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范文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1

关键词:FDI;历程;特征;评价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07-02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7%,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资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07年底,我国累计吸引外资7907.47亿美元,连续17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企业里已经有490多家在中国安家落户。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都令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然后分别从外资来源结构、投资模式、外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外资的基本特征,最后就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分析。

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1.1 1979-1991年

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并不大。1980年到1983年4年的时间里,流入中国的外资仅仅只有16.7亿,这反映了当时外国投资者对投资中国持一种谨慎的态度。1984年,在国家外资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的FDI规模稍微有所上升,于1988年达到31.9亿。然而适逢1987-1988年经济过热,为了平抑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刚刚有所起色的FDI又停滞不前了,加之受1989年的“”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谓表现平平,乏善可陈。当时中国利用外资的模式以外债为主,从1979年到1991年13年的时间里我国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1亿美元,而同期我国从外国的借款则高达525亿美元,超过FDI总额1倍。

1.2 1992-2001年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于1992年才开始真正实现质的飞跃。当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1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加152%,接下来1994年,跳涨到338亿,随后于1997年达到450亿,而在1992年以前,我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从来没超出过50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把1992年视作一个吸引FDI的分水岭。这一阶段FDI的蓬勃发展主要归结为三点原因:一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二是1994年我国汇率制度发生改革,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由从前的5.76:1调整为8.62:1。人民币的贬值导致出口激增,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出口型FDI。三是当时恰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国际过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场所,而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廉价劳动力、经济上蒸蒸日上的转型国家无疑是最理想的投资目的地。

1.3 2002年至今

2002年我国吸收外资又开始迈上第二个台阶。在此之前,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自1997年后我国的外资引进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2001年底我国正式成为WTO的一个成员国,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将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取消与WTO精神相悖的法规条款,这些措施都会为进出口贸易以及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外国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发展前景。对未来良好的预期使得2001年以后我国吸引的外资金额开始突飞猛进。当然,蜂拥而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也混杂着一部分热钱,它们打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旗号,逃避金融监管,混入我国境内,目的是坐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益。2008年,德意志银行对于对我国境内外200家企业和近60位高收入的个人进行了一个关于“热钱流入渠道”的调查,在受访的企业中,52%企业认为“直接投资”最易操作。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2002年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热钱。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两种模式是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而绿地投资具体又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中外合资经营(EJV)、中外合作经营(CJV)、外商独资企业(WFO),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等等。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中外合作经营和联合开发两种模式更受外国投资者欢迎,因为它们在制度上更灵活,对双方而言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并且,那时我国政府在政策上也并不鼓励外商设立独资企业。随着1986年4月《外资企业法》的出台,我国政府在法律上开始允许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了,因此从1987年起,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其他两种模式的比例则逐渐递减,目前70%以上的外资企业都是独资,外商独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资企业中最重要的存在形式。

2.2 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

我国大部分的外资来源于香港和台湾。截止2007年底,港资占我国累计吸引外资总额的39%,台资比例为5.79%。日本和美国分别占7.81%和7.17%,分列第三和第四。此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我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它们在我国外资吸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9%和4.22%,名列第6和第7。欧盟国家在我国外资吸收总额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均未超过2%。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外资来源结构中,一些国际避税地国家,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仅这4个国家的投资就占我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3%,以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计算,四个自由港对华投资总额列第2位,仅次于香港。

2.3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根据商务部外资司的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目前中国86.85%的FDI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准确地说,仅仅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就吸收了全国近70%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却仅仅吸收了不到15%的FDI。

2.4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部门的分布

制造业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最多的部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50%-60%集中在制造业。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我们会发现,纺织、机电、电子是外商投资的三大热门行业。笔者调查了1995-2007年的外资行业分布数据,如果从外企数目来看,纺织行业的外企数目占全国外企总数大约20%-25%,近年来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机电设备制造行业名列第二,大约占15%-23%,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电子行业所占比例大约是6%-8%。如果从外企创造的工业产值来看,1995年纺织业创造的工业产值约占外企总产值的20%,而2007年这个数字只有8%左右;相比起来,机电设备制造行业外资企业创造的产值在这期间则一直稳定在20%-2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子行业虽然外资企业数目仅占6%-8%,但其工业产值却高达25%。

房地产业仅次于制造业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第二多的部门。上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25%左右的外资流入到我国房地产行业,最高时曾达到32.4%,1993年之后由于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遏制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吸收外资的比例一直下跌,从1994年的31.7%下降到2006年的13.3%。随着炒房热的兴起,房地产业的升温,2007年流入到房地产业的外资突然猛增到23%。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使,这些流入房地产行业的巨额外资,一方面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又可谋取房地产升值的利润。除了房地产以外,服务业吸引的外资所占比例很少,这说明我国服务行业还有待进一步开放。此外,外资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从来没有超过2%。

