一直保持在600亿美元，对保持资本项目顺差发挥了巨大作用。

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看，都处在较低水平。1994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仅33.09亿美元，近一两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年均数额为451.51 亿美元的来华直接投资相比就显出其“微不足道”。

6.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表现出加速趋势，外汇储备增量逐年递增，1996年、1997年、2003年、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7.61%、22.81%、45.62%、81.8%。到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中全年新增外汇储备2473亿美元，也创下年度外汇储备增幅的历史新高。

二、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以下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本文对双顺差产生原因的见解。

（一）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从投资与储蓄的角度分析

从内外部经济的联系来看,外贸差额实际上等于一国的净储蓄额:储蓄-投资=出口-进口。在开放经济中，一国既可以自我积累资本存量，也可以通过获得外国财富来进行储蓄。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居民习惯，人口年龄结构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高居不下。经常帐户顺差突出的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相对储蓄过剩的问题。储蓄率高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储蓄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投融资体制低效，微观经济主体赢利能力差。国内低效、不畅通的投融资体制直接导致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成本高、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此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体赢利能力差使一部分投资难以变为有质量的产出，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使得部分储蓄被阻塞，无法转变为有效的投资，还有部分储蓄则不愿转变为信贷和投资。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中国的经常项目连续多年顺差。

2.从中国贸易政策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 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国家为了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采取汇率改革、增值税、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出口信贷等政策手段鼓励出口。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外汇政策改革。1994年实施汇率并轨和增值税后，进口成本相应提高，而出口好处增多，尤其是13%和17%退税率的实行，使出口受惠颇多;同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制度使企业的创汇能由企业自己支配，也大大激励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2001年年底,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2005年年初, 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 出口高速增长。

3.从外部经济环境来分析

从外部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国际收支形势非常有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中国由于拥有丰富而又低廉的人力资源、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所以中国成了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其次，随着中国于2001 年正式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整体上大为改观，刺激了出口的迅猛增长。

（二）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资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进出口经营特权、异地吸纳人才特权、外汇管理优惠待遇等。从投资环境上来看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稳定发展时期，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抵消其对中国吸引外资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改革措施，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也使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必须承认，这些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对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资金的不断增长，政府一味提供过多的优惠政策和继续笼统的改善投资环境,使得引资偏离了利用外资的初衷,大量的外资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反而恶化了资源配置,占领我国国内潜在市场,这种引资对中国有害无益。

2.资本管制使得对外投资渠道狭窄

中国资本项目的顺差还根源于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长期以来，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中国对资本流出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因而资本流出渠道狭窄。除国家外汇储备经营外，中国资本流出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外拆借和购买国外债券，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很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证券投资尚未放开，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难得到满足。1996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的实施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标志性的举措，但实际上我国离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近年来，为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管理也逐步放松，但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还非常滞后。

3.从国际投机资本来看国际收支顺差

连续多年外汇储备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自2002年2月起，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开始贬值，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造成币值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西方各国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使得市场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逐渐增强。在这样的升值预期下，海外投机资本为了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取利益，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扩大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本就随之涌入我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收支顺差与投机性资本是相互推进的，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与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际收支状况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全面启动等问题，这些问题又根源于投融资体制不发达、金融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二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反映了一些过去的观念和政策未能及时加以改变。三是在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受外部影响越来越大。

三、改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政策性建议

（一）改革对外贸易政策，加大进口力度

针对未来货物贸易竞争压力加大、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缺乏的情况，政策调整应着眼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度促进进口发展，具体包括:

第一、在继续充分发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程度，掌握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创立名优品牌，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第二、以缩小逆差为目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扶植力度，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金融保障体系;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制建设;推动专业人员的国际流动，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增加对培训和研发的投入。

第三、改善进口环境。适时调整“奖出限入”贸易政策，及早实现“中性”贸易政策；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为企业进口提供向导，进一步简化进口手续;此外，完善相关金融、保险及法律等中介服务，都将能为企业进口提供便利，促进进口。

第四、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鼓励扩大进口，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有利时机，加大对资源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物资技术储备。

