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非遗文化范文
时间：2023-10-08 17:23:29
黄河非遗文化篇1
关键词:文化旅游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26-04
文化旅游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它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产业,因其关联度高、涉及面广、辐射力强、带动性大而成为21世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兰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兰州文化旅游新业态正逐步形成
文化旅游不仅是在自然景区体验,而且是和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等紧密结合的特色文化体验。经过多年发展,世界各地旅游业已经进入“产业融合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产业相融合,衍生出各种新的旅游热点和旅游形态。同国内外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一样,兰州旅游业横向、纵向合作的态势进一步增强,除了与传统古文化的结合外,还日渐与工业、农业、民俗、演艺、饮食、商务、教育、宗教、节会赛事等文化元素相融合,文化旅游业的元素日渐丰富和多元化,兰州文化旅游新业态正逐步形成。
(一)旅游与演艺文化加速融合
优秀的演艺文化能集中表现地方文化、特色民俗,兰州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近年来,兰州舞台艺术精品演出、春节文化庙会等大型文化演艺活动精彩纷呈,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其中,《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文化旅游演出剧目曾轰动海内外,已成为兰州城市形象名片。《丝路花雨》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中国“敦煌舞”诞生,被誉为“20世纪华人舞蹈经典”,《大梦敦煌》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享有“西部艺术第一品牌”、“可移动的敦煌”等美誉,敦煌文化由此也成为海内外旅游团体追崇的目标。另外,30立体风光与歌舞完美结合的《炫彩之旅》,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文化震撼吸引了大批游客,成为我市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品牌演艺节目。旅游与演艺文化的日益结合,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极大地促进了兰州文化旅游业的繁荣。
(二)旅游与节会赛事文化日趋融合
节会赛事是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最佳载体,一些有影响力的展示地方特色的各类节会赛事文化活动,不仅能够吸引大批游人参加,带动文化旅游,而且成为集中展示地域历史文化、自然风貌、民族民俗风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的平台。多年来,兰州通过举办一些大型节会赛事活动,“节会经济”的综合效应显现,加速了兰州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兰洽会、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环青海湖自行车兰州段比赛、中国MBA黄河(兰州)漂流赛、中国机器人大赛、兰州水车节、兰州黄河文化旅游经贸洽谈会等节会的举办吸引了来自各方的游客。据统计,2010年国庆期间,水车博览园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1.2%。旅游与节庆会展的对接,充分展现了兰州丝路重镇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提升兰州文化旅游的品位,对加快兰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逐渐结合
兰州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从已公布的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可以看到,社火、花儿、傩舞等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较深的文化底蕴,对游客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兰州已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秦腔博物馆等,通过展馆和演播大厅让游客穿越时空隧道,获取精神享受,构成美好回忆,深刻体验兰州民俗文化的厚重感。另外,兰州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开发成旅游商品,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而且经济价值也十分可观,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魅力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
(四)旅游与工业文化不断结合
近年来,工业旅游日益兴起,被誉为“朝阳中的朝阳”产业。兰州是我国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和西北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遗产资源丰厚,一些老厂房、老设备具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和工业生产、建筑、美学及其他人文信息,它们记录着兰州这座城市的“历史足迹”。从近代开始到“三线”建设中,涌现了一批工业企业,这些工矿企业及手工业作坊给兰州留下丰富的记录,已成为兰州发展文化旅游业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此外,现代工业生产与旅游有机结合的文化体验博览园已成为兰州文化旅游业的一大亮点。为传承、弘扬葡萄酒文化,莫高公司打造的专业葡萄酒文化博物馆和中国葡萄酒文化中心,是集参观、展览、旅游、品鉴、窖藏、体验为一体的酒庄,已成为兰州-张新的工业旅游名片,游客可以以参观、互动等多种方式体验葡萄酒文化与酿造过程。目前,工业旅游已成为吸引游客,做大做强兰州文化旅游业的又一片“区域”。
(五)旅游与黄河文化快速融合
黄河非遗文化篇2
【摘 要】海丰镇遗址位于今黄骅市海丰镇村南邻，是一处以金代遗迹、遗物为主且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大量砖建筑基址和精美瓷器的出土引人注目，被认为是金代与贸易集散、瓷器出口等关系密切的海丰镇旧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以出土遗迹、遗物为基础，并辅以文献资料，描绘了金代海丰镇的繁盛景象，探讨了秦之柳县的治所，并分析了金代海丰镇的衰落原因。
海丰镇村隶属于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乡，位于黄骅市东南25公里，东距渤海湾20公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历史上特别是金代曾名噪一时。《金史・地理志》记为“盐山县四镇之首”。《盐山新志》曰：“海丰镇载在金史，天津未兴之前为海口第一繁盛之区，在汉为柳国，在晋魏为漂榆邑、角飞城，在唐宋为通商镇，在辽金为海丰镇，至元盐业不振，渐废为墟。……今附近有村犹沿海丰镇之名。”[1]
海丰镇遗址，1986年发现，位于今海丰镇村南邻。由于朔黄铁路、石黄高速公路等相继经过，2000年、2003年、2004年，河北省文物部门分别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处以金代遗迹、遗物为主且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大量砖建筑基址和精美瓷器的出土引人注目。因其濒临渤海湾的特殊地理位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金代海丰镇旧址，与贸易集散、瓷器出口等关系密切。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自隋唐以降，海路渐盛，有名的如唐代四大港（交、广、泉、扬）、北宋三司（广、杭、明）、南宋四大港（广、杭、泉、明），元代则更有港等，多是古代瓷器出口的大港，但均位于南方，而北方却近乎空白。因而海丰镇遗址的发现、发掘与定性，对于研究金代瓷器的产出、交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金代海丰镇的繁荣