3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评价

3.1 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的起飞,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本。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外国资本有助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缺口,为本国发展经济提供所需的原始资本,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典型。1978年,我国宣布改革开放,重回世界经济的舞台,那时的中国面临着10年浩劫之后的烂摊子,百废待兴,生产建设所需资金奇缺,引进外资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资金来源渠道。从那时起,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年年攀升,并于1994年达到17%的顶点,随后开始缓缓下降,2003年以后至今,这个比例一直低于10%,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内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3.2 FDI对我国出口的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之一。1978年至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8%,远远超过9.7%的GDP年均增长率。到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来自外资企业的出口贡献。1992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仅为20%,此后这个比例一直持续稳定升高,到2002年以后,一直都在50%以上。值得提醒注意的是,尽管外资企业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它们的进口在我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也不小,近年来也一直在50%左右。因此,可以推断,大部分在华外资企业从事的是出口加工业,即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

3.3 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

我国工业起步较晚,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提高科研技术水平,又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外商直接投资恰好满足了我们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在它们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因而有助于推动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由于外资之间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我国引进的技术水平也逐渐提高。许多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相继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除了直接的技术转移以外,我国还能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向内资企业传递。例如,当外企向我国供应商订货时,为了得到质量稳定的货物来源,它们可能会向上游供应商提供技术指导;当大批外企聚集在同一个地区时,产业集聚效应便容易发生在当地,由此也会导致该地区同行业之间技术信息的交流以及技术更新的加速;如果一些在外企工作过的员工跳槽到国内其他公司或自己创办企业的话,其在外企所学到的技术也就随之外流;外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还能为国内企业起到示范效应,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3.4 FDI对我国经济的其他贡献

FDI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还表现在它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以及它带来的就业机会。2007年,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1.5%和27.4%,2353万人在外资企业工作,占全国从业总人数的30%,如果再加上那些为外资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内资企业,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因而,外资企业对于缓解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还会为我国增加税收收入。2007年,外资企业所交的增值税达3016.7亿元,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22.1%。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上述正面效应,然而,在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诸如,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收效甚微、出口加工型外资比例过大,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未来关注的焦点。

参考文献

[1]商务部外资司.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fdi.省略.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2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　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四、抓住机遇继续吸引外资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机理分析；地区差异

一、 引言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6%。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

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技术外溢，是我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一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有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由于国外企业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走出去”战略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因此，研究我国对外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学者由于采用了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考察对外直接投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2003年～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地区差异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二、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机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研发反馈、技术扩散、收益反馈和公共效应四个机制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分析如下：

（1）研发反馈机制。对外投资的企业通过到技术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开设研发机构或者海外子公司，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资源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设立海外研发子公司，嵌入当地研发资源密集区，可以了解国外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通过合作或者模仿来利用当地先进的研发平台或者完善的基础设施，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然后通过公司内部将最新技术信息反馈给母公司，经由传播或扩散效应对其他公司产生影响，从而调整和优化母国技术研发方向，增强母国的吸收与研发能力，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

（2）技术扩散机制。一般来说，越靠近技术产生源越便于分享技术扩散的外部性，母国企业并购东道国拥有适用技术的企业，对其核心技术内部化，能够有效地提高逆向技术转移的效率。通过跨国并购海外企业，既可以将原来的竞争对手变为内部公司，绕过技术壁垒，将其研究能力和研发成果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关键研发资源以及与母国企业互补的研发能力；还可以采取与东道国当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开发和横向合作等方式，获得产品的技术支持，并通过公司内部交易等渠道将技术传递回母国。

（3）收益反馈机制。收益也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经营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并通过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进而实现母国利润的增加。然后，增加的利润可以加大母国自主研发投入，或通过购买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引进技术专家的方式，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进而促进母公司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成功地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通过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使海外子公司的财富增加，然后子公司又会加大研发投资，通过与东道国政府联合开发等方式，刺激东道国政府分摊部分研发费用，降低单位产品研发成本，促使母国企业腾出资源用于核心项目的研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公共效应机制。从社会以及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应，即公共效应。首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使生产结构得以优化，会引致正的生产溢出，使得母国厂商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母国在高科技产业中比以往更具竞争力。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向国外的扩张，使本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在经营环节或资源获取等领域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母公司的生产力。再次，厂商间的逆向技术转移能够带来更为直接的外部性，即子公司通过吸收各种知识，会产生强烈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母国该领域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最后，增加的投资收益转变为国内企业的利润和居民收入，可以进一步带动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盘活国内市场。

三、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其中，专利授权量和研发投入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些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图1是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

