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概念汇总范文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1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原型范畴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 图示理论 职业英语

作为职业人才培养主阵地的职业学校是否能培养出熟练运用英语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了现代职业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词汇作为英语语言学习的基础，是连接语音和语法的纽带，是构筑语言的基本单位，它也是衡量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重要杠杆。

一、目前职业学校英语词汇教学的现状：

目前职业学校英语词汇教学依旧泛普教化，无职业学校的特色，按部就班地讲解让学生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融会贯通；有些同学为了扩展词汇量和应对考试，课外还背诵词汇大全等书籍，可是到了真正要用的时候却像水壶里的饺子，肚子里有货，词在嘴边，但就是说不出来；还有些同学想表达，但张口就错，反复纠正反而打击了其学习的积极性。针对以上这些词汇学习的情况，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引入高职英语课堂中，利用其强调语言体验和感知的特点，帮助英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形成。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的Langacker指出语言能力是一个结构有序的具有规约性意义的符号单位组成的清单库，它与社会、文化、心理功能、学习者自身等因素相互作用，以具体的语言项目为基础，具有社会特征，语言项目之间则是相互制s，层层递进的关系。

二、认知语言学的概述

认知语言学在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过 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熟，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 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 以意义研究为中心， 旨在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从概念表述中强调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和感知功能，也说明了认知语言学其自身存在的逻辑规律，即：先“认”后“知”。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已有的经验的加入，才能有效提高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效率，而这样的体验式学习经验的获得正是职业教育发展所希望看到的，不同于普教模式，职业教育因其自身特点强调学习者在操作和体验中获得学习经验，这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体验与感知不谋而合，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极大地提高英语学习者学习语言的热情和积极性，而体验式课教学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的模式，同时也将提升词汇教学的有效性。

三、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运用

1.原型范畴理论搭建起单词记忆的树形结构，有助于学生把握词汇之间的逻辑联系，减轻机械记忆的负担，提高词汇的识记率，降低遗忘率。

原型范畴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和基础，原型和范畴两者相辅相成，其中范畴是认知过程中一个动态展示“它指人类在歧异的现实中看到相似性，并据此可分辨的不同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由此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进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原型则是某一范畴中最具范畴特点、最典型的成员，如果说范畴是一条线，那么原型就是这条线上最显眼的点。二者的结合形成的原型范畴理论则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由具有带有明显范畴特征的基本物体构成的基本层次范畴，；二是脱胎于基本层次，比其更加概念化，抽象化的上层范畴；三是缺乏概括性但是更加具体的下层范畴。将原型范畴理论应用在语言上，我们可以将词汇划分为基本词汇、上位词汇与下位词汇，以交通工具为例：

如图所示，从横向看，“汽车”相对于“火车”、“飞机”、“轮船”等是“交通工具”这一范畴的原型；从纵向看，“汽车” 相对于“交通工具”、“电动汽车”、“柴油汽车”是基本层次范畴。因此，我们说“汽车”既是原型范畴又是基本范畴，从词汇上来讲，以“汽车”作为基本词汇，它的上位词是交通工具，下位词就是“电动汽车”、“柴油汽车”。从层属关系上分析，基本词汇、上位词汇与下位词汇之间有以下关系：1.以范畴的原型出现的基本范畴词汇有其不可拆解性；2.上位词汇与下位词汇直接有共同特点；3.同层次之间的词汇地位相等，无上下级关系，可作为同义词理解。

因此在词汇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在课前应当筛选不可拆分的基本范畴词汇进行深入研究，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于词频高，有延展性的基本词汇进行讲解并扩展，由易到难，引领学生发挥基本词汇的辐射作用，培养学生以基本词汇为核心的发散思维，形成脉络式词汇网络；对于学生而言，词汇的树形架构，既可以让学生基于基本词汇进行演绎推理，又可以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形成，减轻了学生记忆的负担，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降低了单词的遗忘率，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符合认知的规律。

2.概念隐喻理论让学生知其然并致其所以然，洞察性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掌握词汇的理据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概念隐喻理论属于意义和认知上的建构理论，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和语言研究割裂开来，认为隐喻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或者是修辞手法，而认知语言学将隐喻作为研究语言的重要手段，利用其对事物之间的相关性的解释，将原先已形成的概念域投射到另一个所希望表达的物体的概念域，这样的认知过程就是认知语言学中所说的认知映射或者认知投射，而由此形成的“ 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识能力”。隐喻思维虽然说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但其由此及彼的方式，对帮助人们认知未知世界还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人们通常将自己熟知的概念与未知概念进行比对，寻找共同点，对难以定义的抽象范畴概念化，寻找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融入自己理解的情况下形成新的概念，Lackoff指出：有理据的东西学起来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一些， 同时有理据的知识记忆与使用起来也要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一些。由此可见，加入自身理解的单词记忆或者背诵更为有效。

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中，学生对于单词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词义本身，导致学生的语域功能和使用功能受限，经常出现单词“相望却不相识的”尴尬。概念隐喻理论的使用可以启发学生在了解基本义的同时，获得单词的引申义。引申义的获得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与原词汇产生映射关系而形成的。所以在进行词汇教学时，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新的单词演绎思路，比如 “sheep”这个词，讲解完其本意“羊”之后，让学生翻译“someone behaves like sheep”，学生会把这里的“like sheep”直译为“像羊一样”，而正确翻译为“盲从”，教师所做的是需要解释“羊”在其本意上发生变化的原因，既可以讲解该词汇这在语义上进行的有意义的拓展，是想通过隐喻来表情达意的；也可以讲解“sheep”在西方世界中的文化印象。通过这样的思维角度，启发学生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将课堂教学引入到文化层面，提升课堂的内涵，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高职英语教学应该遵循这种词汇之间相映射的逻辑规律，在词汇原义的基础上，结合语境，让学生通过比对、重组和联想，理解词汇更深层次的x项，一个输入――理解――旧知比对――重组――强化――形成记忆――输出的可循环过程。

3.图示理论让单词记忆形象化，场景化，具象化的认知过程，达到单词记忆事半功倍的效果。Schank的图式理论用来解释语言意义形成的基础理论：“专门为经常出现的事件设计的知识结构”，具有动态性，依赖概念，并以“预料”为基础。人们在对外界事务感知时通过意象联想，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相映射的世界，形成系统的概念并在建立逻辑联系，也是结构化的意象，是人类组织思维活动的先决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将未知抽象概念形成具体意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图示化的方法来表示，以此形成依赖人类经验的知识积累。由此可见，图示理论就像一个“剧本”，是一个通过人们已有经验累积形成的涵盖了大量稳定信息的集合，如同一座桥梁联系起来一个个生词。

职业教育因其具有实操性的特点，可以将单词学习任务场景化、具体化，按完成职场任务的步骤和要求，形成一个职场剧本；学生在遇到生僻词汇时，可以根据已有条件或者语境的逻辑联系推出单词的释义。图示可以降低认知过程的复杂程度，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提高单词学习效率，促进对词汇的理解和巩固。

四、总述

词汇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认知语言学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并形成具象化的解释来分析语言现象，加深对词汇意义的理解。其所包含的原型范畴理论将单词进行了分类汇总，由点到面的方式启迪学生思维；概念隐喻理论从全方位角度明确单词的释义，利用已有知识架构理解单词的内涵和文化背景；图示理论从上下文和语境角度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将单词形成图例，加深印象。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出现加深了我们对单词学习过程的了解，是指导我们进行外语词汇教学的坚实理论基础，伴随认知语言学在高职课堂上应用不断深入，词汇教学的质量也会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与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Langacker，W.R.1987.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I：Theoretical Perspective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李福印.如何阐述认知语言学[J].外语学刊，2009，（2）.

[3]王寅.认知语言学之我见[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5）.

[4]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2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认知；网络词汇；隐喻

一、认知与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脱胎自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认知语言学涉及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它针对生成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从基本上都必须能够通过人类的认知而加以解释，因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与生成语言学注重形式、从形式出发相反，认知语言学以亲身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探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摒弃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中的错误观点，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既强调客观实际对认知的第一性地位，又注重主观意识，体验哲学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2）思维是想象的，因为那些不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和转喻的结果，这种想象也是不能脱离形体的，因此隐喻和转喻是以经验为基础的；（3）认识是无意识性的，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神经加工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不会被察觉到的。基于这些哲学思想，著名语言学家John Taylor指出：语言形成了人类认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对语言现象的深入分析都是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

“这样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一个重要的观点：对现实的感知是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语言的基础，‘现实――认知――语言’三者存在一个依存决定的序列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窗口，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现实通过认知这个中介对语言发生作用，语言是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语言对认知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认知语言学则应着力描写语言与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是如何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并解释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王寅，2016）

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俄语网络流行词

作为社会现象和文化载体，语言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当民族文化迅速发展、社会急剧变革时，语言的变化就尤为明显。语言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各不相同，联系最直接的是词汇。所以词汇对社会发展的反应最为敏感，变化也最快。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的事物、观念的出现需要有相应的词汇来指称，网络作为语言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在延伸原有词汇义项的同时，又以一些新词汇弥补了网络文化中词汇的缺失。这些为方便网络交际而产生的特殊非正式语言多是在原有词义上产生的新义，也有部分是援引于外来语。

（一）从隐喻的角度看网络新词。词语新义的形成总是以既有的词义为基础，往往是既有词义的派生物，但一般新义与旧义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常常使用隐喻，隐喻是从一个具体概念领域向一个抽象概念领域的系统映射，既是认知过程中借助已有概念形成新概念的重要手段，又是交际过程中通过已有语义单位表达新语义单位的重要方式。网络词汇的产生正体现了以喻体和本体的联想关系为共同特点的隐喻。

例如：чайник原指“茶壶”，最初应用于网络中指电脑水平比较低的人，相当于汉语网络词汇“菜鸟”，随后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指代某一专业领域不太精通的人；пост原指“站、岗位、哨所等”，随着网络的普及，该词被引申为论坛中发表的“帖子”之义；холст原指“粗麻布、油画底布”，后来，该词被用于计算机领域，含义为“主机”；ссылка最初的含义是“流放、驱逐、流放地等”，随后引申到网络领域，指代“链接”；болванка本义是“料块、模胎、胎具、铸块”，扩展到网络领域指代“光盘”，其专业性含义不再具有局限性。通过这些俄语网络词汇可见，虽然其特指的专业领域与引申的借代领域相距甚远，但不难发现，新旧语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二）从语言认知的角度看网络新词汇。认知语言学之所以为认知语言学是因为它要在一般的认知中寻找语言现象的类似物。认知语言学家积极吸收心理学关于人类范畴化、注意及记忆等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从而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具有活力，由此可见语言与其他认知机制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语言认知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网络领域的发展会促使人们对新兴领域进行探求，而这一认知过程必然会要求一些新词新义的产生，虽然旧词新意的派生可以满足部分需求，但并非所有的新义都能从既有的词汇中引申出来，因而俄语网络词汇中借代的外来词日益增加，这一现象也就弥补了旧词新意的缺陷。

三、结语

网络流行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不仅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更体现了人类的创造精神和认知能力，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对网络流行词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思维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从语言认知和隐喻的角度对网络流行词产生的内部动因进行探究解释，证明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对语义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认知能力，促使俄语语义进一步丰富，使其不再局限于网络文化领域，进而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胡颖. 简析俄语网络词汇. 文学与艺术.

