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
时间：2023-11-15 12:19:59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 流动摊贩 融合
流动摊贩在近几年来通过媒体的大肆报导走到了人民群众中来，成为不少学者、市民百姓热议和讨论的焦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城市的流动摊贩不少于3000万人。对流动摊贩的态度和治理方式关乎民生，关乎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关乎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一些城市的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暴力执法，以及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不断上演的“猫鼠”游击战，不得不让我们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信念支撑忧虑。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强调推动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何谓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化与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摊贩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和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城市只有与流动摊贩相融合，将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吸收，运用和不断发展，才真正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将正反作用对比，并提出城市与流动摊贩相融合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一、流动摊贩群体规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城市的就业市场一时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农村流向城市的人们大多文化技能素质比较低，不能适应城市高技术知识水平的要求，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使得城市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失业人员增多。流动摊贩大都由农村进城人口、失业人员和流浪人员等组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证，只得依靠简而易行的路边摆摊来维持生计。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摊贩坚决不能取缔。中国古代即有“民为邦本”的思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突出“人”的核心，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十更加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国家的发展改革方向是更多的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关注人权，注重民生。应该在尊重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科学管理城市[1]。
另外，我国流动摊贩之所以长期存在并组成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填补了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缺口。任何一个市场的存在必然少不了消费者，没有消费者，没有需求，市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城市社区设施的不完善及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使得城市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摊贩们廉价的物品以及几乎“送货上门”的服务给居民带来了非常的便利。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时间、金钱成本都达到了最小化，从而实现了自我满足。这样的“你买我卖”，“各取所需”促进了摊贩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久经不衰”。 如果把这些流动小摊贩取缔，每天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打工族”和“学生族”就会面临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流动小摊贩为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与世界大国，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包容。而且让小摊贩合法化、固定化，也会是一种地方甚至民族特色。
二、流动摊贩存在的正反作用对比
流动摊贩主要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组成。弱势群体在我国主要指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均分制”，社会被隐形分出了贫富等级，富有的人意味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享有更好的机会和幸福成果，而弱势群体无资源可利用，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这样他们中一些人必然会滋生反感情绪甚至“仇富”心理，更有甚者仇视社会滋生歹心，引发各种犯罪行为。弱势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缺乏公正的体现，弱势地位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失衡，而心里的失衡极大地动摇了个体原有的人生观和行为定势，为越轨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流动摊贩的规模发展是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与心理失衡找到的一个出口，除了可以满足自身的经济生存之外，他们的商品被需求也使他们觉得受到了认可与尊重，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减少了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较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同时也使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增加城市韵味。
从反作用的方面来说，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一定的秩序加以规范，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食品安全、商品质量保障、卫生环境、堵塞交通以及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等问题随之暴露。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是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食品安全无小事”，近日湖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禁止流动摊贩向学生兜售食品，这也是在整治时期对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无可厚非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也有不少居民反映流动摊贩堵塞交通，占据停车位，制造食品残余垃圾，和一些食品味道油烟等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扰乱了居民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因此不少居民对此反感、投诉。由于这些小贩是流动经营的，城管进行执法时会在第一时间隐没，而当城管走后，又在第一时间出现，从这方面来说，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执法治标不治本。流动摊贩一直以来都是城市“脏乱差”的主要来源，因此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顽疾。从流动摊贩和关注民生的角度考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突出重围立足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做貌似无尊严的“见猫逃窜”的“老鼠”，是城市管理者急需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城市居民和每一个爱国爱民者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一大民生事件。
三、对流动摊贩的城市管理思考与建议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弱国逐渐向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强国迈进，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与目标，流动摊贩与城市的融合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在人性化管理方面我们要借鉴泰国的管理理念，人的生存权比市容市貌和交通的便利更重要，他们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也符合我国“关注民生”的理念。若城市管理者为了良好的市容市貌和疏浚的交通而一味的对流动摊贩采取取缔的策略则是一种懒政和愚蠢的不科学的行为。流动摊贩该如何规范化管理，如果一味地只靠城管执法，则只会造成城管与摊贩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应运用的方法。真正智慧的领导者应该能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看到流动摊贩和城管者之间绝不是相互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张英魁、刘兴鹏提出政府、社会与居民群体共治的框架，在治理过程中要实现管理部门、流动摊贩和社会的良性互动[3]。