（二）调整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政策

针对我国现阶段资本流入中存在的吸收外资规模大但使用效率低、外资投向还有待调整的情况，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处理好利用外资的投入和效率关系，把引资的效益而不是总体数量作为政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应该带来比本国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且这样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平行替代内资。因此，我建议取消国内已饱和的产品或服务的外商投资项目中任何有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但对于“稀缺”技术含量的外资项目或国内仍短缺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可继续采用鼓励优惠政策。同时要把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提高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做到节约和开放并重，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引导外资的产业投向。在坚持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的同时，扩大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开放，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发挥外资在提高经济质量方面的作用，引导外商向农业领域的投资。

（三）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并扩大资本流出

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

资大量流入，而内资流出渠道狭窄，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是消化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多余资源的策略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直接体现。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中国要鼓励成熟行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工程。中国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已进入成熟期至衰退期，实施跨国转移战略，一方面可输出过剩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

第二、大力发展学习型的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建立以研发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以吸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外国企业合作开发如石油、矿物、森林等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缺口;发展海外服务业投资，充分发挥咨询、金融、旅游等服务业投资少、风险小、收益高的特点。

2008年8月6日起开始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对于资本项目，新条例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程序，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的管理原则。这些修订简化了外汇管理的内容和程序，通过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可进一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也能帮助国际收支改变长期大规模双顺差，实现基本平衡。

（四）汇率政策调节、增加汇率弹性，实现汇率政策的“归位”

为了预防国际性投机资本大规模进攻而导致国际顺差的继续扩大，我们应当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使得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同时从长远来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贸易管制日趋放松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环境下，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也将有利于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从中国出口结构、产品结构来看，近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发展与人民币综合汇率关系不大，出口增长波动主要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进口增长波动则主要受国内需求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心弹性汇率可能引起的货币升值会损害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我国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收支手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修订）

［3］(英)詹姆斯•米德.国际收支，中文版〔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姜波克.国际金融学［J］.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8版

［5］王月溪.解读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结构特征、形成动因、调整方向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03(4)

［6］巴劲松.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世界经济，2000 (4)

［7］管涛.中国国际收支调节应从国内经济入手［J］.国际经济评论.2006(3-4)

［8］庄芮.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成因与利弊、国际经贸探索［J］.2000，(4)

［9］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4

关键词: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

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该利用国外储蓄(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认为应当利用外资的直接、间接利益来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1960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给出:资本输入可以帮助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有效投资率达到10%或10%以上的条件。而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即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诸多理论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诸多实践同时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优秀业绩,但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极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形成

(一)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总量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

1.总量不平衡。地区间利用外资总量不平衡指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总量的水平不一,主要是量化指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3倍多。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升6.28%,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中的比重为90.3%;中部地区占比为6.2%;同时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比2005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2.效率不平衡。利用外资的效率,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业绩,这里引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显然,东部地区吸收的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二)产业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利用外资产业不平衡主要指外资流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以及在各个产业中的行业分布也不平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资虽然稳步增长,但是整体比重较少;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其次是第三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虽然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上升较快,其中,批零贸易及餐饮、金融和保险业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8%和0.2%上升到2006年的4.2%和0.5%,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业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6.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2.3亿美元。但整个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3.92%。由此看来,外资的投向与我国的引资目标存在偏差。

(三)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

我国现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两大类,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等三种主要形式,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一般有利用借款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利用外资形式如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这里所说的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是指少数方式占了总外资额的大部分,经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年年所占比重都达90%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则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变。1997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合资为主,独资虽然在所占比重上不如合资经营,但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外商独资企业均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2.81亿美元,而合作经营类型一直不受青睐。外商间接投资发展缓慢,份额较少。

二、形成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因素

(一)政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广东、福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试点“窗口”。1984年又开放沿海多个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带。1985年,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划为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初,国家又决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由点及线至面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可见,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我国利用外资“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产业的失衡也与政策的长期倾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2006年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为96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为9161亿美元,占94.5%。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服务业的改革,扩大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