[2]王寅. 认知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3

关键词：科学知识变化；逻辑解释；认知解释；社会解释；评价

20世纪是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世纪，也是科学哲学在激烈论战和频繁的范式变更中不断趋向丰富的世纪。纵观20世纪科学哲学在风云变换中发展历程，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则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先是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第一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后又有50、60年代各个学派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论战。7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对逻辑—理性论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当代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在向科学哲学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又建立了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社会学解释模式的相对主义取向和认知解释模式的心理主义取向都正是弗雷格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一开始就背弃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解释模式与逻辑—理性论自始至终处于激烈论战和尖锐冲突的状态。然而，认知解释模式与社会解释模式也并非相安无事，知识社会学家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而且强烈地反对指向人类心智的认知解释模式，指责这种研究路线是“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 inpidualism）；[1]而认知理论家则认为社会学解释模式根本不能揭示新的知识信念发生和形成的实际过程，只有认知解释模式才真正揭示了知识变化过程的实际发生机制。可以说，在科学知识发展变化问题上，20世纪的最后30年就是在这三种解释模式分庭抗礼、相互攻讦中走过的。

那么，这三种解释模式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解释模式能够独立地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做出充分的说明吗？在走向新世纪科学哲学的重建时，我们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显然，恰当地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在三种解释模式的共时性对比中，对近年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一专题性审视、对当前在我国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的认知主义趋向作出基本的估计、对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的逻辑—理性论给予准当的地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科学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探究和开拓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路和进步方式均具有颇为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1 知识变化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

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奠立的语言分析哲学的基底上，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建立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第一个研究范式，并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提供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是以归纳主义的逻辑方法完成的：一个科学假说被提出之后，科学家们便根据经验证据（即观察陈述）对之进行检验和评价；当经验证据以归纳确证的方式对该假说提供了一定概率度的支持时，这个假说便被作为科学知识接受下来。设h为一前知识型假说“燃烧是可燃物与氧进行的化合反应”，e1，e2，…en是对h进行归纳确证的经验陈述，那么，这一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h：如果燃烧就是可燃物与氧进行化合反应，那么任何物体燃烧后其重量都将增加；

e1：物体a1燃烧时重量增加；

e2：物体a2燃烧时重量增加；

……

en：物体an燃烧时重量增加。

所以，假说h得到逻辑确证，从而取得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这是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所做的说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以库恩、汉森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解释学的转向。科学研究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因之渗入了各种科学哲学问题的求解之中。这样，坚持弗雷格—罗素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便不得不把单一的归纳逻辑方法从语言系统和信念变化的层面加以扩张和整合，并进而以此来为知识发展变化的逻辑模式进行新的辩护。其代表人物包括列维（I. Levi）、萨尔蒙（W. Salmon）、勒里尔（K. Lerer）等人。按照他们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应采用如下这种以科学家的信念变化为基础的逻辑图式进行说明。

科学家们拥有一组在先的信念；

科学家们使用某种逻辑方法；

当科学家们把这种逻辑方法应用于在先的信念时，他们便逻辑地得到一组新的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纳这组新的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针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解释和社会解释取向，列维等人再次强调了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理性主旨：“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为知识改进的标准提供一个系统的说明。……提供一种关于条件的系统刻划，在这些条件下，知识汇集中的更替是正当的或得到辩护了的。”[2]列维从科学家信念变化的视角把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问题析解为如下三种辩护。（i）在时间t，X（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有知识汇集Kx，t。对于X来说，知识的变化问题就是：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动他的知识汇集，并且必须对他自己就他拟作出的任何改动进行辩护。（ii）X不是对他自己辩护他的知识汇集的修改，而是要对其他的某一个或某一群行动者Y辩护其知识汇集的转变。（iii）在时间t，X的知识汇集中有h而Y的知识汇集中没有h，X就要对Y就Y为什么应当修改他的知识汇集以便与X的汇集相一致进行辩护。显然，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取决于这三种辩护的成功。而后两种辩护的成功又建基于第一种辩护的成功。

按照列维的描述，X把h添加到其知识汇集中的合法性是以初始汇集的各项为前提得到逻辑辩护的。具体地说，X在时间t的知识状态就是X在时间t在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集Kx，t，且Kx，t满足如下两个条件：（i）Kx，t是演绎闭合的，即语言L包含了Kx，t语句集的所有演绎推论。（ii）Kx，t包含演绎闭合集UK（语言L的原始汇集）所有可用语言L表达的项，UK由所有逻辑真、集合论真、数学真或其他无论什么被算作“不可改”的断定所组成。因为只有这样，现实的科学研究乃至一般思维才可以实际地进行、才可以被理解。“知识的改变，或更确切地，关于什么是真、确定地真和不可误地真的承诺的变化，是从一个演绎闭合集到另一个演绎闭合集的转换。”[3]而这种转换是遵循某种逻辑程序或常规的结果。列维认为知识的变化和增长正是因此而得到合理性的辩护。列维还特别针对波普和库恩的历史主义取向指出，X修改他的知识汇集的合法性完全服从于“客观的”或“主体间的”评价；“就Popper当真打算把修改知识汇集的问题作为‘主观的’或‘实用主义的’问题而取消来说，他已经使知识增长的问题变得平庸了。更糟的是，他暗中把这个领域留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人类知识的增长应该是心理学化的，社会学化的，或历史学化的——而不是合理化的。”[4]

尽管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等与列维等后期人物在X辩护h的具体逻辑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其作为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式来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内含均在于，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变化和增长解释为把某种逻辑方法运用于在先的确证命题或知识汇集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格登弗（P. Gardenfor）在《增长中的知识》（1988）、豪森（C. Howson）和阿贝奇（P. Urbach）在《科学推理：贝叶斯传统》（1989）以及列维在《信念的固定及其取消》（1991）等著作中，继续坚持上述的这种逻辑主义解释模式。当然，他们在反击认知解释模式和社会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从一些方面对逻辑解释模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2 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

随着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日渐从外部的行为主义转向对内部心理过程的考察、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60年代以后逐步深入到人类心智的层面来探讨语言及其意义发生作用的机制，到70年代中期，在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类心智的认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随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地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从人类心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来研究解决知识的变化和增长问题便成为科学哲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论题。P.丘奇兰德（P. Churchland）、R.吉尔（R. Giere）、P.萨加德（P. Thagard）等都是对科学发展和知识变化进行认知解释的著名代表人物。认知科学哲学家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这种解释与弗雷格以来的反心理主义传统背道而驰。按照认知解释，人类心智包含表征结构和表征程序，心智的表征程序对表征结构进行心理操作而产生出新的表征结构，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就是形成这种新的心理表征结构。认知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科学家们拥有一系列蕴涵在先信念的精神表征；

科学家们的认知机制包括一套计算性的精神操作程序；

当科学家们把其精神操作程序应用于其精神表征和在先的信念时，便产生出一组新的信念表征；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被得到的信念表征作为知识。[5]

认知解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逻辑—理性型的解释模式。因为它把各种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理表征作为科学知识变化的根本。它虽然也把类命题性的信念包括在心理表征之列，但它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图像、映射（mapping）和视觉形象等等非命题性心理表征才是根本性的东西、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信念的形成和接受并不是基于客观实在性和逻辑推导性而是基于信念的融贯性：信念被接受乃是在于它们的精神表征程序的操作性及其与其他信念表征的融贯一致性，而所谓融贯一致性也是指信念借助于心智的联结运算法则的可表征性。

具体地讲，认知理论家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于认知科学的分类、学习、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理论来进行的。认知主义者认为，“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6]因此，科学知识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就是个体科学家通过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把以各种方法形成的心理表征进行类别化、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的过程。按照认知理论，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在某一时间只能处理一个层次、只能认知事物在某一个认知层次上存在而在其他层次上不存在的性质。”[7]所以，当我们认知任何事物时，心智的计算性认知程序将本然地首先把认知的事物归于某个层次或某个类别。

就科学知识的变化来说，重要的是概念化过程和模型化过程。所谓概念化就是指通过内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以某个认知对象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表征图式。萨伽德在“化学革命的概念结构”（1990）一文中以拉瓦锡的氧化论为例，对科学知识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认知主义的概念化解释。萨伽德的说明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心理表征层面描述了拉瓦锡形成氧化图式并以氧化图式取代燃素图式时所发生的概念图式组合过程；二是根据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对拉瓦锡选择氧化论而不选择燃素论进行了说明。在这两部分说明中，概念图式都仅仅通过内在的精神表征系统而得到，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则通过详细说明的、心理上似乎真实的计算程序来判定。[8]“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型化理论，主要地利用（employ）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去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并进而阐明模型化在关于科学知识的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9]按照模型化理论，在科学知识模型的构建和变化中，心理认知的模型建构过程是以某特定表征性概念为中心向的辐射建构；对特定概念的心理表征的不同，将导致心理计算操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不同的建构模型。“钟摆概念的核心内容与内容的结构模式是依赖于人们关于经典物理学的知识的。没有受过经典物理学之正规训练的人与专家（例如物理学教授）将会有很不相同的概念模型建构。”[10]总之，概念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其根本之点均在于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完全是内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的结果。

不难发现，认知解释模式所假定的精神表征和计算理论与逻辑—理性方法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它把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和精神操作置于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地位。“所以，对于提供关于科学的理解来说，认知解释模式与逻辑解释模式是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对手。”[11]

