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规章制度细则范文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1

就农村建设来讲，2006年显然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与新农村概念。自2004年一号文件重新关注农业起，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明显对各地地方政府激励最大,许多振奋人心的政策与消息因此而不断涌现，但就农村土地制度来讲，似乎让人有些着急----三十年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的迅速锁定与签证化，以及配套的土地纠纷直诉制度多少让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有些无所适从。

当前，农村土地零散的被村民各自经营（尤其是山区、丘陵等地况复杂农村，为公平起见，土地资源是先按远近、肥瘦、背水与否等分类后，再按各家庭人头每类分成若干小块），显然这种小个体经营方式完全不能适应国家大力推广农机应用、农技应用、一村一品等规模化经营政策。因为土地被零散分割极大地增加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过程中的成本，阻碍了农业科技应用的大发展，阻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并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土地改革阶段、农业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我国农村1950年进行了土地改革，依据“耕者有其田”，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完整产权，实现了农民和土地的直接结合，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1953～1957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演变过程。土地等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改变为集体所有，集中劳动，共同经营，统一分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1978年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人民公社实行 “政社合一”，土地等生产资料完全集中于人民公社和国家手中，这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公有制发展到了极端，农民不仅失去了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而且也失去了自主劳动的权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项制度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普遍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经营使用权承包给了农民，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土地承包政策又在“维持集体所有，均地承包、家庭经营”的前提下经过了不断的完善，此项制度沿用至今。

中央当前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三十年土地经营承包权（使用权）的迅速锁定与签证化，以及配套的土地纠纷直诉制度。这体现了中央决策机构对农村土地延续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心，并从形式上、时限上给予了充足的保证，同时也体现了中央稳定民心、推崇民主管理以及对腐败问题与基础干部管理的间接控制策略。在决策之前，显然中央（包括民间学者及有关人士）对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是有过长时间的论证的，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不足，并在一些方面愈来愈严重，但权衡利弊之下，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笔者认为该制度在现行框架下可以有一个大的优化。

《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正是该优化想法的表达,在第一版的时候因只提出概念性分析,原定名为《论乡村土地资源分配----关于分代式家庭集中承包制度的设想》,此次第二版修订，已经将该制度直接写成了法律条文建议稿。制度的优化原则是希望兼顾到制度的社会效应(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力增强)、经济效应(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与增加收益)及环境效应（有利于环境优化）；优化的直接目标是“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进程”；优化的前提是确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优化过程是通过自中央至地方的立法过程，来改变分配与被分配的对象（即以家庭的每一代人为土地资源经营使用权益分配对象而不是个人，并保证每一家庭或联合家庭最终承包的是一个集中的片区而不是零散的许多小块土地），并且明确土地承租人对土地经营使用权可以合法转让（即转租）。该制度将使农村土地能相对集中并大大减少因生丧嫁娶带来的调整需要。

（二）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农村土地资源公平分配并合理流转，并符合农村产业化发展需要，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适合于全国各地行政村用来分配土地资源及对其使用权与转租权的管理。

第三条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所有村土地资源，除村民宅基地及矿产资源外，其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村委负责通过组织村民代表大会或全民会议实现该集体所有权的支配。

第四条 本制度所论及的土地资源权益是指土地的承包(无偿使用)权、承租(有偿使用)权、转租(有偿转让使用)权及其产生的收益，还要注意的是本文论及的农村土地资源不包括被公认为的村民宅基地（私有）及矿产资源（国有）。

第五条 本制度所论及的土地权益统一以三十年为一固定调整周期，而权益实际享受年限是长期的。

第六条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所有农村土地资源中的承包片区间道路、桥梁、山林或其它原始植被，包括其它未被开垦的土地资源归村集体所有，其权益直接归村委支配。除此以外的待分配土地资源应考虑保留约5%直接归村委，其收益由村委依第一条用于村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管理开销。

第七条  家庭或联合家庭承包区域间及村与外界通路由当地基层政府根据国家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确定宽窄与建设水准，由村委负责确保实际状况符合该标准，但全体村民负有配合出劳力的义务与权利。

第二章  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与调整规则

第八条 平均地权应以家庭中的一代人为单位，即一对夫妻分一份土地；有赡养父母双亲的增加一份土地，赡养单亲的增加0.5份土地（赡养多亲的，超出数不计）；无论有无生育儿女及生育儿女多少统一增加一份土地，但儿女已全部分家或已迁出户口的无权增加儿女那份土地。第四代（夫妻生育的儿女结婚后的儿女）统一不计入分配对象。即任一两性家庭只可能分得2、2.5或3个单位的土地。

第九条 三十岁内未婚娶统一按儿女计算，三十岁以上未婚娶统一按单亲家庭计算（若其为独生子女，其父母将丧失子女的那份土地承包权）, 单亲家庭将按一代人的份额获得一份土地, 单身家庭没有下一代儿女土地分配权，除非其已合法领养有子女，则与自生子女一样享有同等土地分配权，但当领养关系解除，原权益由村委收归集体所有。单亲家庭有赡养老人的按上两性家庭同样分配。即单亲家庭可能分得1、1.5、2、 2.5或3个单位的土地。

第十条  当事人父母已双亡但爷爷和（或）奶奶有在的，按父母在计，即可分得3个单位的土地；若父母爷爷和奶奶均不在人世，则无论当事人兄弟姐妹多寡以及结婚与否，均只分得2个单位的土地。

第十一条 夫妻抚养之长辈间有死亡者，第二年起向村委退回该死亡者的半份土地承包权或上交本村半份土地的过去三年的平均纯收益（即纯利润，其由村委领导核算并事先公布）的1/3（另2/3相当于租种酬劳由自己持有）；而夫妻间有死亡或离异者，包括其子女死亡或迁移、婚嫁等各种因素都不影响夫妻对自身土地及下代土地的三十年权益（自结婚登记日起计算）。夫妻全部死亡，且无儿女者，土地权益当年归其最近亲属，自第二年起由村委收归集体。

第十二条  离异男子，若无抚养子女，则丧失子女的那份1个单位的土地承包权，再婚时，该份土地使用权将重新获得。离异男子，若有抚养子女则无论再婚与否，原土地份额均保持不变。

第十三条  离异女子，若无抚养子女，则恢复出嫁前权利；若有抚养子女，则作为新增单亲家庭由定居村委重新分配1个单位的土地。若之后出嫁，则自出嫁的第二年起应向村委退回该份土地承包权。

第十四条  对于智障或残疾等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人士仍按上述条款分得土地，但其权益由其监护人收受并管理。

第十五条  原农村户口,现户口已转为非农户口,且在过去三年内过半时间居住在异地的,无以上所述土地分配权,若过去三年内过半时间仍居住在原户口所在地的,应通知其迁回户口并给予同等土地分配权,若对方不同意迁回户口则视为非本地居民,不予土地资源分配权(异地户口但长期居住在本地的类同本条款)。

第十六条  片区划分后，除上述调整规则外，原则上三十年内不得重新进行新的划分，若存在国家征用土地，其补偿费用应全部归原承包主。

第十七条  家庭内部若因分家而需调整的，属家庭内务，不属本制度调整范围。

第三章  农村土地资源分配方法

第十八条  在实际分配之前应首先计算每一家庭待分配份额，鼓励两个及两个以上亲密家庭获得的片区连成一片，以利合作经营。

第十九条  选一个标准单元，然后将待分土地资源按待分配份额分割为若干片区，分割时应在原有面积上比照标准单元乘以肥瘦、远近、水源方便性、积水田与旱地、家禽与家畜干扰系数。片区中水源（例如池塘、堰）应作为特殊的必须土地资源尽量分配到任一家庭，但应根据实际可产生利益情况确定系数。

第二十条  上条款中所述系数应通过各家庭代表参与讨论及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将待分土地资源分割为对等片区时同步确定。亦即预定片区理论面积乘以相应系数后最终确定片区边界线。

第二十一条  在划分片区边界线时应充分考虑分水岭与通风、向阳的合理性。

第二十二条  同等份额的家庭再在理论面积相等但实际不一定相等的片区中通过抽签方式确定自己的那份承包片区。

第二十三条  片区中水源（例如池塘、堰）权益应划归主要取水片区承包主，但周边片区承包主需要取水时应公平对待。

第四章  农村土地资源的经营使用权与转租权

第二十四条  承包片区土地的承包主有权在种植、养殖业内自由经营（但无权抛荒），亦有权自由、有偿转让其土地使用权，还可继续承租集体土地资源或其它村民转租的土地资源。

第二十五条  承包或承租片区土地连续三年抛荒的，村委有权无条件将该土地资源收归集体所有。

第二十六条  承包或承租片区土地资源的当事人无权将土地用作商用建筑，自用临时建筑（例如看守棚或小房等）应经过村委的批准，自用长期建筑不仅应经村委批准而且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未经批准而擅自搭建者将无条件被拆除并处以相应罚金，造成无法挽回之损失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村委有权将收回或未分配的土地参考当地市场平均价格有偿出租给村民或村民以外的经营者,但应考虑符合本村长期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八条  村委应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组织，并适当考虑招商引资来实现本村一村一品的规划与尽可能就地加工或深加工。

第二十九条  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依各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宅基地的依各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务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其修订解释权归国务院。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自x年x月x日起由各省人民政府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及基层村委实施。

（三）《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实施效应分析

《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是基于中国人向来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传统（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文化现象现在正被欧美人士所看重），它是以一代人为一个单位而不是象当前政策以自然人个体来均分土地资源。这意味着均分后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无须象现在三年两头一小调整,五年或十年一大调整（中央现虽硬性规定土地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如何解决人口变动带来的调配需求，如果没有政策支援，恐怕仍然会造成社会又一不稳定因素），而且同时有以下许多社会、经济、环境效应：

该制度的设计在平分地权时已给予老人与残疾人平等地位充分兼顾了孝及仁的传统伦理，更巧妙的是“一对夫妻，无论有无生育儿女及生育儿女多少，统一增加一份土地”的规定，不动身色地但绝对有效地支持了万难的农村计划生育，也给那些少生或未生的夫妻以公平。可以说这些规定更强化了个体的家庭与社会责任。

而对大龄而未婚嫁或离异的子女有了更符合时宜的规定，其并没有拘泥于表面的个体平等，而是更深层次地考虑了个体更深层次的单身与单亲自由，它同时亦间接支持了农村计划生育。

该制度还考虑到近些年来农转非的实际情况，对实际居住地及个人自愿的考虑实质是照顾户口已转非但实际生活来源仍靠农业的部分人士。

该制度还考虑到人员变迁带来的土地调配需求，并提出了土地可以不收回，可以有偿再承租的观念，如能公正执行，则做到三十年为周期进行土地均分都不是难事了。

在土地资源实际分割方面，该制度提出的集中式设想，为农机、农技的应用、规模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为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优化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亦可保证土地转租更合理的收益及或国家征用土地的适当交易成本。

该制度的设想亦尊重了土地经营使用权的自由转让。这有利于精英分子进一步形成规模经营，拉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从均分方法上讲，该制度提出了片区概念与加权系数，并强调了分配前的民主讨论与分配时的自由搏弈，可以说完全能保证公平分配。

该制度的设想还考虑到土地的实际利用，有效限制了抛荒及将土地转作非农用途。

该制度的设计延续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集体所有权的肯定，同时进一步保证了村民对土地的长期经营使用权与规模化进程的相适配。

（四）《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可行性分析

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的设想并不复杂亦无需较高的文化素质要求，最关键的方面是当前农村规模化经营与市场化进程的需要，因此在实施的必要性上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具体实施的策略上还是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首先国家应从宣传造势方面下足工夫，其一，新事物经过反复讨论会更成熟；其二，讨论多了就不再是新东西了，将有利于执行。

其次在决定实施时，国家应从政策上下达强制执行要求，同时发动民主监督机制（这一点现情已足够）。

而在农村本地，应确保的物质基础是道路的宽度与通畅，另外在组织上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动员，务必保证全部家庭代表的参与。

片区边界的划分应考虑进出通路并最终经过实地量测后作出永久性标记。

制度中的有关系数安排是基于了简单数学的认识，但除此以外并不会比完全分散分配土地资源复杂。因此在耐心之下不存在技术性问题。

倒是制度实施的实际受影响者村委与村民的确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其一是村组织影响力与八十年代初比大下降；其二农村沟通渠道严重弱化；其三村民常年在家的多半是老弱或年幼者，它们对制度的理解力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往往不能当家作主；其四是当前省级及以下政府清兼形象受到极大挑战，老百姓对新生事物接受可能需要时间。说白了该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在民心取向上会有较大影响。

因此在制度实施前民心的疏导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各地在正式实施前，除应配合中央大力宣传外，不妨特别注意典范的事先树立，即通过实例让村民感受到分代式承包集中土地的优点，让村民自觉拥护新制度的实施。其二，在制度实施前的解释过程中，应切实注意向村委解释，将保障集体土地资源中有合适的一部分不分配，以便由村委掌控用来维持村委的正常管理开销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这将大大缓改目前村委无利益来源，无话语权的窘境。

如果可以，村委当前若控制有山林、鱼塘等不妨通过招商开发养殖项目，让最不产生利益的土地产生较大收益，则集中土地经营的好处则可见一斑。制度的实施将会是顺流而下，皆大欢喜。

（五）《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论证请求

农村土地制度是关系着农村发展的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我象关心自己的生存一样关心着，虽然没有很深的学术背景，但有的是热情与思考。

本《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是笔者向国务院提出的建议稿，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寻找渠道，让来自民间的对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可能更适合的想法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关注，如果通过论证，该制度能得以试行，则农村进一步大发展预计将会更快到来。

当然，该制度的设计仅本人一人调研与思考（期间有与极少数民间志士交流）的结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谨希望所有关心农村发展的读者不吝赐教，共同发展与完善本细则，以期待其尽早被应用于现实。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现行)

《湖北省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现行)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2

20xx年最新河南计划生育条例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凡户口在本省和户口在省外而居住在本省的中国公民和所有单位，均应遵守和执行《条例》及本《细则》。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应以宣传教育为主，并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同经济建设一起抓。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条例》和本《细则》的实施。

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在制定和落实本部门的政策规定时，必须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实行。