(二)区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具备的,而区位优势是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从狭义的角度看,区位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需要相对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交通发达,海运、陆运、内河运输相当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进入我国的“东部大门”。交通部2004年10月26日公布的全国主要港口和内河港口,三大经济区覆盖了95%以上。根据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高速公路网5万~5.5万公里,其中,东部地区约1.8万~2.0万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主要港口,对外交通联系不太方便,吸引的外商投资一直较少。

(三)要素禀赋因素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的富存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投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但是,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数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三大地带之比为1118∶615∶464,70∶46∶30,80∶53∶27。这说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加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四)国际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主流,我国利用外资来源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进展,为亚洲各国经济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使得我国在APEC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成为亚洲国家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原来就与内地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2003年,CEPA出台以后,这些地区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进一步加深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成为主体,占9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也有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少,而主要是来源于华人经济圈。

三、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不平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利用外资上,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1.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外资的区域投向进行引导,针对“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战略”等不平衡性政策,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万商西进”等战略,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国家在产业引导上要偏向服务业和农业,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上来。我国服务业本身基础弱,加之门槛限制,发展缓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如实施“两税合并”,2007年3月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服务性的外资企业由原来承担33%的税率下降到25%,就十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另外,要针对我国农业大国、农业古国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为农业吸引外资提供条件。

3.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利用外资不平衡的状况。

4.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加大引资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葛顺奇.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潜力评析[J].世界经济,2003.

[2]荆林波.外资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8.

[3]沈丹阳,聂平香.利用外资:政策调整与发展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08.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5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 &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 &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1994)、Kokko & 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 & Harrison(1993)、Aitken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 & 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 & 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 et 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 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 et 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 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 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 1994;Mauro 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 &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 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 & 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 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9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诚等(2001)定性探讨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借鉴Feder(1982)的模型，何洁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为基础，首次测算并比较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测算

Borensztein et al(1998)提出了一个衡量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往往被视为“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以资本品种类数的增加为表示形式的(Romer 1990,Grossman & Helpman 1991,Barro & Sala-i-Martin 1995)。Borenszteinetal考察的重点是资本品，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如下的消费品生产函数：

Y[,t]=AH[α,t]K[1-α,t]

(1)

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物质资本，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实质上是资本品种类的扩张。其次，Borenszteinetal假定国内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支付吸收成本F。F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①东道国外资企业数n[*]与其企业总数N之比n[*]/N，②东道国企业总数N与投资国内生

产资本品的企业数N[*]之比N/N[*]。这两个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术缺口，而技术缺口又决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们有：

F=F(n[*]/N,N/N[*])

(2)

且，即n/N[*]比值小，说明目前到该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少，国内由于缺乏向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机会而导致初始的技术缺口很大，因此国内企业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假定国内市场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是自由进入的，引入拉姆齐模型的跨时消费效用决策方程式，由跨时消费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 et al构建了如下增长方程式：

附图

其中g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初始的技术缺口由n/N、N/N[*]这两个比值来度量。此外，A、H分别代表东道国的技术产出率及人力资本存量，σ、ρ是与跨时消费决策有关的两个指数。

以Borensztein et al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发现，如果用FDI来表示上式的n[*]/N[*]，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两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资本品被引入的数量，即资本积累效应；其次，从上式我们不难看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道国内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H值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

为了比较流入中国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

(4)

其中Y[,0]代表初始人均产值，A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变量。利用中国经济1980年～1999年共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对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际测算比较。为了消除初始水平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均以1980年的数据值作为基期对以后年份的统计值进行了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1。

表1 回归结果

附图

注：统计数据由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括号内数值均为回归系数的t值，[*]代表为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SP、CP、EE分别表示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和政府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

方程1表明单独考虑FDI的资本积累效应时，回归系数为正，但这一作用并不显著(0.0319)，而且回归方程的R[2]与值也偏小，同时较小的DW值也说明回归有明显的正向序列相关现象。方程2、3、4分别运用中学生入学率(SP)、大学生入学率(CP)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EE)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对比回归方程式1与2、3、4，我们发现尽管三个回归方程的人力资本的指标各不相同，但其回归结果却共同表明了以下三点结论：

1.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检验结果表明FDI的确更多的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即流入我国的FDI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少地反映在资本积累效益(FDI)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效应(FDI×H)方面。

