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论文范文

地摊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14岁的徐雪寒正在宁波四明中学上学，激于爱国义愤，组织同学到宁波农村参加巡回演出，积极投入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爱国运动。不久，他转学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集中的上海大学附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度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旋由党组织派回浙江，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等职。

1928年3月，他从宁波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浙江省代表会议，在宁波站，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辗转被关押到杭州陆军监狱。1933年6月刑满释放。次年春，经先他出狱的难友薛暮桥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同时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等活动。他编译了日本学者神田丰穗著的《社会科学小辞典》、加田哲二著的《德国社会经济史》两部书稿，后来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干事，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总干事、会副总干事等职。抗战期间，新知书店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华中局联络部，协助部长潘汉年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10月又奉命去上海、香港筹建一批金融和对外贸易企业。

1948年9月，山东济南解放，徐雪寒任市军管会交通部部长和华东区铁路管理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随军接管上海市内外贸易和铁路系统，历任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华东贸易部部长等职。

1952年9月，徐雪寒调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5年因受“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株连，失去自由。直到潘、杨冤案彻底，才有幸得到昭雪，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徐雪寒已经70岁了，但他老骥伏枥，十分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写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他的主要文章曾编为《徐雪寒文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和钱俊瑞等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得到批准。

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薛暮桥说：徐雪寒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牢监大学”

浙江陆军监狱建于1912年5月，地处杭州钱塘路6号，设有七重大铁门，每道铁门都有步哨武装看守，进第四道铁门，即甲乙丙三个监区，监区中设有监视厅。

徐雪寒1928年3月入狱，时年17岁，和薛暮桥同在甲监5笼。

薛暮桥那时叫薛雨霖，江苏无锡人。1928年考入江苏师范学校，他最高学历是初中。16岁进沪杭甬铁路做练习生，从售票员、乘务员很快提拔为笕桥火车站站长。1927年初入党，曾任杭州区委工人部长，1927年4月被捕。薛暮桥入囚笼时，因一人只有一床薄被，同笼张秋人提出两人同睡一张铺，一床被子垫，一床被子盖，可以暖和一点。

张秋人又名张慕翰，浙江诸暨人。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被捕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个子高大，左眼有点残疾，带一副眼镜，讲话很幽默，既有煽动性又有说服力。张秋人好读书，在狱中他一天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他不但自己读书，还督促狱友也好好读书。当时狱中有好多书，像政治、哲学、历史类的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列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考茨基《基督教教义》，威尔斯《世界史纲》，蔡和森《社会发展史》等。经济类有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新经济学》等。文学艺术类有屠格涅夫《父与子》，法捷耶夫《毁灭》，茅盾《动摇》、《幻灭》、《追求》等等。在那密不通风的监狱中怎能有这么多进步书籍呢?

首先狱中有党的领导。徐雪寒曾说：“当时陆军监狱中的党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狱外党组织直接联系的，还有一种是没有联系的。我认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都应该承认它。”他的狱友骆耕漠说：“1929年底以前监狱就有党组织，虽然形式上没有，但实质上有，这是第一阶段。1929年底第二次绝食斗争之后，正式成立特别党支部，这是第二阶段。”而特别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徐迈进(徐建三)进一步说：“为了使斗争有领导，1929年底我们开始在监狱里酝酿组织。可是被捕后与党组织的联系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先组织起来，再争取上级认可。政治犯中既有党员又有团员，只能党团员合在一个组织里了。外面上级党称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称为‘母亲’，1930年春省委与我们联系上了，指定我为书记，正式追认狱中党支部为特别支部。”

在张秋人掀起读书热潮后，囚徒们想方设法获得图书，曾经采用几种办法：一是收买看守。有一个看守爱喝酒，他们就派一个狱友拜托这个看守买二瓶酒，将其中一瓶送给看守；今天让他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给他5角钱；明天又说闷得很，让他买一张报纸看看，又给2元钱。这些都是犯规的，但是看守一次是犯规，二次三次也是犯规，而且他一个月的工资才7元钱，给犯人带张报纸就2元，何乐不为呢?二是糊弄看守。狱中一度实行反省教育，允许囚徒买一些狱中审定的书籍，狱友们就先用铅笔开一张允许购买的书单，待批准盖章回来，把原书名用橡皮擦掉，再用钢笔写上真正要买的书名。看守看到批准图章，当然开绿灯。后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不准用铅笔，狱友们就设法只写一半书名，如先写“叛徒考茨基”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与”几个字，马克思代之以卡尔，列宁代之以乌里扬诺夫等。