第二章 生 育 节 制

第六条 公民依法结婚后应当按计划生育，禁止早婚、早育、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

第七条 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按照病残儿鉴定的有关规定，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患不育症，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龄在30周岁以上，按照司法行政部门有关规定，依法办理了收养公证手续，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回河南定居的港、澳、台同胞，只有一个子女随其回大陆定居或回大陆后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四)经民政等部门证明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或者是烈士的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连续从事矿区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只有一个女孩，且作出正式的书面保证继续长期从事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的;

(六)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第九条 农业人口除适用第八条的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视为家庭确有困难：

1、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鉴定，夫妻一方因伤残或严重慢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2、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男到有女无儿的家庭结婚落户，并赡养其父母的(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三)在深山村定居五年以上，并作出正式的书面保证继续在深山村长期定居的;

(四)经公安部门证明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第十条 夫妻一方为农业人口，只生育一个女孩，且为农业人口，按本《细则》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符合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女方年龄必须在28周岁以上，并有四年以上间隔时间。

第十二条 城镇人口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的，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控制指标，层层下达。

第三章 生育计划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生育计划，结合本地区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的生育计划。

制定人口计划不得突破上级人民政府确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且必须以符合《条例》规定的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人数为依据。

第十四条 各级计划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口计划的拟定、管理;统计、公安部门负责统计、公布人口有关数据。

第十五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逐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将人口计划执行结果作为考核政府主要领导人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适时进行抽样调查，对人口目标管理进行严格的考核，落实奖惩。

第十六条 未完成人口计划的人民政府，必须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写出报告，分析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督促村(居)民委员会把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并采取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等形式，接受群众监督。

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必须严格执行生育计划，做到无计划外生育。

第十八条 夫妻要求生育的，必须按有关规定领取生育证，同时必须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定计划生育合同后方可生育。

第十九条 各级医疗、卫生、妇幼保健部门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部门应凭生育证接生。

第二十条 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应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申报出生，并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的证明，由当地公安和粮食部门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

第二十一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按照《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 提倡优生。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遗传性智能缺陷、遗传畸型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夫妻生育。夫妻双方患病，应对一方采取绝育措施，一方患病的只对患病者采取绝育措施。已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

第二十三条 凡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都应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育龄夫妻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经鉴定女方不适宜上宫内节育器，或夫妻双方均不适宜采取绝育措施的，应使用其它有效的避孕药具。

各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应建立避孕节育措施普查制度，定期进行孕情检查。

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第二十四条 接受绝育措施后，因情况变化符合再生育条件，要求再生育的，必须经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方可在指定的计划生育宣传技术单位和医疗、妇幼保健单位施行复通手术。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计划生育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经费按国家或企业事业单位的规定开支。

第二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由夫妻双方申请，所在单位核实，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条例》规定的待遇：

(一)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子女的;

(二)一对夫妻按规定有两个子女，因死亡只留下一个子女的;

(三)独生子女死亡后，再生一个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四)夫妻无生育能力，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第二十七条 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的夫妻离婚或丧偶后，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子女一方所在单位发给全部。

再婚后夫妻双方生育的子女存活数合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包括自己抚养或离婚时判随对方、托人抚养、送人的成活子女)的，应交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独生子女保健费停止发放，以前享受的不再退回。

再婚后按照规定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应退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已享受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二十八条 已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待遇、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又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退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一切奖励。

第二十九条 独生子女保健费来源：

(一)国营和集体企业单位，从企业福利基金、利润留成中解决。如确有困难，可报经财政部门批准，由企业管理费补充。

(二)机关、学校等行政事业单位，由职工福利费中列支。如有困难，可在单位行政费或事业费中解决。

(三)城镇待业人员参加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其联营组织的，从所在单位公益金中列支。

(四)是城市无职业居民的，从计划生育费中列支。

(五)是城市个体工商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

(六)是农民的，从集体提留、乡(镇)村留利中发给或采取其它奖励形式。

第三十条 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经教育仍不按《条例》规定落实有效避孕节育措施或拒绝孕情检查的，可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 按《条例》规定，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但未领得生育证而计划外生育的，应按《条例》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第八条第五项和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后，不继续长期从事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或不继续在深山村长期定居的，按计划外超生一个子女处罚。

第三十三条 非农业人口超生的第一个子女在七年以内，超生的第二个子女在十四年以内，粮食部门停供计划内平价粮油并不发给各种补贴。

第三十四条 按计划生育了第二个子女后又计划外生育的，按《条例》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十五条 计划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应按《条例》规定从重处罚，具体标准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六条 因违反《条例》规定受处罚的，不得因离婚、子女死亡或将子女送他人收养为由，减免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违反《条例》和本《细则》，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依照《河南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计划生育行政处分规定》处理;应当给予经济处罚或其它处罚的，依照《条例》规定的幅度从重处罚。

第三十八条 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和其它罚款的管理与使用应严格按《条例》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条例》和本《细则》所称深山村，是指海拔800米，相对高度300米，坡度25度以上，主要粮食作物一年一熟的高寒山村、住户。深山村由县级人民政府具体确定到村、户，报市(地)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条例》和本《细则》从严制定实施措施。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自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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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人大会副主任庞震凤，副市长刘树华出席。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3