海丰镇遗址分布在海丰镇村南至杨庄之间的大片区域内，为一高出周围平地的岭地。今地表散布有较多的白瓷片以及砖、瓦、陶片，遗物分布面积约在5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约中部有一道东西向隆起的土岭，当地人称之为“海丰岭”“马鞍岭”。经考古工作者调查、钻探，马鞍岭及其周围是遗址最丰富的地区。2000年、2003年的发掘区位于马鞍岭北侧，是遗址次丰富区。其中2000年的第一次发掘入选当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两次共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清理出较多的灰坑、砖建筑残基、夯土墙、灶以及道路、水井等各种遗迹。文化层厚2～4米，从上到下依次为明清、元、金各时期遗存，其中尤以金代遗存最为丰富。金代砖建筑有的规模较大，墙体较厚，室内铺地砖横、竖、侧铺皆有，还发现了较大型的龙形鸱吻。发现的灶有的分布密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这里不是一般的民宅，可能与官署或商业活动有关。在遗址约东部还出土了一道南北向的夯土墙，宽3米左右，推测可能是城墙的一部分，或是阻挡海水的堤坝。出土遗物中以瓷器残片最为丰富，所见至少有河北的定窑、井陉窑、磁州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钧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的产品，其中河北诸窑的金代瓷器总量占到90%以上。瓷类以生活用瓷为主，如碗、盘、盆、瓶、壶、盒等，也有玩具及其它类，如瓷枕、砚台、围棋、象棋、骰子、小动物、彩绘人物等。以窑口论，如定、井陉窑的印花、刻划花、点彩，磁州窑的红绿彩、白地黑绘、剔划，以及耀州窑的青瓷印花、不明窑口的绞胎瓷等，总体上数量大，精品多，而且大部分器物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海丰镇遗址的发掘表明，较大型的建筑基址及大型龙形鸱吻的出土，比较密集的灶的发现，还有南北众多窑口的精美瓷器汇集于一地，数量之大，远非一般遗址所能及，更不可能仅仅是当时的生活垃圾。可以想象，当时林立的店铺，连片的盐池，如山的盐堆，繁忙的水陆运输，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等等，交织成一幅繁忙的市场景象。故此有专家认定此即是金代海丰镇旧址。它是利用了滨海以及距河北诸制瓷名窑较近的地理优势，在唐宋通商和漕盐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以瓷器为主的贸易集散地，并可能由此出口东亚、东南亚各地。同时，海丰镇的繁荣也是金代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金代初期，因连年战争，经济萧条，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和商业恢复的政策，包括开放关津、榷场贸易、鼓励农耕、减免赋税和贷款利息、疏浚交通、民族融合等等。到金熙宗时，为了适应对外商业发展的需要，分别在宋和西夏边境设置了很多贸易榷场，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经济的发展必定带动大批商业城镇的兴盛，海丰镇金代的繁盛正是这种经济背景下的产物。
二、海丰镇繁荣追溯――秦之柳县
约在商周以后，海丰镇一带的大海渐渐退去，形成了一大片沼泽化的滨海平原，即今老百姓所称之“退海地”。因其水资源中盐度太高，长期以来多为旱地农业，工业以晒制海盐为主，著名的长芦盐场即位于今海丰镇村东广阔的区域内，素有“苦海盐边”之称。故谭其骧先生认为：“春秋以前，河间以东、迄海之地南北二百余里为大河浸注泛滥之域，无所谓居民都邑也。”[3]谭先生曾长期致力于对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的研究，他认为在春秋以前的河北平原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城邑聚落的空白区，其大致范围西以京广铁路为限，东至今徒骇河一线。但考古学的发展逐渐证明，河间以东之地在春秋以前并非无“一乡一邑”可寻，像任丘哑巴庄[4]，沧县陈[5]、倪杨屯[6]，黄骅后街[7]等皆为商周以前遗址，黄骅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伏狄城一带还出土过完整的商代陶鬲[8]。不过总的说来，河间以东春秋以前的古文化遗存分布密度远不及太行山东麓一带，黄骅以东更是寥寥。这无疑与黄河曾多次淤塞、改道和乱流入海密不可分。而黄骅以东古文化遗存少则同时与海岸线的形成年代有关[9]。故有史载：“直至春秋，九河渐淤，齐人始据而有之。河徙后田芦日增。直至战国而河间、渤海诸名始著。直至嬴秦始有柳县之设。”[10]因此，可以认为海丰镇至金代繁荣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秦代柳县之设。
柳县，因柳河而得名。县志皆以为柳县必河海交通之大埠，秦以前此地除西南饶安外，无一邑一乡见诸史籍，而始皇独于荒漠之区首先置县者，“盖八流既塞，北道犹存，水道交通咸萃于此”[11]。但是水道交通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对经济生活中一些至关紧要的产品实行垄断经营，从而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这些产品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利润。史载“齐以渔盐雄天下”，而盐之利也一直是封建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历朝历代都想方设法加强对盐类商品的生产与管理。《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初就已在渤海郡章武县（旧城在今黄骅市故县村）设有盐官。唐代与盐有关的官甚多，如“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盐铁两税使”“榷盐使”“盐池使”及副使等[12]。至宋已形成一整套较完备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等管理制度。金代盐铁管理方面最高级别的都转运司使官至正三品，其下分别有同知（从四品）、副使（正五品）、盐铁判官（从六品）等，而且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如转运使、盐使司、盐司等[13]。《金史・食货志》中称：“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足见盐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读史方舆纪要》卷14“盐山县”：“海，县东七十里，潮汐所至，土皆咸卤，煮而为盐，其利甚广。今沿海有场，设官司之，长芦盐利出于县者十之五六。而柳县之地正位于今盐山东及东北（今黄骅境域），据有滨海之地，亦正当齐之北境。”所以柳县之设，正说明了秦时此地不仅水道通畅，更是渔盐丰富的产地。
柳县治所，因“境地兴废，与时转移”，故其地未详，诸说不一。《盐山新志》认为在今羊二庄“东南十余里处”，明时称“南长坨”。《河北省地名志・沧州分册》称：“柳县治所在今黄骅县羊二庄东南十余里，弯弯头村东十里处。”《黄骅县志》则认为柳县故城遗址位于羊二庄乡大马庄东南5公里。1986年黄骅县文物普查时，曾在许官乡东偏北2.5公里处发现一段夯土墙，东西长480米，宽7米，残高0.7～1.5米。同时还发现夯土墙北约25米处有一道约8米宽的东西向古河道，还于周围捡到一些灰陶盆、罐的残片。当时普查者推定此即柳县故城所在地。
经实地考察，今羊二庄东、东南5公里之内只有一白坨子（称大辛坨子）和一黑坨子。其中黑坨子在今海丰镇东南，早已成为一片平地，只有地表可捡到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和砖块。白坨子位于齐庄东1公里余，现是一高1.5～3米、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的台子，台子东为一望无际的卤水池子。经探，台子尚有1米多厚的文化堆积层，地表亦可见金代以后的瓷片。因此推测黑、白坨子都应是金元及其后的渔村或渔民打鱼的临时驻扎地。
又考察1986年文物普查所记，许官乡东北之柳县故城，其北不远为古柳河，前述古城墙北墙及其北护城河地貌现象依旧。同时又在许官村人所称“东岭子”以东发现一道南北向的土岭，从现场看适与北墙相接，可能即城之西墙。虽然城内地表砖瓦陶片难得一见，但我们还是认为此即柳县故城（即秦代柳县城）。查《水经注》淇水，有载：“浮水故渎（即柳河）东北经高城县之苑乡城北（即盐山旧城），又东经彰武县之故城南。又东经箧山（魏土地记曰：城东北五十里有箧山，长七里）北，浮渎又东北经柳县故城南，……又东注于海。”此所记柳县在柳河之北，与调查所见柳河南岸之柳县不合。查秦柳县之后，汉高祖和汉武帝又在其附近的柳河北岸相继封戎赐为柳丘侯（今羊二庄一带），封齐孝王子刘阳为柳侯 （今海丰镇一带），分别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此正《水经注》柳县下注：“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阳为侯。地理风俗记曰高城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故县也，世谓之辟亭，非也。”又《汉书・地理志》卷28上：“柳县（颜注曰侯国）为高帝置，属渤海郡。”由此可知汉初亦设有柳县，柳丘侯应封于柳县。因此推测秦之柳县因汉初柳县的设立旋即废弃不用，故今城内地表遗物很少，地貌变化不大。后世知秦柳县者寥寥，史家学者每每提及柳县，概皆以汉柳丘侯或柳侯封地当之。
三、海丰镇的衰落
前引《盐山新志》言：海丰镇在魏晋南北朝时曰漂榆邑（此与《水经》漂榆邑地望不合），唐宋曰通商镇。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尚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海丰镇遗址发掘部分中最早的文化层为金代形成，虽偶见唐代的假圈足瓷器残片，也只能视其为混入的早期遗物而已。但可以肯定，东汉迄宋，这一带不会是荒漠之区，因其地正位于柳河（《水经》所记之浮水）岸边，自古为盐运必经之地，至少可以肯定，至唐宋时，海丰镇一带早已是通商之地。《黄骅县志》还记述有人曾在海丰镇遗址上采集到汉代的灰陶罐、唐白釉碗底、宋元鸡腿瓶底、银锭、铜币等。当然，金代以前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的工作去揭示。