读书成了支撑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同时提高了青年囚徒的马列主义水平。徐雪寒曾说：“我们开始参加革命，只凭感性认识，总的来说，相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是在陆军监狱里看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后才确立的。暮桥同志把陆军监狱叫做‘牢监大学’，一点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当局发觉许多十五六岁入狱的青少年囚徒，思想愈来愈赤化，不得不加强了对囚徒日常生活的监视，这才发现囚徒读书的秘密。一场旷日持久的搜书运动开始了，这种搜查有时两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令人猝不及防。千辛万苦搞来的书籍报纸被成捆成堆地扔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怎不令囚徒们痛心!有段时间，整个陆军监狱只剩下《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5年俄国革命史》三本书。为了保存好这三颗种子，大家居然想出办法把书放进马桶里，盖上粪便，等看守搜完笼子，再将书刮去粪便，用水冲洗干净、晒干，继续读。

在回忆往事时，徐雪寒非常感慨，他说：“我们那时弄本书、弄张报很不容易。我妈接济我一点钱，我就偷偷买书报。那时叫看守买一张报纸要2块钱，心黑一点的要3块。然后一个同志放哨，大家轮流读。有时被发现，就带出去审问，只能说是包东西进来的，监狱当局不信，就打一顿板子，钉一副铁镣。可是，这都难不倒我们，那时读书看报比什么都重要。”

绝食斗争

陆军监狱的囚徒们是在饥饿、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的阴影下顽强地生活着、抗争着。从1927年“四・一二”到1937年“七七”事变，政治犯有许多人死在狱中。这时有一名囚徒包熠光死于狱中，他的死虽然不是第一人，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因为这使囚徒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不改变这种非人待遇，无疑让当局将自己慢慢地宰杀。

囚笼中静得可怕，大家看到包熠光苍白浮肿的脸扭曲得可怕，显现着年轻的囚徒在生命最后时刻是何等的愤懑。忽然囚笼中传来低沉的歌声，大家被歌声吸引住了，随之歌声变成了几百人的大合唱，唱到悲哀处许多人纷纷落泪泣不成声，唱到激昂处不少人手打节拍。大家唱了一遍又一遍，引来几十个如临大敌的军警，看守队长吹着哨子大声吆喝：“不许唱！”但是歌声却唱得愈加悲切雄壮，并同声叫道：“我们要活命，我们绝食了!”

监狱长急得团团转，急忙布置了一番。跟着，飘着肉香的饭车推进了监狱走廊，监狱长笑容满面地劝说囚徒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可是七八十个水饭洞中没有一只饭碗递出来，连盗匪犯也跟政治犯一同起哄。

到了第三天，上海《申报》、浙江《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监狱因生活条件恶劣致人死命而全监绝食的消息。监狱长只得宣布改善生活，今后犯人生病，可以保外就医。对于犯人判罪与公布刑期问题，一定负责向上面报告。历时三天的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晚狱友们还为包熠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陆军监狱里，邹子侃、庄启东、徐雪寒和张雪痕是小字辈，刚入狱的时候都只有十五六七岁。邹子侃学习社会科学书籍较多，他比狱友们要老成，张秋人牺牲后，邹子侃成为大家的领导者。邹子侃认为第一次绝食斗争，监狱当局原则上答应的三条，第一、二条基本做到，但是第三条“宣布政治犯刑期”却始终没有具体答复，决定进行第二次绝食。

囚徒们一面做了充分准备，一面寻找发动绝食的时机。一天，一个犯人在稀饭里吃出了一条蜈蚣，于是向监狱当局提出保障生命安全、反对迫害、追查责任者。当局迟迟不答复，于是囚友们宣布绝食了，监狱长只好同意追查责任人，笼子可以整天开放，允许犯人到狱中操场上活动做操。邹子侃同意结束绝食，不过他分析敌人是缓兵之计，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果然敌人很快把他们认为能闹事的邹子侃、杨晟、徐雪寒等移解他处禁闭，一星期后才放回原监。