中国亲属法从相沿数千年的以宗法家庭（族）制为核心的古代礼法规范系统中走来，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立法的少许浸染，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从两个方位跨入现代亲属法的立法轨道，并从此开始了自新中国成立一直延续至今的祖国大陆婚姻法和台湾地区“亲属法”同时并行的独特历史。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一方面由于两岸长期隔绝而潜存了一定量的涉及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遗留性法律冲突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两岸开通交流范围的日益扩大又不断滋生出新的亲属法冲突问题。对此，两岸法学界近几年来从解决冲突、探寻对策和有利于法律操作适用的务实需要出发，针对两岸亲属法的有关具体规范作了较多评介和比较分析，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两岸亲属法立法的宏观基础性领域涉及甚少。为弥补这一缺失，笔者现特就两岸亲属法的法文化源流、外观形式特点和内容选构重心略作概析，愿于务虚之中求达务实。一、亲属法法文化同源分流法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步过程中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构成社会法律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①在特定社会法文化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复合体中，至少交织着三个方面的文化源流。一是本土的通过社会性历史遗传积淀下来的固有法文化，即通常意义上的固有法传统。在一个社会的法文化中，不容选择地包括了该社会、该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智慧、知识、经验等精神文化遗产或法律传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该文化遗产或法律传统。这一层面的文化源流决定了法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延续性。其历史性即表现为法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历史的沉淀，包含着对传统的选择和继承；其民族性、地域性则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域的法文化总有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定的独特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地域精神。二是在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全球格局中，借助各种形式或载体所不断进行的文化交流、传播、吸纳、同化和互融，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文化中不容回避地吸附和渗入了外来的异元文化源流，即继受法文化。任何一个地域范围的法文化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要受到横向外来文化的干扰、浸染和影响，留下继受法文化的印记。这是法文化所具有的交流、渗透和互融的文化天性，也是法文化得以丰富、发展的重要源泉，亦是法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客观要求。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无所不在，法制实践的国际化趋向势不可挡，一个国家或地区已根本不可能继续固守其传统法文化的封闭体系，而只能实现法制的开放，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认同、选择、吸纳异元优秀法文化成果，使本土固有法文化接受现代国际性法文化的洗炼，从而重构崭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法文化体系。三是一个社会在特定的横断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适应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以现实社会背景为母体所造就的新生法律文化，即创造性、建设性法文化。它介于传统法文化和继受法文化之间，既有对传统法文化的一定程度的扬弃和超越，又有对继受法文化的筛选和驾驭，从而显示出较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和较异元文化的独特差异性，构成了法文化的鲜明时代感和现实的价值与功利取向。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同法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反映。中国海峡两岸现代法文化既非对传统法文化的直接继承，也非搬用外国某一法文化模式为圭臬，更非传统法文化与继受法文化的简单嫁接或联姻，而是在现代法文化的交融中根据各自社会系统的需要而形成的有同有异的法文化建树和更新。法文化的这一源流是其实践性、发展性的集中反映。它表明法文化并不仅仅静止地表现在文字上或观念上，而是一种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现实活动，具有实际的社会效果和博大的发展容量。法文化的三个源流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统构成法文化的一种无形的整体性。我们虽能在理论上大致把握其基本脉络，但在法文化的实践运行中则很难也不容许人为地进行这种割裂或解剖。亲属法文化作为法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该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方面的总和，集中反映了该社会包容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继受在内的整个亲属法系统的文化状态。同法文化整体构成一样，亲属法文化亦有着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历史性、互融性和时代性等多重特性，因而在其文化源流的结构中，毫不例外地 涵盖了固有法文化传统、继受法文化渗入和创建性法文化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亲属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宽阔，内涵丰富，如仅以海峡两岸现行亲属法为视角，可就此三个方面看出鲜明的同源分流的特性。第一，中华民族传统的婚姻、家庭、亲属法文化及其蕴蓄的伦理道德文化是海峡两岸亲属法滥觞之共同依托的固有法文化母体，也是海峡两岸亲属法相通相近的历史基因和连接契机。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呈示了两岸亲属法的规范内容中，在立法上有直接或变相的反映，而且更深层、更广泛、更有力地存在和作用于亲属法的操作运行之中，特别是以顽强的历史和传统惯性积淀于人们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的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法律习惯等各个层次的法律意识之中，并由此构成海峡两岸亲属法实现社会化、产生良好有效的法制效应的社会环境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和民众认知、接受法律的心理基础。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中华民族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具有特别厚重地位的亲属法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在当代海峡两岸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种文化底蕴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灵和精神之中，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不仅不可能轻易被抹杀或被取代，反而其部分因素已融进当代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在当代社会还具有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成为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一种客观背景。所以，海峡两岸亲属法如试图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不仅行不通，而且有害。因为有意削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势必增加楔入民族心灵深处的旧文化心态向崭新的文化形态转化的困难。②正因如此，尽管海峡两岸现行亲属法都孕育和发展于20世纪的现代法制文明中，在不同的取向上跨入现代色彩的亲属法行列，实现了从制度形态上超越对传统的因袭和保守及对封建宗法制的否定，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割断民族的历史脐带，绝不会更不应该抹掉中华民族亲属法文化的优秀“品质”。这是海峡两岸亲属法共同承继和发扬的文化遗产，也是两岸亲属法领域“一国两法”求同存异、对接认同的同源基点。两岸亲属法文化的这一源流共性不仅由传统文化的历史运行规律所客观决定，而且反映了亲属法有别于其他民事法律所独具的伦理性、习俗性特点的必然要求。③第二，海峡两岸亲属法都是根据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顺应现代亲属立法的运行趋势，诞生和完善于多元法文化的国际性交流和汇融的大文化圈的氛围中，因而均在较多的成分上接受了外来法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继受法文化和固有法传统交接融合、筛选同构的产物。但是，两岸在对继受法文化的选择方向上，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多方面影响，带有明显的倾斜性和排斥性，从而形成了两岸亲属法文化在此层面上的鲜明对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两岸亲属法文化的这一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祖国大陆婚姻法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立法，都始终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思想为指导。由于对这一思想和方法论的一定程度的教条式偏重，加上特殊社会形势的需要，使得祖国大陆立法曾经不当地排挤了其他法学思想和方法的介入。与此相反，台湾地区“亲属法”无论是立法者个体取向，还是整个立法导向，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法学思想和理论，并直接转化到立法实践中。二是在法律制度模式上，由于不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祖国大陆婚姻法基本上以前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借鉴，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较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成文法典的成果，尤其是仿照德、日、瑞士的立法模式较为突出。正因如此，台湾地区“亲属法”乃至整个“民法典”的继受性、抄袭性特别浓厚。三是在立法技术上，无论是亲属法的体系结构，还是具体的法条运作，祖国大陆婚姻法都未能很好地“洋为中用”，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较为恰当地借用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技术经验，成为继受法技术的典范之一。第三，海峡两岸半个世纪的亲属法文化的变革与实践，尤其是制度形态的亲属法文化即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取得较明显的社会实效。时至今日，两岸以亲属法为主体形式的婚姻家庭制度不仅已基本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而且奠定了相应的法制秩序的社会化基础。这是两岸亲属法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实践性、时代性和创建性的物质成果和表现。对此，我们仅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应有三点认识：其一，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婚姻家庭制度必须适度反映两性、血缘关系的自然属性，遵循其固有的自然规律，这是该制度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接受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制度又必须对婚姻家庭固有的自然本能和个体利益倾向给予必要的引导和约束，使自然属性向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方向运行，以保证婚姻家庭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或统治阶级利益得到最大的实现，社会属性因此而成为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由此，必须承认，海峡两岸亲属法在规范和反映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方面带有共同的基础和一致性，但在其社会属性即决定和影响婚姻家庭的社会力量及婚姻家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等方面必然呈现一定的差异。其二，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的集中表现，虽然其中必然包含着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共同之处，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必然包含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成分，带有普遍的社会性色彩，但在深层本质上，在有阶级成分的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终归主要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和起补充作用的道德、习惯、宗教等社会规范加以确认，所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肯定和确认对社会统治秩序有利的婚姻家庭关系，排斥和否定对社会统治秩序不利的婚姻家庭形式。因此，海峡两岸的社会阶级成分的不同，决定了其亲属法文化尤其是制度形态的亲属法文化的本质归位的差别。其三，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各该社会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表现。它不仅归根结底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直接受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与人们的群体性素质和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所形成的明显区别，再加上长期隔绝状态下的政?哂盏己筒煌耐庠诹α康挠跋欤厝皇沽桨兜那资舴ㄖ贫饶酥琳錾缁岬姆ㄖ铺逑翟谛纬伞⒎⒄购筒僮魇视玫亩诵泄讨卸忌钌罾由细髯陨缁崃α康氖贝〖牵硐殖鲋疃嗟牟煌筒钜臁?BR> 二、亲属法外观形式同少异多法文化源流的异同在深层诱导着亲属法立法的指导思想、价值本位及其操作运行的社会化效果，在表层则直接显示于亲属法的规范结构和技术形式上。就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的外观形式略作比较，其异多同少的表现醒然在目。第一，在名称上。祖国大陆有关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并未直接使用亲属法指称，无论是在立法、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法学研究领域，人们都一直习惯称之为婚姻法。1950年和1980年两部具有法典的专门性规范文件均以“婚姻法”命名。而该“婚姻法”在内涵与外延上均超出了文字和逻辑的内在范围，其实质意义系概指有关调整两性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台湾地区民事立法则没有“婚姻法”这一概念，而是在学理上一直使用所谓“亲属法”名称，其法律规范的具体指向是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亲属编”。该“亲属编”既是台湾地区形式意义上的“亲属法”，亦是其实质意义的“亲属法”的主体内容所在。因此，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的比较在目前实际上是祖国大陆婚姻法与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亲属编”的比较。第二，在亲属法所处的法律地位上，即有关亲属法在立法体系中的编制体例上。法学界一般认为，亲属法的法律地位历经了三种形态，一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诸法合体的古代亲属法，二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确立的归属于民法部门的近现代亲属法，三是所谓形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主义亲属法。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虽从封建社会的诸法合体的同一历史模式中走出，但在立法体例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祖国大陆亲属法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问世之后，至8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立法体系上，还是在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均以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普通法、基本法体系和科学建制。1986年颁行的《民法通则》虽然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对婚姻家庭等亲属法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使婚姻法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民事特别法范畴，法学界也开始提出婚姻法应归位于民法的组成部分，④但仅就形式意义来看,祖国大陆亲属法可谓一直是宪法之下的一个具有完整的规范体系的基本法,即使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也仍不失其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一独立地位的形成并非历史偶然和立法随意，而是由立法的理论、社会、文化和法制等多重背景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且这一地位在完整系统的民法典颁行之前将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与此相反 ，台湾地区“亲属法”从一开始即选择了另一种地位，在编制体例上吸取了大陆法系现代民法立法发展的代表性经验和成果，仿用德国、日本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将“亲属法”置于“民法典”之中，作为归属于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列于“民法典”的“第四编”，从而一方面使“亲属法”基于其身份法的特性而有相对完整、封闭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在某些制度上“民法典”的总则内容对“亲属法”又具有一定的统管适用的法律效力。第三，在亲属法的渊源即表现形式上。祖国大陆亲属法虽以专门的婚姻法典为主体形式，但其内容渗透或渊源于诸多部门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之中。不少属于婚姻家庭亲属法律问题的内容虽然在婚姻法典中没有表现，但在其他各种层次的法律规范形式中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学者们在分析、界定亲属法渊源时，一般认为祖国大陆亲属法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有关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其表现形式可分化为六个层次：一是居于统领的根本法地位的宪法有关规范；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其中不仅有形式意义上的专门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如婚姻法、收养法等，而且包括其他部门性或社会性基本法律的相关规范，如民法、刑法、刑诉法、行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均有涉及亲属法的某些规范；三是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的条例、决定、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如《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等；四是有关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补充规定；五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及援用、认可的有关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六是中国缔结和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由此可以看出，祖国大陆亲属法渊源具有多样性、分散性和层次性特点。与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种开放性形式有所不同，台湾地区“亲属法”的内容集中于“民法典亲属编”，其表现形式具有完整性、统一性和稳定性，反映了成文法典的典型规范技术特征。当然任何成文法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台湾地区“亲属法”不能排除其立法解释和司法判解等法律渊源形式的存在及其适用效力；同时，作为亲属关系的效力表现，许多关涉亲属的法律问题也必然在其他各部门、各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呈现。所以，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在分析民法渊源时说明：“民法之法源者，构成民法法规之一切法则也。大别之为制定法及非制定法。制定法可分为法律、命令、自治法、条约四种。非制定法可分为习惯法、判例、法理三种。”⑤此外，在两岸亲属法渊源上，尤需注意?撸孀沤改炅桨犊ń涣鞣段У睦螅泄胤晌侍馊找嬖龆啵婀舐胶吞ㄍ宓厍汲鎏艘幌盗凶诺恼攵孕缘恼摺⒎珊退痉ń馐停魑饩隹缟媪桨兜挠泄胤沙逋缓褪视玫囊谰荨K嵌家砸恢痔乇鸱ǖ墓娣缎问焦钩闪桨斗稍ㄔ矗渲胁环τ泄厍资舴ǖ哪谌荨?/P>第四，在亲属法规范形式的性质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上。祖国大陆亲属法带有一定的复合性、边缘性特点，台湾地区“亲属法”则保持比较单一的民事实体法属性。详言之，祖国大陆亲属法无论是在整个规范体系中，还是在专门的婚姻法典和收养法典中，都是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事法与行政法包容混杂在一起，既有亲属身份法和财产法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内容，又有较多的操作程序上的规范，如关于结婚、离婚的登记管理程序，关于收养的登记形式等都在相应的规范条文中作了较充分的反映。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进而混淆或否定祖国大陆亲属法的实体法性质。从立法和法学的整体认定上，祖国大陆亲属法仍应归位于民事实体法范畴。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立法之初就较为充分地吸取了西方成文法典的立法经验，注重立法技术上对法律规范性质的严格划分和归类，将“亲属法”限定在规范和调整亲属身分关系、财产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方面，严格把握其民事实体法的单纯性，从而避免了“亲属法”与有关程序法、行政法的混同，在较为科学合理的技术分工上有利于法律规范体系的相互统一与协调。当然，为反映亲属身分关系赖以产生、消灭的法律事实的动态运行，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少量涉及程序法的规范内容，但没有祖国大陆亲属法那么明显和偏重。第 五，在亲属法规范形式的技术处理上。祖国大陆亲属法采用粗放型模式，台湾地区“亲属法”则采纳细密型模式。具体来说，祖国大陆亲属法在1950年和1980年的两次主要立法活动中，基于特殊的立法背景，一直奉行“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取向，偏于追求法律规范的简明、概括，结果亲属法无论是整个体系结构，还是各个具体法条均显现出原则性、抽象性和模糊性，法律设定的标准模式粗略、宽泛。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种非确定性纲要形式给予了操作适用中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在执法、司法环节不得不借助于一系列的部门规章和较多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与扩展才能具体地寻找到法的着力点和施控方位。概言之，概括性、原则性强是祖国大陆现行亲属法的一大优势和特点，而抽象、笼统、简略、模糊等规范形式亦成为其严重的技术性弊端。与此不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注重成文法的“宜细不宜粗”的立法取向，赋予“亲属法”规范鲜明的强制性硬约束特点。在其规范结构中，假定、处理、责任后果达到了较为恰当完整的配置，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调控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不失其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保证了仅凭借成文法典的规范内容就能直接操作适用的法制效果，削弱了法律动态运行中的灵活性和随意性。三、亲属法内容选构各有侧重作为外观形式的又一表现，在亲属法“法典”的内容构建上，海峡两岸侧重悬殊。祖国大陆1980年颁行的婚姻法共计5章37条：第1章总则共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集中规定了亲属法的基本原则；第2章结婚制度共5条，主要规定了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第3章家庭关系共15条，全面概括地规定了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及拟制血亲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亲属法实体内容的主要部分；第4章离婚制度共10条，专门规定了登记离婚、诉讼离婚的程序和实体要件及离婚的法律后果；第5章附则共4条，有针对性地反映了亲属法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台湾地区“亲属法”在现行“民法典亲属编”中共计7章177条：第1章通则共5条，规定了适用于全编的一般规则；第2章婚姻共89条，较详细地规定了订婚、结婚和离婚的有关事项及婚姻的普通效力、离婚的法律后果等；第3章父母子女共34条，主要规定了亲权制度、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和准正及收养的成立、效力和终止等亲子关系；第4章监护共24条，分别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禁治产人的监护法律关系；第5章扶养共9条，明确界定了互负扶养义务的亲属范围、扶养的顺序、扶养的程度和方法等；第6章家共7条，专门规定家的性质、家的构成、家长的产生及家属身分的取得和丧失、家长的义务等；第7章亲属会议共9条，主要规定亲属会议的组织和权限、亲属会议的召集权人和亲属会议行使职权的方法等。对照两岸亲属法的这一体系结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取舍重心的各自不同。第一，在总则性规范中，存在内容选构的鲜明差别。祖国大陆婚姻法的总则是从正反两个方位直接显现五项基本原则及其内涵的“四个禁止”。它们既是亲属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统贯亲属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方向，又是亲属法操作适用的基本准则，集中体现了以亲属法为主导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在变革、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经验成果。与祖国大陆婚姻法以“总则”规定基本原则不同，台湾地区所谓“亲属法”对基本原则没有采取这种明示形式。在其“亲属法”（或“民法典亲属编”）第1章即通则的5个条文中，所规定的是狭义亲属制度对亲属关系的界定，即明确指出亲属法所涉及的亲属种类、范围、亲等计算等原理性问题，为“亲属法”调整的亲属身分关系作了一个有关主体因素的基本框定。这些“通则”内容及其形成的规范化制度构成“亲属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原理性基础，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常态型亲属关系的法律抽象和统一把握。它们虽然没有实体性权利义务内容，但又是“亲属法”适用对象的基础范畴，具有必要的法律解释价值和操作依据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对“亲属法”各分则部分进行理解和援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属法具有通贯统用的整体规范效力。从“亲属法”的立法技术上看，这一通则内容不可缺少。但是，祖国大陆婚姻法在“总则”中除规定基本原则外，没有进一步以专条专款界定这一亲属法所应首先解决的亲属关系问题。在婚姻法的操作实践中，人们只能从各个具体的法条来间接把握这一基础范畴，并难免发生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关于亲属种类、范围、亲等计算、各种亲属关系的产生与消灭等基本亲属制度在祖国大陆亲属法中尚处于明文上的空缺，正待立法进行完善性的增补。第二，在分则内容体系中，存在布局安排的较大出入。其突出表现有四：一是祖国大陆婚姻法特别偏重于身分关系，轻视了亲属财产关系，而台湾地区“亲属法”比较注意亲属身分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同时兼顾，并略重视于财产关系。在祖国大陆婚姻法的30条正文中，人身关系多达19条，抚养关系6条，继承关系1条，纯财产关系只有4条；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规定亲属之间的财产性关系共有78条。两岸亲属法的这一分歧特别能说明亲属财产关系对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伴随的价值观念的依赖和反映，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必将带动亲属财产法方面的发展和更新。二是祖国大陆婚姻法沿袭立法传统，一直偏重于婚姻关系，轻视了婚姻之外的其他亲属关系；而台湾地区“亲属法”既对婚姻关系规范细密，也对其他各种亲属关系详加调整。在祖国大陆婚姻法的30条正文中，规定婚姻关系的共有22条，调整其他亲属关系的只有8条，重婚姻轻家庭一目了然；在台湾“亲属法”177条中，规定婚姻关系的有89条，调整其他亲属关系的有88条。由此又引出第三点，即祖国大陆婚姻法偏重于身分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的缔结（发生）和解除（消灭）的起止动态流程，并且只从正面的条件和程序上把握，轻视了亲?艄叵荡嫘械氖堤逍匀ɡ逦窈汀安皇史ㄇ资艄叵怠钡南嘤Ψ珊蠊捌渖缁岣稍ず筒咕龋欢ㄍ宓厍扒资舴ā奔茸⒁獍盐涨资艄叵敌纬珊椭罩沟亩僮鳎秩娴髡鸥髦智资艏涞氖堤逍匀ɡ逦瘢却诱嫒妨⒘饲资艄叵凳史ǖ囊执臃疵嬷赋隽瞬皇史ǖ暮蠊捌洳僮鳌K氖亲婀舐角资舴ㄌ逑翟诹⒎ㄉ鲜腔橐黾彝ァ⒓嗷ぁ⑹昭至性凇痘橐龇ā贰ⅰ睹穹ㄍㄔ颉贰ⅰ妒昭ā啡糠芍校野湫惺奔淝昂罂缍冉洗螅欢ㄍ宓厍侨咄彻刮惶澹任奘奔湎群螅参蕖胺ü妗惫槭羯系姆掷搿?/P> 第三，在法律调整亲属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倾斜。祖国大陆婚姻法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社会背景，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居于首位，既要彻底破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又要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从而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选择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兼顾，并向社会本位倾斜的立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一方面吸纳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个人权益保护价值，贯彻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收养自愿等现代亲属法精神，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家庭保护，明确了计划生育原则和夫妻双方的计划生育义务，强化“养老育幼”的社会保障职能。如此，祖国大陆婚姻法的民法私法属性体现甚弱，而社会法的功用显得厚重。台湾地区“亲属法”从一开始就较多地吸取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民法思想，“私法自治”的个人本位主义直接渗透，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固有法传统的顽固性的并存，从而导致台湾“亲属法”立法选择了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混杂、并向个人本位倾斜的立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主体平等、身分行为“准契约化”、身分财产关系与民法财产法通用等法律意旨使个人本位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社会干预甚微；另一方面，设立家制、保持亲属会议、禁止较宽范围的“近亲”结婚、过错离婚、一定程度的男女不平等及“公序良俗”原则等规范，又直接显示出立法的保守性和家庭本位之固有法传统的一定影响。①参见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②参见梁临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③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第4页。④参见曹诗权：《中国婚姻法的基础性重构》，《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⑤史尚宽：《民法总论》，第5页。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4

一、亲属法法文化同源分流

法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步过程中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构成社会法律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①在特定社会法文化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复合体中，至少交织着三个方面的文化源流。

一是本土的通过社会性历史遗传积淀下来的固有法文化，即通常意义上的固有法传统。在一个社会的法文化中，不容选择地包括了该社会、该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智慧、知识、经验等精神文化遗产或法律传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该文化遗产或法律传统。这一层面的文化源流决定了法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延续性。其历史性即表现为法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历史的沉淀，包含着对传统的选择和继承；其民族性、地域性则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域的法文化总有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定的独特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地域精神。

二是在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全球格局中，借助各种形式或载体所不断进行的文化交流、传播、吸纳、同化和互融，使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文化中不容回避地吸附和渗入了外来的异元文化源流，即继受法文化。任何一个地域范围的法文化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要受到横向外来文化的干扰、浸染和影响，留下继受法文化的印记。这是法文化所具有的交流、渗透和互融的文化天性，也是法文化得以丰富、发展的重要源泉，亦是法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客观要求。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无所不在，法制实践的国际化趋向势不可挡，一个国家或地区已根本不可能继续固守其传统法文化的封闭体系，而只能实现法制的开放，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认同、选择、吸纳异元优秀法文化成果，使本土固有法文化接受现代国际性法文化的洗炼，从而重构崭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法文化体系。