这种方法避免了政府一方单方管理的种种缺点与尴尬，可以达到有效互动管理，体现科学发展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必须多管齐下，多面配合，才能达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真正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经常上演“猫鼠”游戏和暴力非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流动摊贩缺乏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政府应该依法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物质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司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也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4]。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实证明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立法保护，有助于加快我国法治进程与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对流动摊贩进行立法保护之外，还要立法规范，给城管部门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形成政府主导、摊贩自治管理和社会民众参与的三重屏障发展模式。政府依照法律对流动摊贩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明确可以摆摊的时间和场所。成立流动摊贩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每个流动摊贩都要去其所属组织登记获得许可证；组织内设监管部门对摊贩的食品安全、质量保障和环境卫生等进行规定和监督；设立卫生保卫部对摊贩场地的卫生进行保护和垃圾清理；对摊贩成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引入奖惩办法，使摊贩认识到市容市貌建设以及疏浚交通的重要性，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从而有效促进摊贩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然这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一部分。社会民众参与就是加大对流动摊贩政策的宣传，使流动摊贩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深入人心，这样不但保证了摊贩经济的繁荣，也改变了以往城管在民众心中的“暴力”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民众应拒绝在严禁摆摊场地进行商业行为并及时举报，以增强社会共识，维护法律权威。
2.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增加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鼓励自主创业，增加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支持。在流动摊贩中有一部分是刚毕业大学生，他们不满于给别人“打工”、为别人“打杂”，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供过于求，有一部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想要创业而又迫于资金压力，因此加入到流动摊贩的行列中来。对流动摊贩中占多数的农民工，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和非农产业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缓解剩余农民的就业压力，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企业，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等。
完善城市规划与布局。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合理规划与布局，能够实现城市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应在城市居民聚居区设立更多，更经济的生活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将流动摊贩引入市场，并根据居民作息时间灵活开放市场时间以方便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将流动摊贩的群体利益考虑在内，考虑摊贩市场的设置等，这样有利于减少城市与流动摊贩之间的冲突，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它通过社会救助、失业保险等，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移给缺乏收入获取能力的社会贫困人口，可以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5]。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对城市流浪人员的社会救济和职业培训，使弱势群体能够有一定的收入而不致迫于生计，成为流动摊贩。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存在诸多限制，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要不断改革户籍制度，使城市外来人口逐渐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机会和权利。
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分析了流动摊贩这一群体的行为原因，以探本溯源、对症下药的思维理念，提出要服务并不断满足流动摊贩的利益需求，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形成政府、摊贩、社会的互动发展模式；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对弱势群体增加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针对流动摊贩合法化向公众征求意见，随后一些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进行改革，不再以“堵”为主，而是加以“疏”化，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对于城市和流动摊贩的融合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山西太原市采取“引摊入市”的办法给流动摊贩筑巢安家，海口市建立了“便民疏导点”，昆明实行“线性管理”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流动摊贩的全国性问题的治理，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吕燕.权利均衡、流动的风景与走出城管困境――关于扬州市流动摊贩城管状况的调查与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2）：148-152
[2]马皑，乐国安.弱势群体与心态失衡[J].政法论坛，2004，22（2）：155-163
[3]张英魁，刘兴鹏，城乡二元结构视阈中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J].行政论坛，2009，16（4）：76-80
[4]张琳.法治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8（6）：31-33
[5]赵俊康.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05（9）：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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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2
【关键字】摊大饼；城中村；城市发展
一、“摊大饼”的一分为二
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筑空间来支撑。为了满足建筑面积的需求，“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及其引起的问题势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益处
1.社会需求：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剧增，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不可避免。
2.城市线路规划：城市的公交线网类型分为方格型、放射型、放射环型。从公交线网设计的非直线系数角度出发，方格型（1.4）和放射型（2.6）线网均偏大，即建卫星城（放射型线网）只会使城市愈加臃肿。因此，建立环路（非直线系数1.1）使得市中心区与各区以及市区与郊区之间联系更加方便。
3.规模经济：将某种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完成，由此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对企业来讲，方便其雇佣劳动力，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等；对员工而言，解决其就业问题。
4.区域物价：城中区、高新区明显高于城市外延，就西安而言，北三环以外的物价就远低于高新区。因此，结合居民的收入结构，向外延迁徙成为趋势。
5.文化教育：例如西安市内高校的新老校区，对学习条件的改善。
6.城市地位：城市用地面积的大小，影响着城市的知名度、城内交通设施的建设规模，国家在重大项目上的审批、投资。
（二）弊端：
1.随着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东西郊里程增长，公交车上让座问题凸显，道德素质成为人们争议对象。但从乘客的心理分析，有谁愿意从头站到尾？这也解释了私家车是造成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2.中国城市基本上都是农田，城市空间的扩张意味着农业用地的减少，保护农田意味着限制城市发展所需的土地供给，这势必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转折点难以权衡。
4.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
二、 “摊大饼”的解决
（一）对 “摊大饼”带来的让座问题的建议
从理论出发，在特大城市，线路长度应为城市面积的半径；大中型城市，应为城市面积的直径。这似乎已成标准，但实际中却仍有一系列问题，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1、将公交车站的起点站设为相距不远的“座队站”和“站队站”，让重点旅客在“座队站”上车。保证照顾特殊群体并避免普通旅客争先上车抢座。
2、公交车重点旅客座位安置：可以将运距作为座位安置的一个考量因素。在车厢前后均设特座，将“路途远的旅客请往后面走”纳入旅客乘车指南。方便长途旅客选座候车，且利于车内秩序的维持。
3、从宏观角度分析，产生“让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未注意到商业竞争，导致城市功能区布置过度集中、重复建设。建议从区域间土地利用功能置换角度着手，建立多功能小区，减小商业繁荣区的交通量。
（二）改善土地的不合理使用
以西安市体育场汽车站为例，现存的问题有：
1、只存在通往蓝田县、高陵县的车辆（混乱现象：开往西安不同郊区的车辆、起讫点相同（存在高低速差别）的车辆、开往同一县不同镇的车辆，其车站不同）；