影响技术进步的变量有很多，表1中的解释变量是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选择的结果，接着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具体的回归模型进行判断，因为Hausman检验值大于临界值，因此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表2是基于全国层面数据的技术效应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都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够显著，即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一是投资动机和投资规模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较快，但是投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小，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国外投资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制约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技术寻求型在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小，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创新路径产生了锁定效应，这是由于企业只要凭借既有的技术优势就能够实现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技术创新动力不大，对本国技术进步影响较小。二是吸收能力问题，技术外溢不仅取决于获得技术的途径也取决于吸收技术的能力，我国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自身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不够高，会影响反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分布不尽合理，在行业结构上，我国对外投资侧重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偏低；在区位上，我国对外投资过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少数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对我们能从中学习到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投资却较少，这一现实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法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无法借此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以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国外技术，但自主研发始终是提高技术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应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与层次，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加快引进国外技术的步伐，从而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表3是分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回归结果。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在研发投入上，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说明加强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通过10%显著性水平，显示出正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为负，结果不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较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倾向于获取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当地技术进步产生正面效应。然而，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研发投入等没能跨越引发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值，对外投资还不能显著提升当地的技术水平。

为了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应该针对东、中、西地区采取差异化措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研发能力较强的东部地区应加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比重，同时增加对技术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吸收海外的研发资源。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研发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应以增强其技术吸收能力为主，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完善金融体制等，加快其跨越技术溢出的门槛值，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四、 结论

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出发，阐释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能产生反向溢出效应，但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基于上文分析，我们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要求我国政府创新思路，发挥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从制度保障体系、监管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几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促进多元化和多格局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建设。其次，东、中、西部地区在认真落实国家对外投资促进策略的同时，应该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宜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 蔡冬青，刘厚俊.中国OFDI 反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财经研究，2012，（5）：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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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3&ZD018）“我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政策和制度研究――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数量关系的视角”（项目号：13&ZD018）；中航广义虚拟经济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王兴，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李京晓，渤海银行博士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4

《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集资的概念，即“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对法院审判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进行了解释，对成立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界定标准和特征要件进行了规定。据此，我们对照分析了庭审已经十个月却难以判决的“兴邦公司案件”，仍然认为兴邦公司“项目融资”合法。

一、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非法性”特征要件

1、兴邦公司项目融资、公民向民营企业投资合作都有法律和政策依据。

在兴邦公司“项目融资”民事活动中，公民向民营企业投资，进行项目合作，是公民在正常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财产“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是完全按照中央和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以自己的合法收入和资产向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兴邦公司是按照《宪法》第十一条、《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六条和国家允许、鼓励的直接融资政策进行“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的。在国家尚未颁布民间融资具体法律的情况下，遵守《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的法律规定，遵守和具体落实国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政策，符合《宪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民法通则》的法律规定，完全是合法的投融资民事活动，属于国家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合法融资行为。

2、兴邦公司是按照国家政策法律进行“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发展产业和企业，不是从事金融类业务，不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第11条“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明文规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国家着力拓宽非公经济发展自身生产经营的直接融资渠道，“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已经被作为国家层面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的重要政策措施。而直接融资当然是指非公经济可以直接向资金拥有者借贷、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合资合作，不必经过第三者；只要融资不是从事金融类业务，就不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事实上，查遍中央到地方我们能查到的所有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而出台的民间直接融资文件，没有一处明确规定企业以项目融资等直接融资发展非金融业务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集资”是金融类犯罪行为，当然适用于金融法规去管辖；而兴邦公司这种融资渠道属于国家政策允许、鼓励的直接融资，采用的“兴邦模式”2003年就经过国家专题研讨肯定，其本质是属于“合作共赢”，适用于民商法规范范畴。兴邦公司不是非法金融机构，项目融资不属于金融业务范畴，不需要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适用于金融管理法律规制，也不可能“违反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3、兴邦公司仙人掌项目经政府批复“资金自筹”，“项目融资”方式属政策鼓励，是实实在在的合法经营而不是“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文件规定：“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鼓励社会投资，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兴邦公司仙人掌项目正是按照国家上述政策，报亳州市政府经过亳州市谯城区“计基字[2004]33号”文件批准，并明确《批复》“资金自筹”后，按照国务院政策鼓励的“股权融资、项目融资”方式在筹集资金，与投资人合资、合作，实实在在地发展仙人掌产业。兴邦公司因此而建成了亚洲最大的仙人掌种植基地、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六大支柱产业、五大系列产品，成为全国仙人掌产业龙头、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资金自筹”有政府批复，“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是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鼓励的直接融资渠道和方式，兴邦公司据此实施快速发展了产业和企业，实体实绩有目共睹，项目各方合作共赢，政府十年表彰支持，合法经营实实在在，有足够的政策和事实依据表明：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属于“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的范畴。

4、“股权融资、项目融资”既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也不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属于“非法集资”的范围。

