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范文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1

随着世界经济和生产结构的不断演进、升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服务业领域才开始有规模地吸引外资。

表1显示了2001至2005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变化情况。通过分析其中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除个别年份（2004年）外，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不仅如此，2006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的比重为32.3%，比2005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2007年1至2月，服务业外商投资更为迅猛，两个月间吸引外资就达38.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6%，增幅比上年全年高了6.1个百分点。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服务业引进的外资额占引进外资总额的比重仍然偏低。

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出现行业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占了整个服务行业吸引外资的40%，其次是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剩下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科研以及教育等行业加起来在服务业吸引外资中所占比重还不足10%，比例极少。

二、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1、中国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低，难以与国际服务业直接投资重点日益集中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趋势对接。就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国际服务业的结构朝着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因而只有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家（地区）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低，各服务行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主要偏重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餐饮、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而现代服务业如电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现代物流等比重偏低。另外，技术创新不足、经营方式落后、服务效率低，这些都造成了在短期内我国服务业难以实现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对接。

2、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服务消费低水平成为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一大制约因素。从总体上说，我国仍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而且城市化进程缓慢。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城乡居民家庭开销以食品、衣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为主，对服务业的需求有限；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对服务业和服务消费认识上存在某些偏见，把服务业作为非物质生产而忽视其高附加值的特点，把工业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发展而忽视服务业对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支撑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消费性而忽视其产业性，造成对服务业发展长期重视不够，服务消费在低水平徘徊。国内一些服务业得不到发展，外资引不进来，无疑与服务消费水平较低有很大关系。

3、在供给方面，人力资源缺乏限制了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国外的投资商在从事某行业投资时，必然会考察当地的投资基础，其中也包括考察从业人员的素质。保险业从业人员以具有高中和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比例占3/4左右，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13.9%，而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10.86%，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每100名从业人员中不足1人。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素质是服务业各行业中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从现有的人力资源来看，根本不足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4、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标准化未得到广泛采用成为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在规范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等一批与服务业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立法，缺少一部统一的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在国际范围内，随着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服务业标准化也日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议题，但由于我国服务业的社会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所以ISO等国际标准认证没有得到普遍采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三、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

1、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优先发展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这些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只有充分发展这些行业，才能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服务业结构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

2、提高我国服务消费水平，解除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后顾之忧。培养居民服务业消费能力，扩大国内服务消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着力培育新的、符合消费发展一般规律的服务消费增长点。如在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升级快速的消费类电子及通讯设备、保险、教育融资等；二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增强消费性服务支出的能力；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是服务消费的集中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服务消费的提高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3、改善国内的基础条件，为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良好的投资基础是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服务业投资所需的基础条件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两个方面。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说，要引导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向服务业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要注意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覆盖面，形成便捷的全国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体系。从软件基础方面来说，要加快培养和引进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有计划地引导现有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调整、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加强对企业现有员工的短期培训，以改善原有的人力资源状况；鼓励海外专业人才来国内就业，以提升服务业中的智力资本因素。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2

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

纵观近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东道国。1993―2003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家。截止2004年末，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中国2004年以606.30亿美元的流入量已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看，我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组装起步到政府大规模地倡导“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国累计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外资累计来华实际投资总额相比，只相当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外商FDI大规模的流入和中国FDI小规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缺口”。近几年来在中国，FDI流入量一直为流出量的十几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0.87亿美元，资本流入额为535亿美元，资本流出约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与中国FDI流出的缓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从表1可知，从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而这期间中国FDI的流出总量比外资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流入量的6‰。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14.71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32亿美元，资本流出缺口高达4682.71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何其强劲

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强劲。造成外资多年来持续增加来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外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解释，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发达国家而言，投往中国的外资主要是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这些传统部门在发达国家已无任何成本优势，转移到与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中国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延长本国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辉煌，现在轮到了中国。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另外，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政策壁垒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双方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占领中国广阔而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动机。对于外商来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不仅可以接近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等资源，还可以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受到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2005年1月，人口已达到13亿，并且每年以净增长700-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使外商来华投资可以获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市场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弥补资金外汇缺口、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自不待言，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于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资本流出缺口对中国经济不无影响

中国的资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中国利用外资完全符合“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大量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的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对我国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企业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了演习性的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而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

然而，时过境迁，自1989年后，储蓄开始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不复存在。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为2080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8996亿元，存差为490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时，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在外资大量涌入和中国银行业存在4.9万亿存差的背景下，这种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1.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

