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范文

客家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唯一标识符；元数据

1.引言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瑰丽奇葩，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突出的文化类型，客家文化在近现代对汉文化的丰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客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热点。

2.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必要性

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不容乐观，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客家文化研究的文献保障和整理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

（1）客家文化的资源分布分散，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2）客家文化的资源种类单一，体现在资源的载体上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介上，多媒体的资源特别是多媒体数字资源数量少；

（3）客家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少有开展，资源的存在形式大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这对资源的检索和利用带来很大的不便，数字化、标准化工作尤为重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和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公平享有，随着文化工作者和信息技术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数字化技术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高度重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遍推开，其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之一。因此利用数字信息化的手段对客家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阶段的一个重要领域。

3.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包含以下几部分：资源采集加工标准、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数字化工作规范和信息服务标准。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尽可能直接引用和采纳国内外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一些指标的制定考虑到最新的实践情况以及最新的技术情况，一些校验方法采用国内外最新的校验工具和方法。重点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的“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字化转换的技术规范” [1]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2]的技术资料汇编以及科技部“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子项目的相关成果[3]。横向上保持与相关同期标准，如与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文本、音频、视频）加工标准与工作规范》、《数字资源对象管理规范》及唯一标识符、元数据、长期保存等子项目相关成果的一致性；纵向上尽量保持与CDLS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DLIS）及其他大型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标准规范的可转换性和易转换性[4]。这样既保持了与同期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又兼顾历史标准的继承。

3.1 客家文化资源的采集加工标准

客家文化资源的主要信息源有：正史、地方志、地方史、家谱、族谱、研究人士著述、客家地区报刊、音像制品、网站和数据库等，载体形式多种多样，要针对不同载体形式的资源制定出不同的采集加工标准。另外，还有一些客家文化资源并未承载于特定的载体之上，如：客家语言文学、客家人物、客家建筑、客家饮食、客家音乐舞蹈、客家民间美术、客家文物古迹、客家民俗民风等，这些资源都是以自然的形态而存在，需要有特定的设备按特定的程序步骤来进行采集，因此对设备、程序和流程需要有特定的标准和规范来操作。

散布在民间的客家文化资源品种繁多，良莠不齐，如何进行甄别取舍挖掘出有代表意义的和具特殊价值的资源是资源建设中的一大难点，即如何界定原始资源的保存等级、加工等级以及和服务等级，其中涉及隐私权、知识产权、商标权等法律层面，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在各种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3.2 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

不同类型的资源有着不同的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例如，博物馆建立了SPECTRUM和CDWA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管理，档案馆建立了ISAD（G）、ISAAR（CPF）和EAD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管理，图书馆使用MARC元数据标准系列来支持书目数据的管理与交换。客家文化资源按其资源类型确定所在领域的元数据标准，并完整记录元数据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

3.3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

数字主文档保存为数字化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保存依赖于数字资源生产的过程记录，因为所保存的重要信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保存不仅仅是选择合适的文件格式和数字介质的类型，而应该将其视为数字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以保证其长期和重复使用。

（1）文档格式：使用开放的文档格式可以增强互操作性和资源的重复利用，并能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进行创建和修改。数字主文档包括文本型、静态数字图像、视频数字资源、音频数字资源，不同类型的数字主文档生产与保存的标准各有不同。

（2）存储介质：不同的数字存储介质在数据存取时对软硬件有不同的要求，且在管理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3）保存策略：主要有三种技术方法来实现数字资源的保存：技术保存、技术仿真和数据迁移。要根据数字资源的使用目的、使用功能制定出不同的保存标准。

3.4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加工工作规范

数字加工工作流程和相关管理规定包括对数字加工的工作流程、人员以及操作规范等，形成基本完善的业务规范及规章制度自动化管理、存贮和利用与。

3.5 客家文化资源信息服务标准

信息服务包括系统公共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全文信息搜索服务、统一资源搜索服务、信息服务统计分析等，要根据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建立相应的支持标准。

4.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框架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的实施要贯穿数字化的全过程。明确标准的目的，即标准的作用：