2、内部设施设备：没有车站必需的站务用房，仅有的是一桌一椅一帐篷；停车场地面凹凸不平，下雨积水，对车辆造成严重损害；
3、管理体制：车站规定不允许汽车超员，但每逢节假日，车刚出站就上人，不但没有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而且降低车辆运行效率；
4、安全隐患：该车站出入口处设有行人过街天桥、市内公交站点，且处于体育场出口处，对行人及驾驶员视距产生极大影响，易造成拥堵，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该汽车站，提出两条建议：
1、进行车站的重建：合理规划土地，将附近商店及靠近五路口的IC卡销售点纳入车站，扩大现有的车站规模，完备车站的设施设备。
2、取消该车站：由于开通了地铁1号线，使乘客在城东客运站进行换乘成为可能。直接将车停在城市，不仅可以减轻市中心的交通压力，缩短乘客的出行时间，而且可以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
这只是一个引例，西安等其他城市肯定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问题，对现有土地的合理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城市土地的需求，减少城市扩张的可能性。
（三）改造“城中村”建设
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成为“城中村”。西安市城中村大部分在三环以内，主要位于居民的工作区与生活区之间，例如西安曲江与高新区之间的居民区。城中村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无论是交通流的三要素还是道路通行能力均不能达到期望水平，给西安交通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包括人流阻力、车流阻力、道路条件阻力等。为解决西安交通问题，城中村改造应纳入其中。但实施的过程中需注意：
1、宏观政策：截至目前，部级法规并无出台，因此西安市政府要做好相关的法律支持工作（技术标准、处理矛盾纠纷的依据）；
2、具体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成后统一低价补贴。着重于高品质高楼建设，一方面，高楼提高了土地使用率，避免低密度、大住宅的土地浪费现象；另一方面，降低居民的排斥心理；
3、前期融资：虽然改造需投入大量资金，但与交通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相比，实为值得。
4、经济因素：城中村是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其房屋数量多面积小，房东每月可收取大额租金。统一规划后，房东出于自身利益，难免出现“钉子户”，且房客的去处也得妥善处理。
5、文化保护：要合理平衡村庄改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关系。
三、总结
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建新城或卫星城、城市土地的再开发和“摊大饼”。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说明，卫星城市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念。 “摊大饼”也存在诸多隐患，因此现代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旧城区的更新与改造，合理使用土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物资流失。
参考文献
[1].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张的经济学动力机制.城市规划.2005年 第29卷第4期
[2].闵希莹.“摊大饼”的追问.城市规划.2005年第29卷第1期
[3].苏延莉.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科技信息.2009年第20期
[4].王雅丽.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模式与做法.中国房地产.2010年第354期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3
二、服装城拆迁过程2002年2月6日东海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向市土地流转中心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对服装城进行拆迁改造，许可证载明：拆迁期限至2002年3月20日；
2002年2月26日东海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关于服装城房屋拆迁公告”；
2002年4月2日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对服装城进行“强行”拆迁；（注：未达成拆迁协议，又未经行政裁决或法院判决）
2002年4月11日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三方签订了“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书”。上述三方在协议中的身份分别为：拆迁人、被拆迁人、拆迁单位。
三、服装城拆迁争议及行政裁决、诉讼过程2002年3月4日拆迁单位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受东海市市场中心委托，发出“告摊主用户书”，称：接受所有权人东海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全权委托，代为处理服装城内固定摊位有关补偿安置事宜，单方决定了拆迁安置方式（货币安置）、货币补偿安置金额等内容。个体户认为：一服装城摊位所有权人是出资购摊位的个体户而非市场发展中心、二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发生争议，未能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002年4月12日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以申请人身份、以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个体户为被申请人向东海市建设局申请行政裁决，要求依法对个体户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进行裁决；个体户向建设局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包括：出售服装城摊位的公告、广告、买卖协议书、公证书、摊位所有权证、购摊位收款收据）；
2002年5月15日东海市建设局作出行政裁决：申请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按国资局批复给予被申请人（即个体户）实行货币补偿，金额为===. 2002年6月28日共有45位个体户认为东海市建设局作出的行政裁决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向东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东海市建设局、第三人：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个体户在一审诉状中提出：1、东海市建设局认定个体户对所购服装城固定摊位享有的权利是永久性使有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且基于这一认定，裁决的内容也与法不符，包括主体、补偿形式、金额（应以经房产评估的价格为准，是本案中无评估报告）、面积（因摊位无房产证，应以91年的出售方案及市场价格为准，摊位建筑面积约为11平方，使用面积为4平方）等；2、对个体户的拆迁补偿形式、补偿金额的确定违反国务院拆迁条例的有关规定；3、拆迁人拆迁行为违法，属超期无证违法拆迁，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申请行政裁决的程序违法，建设局作出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东海市人民法院经二次开庭审理，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虽然原告（即个体户）购入服装城摊位，并持有东海市服装市场筹建办公室所发的《摊位所有权证》，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证明原告是该房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是第三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对原告可视为被拆房屋的当事人。被告收到第三人东海市场发展中心提出的行政裁决申请，结合其自愿补偿和服装城摊位评估计算及摊位补偿价格的说明等情况，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所作的裁决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综上被告所作的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基本合法，应予支持，原告诉请的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久。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东海市建设局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行政裁决书。”
上面所述的是服装城从建造、拆迁、发生争议进行行政裁决、一审行政诉讼的全过程。
第二部分：对本案处理的个人意见现其中的30位个体户不服一审判决，已向东海地区中院提起上诉。
一、对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的身份未依法作出认定，从而导致模糊判决。
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可视为拆迁房屋的当事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与事实也不符。《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5种拆迁当事人：拆迁人、被拆迁人、承租人、（公房）代管人、（公房）房屋使用人，个体户是哪一种呢，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一审判决认为是个体户是拆迁当事人，那么又享有哪些权利呢，没有说明。而是模糊地认为是当事人，但不归类，没有列明能否适用《拆迁条例》所规定当事人权利。而事实上，个体户对所购摊位是有处分权（如出租、出售）的，不仅仅享有使用权，其权利比承租人的权利要大的多。
比如：国务院《拆迁条例》明确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被拆迁人与承租人达不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的，实行产权调换”，本案中个体户没有这种权利吗。
二、未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被上诉人东海市建设局作出的行政裁决适用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的规定，这二条均是关于被上诉人有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职权的规定，而不是有关拆迁、补偿方面实体规定的条款。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故意遗漏拆迁条例的相关实体规定，对被上诉人的违法之处不作评判。