2.当把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综合考虑时，我们发现后者的系数变为负数，但这一系数绝对值不大。这说明在我国目前储蓄总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再引入外资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利用外部资金的话，反而会因为导致负的资本积累效应而阻碍投资总量的增加，即FDI的引入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Crowd-out Effect)。

3.在选取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时，中学生入学率(CP)要优于大学生入学率(SP)。这一点可从回归方程式5看出：

Y=2.53-0.425FDI+0.417FDI×SP

-0.004FDI×CP

(5)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更多的是意味着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而FDI与具有大学程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共同作用与前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从统计意义上讲近似于零的t统计值(-0.252)也表明这一项在回归方程式里几乎不起作用。这一回归结果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即流入我国的FDI投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业为主。加工贸易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

三、FDI吸收能力的进一步研究

前述文献Olfsdotter等人的研究结果所表明，除人力资本之外，其它如政府引资政策、经济开放度、政府研发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也影响了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以下部分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1992年以后，我国对FDI的限制放宽，并且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环境也比较稳定。同时，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针，使得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信心大增，从而引起外商投资量的急剧上升。我们在回归方程式中加入虚拟变量来反映政府引资政策变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附图

其中对外开放度(Open)是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贸易额与GDP之比来衡量的；RD代表政府用于支持研发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用

电信业务量(Tele)代替。

上述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要远比资本积累效应重要。但与前述回归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也影响着我国FDI的吸收能力。

1.政府引资政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中Dummy一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高达40.55，虽然由于不同回归系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与Dummy变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讲我国引资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983年的引资初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同时，正如我国引资政策本身由引资总量向地区、产业差异这一变动趋势所表明的，政府政策在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行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深层作用。

附图

图1 中国引资情况图

2.经济开放度与外资吸收能力的关系

在衡量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时，我们选用出口依存度作为代替指标，原因在于验证流入我国的FDI与贸易之间究竟存在着替代效应(Substitute)还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尔的“完全替代”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实际是在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初始的贸易关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岛清为首的学者们认为，FDI同样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效应学说的关键在于把直接投资看作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因此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通过员工、经营管理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企业参与竞争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是小岛清提出的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概念。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

表2 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全国总出口额

外资企业出口额

占全国总出

口额比重(%)

1980年

164.8

0.008

0.05

1985年

273.5

3.000

1.08

1990年

620.9

78.100

12.58

1995年

1487.8

468.800

31.51

1998年

1838.1

809.620

44.10

1999年

1949.3

886.280

45.5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回归结果中FDI×Open一项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前面我们关于流入我国的FDI具有顺贸易性质的设想，这与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资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可见：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稳步攀升，到1997年已达7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飞速转变及优化时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长的时期。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引进FDI协议金额5203.93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国的FDI这种顺贸易现象进一步验证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资本积累效应。FDI不仅仅是绕开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还正因为FDI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途径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带来了小岛清所说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

表3 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项目个数　 　比重

合同外资金

比重

（个）

(%)

额（亿美元）

(%)

第一产业

7896

2.59

81.51

1.57

第二产业

231528

75.96

3205.70

61.60

第三产业

65397

21.45

1916.71

36.83

总计

304821

100.00

5203.93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讯》1998年。

3.政府研发支出对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

Jammes(1999)指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从而本国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变小。因此，本国技术进步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发支出来衡量本国技术进步的投入。政府研发支出会因为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快地吸收外资的技术外溢，即减少国内企业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本。但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加强，缩小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反而会弱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研发支出系数为负值(-0.0176)，说明政府研发支出对FDI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为负，但较小的系数绝对值表明政府研发的最终作用很小。

4.基础设施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本国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回归结果表明FDI与电信业务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0.000846)，但这一正系数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的确增强了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综合分析

由(6)式求导可得到：

附图

由式(7)可以发现，影响对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一项。虽然出口依存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能够增强FDI的吸收能力，但这些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像人力资本一样直接作用于技术传播、扩散方面，因此其影响作用也不如人力资本那么显著。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虽然目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与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好地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较低的人力资本又束缚了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