到金代的海丰镇，经过前后千余年的发展，曾一度成为“海口第一繁盛之区”，入元以后渐趋衰落。对于海丰镇衰落的原因，可归结为三：
其一，如《盐山新志》所言：“至元盐业不振，渐废为墟。”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类对盐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增无减，那么能够导致盐业不振的原因应与交通特别是水上交通密切相关。推测流经海丰镇入海的柳河长期疏于治理，被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塞，水上运输之路日渐艰涩，故《盐山新志》认为“宋后盐河又以漕盐著重，盐河再废，地旋为墟，明清以来又成僻壤”。
其二，元代天津兴起并取而代之。元都大都，天津成为南粮北运的交通枢纽和大都出海的门户，因此海路、陆路都有着比海丰镇更优越的条件。同时元代又相继开通会通河、通惠河[14]，使江南漕粮等物运往大都畅通无阻。故《盐山新志》言：“元开惠民河（此应指会通河、通惠河），河道纵行，凡岸以东横河并废。”
其三，金代海丰镇除了漕盐外，已发展成为以贸易瓷器为主的海滨大镇，而同时期河北诸瓷窑也一派繁荣景象，其产品尚能被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元代的统一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无论是商业还是经济利益，对于元帝国来说，河北瓷器已不再像金时那么重要。河北诸窑的瓷器烧造也渐如残花败柳，今非昔比，而中国制瓷中心、对外瓷器贸易再一次被南方诸窑垄断，因此海丰镇的瓷器贸易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海丰镇旧址大约至明代已形成大致与今无异的土岭地貌，繁华盛景早已成为过去，相当一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这片曾商贾云集、棹歌帆影之地，另谋生路。据调查，海丰镇人中的一支约于300多年前辗转迁移到了距海更近的今狼坨子废村，成了完全以出海打鱼为生的渔民，而后来的海丰镇人大多是在清初由南京等地迁来的移民。
[1][10][11]《中国方志丛书・盐山新志・疆域略》，据民国孙毓修，贾恩绂纂，民国五年刊本。
[2]《河北黄骅金代海丰镇遗址》，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
[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故道》，《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巴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沧县陈遗址发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6]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2期。
[7]黄骅后街遗址，1987年调查发现，遗址面积300平方米，出土有不少细石器等，皆存黄骅市博物馆。
[8]陶鬲现存黄骅市博物馆。
[9]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12期。
[12]《旧唐书・食货志上》卷48。
[13]《金史・百官三》卷57。
黄河非遗文化篇3
【关键词】平川区;丝路古道;古渡口;古城遗址
白银市平川区位在丝绸之路北线古道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宝鸡经平凉、固原，一支线沿六盘山北麓过海原到平川境内打拉池后，又分为三条古道通往黄河边：一条由打拉池经杨稍沟到靖远县城，从祖厉渡口西渡黄河;一条经打拉池入旱平川，到阴渡口过黄河，经景泰县西番窑，直达河西诸州;还有一条自旱平川北行经水泉、石门西渡黄河入景泰境往河西。
一、古老的东西大道
早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一条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自东向西横贯平川区境。这条古道自陕西至宁夏段古称回中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曾沿此道翻越六盘山，巡行到今宁夏境内号称“襟带西凉，咽喉灵武”的萧关一带。汉武帝时张骞、霍去病都是抵萧关再往西进入今平川区境，从阴古渡直去西域。北逐匈奴，大面积开拓西北疆域之后，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分北地郡河西、置安定郡，置祖厉、鹑阴二县属安定郡辖（祖厉县治在今靖远县西北的红嘴子，鹑阴县治在今平川区水泉镇的黄湾）。之后，汉武帝数次经回中道西巡，公元前112年十月进入今平川区境，从打拉池沿杨稍沟到靖远，“西临祖厉河而还”。
这条古道在《读史方舆纪要・迭烈孙堡》中也有记载：“明初元将贺宗哲攻凤翔不克，自固原之六盘山遁去，明师追之，复由迭烈孙渡河遁。”又《明会要》：“（宣德）七年（1432）五月，复开平凉府开城县迭烈逊道路。”并解释说，云此前“西安诸府州岁运粮饷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诸卫，皆经平凉府隆德县六盘山蝎蜥岭。山涧陡绝，人力艰难。开城县旧有路，经迭烈逊黄河，平坦径直，抵甘州诸卫，近五百余里”。强调指出，迭烈孙黄河渡口在朱元璋时曾“官置渡船，平凉拨军造济，人以为便。”这一次是“如旧开通，以利民”。
二、黄湾古渡口
平川区黄湾古渡口即汉时的阴口，宋、明时称为迭烈孙渡口，清时为黄沙湾渡口，民国后称之为安宁渡口。
黄湾古渡口位在红山峡上口，渡口两岸山势深邃、沟豁丛生。渡口西岸车道沟，直通今景泰境内中泉乡西番窑。西汉置县之前，黄湾渡口名为漠口，这一带流传着霍去病西征匈奴渡河时的传奇故事。《后汉书》记载，护羌校尉赵冲率骑追击叛羌，战殁于阴口。《三国志》记载，凉州卢水胡反，魏文帝曹丕派张既前去平定，卢水胡在阴口埋伏了7000多骑兵，张既另选别处暗渡黄河，大破卢水胡。西晋亡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阴口烽烟不断，当地流传着前秦灭前凉时，大军渡河时的种种传说。隋唐时期，会州是朝廷屯军养马之地，唐朝在阴口设有管理机构。唐代名臣名将如李靖西征吐谷浑、尉迟敬德西征突厥、薛仁贵西征吐蕃，都曾从阴口渡河西出。渡口西岸的塔儿山上有数处古塔遗址，据说是武则天派人修造的七星塔。北宋末年，在渡口修造索桥，西夏占据后，在渡口筑城防守，名为“迭烈逊（孙）”。
明洪武三年（1370），“建置船只索桥，通凉庄路”，“设巡检司于此，每岁冬增兵戍守”。宣德年间（1426―1435），“此时，复开此路，命陕西布政司造船八艘，每艘十一人持之，隶迭烈孙巡检司”。黄湾古渡口是明代黄河上游一座规模很大的官方渡口。但有明一代，游牧于黄河西面的蒙元遗兵不时乘冰从渡口过河东掠，靖远、会宁直至定西、固原一带发生十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事，都与迭烈逊渡口有关。清朝数次西征，部分大军往来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此时渡口的主要功能是商贸要津，不再有防守职能。
1944年，应抗日急需，甘肃省政府将兰宁公路改道从黄湾渡口渡河，称之为为安宁渡，初置四艘单车渡船，后置四艘机器拖轮。从此，安宁渡进入现代机器轮渡。解放战争时期，安宁渡为人民快速进军宁夏发挥了关键作用。1958年，为了方便靖远县城的交通，渡口移至县城西北汉代祖厉渡口旧址，名为红嘴子渡口。黄湾渡口现在为民渡，国家投资架设了滑轮索道和渡船，以水力为动力。
三、古城遗址
数千年古道，数千年古渡，从秦汉至明代，沿着这条古道在平川区境内留下了很多古城遗址。
平川境内最早的古城是西汉武帝时的鹑阴县治。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汉鹑阴县城在平川区水泉镇黄湾的北武当山上，而且提出了保护鹑阴城的中肯建议，其实山上的古城是西夏的迭烈逊城。鹑阴故城遗址位在山下原黄湾学校及李家堡子一带，东汉年间县城被一场大洪水冲毁，洪水的痕迹至今可辨。位在黄湾古城遗址东山上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墓葬群，西汉墓葬特征明显。近五六十年来，人们在修田建房时挖出的古墓就有300座以上，被平川区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发掘了一座古墓，内外两室，四周和墓顶全是方木围封，经考证认定为汉墓，出土文物保存在靖远县博物馆。2013年，又发掘一座规模更大的西汉墓，经专家们认定黄湾古城遗址就是西汉的鹑阴县城遗址。鹑阴县城东汉年间被洪水冲毁后，移置于旱平川，史书记其名为阴。祖厉县城也应是毁于这场洪水而移置于今会宁县境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鹑阴县城是秦将蒙恬沿河所筑抗御匈奴的古城。蒙恬“城河上为塞”阻击匈奴，而汉武帝以秦城置县，河西诸郡与朝廷的交通也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旱平川新墩有东、西两座土筑古城，民间称东城为“缠州”，西城为“柳州”。据《甘肃通志》载：“阴古城，在靖远县北。东汉作阴县，属武威郡。晋废。”旱平川新墩东城即东汉的阴县城。阴城原是一处匈奴部落聚居地，西汉政府在黄湾渡口设置鹑阴县后，慢慢形成了集镇“廛里”，东汉时在集镇的基础上扩筑为阴县城。根据《魏书》记载，阴县南北朝时又复名鹑阴县，也就是说，这座古城史书上先后使用过阴、鹑阴两名。宋时，此地曾长时间为西夏占据。西夏人在占领地“以堡镇号州”，或因城名之声韵变化，或因“廛里”之名一直在民间流传，阴城名成了“缠州”。