三是一个社会在特定的横断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适应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以现实社会背景为母体所造就的新生法律文化，即创造性、建设性法文化。它介于传统法文化和继受法文化之间，既有对传统法文化的一定程度的扬弃和超越，又有对继受法文化的筛选和驾驭，从而显示出较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和较异元文化的独特差异性，构成了法文化的鲜明时代感和现实的价值与功利取向。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同法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反映。中国海峡两岸现代法文化既非对传统法文化的直接继承，也非搬用外国某一法文化模式为圭臬，更非传统法文化与继受法文化的简单嫁接或联姻，而是在现代法文化的交融中根据各自社会系统的需要而形成的有同有异的法文化建树和更新。法文化的这一源流是其实践性、发展性的集中反映。它表明法文化并不仅仅静止地表现在文字上或观念上，而是一种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现实活动，具有实际的社会效果和博大的发展容量。

法文化的三个源流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统构成法文化的一种无形的整体性。我们虽能在理论上大致把握其基本脉络，但在法文化的实践运行中则很难也不容许人为地进行这种割裂或解剖。

亲属法文化作为法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该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方面的总和，集中反映了该社会包容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继受在内的整个亲属法系统的文化状态。同法文化整体构成一样，亲属法文化亦有着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历史性、互融性和时代性等多重特性，因而在其文化源流的结构中，毫不例外地涵盖了固有法文化传统、继受法文化渗入和创建性法文化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亲属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宽阔，内涵丰富，如仅以海峡两岸现行亲属法为视角，可就此三个方面看出鲜明的同源分流的特性。

第一，中华民族传统的婚姻、家庭、亲属法文化及其蕴蓄的伦理道德文化是海峡两岸亲属法滥觞之共同依托的固有法文化母体，也是海峡两岸亲属法相通相近的历史基因和连接契机。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呈示了两岸亲属法的规范内容中，在立法上有直接或变相的反映，而且更深层、更广泛、更有力地存在和作用于亲属法的操作运行之中，特别是以顽强的历史和传统惯性积淀于人们有关婚姻、家庭、亲属的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法律习惯等各个层次的法律意识之中，并由此构成海峡两岸亲属法实现社会化、产生良好有效的法制效应的社会环境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和民众认知、接受法律的心理基础。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中华民族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具有特别厚重地位的亲属法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在当代海峡两岸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种文化底蕴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灵和精神之中，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不仅不可能轻易被抹杀或被取代，反而其部分因素已融进当代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在当代社会还具有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成为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一种客观背景。所以，海峡两岸亲属法如试图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不仅行不通，而且有害。因为有意削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势必增加楔入民族心灵深处的旧文化心态向崭新的文化形态转化的困难。②正因如此，尽管海峡两岸现行亲属法都孕育和发展于20世纪的现代法制文明中，在不同的取向上跨入现代色彩的亲属法行列，实现了从制度形态上超越对传统的因袭和保守及对封建宗法制的否定，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割断民族的历史脐带，绝不会更不应该抹掉中华民族亲属法文化的优秀“品质”。这是海峡两岸亲属法共同承继和发扬的文化遗产，也是两岸亲属法领域“一国两法”求同存异、对接认同的同源基点。两岸亲属法文化的这一源流共性不仅由传统文化的历史运行规律所客观决定，而且反映了亲属法有别于其他民事法律所独具的伦理性、习俗性特点的必然要求。③

第二，海峡两岸亲属法都是根据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顺应现代亲属立法的运行趋势，诞生和完善于多元法文化的国际流和汇融的大文化圈的氛围中，因而均在较多的成分上接受了外来法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继受法文化和固有法传统交接融合、筛选同构的产物。但是，两岸在对继受法文化的选择方向上，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多方面影响，带有明显的倾斜性和排斥性，从而形成了两岸亲属法文化在此层面上的鲜明对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两岸亲属法文化的这一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祖国大陆婚姻法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立法，都始终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思想为指导。由于对这一思想和方法论的一定程度的教条式偏重，加上特殊社会形势的需要，使得祖国大陆立法曾经不当地排挤了其他法学思想和方法的介入。与此相反，台湾地区“亲属法”无论是立法者个体取向，还是整个立法导向，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法学思想和理论，并直接转化到立法实践中。二是在法律制度模式上，由于不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祖国大陆婚姻法基本上以前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借鉴，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较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成文法典的成果，尤其是仿照德、日、瑞士的立法模式较为突出。正因如此，台湾地区“亲属法”乃至整个“民法典”的继受性、抄袭性特别浓厚。三是在立法技术上，无论是亲属法的体系结构，还是具体的法条运作，祖国大陆婚姻法都未能很好地“洋为中用”，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较为恰当地借用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技术经验，成为继受法技术的典范之一。

第三，海峡两岸半个世纪的亲属法文化的变革与实践，尤其是制度形态的亲属法文化即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取得较明显的社会实效。时至今日，两岸以亲属法为主体形式的婚姻家庭制度不仅已基本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而且奠定了相应的法制秩序的社会化基础。这是两岸亲属法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实践性、时代性和创建性的物质成果和表现。对此，我们仅就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应有三点认识：其一，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婚姻家庭制度必须适度反映两性、血缘关系的自然属性，遵循其固有的自然规律，这是该制度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接受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制度又必须对婚姻家庭固有的自然本能和个体利益倾向给予必要的引导和约束，使自然属性向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方向运行，以保证婚姻家庭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或统治阶级利益得到最大的实现，社会属性因此而成为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由此，必须承认，海峡两岸亲属法在规范和反映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方面带有共同的基础和一致性，但在其社会属性即决定和影响婚姻家庭的社会力量及婚姻家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等方面必然呈现一定的差异。其二，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的集中表现，虽然其中必然包含着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共同之处，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必然包含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成分，带有普遍的社会性色彩，但在深层本质上，在有阶级成分的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终归主要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和起补充作用的道德、习惯、宗教等社会规范加以确认，所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肯定和确认对社会统治秩序有利的婚姻家庭关系，排斥和否定对社会统治秩序不利的婚姻家庭形式。因此，海峡两岸的社会阶级成分的不同，决定了其亲属法文化尤其是制度形态的亲属法文化的本质归位的差别。其三，以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各该社会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表现。它不仅归根结底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直接受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与人们的群体性素质和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所形成的明显区别，再加上长期隔绝状态下的政策诱导和不同的外在力量的影响，必然使两岸的亲属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制体系在形成、发展和操作适用的动态运行过程中都深深烙上各自社会力量的时代印记，表现出诸多的不同和差异。

二、亲属法外观形式同少异多

法文化源流的异同在深层诱导着亲属法立法的指导思想、价值本位及其操作运行的社会化效果，在表层则直接显示于亲属法的规范结构和技术形式上。就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的外观形式略作比较，其异多同少的表现醒然在目。

第一，在名称上。祖国大陆有关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并未直接使用亲属法指称，无论是在立法、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法学研究领域，人们都一直习惯称之为婚姻法。1950年和1980年两部具有法典的专门性规范文件均以“婚姻法”命名。而该“婚姻法”在内涵与外延上均超出了文字和逻辑的内在范围，其实质意义系概指有关调整两性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台湾地区民事立法则没有“婚姻法”这一概念，而是在学理上一直使用所谓“亲属法”名称，其法律规范的具体指向是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亲属编”。该“亲属编”既是台湾地区形式意义上的“亲属法”，亦是其实质意义的“亲属法”的主体内容所在。因此，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的比较在目前实际上是祖国大陆婚姻法与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亲属编”的比较。

第二，在亲属法所处的法律地位上，即有关亲属法在立法体系中的编制体例上。法学界一般认为，亲属法的法律地位历经了三种形态，一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诸法合体的古代亲属法，二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确立的归属于民法部门的近现代亲属法，三是所谓形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主义亲属法。中国海峡两岸亲属法虽从封建社会的诸法合体的同一历史模式中走出，但在立法体例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祖国大陆亲属法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问世之后，至8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立法体系上，还是在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均以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普通法、基本法体系和科学建制。1986年颁行的《民法通则》虽然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对婚姻家庭等亲属法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使婚姻法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民事特别法范畴，法学界也开始提出婚姻法应归位于民法的组成部分，④但仅就形式意义来看,祖国大陆亲属法可谓一直是宪法之下的一个具有完整的规范体系的基本法,即使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也仍不失其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一独立地位的形成并非历史偶然和立法随意，而是由立法的理论、社会、文化和法制等多重背景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且这一地位在完整系统的民法典颁行之前将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与此相反，台湾地区“亲属法”从一开始即选择了另一种地位，在编制体例上吸取了大陆法系现代民法立法发展的代表性经验和成果，仿用德国、日本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将“亲属法”置于“民法典”之中，作为归属于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列于“民法典”的“第四编”，从而一方面使“亲属法”基于其身份法的特性而有相对完整、封闭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在某些制度上“民法典”的总则内容对“亲属法”又具有一定的统管适用的法律效力。

第三，在亲属法的渊源即表现形式上。祖国大陆亲属法虽以专门的婚姻法典为主体形式，但其内容渗透或渊源于诸多部门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之中。不少属于婚姻家庭亲属法律问题的内容虽然在婚姻法典中没有表现，但在其他各种层次的法律规范形式中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学者们在分析、界定亲属法渊源时，一般认为祖国大陆亲属法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有关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其表现形式可分化为六个层次：一是居于统领的根本法地位的宪法有关规范；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其中不仅有形式意义上的专门调整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的法律，如婚姻法、收养法等，而且包括其他部门性或社会性基本法律的相关规范，如民法、刑法、刑诉法、行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均有涉及亲属法的某些规范；三是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的条例、决定、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如《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等；四是有关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补充规定；五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及援用、认可的有关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六是中国缔结和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由此可以看出，祖国大陆亲属法渊源具有多样性、分散性和层次性特点。与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种开放性形式有所不同，台湾地区“亲属法”的内容集中于“民法典亲属编”，其表现形式具有完整性、统一性和稳定性，反映了成文法典的典型规范技术特征。当然任何成文法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台湾地区“亲属法”不能排除其立法解释和司法判解等法律渊源形式的存在及其适用效力；同时，作为亲属关系的效力表现，许多关涉亲属的法律问题也必然在其他各部门、各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呈现。所以，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在分析民法渊源时说明：“民法之法源者，构成民法法规之一切法则也。大别之为制定法及非制定法。制定法可分为法律、命令、自治法、条约四种。非制定法可分为习惯法、判例、法理三种。”⑤此外，在两岸亲属法渊源上，尤需注意者，随着近几年两岸开通交流范围的扩大，有关法律问题日益增多，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针对性的政策、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解决跨涉两岸的有关法律冲突和适用的依据。它们都以一种特别法的规范形式构成两岸法律渊源，其中不乏有关亲属法的内容。

第四，在亲属法规范形式的性质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上。祖国大陆亲属法带有一定的复合性、边缘性特点，台湾地区“亲属法”则保持比较单一的民事实体法属性。详言之，祖国大陆亲属法无论是在整个规范体系中，还是在专门的婚姻法典和收养法典中，都是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事法与行政法包容混杂在一起，既有亲属身份法和财产法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内容，又有较多的操作程序上的规范，如关于结婚、离婚的登记管理程序，关于收养的登记形式等都在相应的规范条文中作了较充分的反映。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进而混淆或否定祖国大陆亲属法的实体法性质。从立法和法学的整体认定上，祖国大陆亲属法仍应归位于民事实体法范畴。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立法之初就较为充分地吸取了西方成文法典的立法经验，注重立法技术上对法律规范性质的严格划分和归类，将“亲属法”限定在规范和调整亲属身分关系、财产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方面，严格把握其民事实体法的单纯性，从而避免了“亲属法”与有关程序法、行政法的混同，在较为科学合理的技术分工上有利于法律规范体系的相互统一与协调。当然，为反映亲属身分关系赖以产生、消灭的法律事实的动态运行，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少量涉及程序法的规范内容，但没有祖国大陆亲属法那么明显和偏重。

第五，在亲属法规范形式的技术处理上。祖国大陆亲属法采用粗放型模式，台湾地区“亲属法”则采纳细密型模式。具体来说，祖国大陆亲属法在1950年和1980年的两次主要立法活动中，基于特殊的立法背景，一直奉行“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取向，偏于追求法律规范的简明、概括，结果亲属法无论是整个体系结构，还是各个具体法条均显现出原则性、抽象性和模糊性，法律设定的标准模式粗略、宽泛。祖国大陆亲属法的这种非确定性纲要形式给予了操作适用中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在执法、司法环节不得不借助于一系列的部门规章和较多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与扩展才能具体地寻找到法的着力点和施控方位。概言之，概括性、原则性强是祖国大陆现行亲属法的一大优势和特点，而抽象、笼统、简略、模糊等规范形式亦成为其严重的技术性弊端。与此不同，台湾地区“亲属法”则注重成文法的“宜细不宜粗”的立法取向，赋予“亲属法”规范鲜明的强制性硬约束特点。在其规范结构中，假定、处理、责任后果达到了较为恰当完整的配置，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调控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不失其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保证了仅凭借成文法典的规范内容就能直接操作适用的法制效果，削弱了法律动态运行中的灵活性和随意性。

三、亲属法内容选构各有侧重

作为外观形式的又一表现，在亲属法“法典”的内容构建上，海峡两岸侧重悬殊。祖国大陆1980年颁行的婚姻法共计5章37条：第1章总则共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集中规定了亲属法的基本原则；第2章结婚制度共5条，主要规定了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第3章家庭关系共15条，全面概括地规定了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及拟制血亲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亲属法实体内容的主要部分；第4章离婚制度共10条，专门规定了登记离婚、诉讼离婚的程序和实体要件及离婚的法律后果；第5章附则共4条，有针对性地反映了亲属法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台湾地区“亲属法”在现行“民法典亲属编”中共计7章177条：第1章通则共5条，规定了适用于全编的一般规则；第2章婚姻共89条，较详细地规定了订婚、结婚和离婚的有关事项及婚姻的普通效力、离婚的法律后果等；第3章父母子女共34条，主要规定了亲权制度、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和准正及收养的成立、效力和终止等亲子关系；第4章监护共24条，分别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禁治产人的监护法律关系；第5章扶养共9条，明确界定了互负扶养义务的亲属范围、扶养的顺序、扶养的程度和方法等；第6章家共7条，专门规定家的性质、家的构成、家长的产生及家属身分的取得和丧失、家长的义务等；第7章亲属会议共9条，主要规定亲属会议的组织和权限、亲属会议的召集权人和亲属会议行使职权的方法等。对照两岸亲属法的这一体系结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取舍重心的各自不同。