整。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取决于本国内部资源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依赖度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越发重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贸易量的扩大、外资的涌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作用已被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但是，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发展本国经济又比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要远为复杂。一方面，外资毕竟是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性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资者本身市场规划及其全球经营策略的制约，因此在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动机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之间必然有巨大的差距和分歧；另一方面，本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吸收外部资源决定了该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后一点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实行相同的开放政策却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对我国引资政策的制订有以下两点启示：

(1)通过引导外商企业投资产业投向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一国技术进步一般有三种模式：美国和英国是第一类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推动技术进步；日本和韩国是第二类模式的代表，侧重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中国和东盟国家基本属于第三种模式，其技术进步主要不是依赖本国创新活动，也不完全是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模仿，而是通过吸引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前沿技术。从长期来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以本国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为基础，但现阶段如何充分利用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是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重点。

(2)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国内所具有的人力资源丰裕程度决定了对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决定了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初始水平，虽然现阶段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较好地吸收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但今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因此，加强教育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增强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Aitken B. and A. Harrison.Are Ther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Venezuela.Mimeo,MIT and World Bank,1991,(11).

[2] Alfaro et.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Local Markets.OECD Working

Paper,2000.

[3] Batiz R.F and Batiz L.A.The effec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34):287～307.

[4] Basant R.and Fikkert B.Impact of R&D.Foreig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Indi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Working paper,1993:No.11,INTECH.

[5] Blomstrom,M.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A Stud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o Mexico,London:Routledge,1989.

[6] Blomstrom.M and Sjoholm.F.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pillovers:Does Local

Participation with Multinationals Matter?.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915～923.

[7] Blomstrom M.and E.Wolff.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in Mexic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 Borensztein.E,Gregorio J.d and Lee 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PP.115～135.

[9] Broadman,H.G and Sun.X.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1997,(20):3,PP.339～361.

[10] Djankov and Hoekman.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

[11] Globerman S.,Ries J.C.and Vertinsky I.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ffiliates in Canada.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Vol.27,143～156.

[12] Goldar B.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Study of Industrial

Firms in India.New Delhi: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memeo,1994.

[13] Haddad.M & Harrison.A.Are Ther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14] Haksar V.Externality,Growt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pplications to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Secto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memeo,1975～1990.

[15] Jammes 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Discussion Paper of

University De Clerment-Ferrand,1999.

[ 16] Kaikari,J.A.Causality between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output in

Ghana,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92,(17):pp.7～17.

[17] Kathak.Imported Technology and R&D in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The

Indian Exper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9,(31):123～139.

[18] Kokko.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The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Stockholm,1992.

[19] Kokko,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Vol.43:279～293.

[20] Kokko and Zejan.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6,32(4):602～611.

[21] Nadiri.I.U.S.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France.Germany,Japan and The U.k.,Mimeograph,New York University,1991.

[22] Wang.J.and M.Blomstrom,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 Simple

Mode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pp.137～155.

[23] 秦晓钟.浅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特征.投资研究，1998,(4):PP.45～47.

[24] 汤文仙，韩福荣.三缺口模型：对双缺口模型的修正.当代经济科学，2000,(5):36～40.

[25] 张诚等.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失衡；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28－04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2009年，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 6％。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中国连续17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年均增长20％，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多，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增加就业机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经济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分布极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均衡突出表现为：2009年，我国在外商投资中流人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实际使用金额达到500.7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5.6％；第三产业次之，实际使用金额为385.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2.8％；第一产业最少，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9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82％和1.59％，比重最小。这种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出偏高是一致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二)行业分布结构失衡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布结构不均衡，在各行业内部的不均衡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外商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中，过多地集中在制造业，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投资比较多，而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明显偏少；第三产业则集中于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沉淀的资金给经济走出低谷带来困难。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制造业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比重约为56％，2000年以来，该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2004年超过70％，比1997年增加近10个百分点，在2005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5－2009年间仍然达到50％以上。2009年，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51.95％。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2009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制造业是我国较成熟的行业，而外商对该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我国新兴行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我国行业结构的失衡。而且，这种投资结构也容易使外商借此转移过时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抑制我国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可见外商投资产业过于集中、低水平重复引进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