1、拆迁补偿形式的确定违反拆迁条例的规定。
上诉人对摊位享有比承租人更多的权利，因而在拆迁中至少享有拆迁条例所规定的承租人的权利，被上诉人依据奉化市市场发展中心的单方申请，作出进行货币补偿的裁决。违反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剥夺了上诉人在权利。
2、补偿金额的确定。
被上诉人依据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的单方申请、东海市国资局的一批复，裁决确定了对上诉人补偿的金额，违反了《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1条关于要求进行评估确定的法律规定。
3、裁决的程序。
行政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法律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拆迁，拆迁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在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所以行政裁决应当在拆迁期限内进行。而本案中，拆迁许可规定的拆迁期限至2002年3月20日，强行拆迁的时间是4月2日，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申请行政裁决的时间是4月18日。是先违法强行拆后申请行政裁决，行政裁决解决的是拆迁过程中的补偿安置问题，进行裁决的前提是拆迁行为合法，而本案中这一前提不存在（超期违法无证拆迁），被上诉人理应依法行使职权对违法拆迁行为进行管理，对违法的裁决申请不予受理，但被上诉人却违反程序进行受理并作出了错误的裁决。
4、拆迁补偿安置发生在拆迁人与其他拆迁当事人之间。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不是拆迁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与上诉人间也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双方间不存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而本案中，对上诉人的补偿形式及金额、裁决申请均是市场发展中心提出的，不是拆迁人土地流转中心提出的，被上诉人依市场发展中心的申请及补偿方案作出裁决，不符合拆迁条例的规定。
三、一审判决书未对被上诉人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完全的罗列和认定。
在8月26日第一次开庭前、12月11日第二次开庭前分两次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第一次提交了9份证据，其中证据三是东海市计委“关于同意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东海商贸大厦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证据四是东海市规划局发给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第二次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是东海市计委“关于同意市土地流转中心开发服装城地块建设项目的批复”、证据二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上诉人认为：
1、逾期提交且无法定可延期提交的事由，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为逾期提交的证据有效与法无据。
2、一审判决遗漏了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据，单列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
3、东海市计委、规划部门先后二次分别对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和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项、发证，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答辩称是项目转让即土地流转中心将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项目转让给恒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但被上诉人在行政裁决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均未对此进行陈述，也未适用拆迁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评判。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与实际存在出入。
综观本案拆迁人、“被拆迁人”、市规划与建设局的所作所为，东海法院二次向省高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在过了近5个月时间后下达了一审判决书。30位个体户现已提起上诉，等待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判决，但本案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确是值得大家讨论的，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发表自已的宝贵意见。
问题一：摊主的身份及在拆迁中享有的权利。
本案中个体户购置了固定摊位，但至今无房产证，7年之后整个服装城的房产证办到了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名下。于是，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名正言顺地以被拆迁人自居，拆迁人也以个体户不是被拆迁人为由，创造出一个《拆迁条例》没有规定的“永久性使用权人”概念，不评估、不安置，通过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如国资局批复）来定了一个价格进行补偿。于是，建设局又以准司法机关的身份为理由，来了一个根据民法公平合理的原则，并作出了一个自认为“公平合理”的裁决。
我认为：个体户虽无房产证，但其是固定摊位的购买者，又实际使用经营该摊位，承租人的权利总享有吧？，更何况对摊位是有“永久性使用权”呢？一审法院认为：摊位复杂，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国资局批文加上评估计算表和说明就可以定补偿价格了，不评估不违法，而且是较公平合理的。实际是不确定个体户的身份，进而以无法律可适用为由，大胆“自由裁量”了一回。对个体户的权利、要进行评估的规定都视而不见了。
问题二：行政裁决的程序要求。
拆迁期限过了，再申请裁决，符合程序吗？对此，《杭州市拆迁条例》作出明确规定，裁决申请必须在拆迁期限内提出。国务院及浙江省《拆迁条例》虽未有明确的条款规定时间限定，但我认为仍可得出行政裁决必须在拆迁期限内进行的结论，因为裁决是为了完成拆迁，而拆迁又必须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本案中，申请人市场发展中心是在拆迁期限之后申请裁决的。
问题三：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货币补偿，再由被拆迁人对个体户（摊主）进行补偿正确吗？
本案中，拆迁人先与被拆迁人签订了“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对被拆迁人的补偿金额已包含了对固定摊位摊主的补偿，再由被拆迁人提出补偿方案。这样，拆迁人就不再于个体户发生拆迁关系了。
1、对于租赁房屋，拆迁要兼顾被拆迁人和承租人权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承租人均为拆迁当事人。《拆迁条例》规定：拆迁协议应由三方签署，在被拆迁人与承租人间达不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时，要实行产权调换。
2、本案中，个体户不是承租人，但享有比承租人更多的权利内容。而且，个体户与被拆迁人间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
本案中，拆迁人的这种做法合法吗？我认为不合法，一是剥夺了个体户的权利，二是个体户与被拆迁人间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
四、超过了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后，拆迁人未经行政裁决/法院判决非法强行拆迁，后又提出行政裁决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如何处理？
本案中，拆迁人在拆迁期限届满后，未经行政裁决/法院判决非法强行拆迁，后又提出行政裁决申请，东海市建设局受理并作出了裁决。《拆迁条例》对无证拆迁的处罚作了规定，本案中的情况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一是过了拆迁期限，应不受理裁决申请，同时责令拆迁人补办拆迁期限的延期手续；二是对非法拆迁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五、摊位的面积摊位无房产证，建筑面积如何确定？以买卖协议还是以出售方案来确定？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4
【关键词】:流动摊位；存在特征；发展趋势；合肥市火车站广场附近
Abstract: In this paper, Hefei City train station flow booth near the plaza as example, comprehensive use of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stat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booth plaza near present Hefei train station, summed up the reason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zed the stall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 life i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but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in near the train station is a special area, the futur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tall.
[Key words: flow booth;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end; Hefei city near the train station square
中图分类号：TU24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调研背景
合肥的火车站承载着展示合肥美好城市形象的重任，站前广场因为地摊的乱象丛生，严重影响来合旅客对合肥城市的第一印象。那么此种情况下，研究火车站广场附近的地摊的存在特征及今后的发展趋势，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是我们规划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对象界定