第一，在总则性规范中，存在内容选构的鲜明差别。祖国大陆婚姻法的总则是从正反两个方位直接显现五项基本原则及其内涵的“四个禁止”。它们既是亲属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统贯亲属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方向，又是亲属法操作适用的基本准则，集中体现了以亲属法为主导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在变革、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经验成果。与祖国大陆婚姻法以“总则”规定基本原则不同，台湾地区所谓“亲属法”对基本原则没有采取这种明示形式。在其“亲属法”（或“民法典亲属编”）第1章即通则的5个条文中，所规定的是狭义亲属制度对亲属关系的界定，即明确指出亲属法所涉及的亲属种类、范围、亲等计算等原理性问题，为“亲属法”调整的亲属身分关系作了一个有关主体因素的基本框定。这些“通则”内容及其形成的规范化制度构成“亲属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原理性基础，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常态型亲属关系的法律抽象和统一把握。它们虽然没有实体性权利义务内容，但又是“亲属法”适用对象的基础范畴，具有必要的法律解释价值和操作依据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对“亲属法”各分则部分进行理解和援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属法具有通贯统用的整体规范效力。从“亲属法”的立法技术上看，这一通则内容不可缺少。但是，祖国大陆婚姻法在“总则”中除规定基本原则外，没有进一步以专条专款界定这一亲属法所应首先解决的亲属关系问题。在婚姻法的操作实践中，人们只能从各个具体的法条来间接把握这一基础范畴，并难免发生理解上的歧义。所以，关于亲属种类、范围、亲等计算、各种亲属关系的产生与消灭等基本亲属制度在祖国大陆亲属法中尚处于明文上的空缺，正待立法进行完善性的增补。

第二，在分则内容体系中，存在布局安排的较大出入。其突出表现有四：一是祖国大陆婚姻法特别偏重于身分关系，轻视了亲属财产关系，而台湾地区“亲属法”比较注意亲属身分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同时兼顾，并略重视于财产关系。在祖国大陆婚姻法的30条正文中，人身关系多达19条，抚养关系6条，继承关系1条，纯财产关系只有4条；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规定亲属之间的财产性关系共有78条。两岸亲属法的这一分歧特别能说明亲属财产关系对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伴随的价值观念的依赖和反映，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必将带动亲属财产法方面的发展和更新。二是祖国大陆婚姻法沿袭立法传统，一直偏重于婚姻关系，轻视了婚姻之外的其他亲属关系；而台湾地区“亲属法”既对婚姻关系规范细密，也对其他各种亲属关系详加调整。在祖国大陆婚姻法的30条正文中，规定婚姻关系的共有22条，调整其他亲属关系的只有8条，重婚姻轻家庭一目了然；在台湾“亲属法”177条中，规定婚姻关系的有89条，调整其他亲属关系的有88条。由此又引出第三点，即祖国大陆婚姻法偏重于身分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的缔结（发生）和解除（消灭）的起止动态流程，并且只从正面的条件和程序上把握，轻视了亲属关系存续中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和“不适法亲属关系”的相应法律后果及其社会干预和补救；而台湾地区“亲属法”既注意把握亲属关系形成和终止的动态操作，又全面调整着各种亲属间的实体性权利义务，既从正面确立了亲属关系适法的要件，又从反面指出了不适法的后果及其操作。四是祖国大陆亲属法体系在立法上是婚姻家庭、监护、收养分列在《婚姻法》、《民法通则》、《收养法》三部法律之中，且颁行时间前后跨度较大；而台湾地区是三者统构为一体，既无时间先后，也无“法规”归属上的分离。

第三，在法律调整亲属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倾斜。祖国大陆婚姻法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社会背景，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居于首位，既要彻底破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又要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从而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选择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兼顾，并向社会本位倾斜的立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一方面吸纳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个人权益保护价值，贯彻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收养自愿等现代亲属法精神，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家庭保护，明确了计划生育原则和夫妻双方的计划生育义务，强化“养老育幼”的社会保障职能。如此，祖国大陆婚姻法的民法私法属性体现甚弱，而社会法的功用显得厚重。台湾地区“亲属法”从一开始就较多地吸取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民法思想，“私法自治”的个人本位主义直接渗透，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固有法传统的顽固性的并存，从而导致台湾“亲属法”立法选择了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混杂、并向个人本位倾斜的立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主体平等、身分行为“准契约化”、身分财产关系与民法财产法通用等法律意旨使个人本位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社会干预甚微；另一方面，设立家制、保持亲属会议、禁止较宽范围的“近亲”结婚、过错离婚、一定程度的男女不平等及“公序良俗”原则等规范，又直接显示出立法的保守性和家庭本位之固有法传统的一定影响。

①参见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参见梁临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③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第4页。

④参见曹诗权：《中国婚姻法的基础性重构》，《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5

一、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基本内容

( 一) 文本结构及立法目的、精神、适用范围

1. 文本结构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最初制定、实施于1998 年，2007 年做了全面修订，新增了第二章民事保护令的第二节执行，并对若干条文进行了修正。此后在2008 年、2009 年又做过3 次小的修订。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改变最初立法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原法律有52 条，修法后的条文共66 条，仍然由7 章构成。如表1 所示:

2. 立法目的、精神与适用范围

( 1) 立法目的

最初1998 年通过、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 条规定了该法旨在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在2007年修法时仅保留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该法于1998 年立法审议期间的形成的最初草案，其实并没有把促进家庭和谐作为立法目的之一，但由于担心被误认为该法是一部鼓励离婚或者争取监护权的工具，在最后通过的法案中增加了该目的。对此，一直有女权运动者认为促进家庭和谐的法律目的缺乏性别意识，① 并且有碍司法人员足够重视受害者人身安全，而以家庭和谐之名积极劝解当事人进行诉讼外和解或要求被害人原谅、宽恕施害者。② 《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目的几经变动，无疑是关于该法定位为性别平等方面的法律还是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或是促进家庭关系的法律的观念差异和博弈。这种观念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修订而消失。③

( 2) 立法精神

该法以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为目的，针对的是以往家庭暴力问题被忽视，尤其是公权力救济松弱或缺失、受暴者持续处于暴力环境、家庭暴力导致受害者心理和身体伤害、家庭产生于复杂的原因等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惩罚施暴者。因此，在立法时，体现了如下主要几方面的精神: ④

第一，让被害人安居家庭中( 第14 条第1项、第61 条第1 项、第31 至33、38、39 条) ;

第二，为被害人及加害人建立处遇或辅导制度( 第14 条第1 项、第61 条第1 项、第38、39 条) ;

第三，保护年幼子女之安全( 第43 至45 条) ;

第四，公权力积极介入家庭( 第14 条第1项、第16 条第3 项) ;

第五，健全组织机构，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防治中心( 第5 条、第7、8 条) 。

( 3)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

《家庭暴力防治法》把家庭暴力定义为: 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 第2 条第1 款) 。这一定义包括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突破了对暴力的一般性认识，符合家庭暴力的特性。

同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了较宽的定义:夫妻或曾有夫妻关系、家长与家属关系、同为家属关系及现有或曾有直系亲属关系、现为或曾为四亲等内之旁系亲属关系、同居关系( 第3条) 。这一定义使家庭成员的范围不局限配偶或共用生活的近亲属，把曾有婚姻关系、祖孙关系、同居关系者等之间的暴力行为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符合当代社会中家庭亲属关系经常变动、同居关系普遍存在的状况，适应了社会情势。

( 二) 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第4 条规定主管机关为: 在全台湾的层面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为县( 市) 政府。并且，第7 条规定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为协调、研究、审议、谘询、督导、考核及推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应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 其组织及会议事项，由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定之。全台湾层面的主管机关和地方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职责不同，前者重在研拟法规、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工作，后者重在对家暴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对家暴受害者的救济等( 分别详见第5 条、第6 条) 。根据2002 年制定、实施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在内政部设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

第8 条规定地方政府下设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并设定了该机构的职责，因此，这一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组织功能，是一个跨机构的整合性机构，对于全面组织地方的家暴预防、对受害人的救助于庇护、安排处遇计划等具有中枢神经的作用。

( 三) 民事保护令制度及其执行

保护令内容具有多种( 第14 条、第16 条第3 项) ，保护令的执行，可声( 申) 请警察机关、社政机关、法院或其他相关机关执行或强制执行( 第21 条至第26 条) ，保护令制度如能确实执行，不仅可保护被害人不必离家即可避免再受侵害，也使被害人可以在向加害人提出离婚或提起刑事告诉等较激烈手段外的另一种选择。

民事保护令制度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最为重要的一项立法特色，并不局限于诉讼过程方可提起申请的限制，其对既有人身安全保护制度有重要突破，符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所具有的持续循环性、隐蔽性等特征，旨在构建限制施害者行为、保护受暴者人身安全的重要的机制。

1. 民事保护令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章第一节对民事保护令的种类、申请及审理进行了规定。该法第9条确立了3 种民事保护令，即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及紧急保护令。① 第11 条明确了保护令管辖法院，第12 条规定了保护令的申请方式，第13 条规定了保护令的审理，第14 条、第15条分别规定了通常保护令的内容和有效期问题，第16 条专门就暂时保护令进行了详细规定，第17 条则是专门规定命相对人迁出或远离的保护令的效力问题，第18 条是关于保护令的发送期限，第19 条就被害人或证人的保护问题，第20条是规定了可对保护令进行抗告( 抗诉) 。为便于区分和认识三种不同的保护令，请见表2 ( 详见后页) 。

2. 民事保护令的执行

最初开始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规定民事保护令的具体执行，导致警察在实践中就如何执行保护令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程序，因此，2007 年修法时因应2003 年司法院释字第559 号解释增加专节细致规定了执行的问题。②第21 条对保护令的执行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并在此后的若干条款依照保护令性质的差异明确了不同的机关执行及其职责，执行机关包括:( 1) 法院; ( 2) 社政机关; ( 3) 户政机关;( 4) 学校; ( 5) 税捐机构; ( 6) 警察机关。因《家庭暴力法防治法》的文本表述较复杂，要厘清对保护令的执行需要把民事保护令的内容( 第14 条) 与保护令执行( 第21 ～ 28 条) 以及第三章刑事程序的部分条款对照和联系起来看。为更直观地呈现保护令的内容、执行机关、机关职责，笔者制作简表3 ( 详见后页) 。

3. 社工人员的介入、安全出庭环境等在家庭暴力事件和案件的处理中，被害人的无助、权力关系失衡、安全威胁一直是传统法律所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3 条的规定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对于保护令声( 申) 请程序或要件有瑕疵但是能补正的，可按期补正，是为申请人利益着想; 第二，法官可依职权调查证据，必要时得隔别讯问，且询问地点可在庭外，方式多样，使案件的处理更富人性化、弹性，增进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第三，增列亲属及社工人员、心理师可陪同被害人在场，并得陈述意见，这充分考虑了受暴者在心理等方面所需的帮助。第13 条等就是试图通过重构保护令的审理制度、增强对受害人的扶助来克服受害人的弱势和不安全问题。

第19 条规定要求法院提供被害人安全出庭环境与措施，并且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第11 条中，具体化了法院应提供被害人或证人安全出庭之环境与措施，包括下列情形，以维护其人身安全并免于心理恐惧: ( 1) 针对危机或极度恐惧的受暴者，能提供视讯或单面镜审理空间。2) 规划有安全危机之受暴者，到庭时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线。( 3) 其他相关措施。第( 3) 项应理解为包括准许社工人员陪同受暴妇女出庭等措施，这一规定给予了法院自行研究措施的空间。该细则第11 条第2 项规定了各直辖市、县( 市) 政府应于法院自行或委托民间团体设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务处所，并规定法院应提供必要之软、硬体设备，及其他相关协助，视法院办公空间、资源及实际需要，包括: ( 1) 提供服务处在法院所需相关设施设备，包括传真机及电话线路等。( 2) 于法院办公空间使用允许条件下，提供可保障隐私的会谈场所。( 3) 提供服务处查询家暴个案庭期资讯之便利性服务。( 4) 有定期的联系会报，3 个月1 次或至少半年1 次。( 5) 其他有助于服务处推展业务之协助。第13 条第4 项、第6 项和第19 条的规定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突破传统法律的非常重要方面，不仅着眼增进当事人的安全保障，且旨在使诉讼与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辅助措施有效联结，以应对家庭暴力案件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特性，促进家暴事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有效处理。

( 四) 刑事程序部分

刑事部分的要点主要是放宽迳行拘提要件( 第29 条) ，对加害人未入监执行或出狱者，依第31、33、38、39 条的规定，法官或检察官得定类似保护令救济范围之缓刑或释放、假释条件，或再行羁押，以禁止加害人对被害人采取报复或继续施暴。

该法第29 条第1 项则规定了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第2 项规定对于非现行犯，警察人员如认其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情况，可迳行拘提。此规定放宽了警察及警察官迳行拘提权限，旨在应对家庭暴力案件发生的特殊性，突破了台湾刑事诉讼法第88 条所定的迳行拘提要件为现行犯的规定，① 因为，家庭暴力通常发生于极具隐密性之家中，且常在夜间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急，若只能对现行犯拘提，将起不到预防、制止暴力发生的效果。同时，为兼顾程序正当性与第一线执法的需要，第3 项明定检察官依第2 项规定亲自执行拘提时，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2 项规定执行时，应以所遇情形急迫不及报请检察官者为限，事后再报请签发拘票。而第30 条旨在强调检察官、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在执行第29 条迳行拘提的职权时，为促使相关程序有所依循，避免急迫危险认定不一情形，对于急迫危险的认定作了示例规定。

( 五) 家事部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章父母子女部分的目的是确立法院审理涉家暴案件的注意事项以及建构由社政部门设置相应机制配合家事事件的处理，以确保受害者的权益尤其是安全。