新墩西城是前秦平凉郡郡治和唐代凉川县治。晋太元元年（376），前秦灭前凉，为彰显其功绩而置平凉郡，《魏书・地形志》：“平凉郡，领县二。鹑阴，郡治。前汉属安定，后汉属武威，……”云明确记载了鹑阴县的履历，魏晋贤先生《甘肃省沿革地理论稿》据此认定此处的鹑阴就是旱平川的汉城阴。平凉郡治筑在（鹑）阴县城边，就是今新墩西城，距阴城仅300余米。平凉郡自设置至隋末，有200年郡治不在平凉县，从《魏书》、《隋书》中即可求证。唐时复置会州，以会宁县为州治，在恢复隋凉川县名时，将凉川县“别置”于平凉郡治古城。凉川县城被称为“柳州”，可能是音转，也可能是西夏留下的城名。
西秦麦田城。东晋咸和四年（329），羯族后赵石勒灭匈奴前赵刘曜，吓坏了鲜卑乞伏氏首领大寒，乞伏氏自榆中苑川“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在麦田驻36年后，因氐族前秦进逼，又由麦田迁于度坚山。
古籍记载麦田城地理环境的只有《水经注》。郦道元《水经注》在记述完祖厉川水之后说：“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山西谷，山在安定（固原）西北六百四十里。”依此，麦田古城在靖远城以北的黄河下游，而且濒临黄河。《大清一统志・兰州府・古迹》载：“麦田城，在靖远县东北。”考察靖远县东北黄河沿岸，只有距新墩两古城西南约5公里处、位在旱平川南沿月河的古城遗址的地理特点，符合《水经注》对麦田城地理环境的记述，也符合《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仔细考察即可看出，此故城初筑在古沙河南面的平台上，后来不知是西夏引水掘城，还是自然突发洪水，致使沙河改道从城中穿出，大部城墙被冲毁，仅留一面城墙被分割在沙河的南北两边。30年前，月河河口、沙河南北两侧各有一段雄伟的古城墙，可惜近几十年毁墙平地，使古城墙现在仅存一段。古城墙北面沙河故道的痕迹现在还很明显，西北故沙河口汩汩涌淌的泉水，泉水流出故城西北后西南方向流入黄河的痕迹，与《水经注》所记麦田泉水完全吻合。
200年后，宇文泰为西魏丞相时，于公元548年奉西魏太子率兵西巡，会师于鹑阴，当地人张信拿出全部家产慰劳六军，宇文泰非常高兴，就以“会”为名置会州。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述了这段历史，并清楚地记载：“会宁，本汉鹑阴县地。”学者们根据史籍中记载的会州与兰州、盐池、固原等地的距离推算，确定故会州在旱平川。但旱平川有四处古城遗址分布在方圆三五公里的范围内，到底哪一座才是故会州城呢？《元和郡县图志・会州》记载： “开元七年（719），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新唐书》也有此记载，说明会州城在黄河边沿。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宋朝收复古会州地后，地方军政官员因选择新筑会州地址而发生争议，对原会州地理位置和地形作了较清楚的描述：“会州西地名巴宁会，地形高爽，土脉坚润，比之古会州更险要。”最终在“会州川口”即今靖远县城“初筑会州”即宋会州。结合诸史籍可以看出，宋代以前故会州的地理特点：临河，城西有一高地也可筑城。平川月河与今靖远城之间的河川，宋人叫“会州川”，而《旧唐书》称之为“会宁川”，说明宋筑新会州之前故会州也在这一河川上。如此，只有河川最北的月河古城遗址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西魏时宇文泰初置会州是以麦田故城为州治的。
宇文泰置会州，北周武帝于保定二年（562）废会州，改为会宁防，隋初又改为会宁镇，后撤镇置会宁县，属平凉郡辖，此时平凉郡治在今固原。隋大业二年（606）置会宁郡，改会宁县为凉川县，以为会宁郡郡治。唐初，在凉川县置西会州，复会宁县名，作为西会州州治。贞观八年（634），改为粟州，后又复为会州。“开元四年（716）别置凉川县”，即恢复了凉川县名，而置县于平凉郡治故城。凉川县名应该来源于平凉川，说明位在月河北面的旱平川当时叫作平凉川。
北宋末期，在今靖远县城筑的新会州，后被金兵攻占，又被西夏攻占。金朝在今会宁郭城侨治会州，之后，会州便落户于今会宁境。
另外，从会州州治城名的变化也可看出唐及以前会州城地理位置的特点：西魏所置会州，北周改为会宁防，这是“会宁”名称第一次出现;隋朝撤防设镇又改为会宁县，又置会宁郡，将郡治会宁县改名为凉川县，这是“凉川县”名的第一次出现;唐在凉川县置西会州时，恢复州治名为会宁县，后恢复会州建制时仍以会宁县为州治，但“别置凉川县”。从会州州治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围绕“会宁”、“凉川”两名的交替使用来看，唐及以前的会州城就在“会宁川”和“平凉川”的交界处，也就是在今靖远城东一弯河川和旱平川的交界处，而月河的麦田古城遗址正好位于此处。这一特点和前述对唐及以前会州城址的推断相吻合。
北宋在会州川口新筑会州时，于今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筑怀戎堡，在其西20里的毛河洛筑水泉堡，在其东杨崖湾筑通会堡，通会堡当时属今宁夏海原境内的西安州辖。西夏占据此地后，在阴渡口筑迭烈孙堡。明代先后筑有水泉堡、陡城堡。而这10座古城，除打拉池及其东的通会堡和其西的水泉堡外，其他7座古城都在旱平川及其周边方圆20公里范围内。
四、遗址现状
平川区沿丝绸之路古道两边，分布着从秦汉至明代共9座古城遗址，而且至少还有三五处古城遗址尚未查清其朝代和古名。鹑阴古城已毁于黄河洪水，会州古城城墙现仅存一墩，迭烈孙古城址就在北武当道观，怀戎堡内有民居农田，城墙已不完整。水泉堡城南墙不存，陡城堡内为民居。
阴古城城址清晰，1970年后被平整为农田。古城只有一座南门，东、北城墙今尚存数段，南城墙上已改为水渠。城墙东西、南北各长325米，面积约158亩。城周有城壕，挖出过汉代箭簇等兵器。城东北部曾挖出过古窨洞，内有兵器、尸骨，但未深探便填埋了。城中遍布砖瓦碎片，有专家鉴定是汉瓦无疑。
唐凉川县古城也已变为农田，但城墙基本保存完好。20世纪70年代平地时村民就势铲成块田，没有深挖，在城东北部铲出直径约1米的两块柱砥石，估计是衙门所在。东城门处挖出直径约50厘米的城门梁，上有大火烧灼痕迹。城中有一直径1米多的井口，与北山下沙河一暗洞相对应，或为取水设施。凉川城有东、西两城门，城门有瓮城，瓮城口皆面南。东、南、西三面城墙下有城壕，城墙最高处顶端距地面16.4米。墙顶宽3～5米，城面积约180亩。城四面城墙各有向外突出的墩台，是为“马面”。凉川城北临陡坡，水路隐蔽且近，从坡下水头村庄仰望城墙，陡峭险峻。其规格要远远高于阴县城，说明前秦筑平凉郡治时的军事防御目的非常明显。
五、保护和开发
1976年定西地区文物普查时认定新墩西城为唐代古城。1980年，靖远县政府将新墩两古城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白银市恢复建制后此地归平川区辖，1994年1月，平川区政府于两城遗址建立县级文物保护碑。
白银市平川区处在“兰白都市经济圈”的中心区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发展势头良好的一个新兴城区。，这座现代新兴城区可以说是丝绸古道上的一株文化奇葩，境域古遗址密布，文化堆积深厚，考察这些古遗址，就好像打开中国西北数千年历史画卷，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开发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建立健全古文物保护机制，明确区级文化部门、乡镇政府直至村民委员会的保护责任，管理制度化常规化。
其二，继续查明那些史迹还不清楚的遗址。平川区博物馆加大文物搜集力度，尽可能阻止文物的遗失和散落。
其三，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积极开发利用。阴古渡口、迭烈逊古堡城、北武当古道观、西汉墓群都集中在黄湾，和明水泉堡城以及野马岩画、元屯石林等文化古迹及太和岛在同一片区，列为北武当景区，得黄河之优势，开发前景无限。
黄河非遗文化篇4
近20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强调遗产中人类和自然相联系的要素，遗产运河强调作为遗产的运河的技术价值，系列遗产强调不同遗产的同质性，文化线路则强调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价值，这表明人们对文化遗产分类更加细致的趋势。
在这些概念中，与中国大运河最为接近的要属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两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联合编制的《国际运河遗迹名录》中，提出了评价运河遗产的4项标准：一是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二是在技术价值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力；三是体现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或特征的突出实例；四是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据此，该文献将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英国布里基沃特运河等世界上的7条著名运河列入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并称这些运河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但是，此文献的标准却未涉及中国大运河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文化价值。