（1）互操作，用户可以跨越数字化项目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无缝访问，且无须专门工具；

（2）开放存取，采用开放标准和通用格式，数字资源将被广泛访问；

（3）保存，可确保数字资源能够长期使用，以使其投资效益最大化；

（4）安全，保护数字资源知识产权和用户个人隐私，确保数字资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1 准备标准框架

在准备阶段，必须清晰界定要被数字化的原始信息资源的范围以及生产的数字资源的用途，同时要考虑原始信息资源的主要特性：如格式、大小、状况和颜色等。

4.2 制定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框

为了使数字资源得到广泛的访问存取，新建数字资应该采用开放的文档格式。数字主文档分4种：

（1）文本型数字资源：字符编码、文档格式；

（2）静态数字图像资源：光栅图像、矢量图像；

（3）视频数字资源；

（4）音频数字资源

4.3 制定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

建立完整记录元数据的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元数据分5种：

（1）描述性元数据；

（2）管理性元数据；

（3）保存性元数据；

（4）结构性元数据；

（5）数字资源集合的元数据

4.4 制定资源服务标准框架

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要对数字主文档进行处理，从而生成适合于在因特网环境中传播的数字资源副本。包含两部分：传输过程和Web站点：

（1）传输过程：文本型数字资源传输、静态图像传输、音频传输、视频传输、数字资源定位；

（2）Web站点：可获取性、安全性、用户认证、服务绩效

4.5 制定资源共享标准框架

为了实现数字资源的共享，必须公开数字资源的元数据，以便能够被其他应用和服务所使用。针对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来说，公开哪些元数据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公开，与数字资源的特性和主要共享元数据的应用和服务有关。

5.结语

虚拟现实技术是用声、光、电一体化的信息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用信息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高精度摄像系统，可大量地获取实体资源的三维图像与数据，并生成物体与场景的三维全景模型，造就一种虚拟现实或虚拟环境，实现交互式观赏功能，满足用户主动参与的要求。因此，在原始资源的数字化加工过程和数字化后数据的呈现过程中所选择的技术标准、过程标准以及信息服务标准要如何体现虚拟现实技术是本研究的一大难点。目前此项标准国内外都未开展研究，可参考和借鉴的成果不多，希望在此提出与同行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Digital Conversion of Test and Graphic Materials[EB/OL].http：//memory.loc.gov/ammem/about/techStandards.pdf.

[2]数位典藏技术汇编[EB/OL].[2010-11-08].http：//core.teldap.tw/Documents/-technique.php.

[3]科技部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子项目组.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EB/OL].[2010-11-08].http：///2003/Process/.

[4]张春红，唐勇，邵珂.图像资源数字加工标准及其应用[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12）：9-14.

[5]肖珑，陈凌，冯项云等.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及其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19（5）：29-35.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2012年）规划项目“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及其公共服务平台研究”（批准号：12TQ03）；2014年赣州市社联课题“客家文献数字化的价值与功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客家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客家 艺能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

一、关于艺能的释意

“艺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汇。早在司马迁《史记龟策传》中就出现过：“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此处所谓“艺能”乃指自身所具备的学问、技能。此后，在范哗《后汉书，方术传》中有如下记载：“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韩愈《答窦秀才书》云：“愈少懦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为力。”这里的“艺能”都是指技能、艺术的意义。

“艺能”一词汇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多出于日本。据姬野翠氏的研究，在日本，“艺能”这一词汇大约是在平安时代(781－1198)从中国直接输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中文词典、辞书中，几乎没有收录“艺能”一词，反倒在日本的日语辞典或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中却有关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写组编《新日汉辞典》云：“艺能①演剧、歌谣、舞蹈、美术、电影、曲艺等艺术的总称。②艺术与技能。③擅长艺术、技艺的才能。④技艺(指歌舞、三弦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语中，艺能是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总称，既包括为他人而演出的“表演艺术”，又包括由民俗活动组成部分的仪式性艺能，还包括部分综合性艺术(如戏曲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艺能”，既是我国古代同一词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日语同一词意的借鉴和运用。所谓“客家艺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区所流行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等。