3 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

沿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开拓的方向，1970年代兴起了以研究科学知识变化问题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与认知主义者关注于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和认知机制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则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侧面，试图以此来揭示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本质上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联系，以及科学家们从个人利益到民族情感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各种其他社会联系决定着科学家们的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变化。社会学解释模式可简化为如下图式：

科学家们有在先的信念和利益；

科学家们处于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之中； 科学家们在先的信念和利益及其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引导他们得出某些知识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所提出的“强纲领”典型地体现着知识之社会学解释模式的实质内含和本质特征。按照布鲁尔的看法，对科学知识产生、变化和增长的说明必须贯彻四条基本原则。[12]（1）因果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应是因果型的，即，应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之状态的社会性条件。（2）公正性原则：在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说明中，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而不能戴着“事后之明鉴”的有色眼镜去进行说明。（3）对称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要以同一类型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4）反身性原则：对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它自身。以这四条基本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布鲁尔、巴恩斯等人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变化给出了社会学的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确立在其决定性环节上是由科学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扩展概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13]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常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巴斯德—普歇案例和拉瓦锡—普里斯特列案例。前者主要用于体现知识形成和变化的利益—权力本质，后者主要用来展示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对知识之确立的影响。

按照早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巴斯德1862年的曲颈瓶试验合理性地证实了生命非自然发生学说。因为曲颈瓶试验表明：在只有纯净空气能进入培养液——肉汤的情况下，肉汤并不腐败、并不产生微生物；直颈瓶中腐败肉汤的微生物实际上并不是肉汤自身产生的，而是由不纯净的空气带入的。所以，“生命并不能由无生命物质自然生成”是逻辑—理性地确立的。布鲁尔认为对当时科学知识变化的这种逻辑—理性解释模式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普歇从干草浸液中培养出微生物的实验，无论是其实验方法、实验程序还是其结论，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巴恩斯和布鲁尔指出，拉卡托斯和劳丹等逻辑—理性论者把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充分地用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把无法以此说明的所有问题交给社会学家去进行非合理性的解释，这“很典型地是在坚持某种形式的二元论”[14]。按照他们的看法，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在当时取得胜利而普歇的自然发生说遭到失败，乃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利益和权力关系之中。他们引证历史资料指出，在1864年对巴斯德—普歇争论进行评判的五个委员中有两个原本就反对自然发生说，还有两个与巴斯德相熟的成员理所当然地信仰巴斯德的理论，评判的结果自然是巴斯德的理论获胜；当然，巴斯德的理论的确是正确的，而普歇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但这一评判是在1876年科学家发现干草浸液中有一种煮沸到100摄氏度仍不能杀死的胚芽时，才能“合乎理性地”做出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逻辑和理性程序运作的结果。

布鲁尔等人还以氧化学说的建构过程对知识变化的社会交流本质进行了论证。（1）拉瓦锡的氧化论主要是在与众多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社会交际和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例如，1772年马尔乌向拉瓦锡演示金属煅烧时增重的试验；1774年普里斯特列在访问巴黎时向拉瓦锡报告并展示氧化汞加热时产生气体并形成红渣的试验；拉瓦锡作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对其学术研究会议广泛参与；在拉瓦锡周围形成的质疑燃素说的那个共同体；等等。（2）拉瓦锡作为税务承包人所拥有的充足的资源和时间则为他进行研究、交际并最终建立氧化学说提供了保证。（3）法国科学在18世纪后期的制度组织方式则是氧化学说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关键因素。在被高度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法国科学共同体中，作为科学院成员的拉瓦锡的权威力量、正式教育的压力、集中学习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奖励与赞誉的竞争体系，所有这些都为氧化学说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布鲁尔认为正是这样的社会性过程，而不是逻辑和理性，导致了氧化学说并确立了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布鲁尔和巴恩斯的中心思想是，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发展变化的合理性解释本质上建基于不公正的和有偏见的方法论，是对科学史进行典型的“辉格式解释”的结果。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社会学解释建基于丰富的科学实践，这种解释才真确地揭示了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内含。

4 评价与结论

近代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寻求逻辑—理性解释的传统发端于笛卡尔。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建立的逻辑解释模式正是探讨知识问题的逻辑—理性传统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在于，要求把人类认识或知识问题的研究与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和社会事务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知识的辩明和确立的问题是一个纯粹语言—逻辑的意义运作问题，既与认识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无关，更与认识主体的各项社会事务无关。“直到197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观点’仍然是：对于哲学的目的来说，科学理论是被解释的、形式的、公理的系统。一个理论的公理是原则上或为真或为假的陈述；‘定律’则被理解为普遍概括；科学理论则具有一种公理的、演绎系统的结构。”[15]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批判、否弃传统的逻辑—理性解释模式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倾向。经过一番与传统理论的激烈论战，这一倾向终于在70年代后整合演变为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认知主义解释模式两大基本取向。

毫无疑问，认知理论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的许多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如认知理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增长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比逻辑传统丰富得多说明资源，非逻辑的心理表征的确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正如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逻辑解释模式的确是不充分的，社会因素确实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抛弃逻辑—理性因素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和社会学解释模式也不能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布鲁尔颇为得意的巴斯德—普歇案例，当时的科学界接受巴斯德的理论固然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逻辑—理性还是居于重要地位，而且社会因素的作用终究要让位于逻辑—理性因素；因为，即使当时的科学界由于社会因素而接受了普歇的理论，这一状况最多也只能坚持到10年后的1876年。科学不可能由于社会因素而一直“固执”下去。这正是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尽管在科学家的认识过程中各种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及其内容起着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精神表征都必须经过命题性的逻辑—理性环节才能落实下来、才能确立其作为科学知识的最终地位。所以，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主义理论在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进行批判时显示了其优越性，但如果从建设性向度去考察它们，抛弃逻辑—理性因素后，单独的社会解释模式和单独的认知解释模式也同样不能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关于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认知解释模式，库恩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库恩虽然以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开拓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进路和认知论进路，但库恩对激进的社会学解释和认知主义解释并不赞同。针对布鲁尔和巴恩斯所主张的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库恩曾明确指出：“‘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主张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谈论证据或谈论从证据中引出的断定的合理性，以及谈论那些断定的真理性或可能性，被视为不过是修辞学。而在这种修辞学的背后，则是被得胜方掩盖的其权力力量。由此，被当作科学知识的东西不过是因权力而得胜的一方的信念。我站在那些人一边，他们已经发现了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一个解构发疯的例子。”[16]库恩与认知科学之间则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张力关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著名的‘认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的萌芽时期。库恩和认知科学所设法对付的都是知识问题、概念问题和学习问题，而且在库恩与认知科学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说明之间是一种平行共进的关系。然而，库恩却从没有使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尽管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会给予有力地推进。这一情况是令人迷惑的。因为库恩对于‘心理学化’并没有传统哲学的那种憎恶；而且事实上，来自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支持《结构》中最激进的那些主张，诸如概念变化的‘格式塔转换’这一主张。的确，《结构》所描绘的研究纲领似乎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17]那么，库恩为什么从不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呢？这一被称为“库恩之迷”（Kuhnian Puzzle）的论题近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安德森（H. Andersen）和纳塞申（N. J. Nersessian）的研究，库恩之所以从未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其根本原因在于，库恩并不赞成认知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激进的心理表征模型。库恩的基本立足点是，“发生于科学革命、规范科学和科学学习中的那些思维并不是基于心理规则，而是基于范例。以规则为基础的关于思维的‘心的计算理论’实际上正是库恩力图排除的东西。”[18]总之，库恩虽然把个体认知维度和科学的社会维度引入了科学哲学、虽然他坚持认为科学实践包含着心理认知维度和共同体的社会维度，但他同样反对70年代后发展出的那种激进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关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理性论遭到猛烈批判和极度挤压的时期。认知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是分别从不同侧面对之进行否定性批判的集中体现。传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的确存在诸多不足、的确必须从科学家个体的心理认知机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质维度加以丰富和完善，但如果抛弃逻辑—理性这一根本点，把科学完全“心理化”或“社会化”，必将模糊科学的独有特征、抹煞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区别、最终将使人类理智的科学理性向度及其体现的逻辑—理性精神弱化、湮灭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在新世纪之初回过头来总结百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构思其未来进路时，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其最后的著作《论确定性》中关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所说的一段话：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们需要区分河床中水的运动和河床本身的移动；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虽然作为河床的部分泥沙会与河水一起运动，但河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确定的河床。[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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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4

一、时代精神主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凝练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化，这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首要的工作方式。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每个时代的哲学具有怎样众多的流派和怎样纷繁的思潮，但就其真实的理论内容而言，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自己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而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基本形态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即：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以及确立“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以及消解“神圣形象”和确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以及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即实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时代精神主题化”，就是塑造和引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推进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事业。

每个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即时代精神，总是直接地体现为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如果作一个最宏观的概括，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中的社会思潮概括为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思潮则是一种“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前者所表现的是“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也就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者所表现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两种社会思潮，直接地表现了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自我意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正是以揭露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方式，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仅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从而理论地表达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性要求——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二、现实存在间距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作为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黑格尔不仅把“现实”解释为蕴含着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拒斥把哲学变为“思想沉入内容而不能自拔”的表象思维。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性”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这就要求哲学研究中的“现实存在间距化”，也就是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