1. 未成年子女免于暴力以及目睹暴力

第43 规定，在审理子女监护事件时，对已发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监护不利于子女。此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如果在一个目睹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将会带来许多不利后果。该法旨在不仅使未成年人免于暴力，还能免于目睹暴力带来的伤害。②

第44 条规定: 法院依法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之人或会面交往之裁判后，发生家庭暴力者，法院得依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为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之。旨在及时改变未成年人监护权等，以把未成年子女从新发生的家庭暴力环境中脱离出来。第45 条的规定，赋予了法官相应的手段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裁判中依评估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性措施，预防和消除在探视中可能出现的暴力，因此构建了监督探视等制度，命加害人在法院指定的第三人或机关团体监督下会面交往，或完成处遇计划或特定辅导为探视之条件。并于第46 条要求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设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处所或委托其他机关( 构) 、团体办理。

2. 限制家暴事件的和解和调解

第47 条规定，法院于诉讼或调解程序中如认为有家庭暴力之情事时，原则上不得进行和解或调解，并对和解或调解设立了条件。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以往家暴案件调解的社会学观察而确立的，即受暴者由于各种因素在声( 申) 请保护令之后又对加害人常常处于矛盾或摇摆的心态，一旦没有合适的调解人，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会出现权力的失衡，达成的和解或调解的结果有可能不利于受害人的安全或利益。③

( 六) 预防与处遇部分

该法第五章关于预防与处遇部分，旨在规范警察等各机构的职责、赋予其手段以及构建跨机构( 结合警政、社政、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的防治网络，全面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对受暴者提供不同的帮助，对施暴者开展治疗。

1. 警察的保护性职责

第48 条第1 项规定了警察在保护令尚未核发之前、处理家暴事件中应提供的保护和协助事项，第2 项则规定了警察人员处理案件书写卷宗的义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警察消极应对家暴事件，规范其职责行使事项，并强制书写卷宗，此举旨在为督查警员工作提供必要的证据，也有利于案件信息的留存以备研究等用。而第49 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及保育人员为防治家庭暴力行为或保护家庭暴力被害人权益的过程中有遭遇侵害的可能时，警察提供协助的义务。这是考虑到参与家暴防治各环节的不同机构的人员的安全问题，如果这些人员不能获得安全保障，那么受害者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帮助，此条实属必要。

2. 构建救援、服务网络与教育

第50 条构建了通报制度，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对家暴事件的通报义务，以此避免受暴人员不能及时获得帮助和救济。第50 条还规定设置24 小时专线。这两项制度旨在帮助受害者能够即使获得救助以及相关救助信息，同时也要求防治机构积极介入。

第52 条是对医疗机构的要求，不仅要提供诊疗还要出具验伤诊断书，为进入法律程序后留下相关证据。

第54、55 条是关于加害人处遇计划的规定。

第54 条则是针对加害人的处遇。因为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往往与心理疾病等有重要关系，并且如果不能使施暴者终止暴力，那么受暴者回到施暴者身边将继续处于危险状况或者施暴者将继续对下一位伴侣使用暴力。① 此条规定要求卫生机关制定加害人处遇计划，旨在从加害人角度防治家暴的再发生，对改善被害人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第55 条就加害人的处遇计划执行进行了规范。

第56 条、第57 条规定了地方主管机关对于提供家暴防治治疗供医疗、警察、学校、婚姻登记等机构，并要求这些机构对其服务对象提供家暴防治的资讯。

第58 条则是规定为被害人提供生活扶助、医疗等补助等。这一规定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此条文为目标的大量的行政法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详见下文) 。

3. 开展防治家庭暴力的教育

《家庭暴力防治法》要能够被有效和顺利实施，防治家暴网络中的各机构能否顺畅运转就至关重要，其基础就在于各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对家暴事件的认识、态度、工作方法、相关知识就非常重要，因此，第53 条规定了卫生机关组织开展家暴防治教育的责任，第59 条规定了社会工作人员、保姆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医护人员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第60 条规定了学校开展防治家暴的教育。

( 七) 法律责任

1. 刑事处罚

根据第2 条的规定，家庭暴力罪是指指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因此，此罪的科处是依刑法的各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确立的罪名，非常重要的突破是第61 条确立违反保护令罪，即5 种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

2. 行政处罚

第62 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未尽通报责任以及医疗机构拒绝救治家暴受害者的行政法律责任。第63 条规定了违反第51 条无正当理由拨打专线电话，致妨害公务执行经劝阻不听者的行政处罚。

二、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扩展法律与政策体系

除《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 2007 年10 月2 日) 对家保防治法部分条款进行了细化，以及《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 2007 年9 月28 日) 专门对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等问题进行明确和细化之外，还有数十件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着与《家庭暴力防治法》衔接的问题，以及支持家暴防治网络的构建和运行。笔者按照所涉及的问题的类别对这些主要的法律、规范的要点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 一) 细化主管机构的职责和组织规范

主要有《内政部处务规程》( 2002 年) 第2、3 条明确内政部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防治事务;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 2002 年) 详细规范了内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运作规范和要求; 《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建立管理及使用办法》( 2007 年) 是实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 条第3 项即电子资料库之建立、管理及使用的专项规范; 《儿童及少年保护通报及处理办法》( 2011 年) 第13条补充了有关儿童和少年申请保护令的规定，即依该办法保护的儿童及少年有适用家庭暴力防治法者，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得视儿童及少年需要代为其声( 申) 请民事保护令。

( 二) 明晰警察、司法、检察等系统的作业规范

第一，对警察涉及家暴事件的业务办理之要求的补充和完善。《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 2005 年)对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全面规范; 《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办事细则》( 2006 年) 第14 条对刑事警察的妇幼安全工作含家庭暴力防治等职责进行了规定。

第二，关于对司法审判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主要有: 《法院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 2012 年修订) 全面、细致地对法院系统如何办理家暴案件进行了明确，并厘清适用于涉及家暴案件审判的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要点; 《少年及儿童保护事件执行办法》( 2000 年) 第32 条规定了少年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加害人者的纪录及资料涂销规范，即去标签化的问题; 《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 2010 年) 第2 条明确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民事保护令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管辖; 《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期限规则》( 2012 年) 第11 条，对法庭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家事案件需要海外取证等事项而未能于三个月内完成或获得结果的，经承办法官或司法事务官叙明理由，报请院长核可者，不视为审理超限; 《法院设置家事调解委员办法》( 2012 年) 第5、10、17 条，对家事调解委员会的培训、调解委员会职责进行了规定，并特别要求涉有家庭暴力情事之家事调解事件，应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 条，指定曾受家庭暴力防治训练之家事调解委员进行调解 《家事事件法》( 2012 年) 第166 条增加了法官权限和职责，对于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法院审理家事事件认有必要时，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 《家事事件审理细则》( 2012 年) 第166 条限制了涉及家暴案件的和解和调解的运用，即法官可评估债权人及债务人会谈可能性并促成会谈，但有家庭暴力情形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 条之规定( 对和解和调解的限制) ; 《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 2012 年) 第4、7 条规定了法院有关涉家庭暴力事件中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第三，对检察机关办理家暴案件的规范，主要有《检察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项》( 2009 年) 。第四，税收机关执行保护令问题。《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作业要点》( 2012年) 第6 条是对税务机关对受暴者信息保密的规定，即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1 条第1 项第4 款规定，持禁止相对人查阅所得来源相关资讯之保护令向稽征机关申请执行。

( 三) 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的处置和加害人的处遇计划

主要有《办理家庭暴力被害人紧急安置处理程序》( 1999 年) ，核心是对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接获各单位处理家庭暴力被害人或自行申请紧急安置事件如何办理的程序的具体化; 《( 县市全衔)办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与交付处所设置办法( 范例) 》( 1999 年) 是对原法第46条关于施暴者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等的安全防范的具体化措施; 《直辖市、县( 市) 政府推动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补助作业要点范例》( 2001年) ，核心是规范如何协助有接受意愿且经济确属困难之家庭暴力加害人接受处遇，补助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执行机构办理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2011年) 第64 条，针对的是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及少年，列为保护个案者的家庭处遇计划制定范围;《法务部矫正署处务规程》( 2010 年) 第9 条规定了矫正医疗组负责家庭暴力等特殊收容人心理治疗的规划、指导及监督。

( 四) 对被害人的扶助和救助

主要有: 《全民健康保险法》( 2011 年) 第12、37、50 条及《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 2012 年) 第19 条，专门对办理健康保险中涉及家庭暴力事件时的处理规范; 《住宅法》( 2011年) 第3、4 条，社会住宅( 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 应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其中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 《社会救助法》( 2011 年)第5 条及《社会救助法施行细则》( 2011 年) 第4条，规定了独自扶养未满十八岁未婚仍在学子女之家庭，因受家庭暴力已完成两愿离婚登记的，以及受其前配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护令者，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得协助申请人对未履行扶养义务者，请求给付扶养费;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 2011 年) 第4 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创业贷款补助办法》( 2009 年) 第2 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政府创业贷款补助; 《就业保险促进就业实施办法》( 2011 年) 第18 条是关于促进家暴受害者就业的规定，核心内容是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该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被托单位，受理失业期间连续达三十日以上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之求职登记，经就业咨询无法推介就业者，得发给雇用奖助推介卡; 《家庭暴力被害人创业贷款补助办法》( 2009) 是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8 条第3 款辅助家暴受害者创业的落实;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2011 年) 第3、30 条是对家暴受害人的补偿，即犯罪被害人可向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申请补偿、社会救助及民事求偿等之协助。

( 五) 社会工作者全面介入家暴防治

此部分法律、法规、行政规则主要涉及到社会工作人员全面介入家暴防治，资质获取及获得相应资助和鼓励等。主要有: 《内政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 2001) 第2 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志工可获志愿服务奖励; 《心理师执业登记及继续教育办法》( 2003 年) 第9 条规定，心理师执业每六年接受专业法规考试; 《社会工作师法》( 2009 年) 第7、10 条是社会工作师资质取得、撤销的规定，即家庭暴力罪犯罪者不得充任社会工作师，已充任者，撤销或废止其社会工作师证书。尚未取得执业证的，不得发给执业执照，已领取者，撤销或废之。

( 六) 对外来居留受暴者的相关居留规定

主要有: 《入出国及移民法》( 2011 年) 第31条规定，外国人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可继续居留; 《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 2000 年) 第4、5、6、13、25、32 条分别规定了: ( 1) 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程序;( 2) 遭受家庭暴力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者，觅保证人之规范; ( 3) 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或申请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可以许可; ( 4) 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者，可以许可; ( 5) 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区，觅台湾地区人民一人为保证人的顺序，保证人责任、保证内容。

( 七) 运用信托、税收手段推动家暴防治

主要有: 《内政业务公益信托许可及监督办法》( 2003 年) 第3 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可设立公益信托; 《公益彩券回馈金运用及管理作业要点》( 2011 年) 第4 条规定，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缴付财政部之回馈金可用于推展社会福利事项，包括家庭暴力防治;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 2012 年) 第8 条、《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 2012 年) 第16 条第4款规定，涉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办理社会福利服务业务所需之劳务免征营业税。

从以上规范及其要点的梳理可以看出，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要旨是: 既要解决家暴受害者的安全和司法救济问题，又要从预防与处遇方面全面治理家庭暴力，试图从司法、执法、扶助、处遇等不同方面切入，因此，是一部跨越了民事、刑事、行政、程序、社会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可以说，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既是一部专门性法律，也是一部所涉甚广的综合性法律。该法如果要得以有效实施就不得不依赖于在司法、执法、行政等各个环节的细致的规则建构，因此，围绕着家暴防治法形成了庞大的、融社会政策于其中的法规体系。

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范式转变

范式问题是由科学史学和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提出的，范式是指: 科学实践中的一些人们接受的例子为某种一致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模式。科学实践的例子包括法则、理论、应用以及仪器的使用，成熟科学的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革命从一种范式不断地向另一种范式转变。①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成果，但是对于理解法律构建的不同模式、构造仍然是合适和可行的。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制体系全面地突破了传统法律的构造和原理，实现了法律范式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

( 一) 家暴全面入法增进政府的保护性能力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构成，不仅要求执法、司法人员及时介入，从制度上改变和防范法不入家门的观念。而且，整个家暴防治的法制构建中，在教育、预防、制止、惩罚、审判、矫治、扶助等各个涉及家暴的环节、领域，形成了详细、明确的操作要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反家暴的法制状况，把家暴防治问题全面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中。家暴全面入法，表明了政府对家暴的立场和态度，向社会传达了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评价。同时，在各个环节中要求了有关公权力机构及时介入、对家暴的受害人进行保护和救助，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职责的履行。

( 二) 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并重构建组织和信息监控体系

按照台湾现行的家暴防治法制体系，家暴防治和案件处理不再仅仅是警察、司法系统的工作，全台湾层面及地方的家暴防治主管机关还必须整合教育、卫生、社政、民政、户政、劳工、新闻等机关和单位。通过细化主管机构和职责，形成了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高度合作的家暴防治组织体系，这就使复杂、涉及众多问题和环节的家暴防治有了稳定、明确的实施机构和人员。这样的法律组织、实施体系全面改变了台湾地区以往单纯依靠警政、司法机构控制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形成了一张与法律机构、社政机构的联动之网。并且通过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的建设，使家庭暴力事件的信息和处理情况纳入了全面的信息监控和信息分享，确保了主管机构对家暴事件的掌握，并有利于及时研究家暴事件发生的规律、变化，以及时调整相关的制度和工作程序。

( 三) 以安全为核心构建时间、空间法律控制机制

台湾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的构建力图改变传统法律以惩罚为主，在事前、事中、事后各关键环节缺乏有效的防范和保护措施的状况。防范和保护措施的设置需要高度契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规律，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抓住了关键点。家暴事件的发生，时间上多发生在深夜，空间上多发生在私人住宅内，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密闭性。因为时间的紧迫性和空间的隐蔽性、私人性，导致家暴的受害人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前文已经阐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置了三种不同的民事保护令，这三种保护令的申请程序、核准审查要件等不同，分别对应了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时间状态，使保护令能够较全面地运用到紧迫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对时间的把握及紧迫性的回应，其典型是紧急保护令的设置，这一保护令的声( 申) 请程序极为简化，体现了立法者关于及时制止家暴事件的基本理念。紧急保护令的声( 申) 请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核发错误或者声( 申) 请人滥用保护令，但是，正是这种以错误为代价和成本的制度使那些需要公权力及时介入的受害人能够获得最为迅捷的帮助。对家暴事件的时间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保护令制度，在其他环节和问题中也体现出立法者对时间维度的敏感，例如，前文介绍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 条第1 项、第2 项，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和对家暴犯罪嫌疑人的迳行拘提权。《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法规还有许多规定回应了家暴事件发生时对公权力介入的紧迫需求。