巨额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外资与内资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争夺投资市场的竞争。虽然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明显的益处，但从微观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企业在利益上存在冲突也无须讳言。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它们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对中国各种产品的高端市场长驱直入，几乎所向披靡。这种竞争固然有逼迫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并且对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国在GDP增加的同时GNP减少。

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既是中国的GDP，也是外国的GNP，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总产出的同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尤其当外资的数额很大时。从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5621.01亿美元，相当于46485.75亿元人民币，倘以10%的利润率计算回报，每年约为4648亿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实际获益者是外商投资母国。另外，外资企业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年鉴的数据，2002年在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为758万人，大体上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对中国GNP的贡献比较有限。

3.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难以摆脱不利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安全保障。

4.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入世大约5年以后，我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规模将会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按照年内销利润的10%，即相当于8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算，就有大约7000亿人民币汇出，亦即每年汇出的外汇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

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首先，应当切实调整我们引进外资的政策，从引进外资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正如国有企业进行战略结构调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引进外资也到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必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外资项目进行甄别选择。绝不可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多少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目标。要理性地看待“引进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不能盲目的以此为豪。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外资才是最合适的？有关部门应进行这方面的量化研究。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其次，调整国家对中国FDI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创造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条件。改变目前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的引进外资开放度大、对外投资开放度小；微观层面上存在的企业利用外资积极性高、对外投资动力不足谨慎有余的局面。缩小由于国家管理体制和政策对“外资流入”和“中资流出”鼓励不对称而加剧的“资本流出缺口”，缓解其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使中国资本对外投资至少可获得与引进外资同等重要的地位。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3

一、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钱纳里（Chenery）和斯劳特（Strout）（1966）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是较具代表性理论，他们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四个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三种形式的约束：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不足支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和吸收能力的约束（即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并且认为只有大力引进FDI，才能使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既不削减国内投资和进口，又能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平衡。这就是“双缺口模型”，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引进FDI的基础理论。

以索罗（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从长期来看FDI影响产出增长的程度是有限的。在索罗的模型中，长期的增长只能是技术与知识提升的结果。没有技术进步，国内和外国投资递减的边际收益最终将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FDI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FDI就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先进技术成份，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东道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大致有三种结果：一是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二是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面影响，甚至还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三是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Kueh（1992）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Jansen（1995）对泰国的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水平和出口有着显著正面影响，并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Chen（1995）等人发现在中国FDI不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还与固定资产总量正相关。DeMe11o（1997）从三方面对一国吸收FDI为何能促进经济增长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通过吸收FDI可加快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FDI是促进国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三是FDI是技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Sun（1998）通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DeMello（1999）发现无论东道国在技术状况上处于一个领先者还是跟随者的位置，FDI对于产出的增长率都有积极影响。and Durham (2004)研究发现只有那些金融发展很好的国家FDI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益。Laura Alfaro等人（2004）利用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分析得出具有完美金融市场的国家从FDI中获益更多的结论，并提出了计算FDI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净效应的方法。

邓海滨、廖进中（2004）试图借鉴Marwahk & Tavaknli.A（2004）的模型，利用我国1982-2003年间的有关经济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实证角度考察进口，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曹秋菊（2005）运用FDI和GDP之间的计量回归方程来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她认为利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途径：一是产生资本效应；二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产生贸易效应。许小平、孙铁军（2005）都以武汉为研究视角采用了协整分析法和因果关系分析法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出前者是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因此，FDI促进了武汉市经济增长。李志辉（2006）利用1983-2004的实际GDP和实际FDI的数据研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认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FDI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不存在共同的增长趋势，说明从长期来看，并非经济增长越快，就越能吸引FDI。董乐和何苗（2006）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影响湖北省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FDI主要通过短期需求拉动和长期均衡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二） 经济增长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使得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几乎为零，而且，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替代效应，从而不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例如，Salz论证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Kholdy（1995）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经济增长是导致FDI流入的原因之一，反之则不成立。Easterly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Carkovic and Levine（2002）利用GMM估计模型并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说明FDI能促进经济增长；Choe（2003）研究发现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单向的，经济增长能够导致FDI，但很少有证据证明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是吸引FDI的原因，而FDI对一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陈继海根据全国1990～2001的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实际GDP增长率是实际FDI增长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李占风、骆振心（2005）分别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索罗-斯旺模型对湖北省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湖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三） 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互为因果关系

Zhang (2001) and Choe (2003)分析FDI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相互促进，Zhang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对1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在五个东道国里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并且，东道国的贸易和宏观经济稳定对FDI有很重要作用。