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现实存在间距化，是因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并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而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是以哲学家个人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关于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上，总是呈现出不可穷尽的差别性和难以捕捉的任意性；然而，在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中，则不可逃避地蕴含着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规范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人生价值、社会正义、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历史规律和人类未来等问题，二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总是蕴含着具有社会性质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审美原则和人性根据，三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形成其稳定性、自觉性、系统性、可解释性和可批判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形成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以个性化的理论形态表征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力量和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觉地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而且在于它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即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去反观现实和批判现实，从而引导人类不断地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也是由这种超越性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存在间距化”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现实，而且要“反思和批判”现实，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三、流行观念陌生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对自己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学“创新”，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哲学“创新”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蕴涵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对哲学来说，人类所形成的全部思想，特别是这些思想所隐含着的诸种“前提”，即全部的“流行观念”，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而永远是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批判性追问的自我意识。哲学追究生活信念的准则，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讯问真善美的标准，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它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既定的科学理论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现实行为中采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它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向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假定的确定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并把这种批判意识逐步变成全人类自觉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进行的，是以“对自明性的分析”实现的，也就是以“流行观念陌生化”的方式实现的。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陌生化”，特别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流行观念、特别是流行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哲学的基本的工作方式。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的哲学工作方式，既包括传统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神圣形象”的反思)、时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发展”的反思)、日常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科学”的反思)，更包括哲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真理”、“规律”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流行观念的陌生化”，对于近代哲学而言主要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何以可能”，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是“从时代的话语方式中突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宗派主义，不是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不是随意套用的教条主义，而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所要批判的“流行观念”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被“陌生化”的“流行观念”，首先是关于“人”的观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是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最重要的是关于“实践”的观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这种“实践”观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改变世界”的道路前进，才能在批判性地反思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流行观念”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基本理念概念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力量是理论力量即逻辑力量。对此，马克思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关于理论力量的三重内涵：其一，理论力量是说服力即逻辑力量；其二，理论的逻辑力量在于理论的彻底性；其三，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深入思考理论力量的这三重内涵，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二个基本结论：一是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二是必须把这个“基本理念”展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念概念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人本身”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人性”，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人的现实性在于人的历史性，“历史”是“人本身”的真实内涵，因此，“历史”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而不仅仅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历史”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活动过程，是把人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既不是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引进”了辩证法，也不是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建立”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由“人本身”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所构成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即“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5

古希腊哲学起始便认定存在的原则和本质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可谓“本体的形而上学”。首先，泰勒斯提出了“万物皆由水构成”的哲学命题，其中含有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交混性，但在哲学上已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寻找着“统一”。后来的哲人又提出了“气”、“无限者”、“活火”、“四根(水、土、气、火)”等为万物本原的哲学学说，哲学语言越来越体现出一般性原则和普遍、抽象的性质。毕达哥拉斯派的“数”之概念就是对万物共同属性的抽象，“数”的规定性要比水、气、火等具体的物理属性，更加带有普遍的性质。巴门尼德赋予了“存在”一系列的特性，“存在”是不可分的，是连续的“一”;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是“完满”的;是圆形的球体等。“存在”这个概念已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态，不再单纯地表现为某一单个事物，而是对万事万物共同本质的抽象概括，具有了高度抽象的逻辑范畴意义。黑格尔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概念同样蕴涵着抽象性原则。柏拉图提出了“理念”的概念，认为可感知的东西是变化的，而普遍、一般的事物是不变的，这就是“型”和“相”，即“理念”，理念型相是可感事物的原因，因为可感事物分有了理念的型相。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的确定，把哲学真正地独立出来，他把最高的、最普通的、最抽象的原则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同时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存在作了区分。其“存在”(“是”)的本身就是万物的“本体”。这一哲学语言、概念标志了哲学思维的抽象深度及哲学理论的发展高度。在古希腊，特别是希腊早期的哲学语言、概念及由它们反映出的哲学理论几乎总在经验范围之内，或有经验的“影子”，哲学家总是从自然性或物理性方面说明世界是如何产生的，试图从中去寻求万变之中的不变的本原。尤其是米利都学派完全基于自然的原因来说明经验世界的起源与结构，他们考察着可感知的世界万物及其生灭变化的真实性，从自然万物之中抽取一般的东西，因而带有具体的、感性的特征和属性。尽管他们展示出的是与东方哲学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但他们初始的理论仍是一种探讨“自然本性”的学说。哲学家们所运用的哲学语言体现出他们试图在杂多的具体物质或质料中建立出一种统一的宇宙理论。但其哲学语言不免带有“自然”(物理)的性质。相对于“本体的形而上学”而言，17、18世纪的哲学走上了“理智的形而上学”道路。可以说古希腊时期的哲学语言还没有真正达到黑格尔所强调的那种带有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即没有真正进入到反映出对思想再思想的自我意识的深度，而是以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出现。但到了近代，当理性和科学精神相汇时，哲学语言反映出的则是人们所达到的深层的自我意识，也是对于人们的认识进行反思的自我意识。因此，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概念化。人们不仅探讨事物背后的本质，而且还进一步探讨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认识”的自身和本质。在这“思维理智”的新时期，哲学语言发展成为更加抽象的理智符号。在笛卡尔那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4］，从此开始了哲学上“理性”的新时代。笛卡尔认为，应以普遍的形式来把握精神原则，他的出发点是抛开一切假设，一切哲学理论，特别是从教会权威出发的理论，从思维本身开始。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我思故我在”，将“我思”作为绝对的开始，由此出发达到确实可靠的东西，“我”能对一切进行抽象，即“我能思维”。因此，哲学转入了“主观的领域”，转入了“确定的东西”［5］。笛卡尔突出强调了“主体性原则”，强调了“自我”及“人的理性”，从此哲学语言开始走进了考察思维、认识本身的理性阶段。笛卡尔的“我思”之概念为近代哲学家奠定了新的立足点。斯宾诺莎提出“实体”的概念，其“实体是凭借自身被理解的东西”［6］，也可以说它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即自因，实体是无限、唯一、不可分割的，它等同于神、自然，这“实体”实际上是本体论的最高范畴，也是认识的对象和目的。斯宾诺莎还提出“属性”、“样式”范畴，“属性”是实体的内在规定性，“样式”是实体的内在规定性的外在表现。

斯宾诺莎以实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运用了数学方法推理，用几何理性建构。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的概念，他的“单子论”同斯宾诺莎主张一个唯一的实体是相对的，它是以众多性、个体性的实体为基础的。他认为单子就是单纯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真相［7］。宇宙间的事物由无限多的单子构成，但它们不是物质的，而是非物质性的积极能动的“力”，是一种能表象、能知觉的东西，所以单子是能动的。这种“理智性”是莱布尼茨的一个伟大的思想。经验论者洛克提出“白板”和“双重经验”的概念和学说，“双重经验”又包括“感觉”、“反省”两类概念和观点。洛克系统地考察了人类心灵、理智，认为对人类理智和知识的考察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问题。其哲学思维也是在关注着人类理性。尔后贝克莱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哲学命题，休谟对“因果关系”进行了论证等，对“经验”之概念作了不同方面的解释。哲学家们运用着不同的哲学概念建构着不同的哲学理论。近代某些德国哲学家还在使用拉丁文著书立说，后来德国哲学家逐渐运用德文写作，他们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着德国哲学家特有的哲学思辨，这与德语密切相关。康德哲学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首先进行了系统的陈述，认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现象，除此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同时把知识归为意识和自我意识。他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要建立一门他认为是科学的形而上学，那是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是先天的、纯粹的理性知识，它只能凭借概念、依靠语言而进行。他运用的概念、术语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如“物自体”、“统觉”、“二律背反”、“先天综合判断”，等等。康德所使用的哲学语言，引至哲学思维进入到了对“自我意识”(“统觉的综合统一”)活动的思考。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在康德那里，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其主观性处于主导地位［8］。康德进一步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其“主体性”概念像指针一样指引后人进一步发挥“主体性”思想，使其理论得以延伸。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为辩证思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黑格尔强调哲学思维即概念思维，其哲学语言更强化哲学思维的思辨性。他以概念作为论辨的逻辑起点，他的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而逻辑学分为存在论(质、量、度)，本质论(本质自身、现象、现实)，概念论(主观概念、客观概念、绝对观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成为他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和哲学体系的主题。他所提出的“反思”概念进一步确定了哲学的定义。他认为经验事件只是思想的外在表现，经验事件背后的思想(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概念链条，如不考察其背后的思想，就看不到它们的必然联系。而哲学就在于掌握思想理念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哲学是对于事物思维的考察，它是以思想自身为内容的思维。一般说来思维的产物即思想，而对思想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规定的话，就是概念。其中说明了要把反映思想的系列概念作为再认识、再思想的对象，思想我们的思想，思想也只有通过概念来诠释，来释放。黑格尔便使用了独特的哲学语言、概念、术语来说明和把握世界，并反映出其思辨思维的深度。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主体”、“理性”为引导哲学思维与理论发展的关键词，这些哲学语言反映出了“理智的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蕴涵和记录着它的思想及其发展的历程。现代哲学仍然用标志着“宇宙理性”的哲学语言继续“编织”着哲学的历史。如语言哲学以语言作为其研究对象，认为哲学的性质在于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这一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并且现代逻辑的语言符号浸透于语言哲学之中，语言哲学加强了语言的形式化和逻辑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尔建立了逻辑代数，弗雷格建立了命题演算和狭义谓词演算，罗素、怀特海完成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等等。这些成就使逻辑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在20世纪初真正开启了现代逻辑理性的哲学思维的行程。某种程度上它超越了“理智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格式———“分析”。他们研究的是观念和人们以及观念和人们的表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观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以罗素为代表的哲学家主倡逻辑分析，就是以数理逻辑为手段而采用的一种分析方法。他认为对于语言意义进行逻辑分析是哲学的主要任务，哲学的本质即是逻辑，要以精确的逻辑分析来澄清歧义和人们思想的混乱。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为是逻辑分析的典型范例。他在逻辑上提倡“逻辑主义”，其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这样说:所有的纯数学都是从纯粹的逻辑前提中推演出来的，都仅仅使用一些可用逻辑术语加以定义的概念［9］。罗素把数学归为逻辑的基础，而又把全部的哲学问题归为逻辑问题。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以逻辑的方法对哲学命题进行分析。罗素的哲学语言又引起了后人的思考，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把逻辑也视为哲学的本质，认为“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哲学应该说明和清楚地划分，否则就像是模糊不清的思想”［10］。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语言的活动，就是研究语言的逻辑，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虽然他们把全部哲学放在对语言的批判上有些偏颇，但实际上深化了近代哲学的自我意识，其表明着哲学语言在引导和标示着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在语言哲学中尽管有某些概念，如主体、客体、本体、自我、真理、经验等曾在传统哲学中出现过，但已推陈出新，这些哲学语言、概念引发着现代哲学家以逻辑分析的方法阐发或赋予其新的意义。由于语言哲学着重研究语言在使用中的识别与获得意义或确保意义的存在，研究它在思维和实践中作用，因而有其独特的哲学术语，如指称、意义、真理、意向、命题、函项、悖论、摹状词、图像、逻辑原子等概念便占据了重要位置，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本体等概念逐渐淡出。哲学语言在发展，哲学思维在行进。另外，在现代哲学中，还有现象、意志、交往理性等概念，其中都反映出某一特定的哲学理论。它们拓展着哲学领域，推进着哲学的发展。