流动商贩：“经常变换位置，现买现卖的小商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定义不足以概括现有流动商贩。部分商贩具有经常变换经营地区的特性；部分则是在较为固定的一片区域内活动；还有一小部分商贩则表现出在具置也相对稳定的情况。为此，我们将调查对象界定为：不在固定构筑物内现买现经营者。
三、地摊存在的必要性
1. 摊主的谋生手段
作为摊主的谋生手段，流动摊位有其优势是——摊主流通费用低。不用购置固定资产,不用租店铺,运输和薄记费用极低,几乎不用纳税,只需少量流动资金就可做小本买卖。因此,完成同质同量商品的交易,地摊与正规商店相比,即使售价较低,也有利可图。
2. 方便居民的生活需要
火车站地段有其特殊性，人流量大，周围饮食类商店类型单一，只有麦当劳肯德基，价格贵并且供货速度慢，而周边的大排档，小吃既便宜又快捷且品种多样，对于匆忙赶车的旅客，他们更愿意在摊位上买吃的，另外,一些低收入者阶层购买力低,只能多消费低档次商品,这也是地摊生意所以红火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地摊对广场周边环境的影响
1. 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地摊给周围居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2. 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地摊多摆在公共道路等人流集中地段，妨碍了城市交通，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给车辆及行人的通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地摊走后的脏乱现象影响道路与站前广场的环境卫生，对市政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对城市形象的影响
地摊摊点形式及设施不规范，卫生差，影响市容。火车站是一个城市形象的窗口，它周边流动摊贩的布局与规划更是至关重要。
五、城市管理机制的问题
街头地摊的管理混乱，无统一管理机制和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督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管与摊主——“猫和老鼠”
摊主向城管缴纳部分费用。城管对地摊的管理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直接损害了地摊摊主的经济利益与生存。城管与地摊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对立”关系，矛盾重重。
2. 摊主与店主——不亲不疏
店与摊的关系一般为地摊设在店面前的马路便道及马路车行道空间,设在店面前的地摊一般都向店面缴纳一定的费用，且除此之外，还向城管缴纳费用。地摊有时会与店面的经营品种相同，所以地摊与店面之间也存在着商业竞争。
3.摊主与顾客——必要性与问题
认为地摊上的东西品种多而且便宜，有存在的必要。顾客通常会认为这些地摊卫生差、摆放无秩序影响交通且产品质量差，而外地的游客会觉得作为城市的门户空间，地摊上无当地特色产品。
4.顾客与城管——加强管理
地摊的摆放无秩序造成了交通混乱，脏乱差影响城市门户的形象，希望给予统一规划管理。火车站人员混杂，治安条件差，经常有小偷出没，急需加强治安管理。
六、 总结及相关建议
1. 地摊的去向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从小商贩和外来人员的角度，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摊的保留意义重大。
2. 相关建议
2.1.有限开禁，合理限制
实行区域分类管理限制
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三类：
（1）“绝对禁止区域”，如交通比较繁忙的城市主干道等；
（2）“相对禁止区域”即对城市交通、市容秩序等影响程度较小的区域；
（3）“允许区域”即不影响交通、市容和居民生活工作的区域。
实行时段管理限制
对于相对禁止区域、允许区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出时间段，比如避开交通高峰期， 允许流动摊贩经营。
经营范围限制
对流动摊贩的经营范围，城管部门没有权力去设置壁垒，但可以在鼓励和引导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织补、修理类等便民摊点，要鼓励支持；
对于时鲜瓜果蔬菜类摊点，要积极引导；
对于涉及到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摊点，要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加强监管，进行必要和适当的限制。
从业人员限制
对于进入政府部门设置的疏导点经营的摊贩，在市场准入方面，要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及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村（居）委会出具证明函等形式，严格把关，尽可能照顾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残障人士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
对有能力进市场经营，却为了逃税、避税、谋利等目的加入流动摊贩行列的人员，必须严格限制。
2.2. 开辟摊贩疏导途径
可在不占道、不扰民、对交通秩序和市容环境影响小的前提下，由政府牵头协调有关部门，选择适当的场地兴建“钟点市场”，规定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条街“，突出地域性。
将部分非重要交通道路两侧人行便道空间合理利用，将地摊从机动车道改为人行便道摆放。积极引导零散、无序的流动摊贩入市经营，统一规划定位、统一经营设施、统一摊点设置、统一经营时间、统一垃圾存放清理，达到规范管理的目的。
2.3. 科学规划，退路进厅
进大卖场
（1）方案提出背景
城市政府为了整顿街道空间，保持市容市貌，取缔马路地摊，将地摊一律迁进大卖场。
（2）方案可行性探讨
地摊进大卖场，关系到多方面的利益：
对于政府而言 ,马路地摊进卖场，其利弊体现在：首先保持了市容市貌；节约了城市管理的成本；所引起的社会及经济问题不容小觑。
对于摊主而言,进卖场增加了成本费用；竞争激烈；进卖场后，购买力明显降低， 缺乏街道的人气，影响收益。
对于顾客而言,地摊从街道消失后，一方面给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另一方面也给外地来肥人员造成了不便。
利用楼底空间及其他适宜空间
（1）方案提出背景
除了进大卖场之外，还可以利用高层楼底一层空间的开放来为地摊提供生存空间。楼底空间的打通开放不仅使地摊得以保留和改造，而且也为高层建筑带来了活力与人气。
（2）方案可行性探讨
将高层建筑的一层空间打通，涉及的问题：
第一：主要解决建筑的结构问题；
第二：对楼底空间环境绿化及设施进行设计。
楼底空间的利用可以起到的作用及效益
第一：增加高层建筑的开放空间。
第二：为地摊提供了生存空间。结合环境布置，改善火车站地区拥挤不堪的现状环境。
第三：将地摊从路边引入楼底空间，改善火车站地区交通环境，解决交通与地摊的原有冲突与矛盾。
2.4 .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1）制定专门的摊点管理条例,解决各项法规中的冲突部分及法规与现实管理的矛盾；
（2）明确管理条例与收费制度（建议收取少许费用用于基础设施维护及卫生维护）；
（3）如收取象征性费用，统一缴纳避免店面与摊主间的利益冲突，规定相应的经营商品的种类。
2.5. 推行摊贩自治制度
建立摊贩登记核准制度
摊贩的流动性强，交易发展后，如有商品问题或者饮食卫生健康问题，无法查找销售者和原材料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登记核准制度，确定摊贩的基本信息并加以公开，便于后续的追溯。
建立摊贩自律考核制度
引导市民、社团、摊贩、社区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对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和谐非常必要。
建立摊贩个人诚信制度
从实践情况看，摊点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质量存在隐患和监管困难。在建立登记制度的同时，建立个人诚信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对推进摊贩诚信经营、促进社会进步大有益处。
3. 结语
我国的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城市问题也随之突显出来。诸如流动摊贩是每个城市都十分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只是针对合肥市火车站地区进行的调查分析，提出解决方法，然而每个城市的流动商贩问题都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的解决意见，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即使如此，该文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流动商贩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助于了解流动商贩的基本情况。同时，对现阶段“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荣艳：《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5日；
[2] 李瑾：《论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端需求———以城市摊贩问题为例》，载《城市问题》2009年第3期；
[3] 张玮 ：《国外是怎么管理路边摊贩的》，载《江淮法治》2007年12期；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5
《中国经济周刊》：你怎么看《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引发如此之高的网络关注度？
赵阳：可能是内容比较实在。引起关注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了共鸣，而且有可操作性。比如对小贩，我们一直在讲怎样学习国外的城市管理，就是用立法推进疏导城管工作。但堵疏结合已经提了多年，为何堵也没堵好，疏也没疏好，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是立法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在执法过程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小贩还是上级领导？
赵阳：两方面都有。来自小贩的困扰有两点。第一，不要以为小贩都是以摆摊为生，有的小贩开着“宝马”来摆摊，有的是小学生为了体验生活摆摊。有的是富人做兼职，就是为了体验摆摊的乐趣。全部都取缔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第二，是跟小贩的冲突。不管是打伤了小贩还是小贩打伤了城管，都不是成功的执法，都是悲剧。我们城管有一个共识，就是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领导也会带来压力。我们和小贩之间本身没有矛盾，可能我们城管下班后还会在路摊上买一些东西，前提是不能在所在辖区内认识的小贩那儿购买东西。我们之间也不是天敌。我们与小贩的矛盾，一是法律职责所在，二是领导的要求，对城管的考核很严，（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城市洁癖”的地步。领导对城管的绩效考核有很大压力，发现一个流动摊点就会对你进行处罚。