二、客家音乐文化与客家艺能

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可以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并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它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规范的、艺术的、社会的等等方面，艺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若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包括内核与多个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而内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层次。艺能则属于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民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因此，艺能作为行为文化的一个门类，既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行为文化整体紧相关联。

在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戏曲、曲艺、的仪式活动和艺能，常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孩刚刚出世时客家妇女们吟唱《摇篮曲》、《洗澡仪式歌》、《安小儿夜哭咒语》等，以寄托对下一代的挚爱和希望；年事稍长，牧牛歌、呼牛调又成为放牧少年天真、纯朴感情的表达：到了青年时期，客家男女又以山歌的形式来歌唱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并以此作为男女间互诉衷肠、表达爱情的媒介。当客家人按照自然规律离开人世时，悲切凄婉的《哭丧调》又表达着亲人们深切的哀悼。由此可见，在客家人的一生中，民俗活动和各具特色民俗艺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客家民俗艺能也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艺能的社会功能

以艺能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生产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号子，客家人用不同形式的号子来统一劳动的节奏，协调劳动的动作，鼓舞劳动的情绪，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促进交流，最近又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客家地区的各种交易会、展销会中，客家山歌演唱会，采茶戏、山歌剧的演出、龙灯、花灯、舞狮的表演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促进了客家乡亲们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感情联系：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省际、国际间的交流。因此，这就使客家艺能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同时还具有了间接性的经济功能。

1929年，、率领工农红军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后，客家山歌便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形式。一支支由妇女、儿童组成的山歌队，唱着山歌，宣传革命道理，更有许多兄弟、妻子唱着客家山歌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走上前方的动人事迹。由此可见，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客家艺能，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为无产阶级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功能。

封建统治年代，在客家人民居住的农村，没有报纸、杂志，更没有广播、电影、电视。因此，许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知识，或则通过由大人到小孩的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或则通过戏曲、曲艺、歌谣等艺能形式来宣扬传授。客家人通过对这些剧目、曲目的观看、欣赏、歌唱，得到了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接受了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多数客家子弟因战乱或贫困而失去了就学的机会，因此，抄歌本、唱歌就成了他们获取各种知识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客家艺能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客家文化研究篇3

那么，客家学研究如何才能向纵深发展呢？哪里是它的突破口呢？我认为这突破口应放在客家文化研究上。为什么？因为民系指的就是在共同的环境、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共同语言与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共同语言与共同心理素质即文化。所以，区别民系最重要的标志是文化。作为南迁汉民族的客家民系、广州民系、潮州民系等等都是炎黄子孙，在血缘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能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加上区别。因此，客家文化研究是客家学研究的中心与重点。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许多矛盾中其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客家文化研究如果能得到深化，客家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就容易带动起来。

二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怎样把握客家文化的个性呢？我认为，一是要从源上去研究，即从作为客家文化的母体——中原文化上去研究，看看客家文化中那些是仍保留着中原文化基因的，哪些是这些基因的变异与发展，这些经过历史考验仍保留在客家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就是客家文化的个性。二是从流上去研究，即从客家迁移过程中的当地文化中去研究，看看客家文化中哪些是从异质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哪些是与异质文化混合而派生的，这些吸收与混合的东西，往往就是客家文化的个性。三是与兄弟民系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中容易找出不同点，这不同点就是客家文化的个性。

五

客家文化研究篇4

桃园县是北台湾主要的客家聚居地，新屋、杨梅、平镇三个乡镇位于桃园县的南区，人口数约为四十万，其中平镇市客家人口比例近六成。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产业以农业发展为主。

新杨平三个乡镇至今尚无大专以上的高等院校，只有一所社会大学即新杨平小区大学。新杨平小区大学成立于二七年五月，名称是取自新屋乡、杨梅镇、平镇市三乡镇首字，并整合三个区域的教育及地方资源，以象征三乡镇合作的理念。作为社区大学，倡导『认同小区、参与小区、为小区服务、向小区学习的精神，定位在『特色部分须结合当地人文、景观、产业及社大重点方向来发展比如『活力客庄由开设客家类的课程到办理相关客家性质的活动、研习及研讨会、成立平镇市客家书院、出版相关客家之著作、办理两岸客家之学术交流等活动，让客家文化可以在全球发光，让新杨平社大成为台湾小区大学中推展客家文化的领导品牌。