第三次绝食是有人从稀饭里吃出了碎玻璃。徐雪寒回忆说：“当晚我们20多人被钉上了铁镣，转押到大监，这次绝食斗争就不了了之。”尽管年轻的囚徒们脚钉铁镣，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并不沮丧，与监狱当局继续作斗争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1930年春，狱中已经有了特别支部。为了壮大狱中斗争力量，支部决定发动一次“发折子”斗争。所谓“折子”，是囚徒入狱时狱方将每人身上的钱抄出，发给囚徒作为收据的一个本子。狱方声称犯人要买东西时，随时都可以用自己折子上的钱，但实际上这些钱往往被狱方挪用，去做生意，放高利贷。为了不让犯人知道，他们干脆扣住折子不发，犯人的毛巾破了、牙刷坏了、肥皂用完了都没钱买，犯人对此一向敢怒而不敢言。发动“发折子”斗争，名正言顺，且容易发动群众，于是先搞一个集体签名。谁知交上去后，狱方被激怒了，把犯人集中到操场上，说凡是签名的每人打十鞭子!裘古怀被作为发动者吊在操场边的木桩上，整整抽了二百鞭。他在地铺上躺了五天，成了跷脚，但他却因为“发折子”斗争得到胜利，感受到了与敌人搏斗的愉悦。

1930年4月下旬，特别支部联络狱中700多名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改善非人待遇，并要求5天内圆满答复，“如不能做到，我们决定全体绝食。”5天过去了，监狱当局根本不理囚徒们的要求，一次规模宏大的绝食斗争开始了。绝食第一、二天，狱友们都坐在地上喊口号：“要求改善生活!”“不吃臭菜烂叶!”“要求废除打骂!”一阵口号喊过，就唱起《国际歌》和用《苏武牧羊》曲调填词的《囚徒苦》，唱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又喊了许多口号，响彻夜空。监狱当局用高压水管，扑火似地向囚笼中冲脏水，囚徒们不在乎，反而把“打倒”、“打倒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等口号喊得更响亮。囚笼中一片恶臭，但没有一人喊苦，没有一人后退。绝食进行到第5天，杭州、上海的报纸披露了700多囚徒绝食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刊登了一个在西湖边散步的洋人写的随感，认为囚徒绝食应归咎于“监狱长克扣囚粮”。这下监狱当局开始发慌了，感到“人言可畏”，不得不答应绝大部分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狱友们尝到了“斗则进”的甜果。

5月，狱友们又提出“发书买书”的要求，监狱当局却把裘古怀、杨晟、鲍悲国、徐雪寒等20多人拉到监视厅用藤鞭狠狠抽了一通。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绝食，可是这次年轻的革命党人失算了，绝食一开始，监狱当局即刻指挥武装士兵冲进囚笼，把他们认为是骨干的20多人通通钉上铁镣押往禁闭室。斗争流产了。

但是压迫不断，斗争就不息。1927―1937年陆军监狱前后关押过1508位共产党人，其中154人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笔耕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十分艰险，苏维埃地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兴，但是政府却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到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撤离苏维埃地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统治区则“白色恐怖”弥漫，从1931年到1935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白区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畏艰险，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地下斗争。

共产党秘密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利用公开身份，广泛组织农村调查。他们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问题是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进行土地革命。政府对此十分恼怒，竟至横加干涉和限制。

1929年12月刑满出狱的薛暮桥在陈翰笙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意识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即将夭折，随即建议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着手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徐雪寒刑满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找工作，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党组织也联系上了。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一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徐雪寒他们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必须不断写作。后来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论文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据薛暮桥回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他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

陈翰笙提议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成在广西、广东等省进行的农村调查。当时政府行政院另有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其目的是宣扬“农村复兴”，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在南京的孙晓村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工作，《中国农村》月刊就是以他为代表人，把农村复兴委员会作为代表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徐雪寒一面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一面积极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活动。

徐雪寒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时，还很年轻，这是在监狱中和出狱后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缺乏第一手资料，正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严重不足的地方。徐雪寒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之间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徐雪寒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徐雪寒学识的增长，他写的文章愈到后来愈精彩，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美英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确有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雪寒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情况，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时形势，提出了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问题。1938年1月又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江南和上海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发表这样的主张是很有远见的。薛暮桥回忆说：“记得曾说，军队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三四十万枝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支，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徐雪寒的主张是和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抗日救亡运动