刘晓广、杨昊晰（2006）采用了1981～2004年中国实际GDP和我国实际利用FDI的数据，运用GCT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等方法，分析了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得到FDI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者在变化趋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节拍上有一定的差异。董庆生利用1984～2001年我国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在确认两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两者互为因果的结论。萧政和沈艳运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三、 研究现状评述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4

关键词：美国；对华投资；减少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130-02

1 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概述

美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绝对数目来看不断增长，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对华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年经历了一定幅度增长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1）。2006年美商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3025家，比2005年同期下降14.33%；合同外资金额12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1%。2006年，美商新设立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7.73%、6.22% 和4.55 %。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转移核心技术，美国以我国东部商业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其投资最多的省份为江苏、浙江等全国商业繁华的地区。 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l％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2 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分析

2.1 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2001 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大大减少。2001 年美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比2000 年减少12.4%，2004 年直接投资流出量虽有较大增加，但2005 年直接投资流出量却是-127.14 亿美元，表明资本的回流大于资本流出。1998 年到2001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4%，而2001 年到2005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1% 。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2.2%，为近年来最低水平。2008年美国经济继续呈现疲弱态势。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ISM制造业指数在1、2月连续低于50，处于走弱状态。总体建筑支出1月份下滑1.7%，降幅为14年来最高水平，已连续4个月下降。其中住宅建筑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9.4%。新屋销售2月份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下降1.8%，连续4个月走低。个人实际消费增长自去年12月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64.5。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就业市场严重受挫。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6.3万，创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月失业率为4.8%，3月份进一步升至5.1%。

2.2 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美国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美国政府在技术输出与转让方面虽然较为开放，但仍有诸多限制。《1979 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

2.3 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 约占其直接投资总额的50% 以上，而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近年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却较快。2001年到200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2.14%。促进发达工业国家之间交叉投资上升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等因素。因此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因投资环境决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的综合因素。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各类风险，特别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

2.4 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

（2）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

3 对我国今后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3.1 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和WTO 的承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积极而有效地规避中美贸易中的摩擦。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在华企业的沟通，尤其是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发挥积极影响，通过他们将更多真实情况反馈给美国公众及决策层，帮助缓解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3.2 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信心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实现对美引资多层面的推进。

3.3 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

服务业是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虽然入世后，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有较大增加，但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仍远远低于其对亚太地区投资和对外总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和我国许多服务业具有垄断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因此，应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美资流入服务业。

3.4 改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3.5 改变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市场机制、服务体系方面做出改善来创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楠.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低地位原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7，(8) ．

［2］马明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J］.特区经济，2007，（1）．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5

“十一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

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保持较大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年均增长20％，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形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上个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崭新阶段，利用外资在总量上继续保持升势，绝对量继续保持较大规模。2006～2009年，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030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05亿美元。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近6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985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仍存较大的空间单纯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量来讲，我国已成为吸收外商投资大国，“十一五”期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800-1000亿美元左右的高水平。但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仅仅看绝对量是不够的，必须按国际标准综合量化。

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当年GDP比重，当年吸收外商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及相对规模。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单位GDP的FDI流入存量仅为11.1％，低于全球24.8％和发展中国家28.7％的平均水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9850亿美元，但是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情况，按照国际的标准估测，2008年我国外商投资的存量为3780亿美元(UNCTAD，2009)，相当于当年GDP的8.6％左右。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因此，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较高的份额。但从世界角度看，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及国内银行巨额存差并存的现象。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曾达到17.1％。2000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在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同时，增长速度放缓，明显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外资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固定资产形成方面，发达国家平均为6.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世界平均水平为7.5％，我国当年的比重为8.03％，2009年这一比重则降为2.7％，显示我国该项指标已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作为外商投资东道同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外资流入速度开始放缓。

利用外资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努力的方向更加明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总体上是一种数量扩张型引资战略，鼓励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资政策贯穿于整个90年代。“十一五”期间，外资本身存在的问题日益最现，如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失衡加剧，地方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等。“十二五”期间，提高外商投资质量的要求将日益突出，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而言，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例仍然较低欧美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输出的60％～70％，而在我国比例并不高。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欧盟对华投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吸收欧美投资的稳同基础。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看，欧美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高于港台地区和日本。目前欧美对华投资为什么相对较少?一是因为自然和文化距离等客观因素，二是中国日前市场培育及服务能力仍比较弱，缺乏完善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三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电信，我国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这部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外资的进入，四是我国单一的投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中型欧美投资者的进入。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出现转折性变化，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以市场换技术的期望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主要投向见效快、资本产出效率高的第二产业中的下游产业，其中以加工工业和生活消费品行业为主，这跟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还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紧密相连。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将获得先进技术作为引进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尽管吸收外资通过技术扩散、零部件生产在当地外包、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但总体而言，外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序和环节配置在中国，对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提升效果，低于我们的预期。