新杨平小区大学的承办单位是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该社团成立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现有会员一百九十一人、志工二百八十四人、顾问十人、行政专任人员十二人等，宗旨是『增进社会安和乐利、净化社会人心、增进家庭幸福、培养正当休闲娱乐、改善社会风气、提升文化气息。

非客家的平镇市长陈万得兼任平镇市客家书院咨询委员，他指出，通过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协助、由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出面承办平镇市客家书院，市公所也协助了书院的成立事宣。书院成立后，不仅当地客家乡亲有一个取得学习资源的园地，而且书院也将系统整理、调查、研究客家的文化与历史，培养客家人才，让客家文化立足平镇、放眼全台、迈向全球。他希望客家文化能藉由学术研究资源的投入，深耕基层，同时开创新特色。

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院长江明修表示，学院不能只是进行学术研究，更要走入社区，积极藉由田野调查、资料统计分析研究，协助当地社区传承及发扬客家文化。当地计划全面建构桃园县南部六乡镇市的客家书院，平镇市是各乡镇市中最为积极的，依靠社区大学、市民大学的合作，结合图书馆定期办理演讲及系列活动，让平镇市成为全世界推动客家学的典范。

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新杨平大学主任唐春荣表示，客家文化的推广一直是社大办学的首要重点，平镇市客家书院是全世界第一所由社区与大学共同成立的书院。『让山歌对唱可以再现茶园中，让客家的舞蹈能走入艺术的殿堂，让客家人能尊严大声的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以身为客家人为荣是平镇客家书院积极要努力的目标。

二二一一十月二十九日，平镇客家书院承办了『二一一客家语言与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此举主要着眼社区大学师资的培养、水准的提升、特色的发展，参加范围是『凡是对客家文化有兴趣者。专题演讲包括：论台湾客家运动(邱荣举)、以社会认知理论探讨客家族群语言使用与族群认同(张陈基)、客家语重返公共领域之研究(黄秀娴)、浅谈现代客家方言语音的若干历史特点(陈世安)、客家族群对于休闲活动观念之接受度探讨(周金龙、许家馨)、客家信仰应用于小区环保教育之研究(郑旭浩、叶春腾、郑仁馨)、客家妇女摊贩行为模式之研究(陈钰婷)、碣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日治时期日人对台湾客家社会印象之探究(陈俊安)等。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在平镇市社教馆二楼麒麟讲堂，平镇市公所与中央大学客家学院联合主办两岸学术交流活动暨人文讲堂，特请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主讲土楼与闽粤文化。活动由平镇市立图书馆、平镇客家书院、平镇市良大学、新杨平小区大学承办。

平镇市社教馆是二二年完工启用的，因长期闲置曾一度被戏称为『蚊子馆陈万得上任后，责成相关单位补强，比如，与学者专家合作，把人文讲堂作为推广客家文化重地，经由专题讲座、影片放映，推展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研究篇5

摘要：地方高校图书馆应在对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意义具有充分的认识、对数据库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分析透析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特色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3-0043-03

笔者结合“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实践，通过对“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专题数据库”开发的价值解读、需求分析等方面的探析，对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解决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资源建设困境提供有益的参考。

1梅州客家山歌文化数据库建设的价值解读

1.1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本身具备的价值

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人文、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及民俗研究价值。如在人文价值方面，客家山歌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隶属汉族民歌的劳动歌音乐雏形之一，对于我国汉族民歌起源及其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而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政治需要，客家山歌开始了与红色歌谣的嫁接过程，成为红色歌谣的母体，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保护、传承和发展价值。同时，由于客家山歌植根于客家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涵盖了客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饱含着丰富的客家文化信息，从而在客家山歌中体现出客家人丰富独特的人文精神。在经济价值方面，以客家山歌的文化品牌价值、特色文化价值以及音乐附加价值共同构成了客家山歌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目前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愈加受到社会的认可和推崇，更加凸显客家山歌无形的经济价值。