徐雪寒在这段时期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徐雪寒投袂奋起，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在上海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宣传干事，主编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不定期刊）。1936年6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沈钧儒、徐雪寒的公开职务是组织部组织干事。实际上胡子婴和徐雪寒还担任主持“全救会”实际工作的总干事、会正副总干事。当局对各地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终于发生了“七君子事件”。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极大愤慨，救国会会员尤为愤怒，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宣言，进行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活动。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通过“全救会”总干事会，组织发动了一场入狱救国斗争。宋庆龄、胡愈之等10余位社会知名的民主人士，赴苏州高等法院自动要求救国入狱，搞得当局狼狈不堪，十分孤立。

1937年夏，因徐雪寒的母亲姓沈，“全救会”总干事会推举徐雪寒以沈钧儒“外甥”名义探望“七君子”，向他们汇报了“全救会”工作和“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对策等信息，使在狱中的同志心中有数，并受到很大的鼓舞。

书店是革命的工具

1935年5月发生《新生》周刊被封事件，《中国农村》月刊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也面临停刊威胁。为了能够同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巩固宣传阵地，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徐雪寒和一批社会活动家共同发起创办新知书店，公推徐雪寒和钱俊瑞、薛暮桥、张仲实、姜君辰、孙晓村、张锡昌组成理事会，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受理事会委托，和华应申一起主持书店工作，担任正副经理。后来书店扩展了分支店，二人又分别担任正副总经理。

理事会为书店工作制订了三条方针：一、办书店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的工具；二、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并按企业原则经营和管理。

出版工作是革命的工具，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这正是徐雪寒所一贯主张的。新知书店自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方针，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成为新知书店的优良传统，为每一个干部自觉遵守并引以为豪。

新知书店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钱俊瑞、章乃器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该书针对当局推行法币政策和通过外汇本位制，把国家通货出卖给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及时向全国人民揭露其真相。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著名的斗争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和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

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月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用大量事实阐明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及其性质，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徐雪寒除了写文章揭露农村中存在的种种超经济剥削外，还在新知书店组织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本书是《中国农村》对农村问题论战的结集。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批译著以及薛暮桥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战时乡村工作》，钱俊瑞、徐雪寒等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书籍。

当时出版界很不景气，政治理论性读物更被认为难以销售，但在徐雪寒的经营下，这些政治理论书籍的出版，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知书店也就在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里，异军突起，逐渐站住了脚跟。

西迁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吃紧，新知书店决定西迁武汉。这时书店除了存书和待收账款外，现金十分拮据，在经济上陷于困境，只能派一部分干部前赴武汉打前站，暂时留在上海的干部，靠摆地摊卖书勉强维持生活。

1938年初，徐雪寒辗转到了武汉。这时新知书店的同志在华应申同志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已在1937年底在武汉江汉路联保里恢复出版业务。

为宣传团结抗日和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徐雪寒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得到各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团结书店干部，大力扩展发行网点。在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并入了新知书店，又先后在广州、重庆、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龙泉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扩展了宣传阵地。同时积极组织出版新书，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胡绳著《辩证唯物论入门》、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传纲编《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和光未然著《街头剧作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版的。此外，还出版了《救中国通俗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以适应战时宣传工作的急需。长江局办的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工作，也由新知书店办理，它和新知书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统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通过徐雪寒直接领导。在徐雪寒的开拓性的经营下，武汉时期的新知书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宣传出版力量。

处在“孤岛”半秘密状态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是按照徐雪寒的意见于1938年去重建的，虽然工作条件十分困难，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印行了中共上海市委由梅益主编的《时论丛刊》、《大陆》月刊等刊物和书籍，著《新民主主义论》也首次在上海印行，向“孤岛”上的人们传达祖国的声音，给他们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1939年8月，徐雪寒又派出干部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建立随军书店，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又组织了流动供应队到各支队去，直接向部队供应精神食粮。

奔走于桂林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徐雪寒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移设桂林，日常工作由华应申主持。为便于就近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徐雪寒常驻重庆。中国出版社这时也划归南方局，徐雪寒在重庆仍继续办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徐雪寒经常奔走于重庆、桂林两地，继续扩展宣传阵地，在宜山、桂林、柳州、昆明、贵阳、曲江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的地区是和读书出版社或生活书店合作经营的。