利用外资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由于原有投资及产业集聚效应、整体投资环境较好等原因，“十一五”期间，外商投资仍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未有大的改观。2010年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86.8％、6.6％和6.7％。这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不足以弥补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原有缺陷。在华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能力的不平衡。

投资方式仍以绿地投资为主　在中国吸收外资中并购方式占到3％～5％，与全球65％-70％的规模差距还是很大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已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条件，即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构建了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企业资产中含有并购方所重视的优势资产等。但由于对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缺乏统一、透明、公开、可操作的产业开放边界，“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资并购进展较慢，外资并购项目数和金额在当年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且项目规模不大，近一半项目为中方控股，并购对象以非国有企业为主。

产业不安全风险的增长和积聚不容置疑。“产业安全”概念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特定产业能够在资本、技

术和市场等领域保持相对优势，不受跨国资本的左右。“十一五”期间，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著，但外资已在多个领域深入中国市场，展示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并且逐渐形成一定的市场控制力，我国产业不安全风险的增长和积聚是不容置疑的。“十一五”期间，有关产业安全的理论正在讨论和构建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对于吸收外资与产业安全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成果还仅停留在对政策、影响、作用分析的层次上。

“十二五”期间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各种有利因素将发挥作用并引发新一轮的国际投资增长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未来几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将面临一系列风险因素，流动将会减少，但还将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长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这一轮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资本流动基本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原有的格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不可能从方向上将其改变，但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今后几年全球经济只能缓慢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不断增加储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所减少；为了弥补企业资本损失，提高金融资本杠杆率，发达国家资本将大量回归。

国际资本仍将更多地流向能源、服务行业　未来几年，自然资源导向型的跨国投资仍将活跃，能源供应和基础原材料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会比较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品行业将成为投资热点行业，电力、交通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将继续得到发展。一些快速成长的行业，如生命科学产业、农业食品产业、新材料、信息和通讯技术、能源以及环境产品等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产业重组为背景的新一轮跨国并购热潮　出口起步一海外建厂一海外并购，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三步曲”，金融危机不会扭转全球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由于金融危机，欧美许多实体企业陷入资金困境，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政府降低了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为一些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好，外汇多的国家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跨国并购将主要发生在信息、通讯、媒体、金融和技术服务等行业。2010年全球跨境并购将开始回升，2011年回升的幅度会加大。

积极性促进政策仍是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应对金融危机，不少国家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准入限制，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各国在促进投资方面更加积极，出台的政策性措施的数量越来越多，涵盖面也越来越广，有实效、针对性强的投资促进方法被广泛采用。即使是资本大量输出的发达国家，也实行投资促进政策，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仍将激烈。

便利化、自由化措施将扩大产业转移空间　投资自由化是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质是市场准入。虽然各国自由化的进程不一，但多数国家总体上认同自由化的目标，自由化的范围和领域都在日趋扩大。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措施使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找到了新的承接地和发展空间。目前，国际产业转移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原因是这部分国家国内经济规模较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财政和金融状况稳健，外汇储备充实。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增长。

低碳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要走向健康的新模式，全球范围内将广泛推行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CDP核算等，低碳与生态经济将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方向，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转移。新的国际规则、节能减排等政策的实施，对发达国家将产生不小的压力。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可能导致传统产业加快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服务外包需求，研发、营销、物流等环节向外转移步伐将明显加快。

国际资本对政府信用、政策制度、人文环境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将日益向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将增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国际资本对投资软环境的选择性将日益加强。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吸引外资，仅有大市场或廉价生产要素是不够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透明的法律体系、优秀的科技人才等因素更显重要。

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释放。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持续的动力。未来20年中国是全球发展空间最大的市场之一，在支持政策延续和消费效力开始释放的双重刺激下，“十二五”期间中国扩内需可能在汽车、零售、医药、家电等行业催生更多投资与获利机会。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从总体上说，“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同时面临的制约条件也在增加。近年来各种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空间逐步缩小。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中国引资成本竞争力相对减弱，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将不会再出现。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加凸显，中国国内增长和消费放缓也将影响中国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资政策调整方向