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比重过高，2009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9家，同比增长25.8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7.96亿美元，占第三产业实际投资额的43.6％。

外资过多地集中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不但是造成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受基础设施行业发展滞后的瓶颈制约、房地产价格飞涨、经济泡沫频繁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战略相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三)区域结构失衡

从整体区域分布看，FDI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见图1)。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华FDI开始呈现出由东向西逐级推进的态势，但1997-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仍占85％以上，东部地区始终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东部地区合同项目23584个，实际利用外资783.44L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4.8％；中部地区合同项目2544个，实际利用外资74.4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0％；西部地区合同项目1386个，实际利用外资66.2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地区结构转移缓慢。这说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而且，在外商投资模式上，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形式灵活、多样，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而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商品和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进入少。

(四)规模与技术结构失衡，核心技术含量不高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表现为“三多三少”现象。即劳动密集型项目多，资金密集型项目少；中小型项目多，大型项目少；一般加工项目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少。另外，外商投资大多集中于低技术档次的轻工、纺织、食品及中低档机电产品等，与国内商品技术差距不大，大都属于同质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很容易使国内企业陷入困境。而支撑起东南沿海地区外贸工业的加工贸易，又往往是原料、市场“两头在外”，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很小，对我国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带动效应表现微弱，不利于我国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并限制了对外国先进企业的质量、营销、财务等管理经验的吸收与借鉴，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长远发展。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

技术上总是处于落后地位，那么我们将无法同国外竞争，甚至会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五)FDI利润汇回将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潜在的风险

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收益账户逆差也随之逐年增大，并且投资收益逆差占贸易账户顺差的比重很高，其中1995年、1996年高达60％，1993－2005年间投资收益账户逆差共冲减了23.2％的贸易顺差(见表2)。这表明我们用贸易净收入的近1/4支付了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净收益，这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威胁。

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约为600多亿美元，假使外国投资者每年将投资收益汇回，我国为保持经常账户平衡，每年就必须保持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我国1993－2005年间贸易顺差平均只有395亿美元。如果贸易顺差规模出现下降，加之外商一旦增加利润汇回比率，甚至将利润全部集中汇回母国，我国将面临FDI流入量减少，流出量增加的双重影响，而利润的大规模汇出会对投资收益项目、经常账户产生明显的负作用。因此，如若外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可能会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危机。

(六)吸引外资方式具有局限性

我国利用外资仍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目前跨国公司并购已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全球跨国投资中通过并购实现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近几年外资并购的项目和并购的金额虽然在逐渐增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外资并购并没有成为国内实际利用外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仅占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等方面的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产权交易市场等。

(七)引用外资政策存在负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投资环境尚不完善，为增强对FDI的吸引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减免所得税、免征投资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这的确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优惠政策效用递减，而且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是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其负面效应日益突出。首先，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下降，高素质的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常常以很低的成本被配置到外企中。其次，外资企业利用特殊优惠与强大实力，不但较容易地获得了市场垄断地位，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不公平竞争，而且其利用垄断优势对我国部分产业实行产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威胁到了我国的产业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一些利用外商优惠政策搞“假合资”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八)外资来源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外资的来源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2009年，我国香港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539.93亿美元，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59.9％。而从美国、日本和欧盟引进的外资比重却很小。日本对华投资在2002-2006年凭借中国入世的契机高速扩张，其5年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之前15年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之和，而在2006年之后，日本企业对华FDI全面放缓，2009年只有41.17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这几年处于波动时期，据欧盟官方统计,2007年欧盟对华投资20亿欧元，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0.5％，2009年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9.52亿美元，同比下降8.76％；美国对华投资在2002年达到顶峰，为54.24亿美元，此后连续5年下降，2009年稍有回升，达到35.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97％。