在重庆期间，徐雪寒经常得到的亲切关怀。1940年夏，指示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很需要我们，三家书店可联合派出干部，以民间企业形式去设立出版机构。”因此徐雪寒和黄洛峰、徐伯昕共同作出决定，由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兄弟书店派出干部，抽调资金，分赴延安、太行、苏北等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为三家兄弟书店战后的全面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安的华北书店后来出版了不少新书。太行的条件艰苦，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印刷设备；远在重庆、桂林的总店，也正处于当局的迫害之下，不可能给以支援。他们在货源断绝后，就自己油印各种书籍。白天卖书，晚上刻蜡版、印刷、装订，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还组织流动供应队，翻山越岭，活跃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武乡、黎城一带，深受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项工作既为抗战文化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也使三家书店的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与此同时，三家兄弟书店还在苏北盐城、海安、黄桥等地设立了大众书店。次年，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活动，后来又成为中共盐埠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机构。

这年冬天，大后方风雨满楼，形势一天紧似一天，要时时刻刻警惕着逆流的袭击。高瞻远瞩，又交给徐雪寒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新知书店中物色党员干部，前去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建立几个灰色的书店或文具店，隐蔽待命，准备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随之日寇又向浙赣沿线进犯。徐雪寒派干部去建立的这些据点后来虽然没有启用，但他们奉命先后在吉安、南昌、赣州、厦门等地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甚至全国解放。

在此期间，新知书店出版了徐冰、徐懋庸等著《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薛暮桥著《经济学》、邓克生著《新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物价与币值》、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动态》、雪峰著《鲁迅论及其他》、林植夫编译《敌军士兵日记》和《敌军家信集》。此外，还出版了《战时儿童初级读物》丛书，组织作家编写了《国际问题丛刊》和《英汉对照读物》等丛书。

在武汉和桂林、重庆时期，中国出版社的书刊，在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发行的地区相当广泛。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著《论持久战》和《关于团结救国问题》，凯丰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共产程》、《支部工作纲要》等都陆续出版，其中许多书还一再重印。这些书籍的纸张，大多是中共中央从延安运到重庆南方局，再由南方局交给徐雪寒负责处理的。

为扩大这些著作的影响，徐雪寒先后派出俞鸿模、张朝同和吉少甫赴香港设立了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和南洋图书公司，开拓出版阵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和重庆编印的《群众》周刊，也多在香港就地印刷，向港澳地区和南洋一带发行。

团结开拓

新知书店是一家出名的穷书店，创办时的资金是向一批穷文化人10元钱一股、5元钱半股，甚至写篇文章来抵数，一点一滴募集起来的。后来业务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们重重摧残迫害之下，新知书店的工作条件始终十分困难，书店干部的物质待遇一向很艰苦，徐雪寒虽然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没有例外。新知书店创业初期，他在上海从不向书店领取津贴，而是靠借债和卖稿维持生计。

对新知书店和书店干部在这方面的情况，深为了解。抗战期间在重庆，他曾经对徐雪寒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新知书店正是从这样艰苦条件下熬过来了。这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书店创始人和总经理的徐雪寒的作用。新知书店创业初期，工作很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站住了脚跟。在武汉时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雪寒积极争取长江局的领导，主动配合各地党组织，并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开始在大后方设立了分支店，出版物大幅度增长，书店业务得到很大发展。

在桂林时期，徐雪寒决定创办《店务通讯》(内部刊物)和《文化线》（不定期刊）。前者的编辑宗旨是为了沟通上下(总店和分店)左右(分店与分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增进相互了解，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积极性，加强全店同志的革命团结精神。后者则本着徐雪寒在创刊号《开场白》中所指出的“忠诚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为读者提供文化出版信息，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这两个刊物都受到全店同志全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了全店同志和书店与广大读者交流感情加深友谊的纽带。

徐雪寒还十分关心和重视干部的文化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他在书店内部设立学习委员会，并定期举行测验。由全体同志轮流出题，当领导的和同志们一样参加测验，答案都在墙报上公布。平时，还经常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到书店作辅导报告。1938年7月在武汉时，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徐雪寒特地邀请到新知书店作报告。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给全店同志以很大鼓舞，加深了对持久抗战的认识，更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