外国投资者是否对中国投资和投资多少取决于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和自身的投资能力，即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是我们控制不了、也稳定不了的一个变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外部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振投资者信心。

判断未来中国外资政策可能调整的领域，主要看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看相关领域的外资政策是否与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方向相冲突；二是看现有的开放是否会引发经济安全问题。从中国发展的需要以及与国际接轨来看，未来中国的外资政策将会按照“中性外资政策”的框架来构建，其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相对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等。

克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吸收外资又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各路学者在对我国吸收外资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理论分歧和争议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进一步吸收外资首先要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从政府来讲，首先要摆脱暧昧不清的语言，发表清晰的主张，即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摈弃偏于限制与防范的指导思想，确立一个以实际国情为基础、

清晰、明确、使大家能够掌握和认同的产业开放战略构架；政府和企业要统一对跨国投资战略意义的认识，用全球一体的眼光来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及产业内骨干企业的改革。

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与目前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已明显滞后，需要对我国的对外开放进行新的战略设计。

“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我国具有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扩大开放领域，政府应组织力量对各门各类产业进行梳理，确定中国产业开放的底线和产业安全指标体系。这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已开放的各产业中，外资的市场控制力如何?二是对现阶段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评估，仔细分析以下几种情况：哪些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应保留给国有企业；哪些产业已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开放；哪些产业需要过渡保护期，多长的保护期。

增强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一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配套体系、市场份额、劳动力素质等优势仍然存在；二是30年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但由于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不同，因而改善投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重点也不一样。东部地区外资规模已经较大，而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密集地使用资本和技术的有利条件，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应主要依靠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环境建设要向提升综合竞争优势和联结世界经济发展前沿方向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和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从中西部的投资环境现状看，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进一步改善投资硬环境，加快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能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投资与建设。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

创造吸收外商投资的新优势过去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这对于吸收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起了关键作用；二是市场广阔，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消费水平低，但市场层次多、消费人口基数大并且原来的市场开发水平远远不够，所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极大，因而吸引了当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

后危机时代，只有具备足够的吸收外资新优势，对国际上的优质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才可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具体说，一是稳定现有外资企业的经营，以较为宽松的政策让其凭借更为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加大扩资、增资的力度，延伸产业链；二是逐步扩大电信、金融以及服务外包等领域外资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为外商进入中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三是进一步提高产业引导政策的合理有效性，统一政策；四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资提供支持政策；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

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目前，在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机构都设有相关的外资管理部门，行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缺乏具有权威性和高效率的外资管理机构，各个部门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使需要决策的事务决策缓慢、效率不高，同时导致审批层次、部门、程序、环节和项目过多，影响投资环境。因此，有必要改变目前对于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办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外商投资行政审批项目再进行科学的评估论证，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权，重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设立合理行政审批规模。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减少审批环节，使行政审批范围最小化，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干预。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6

关键词: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

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该利用国外储蓄(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认为应当利用外资的直接、间接利益来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1960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给出:资本输入可以帮助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有效投资率达到10%或10%以上的条件。而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即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诸多理论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诸多实践同时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优秀业绩,但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极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形成

(一)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总量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

1.总量不平衡。地区间利用外资总量不平衡指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总量的水平不一,主要是量化指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3倍多。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升6.28%,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中的比重为90.3%;中部地区占比为6.2%;同时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比2005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2.效率不平衡。利用外资的效率,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业绩,这里引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显然,东部地区吸收的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二)产业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利用外资产业不平衡主要指外资流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以及在各个产业中的行业分布也不平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资虽然稳步增长,但是整体比重较少;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其次是第三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虽然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上升较快,其中,批零贸易及餐饮、金融和保险业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8%和0.2%上升到2006年的4.2%和0.5%,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业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6.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2.3亿美元。但整个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3.92%。由此看来,外资的投向与我国的引资目标存在偏差。

(三)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

我国现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两大类,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等三种主要形式,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一般有利用借款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利用外资形式如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这里所说的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是指少数方式占了总外资额的大部分,经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年年所占比重都达90%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则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变。1997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合资为主,独资虽然在所占比重上不如合资经营,但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外商独资企业均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2.81亿美元,而合作经营类型一直不受青睐。外商间接投资发展缓慢,份额较少。

二、形成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因素

(一)政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广东、福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试点“窗口”。1984年又开放沿海多个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带。1985年,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划为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初,国家又决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由点及线至面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可见,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我国利用外资“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产业的失衡也与政策的长期倾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2006年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为96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为9161亿美元,占94.5%。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服务业的改革,扩大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