新近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中定义了文化线路：“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限；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它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二是它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三是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中国大运河无疑符合上述的3个基本条件，但其显著的工程和技术价值却无法置于基本条件之中而有别于其他文化线路。
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个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再结合我国实际，可对中国大运河遗产做出以下表述：它是春秋时期以来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漕运重要经济制度的见证；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了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的初始功能。
大运河遗产的构成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构成由其基本属性所决定。如果说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那么其工程性是有别于丝绸之路、香料之路、朝圣之路等文化线路的最本质的特征的。工程哲学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技术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涵，但工程不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受到非技术要素边界条件的制约，产生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由此，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类。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这也对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和管理者的水平要求很高。大运河技术要素是指建造大运河并保证其功能发挥的各种技术元素，比如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汶上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关键工程、苏北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及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均是按照不同地点、不同针对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的。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更具有技术价值。大运河的建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人利用超大工程创建人工新流域的意识和能力，反映了朝廷实现南粮北运诉求的工程途径。由技术要素集成的人类伟大运河工程是中国大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价值。因大运河工程而保存和流布的工程文件、奏章上谕、专史专志、历史舆图等河工文献，历时长，数量多，也构成中国大运河珍贵而独特的工程技术遗产。
中国大运河建造的非技术要素是指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等主客观环境构成的工程边界条件，反映这类要素的遗产往往由此产生，或是为实现大运河工程目标而设置。比如浅铺是专为疏浚运河淤浅的工人――浅夫提供的驻地，兵堡是维护运河治安的军事设施，河道总督府及其分司是建造、维护、更新、改造运河工程技术设施的管理机构，钞关是专司征收运河过往船只税费的管理机构。属于此类性质的还有仓储管理及其设施、漕船修造工场作坊、漕政管理机构等。大运河上的非技术性遗产与经济、政治、管理发生着直接的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于此，其所在地往往都是大运河工程造就的文化节点，而这些节点又刺激和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成为催生新文化现象的营养基。因此，历史作用是确定大运河工程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
大运河工程的派生衍生遗产是大运河的产物，其与大运河有着必然或者偶然的因果关系。一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城镇聚落、产业行业；二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建的祭祀纪念性建筑物、构筑物或组群；三是与大运河工程相关的其他遗存；四是见证由大运河工程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因大运河工程造就的人工化自然景观（如洪泽湖、北运河的蜿蜒型河道）、工程化历史地貌（如骆马湖―清口堤坝地貌区）、人文景观。这些遗产不但直接或者间接地见证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历史，而且有些事物已经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总结中国大运河珍贵遗产时，不可仅重视工程成就的方面，对工程致灾的遗存遗迹也应当留意辨识和保存。
大运河遗产的特征
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大运河经由勘查、规划、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的集成过程，通过经济保障、组织管理、运行制度的集成方式，实现了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大运河漕运、灌溉、排洪等综合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上述各种要素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说，如果缺乏对水规律的认识和相应的水利技术，没有可资利用的自然条件，没有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权，中国大运河的建造和运行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大运河的兴衰史，就是一部这些要素综合的历史，什么时候政权强大、主客观要素完备且配置合理，大运河就兴盛，反之大运河就衰败。
（2）大运河是具有超广时空尺度的连续性工程。运河是陆上人工建造的以水为介质的交通线路，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运河必然是由连续不断的河道所构成，因此连续的线性是其属性所表现的基本工程特征之一。中国大运河纵贯我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其发源甚至应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足见其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但是，运河河道的人工连续负地貌特性很容易混同于自然河流，故往往不能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3）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称：“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可以说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治水理念和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历代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大运河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动态性，是自然水系变迁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
（4）大运河是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关联问题的系统性工程。大运河由水道工程系统、运河水资源调配与控制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组成，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建造单元工程，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目标，因此大运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特征在大运河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体现得尤为显著，如数量众多的梯级船闸工程解决的是北运河、会通河比降过大问题，南旺济运分水工程解决的是运河山东段水源问题，中运河开凿工程解决的是运河航道规避黄河之险问题，高家堰河洪泽湖大堤和清口的“蓄清刷黄”枢纽工程解决的是黄河在运口淤垫倒灌问题，洪泽湖大堤上的5座减水坝工程和归江水道工程解决的是里下河地区的防灾问题。虽然枢纽工程所解决的问题不同，但都保证了大运河系统功能的实现。