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也是徐雪寒的一个重要长处。他在新知书店和副经理华应申之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相得益彰，为书店干部交相称誉，也为全店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书店时他们是正副手，后来离开书店，彼此仍引为知己，相互关心和相互尊重，几十年如一日，如此诚挚深厚的同志情谊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工作上，徐雪寒一贯坚持原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从不以势压人，即使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总是循循善诱，以诚相待，从不疾言厉色，打击报复。他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又经常很自然地和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书店人手少，遇到什么急办的事(如打邮包)，他就和大家一起上，大小事都干，而且干得很内行。同志们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没有拘束，非常愉快。

徐雪寒十分重视培养和爱护青年干部，要求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增长才干。新知书店各地分店的经理，大多在二十岁左右，徐雪寒对他们放手使用，让他们发挥所长，有用武之地。但旧中国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些干部又多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徐雪寒在安排他们工作时，总要为他们设想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除此之外，还尽可能在当地介绍适当的社会关系，以便必要时有个出来说话和帮助出主意的人。“皖南事变”后任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主任的许静，以出售废品(旧书)方式销售进步书刊，很有成效，但最终被特务发现，并追踪到了办事处，许静因此被桂林警备司令部逮捕，全凭徐雪寒曾经托付过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才获得了自由。这也说明徐雪寒平时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和荣辱与共的境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才能在危急关头倾力相助。

转移坚持

徐雪寒苦心孤诣经营的新知书店，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作，在华北和苏北等敌后根据地设立了机构，因连年战争，后来和总店失去联系，但他们都在各个根据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传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大后方的几十处分支店，有的分店因日寇进犯，主动撤退，大多数在几次高潮中被当局查封、没收或被“勒令停业”。书店干部有的遭日机轰炸牺牲；有的被当局或日寇拘捕坐牢，受尽酷刑；有的惨遭地主武装活埋，摧残殆尽。在新四军中建立的随军书店，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负责人朱晓光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年多，越狱脱险；也有的同志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指示徐雪寒作好转移、分散和隐蔽的准备。徐雪寒在广西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广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陈劭先等的同情和支持下，撤消了桂林市郊施家园第一线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另在市区太平路20号设桂林办事处，主要经营邮购业务，桂西路35号桂林分店门市部低价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作为该社的门市部，部分干部随同转移了过去。这样做既保存了干部，又能继续销售书籍。转让门市部后所得的资金，还解决了以后相继来到桂林的各地分店干部的疏散、撤退和设置第二、三线书店以及副业机构所急需的费用。

这时只有重庆分店还存在，对分店经理岳中俊说：“几家书店(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把这些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瞩目。他们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重庆的书店要坚持下去，在政治上采取主动，自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重庆分店按指示严密部署，作好了随时被封、被捕的安排和准备，严守岗位，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徐雪寒撤离桂林后，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由沈静芷继任总经理。沈静芷按照徐雪寒的交代，以秦记西南印刷厂经理的名义从事活动，同时开设了二、三线机构，经营出版和副业，以副业养出版，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三家书店遵照的指示，分水陆两路撤离桂林。一路在八步、连县建立兄弟图书公司；一路由沈静芷带领，由陆路撤退到重庆。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广泛团结当时在重庆的几十家私营出版社，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冲破了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新出版业处于被动窒息的局面，也为新出版业联合起来从事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孤岛”时期

1941年春夏，徐雪寒等先后到达上海“孤岛”，建立了公开经营运输业务的泰风公司，继续保持着和大后方、香港等地的联络。同时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和印刷条件，在姜椿芳的协助下，开设了远方书店。他们团结和组织一批作家翻译苏联文艺作品，编辑出版《苏联文学名著译丛》等书籍。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中译本，就是这个时期由梅益翻译出版的。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和泰风公司等机构随之撤销，有的转入苏北根据地。徐雪寒则和汤季宏等全部转入地下，冲破日寇重重封锁，把进步书刊由海路输送到苏中、苏北、胶东和浙东等敌后根据地，供应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迫切需要。随着工作开展，还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为了掩护的需要，又建立了同丰、申庄等贸易机构。

1942年春节前，有一批图书、印刷器材、油墨和江淮银行印制纸币的印版等重要物资，要经浦东出海输送到苏北根据地去，在途中被一股海匪劫走。经了解，海匪头目的老窝在崇明，徐雪寒得知情报后亲自深入虎穴，与海匪头目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批重要物资终于失而复得。徐雪寒又亲自将图书押送到了胶东根据地，其他器材和物资则输送到了苏北根据地。这时他曾设想将新知书店迁移到根据地去，这个打算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但徐雪寒回上海后，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战事紧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在上海敌战区，徐雪寒和同志们共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直到1943年初离开上海，上海这摊子工作便由汤季宏全面负责。1944年10月，由于内部混入了汪伪密探，所有公开和秘密机构都遭到彻底破坏，工作人员除个别外出的外，也都被捕，有的同志被捕后遭受酷刑，以至终身残废。