(二)区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具备的,而区位优势是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从狭义的角度看,区位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需要相对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交通发达,海运、陆运、内河运输相当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进入我国的“东部大门”。交通部2004年10月26日公布的全国主要港口和内河港口,三大经济区覆盖了95%以上。根据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高速公路网5万~5.5万公里,其中,东部地区约1.8万~2.0万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主要港口,对外交通联系不太方便,吸引的外商投资一直较少。

(三)要素禀赋因素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的富存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投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但是,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数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三大地带之比为1118∶615∶464,70∶46∶30,80∶53∶27。这说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加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四)国际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主流,我国利用外资来源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进展,为亚洲各国经济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使得我国在APEC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成为亚洲国家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原来就与内地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2003年,CEPA出台以后,这些地区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进一步加深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成为主体,占9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也有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少,而主要是来源于华人经济圈。

三、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不平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利用外资上,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1.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外资的区域投向进行引导,针对“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战略”等不平衡性政策,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万商西进”等战略,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国家在产业引导上要偏向服务业和农业,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上来。我国服务业本身基础弱,加之门槛限制,发展缓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如实施“两税合并”,2007年3月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服务性的外资企业由原来承担33%的税率下降到25%,就十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另外,要针对我国农业大国、农业古国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为农业吸引外资提供条件。

3.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利用外资不平衡的状况。

4.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加大引资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葛顺奇.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潜力评析[J].世界经济,2003.

[2]荆林波.外资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8.

[3]沈丹阳,聂平香.利用外资:政策调整与发展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2008.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7

关键词 制度 体制 政策

中国为什么能吸收巨额的外来资本，尤其是外来直接投资？答案似乎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其市场需求规模迅速膨胀；中国几乎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的熟练劳动力，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政府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着强烈的渴望等等。而且，权威的经验统计也证明，外资流入量每增长1％，中国GDP将增长0.5％。但这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全部诱因吗？笔者认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制度和体制的因素。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经济快速市场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历史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制度与体制的因素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往往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由此出发，本文将重点集中在对中国吸收外资背后的制度和体制的分析上，即国有企业破产机制的缺乏、地方保护倾向、潜在的政策收益。

1 国有企业破产机制的缺乏

在历经多年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迄今仍然保留的最突出的计划经济特征就是它们依然存在很强的投资冲动。这反映了它们的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低风险的。对这种现象的一般解答主要是：国有企业事实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其完全缺乏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抵制其自身的扩张欲望，外部的原因则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所处的财政预算环境上。“软预算约束”意味着最终会有政府出面提供金融援助防止企业破产。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忽略了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对破产企业的可靠处置机制的缺乏。迄今，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被转让，兼并甚至破产，但出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建立完善的企业破产机制的步伐事实上被有意无意地放慢了。当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自身由于经营不善而被市场淘汰的担心不是那么强烈时，其追求规模扩张的欲望往往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在目前的环境里，与外商合资，建立合资企业便是满足这种欲望最佳方式之一。强调这一点是完全合乎常理的，因为合资企业的形成无疑是国有企业一方过度的投资需求的延伸。现在，组建合资企业的经常形式是将自身的优质资产剥离出来与外商合资。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将其优质固定资产转化为合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长期金融资产。而留给原来国有企业的则是生产能力最差的资产和劳动力，在合资企业建成后，失去优质资产的老国有企业生产利润常常一路下滑，直到亏损。还背有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庞大的冗余人员。但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使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往往不会为这种局面感到太大压力。相反，由于合资企业的成立，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合资企业的管理者可以得到对其工作业绩的更高评价，还可以获得更大的生产支配权。而且，他们还会避免一些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一些掠夺性质的各种费用。因此，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有一个建立合资企业，成为一个合资企业领导人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使他们在进行规模扩张决策时具有相当强烈的“外资偏好”。通过这种途径，大量的外来资本可以在竞争中击败具有同等实力的国内资本，顺利地进入中国国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所进行的“最优选择”过程。所以，完善企业破产机制，从而在外部增加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约束，是遏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欲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也与减少盲目引进外资，提高外资的质量密切相关。