二、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

中国传统哲学语言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引领、反映、记载着中国哲学思维及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并把中国哲学保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中国哲学家在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上就经历了逐级上升的过程。西周末年宗教世界观开始动摇，某些思想家开始关注世界本身，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寻找世界的根源。老子提出了“道”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思想，认为“道”先天地而生，为天下之母，其“道”带有一定抽象的性质。“道”没有形体、没有声音，绝对永存，继而产生万物。但老子的“道”不像西方哲学概念那么“确意”，它有时也指规律或行为准则，但无论怎样，“道”之概念开启了让后人思考的大门。庄子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其进一步说明“道”为万物之源。《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即“道”是万物形成的原理，是万物构成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象;“道”是生成万物形象的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的东西［11］。玄学家王弼视“道”为“无”，认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12］万物必生于无形无名者，它是“万物之宗也”［13］，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寂然至无，是其本也。而“道”者即“无”之称也。所以“无”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因此提出了“贵无论”及新的概念，由此论证世界的本体。后来张载也谈到“道”，但他是以气言“道”，认为气化的过程就是“道”。他提出了“太和”的概念，即气的全体或阴阳和合的矛盾统一体，他在《正蒙•太和篇》中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道”指太和之气变化流行的过程。所以张载的“道”与老子的“道”意义有别，老子之“道”指先于天地的本根和究竟的规律，而张载之“道”则指“气”(事物)的存在或变化的历程，因此“气化”有“道”之名。除老子的“道”论引至人们的思考外，还有哲学家提出了“气”为万物本原，以“气”之概念解释宇宙的生化。如“精气说”，认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即“精气”，“精气”是生命和智慧的根源。汉代王充提出“气一元论”之说，认为元气是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地，含气之自然”［14］。元气充满了天地之间，万物由元气而生。宋代张载的“气论”中提出了“太虚”的概念，《正蒙•太和篇》:“太虚无形，气质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聚为有象”。他把“气”和“虚空”统一起来，认为虚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由无形可象的气构成，故“太虚”即“气”。张载深化了以往“气论”的思想，对气的诠释更趋于“物质一般”。后来出现的宋明理学以“理”论著称。程朱学派把“理”视为宇宙的根源。在此以前，“理”均为规律、道理等，而到宋时，“理”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程颢认为“天者，理也”［15］，程颐认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16］，在他们看来理是之“所以然”的东西，是万物的根据。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每一物都有一理，一草一木皆有理。二程有关“理”的观念发展了以往带有独特思辨性的“道”论，可以说它是“道”论的新形态，是具有更高抽象度的哲学范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理”的观念，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7］先有理，后有气。“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18］认为有此理后，才有此气，理在气先，理是万物的根本，然后依次生成万物，故理是永久固存的，是万物的本原。理学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想。除提出“道”、“气”、“理”等哲学概念、范畴外，哲人们还由此而引导着许多新的哲学范畴、命题的生成。这表现了中国哲人的思维层次不断地提升，认识不断地深化。从上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哲学语言具有引发新的概念、范畴、观念出现的动力和能力，有其特有的历史性发展的进程，它们体现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引领并促进着中国哲学思维和哲学思想的前行。总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哲学语言，哲学概念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有其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使我们从不同的哲学语言中看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偏向与深度以及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表明哲学语言是哲学思维和哲学发展史中“不变灭”的基础这一历史意义。

哲学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维和哲学理论前进与深化的过程。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上来说，哲学理论历史性地展开与发展都尽显于哲学语言、概念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语言的历史就是哲学思维和哲学理论的发展史，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一部哲学概念史。有哲学家认为，哲学是一部系统表述这些概念体系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普遍概念的批判史。一些现代哲学家无论怎样主张消解形而上学，也不可能抛开哲学语言、概念去加以批判，他们在批判中始终使用哲学语言去陈述。哲学就是在各种学说、理论的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中不断地引出或规范出新的哲学概念和命题，搭建出新的概念框架，以至形成新的哲学理论，使哲学不断地获得新生。哲学的特性是以概念为开端的，在对哲学的整体研究中又是对概念所进行的证明，在证明中即可形成新的概念，而哲学研究过程的结果仍是概念。所以，哲学语言、概念穿梭于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尽管以往的概念不断被加以否定，但哲学的精神和原则仍然保持在其中。如古代的“无限者”、“原子论”似乎有些空疏，没有表达出“精神”的深度，被后人加以否定，但哲学原则仍然保持着。近代的“机械论”失于片面，被后人所否定，但其哲学的原则也仍然存在。现代系统论对于中国古代有机论哲学也是一种否定，但古代有机论哲学的原则还在，也可称它为现代一般系统论的原始形式。这些原则正是浸透、蕴涵在不断更叠的哲学概念之中，也正是哲学语言的更叠和发展才使这些传统的东西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哲学语言、概念铸起了哲学生命。生命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活动，而哲学的生命就是精神活动，这一延绵不绝的“概念运动”或由它助推的这种精神活动如甘泉一样涌入了哲学的历史，而正是哲学语言、概念成为整个哲学有机生命“不变灭”的基础。新的哲学语言、概念的诞生与演化往往是在旧的语言材料使用的基础上出现的。哲学语言不但给人们呈现出已知的真理，而且通过哲学语言不断创造更新，也成为人们揭示未知真理的手段。在实践的基础上，哲学语言促使了哲学思维的进步，反过来，哲学思维的发展也使哲人们对事物及其认识作出新的抽象和概括，获得、提炼出新的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历史的进化，哲学语言在流动中不断增添和创新，在它的引导下，哲学思维成果也相应地增多和变化，从而促使哲学向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使哲学的历史不断地延续下去。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6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习　外语教学

当前，认知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的一门显学，其影响日益扩大至多个学科和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为解释语言的本质、成因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认知语言学所包含的认知理论使得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和语言现象。一直以来，我们受到二元论以及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语言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忽视了语言中所蕴含的认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没有认识到我们所谓的认识来源于人对客体的体验。语言本身具有体验性，它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身是人类认知的结果，同时，在语言中又体现了认知的本质。

这种全新的认知理论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从而引导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语言学习和教学的方法。

1、当代认知理论的主要流派及观点

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者普遍被认为是雷可夫、约翰逊及兰盖克。当中雷可夫等专门研究语言中的比喻及其与人类认知的关系；而兰盖克的专长在于认知语法方面。据此，人们认知语言学分为两大领域，其一为认知语法，其二为认知语义学。

1.1体验哲学

美国语言学家雷可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该书认为人类的思维主要是隐喻性的。在书中，他们还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结为客观主义。二人于1999年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书中提出了“体验哲学”这一理论，对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认的认识来自主客观相结合体验，从而从否定了二元论思想。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其中心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客观的、镜像式的放映，而是基于身体的经验而获得。人之初最早感受到的是其自身和空间，可以说我们是从认识自身和空间开始认识世界的。这是人类一切认识的开始和知识的源泉。在人类自身和世界的接触中，逐步形成了范畴和概念，同时生成语义。意义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构造，这就把认知结构和感知机制联系起来。这就是心智的体验性。

体验哲学所说的认知的无意识性指的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不能直接感知推理和思维的进程。即使是再简单不过的认知活动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知运作程序，复杂的神经加工过程，但是我们却无法觉察到。就如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是不可能被意识到的。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具有体验性。隐喻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无意识地在使用这种思维模式。隐喻无时不在，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运用它，特别是在言语交际中。

1.2认知语法

认知语言学拒绝承认句法自主性。从认知语言学来讲，不管是简单从最小的词素，还是到复杂的句法结构。都可用来传达着某种意义。认知语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点：

(1)意义就是概念化的过程

(2)识解是意义突显、理解和生成的方式

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认知观，这是以多学科相互影响和发展的结果。其中认知结构的组织原则来源于完形心理学，同时接受了皮亚杰主客观互动的观点。正是在此基础上，新的认知观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对世界、认知、语言等的认识。

2、从新的认知观看语言

按照传统的说法，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只有掌握了语言才能交流细想和信息。因此，我们要去习得或者学习语言。此时的语言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它是人身心之外的客体。新的认知观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传统的认识，它不是我们认识的客体，而是与人类所有的知识同源，来自主体对客体的经验。那么，语言本身是人类体验性认知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体现形式，或者说，语言中包含着人类的认识方式。

2.1语言具有体验性

体验哲学认为，人类的认识包括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等都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的感知而逐步形成的。所以说，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其最初的源泉就是对空间的感知。

从体验哲学的观点出发，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源于身体经验。人通过身体感知空间和客观世界进而形成人类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范畴和概念，然后通过隐喻、心里空间等认知机制丰富和扩展了知识结构。语言符号是人类知识的表达工具，同样遵循着从现实到认知，然后到语言的发展程序，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感知和表达客观世界的过程，其来源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这样。本来是作为认知客体的语言的产生就和人本身联系起来。同时，语言中蕴含了人对世界的认识，透过语言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与空间的关系，研究人的认知模式。

2.2语言形式的意义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我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把交际过程看成语言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无论是语言表达和语言的理解都是对语言符号的操作，是基于语言的外部形态的形式的操作。我们知道如何表达某个意思，也能理解对方的言语，但是忽略了语言形式的意义，没有去追究为什么要这样表达，这样的编码有没有内部的规约性。

传统的语法研究基本是对语言外部形式的研究。一般认为语法这一术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语言的语法构造，也就是词的构成、变化及其规则和用词造句规则；二是指语法构造的学说，亦即语言中词汇构成和变化以及造句规则的科学，就是语法学。传统的俄语语法分为两部分：词法和句法。词法研究词的构成手段和方法，词的形态变化的类型和规则，词的功能和用法，词的语法类别。而句法研究的对象是句子，研究句子的构成规则。总的来看，语法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它是语言规则的总和，而规则是根据外部形式进行归纳和总结。

现代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和语义是语言形成其句法构造的内在动力，语法构造的形式受认知和语义因素的制约。换言之，语法规则体现了人的认知方式，以及人们掌握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图形和背景关系理论分析俄语的小句。

a，Y16Tp YlepBbIfI OCHOBaJI YieTep6ypr，(彼得一世创建了彼得堡。)

b，YleTep6ypr 6BH OCHOBaH[IeTpOM[IepBbIM，(彼得堡是彼得一世创建的。)