（1）“存款”的本质是货币经营行为，兴邦公司项目融资没有进行货币经营。

限《金融大辞典》对“存款”的解释是：“存款人按信用原则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账户上的货币。存款是筹集信贷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从事信用活动的基础”。可见，“存款”是一个金融概念，“存款”必须具有货币经营的金融特征。尽管国家目前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解释，但是从《刑法》、《商业银行法》的立法本意来看，国家并非禁止（事实上也无法禁止）民间借贷等合法融资行为，而是禁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非法吸收资金从事金融业务，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这次《司法解释》没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作具体解释，似乎扩大为“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也许，中国最具权威的法学专家的观点对理解法律和出罪入罪会有所帮助：

清华大学法学院商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保树教授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按照商法的理解，应是违犯了商业银行法。……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禁止非法吸收作为营业的存款”（见2007.7.26《检察日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王作富说：“金融业中的存款业务的实质，并非单纯指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资金的吸收，而在于金融机构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吸收的公众资金进行货币、资本的经营。所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虽然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表象上极为相似，但只有借非法吸收公众资金非法从事银行信贷业务时，才能对银行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和国家对银行业的正常监管秩序构成冲击，才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性” （见2007.7.26《检察日报》）；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等专家在致北京市二中院北京碧溪广场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中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及构成只能理解为是不具资质的机构像银行那样进行存贷款业务以赚取利差，即使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如何‘变相’，也必须具有这一特点，否则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从以上法学专家的论证可以判定，兴邦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发展仙人掌产业是遵守、落实国家政策的民事活动，符合《民法通则》，不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没有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业务，并不违犯《商业银行法》；不会对银行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和国家对银行业的正常监管秩序构成冲击，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的法定“客体要件”，不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性。

（2）“明令禁止”与“鼓励支持”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国家立法和国务院政策文件出台不会前后矛盾，说明“项目融资”不会是“非法集资”。

兴邦公司“股权融资、项目融资”是在1997年新的《刑法》和1998年国务院247号令几年之后才出台的好几个中央文件仍然明确“鼓励、支持和引导”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样是国务院政令，“明令禁止”与“鼓励支持”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国务院不可能把国家在前面已经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后来的中央文件中作为连续政策给予鼓励、支持和引导，也不可能在出台鼓励非公经济项目融资的同时，又在具体落实项目融资的道路上挖坑，埋下“非法集资”的地雷！据此已经清楚表明，“股权融资、项目融资”既不是《刑法》第176条打击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也不是国务院247号令要取缔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当然不可能属于“非法集资”的范围。

（3）“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应该遵从

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很显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非公有制经济“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没有把遵照国家政策进行“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列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够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行为的“股权融资、项目融资”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加以定罪处刑。

综上所述，兴邦公司以发展仙人掌产业为主的“项目融资”不是必须经过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业务，按照国家政策进行的“股权融资、项目融资”不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不具有非法集资界定标准之“非法性”要件，不属于非法集资范畴。

二、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公开性”特征要件

“兴邦模式”的研讨是由地方政府层层上报至国务院有关部门后组织研讨的，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和推介应该是政府行为；在兴邦公司发展的十年，国家主流媒体对新兴的仙人掌产业、产品以及运作这一产业的兴邦公司确实给予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和推介，这些宣传报道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报道的文章标题见附件，内容可查）；但是，这些宣传和报道完全是出自对新兴的仙人掌产业的发展而开展的，一直都没有对兴邦公司融资的具体方案进行过公开宣传和报道，确实也并没有为兴邦公司民间融资打过广告。

新产品要进入市场肯定需要宣传和广告，这是市场经济正常的经营方略，并不违法；仙人掌产品在中国是全新的产品，需要人们的了解和认同，兴邦公司也出资打过仙人掌产品广告，这同样是正常的、合法的，与“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公开性”特征要件。

三、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利诱性”特征要件

1、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存款付息，投资返利，是经济社会的常态。存款到银行风险最小，但回报低，而且面临通膨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还会导致本金实际缩水；投资合作虽然有风险但也有较高的回报，高回报往往是与高风险相联系的。“以合法收入和资产向非公有制企业或经济实体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是政府鼓励的，投资者对投资的风险和回报有自己的分析和担当，兴邦公司对融资项目如实介绍，不具有“以高额回报”诱导投资者的事实。

2、新兴行业具有风险，但往往也具有新的机遇。仙人掌项目刚刚由国家从墨西哥引进，既具有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特征，又具有全营养、绿色无公害和独特医疗保健作用的本质特性，能够、并且事实上已经给运作仙人掌产业的兴邦公司及其投资者带来满意的回报。

3、兴邦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仙人掌种植基地、全国唯一一张仙人掌“新资源食品认证”、唯一一条完整的仙人掌生产线和产业链、全世界唯一的仙人掌干红葡萄酒（具有国家专利，2007年已经在法国获“新产品金奖”）、国内市场独具特色的5大系列仙人掌产品，是雄踞垄断地位的全国仙人掌产业龙头企业。垄断行业往往具有垄断利润，这也是投资者选择兴邦公司仙人掌项目合作的原因。