在空间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的立法体系致力于解决环境的安全性问题。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 条对于施暴者不可接近、限制接近受害人，以及其他条款中对施暴者会见未成年子女的空间和环境条件建构等的行动空间控制，正是运用法律建构起对于受害人、未成年子女生活环境的安全性。

( 四) 治疗性与扶助性的法律实践

前述表明，在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台湾家暴防治体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制度、机构和程序的创设，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等扶助性、治疗性专业人员全面介入反家暴法律实践的各个环节。这一法律范式的确立，促成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改变: 第一，以往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在面对家暴案件时存在各种社会学上的认识和知识困难，例如，如何在裁判中考量家暴的因素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影响，如何处理家暴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关系等等超出警察、检察官、法官知识和职责之外的问题，使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及其工作人员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知识和力量的帮助。第二，通过社会工作者、心理师陪同受暴者出庭以及提供心理治疗等措施，使受害者在与施暴者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和心理被动中，获得了一定的平衡和治疗，使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可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第三，社会工作者、心理师等为主实施的对加害人的认知教育辅导、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或其他辅导、治疗对于帮助加害人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复正常的行为和心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长效地解决家暴事件的重要方面。

( 五) 彰显法制的社会政策维度

在认识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法律体系时，不能忽略的问题之一是，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彰显了社会政策的维度。这使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制不仅要解决及时制止暴力、对受害人提供保护、惩罚施暴者等这些传统议题。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关于家庭暴力现象、家暴受害者的社会学观点。在实践中，处理家暴事件有许多难点，比如受暴者难以摆脱受暴环境和施暴人，长期处于暴力循环中。① 围绕着这些难题，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通过法制的构建，把一系列扶助、辅助、救济家暴受害人及涉暴家庭的儿童、未成年人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法制化，使家暴防治法律、法规具有了突出的社会政策特点，具有明显的扶助功能。

四、比较: 当前大陆《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的不足

经过关心家暴问题的各种力量长期、艰难的努力，2014 年11 月25 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反家暴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2014 征求意见稿) 具有不少亮点，③但是，对比反家暴法制所要解决的立法目的和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2014 征求意见稿仍然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法律实施是否顺利及效果，并可能影响到未来进行的修法工作: ④

( 一) 组织结构和防治网络缺乏系统性和可实施性

2014 征求意见稿所构建的反家暴组织结构有较大的缺陷，系统性不足且各相关机构、系统相互间关系缺乏明确的组织规范，未能构建成形的防治网络。该稿中，一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作为实施该法的牵头、负责单位，且未赋予监督的权力、明确监督方式，这种设置将导致该法的负责单位权威不足，难以有效推动法律实施; 二是对于草案中列举的各涉及单位的职责未能明确描述和要求; 三是一些重要的部门未列入该法责任单位; 四是组织实施的负责单位、所涉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相互衔接等，均缺乏明晰的规范，这一问题导致家庭暴力法治的网络构建缺乏明晰的系统性、操作性; 五是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家暴事件的统计，但是未能搭建信息监控和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不利于家暴防治的监测和研究。

( 二) 对家暴防治中受害人及未成年子女的安全需求回应不足

2014 征求意见稿虽构建了人身保护裁定制度，但是由于现行规定存在若干偏差和遗漏，导致提升受害人、未成年子女安全的措施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回应家暴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特点，缺乏及时回应性。一是人身保护裁定的回应性很弱，不符合家暴事件的基本规律和当事人需求。( 1) 人身保护裁定与民事诉讼捆绑。现实中家庭暴力的发生既可能是没有诉讼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是诉讼前或诉讼后发生。受暴者对人身安全的保护需求也不必然与诉讼或离婚相关，众多的当事人最迫切需要的是及时制止、预防暴力的发生。( 2) 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单一，且均需书面申请和证据审查两规则的设置也较为单一，没有按照十分紧急、一般情形、过度情形来区分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和当事人请求，对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家暴事件完全不能进行及时回应。( 3) 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较简单，没有完全体现受害者或未成年子女对安全的需求。( 4) 对于违反人身保护裁定的相对人虽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1、115、116 条处置，但这是事后的处罚，本身并不能促进、实现公权力机关对人身保护裁定期间的受害人或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而应当负有重要保护责任的公安机关没有被要求负责人身保护裁定的执行或提供保护，这就导致人身保护裁定的威慑和保护效果大大减弱; 二是对于受害人出庭、调解过程等一系列的环节中没有建构起安全保障措施，受害人在面对和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 三) 对受害人的扶助系统缺乏构建

家暴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长期处在暴力循环的环境中，更加剧了其弱势，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多出现不良的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生存、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机会。⑤ 因此，需要特别的扶助。2014 征求意见稿对于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关怀有一定体现，但是缺乏帮助受害人发展的维度。具体讲，没有就如何扶助受害人发展出脱离施暴者、受暴环境的生计能力、机会等进行基本的规定和要求，例如，就业、创业贷款、保险、教育等等的扶持。现在的草案没能把民政、税收、金融、卫生等系统有效地纳入到反家暴的政策网络中，这对于下一步构建针对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各类社会政策将造成立法上空白和阻碍。

( 四) 对加害人的矫治系统未能全面建立

在如何对待加害人的问题上，除了惩罚外，仅有第12 条规定把被判处刑罚或被拘留、逮捕的加害人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该规定明显缺乏针对性和回应性，家暴事件的处理，惩罚必不可少，但于当事人而言，及时制止暴力、预防暴力是首要需求。而施暴者之所以施暴，有多种原因，如长期没有公权力介入、缺乏对施暴者的威慑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施暴者有各类心理疾病、生理性病变，要戒除暴力、预防暴力行为，就需要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治。因此，仅把矫治针对已经被实行人身控制的加害人，遗漏了绝大部分的加害者。此外，对于如何实施矫治，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如何介入等等重要的问题未能建构起可操作、可实现的规范。

( 五) 未能构建起对法律系统的辅助措施

在家暴事件的处理中，常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其实反映了警察、法官、检察官对家庭暴力事件的认知、理解、把握和应对上有较大的知识和技能困难。比如，有的受害人向警察报案后，警察一旦决定拘留加害者，受害人反而又要求释放加害人，从表象上看对待加害人的态度非常复杂，警察在处理过程中经常无所适从、难以理解。类似的情形和困扰，在法官、检察官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均可能遇到。① 因此，要使法律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置家暴案件，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心理医师等专业人士介入，形成对警察、法院( 法官) 、检察( 检察官) 的辅助系统，帮助法律系统中的工作人员更好地把握案件以及应对法律外如加害人、受害人的处置等问题。然而，2014 征求意见稿不仅未能建立这样的扶助系统，更令人堪忧的是，该草案甚至未留下建立此种辅助系统的法律空间。

五、展望:法制构建与社会建设双向互动的可能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6

第一条为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工作，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省政府《安徽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持有本市市区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市区居民低保标准的，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实行城市低保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扶助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实行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

第四条市民政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低保的管理工作，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低保的管理工作。

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低保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委托，负责辖区内城市居民低保申请受理、调查核实、民主评议、汇总上报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市区低保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并根据市区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入和物价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章低保对象的确定

第六条低保待遇的申请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持有市区常住非农业户口；

(二)申请人家庭可核算的人均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第七条家庭成员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户口转出但仍由其家人供养的，可以视为同一户口人员。

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既有非农业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其非农业户口人员可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并以家庭为单位核算其收入。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一)家庭中在法定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经有关部门介绍就业，无正当理由拒不就业达两次的；

(二)家庭成员中有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消费的；

(三)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低保标准、经核实有隐瞒家庭收入行为的。

第三章家庭收入的计算和核实

第九条家庭收入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助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费或生活补助费；

(三)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

(四)存款及利息，有价证券；

(五)租赁收入、接受馈赠和继承收入；

(六)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七)市人民政府规定应计入的其他家庭收入。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一般包括以下人员：

(一)夫妻，共同生活的双方父母；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弟、妹；

(五)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条因建设征地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的人员，申请享受低保待遇时，因用安置补助费缴纳社会保险且无结余金额，其安置补助费不计入家庭收入；有结余金额的，结余部分计入家庭收入。其结余部分按市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的摊的月数，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享受低保。在分摊月数期满后，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低保待遇。

第十一条在计算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家庭的收入时，如其农村承包土地尚未退出的，应将当年土地收入计算在家庭收入中。

第十二条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津贴等；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各种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

(三)因工(公)负伤人员的护理费；

(四)因工(公)死亡人员及其家庭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生活补助费；

(五)在校学生因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捐赠、资助的货币及实物；

(六)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第十三条对申请低保待遇的家庭，其家庭收入，应根据其申请前三个月的家庭平均收入确定；对已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进行动态管理核查时，应根据其此前三个月的家庭平均收入核定。

申请人应当如实报告家庭收入和资产情况，必要时接受资产和收入调查。

第十四条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负责申请对象家庭收入的初步核实，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必要时管理审批机关可派工作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庭和有关单位进行核实。

第十五条核实家庭收入可采取下列办法进行：

(一)个人申报。申请人如实填写家庭收入情况和家庭实际生活状况，同时由经办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必要的询问；

(二)入户调查。经办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中进行调查，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状况；

(三)单位、邻里走访。经办人员通过走访社区居民、到申请人所在单位等方式了解其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情况；

(四)信函取证。对不便走访的单位和有关人员，经办人员通过信函等方式获取有关证明材料；

(五)部门协同。民政部门与劳动保障、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建立联系，有条件的可实行计算机联网，及时了解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变化情况；

(六)消费跟踪。对申请人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以全面了解其真实生活状况；

(七)社区评议。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评议小组或召开听证会，对申请人家庭收入进行评议或听证。

第十六条家庭实际收入证明的出具及认定：

(一)在职职工的实际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盖章、单位负责人签字，其中月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劳动部门审核认定；

(二)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实发的基本生活保障费和失业保险金，由县级以上劳动部门或其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证明；

(三)从事家政服务、保洁、保绿等工作的人员，其收入证明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或其服务单位出具；

(四)在法定就业年龄内且具备劳动能力者，采取灵活就业的，其取得的收入无法核实的，按不低于市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五)其他人员的收入证明，由本人申请，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评议小组提出意见并进行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核定。

第四章低保待遇的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十七条申请低保待遇的一般程序：

(一)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送交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出具共同生活成员的户籍、收入、就业状况和住房情况等证明材料，填写《**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

(二)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向户籍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同时居住地管理审批机关要协助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的调查，并提供其家庭收入状况的证明；

(三)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既有非农业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由非农业户口成员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农业户口成员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供农业户口成员的收入证明；

(四)对行动不便或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或由其监护人协助办理申请手续。

第十八条审核审批低保待遇的一般程序：

(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受区民政部门的委托，接受城市低保申请，并自受理申请10日内，对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户籍、收入和就业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在社区进行张榜公布，并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连同证明材料一并报送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二)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自接到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10日内，应进行审核并及时返回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第二榜公布，群众无异议后，签署意见报区民政部门审批；

(三)区民政部门对上报的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并在1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对于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批准享受低保待遇，并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通知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第三榜公布；

(四)所有审批手续应自申请人提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结。同时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在30日内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书面通知其本人，并说明理由；

(五)申请人对审核审批结果有异议的，可直接向管理审批机关提出复核。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30日内核查完毕，异议属实的应及时纠正。

第十九条低保资金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五章低保对象的管理

第二十条管理审批机关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低保对象在领取保障金期间的收入变化情况。低保对象应主动、及时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收入和家庭成员变化情况。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民政部门办理延续、提高、降低或终止低保待遇的手续。

第二十一条管理审批机关可以依据低保对象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家庭主要成员的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等因素，对低保家庭实行分类管理；对已纳入低保家庭，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复核。

第二十二条实行家庭收入季度申报制。享受低保的家庭由户主将家庭收入情况于每季度初5日内报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初10日内上报区民政部门。享受低保家庭如无正当理由未按时上报，区民政部门将视为其家庭收入超过低保标准，并取消其低保资格。

第二十三条低保对象户籍迁移时应在5日内开具迁出证明，并在20日内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迁出证明到迁入户籍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家庭中在就业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尚未就业的，应积极寻找工作，参加就业或再就业。暂时无法就业的，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劳动。参加公益性劳动时间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城市居民按市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折算小时工资，并按实际享受的低保金数额确定相应的劳动时间；

(二)在折算小时工资时应按日均8小时计，并扣除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的天数；

(三)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须凭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公益性劳动以社区为单位，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会同相关单位组织实施。对参加公益性劳动的情况进行考勤登记，并以此作为审批低保待遇和核发低保金的参考依据之一。

第二十五条建立低保对象档案管理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建立低保对象个人资料档案，实行一户一档。城市低保对象个人资料的内容包括：个人申请，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住房登记表，申请审批表，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社区居民委员会入户调查表，民主评议记录，三榜公示记录，以及管理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六章低保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低保资金由省、市、区财政按规定比例共同负担。省财政负担的剩余部分，由市财政分担70%，区财政分担30%。对市、区财政分担比例，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低保资金列入市、区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户存储，专帐管理，专款专用，确保低保资金不被挪用和挤占。

第二十七条每年年底前由市、区民政部门依据当年享受低保人数及补差金额，提出下一年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定期拨付，当年余额结转至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二十八条低保所需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在预算中予以安排，确保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九条市、区财政部门每月将城市低保资金足额拨付金融机构或民政部门低保资金专户，按月足额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三十条当月一次性扩大保障面达到本区已保人数的1%时，区民政、财政部门应在上一个月分别向市民政、财政部门报告，经审查同意后纳入保障范围。

第三十一条民政和财政部门应建立城市低保资金管理双向通报制度。财政部门应将预算政策、资金安排、资金拨付及时通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将城市低保政策、低保户数、人数、资金发放情况及时通报财政部门，并建立经常性会商制度。