隐蔽战线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冯玉祥通过王昆仑要求沈钧儒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徐雪寒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选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临行前，徐雪寒在钱俊瑞家里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潘汉年详细告诉他工作上应注意哪些方面。徐雪寒询问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潘汉年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之所以对冯玉祥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冯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暖昧态度。潘汉年还估计冯难安于位，所以决定徐雪寒的组织关系仍留在钱俊瑞那里。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上海进入淮南路东根据地，到达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这时，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的安全，已命令他们撤退到根据地，由潘汉年担任社会部部长。徐雪寒在华中局报到后，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分配在联络部，实际上让他担任联络部副部长，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大约每二十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徐雪寒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电文，经潘汉年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与潘汉年的工作系统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潘汉年的爱人董慧，她没有进根据地，仍留在上海工作。

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有关组织，必须迅速处理。除了有必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利用一个较有名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

潘汉年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心理状态和经历告诉了徐雪寒，并且还告诉他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甚至可以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账，愿意出面营救。

徐雪寒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她安详地对徐雪寒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然后徐雪寒通过潘汉年所交代的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当徐雪寒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之后，马上引起他的重视。徐雪寒合情合理地劝他出面营救，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这个汉奸觉得徐雪寒言之成理，表示一定负责设法营救。后来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经济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调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同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椐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同年10月徐雪寒又被派到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同时为华中银行组织一个采办印钞物资和运输业务的秘密机构。这更加丰富了徐雪寒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在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处(对外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工作，随军陆续接管了江海关、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等三四十个行政单位和企业，并兼任江海关的军代表。

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贸易处除了完成接管任务外，还应当尽快稳定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生产，支援华东各省。但是，虽然明令废止政府的金圆券，发行人民币(包括解放区流通的华中币和北海币)。却出现人民币刚发出去，很快就回笼，难以占领市场的现象，这也就难以通过发行货币积累资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样的问题，在接管其他城市时没有碰到过。在贸易处所属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的陈其襄，一天来找徐雪寒说，解放前夕，上海流通的货币实际上是银圆、金条和美钞，金圆券不断贬值，等于废纸。而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原来操纵银圆等货币买卖的投机商都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照常在那里进行黑市投机活动，操纵人民币的流通。这就是人民币未能占领市场的症结所在。

陈其襄反映的情况，使徐雪寒恍然大悟，立即告诉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陈穆认为陈其襄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于是和徐雪寒一起向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汇报。曾山听了又立即领他们两人去华东局汇报。当时华东局的几位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正在开会，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对旧证券交易所这个黑窝子给以严厉打击，对操纵货币的投机商务必一网打尽，严加惩处。”

饶漱石立即找到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刘晓作了部署。6月10日，上海解放第十四天，在华东局的直接指挥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旧证券交易所里的货币投机集团，同时人民银行也挂牌收兑银圆、金条和美钞，人民币终于得以流通。这场货币之战大获全胜，给经济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还有困难，不得不增发部分通货，物价因此难以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商品，就是所谓“二白一黑”。“二白”指大米和纱布，“一黑”指煤炭，是上海投机商兴风作浪争夺的对象。在中央支持下，贸易处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与投机商经过多次较量，最终击败了投机商，取得了市场斗争的胜利，上海市的物价渐趋平稳，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并对其他城市产生了良好影响。

无私奉献

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后，徐雪寒又先后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和外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徐雪寒又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徐雪寒，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特务而被捕入狱。徐雪寒因在抗战时期与潘汉年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满，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徐雪寒又被送进“牛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恢复公民权，1977年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延聘徐雪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徐无罪，随之恢复了党籍，被聘任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他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并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顾问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顾问等职，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徐雪寒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他根据大量资料，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不作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

随着形势的发展，徐雪寒对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卓越的见解。他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减少很多困难。

他写的《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文章。孙冶方从50年代以来，因重视价值规律和提出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88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孙冶方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情况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断地前进和创新。薛暮桥说，孙冶方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