（5）大运河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大运河的建造者们利用自然江河湖泊水系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形地貌，经过人工开凿，构建了新的完整的人工系统，也是大运河完成的自然系统人工化过程。这里既包含工程对自然的依赖，说明自然在大运河工程边界条件中的重要地位；这里又包含工程对自然的违拗，说明人的主观意志在大运河工程中的根本作用。若对自然过分依赖，则大运河工程将无法实现其功能；若对自然过度违拗，则大运河工程将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害，这也是大运河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大运河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大运河的价值和大运河遗产的价值是不同的概念。大运河的初始功能主要是漕粮转输，其价值也主要体现于此，这一核心价值使大运河得以连续使用千年而不息。由于大运河极大地便利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区域的联系，因此衍生出更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
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则应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量。《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中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世价值有6项衡量标准，包括对遗产的创造性、影响力、稀缺性、代表性、环境观与实证性等方面提出要求。真实性和完整性更是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基本要求。
与长城是凝固的历史不同，运河是流动的文化。随着时代的脚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物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常常被冠以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等美誉。但由于大运河分别位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6省2市，其文化遗迹的保护缺乏统一的协调和管理，大运河的传统功能逐步衰弱，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日益遭到破坏。大运河遗产的保存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仍延续初始航运功能的在用河段，其运输能力仅次于长江和珠江，居我国内河航运的第三位，随着我国运输业的发展，其运力还可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尚保留完整的不通航河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水利功能，比如天津以南的南运河水道，是引黄济津的输水道，有的城区及其附近的水道已成为城市景观；三是淹埋或半淹埋于地下的遗址。这些都是大运河遗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给运河文化的保护、研究带来了复杂性，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互相促进，已成为运河沿岸各省市面临的新课题。所幸的是利用申遗的时机，我们已经编制了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划，为申遗后的大运河保护提供了依据。当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将促使我们不断调整和修编规划，使之日臻完善。
黄河非遗文化篇5
一、上半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夯实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效提升
1、继续推进农家书屋功能提升工程试点。做好全区XX年度农家书屋信息核查工作；创建xx镇双和社区农家书屋为五星级农家（社区）书屋，创建开发区三朱、刘老庄郑河为四星级农家（社区）书屋；完成新建10个数字农家（社区）书屋任务。
2、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手拉手”阅读引导推广和助读服务活动，2月上旬，陪同市局相关领导到三朱村农家书屋，为30名贫困留守儿童赠送书包、文具和课外书籍等，并组织人员就如何保障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等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继续打造xx全民阅读品牌，区图书馆于4月23日在黄河广场、农工商超市举办举办“XXxx周恩来读书节暨全民阅读推广”、“世界读书日暨xx全民阅读日”宣传活动，现场展借、赠阅农业科技、文学艺术、养生保健等书籍10多包、近3000册。
3、开展“全区业余文艺团队城乡联动”活动。为充分调动广大基层业余文艺骨干在“文化共享”上各得其乐、在“文化参与”中各显其能，积极参与到群众文化活动中，结合我区实际，目前已完成活动方案，并开展对全区业余团队进行初期登记核实工作，预计年底完成。
3、建成1个以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基地。3月底，在xx镇举办了为期5天的“非遗传承基地”核心内容之一的《渔沟花鼓会》培训班。花鼓会流布区域的xx区xx镇、xx镇、xx镇、xx镇文广站长和业余文艺骨干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邀请了专家、花鼓会传承人对渔沟花鼓会进行背景介绍和基本动作展示，课程安排紧凑，达到了很好的预期效果。目前，已对《渔沟花鼓会》的展厅进行实地考察，确认选址。
（二）提档升级，全面开启文化惠民工程
1、根据区政府下达我局的XX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要求，深入开展爱心文化普惠工程，新增数字图书借阅点2个，电子书借阅机、读报刊一体机等相关设备已于5月底完成招标，预计6月底设备采购、安装到位；“三送一展”活动均按进度完成，目前已为基层农家书屋配送图书4000多册，为城乡群众免费办展览3场、文艺演出50场（次），送电影1840场，送戏11个乡。
2、开讲“xx非物质文化遗产市民课堂”。通过对我区省、市级七个重点“非遗”项目的介绍和宣传，充分利用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对于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弘扬地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宣传，使广大群众近一步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与传承中来，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拓宽群众文化阵地，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体现群众文化资源共享的均等性。同时，为提升我区文化的影响力，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目前，已在南陈集镇具体实施第一堂讲课。
3、做好图书馆院内及流通窗口绿化、环境整治、照明设备更换工作，努力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5月20日，举办“全区文广站长及管理员图书管理暨共享工程业务知识培训班”，邀请市图书馆有关专家进行授课，近70人参加了培训。5月25—5月31日，深入社区、街头、乡镇组织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
（三）着力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不断
1、在区委区政府的统筹下，采用自我创作反映中心工作、外请优秀节目奠定演出水准、邀请名家提高晚会档次的方式，在淮洲礼堂成功举办了“XX年度团拜会”文艺演出。
2、为营造春节氛围，在区委宣传部的牵头下，春节期间，在黄河广场，成功举办了“庆新春—百姓广场娱乐周”文艺演出及“xx区第一届广场舞大赛”等系列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3、组织社区业余宣传队开展“庆元旦•文艺活动进社区”活动。为庆祝元旦，在双河社区、黄河花园、银河湾、樱花园等小区进行优秀文艺节目展演，为这些小区居民，献上了精彩的文艺大餐，此活动还被市、区电视台作为进行报道。
4、举办“中国梦第二批歌曲传唱·村村行”活动。活动历时三个月，全区21个乡镇共演出260场，演出内容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淮海戏、表演唱、快板、特技等，还有小品、舞蹈、说唱、歌伴舞等等，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黄河非遗文化篇6
1、京剧