二、提高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及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资环境，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更应当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调整和改进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以此适应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利用FDI的规模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均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在引进外资规模上，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发展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如我国在经济高涨阶段，尽管对资金的需求会很迫切，但更要慎重决策，决不能不考虑经济内在需要而盲目扩大引资规模，应将每项引资视同一笔交易，计算其交易成本，如果FDI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要坚持引进，否则就拒绝；同时，引资规模还应结合国内不同市场的竞争程度加以综合考虑。对一些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技术又较为成熟的市场，应尽可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避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以减少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比如日本历时20年，分5个阶段来开放资本市场，每个阶段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与企业竞争力，慎重选择开放部门，对本国的弱势产业、新兴产业和重点部门加以严格保护，以防止外国资本的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综合考虑FDI对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面对FDI集中汇回的可能性及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投资利益的变动趋势，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其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另一方面外汇局要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在制定政策时应合理引导外资企业均衡地流入流出，可适当促进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鼓励成熟行业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

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2174.3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16％。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07％，因此应当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FDI。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立足于发展自主型民族产业体系，以培育我国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目的，避免对其过度依赖。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推动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并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对外资进入要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壁垒，鼓励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利用其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严格限制低技术含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外资的引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引进，使我国外资引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第二产业中.特别是工业领域，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与技术水平为中心，重点培育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努力发展国产品牌，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里有自己的产品、技术，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对跨国公司转移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外溢程度，不能过分依赖，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究开发，只有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才能真正避免危

害我国经济安全的现象发生。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

3.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占了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更多地投向第一产业，进而提高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以促进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投向第三产业。众所周知，服务业在许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达60％，而我国尚不足3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并购已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技术密集型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主体，随着取消或减少地域和所有权的限制，中国服务业必将成为跨国公司激烈竞争的平台。对此，应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准入限制，除了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投资力度，还需尽快推进其改革，将其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垄断性强、缺乏竞争的行业尽快推向市场，增强其竞争实力。同时，要注意加强对第三产业的引导与调控，要转变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一般社会服务业的非均衡现状，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导向，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进程中主动出击，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鼓励外商对我国教育及科学研究投资，培育技术型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提升生产要素的品质，使我国逐步形成发展高新技术的动态比较优势。

4.积极开拓新的引资途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当前，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跨国并购、股权转让也逐步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重要方式。为此，我们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原则下，要积极探索新的利用外资方式，逐步适应国际资本证券化的趋势，可根据经济需要适时吸引国际证券投资。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重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直接投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以外，还应积极探索采用扩大合作开发、实行BOT(built-oper-ate-transfer/建设一经营一转让)等新投资方式来扩大对外资的利用。同时，要注意避免在某些重要行业中外商投资股份比重过高的问题，以防止出现行业垄断和行业支配。

5.将FDI与区域平衡发展相结合，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尽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情况，应当把利用FDI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要推动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外资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其投资环境及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配套产业群等方面。对此，应注重加强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如尽快建立起以产业政策与金融、财税、投融资、就业等紧密结合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股份比例和投资行业的限制条件，适当降低投资门槛，不断改善其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为外商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会，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快速、健康、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在争取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升投资的效率，这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6.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应当将过去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目前，应尽早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适当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人，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科技成果投入市场。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重点支持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基地建设，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以各种方式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7.优化外资来源结构。我们应在巩固亚洲地区外资的同时，重点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力度。如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专门的促进投资的部门机构，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深层次的信息和商务交流等方面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产业转移到我国，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进而加强我国企业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利用FDI的质量与水平。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7

（一）涉外税收第一次重大改革：探索持续发展阶段1979年以来，中国的涉外税制逐步建立发展完善。为了积极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1980年和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些法律对国内外企业及不同企业性质的所得税实行不同税率，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税种。这些法律和措施为外商投资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使试探性、以港澳台的小资本为主的外商来华投资局面迅速得到改善。这一阶段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与初步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招商引资的大门。随着中国陆续颁布了一些招商引资方面的政策法规，具体方针对策也进一步到位，从1985年开始，无论是合同外国直接投资（FDI）还是实际FDI，每年均有所增长，但涨幅不大。这期间的资金到位率较高，除1991年外均保持在60%左右。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引资水平是有限的。