2 地方保护倾向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支配地方经济的权力。他们不仅拥有规模愈加庞大的经济资源，而且可以有更多的影响这种资源的权力。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控制对于地方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暗示着巨大的剩余索取权，设租、抽租的机会以及显示其自身实力，地位的能力。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希望从外面获得更多的建设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和外界的交流会削弱它们对自己地方经济的控制能力，从而丧失巨大的潜在收益。以中国上海的汽车工业为例，上汽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其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合作程度也不断加深。但同时，其庞大的汽车产业一直局限在上海，并未将其生产延伸到其他地区。而远在中国东北的一汽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却将其触角伸到中国的内陆腹地。对这一明显不同的可能解释即是后者并不隶属于地方政府。这种地方保护倾向加强了国内资本的不流动性，地方政府不仅厌恶将资本出口到其他地区，同时也不愿意进口其他地区的资本，以防它们地区的租金被分配掉，这很自然地使外国公司成为地方政府这一偏好的受益者。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考虑外来资本在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一种独特的作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跨国公司不仅是跨国的，而且在中国是跨地区的，这是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使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它们的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而地方地府也非常乐意看到跨国公司在本地区所起到的这种作用。跨国公司的活动一方面可以给它带来它所需要的人才、资金、技术以及更重要的它所渴望得到的外地区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它仍然可以保持对本地区经济的强大影响力。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1988年奥的斯电梯公司曾打算在广州建立一家合资公司，但由于在建议中包含有TCL股份公司的进入而被拒绝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保持世界最高的储蓄率的同时还吸收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来直接投资。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源无法在国内自由流动，资本充足的沿海地区将资本出口到外国以获得贸易盈余，另一方面，资本不足的内陆省份则迫不及待地从国外进口资本以弥补其自身的不足。

3 潜在的政策收益

在目前情况下，引进外资的数量目前几乎已成为各地方对外开放程度的一种标志，也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一种指标。这种潜在的利益诱导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表现对外来投资的浓厚偏好。而且这种地方政府偏好也深深影响到外资和内资在中国国内资源利用上的博奕行为。各地方政府无不积极介入外资流入的各个环节，其行政意识浓于经济意识，追求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浓于经济利益。为了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来增加地方官员的政治资本，许多地方政府抛开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只要是外资，便不计成本和后果地加以引进。使吸引外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各地方之间的行政竞争。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地方政府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更是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表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败德行为，使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而外商也乐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以使为自己谋得最大利益。而作为直接投资对象的企业而言，情况就更加微妙和复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倍受多方关注。要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就要有资金投入作后盾。除了一部分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有资金保障以外，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国企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准入要求较高，融资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贷款依然是国企融资的主渠道。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巨大压力，其贷款对象已不再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使国企的资金运转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通过与外商合资，引进外来资金，缓解自身资金紧张状况，便成为多数国有企业理所当然的一个最佳选择了。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的动机不在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或经营理念，而在于获得周转资金以及由此可能享受到的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经济效益较好、能够方便地得到国内资金的企业来说，合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使其产生不公平竞争的感觉。这种既得利益诱导也使其放弃利用国内资金的机会，转而与外商合资。而在此过程中，则必然伴随着利益的损失。因此就作为直接投资对象的企业而言，引资行为错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一部分效益较差的企业把引进外资作为维持其生产的一条途径。使一部分国内资源被外商利用的同时，继续其低效率生产。另一方面，效益好的企业出于降低机会成本的考虑，也表现出对外资的偏好。这两方面都使国内资源配置出现扭曲。部分应该而且可以被自身所利用的资源被让渡给外来资本，使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资本，尤其是外来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伴随外资流入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消极现象不能掩盖外资所带来的诸多正面效应。这应是我们对待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基本认识。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资流入的分析应更多地考虑制度及体制方面的因素。历史上拉美国家吸收外资的经验及教训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同样的启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国家计委.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1994(2)

2 国家统计局.一个中国的统计调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吸收直接投资的缺点篇8

【关键词】吉林省 利用外资 现状及对策

一、利用外资现状

（一）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高速稳步增长

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1996年之前一直处于迅速发展时期，1997年开始吉林省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降趋势，直到2001年开始有所好转。2004年“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若干意见的通知”下发，近年省内利用外资的项目不断增多，2006年下半年以一汽为代表的增资项目使吉林省利用外资步伐加快，近10年来，吉林省利用外资总额增长速度极为可观，“十一五”期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就已累计达146.6亿美元。时值“十二五关键时期，2011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9.47亿美元，引进外省资金292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79%和32%。超过千万美元的外资合同项目和亿元以上内资合同项目就达593个，累计项目履约率达82.6%，可见吉林省利用外资工作在稳健上升。