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场景布置注重写意，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
同时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内开始快速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的繁荣。
京剧走遍世界各地，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在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越剧
越剧（汉语拼音为yuèjù，英语为Yue Opera）——中国第二大剧种，有第二国剧之称 ，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有观点认为是“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依次为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
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广大南方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大部北方地区，鼎盛时期除西藏、广东、广西等少数省、自治区外，全国都有专业剧团存在。
越剧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黄梅戏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
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香港、台湾等地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
黄梅戏前身即采茶调、采子、黄梅调等，后称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多云山区、太白湖畔的樵歌畈腔采茶调，形成于清道光年间，流播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周边的广袤区域。邢绣娘、余海先等一批先辈艺术家为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流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让黄梅戏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亦有较高的声誉。
2006年5月20日，黄梅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评剧
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曾有观点认为是中国第二大剧种。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对口莲花落”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后进入唐山，称“唐山落子”。
20世纪20年代左右流行于东北地区，出现了一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
1950年以后，以《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秦香莲》等剧目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出现新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等著名演员。现在评剧仍在华北、东北一带流行。
评剧有东路、西路之分，而以东路评剧为主。
2006年5月20日，评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豫剧
豫剧是中国最大的地方剧种，居全国各地方戏曲之首。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的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为163个，是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剧种，成为中国戏曲三鼎甲之榜眼。
豫剧旧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由于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曾叫“河南讴”。“豫剧”之名最早泛指河南各剧种。
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建国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
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醇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各界人士欢迎。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故早期得名河南梆子。
据文化部统计，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豫剧团分布。
黄河非遗文化篇7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黄河非遗文化篇8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 粟稻混作区 黄河 淮河 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 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 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 、中期的陕西大荔[4] 、偏晚的河南南召[5] 、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 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 、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 。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 。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 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 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 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 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 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 。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 、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 、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 、华阴横阵村遗址[19] 、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 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 、江苏刘林早期[22] 、江苏新沂花厅[23] 、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 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 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 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 。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 ，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 。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 。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 ，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汉佣?抖?督椎厣稀D弦星亓胗嗦觯?泵姹鄙缴较担?囟?髡箍??己庸鹊兀?旧碇糜诠鹊氐母剐牡卮?Q錾?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22_1.shtml>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 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 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 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 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e、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e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I，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 。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 、新郑沙窝李遗址[47] 、陕西临潼白家[48] 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 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 ，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 ，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 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 ，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 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 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 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 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 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 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 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 ,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 ，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 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 。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 ，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 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 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 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 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 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 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 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 同6
8 同6
[17]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 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 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 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 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 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 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 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 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 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 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 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 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6] 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7] 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 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 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0] 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3页。
[43] 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
[47] 同4。
[48] 同4。
[49]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 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 同8。
[52] 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 同2。
[55] 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 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 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 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 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 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 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 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 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 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 同3。
[69] 同3。
[70] 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附表，《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71] 游修龄：《中国稻作起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A Discussion On the Rice-Millet Blended Zone In the Neolithic Age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r stage of the Neolithic Age, a rice and millet blended zone came into being on the wide lan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 Riv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is region since the prehistory era had made the intergrowth possible.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lead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zone, the growing popula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ure,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Primitive agriculture in the zone has established a very strong basis for the sprouting and expanding of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agriculture in this zone was renovated, and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in this area was promoted into a higher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