上面两个句子字面的意义大致相同，区别在于例(a)是主动句，而例(b)是主动句，而从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和背景的凸显关系来看，这两个句子体现了不同的图形和背景关系。在例句(a)[I~TpYlepBbIfI属于图形部分，是认知上突出的部分，其它部分是背景，而在例句(b)中，这种图形和背景关系发生了变化，YleTepypr成为认知上占据优势的部分，就是图形。

应该说，人们交际的所有言语形式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其理据性，所有的言语都可以用从认知的角度给予解释。形式的选择体

现的认知方式和意义的构建。

2.3语言意义的结构性

意义问题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问题。我们通常将某一语言单位和某一个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词的意义，而认知语言学改变了我们对语义的看法。认知语言学对意义的认识包括两方面：(1)语义(意义)是概念化的过程；(2)意义是有结构的。从词汇、句子到语篇，其意义的获得都是概念化的过程，同时是意义结构构建的过程。。

认知语言学家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相当于认知加工、心理加工或心智经历，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这样。语义就具有了主观性、过程性、结构性等特点。

来看词的意义。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每种识解都将一个侧面加于一个基体之上。认知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过程，有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它们也就突出了同一情景的不同侧面。表达式的语义相当于一个语义结构，其覆盖的相关认知域的范围叫基体，这是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基础。基体内被最大突显的某一部分成为焦点，叫侧面，是词语所标示的部分语义结构。一个词语的意义既不是基体，也不是侧面，而是两者的结合。

比如说>KeHa(妻子)这个词，习惯上我们可以说它的意义就是“妻子”，但是认知语言学认为对于这个词的意义要在一个基体和侧面的结构中得到识解。对“妻子”的理解涉及夫妻、女性、称谓等多个认知域，这些认知域构成基体，这个基体上最显著、被凸显出来的部分，也就是“妻子”被称作侧面。另外，不同的场合同样被称为妻子的那个人会有不同的称谓，诸如女儿、女人、知己、领导等等，这需要不同的识解过程，建立不同的语义结构。

句子和语篇的意义的获得也是识解的过程。这需要一个多层次识解的建立。例如：[／IBaH v6M qeJIoBeKa B JlpaKe，(伊万在斗殴时打死了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需要对每个成分建立识解，就如上文中对7KeHa一词的理解，同时还要从整体上对整个句子概念化，并同时建立其基体和侧面，建构语义结构。这句话的理解要建立在事件、行为、罪行等语义域的基础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件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行为，还可能理解为犯罪。

总之，从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产生的过程和认识产生的过从是同步的，语言同样具有体验性，且语言形式受认知和语义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言语的意义具有结构，在结构中被识解。

3、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应该说，认知语言学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之前我们将语言看成学习和掌握的对象，是认知的客体，还是交际的工具，现在语言是我们认知的方式，所有言语结构都是我们认知的结果，包含着我们潜在的认知能力，对语言的意义的理解是以空间结构的方式进行和呈现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学习语言和教授语言的方式，使得学习和教学过程更符合人的认知习惯，充分调动人的认知能力，以期达到良好的学习和教学效果。

3.1对语言学习的启示

认知语言学强调在注重人的本性和个人体验的框架下深入分析语言表达的原因和机制，这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学生的外语学习风格的个体差异、学生自身的外语体验、学生外语学习的自主性等问题。体验哲学强调了人在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的心智不可能象镜子一样反映客观世界，其间必然有人的价值观和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从而使理解的主体性得到重视。对于语言学习来说就是要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于反复实践中学习外语。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不管我们操何种语言，我们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使用者相同的认知方式。我们以体验性的经验为基础习得母语，同时也获得完型的认知方式，母语的习得是以用法为基础，与其它认知活动一样，从具体的事物中提炼出抽象的结构和图示。可以说，在学习外语之前，我们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包括隐喻能力、概念化的能力等，那么我们应主动将这种能力运用到外语学习中去。

母语对目的语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正面的作用。语言形式是有理据的，比如像似性，我们在母语中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言语表达形式具有时间像似性、空间像似性、因果像似性等，都是一般认知过程的反映，那么这些潜在认知方式会在无意识中运用到外语的学习中去，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要做的是尽量避免母语对外语学习的负面的影响，发挥其正面的影响。

3.2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决定着对语言习得过程的认识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的选择。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符号性，语言构式都是有意义的语言符号。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外语教学方式作出改变，教师在教学中应强化认知能力的运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3.2.1词汇教学中的理据性和主观性

长期以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想占据主要地位，认为词语(能指或语音形象)与意义(所指或概念)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性的。这种观念使得我们总是在外语词汇和义项之间建立简单固定的联系，机械地理解和记忆词汇。而认知语言学不接受词汇和词义之间关系的任意性，认为语义现象是具有理据性的。

通过研究发现，人们总是用较为简单具体的概念来指代较复杂抽象的概念。且人们总是从自身及自身的行为出发，然后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人们用将其归纳为下面的序列：人一物一事一空间一时间一性质。这反映了人们对外部世界感知的经验过程，即由自身到近处，由近处到远处，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过程。

以HOC(鼻子)为例，起初只指人的鼻子，其后用来指动物的头(HOC JIHCbI／狐狸的鼻子)，而后用来指物体的鼻状的部位(HOC啄木乌的喙，HOC qafiHnxa／茶壶嘴)，进而被用到表示空间处所关系的词(HOC noKn／船头)，还被用作地理学上表示普遍空间意义，表示“岬”或者“角”的意思，如KaHHH HOC(卡宁角)，还用来表示时间，如词组na Hocy表示“快到，临近”。

可以看出，起初该词是指人身体部位的词语，随着语用的过程的发展，其基本意思在人的认知作用下逐渐发生引申，词语的意义也逐渐虚化。这种词义的变化发展遵循了像似性原则，派生词义与原来词义之间存在外部形状、功能作用等方面有某种关系。如果在教学中能加强这种理据性的解释，定能加强学生对词义关系的理解，避免了机械的记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学习分析的能力。

3.2.2教学中概念隐喻能力的培养

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而认知方式决定语言表达方式，因而，在外语教学中培养语言学习者的目的语的隐喻能力，不仅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诠释和创造隐喻，而且能帮助学习者形成掌握目标语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提高语言能力。所以说，隐喻能力的培养也就必然是外语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贯穿于言语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句子和语篇，最明显的是词汇。隐喻可以解释词义发展的理据性。多义

词义项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最基本的是中心义项，其它义项正是由具体到抽象的隐喻性映射发展而产生。比如：FOBOBa(头一首脑)，M03F(脑一人才)，f13blK(舌头一语言，话)，r／ia3(眼睛一照顾，关心)，pOT(嘴，口一人口，家口)等等。在以上的例子中人体的部位被隐喻为抽象的概念。

在教学中还要注意母语和目的语之间在隐喻方面的共性和差异。

在俄汉语中“上”表示成功，如：Harpa／Ia HaⅡHarpaAaMn(最高奖赏)，B3flTb Bepx(占上风)，oepaTb Bepx Ha／I KeM(战胜，占上风)，Hefi Bepx，TOFO H BOJLq(谁胜就得听谁的)。

俄汉语中都用“上”或“高”表示“好”，用“下”或“低”隐喻“不好”。如：BBICOKOe qyBCTBO(高尚的情操)，BbICOKOKaqeCTBeHHOe c~ipbe(上等原料)，BblCOKOCOpTl4BHafl npo／IyK~mn(优质产品)，BBICOKOHpaBCTBeHHbIfI qe；IOBeK(道德高尚的人)等表示品质好，而下列词组中那个的“下和低”表示品质差：HH3KOCOpTHble npoJIyKTBl(次品)，HH3KHfI COpT(下等)，HH3KHe yHOBKH(卑鄙的诡计)，HH3KOeKaqeCTBO(低质量)，HH3KHH nocTynoK(卑劣的行径)。

隐喻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事物、观念上的取向存在的差异，这是各民族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差异的反映。对同一形象或同一喻义，不同民族选择的喻体不同。例如，中国人说“披着羊皮的狼”，俄国人则说“披着鹿皮的虎(IIO／I1wIbiBalOIKl4eoI no／I oneHeTHFpM)”。中国人说“如虎添翼”，俄国人则说“如狼添翼”：YlpecTaBnfleTe　BOnKy，a eIIIe H KpblJIbfl!(A6paM，)

在教学中，要使得语言学习者认识到隐喻是语言必然的一部分，它不仅是言语表达方式，也是言语理解的潜在的手段。隐喻不仅仅起修饰作用，还具有构成词汇、句子、语篇的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及文化的一个有力工具，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工具。

4、结束语

认知语言学理论改变了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同时为外语教学提供新的教学方法。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从意义出发，通过研究经验和认知的作用，揭示出隐藏的语言认知规律，为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实践开辟出新的领域相。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未来的外语教学也必将出现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梁晓波，认知语言学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2]刘正光，认知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中国外语，2009，(5).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7

    第一是联系什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广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目光,路子不能太窄.要估计到哲学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功能。哲嗲不同于具体科学,不同于技术,它提供的不是解决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的方法,而是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最一般的方法。它不能直接“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它。有人以哲学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而埋怨哲学“无用?,这恰恰是误解了哲学的功能,没有看到柯学的真IH的“效益所在。只要想想七年前真理标准讨论给我们全民族带来的“效益”,事情就清楚了。这次讨论的是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的“老”问题,而且是很“抽象"的问题,然而它不正是我们民族存亡所系的最“实际”的问题吗?不解决这个问题,能有今天的一切吗?小平同志说教育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哲学工作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向”着眼。不仅研究当前国内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问题,还要研究世界科技革命和社会变动中提出的问题,非马克思义流派提出的问题,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提出的问题,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总之,为提髙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精神境界所必须研究的一切问题,都是哲学应该联系的实际。只有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和认识成果纳入视野,才可能概括出有时代水平的哲学.囿于狭隘的局部经验是作不出有价值的哲学论断的。当然,不同的哲学工作者着重联系的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但都必须有全局在胸。强调研究四化建设中的现实问埋是必要的,反对搞自我封闭式的虚玄体系也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把对古代和外国的研究、对概念和逻辑的研究贬斥为“古”、“洋”或“玄”,谥之曰?由概念到概念”,当作“理论脱离实际”来反对。这样做.有可能把哲学降低到经验汇编或格言大全的水平,使哲学不成其为哲学.我们应该汲取所谓“活学活用”的教训,不搞急功近利,不满足于在某一局部问题上的“实效”让哲学真正为提高全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精神境界而发挥它特有的作用.