还有一个压力是老百姓对我们的不满。老百姓常常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现在城市里面空间很紧张，划出很多地方给富人停车，却不划出地方给穷人摆摊？这些问题让我们城管也很难回答。这些归结到一起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不是我们城管能够回答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建议》中为何明确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赵阳：国务院有文件，把城市管理的职责交给了地方人民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城市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的，那么市长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一个城市如何管理取决于市长的理念，而不是城管局长的理念。城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它的理念完全听从于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从行政上来讲，市长是负责任的，包括文明城市的建设等，实际上是市长对城管部门提出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你近期在网络上提出的一些想法或建议，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执法时落实到过程中去？
赵阳：我写的是我在平常工作中发现的、看到的、思考的、总结的，在很多执法实践中提炼出来。大家开始也不太懂城管。这么多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希望将探索的结果，提供给更有智慧的人和更高层参考，由他们来制定更好的适合城管发展的理念，再来落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从事城管10多年，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
赵阳：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不断检讨，也在想自己为何坚持下来。很多人讲，“赵阳你现在在城管系统是一个名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城管。我反思的是我这些年做了什么，哪些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这个才是值得一提的。这些年来，因为个人的能力、自己的平台等种种原因，所做的确实有限，这也是自己非常不满的地方。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点，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点，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所以，办论坛、写微博、上节目，拼命地去做，一直撑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走钢丝。努力去做，哪怕一点点成果，都应该。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6
[关键词] 医院会计制度 存在问题分析 改进建议
一般的会计制度是指:会计人员的工作制度,它是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种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在处理其会计事务时制订的一种方法,是会计方法和程序的总称,是会计工作的规范。而我国现行的《医院会计制度》是财政部、卫生部在1998年11月17日颁布的,并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在过去的近10年内,《医院会计制度》在平稳中顺利运行,作为衡量和规制医院财务会计行为的标尺,为推进我国医院工作的发展及医疗服务事业的水平提升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卫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一大批民营医院、慈善医院、外资医院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医院的出现,现有的《医院会计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医院自身发展及医院系统管理改革的需要,医院会计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鉴于此,笔者试结合自身在医院工作的实际,对我国现在通行的医院现行会计制度做一些初步的探究,以期抛砖引玉,以期对日后制定新的《医院会计制度》有所裨益,并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我国医院会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纵观近10年来医院财务会计发展的实际,在医院日常会计行为中,笔者立足于医院的工作实践,并参照现行的《医院会计制度》,笔者不揣冒昧,对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在医院会计实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分析如下:
(一)在适用范围上存在局限性
就理论层面而言,我国的《医院会计制度》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1]这一规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是比较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因为国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质量难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日常保健和医疗的需要,在实践中,许多非公性质的医院日渐兴起,尤其是民办的或慈善机构兴办的医院的大量出现。这些非公立医院在日常会计行为中怎样进行会计核算?非公立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医院应该执行何种会计制度?我国现行的《医院会计制度》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回答。
(二)医院固定资产核算方法存在弊端
在会计理论中,固定资产一般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等。”[2]在我国的广大医院里,固定资产在医院总资产中举足轻重,固定资产核算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某家医院整个会计账目记载是否失真。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医院发生的有关收益性支出直接在当前会计项目中列出。在日常会计项目中,购买或取得新的固定资产时,一方面要借记“专用基金――一般修购基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直到固定资产报废、毁损等诸多原因消减时,才按原值借记“固定基金”,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在会计实务中,这些会计行为应该详细记录在会计分录里;就传统会计理论而言,固定性基金并非是从其它的基金直接转变过来的,仅能当作是净资产的一种虚假增加,致使净资产在会计账目上出现不实。在这种情况下,此种约定俗成的医院固定资产核算的办法,不仅仅不能完整地考核出医院负责人的业绩全貌,也不能提高医院整体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动态反映医院固定资产的实有价值上,也存在一定的虚假现象,在表象上造成很多医院支出的加大。
(三)无形资产核算不明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为了谋求更大发展,大都逐步在树立医院自身企业文化上下功夫――各个医院的特有品牌就是该医院在市场竞争中的软实力。质言之,某个医院特有的医疗服务水平,舒适温馨的治疗环境等都均能为医院带来数额不小的经济收益。在实践中笔者知晓,在医院里,许多硬件投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但类似于医院品牌和企业文化的无形资产反而会随着医院的成长而增值。同时,医院为了适应实际及自身发展需要,陆续开展一些能给自身带来较大经济价值的科研项目,其费用较大。故此,在医院会计账目中,资产负债表中关于无形资产的详细记录显得尤为重要――将无形资产更加具体化,直接反映在当期支出中。但现行的《医院会计制度》对无形资产核算的有关规定尚不明确。
(四)管理费用分摊方法不合理
笔者在医院工作多年,就本人目之所及,现行的《医院财务制度》里,间接费用在计算上是不能直接计入医疗支出或药品支出的管理费用中的,而在会计实务中,很多医院基本上是按照医疗部门和药品部门的人员人数比例进行平均分摊。在一般情况下,很多医院的医疗部门和药品部门人员比例大致为9:1,如果采用按人员比例分摊医院管理费用的话。那么,管理费用的80%以上必将分摊在医疗支出上,仅有20%会分摊到药品支出上。这样,在各级医院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大部分医院医疗收支亏损,而药品收支则呈现出结余数额较大的怪异现象――一定会影响到医院整体财务收支的真实有效性,且不能真正反映医院管理费用的全貌。
(五)“其他应收款”核算不合理
在理论上,“应收款项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信用交易所形成的索取相应资源的权利。在以债权发生制为基础而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中,应收款项可能是最能体现‘应计’特点的项目。”[3]但在《医院会计制度》里“其他应收款”的核算范围是,除应收在院病人医疗费、应收医疗款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其中,包括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不可随意计入的预付购货款等。在会计实务中,“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范围过大,极易给医院的投资者、债权人造成误解。在新时期,各级医院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但医院会计中规定的“其他应收款”核算范围往往与企业不同,给社会各方面报表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常常对较大的其他应收款余额提出诸多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院筹资的难度。
二、对现行医院会计制度的改进建议
鉴于我国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笔者结合实践中的经验,尝试性提出以下改进医院会计制度的建议:
(一)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构建医院会计制度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予以完善,并力争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但实情是,我国多数医院属国有性质,是非营利性医院。伴随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很多医院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开始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故此,非营利性医院会计核算方法在借鉴企业会计核算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借鉴学习企业会计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医院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与监督;而对于营利性医院,经卫生主管部门审核登记注册后,可以考虑直接进行企业化运作,完全借用企业会计的核算方法。不容置疑的是,营利性医院在会计实务中,参照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也有许多不妥之处。由于缺乏周详、细致的核算办法,营利性医院的会计核算往往处于混乱的状态,有碍于相关主管部门对医院财务的时时监管。鉴于此,笔者建议日后修订的《医院会计制度》中应补充对营利性医院会计制度的相应规定,以适应实践发展之需。
(二)完善医院的固定资产核算制度
在会计实务层面,建议医院会计在参照企业会计的核算方法的同时,逐步取消“固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增加“累计折旧”会计科目。在购入或增加固定资产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当计提折旧时,借记相关支出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并登记“固定资产”的明细账目和总账目。期末“固定资产”账户余额仍为原始数额,“累计折旧”账户余额为已提折旧额,在资产负债表中累计折旧作为固定资产的备抵项目标示于固定资产项目的下方,二者互抵后的余额应为固定资产净值。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将资产负债表中的“累计折旧”项目金额、“固定资产净值”项目金额与“固定资产原价”项目金额相比较,可以较为明晰地知悉某家医院的整体固定资产新旧程度的信息及其使用情况,同时,便于会计报表使用人为医院负责人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为医院在做出相关投资决策上提供帮助。
(三)将无形资产更加具体化
在医院资产负债表中增列“无形资产”科目,以全面反映整个医院资产情况。同时,应合理整理、统计医院的无形资产数额。一般而言,医院无形资产涉及的范围较广,且多属于医院企业文化层面――如医院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管理理念、服务意识、医疗技术水准、医学科研成果等。目下,许多医院在日常运营中,大多注重有形资产的增长,竞相购买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对无形资产的开发投入和核算管理没能引起太多重视,致使无形资产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就经济学维度而言,在一段时间内为某个医院提供一些特殊权利或有利于医院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无形资产是一种较为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建议医院将无形资产更加具体化,以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
(四)对管理费用分摊方法的建议
笔者认为,以后新修订的《医院会计制度》应改变目前单纯按医院在编人员比例分摊管理费用的方法,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方法,比如:将按人员比例和收入比例相结合、复合的管理费用分摊办法或其他方法。唯如此,才能符合“收入与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的配比性这一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更能反映医院管理费用分摊的公平性,也便于调动医院整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医院的整体经营效率和效益。
(五)增加“预付帐款”科目
笔者建议,在修改《医院会计制度》时,应增加“预付帐款”科目,使医院会计报表在实际使用时,以方便社会各方的需要,为医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的空间。在以后的《医院会计制度》中,应该硬性规定各地医疗机构预付款项记入“应付账款”借方,如因厂家破产、关闭等原因确实不能收回所购货物的,再将原预付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经过以上科目的调整,使会计报表使用者更加详尽地了解医院财务状况,使会计核算更加科学、合理,更好地为医院的各种决策服务。
综上所述,医院会计核算在维持医院良性发展和有序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进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的稳步跃升起着经济准绳和标尺的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医院会计核算工作应与时俱进,顺应现实发展之需要,使医院会计工作更加有序、科学、合理,进而使我国的《医院会计制度》可以切实地反映出每个医院的真实经营业绩,较为全面的为医院以后的发展献计献策,以提升医院在新形势下的品牌竞争力,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医院会计制度.[EB/OL].省略,人民网,2003-06-09.
[2]李凤鸣.会计制度设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14.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7
1人寿与健康保险在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比较
企业为员工购买人寿与健康保险即通常所说的团险,在西方发达国家被称为员工福利计划,由雇主与员工共同参加,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之外的补充性福利计划。在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之下,一些为企业购买人寿与健康保险时帮助企业融资的计划便应运而生,它们的灵活性及为企业带来的大量税收优惠,使其得到很好地发展。
1.1自愿员工福利计划
1.1.1自愿员工福利计划的概念
自愿员工福利计划通常是在企业内部成立自愿员工福利计划协会,对整个计划进行运作。它实质上是一种信托,有一个独立的受托人,通常是银行,作为保险合同的所有者,负责管理所有的信托资产,而参与该计划的员工则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
1.1.2自愿员工福利计划融资作用分析
自愿员工福利计划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税收设计工具,能为个人和任何类型企业降低税收,它在税收优惠方面的优点主要表现在:
(1)购买人寿保险合同能享受税收减免优惠,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高额的保险费。
(2)企业对信托的缴款也可以列入企业发生的费用,做税前扣除。
(3)信托中积累的资产、获得的收益以及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全部享受税收递延。
(4)受益人收到的死亡或生存给付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
(5)自愿员工福利计划在企业对买卖协议重组时也有帮助。因为自愿员工福利计划能为受益人提供高达数百万元的税收优惠,可以为企业在买卖协议中提供资金,进而减少企业在协议中的融资成本。除在税收优惠方面的优点外,自愿员工福利计划对企业的融资作用还发挥着其他方面的优势,如对该信托的所有缴款以及信托中所有的资产都无需用于偿还个人或企业对债权人的债务等。
1.2保费分摊计划
1.2.1保费分摊计划的概念
保费分摊计划是指人寿保单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一种保费安排。保费分摊计划一般发生在雇主与员工、公司与股东、或是捐赠人与受赠人之间。通常雇主与员工之间使用保费分摊计划的情况最为常见,因此,一份保费分摊人寿保险安排是指由雇主和员工共同购买一份保险合同,以员工的生命作为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按照合同规定分配给雇主与员工。
1.2.2保费分摊计划的分类
保费分摊计划分为传统与非传统两种。非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是指当员工退休、计划终止时,员工能得到保险合同的退保现金价值,这部分退保现金价值称为员工在保单中持有的“股权”;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是指员工不能得到保单的退保现金价值。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有两种基本结构:一种是背书安排,即雇主是保单的所有者,并在合约上背书,注明员工所指定的受益人应得的利益;另一种是抵押转让安排,即员工作为保单的所有者支付所有的保费,雇主支付的保费仅作为对员工的贷款,员工以保单合约中的权益作为对雇主的贷款抵押。一旦被保险人(通常为员工)死亡,雇主将得到其所支付的保费,其余部分则归受益人所有。
1.2.3保费分摊计划与税收机制
保费分摊计划的形式决定了税收情况。根据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的两种基本结构,相应地,通常也有两种相互排斥的税收机制:一种是经济利益机制(背书),与工作有关的以及捐赠人/受赠人的非股权保费分摊计划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该机制下,人寿合约的所有者(雇主)为合约的非所有者(员工)提供经济收益。对于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经济收益通常指提供给员工的人寿保险所保障的金额;在非传统的保费分摊计划中,经济收益还包括员工在保费分摊计划中的其他权利或福利和合约的退保现金价值等,如补偿支付、资本捐赠、赠与以及其他转让所得。另一种是贷款机制(抵押转让)。在此机制下,人寿保险合约的非所有者(雇主)所支付的保费被视为合约的所有者(员工)提供的贷款。这种贷款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雇主直接或间接地支付保费;第二,雇主所支付的保费是通常意义上的贷款,需要全部偿还;第三,该贷款由保单规定的死亡给付金额或其退保现金价值担保或偿还。
2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融资现状分析