（二）涉外税收第二次重大改革：快速稳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明确，涉外税制也面临着改革的要求。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废止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同时适当调整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统一，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内外资企业税率差距较大，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自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同时停止执行工商统一税条例。这就意味着改革以后，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来说，除企业所得税和个别地方税种外，其他税种已与国内企业和个人一样，实行统一的税制，这项规定改变了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流转税制的模式，向统一税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亚太地区经济形势看好，也为中国引进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机会。1992年和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52.13%和149.95%。

（三）涉外税收第三次重大改革：质量提高阶段2004-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共同抓紧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方案，起草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经国务院审核后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确定为25%，对原享受优惠的外资企业给予五年过渡期，并提出了“保留、扩大、替代、减少”四个优惠政策方案。保留是指从事农牧渔项目、港口、铁路、码头、电站、水利等行业，原来给予税收减免的继续给予减免；扩大是指企业研发的投入部分，允许加计20%列入成本；替代是指原本只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将按照行业扩大到任何地区；减少是指对投资生产有关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政策。改变过去国家在税收上的区域优惠做法，转向行业优惠倾斜。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扩大了企业投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增加了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等方面的内容。服务业的税率由原来的33%降到了25%。在区域优惠上，仍保留了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两个优惠区域，以顾及港澳地区外商投资在特区的特殊利益，并且照顾西部投资环境不完善的实际情况。可以说，自1997年开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稳步发展调整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招商引资大国之一，除1999年、2005年、2009年实际FDI利用量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年份中国实际FDI使用量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比例。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以吸引外资为目的的税收政策，建立了促进外商投资的税收框架体系，外资在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科技进步、就业率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一）FDI流入的总量规模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160.11亿美元，这与中国投资环境的全面改善是分不开的。其间，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虽然给亚洲甚至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蒙上了阴影，但对中国招商引资的消极影响是有限的，仅1999年、2005年和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

（二）FDI的投资国别中国引入的FDI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的资金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大陆地理位置相邻，文化传统相似，原有经济市场一定程度上的相通等特有的优势所致。进入21世纪后，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投资大规模增长，新型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对华投资逐渐增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流入中国的外资以劳动密集型资本为主，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而中国急需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外商投资还不多，这也导致目前中国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来消化吸收再创新以提升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空间有限。

（三）FDI的投资结构FDI在中国产业上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二、三、一”格局，即第二产业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部分，占70%左右，第三产业次之，占20-3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小，比重仅在1-2%左右，这主要是由第一产业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高以及利润回报率低等客观原因决定的。在第二产业内部，FDI在具体投向上也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比重超过65%，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普通机械以及专用设备等行业。FDI大量流入制造业弥补了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缺口”、“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等，促进了中国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第三产业，FDI的行业分布则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随着对第三产业外商投资限制的进一步取消，大量FDI流入了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业等行业。

三、涉外税收优惠的优化措施

作为直接影响企业利润水平的政策，税收优惠如果过度倾向于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降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正确处理税收优惠与吸引FDI的关系，使涉外税收优惠措施更具导向性，同时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涉外税收优惠应随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适时调整要保持涉外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就要依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时修订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内资金由短缺变为充裕，“资金缺口”向“技术缺口”转变，产业结构由增量扩张转向优化升级。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从以国际贸易为主的浅层次联系，转向以国际投资及生产要素国际流动配置为基础的深层次联系。因此，有必要调整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否有利于完善和发展自主型工业体系；是否有利于发展农业和瓶颈产业；是否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否有利于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

（二）应适时调整区域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中国的税收优惠在区域上侧重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项目占全国的80%以上。如今，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初步取得明显效果。为了更好地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外国直接投资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区域税收政策的重心应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投资中西部地区、属于鼓励发展行业的企业要给予高于一般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应适时调整产业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优惠政策应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并且发挥引导作用。对于急需优先发展的产业，如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产业、支柱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或接近饱和的产业，以及技术水平一般的项目，没必要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限制性产业，要实行限制性税收政策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缺点篇8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5.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实现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条件的成熟。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在完善“软环境”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建设“廉洁、务实、勤政、高效”的政府；同时应加强法制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交通方便、通讯畅通、环境舒适的投资环境。总之，要多管齐下，全方位建设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只有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