    第二是如何对待理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本是从三十年代中苏联学者写的教科书沿袭而来的。当时这些教科书起过巨大的作用,对此应该充分估计,决不能抹杀。但是今天还停留在那个水平上是不行了?至少有三个明显的缺点:一是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论断被当成了原理原则(例如哲学史就是唯物唯心斗争史,凡唯心主义皆反对,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句话可信等等);二是几乎没有从现代科学和实践的巨大变革中概括出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三是无视现代逻辑和语言学的成就,在表述形式上远远落后于现代科学。一句话,我们讲的很难说是具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加分析地把现在讲的原理统统看成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以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原理?作为公式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从实际中捕寻材料来证实”这些公式,那就不但会大有害于四化建设,而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衍学越来越贫乏化、枯搞化,越来越脱离蓬勃的牛活,甚至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既然是批判的,既然对一切事物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9然也不例外。以实践为标准,勇敢地不停顿地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中国需要具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地上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基本概念汇总篇8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诸如“本质”、“实在”、“必然性”、“客观性”、“真理”、“自由”之类的语汇是一些最常见的基础性语汇。对于这些语汇的揭示或说明几乎是每一位哲学家的基本任务。西方传统哲学家一般认为，获得“真理”是达到“自由”的前提，“真理”意味着对于“实在”之“必然性”的揭示，“自由”则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的某种联系或吻合。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传统由于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一种由黑格尔发其端、由尼采给以诗意阐发、并且在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那里获得展开和应用的“反讽”（irony）理论的诞生而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进入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理论由于德里达、福柯、巴尔特和罗蒂等人的竭力推崇而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自称为反讽人，以示自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反讽人那里，“自由”更密切地相关于“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围绕“随机性”、“反讽”、“自由”、“协同性”等概念而展开的讨论便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文学术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称之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转向。

   

一、从必然性到随机性

    在《随机性、反讽和协同性》一书中，以“反讽人”自许的罗蒂考察了反讽理论的一般特点。罗蒂认为， 对于“随机性”（contingency）的认可是反讽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反讽人看来，语言、个体和团体都是“随机的”（contingent），人的自由源于对语言、个体和团体的这种随机性的基本认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反讽人特别喜欢拿哲学与诗学、哲学家与诗人进行比较。反讽人特别看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得到明朗化的诗学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艺术与科学（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特别看重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实现自我创造的努力与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超越而达到普遍性的努力之间的张力〔1 〕。罗蒂认为，自黑格尔、尤其是自尼采以来，哲学与诗之间的这种张力一直延续着，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大多追随于浪漫主义诗人尼采之后，告别了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哲学传统，把自由看作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他们同意尼采把伟大的诗人、创造者看作人类的英雄，而不太看重在传统上被人看作发现者的科学家。他们看重后尼采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因为他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揭示个别事物和随机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介入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和诗学之间的争论，并且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初立场，从哲学转向了诗学，使哲学屈从于诗学。

    西方传统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等大多认为，人满意地逝去的条件是完成对真理的探索，认识真理也就是接触到自在存在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跟随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以为只有一套关于世界的真正描述，只有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但是诗人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性表象上徒费口舌。因此在传统哲学家看来，诗人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反而有可能离开真实的客观世界越是遥远。

    尼采改变并颠倒了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这种对抗。他放弃了追求真理的整体观念，他把真理定义为“一簇流动的隐喻”。他戳穿了柏拉图的“真理世界”，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笑话而已。在丢弃了真理世界以后，尼采专注于人的自由问题，专注于人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就及自我创造。尼采要求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他所谓的“超人”通过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心灵，并由此来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可贵品格。尼采认为，人的自我认识即自我创造，个体面对自己的随机性，必须去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去杜撰出一些富有新意的隐喻。对于尼采来说，那些力争成为一个新人的人都应向成功的诗人学习。尼采断定，诗人的失败就是做人的失败，就是接受了他人对自我的描述，也就是对他人生存方式的模拟或重复。人类大多努力地逃避随机性，而只有那些伟大的诗人接受了、也阐释了随机性，只有诗人真正地理解了自我的随机性。因此，在普通人和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诗人以一种前人从未使用过的语言重新叙述了自我的故事。

    在尼采那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有限的时间中逃避出来，而在于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人生的意义在于推陈出新，在于无中生有，在于标新立异，在于谋求自我超越。这样，人生的意义，无论是作为单一的个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类，都不在于胜利地达到或悲惨地失去某个先定的目标，而在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尼采式的”自我超越过程。

    以尼采为榜样，现代反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追本求源的人，不再把自己当作具有某个先天本质的人，不再为只允许让自己成为某类特殊的人而忧虑，他们现在唯一的担心是自己仅仅是前人的一个复制。顺着尼采的思想路线，现代反讽人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另一个反叛西方文化传统的思想家。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在于，他是这样的一个道德家，他通过追溯良知之起源的随机性，帮助人们消除了自我的神圣性。”〔2 〕正如德里达是对于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动，福柯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一样，弗洛伊德是对于康德（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动。康德的良知观念曾经神圣化了自我，在康德那里，由于人类无力获得关于硬事实的科学知识（真理），人类只好反身向内，到心灵深处去寻找道德良知的出发点。弗洛伊德消除了人类道德感的普遍性，使它成为类似于诗人的杜撰那样的东西。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了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历史地给定的，是政治意识或审美意识的偶然产物：“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自我描述的语汇，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柏拉图的语汇，也不同于尼采哲学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曾正确地称之为被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例证——从而揭示激情胜于精神，心灵胜于大脑，意志胜于理性的浪漫主义企图。”〔3〕

    以柏拉图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观念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主张而旋转的：如果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务必依照某些一般原则来特殊行动。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则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特殊，把当前的特殊处境和机缘看作是相似或相异于以往特殊活动或事件的东西。罗蒂指出，“弗洛伊德放弃了柏拉图把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国家的各部分和心灵的各部分、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和对个体完满的研究给以归并到一起的企图。弗洛伊德给道德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要求以相等的尊敬，但拒绝在两者之间作出谁优谁劣的选择，拒绝将两者予以综合的尝试。他明确地区分了自我创造的私人伦理和相互协调的公共伦理。他说服我们不依据普遍具有的信念和愿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4 〕虽然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作出了使精神分析学说合法化的种种努力，但是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仍然无法用来确定社会目标，用来确定与个体目标相对立的人类目标。这样，这种道德心理学至多体现了道德的“个体性”、“私人性”一面，我们无法把弗洛伊德纳入到柏拉图的模式中去，弗洛伊德所完成的是一次从柏拉图主义的退却，即从普遍的转向具体的，从必然真理转向偶然意见或“随机真理”（contingent truths）， 从永恒信念转向盲目驱力。他的道德心理学可以同尼采和布鲁姆把伟大诗人视作杰出人物的观点相媲美，他们都非神圣化了世界和自我。这是诗学对于哲学的胜利，是“自我创造”隐喻对于“发现客观真理”隐喻的胜利。

   

二、从客观性走向协同性

    由于反讽人把自由理解成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对于必然性的遵从，由于反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道德与偏见之间的区别，他们便有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道德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嫌疑。为了替自己的见解作辩护，罗蒂和德里达等人取消了人们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道德和偏见之间所作的二元论区分。他们主张，自由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将通过一套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语汇而不是使其得以保存的语汇而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反讽人看来，戴维森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和良知观并不企图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某个哲学基础。〔5 〕他们也不想为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找到某个哲学基础，而只想重新描述西方民主社会的实践和目标。遵循着前人的思想路线，他们试图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描述自由社会的希望。他们向往一种自由主义的、开明的、世俗的、对神圣事物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的文化〔6〕。他们反对柏拉图和康德等人把人格一分为二的企图， 即把人格划分为神圣与非神圣、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的企图。他们认为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或差异是相对的。受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用以表达其最高理想和信念的语汇的随机性，意识到他们的良知的随机性，虽然他们仍然信守其良知、信念和理想。他们日益认识到“自由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的正确性，把它当作是探索人类社会关系之随机性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对于随机性的认可是自由社会成员的首要德性，而致力于诊治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形而上学的需求则成为其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7〕。

    由于人类始终囿于语言之中，由于语言随历史而迁延，人类无法逃避其历史性。由于语言的随机性，人类也无法逃避其随机性。传统哲学家试图逃避历史性和随机性，去寻求某个中性的立场、中间的道路，最终都没有成功。据此，反讽人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在真实与虚饰、实践与理论、逻辑与修辞、语辞与行动、说服与压服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进行自由对话的开明机制。他们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虽然真理未必能够取胜，但是真理总是自由而公开的遭遇的结果。

    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哲学家认为，自由文化需要一种不断提高的自我描述，而不需要一系列类似于哲学的理论基础。那些总想为文化找到某种理论基础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在那个时候，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政治理想同自然科学理论的联姻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后来，当自然科学家被视为同非人类的客观真理打交道的类似于以往的牧师身分的时候，科学便逐渐丧失了其吸引力，科学已经不再是最有趣味最激动人心的文化领域。相反地，艺术和乌托邦政治成了青年人向往的领域。以至于到了当代，“当知识分子关注目的甚于关注手段的时候，他们便把目光指向了文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成为自由社会的核心领域。”〔8〕因此， 反讽哲学家主张把自由主义重新描述为这样一种希望：“整个文化是可以被诗化的文化，而不是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希望那样整个文化是可以被理性化或科学化的文化。”〔9〕

    这样，按照反讽人的设想，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推崇的文化英雄将是尼采所赞美的“超人”、布鲁姆和海德格尔等所推崇的“强有力的诗人”，而不是武士、牧师、或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家。未来的文化将是一种反讽的文化，那种文化将摈弃启蒙运动时期的流行语汇，它将不回避被人称为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它将抛弃对于某个哲学基础的寻求，它将在与以往社会的比较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并由此来表明自己的正当性。所有的语汇都将是人类的创造物，诗歌、乌托邦社会、科学理论等等都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工具。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将既是毋须证明的，又不具有“道德的优先权”；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将不存在某个元道德标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都将不再具有存在的特别理由，它们纵使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当代自由文化中的一套自然语汇，而非特殊语汇。