2.1团体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现状1982年我国恢复人身险业务以来,人寿与健康保险发展较为迅速,保费收入从2002年的2196.13亿元增至2010年的10356.98亿元,增幅达到370%;2002年,团体人寿与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202.56亿元,2010年仅为406.27亿元,增幅为100%,且在2004年达到最高1562.53亿元,随后又出现回落,并缓慢增长。虽团体人寿与健康保险从自身的发展状况而言有所增长,但与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的整体发展相比,团体保险的发展则显得较为缓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图12002~2010年我国人寿与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与团体人寿与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资料来源:根据2002~2010年保险年鉴整理2.2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中融资现状及原因分析目前我国企业员工福利的发展在整体上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自愿员工福利计划和保费分摊计划在我国仍然属于较新的概念。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调查,美国员工福利支出占到企业支出总额的39.2%,其中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占到27.7%。而在我国,根据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3被访企业从未投保团体保险。虽然近几年团体保险在我国不断发展,但根据笔者之前所整理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团体保险缓慢的发展速度表明情况并未得到很好地改善。团体人寿与健康保险发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通过人寿与健康保险为员工福利融资的发展。此外,缺乏良好的税收优惠机制成为我国企业通过人寿与健康保险为员工福利计划融资发展滞后的另一个外部因素。而企业发展员工福利计划的意识薄弱则是企业较少选择人寿与健康保险为员工福利计划融资发展缓慢的内因。
3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政策建议
虽然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还非常之少,但根据发达国家的保险发展轨迹与经验,以及这些融资方式给企业带来的资金优势和对团险的促进优势,笔者相信,伴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团体保险的发展,人寿与健康保险在我国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必然会越来越多并得到长足发展。基于理论研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具体给出如下建议:
3.1提升企业和员工对员工福利计划的认识
要发展人寿与健康保险在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首先提升企业对员工福利计划的认识。保险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使企业认识到员工福利计划对充分激发企业内在的人才潜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长远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3.2有针对性地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寿与健康保险在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的融资应用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支撑,为企业加入融资计划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税收优惠政策使企业切实享受到加入自愿员工福利计划、保费分摊计划等员工福利融资计划为企业带来的节省现金流等各种好处,促进了这些融资计划的快速发展。因此,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的险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的融资方式有针对性地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3.3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建设
在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也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以避免企业滥用员工福利融资计划为企业不合理的避税。在这方面,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并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经验。
3.4加强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推动团体保险的发展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篇8
纵观各大街小巷，经营各种商品的小摊小贩比比皆是，每逢开市时间必是人山人海。摊贩经济已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洪流。面对这样的一个存在，人们开始思索有关其利弊问题。诚然，随着城市整齐划一的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的提出，我国这样的摊贩经济的存在显然是一种阻力，比如引致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利于规范化市场的建设;摊贩的随处摆摊设点影响市容、堵塞交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有的积极功效，譬如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还丰富了城市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摊贩经济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充足养分。一方面，摊贩经济因其所具有的能为广大群众提供廉价的商品和便捷的服务而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并广受欢迎的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摊贩经济的兴盛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的潮流息息相关，因为迫于生计而又没有一技之长或者城市就业压力，很多人选择了摆摊设点维持生计，这种规模小、成本低、风险小的糊口方式成为这样一些弱势群体的最佳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有效地处理摊贩经济问题将是重要的一笔，不可全盘否定企图消灭殆尽，亦不可听之任之。
二、从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折射出的我国城管执法存在的问题
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摊贩经济进行管理是城管执法的职责所在，但是在不少城市，城管与摊贩被视为天敌。不可否认的是，城管队伍对我国现取得的城市建设成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面对近年来屡禁不止的暴力执法等问题，官民矛盾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以致一谈及“城管执法”便会有人破口而出一句“流氓谈法治”。在一份“你对城管执法的印象如何?”的网络调查中，1174 张有效投票中有650票选择了“不好，经常性野蛮执法”，占总票数的55.37%。①这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国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标准不明确，导致了执法混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城管执法的产生得益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确立，但是其存在与执法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针对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等问题，199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属于重要制度的变革，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全国通行、专门的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规范。其次，关于城管执法尚无统一的执行标准，虽然部分省市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我国尚不存在关于城管执法的具有全国性效力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城管执法多呈现出盲目性与恣意性。
第二，对摊贩经济的制度排斥和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是我国摊贩经营的混乱与“摊贩——城管”矛盾的白热化的症结所在。如上所述，摊贩经济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产物，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必然性。政府部门对摊贩经济一味进行打压的管理理念，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因此给城管组织施加了压力以致增加了暴力执法的可能性，而且其本身也是对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背弃。
三、我国城管执法的出路
无论是摊贩经济还是城管执法，都有其存在的根基与价值，但是现实生活中两者如何相容又是无法忽视的难题。笔者欲从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发展经济，帮扶低收入者增强收入能力。如上所述，摊贩经济的存在实乃民之生存问题使然。在这种情形下，城管若只采用打压式强制清除方式完成自己的职责，恐怕适得其反。城市固然需要美丽，但不应至民生问题于不顾。面对这种情况，应在想办法帮助他们做更好安顿的同时进行清除。例如在美国, 市政当局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出公告，向社会公布可供申请小摊贩的数量和地点，这些数量和地点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既不影响当地交通和周围居民的生活，也要照顾到有足够数量的客流。
其次，新形势下榜样效应和形象效应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是故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一方面，从源头上肃清城管队伍成分，应对城管人员进行严格选拔，主要考核其人文素养。另一方面，要对城管队伍进行培训，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和职业素质。
再次，加强各部门的密切合作和职务监督，切实落实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破除各部门将其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