4、“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抓住了历史性重大机遇就意味着有高额回报。仙人掌项目和海南房地产项目本身就是兴邦公司有选择地抓住了历史机遇的典型实例。事实已经证明，兴邦公司的历史性选择没有错，这两种都是高回报项目。兴邦公司以政策鼓励的“项目融资”方式，采取国家专题研讨肯定的合作共赢“兴邦模式”，不具有非法集资的“利诱性”特征要件。

四、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是指多数人或不特定人。从宏观上讲：兴邦公司融资方案并没有公开宣传，而是通过公司内部职工（包括店长及公司招聘的销售员）自己参与，并向自己的亲友互相传递信息，邀约参与项目合作。即：公司项目融资的参与者是公司的内部职工及其亲友，属于特定对象，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兴邦模式”的实质是“围绕产业，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即：把对仙人掌产业感兴趣的人组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这个崭新的产业，实现合作共赢。这些人既是兴邦公司内部职工及其亲友，又是兴邦事业合作伙伴，兴趣、目标、利益一致，当然属于特定对象（这也可以从公司被查封两年以来兴邦投资人的表现得到证明）；从微观上讲：每个人投资兴邦、参与项目合作，都是依照合同法与公司签订了特定的项目合同，投资人与兴邦公司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一个特定的民事关系。既然是特定民事关系，就是这个公司跟个人之间的事，人当然是特定的了；全国“对仙人掌产业感兴趣的人”是特定的人群，愿意与兴邦共同发展产业而参与其特定项目合作的更是特定的人群；从庭审公布参与全国兴邦公司项目融资的人数只有两万多人，肯定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兴邦公司“项目融资”不具有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要件。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5

（一）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投资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近60％。2010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也只有1.12万亿美元，增加不到1%，仍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萎缩，仅5270亿美元，再下降约7%。

（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分布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约10%，首度超过发达国家，占到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3%。其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8%，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46.4%。流入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下降32%。流入拉美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占23.8%，增长21%。东南欧和独联体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1%，占11.9%，其中流入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下降31%，独联体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5%。流入西亚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续下降，降幅高达18%，仅占8.4%。

（三）跨国并购明显上升，“绿地投资”继续下降。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较上年增长了37%，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增加了一倍。“绿地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继续下降。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增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断增加，2010年跨国企业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资显著增加。跨国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方，也是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的供应方。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制造等三个主要低碳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吸引外国低碳投资仍将为它们带来生产能力扩大、出口竞争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好处。

（五）各国有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监管的倾向。2010年，各国一方面继续推动外国投资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强化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设法调整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对外国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更严格的监管，这是自1992年以来此类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甚至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将推动跨国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现金流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预计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加到1.3万-1.5万亿美元, 增长约16%―34%，基本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2012 年将向1.6-2 万亿美元挺进，有望创出新高。

（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份额仍将扩大。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上升9.7%，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6.9%，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率先恢复和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缓解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短缺，更多的机会、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0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约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5500多亿美元，海外投资存量约2300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鉴于今后中国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及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一诱因将得到强化，新一轮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热潮可期。

（四）跨国并购占比将继续提高。跨国并购通常能够对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地作出反应。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67%，2010年达到90%以上，2012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

三、对做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直接投资逐步恢复增长，中国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标区域，这将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良好机遇。

一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正确把握投资导向，营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随着优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务已成为吸引客商的一块强劲的磁铁石。要充分正视当前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重视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视吸引低碳投资。有针对性地发掘筛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方面合作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项目承接和运作，进一步扩大低碳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四要着力推动企业并购合作。把握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大力推行兼并收购、股权融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以企业为主体的灵活多样的对外融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重视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高起点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设备，注重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公共投资体制。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6

关键词涉外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方式，企业所得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初期所形成的以区域性优惠为主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日渐不足。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十分有助于继续发挥该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倾斜过度，加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带动西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当时吸引外资的大量税收优惠措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呈现“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递减的区域性倾斜特征。

不可否认，区域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东部地区的引资能力、加速当地的资本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变得相对困难，导致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逐渐失衡(见表1)，从而间接加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二)缺乏产业导向性，引致外资的产(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放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相结合，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吸引外资，导致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资相对不足、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见图一)，FDI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而国家重点发展的农林牧渔业、科教文卫等行业吸引FDI的数量只占FDI总量的七分之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相背，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优惠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