（二）利用外资产业分布及去向构成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以及外商股份制是全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其中中外合资是吉林省主要被应用的形式。随着国内对外资政策放得愈来愈宽，外商自然会转而利用外商独资形式在本地市场进行经营。全省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长春、吉林、通化、辽源和松原几个城市，其中以省会长春和吉林市绩效尤为突出，整体依然呈现引资方向不平衡，项目数量分配不均的情况。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燃气生产和供应、房地产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则是外商投资热点。2011年12月24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其主要内容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吉林省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但整体水平仍处于低下水平。

（三）占全国利用外资相对比重较小

吉林省与东部、南部省区（如上海、广东）相比较而言，步伐相对缓慢。2010年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统计数据尚未公布），吉林省吸收FDI项目数共200个，实际利用外资额34540万美元，仅占中部各省利用外资总额的5%。相对于发达省区来看，约为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50，江苏省的1/100，上海的1/70，总体规模也远小于福建、山东、辽宁、浙江以及北京地区。可见，吉林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与发达省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东北三省合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246.92亿美元，其中吉林省占比仅为5.2%，外资项目的吸收上，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合同发生金额，都落后于辽宁省和黑龙江省。

二、存在问题

(一)利用外资的总量不足，方式单一

吉林省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比例较低，大资金项目吸引能力不够大，针对农业的外资项目数目较少，与吉林省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不相称。利用外资方式中，直接融资筹资范围广、规模大、可以连续筹资，除此之外又具有社会宣传效应。但这种方式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极力配合，省政府和企业现在多数集中在间接金融融资上，对直接融资方式可以进一步引用。

(二)产业和地区分布过于集中

外资投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差异较大，不利于省内经济的长期成长。从各城市所占的比重来看，长春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各年均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吉林省外商投资的产业多分布于第二产业，利用外资占去了绝大多数的比例，然而吉林省是全国农业大省之一，在农业上的引资表现稍差，与这样的产业与地区分布极不相称。

(三)优势产业链条不够完善，企业存活率不高

省内如光电子产业虽然拥有许多研发机构，实力较强，但产品缺乏配套厂家，产业链条不完整，优势不得显现。另外，吉林省由于各种原因被撤、注（吊）销或转、迁的企业为数不少，存留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多数则创业者素质不高，缺乏有关的项目论证和相关的管理经验。

（四）政府办事效率待提高

政府很多工作人员把引资工作当作任务，缺乏战略眼光。工作中很多一味地倾向于合同外资总量与意向性文件的签署，少考虑后绪项目以及链条完整性。政府部门服务意识差，办事效率低，对外商项目的审批缺乏统一协调和配套管理，由于投资门槛过高、过程繁杂，最终会大大地打消外商来省投资的积极性。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省际合作，发展省区间良性互动

政府可将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发达省区优先掌握的先进技术向第二级梯度、第三级梯度的相对落后的吉林省转移，尽可能地加深与这些省区合作，对外开放首先要对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而对外资充斥的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引入东部及沿海地区的资金实际上就是将外资间接地引入了吉林省内，达到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目的。

（二)引资进入主导产业领域，增强集聚效应

吉林省要利用长春的汽车、通化的药业等产业集聚效应，积极地吸引拥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企业进入吉林省，重点考量行业间的关联度，继续扶持已经拥有好项目的县市地区，新项目的审批要慎重同时搞活开发区、工业园区、软件园以及会展业建设，最终达到自身的技术创新。

(三)吸引优质中小企业，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先进技术和促进人员培训和技能的提高，然而大型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难免对经济有所冲击。吉林省具体情况决定其吸引大型企业能力有限，因此可将眼光放在吸引国内外的优质中小型企业上。此类企业对人员要求相对较低，与省内的人才供求情况相吻合，能够更好的促进就业，同时更容易产业配套，形成优势互补产业，提高效率。

（四）打造优质招商引资环境

政府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透明度很重要，须以投资方需求为核心，将工作外简内繁。政府尽量要使用公开招标等方式，同时要健全公共设施和保证投资法律的健全，能够及时为投资者维护应有权益。政府部门、企业与高校的三方合作也可以为吉林省培养专业性人才，保障高质优秀人才的保留。

参考文献

[1]李俊江，孙黎，范思琦.东北地区招商引资状况与对策探析[J].经济纵横.2012.2.

[2]郭天宝，梁秉茹.“十二五”期间吉林省利用外资问题研究[J].区域经济.2011.3.

[3]从蔚，张秀珍.吉林省吸收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3.

[4]耿传辉，任春玲.新时期吉林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必要性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