第三十二条民政部门应会同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对城市低保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经常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第七章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公开低保政策、办理程序、办理结果，并设立举报箱和投诉电话，受理居民的举报，投诉。

第三十四条民政、财政等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低保资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和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从事低保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二)擅自批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享受低保待遇，经查实的；

(三)贪污、挪用、克扣及无正当理由拖欠低保资金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接受低保对象财物的；

(五)，或其他损害国家利益和居民低保权益的；

(六)对不履行职责造成工作失误，引发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的；

(七)对群众举报反映的情况不能及时进行查处和报告结果的。

第三十六条享受低保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民政部门依法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缴冒领的低保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仿造等手段，骗取享受低保待遇的；

(二)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收入增加，但未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城市居民在申请低保过程中，对审核审批的低保工作人员进行威胁、恐吓或严重干扰低保工作正常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各县(市)低保标准，由县(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入和物价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报县(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十八条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照本细则，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规定。

第三十九条本细则使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7

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导，旨在对律师言行作出调整的两份草案，相较于现行制度，作出了大刀阔斧的修改。草案对外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与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全国律协制定下发《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相近。后两份文件对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财经》记者从全国律协人士处获得《行为规范》草案，草案介绍此番修订缘于“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律师执业活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有的律师不重视职业道德、诚信意识缺失，在执业中不依法履责、不尽责服务，有的律师不遵守保密义务，个别律师甚至触碰挑战法律底线，少数律师不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等，《行为规范》则是对此的配套，从原有的69条增至105条，“全面地体现了应当予以处分的各类违规执业行为和应给予的处分措施”。

综观草案，律师的行为被规范的同时，有不少要求律师“谨言慎行”的措施，包括限制网上评论权，禁止在案件审结前对外公开案件，参加社会活动的行为要受到制约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诸多律师认为，律师群体水平确实参差不齐，律师行为应受到规范，不过草案新规“矫枉过正”。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甫撰文认为，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遍应用，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变，正在施行的《行为规范》和《处分规则》确有修订的必要，但在意见稿中，“律师监督、批评、申诉、控告权几近被剥夺”。

律师言行边界该如何界定，尺度该如何平衡，是制度设计者面对的最大难题。 修规背景

“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执行情况来看，现行的规定都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是不够科学、不够细化的问题，一些则完全没有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教授王进喜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

现行《行为规范》由全国律协于2004年3月20日审议通过试行，并在2009年12月27日再次修订实施。《处分规则》是全国律协根据1996年实施的《律师法》于2004年制定，至今已经试行十年。

对于近年来执业突发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说明认为，现行《行为规范》未能进行有效规制。因此，修改《行为规范》势在必行。

《处分规则》草案在修订说明中称，许多原有内容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和司法部2010年4月7日修订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不相适应，也不能反映修订后《律师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违法处罚方面的调整和完善。实际上，早在2007年11月初，全国律协正式启动《处分规则》的修订工作，做了大量调研、组织论证工作，广泛听取地方律师协会以及律师和专家的意见，并由全国律协规则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共同组成了修规小组，于2012年8月初形成了修订稿初稿。

2012年8月10日，全国律协纪律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对修订初稿进行了讨论。2013年1月16日，全国律协纪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北京、天津、福建、云南、河北等律师协会对修订初稿的反馈意见后形成文字稿送司法部律公司、法制司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了律公司、法制司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小组再次修改形成目前的修订草案。

对于律师执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后形成的两份草案全都进行了规制。目前正处于在部分省、市律师协会征求意见中，不同意见因此发声。 “谨言慎行”

被议论最多的，是两份草案中律师“谨言慎行”的相关内容。《行为规范》草案在第二章“律师执业基本行为准则”中增补律师的“谨言慎行”义务，即“律师应当谨言慎行，客观公正谨慎司法评论，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细节的表述是，“律师不得以发表公开信、串联煽动示威、鼓动助推舆论炒作等不正当方式，向办案机关施压，影响办案机关依法办理案件。”

对律师“谨慎司法评论”的表述散见于多个章节中，第五章“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规范”中以单节的形式规定了客观公正谨慎司法评论。其中明确规定，律师不得以对案件进行歪曲、不实、有误导性的宣传、评论，或者贬损、诋毁、诽谤、污蔑有关办案机关和工作人员以及对方当事人声誉等方式，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案件。

《行为规范》草案的第85条也规定，律师“不得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表有关案件或公共事件的过激或不当评论以及攻击、诋毁我国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得以呼吁、联合他人为自己承办的案件制造舆论声势和压力，或者组织或参与在互联网上聚集、围观、声援等不恰当运用互联网等媒介的方式，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

条文中提到的“聚集、围观、声援”等行为在司法现实中并不陌生。广西北海案、贵州小河案、平度拆迁案等重大标志性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律师们“抱团”的身影。比如广西北海案，律师们即是通过互联网揭露案情。最终案件被撤销，律师及证人皆获自由。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律师们发声的领域更为广阔。例如，王甫自办网站“我辩护”，常发表对热点案件和所案件的看法。为了维护网站，他甚至专门雇了几个人打理。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律师想通过网络评论造势的办法赢得公正，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司法不公问题，使得律师只有通过网络舆论才能发出声音。”王甫说。诸多接受采访的律师解释这种无奈的现实困境：由于在司法活动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律师群体急于寻找衡平，抱团、围观、声援、死磕等都是对应的方式。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石宇辰律师认为，要求谨慎评论的表述并没有问题，作为律师说话当然要尊重事实和证据，服从法律，关键是如何去认定“过激”或者“不当”，谁才有权力去处罚。

《行为规范》草案还以单节的形式增加了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的保密义务。其中规定，“不得以影响案件办理结果为目的，在开庭审理前或者案件审结前，擅自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诉讼文书、证据材料、辩护、意见，或者向第三人泄露案卷信息。”

在全国律协任职的一位律师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诉讼活动中，各方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一边让律师噤声，另一边公、检、法却可以公开案件，去年的“网络打谣”系列案件，公安侦查过程中媒体得以参与报道；案的审理，主审法院还进行了详细的微博直播。

这些事件推动了司法公开，“但规矩应该是一样的，除非各方都噤声，否则对律师而言，并不公平。”这位律师认为，“这也有违司法公开的趋势。”

石宇辰律师认为，新闻公开并不应该以是什么结果为目的，应该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法律规定了某些案件情况属于涉及国家秘密的，不论律师还是检察官、法官都应该遵守。但是，不涉及这些法律规定的事实在经过庭审公开后，就不涉及保密问题。当然在此之前公开的，应该追究。

草案还要求律师“不得发起、参与、支持与律师职责、身份不符、影响律师社会形象的组织及其活动”。《行为规范》草案进一步规范了律师和法庭的关系，以单节的形式明确规定律师应当“尊重法官、仲裁员，服从法官、仲裁员的指挥，不得以违反法庭、仲裁庭纪律、当庭拒绝辩护或未经许可擅自退庭等不当方式扰乱庭审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此前发生的事例是，在河南一起打黑案中，庭内十多名辩护律师集体离席，表达对于合议庭未休庭合议直接宣判的不满。 谁来惩戒

与《行为规范》草案配套的，是《处分规则》的修订。修订说明称，现行的处分规则处分手段较少，除去很少使用的取消会员资格，只有三种处分措施，无法对纷繁复杂的违规行为做出恰当区分和处理。因此，修订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纪律处分的种类，增加了警告和中止会员权利6个月-1年的处分种类，并规定“律师协会决定给予警告或以上处分的，可以并处接受专门培训或者限期整改”，使得处分种类更加丰富，适用起来也更加灵活和有可操作性。

同时，《处分规则》草案对《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各项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归纳吸收，“全面地体现了应当予以处分的各类违规执业行为和应给予的处分措施”。

现行《处分规则》仅69条，《处分规则》草案增至105条。对于条文中的“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许多律师表示不理解其法理及如何操作。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裕来律师认为，由于律师并非自愿加入律协，是按《律师法》强制规定加入，“如果仅仅是中止或者取消全国律师协会会员，很多律师恐怕求之不得”。

《处分规则》草案也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比如律师携领家属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在押犯，此前一度未有明确细致规定，各地政策不一，现在草案一律视以违规。

律师们的网上评论行为，是此次《处分规则》草案修订的重点，以单节形式进行了认定和列举。比如“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发表攻击、诋毁我国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央重大决策言论，影响恶劣的”“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呼吁、联合他人为自己承办的案件制造舆论声势和压力，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审理的”等，都被认定为不当运用互联网等媒介的违规行为，应当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中止会员权利6个月-1年或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分。

“律师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发表评论，应当符合律师的专业形象，体现律师行业的严谨精神，对于不当言论和非法行为必须加以约束和规范。”修订说明称。

《处分规则》草案中增加的一个新机构引起了业内关注。据第六条规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设立由优秀律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优秀工作人员以及法学专家等组成的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依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和本规则制定相关工作规则，对地方律师协会纪律处分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

现行的律协惩戒机构由全国律协的纪律委员会和地方律协的惩戒委员会构成，全国律协纪律委员会负责律师行业处分相关规则的制定及对各级律师协会处分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地方律协的惩戒委员会则负责具体处分实施。

上述规定提及的“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的职能重合，今后前者是否会将后者取而代之尚不得而知，引起争议的不是机构职能，而是机构成员。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纳入其中，参与律师的惩戒工作。

“律协是行业自治机构，由其他部门尤其是与在制度设计上处于对立面上的机构参加到惩戒指导工作中是欠考虑的。因为立场决定观点，作为律师很难让处于对立立场的部门完全满意和赞成。”石宇辰认为，律师的惩戒还是应该由行业自律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 言行边界

正在征求意见的两份草案对刑辩律师影响很大。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介绍，收到许多律师的反映。部分律师称，“如果按两份草案执行，刑辩律师将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王进喜教授介绍，当前国内对律师管理采取的是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因此，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就律师的职业规范和惩戒，均有相关规定。从2007年《律师法》修改的情况来看，导向是加强律师协会的管理，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囿于体制等原因，律师协会的管理并没有得到显著改观。“《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协会有权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协会制定这些规定，源于法律的授权，是代表国家对律师行业进行管理。”

实际上，近些年随着《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律师的身份概念正在愈发清晰，其权利义务、职责担当也更加明确。

曾做过检察官、做刑辩律师多年的石宇辰对近年来律师管理的变化感触颇深：“律师系统内部管理更加严格、细致，规范越来越细腻、明确，行为约束越来越多，一般性维权权利呈现萎缩态势。”

虽然管理渐趋细致，但对于律师的言行边界从未有定论。比如，在北京李某某等人案中，七名律师受到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其中涉及“不当披露案件信息”“贬损同行”“向委托人作虚假承诺”等，事后，一名律师不服申请复查，但被驳回。这一事件引发了案外关于律师言行边界的大讨论，不服处分的律师认为自己“做了律师应该做的事”，支持处分者则认为，律师越界透露当事人信息，处分合情合理。

2004年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规定，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判决前，承办律师不能通过传媒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可能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但2011年修规时，该条文被删掉。如今，规定再修，该条款以专章专节的形式出现。

王进喜认为，整个律师行业在当前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容乐观，但是应当意识到，发挥律师的作用，不是放任、放纵律师，而是应当对律师的职业行为加以科学规范。在规范律师职业行为时，也应当考虑大的法治环境存在的问题。

“律师的职业言论，并非一概限制为好。”王进喜举例说，在有关机关和个人不当披露有关案情，给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的情况下，律师有权通过合理必需的宣传手段，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家庭规章制度细则篇8

一、加强学习，提升素质，树立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本人以**、**等部队优秀期刊为载体，学习部队最新指导思想和管理模式，利用业余时间对**、**等书籍进行钻研，充实业务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本人始终树立工作就是责任，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锤炼意志品质，激发工作激情和工作热忱，切实践行“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二、夯实基础，完善制度，提升工作执行力。

工作中本人始终牢记各级领导的教诲，遵章守纪，严格遵守部队的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平常注重从点滴做起，从穿衣戴帽做起，培养自己的过硬作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握工作规律，制定详尽的奖惩制度，保证了本部门接待任务的圆满完成，全年安全无事故。并从人性化管理入手，按照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责权连带的原则，完善接待各项规章，使工作流程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同时加大质量监督和考核力度，做到管理量化、细化、公平、合理。

三、强化培训，注重实效，推进伙食标准化建设。

招待所聘请专业人员对餐饮部服务员进行业务培训督导，对仪容仪表、礼节礼貌等进行一系列的程序化培训。在伙食管理上，始终认真贯彻我军“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原则和“双增双节”方针，严格落实伙食管理五项制度，狠抓炊事人员的烹调技术和伙食调剂，全面实行分餐，并安排好执勤人员、伤病员的伙食，尊重少数民族官兵的生活习惯。

四、加大器材装备的配备管理，保证器材的完整好用。

在加强器材装备管理上，不断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在管理环节上下功夫，坚持建管并举，以管为主的方针，向管理要效益。认真实行目标管理制度，把器材装备的管理同使用者的自身利益挂起购，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实行计价挂账的管理办法，保证了装备器材的完整好用。

五、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做好卫生防病工作。

此外，本人正确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自觉克服家庭困难，高标准、高质量的做好本职工作。爱人单位离家较远，加班频繁，工作繁忙。生活中，本人自觉做到顾家不恋家，一边做好家属工作，一边抓好单位建设，使家庭和工作均处于温馨、和谐、同步状态。

部队后勤是人、财、物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尽管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节约理财意识待提高；二是对重大接待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乏力；三是在作风纪律建设上还有不足。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抓好计划管理，强化财务监督。

花钱办事要从实际出发，讲合理，讲效益，正确把握资金的投向投量，严格执行上级的财务规定，最大限度地压缩消耗性开支；要坚持先收后支，精打细算的原则，不花过头钱和冤枉钱。加强成本控制，做好采购、物流、财产管理，强化成本预算，牢固树立成本节约意识，努力降低经营成本。

二是强化官兵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念。

要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教育制度化、经常化，并纳入整个政治教育之中。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如使用节能灯、节能阀、节能灶、电子自控节油器等。广泛开展群众性节约活动，依靠群管群节，坚持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把节约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加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是强化纪律意识教育，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