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于采用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对于被国外广泛采取的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应用较少。单一的直接优惠手段，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促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加速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激励作用，而且过于直接的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扭曲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对本国公司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政策不同，使得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几个国际避税地，而如美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并未获得太大优惠。因此，从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长远考虑，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方式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过度优惠，影响内费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上，涉外税收优惠可分为全面优惠和特定优惠。我国涉外税制创立之初，为了弥补当时投资环境存在的缺陷，并考虑到国内税制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所以选择了全面优惠的方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供给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加，有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其在所得税税率上与内资企业的不平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要求，而且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别过大，还使得部分内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与外资拉上关系，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是直接引发了“假外资”的现象，这些“假外资”在迅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的同时，更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等问题的出现。

二、调整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并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

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是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要着力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配合，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鼓励发展的产业上来，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逐步减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幅度，将外资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

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首先，通过加大对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吸引外资、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距。其次，给予投资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缓解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为了促进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我国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相关的外资企业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此外，就第二产业而言，在一些我国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诸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电视、冰箱、空调等一般电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可以逐渐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则应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以鼓励外资的进入。

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减少东部地区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投资环境也相对优越，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该地区，除保留具有示范效应的特殊性区域优惠和延续原有优惠政策执行至期满外，应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余的税收优惠。其次，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提高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

(二)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涉外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以税收减免、税率优惠为代表的直接优惠和以加速折旧及投资抵免为主要形式的间接优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习惯采用短期效果显著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发达国家则青睐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易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间接优惠方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渐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重点已从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向着力提升引资质量转变，更加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使用。此时，继续倚重改革初期使用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已较难，适时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才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正确选择。

运用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外资，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不改变其总体税负，但使税负前轻后重，有利于减少投资初期的负担；对政府而言，只是推迟征收，税收并未减少。而投资抵免的优惠方式一般只与投资额的多少有关，投资越多，抵免越多，具有适用范围广，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的鼓励效果明显。因此，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逐渐形成以间接优惠为主导、直接优惠为辅助的涉外税收优惠方式。

(三)适时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井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所得税率不统一导致企业间竞争变得扭曲和复杂，阻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证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将是我国下一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短期内会对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可以进行如下准备：

1.安排合理的过渡期。现阶段，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等因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加之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的其它税收优惠措施和各种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率的变化就采取消极撤资的“用脚投票”方式，但是考虑到在华跨国公司的集体要求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国际避税地的中小外资企业对于税率变化相对敏感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了再次明确我国政府始终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态度，可以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期(例如5年，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仍享受优惠)，以缓解税率变化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适应性。

2.加快增值税转型进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明显降低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因增加增值税抵扣而获得的财力，会弥补部分因所得税并轨而增加的支出，这有利于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故应及时总结东北老工业区进行增值税转型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缓解所得税合并给外资企业带来的阵痛。

三、进一步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建立新型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以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更加适应“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战略要求。当然，为了使之能够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自对外开放以来，其政策的制定、解释、执行等过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确立，也确保了各项具体政策的法律适用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外资数量，出台了规范性和透明度较差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造成税收优惠导向不明和实际操作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的同时，还致使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进行恶性竞争，干扰了国家招商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

因此，为了增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其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配合，提高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清理整顿，并加强法制化管理和监督。

(二)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政策工具，其不但具有刺激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税收流失的负面影响。故在实际应用中，有必要将实行税收优惠放弃的税收收入与优惠带来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某项优惠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具体优惠幅度的依据。引入税式支出，即是从支出角度认识涉外税收优惠，便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涉外税收优惠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以预算形式加强对优惠总量的计划性管理，控制优惠幅度，增强政策的刚性和透明度，进而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税收优惠落到实处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失衡；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28－04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2009年，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 6％。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中国连续17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年均增长20％，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多，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增加就业机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经济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分布极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均衡突出表现为：2009年，我国在外商投资中流人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实际使用金额达到500.7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5.6％；第三产业次之，实际使用金额为385.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2.8％；第一产业最少，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9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82％和1.59％，比重最小。这种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出偏高是一致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二)行业分布结构失衡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布结构不均衡，在各行业内部的不均衡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外商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中，过多地集中在制造业，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投资比较多，而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明显偏少；第三产业则集中于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沉淀的资金给经济走出低谷带来困难。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制造业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比重约为56％，2000年以来，该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2004年超过70％，比1997年增加近10个百分点，在2005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5－2009年间仍然达到50％以上。2009年，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51.95％。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2009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制造业是我国较成熟的行业，而外商对该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我国新兴行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我国行业结构的失衡。而且，这种投资结构也容易使外商借此转移过时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抑制我国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可见外商投资产业过于集中、低水平重复引进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

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比重过高，2009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9家，同比增长25.8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7.96亿美元，占第三产业实际投资额的43.6％。

外资过多地集中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不但是造成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受基础设施行业发展滞后的瓶颈制约、房地产价格飞涨、经济泡沫频繁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战略相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三)区域结构失衡