    反讽人希望自由社会的英雄是强有力诗人和乌托邦革命者的综合。他们将是社会现存制度或传统典章制度的破坏者、“异己者”、例外者。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以理服人地说服而不是以势压人地制服的方式，以自由公开对话的方式，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自由社会的理想。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自由将成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标，而人们的语言、 良知和道德都成为偶然的东西， 成为隐喻的意外文字化、书面化或被定型的结果。 他们希望在那样的社会里， 作为理想的公民，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弗洛伊德和布鲁姆的思想，而不是某些伟大科学家的思想。

    总而言之，反讽人对于语言的随机性、自我的随机性和团体和随机性具有某种深切的理会，他们以一种自由而反讽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事业、地位和身分。他们反对柏拉图－康德把自我的某个核心部分予以孤立起来的传统，反对传统哲学家把追求的目标如“真理”、“实在”、“必然性”予以实体化的企图。他们非常看重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他们将像福柯那样，回避达到某个超历史视野以发现某个非时间起源的企图，而满足于对随机性的系谱学叙述。他们将赞同后结构主义者对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以主体间性的哲学取代主体性哲学。他们将放弃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他们将以协同性而不是客观性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从中心走向边缘     传统形而上学家一直在寻求着某种“最后的语汇”，而反讽人则否认有“最后的语汇”存在。他们认为，所谓“最后的”，可以理解成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诉之于武力、或保持沉默的一种办法。因此，形而上学家和反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

    罗蒂指出，作为反讽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于她受到正被别人或著作作为最后语汇而使用的其他语汇的影响，她对自己通常使用的最后语汇表示了激烈而持续的怀疑；第二，她意识到自己目前所使用的语汇无法解决或消除这种怀疑，从而挽救自己的语汇；第三，因此，虽然她哲学化了她的处境，但她并不认为她的语汇是比别人的语汇更接近于实在的。”〔10〕反讽人是喜新厌旧的，且带有游戏性地喜新厌旧，在他们眼里，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颠倒过来。他们玩世不恭地面对一切，是一群随波逐流、随机应变之徒。他们随意地、武断地、断章取义地对待语词。在反讽人看来，为形而上学家所普遍具有的常识性识见缺乏自我意识（自知之明）；形而上学家大多是目光短浅、固执而缺乏主见的，总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家的目标是定义、本质，他们总是寻求对某一类事物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某种创新精神。囿于常识性识见的形而上学家相似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们，他们的对立面则是具有反讽精神的苏格拉底。

    反讽人断定，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固有的性质或实在的本质。由于对于某术语的使用无法超越其所在时代之语言游戏的随机性，他们担心自己进行的是某种错误的语言游戏，担心学到一套错误的语言，从而成为一类错误的人。这种担忧促使他们具有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并不断地自觉到常规术语的无根基性。为此，形而上学家称反讽人为相对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一般认为，人性、人类的本质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终极语汇（如自然科学语汇）则提供了一幅揭示人类与实在之关系的知识图画，人类有必要、也有义务去建立那种关系，并且实在将告诉我们终极语汇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形而上学家认为，在外在世界中存在着实在的本质，正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相比之下，反讽人不承认有一套解疑去惑的终极语汇，所谓终极语汇并不是满足了人的最后性、最适当性和最优性标准的语言；因为反思并不受制于什么标准，在反讽人看来，任何标准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赞同戴维森的如下见解：我们无力走出我们的语言之外以便同他物作比照；他们也赞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随机性和历史性的见解。

    反讽人和形而上学家在对待学科分类的态度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形而上学家按不同学科来划分图书，并认为其做法是与不同的知识对象相一致的；反讽人则按习惯来划分图书，认为划分活动是因人而异的。反讽人对著作家不作分门别类之举；形而上学家则特别强调给他们以各种名分，认为诸如“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和“科学家”这些称谓是本质于他们的工作的。反讽人强调博览群书，强调去读那些有趣味的著作，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一门类，他们无法容忍西方的形而上学识见（偏见）和终极语汇，强调制作甚于发现，标新立异甚于照搬照抄。他们反对陈腔滥调，而崇尚诗意的创获。

    在反讽人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家的工作导致了两大后果：第一，他们日益迷恋于越来越单纯、稀薄、灵活、油滑且无所不在的习语而难以自拔。第二，他们把哲学探索归之于逻辑争论，专注于诸假定之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诸语汇之间的比较。反讽人认为，形而上学家进行哲学和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的典型策略是，抓住两套陈词滥调（或规范语汇）之间的表面矛盾，然后指出其差异所在，并解决那矛盾。这种策略是法官处理棘手案件和神学家解释棘手经文时的惯用手法。相比之下，反讽人认为理论的变迁是一个语汇的新陈代谢过程，被形而上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此，当形而上学家认为，近现代的欧洲人特别擅长于发现事物的实际存在境况的时候，反讽人则认为他们特别擅长于迅速地且不断地重塑其自我形象，他们的方法是重新描述而非推论，即标新立异地、另辟蹊径地重叙对象和事件。

    在反讽人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之终结的起点，又是反讽人展示众多重述之可能性的第一个原创性范式或本文。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论辩性的程序，一个统一主体和客体的途径，而且是一种转换主题的技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成为推动回忆沿着思辨理解前进的一种智巧（ingenium）。这种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黑格尔非常清楚，在任何已知的或原本的意义上，它都不是方法。辩证法不是方法而是智巧，是智巧活动本身的一个名称。”〔11〕这样，在反讽人看来，青年黑格尔对先人的批判不是因为其假定的不真而是因为其语言的乖僻。青年黑格尔通过创造这种新式批判，摆脱了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开辟了一种反讽哲学传统，后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人把那个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视自己的成就为对先人的超越而非对真理的逼近。

    因此在黑格尔尤其尼采之后，反讽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崛起。一方面，西方传统知识分子（以形而上学家为代表）同民众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摇身一变而成为现代自由社会的公共修辞学；另一方面，从黑格尔和尼采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反讽思想路线摧毁了由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确立起来的社会希望，这条思想路线不再相关于公共生活和政治问题。反讽理论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主义，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的东西，成为一门不再具有核心问题和社会功能的学科，一门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反讽人（反讽哲学家）和非反讽哲学家（尤其是形而上学家）之间的唯一政治差异是以势压人还是以理服人的差异。在反讽哲学家那里，“公正”、“正义”、“真”和“善”等等都是自由讨论的结果，真理即是“非失真的交流”。

    但是，由于反讽似乎注定是一项私人的事业，由于自由主义和反讽主义联系松弛而形而上学和自由主义联系密切，人们无法相信哲学中的反讽主义和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它招致了尼采、海德格尔、保罗·德·曼、德里达和福柯等反讽哲学家统统被视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危险人物。反讽哲学与当代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虽然在今天，“只有在自由社会里，反讽人才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自由社会才给予反讽人以离经叛道的自由”〔12〕，虽然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多偏好“解构”，但是作为反讽人的一个口头禅，“解构”恰恰是反讽哲学家道德责任心匮乏的一个极好标志。反讽是对重新描述之力量的自觉，但是反讽人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被重新描述。因此，反讽理论隐藏着残忍：因为它有可能贬抑了他人自视甚高的东西，尤如成人看待稚童玩耍的玩具及其世界，使之显得琐碎、表面、无聊和乏力。因此，反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形而上学家如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只是以理性的名义重新描述了人类的屈辱和卑微，那么反讽人如德里达和福柯并不比形而上学家高明多少。反讽人只是使自由依凭于历史的偶然性，他们同样无法向世人提供以往的形而上学家企图提供的那种社会希望。它表明，今天西方知识分子的诸多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已经真正从社会的中心走向了社会的边缘。

   

四、结论：当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转向

    在《罗蒂：再现论、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一文中，我曾经对发生在当代西方专业哲学领域里的主题转向的逻辑起点、理论准备、完成过程和实际后果等进行过专门论述。〔13〕在这里，通过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罗蒂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反讽理论的初步考察，我们揭示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另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基本上发生于非专业或非学院哲学领域里。同第一个转向相比，这个新转向是对于以寻求客观真理为目标的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的进一步背离。我们认为，它至少导致了以下几个结果：首先，通过考察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人对“真理”、“自由”作出的重新解释，我们看到，现代西方一些典型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已从哲学和科学转向诗学和艺术，从真理转向自由。他们对自由的关注先于对真理的关注，自由首先源于对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源于对必然性的遵从，随机性成为他们考虑自由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转向导致了传统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式微。其次，这种转向也导致了反讽理论的崛起，并且使之发展成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中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看到，反讽理论是哲学（形而上学）衰落之后的一种“拟文学”和“拟诗学”的东西，是一种为人文科学尤其是诗学而在的理论。反讽理论的崛起表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向着人文主义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第三，反讽理论还必然地引发出一种反讽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同人们的社会希望和社会理想联姻，结果产生了一种自由的形而上学文化，其中某些特殊的（特许的）学科试图穿透个别表象，使之与某个一般的实在联系起来，以期在某个共同点上把人类联系起来，从而达到“真”、“善”、“美”等终极目标。可是，反讽理论及其杰出的表现形式，如人文艺术，只与私人的完美相联系，它只专注于描述私人的和标新立异的东西。因此，反讽理论指示出了当代西方文化中某些学术活动的“私人化”方向，这个方向旨在成就某些完美的或崭新的个体目标，而不在于成就某些共同的社会目标。反讽理论和反讽文化还促成了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反讽人。虽然反讽人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式微和边缘化的一个确证，但是它毕竟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新形象。

    注释：

    〔1〕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页。

    〔2〕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0页。

    〔3〕〔4〕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3、33—34页。

    〔5〕参阅拙作：《罗蒂：再现论、 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第34—41页。

    〔6〕参阅拙作：《罗蒂和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终结》，载《 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第26—32页。

    〔7〕参阅包利民：《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8〕〔9〕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53、53页。

    〔10〕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73页。

    〔11〕d.p.维尔纳：《黑格尔的回忆》，“第一章导论：黑格尔的想象力”，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第11页。这是第一部把隐语、反讽和记忆作为理解黑格尔基本哲学立场的关键来探讨的著作。

    〔12〕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