从整体区域分布看，FDI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见图1)。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华FDI开始呈现出由东向西逐级推进的态势，但1997-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仍占85％以上，东部地区始终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东部地区合同项目23584个，实际利用外资783.44L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4.8％；中部地区合同项目2544个，实际利用外资74.4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0％；西部地区合同项目1386个，实际利用外资66.2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地区结构转移缓慢。这说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而且，在外商投资模式上，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形式灵活、多样，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而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商品和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进入少。

(四)规模与技术结构失衡，核心技术含量不高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表现为“三多三少”现象。即劳动密集型项目多，资金密集型项目少；中小型项目多，大型项目少；一般加工项目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少。另外，外商投资大多集中于低技术档次的轻工、纺织、食品及中低档机电产品等，与国内商品技术差距不大，大都属于同质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很容易使国内企业陷入困境。而支撑起东南沿海地区外贸工业的加工贸易，又往往是原料、市场“两头在外”，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很小，对我国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带动效应表现微弱，不利于我国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并限制了对外国先进企业的质量、营销、财务等管理经验的吸收与借鉴，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长远发展。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

技术上总是处于落后地位，那么我们将无法同国外竞争，甚至会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五)FDI利润汇回将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潜在的风险

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收益账户逆差也随之逐年增大，并且投资收益逆差占贸易账户顺差的比重很高，其中1995年、1996年高达60％，1993－2005年间投资收益账户逆差共冲减了23.2％的贸易顺差(见表2)。这表明我们用贸易净收入的近1/4支付了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净收益，这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威胁。

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约为600多亿美元，假使外国投资者每年将投资收益汇回，我国为保持经常账户平衡，每年就必须保持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我国1993－2005年间贸易顺差平均只有395亿美元。如果贸易顺差规模出现下降，加之外商一旦增加利润汇回比率，甚至将利润全部集中汇回母国，我国将面临FDI流入量减少，流出量增加的双重影响，而利润的大规模汇出会对投资收益项目、经常账户产生明显的负作用。因此，如若外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可能会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危机。

(六)吸引外资方式具有局限性

我国利用外资仍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目前跨国公司并购已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全球跨国投资中通过并购实现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近几年外资并购的项目和并购的金额虽然在逐渐增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外资并购并没有成为国内实际利用外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仅占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等方面的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产权交易市场等。

(七)引用外资政策存在负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投资环境尚不完善，为增强对FDI的吸引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减免所得税、免征投资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这的确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优惠政策效用递减，而且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是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其负面效应日益突出。首先，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下降，高素质的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常常以很低的成本被配置到外企中。其次，外资企业利用特殊优惠与强大实力，不但较容易地获得了市场垄断地位，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不公平竞争，而且其利用垄断优势对我国部分产业实行产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威胁到了我国的产业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一些利用外商优惠政策搞“假合资”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八)外资来源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外资的来源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2009年，我国香港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539.93亿美元，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59.9％。而从美国、日本和欧盟引进的外资比重却很小。日本对华投资在2002-2006年凭借中国入世的契机高速扩张，其5年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之前15年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之和，而在2006年之后，日本企业对华FDI全面放缓，2009年只有41.17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这几年处于波动时期，据欧盟官方统计,2007年欧盟对华投资20亿欧元，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0.5％，2009年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9.52亿美元，同比下降8.76％；美国对华投资在2002年达到顶峰，为54.24亿美元，此后连续5年下降，2009年稍有回升，达到35.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97％。

二、提高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及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资环境，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更应当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调整和改进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以此适应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利用FDI的规模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均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在引进外资规模上，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发展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如我国在经济高涨阶段，尽管对资金的需求会很迫切，但更要慎重决策，决不能不考虑经济内在需要而盲目扩大引资规模，应将每项引资视同一笔交易，计算其交易成本，如果FDI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要坚持引进，否则就拒绝；同时，引资规模还应结合国内不同市场的竞争程度加以综合考虑。对一些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技术又较为成熟的市场，应尽可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避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以减少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比如日本历时20年，分5个阶段来开放资本市场，每个阶段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与企业竞争力，慎重选择开放部门，对本国的弱势产业、新兴产业和重点部门加以严格保护，以防止外国资本的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综合考虑FDI对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面对FDI集中汇回的可能性及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投资利益的变动趋势，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其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另一方面外汇局要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在制定政策时应合理引导外资企业均衡地流入流出，可适当促进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鼓励成熟行业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

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2174.3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16％。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07％，因此应当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FDI。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立足于发展自主型民族产业体系，以培育我国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目的，避免对其过度依赖。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推动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并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对外资进入要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壁垒，鼓励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利用其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严格限制低技术含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外资的引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引进，使我国外资引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第二产业中.特别是工业领域，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与技术水平为中心，重点培育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努力发展国产品牌，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里有自己的产品、技术，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对跨国公司转移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外溢程度，不能过分依赖，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究开发，只有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才能真正避免危

害我国经济安全的现象发生。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

3.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占了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更多地投向第一产业，进而提高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以促进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投向第三产业。众所周知，服务业在许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达60％，而我国尚不足3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并购已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技术密集型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主体，随着取消或减少地域和所有权的限制，中国服务业必将成为跨国公司激烈竞争的平台。对此，应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准入限制，除了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投资力度，还需尽快推进其改革，将其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垄断性强、缺乏竞争的行业尽快推向市场，增强其竞争实力。同时，要注意加强对第三产业的引导与调控，要转变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一般社会服务业的非均衡现状，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导向，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进程中主动出击，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鼓励外商对我国教育及科学研究投资，培育技术型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提升生产要素的品质，使我国逐步形成发展高新技术的动态比较优势。

4.积极开拓新的引资途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当前，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跨国并购、股权转让也逐步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重要方式。为此，我们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原则下，要积极探索新的利用外资方式，逐步适应国际资本证券化的趋势，可根据经济需要适时吸引国际证券投资。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重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直接投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以外，还应积极探索采用扩大合作开发、实行BOT(built-oper-ate-transfer/建设一经营一转让)等新投资方式来扩大对外资的利用。同时，要注意避免在某些重要行业中外商投资股份比重过高的问题，以防止出现行业垄断和行业支配。

5.将FDI与区域平衡发展相结合，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尽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情况，应当把利用FDI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要推动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外资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其投资环境及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配套产业群等方面。对此，应注重加强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如尽快建立起以产业政策与金融、财税、投融资、就业等紧密结合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股份比例和投资行业的限制条件，适当降低投资门槛，不断改善其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为外商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会，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快速、健康、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在争取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升投资的效率，这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6.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应当将过去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目前，应尽早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适当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人，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科技成果投入市场。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重点支持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基地建设，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以各种方式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7.优化外资来源结构。我们应在巩固亚洲地区外资的同时，重点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力度。如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专门的促进投资的部门机构，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深层次的信息和商务交流等方面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产业转移到我国，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进而加强我国企业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利用FDI的质量与水平。

吸收直接投资出资方式篇8

突如其来的“非典”对中国吸收外资产生了影响，许多招商引资的谈判、考察、签约暂停，许多外资企业出口订单减少。

但“非典”对吸收外资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就企业经营行为而言，一项跨国境的投资活动并非一朝一夕的举措，只要影响其决策的根本性因素没有改变，这项决策就能保持持续性。“非典”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吸收外资的诸多优势，如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庞大而深具潜力的市场优势、市场经济初期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社会稳定的安全效应等等。

事实上，在“非典”期间，各地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补救措施。如加强网上招商，利用电视会议谈判甚至草签协议等等。以重疫情区北京为例，在“非典”最为肆虐的5月上旬，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总裁亲临北京，签订了一项一千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备忘录。一些跨国公司如美国沃尔玛、英国百安居、德国麦德龙、欧倍德及泰国易初莲花等公司都将按计划近期内在北京开设零售店，他们均认为“非典”对北京市场的影响只是短暂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从外资投资的角度看，没有证据证实这个观点。我认为今年吸收外资不但不会负增长，还将取得高增长。

今年一季度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分别同比增长60%和57%，是多年来罕见的高增长。4月和5月受“非典”影响增幅减小，虽然连续两个月增幅回落，但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

去年中国吸收外资取得两位数增长，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而去年曾有3个单月出现过负增长。今年，估计“非典”的滞后影响还将拖低以后几个月的增长率，但从今年吸收外资的发展势头来看，全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或超过15%的高增长是很有可能的。

甚至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资情况都可以持乐观的态度。理由是：中国加入WTO后许多领域将对外商开放，中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与此同时，世界制造业正进行新一轮转移，跨国公司普遍调整全球经营战略，纷纷将中国作为世界生产乃至研发基地，另外，诸如主办奥运、世博、西部大开发等也都使外商产生兴趣。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外资投资会不会减少的问题，而是要为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早做准备，现在我们是年5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一旦达到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我们为外商提供的各种配套服务是否能相应配套。

目前世界FDI中约80%是以跨国并购形式实现的，而流入中国的FDI中仅约5%采取了并购形式。美国吸收外资突破500亿美元是在1995年，而到了2000年美国吸收外资高达3000亿美元，导致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并购。

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特别是中国吸收外资已逐步进入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推动外资的跨国并购应该成为重要的策略。目前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大量吸收新设直接投资，吸收新设直接投资的竞争愈演愈烈，利用跨国并购作为利用外资的一项重要形式，是十分可取的。

可喜的是，经过几年酝酿，中国实施以跨国并购形式吸收外资的政策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2003年4月12日《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一个在外资并购上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2003年5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推动各地的外资并购，国家商务部决定在今年下半年举办面向各地招商引资部门和企业的关于外资并购政策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以推广这一新的招商引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