在其他方面，首先，以大量存在的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压迫、反对迷信和争取自由平等的传统山歌和以直接为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代表的革命山歌和新山歌，说明了客家山歌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其次，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我国《诗经》的优良传统，语言丰富、生动形象，含有大量的古汉语，对客家历代诗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具备非常明显的文化艺术价值；最后，由于客家山歌凝聚了千万客家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客家人历史文化、劳动生活以及民俗风情的缩影，因此，以民俗学的角度，透过客家山歌，可以看到客家民系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看到客家民系丰富的文化和多彩的风情，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俗具有一定的价值。

1.2地方高校图书馆实现专题特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

专题特色资源数据库是当前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点，是地方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实现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网络化，体现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在当前数字环境下适应信息服务趋势，创设自己服务品牌应对挑战的重要价值。

1.2.1数字环境下适应信息服务发展趋势。数字环境下，读者信息需求的内容、信息获取方式、信息需求载体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对传统信息服务模式的冲击，专题特色馆藏资源数字化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环境下迈向个性化信息服务、知识化信息服务、移动化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创设图书馆服务品牌。服务品牌作为图书馆使命与价值追求的表征，是图书馆文化的显性载体。创设图书馆服务品牌，特别是以特色资源为基础打造特色服务是改变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形象及生存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2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需求分析

2.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

2005年5月20日，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广东“梅州客家山歌”就名列其中。梅州客家山歌历来由民间口头传承，目前随着唱山歌的歌手队伍严重老化，不少优秀山歌手也相继去世，加上青少年已不喜欢唱山歌、听山歌，山歌演唱青黄不接、后续乏人的情况日趋严重，因此，抢救和保护梅州客家山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之一，承担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责任。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的开展，可以使各种类型、格式、内容的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信息被加以甄选、著录并保存，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资源保存体系，成为梅州客家山歌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平台，从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2.2地方区域文化发展和旅游开发的需要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梅州客家山歌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及开发利用，将有利于梅州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促进梅州地方文化的发展。

梅州地区地处粤北山区，由于历史、地理环境、发展基础的多方面原因，经济欠发达。但梅州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条件。目前，旅游业已成为梅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旅游独特性业已成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而梅州客家山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艺术特点，具备地方旅游业独特性的良好展示点。因此，以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为平台，为梅州地区旅游业与梅州客家山歌探索有机结合提供支持，针对梅州客家山歌和梅州旅游业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对于梅州地区旅游在音乐方面展现独特性就具有非常大的参考、实用价值。

罗铿：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探讨*罗铿：地方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探讨*2.3地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的需要

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提升和对人文理念、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及对艺术的感知。作为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已成为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用。

客家山歌作为民间歌谣的一种，同时又是一种即兴的口头文学，是客家人在拓荒、垦植的山间劳动生活中，把挑担、砍树、撑船劳动时有节奏的呼吸哼出曲调，把与远山或河对岸的人高声交谈变成歌声而产生的，是客家人劳动生活与大山紧密联系的真实写照。客家山歌的劳动歌、四季歌、生活歌、诉苦歌等类型多样的山歌，反映了当地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通过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平台提供的山歌文化资源，让学生通过客家山歌深刻体会客家人民对生活的理解、对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认识客家的优良传统，得到真和善的启迪，提高识别生活和洞察人生的能力，从而丰富学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2.4教学及学术科研的需要

随着高校特色化的观念越来越被众多国内高校认可，不少地方高校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纳入地方高校特色化建设范畴，而梅州客家山歌文化在这一方面尤其明显，是梅州地区高校客家学特色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的建设，首先通过馆藏纸质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将有关梅州地区客家山歌文化的图书专著、书目数据、期刊论文、地方杂志、地方报纸、地方史志资料等数字化；其次通过网络渠道，以客家专题研究网站、客家研究机构网站等提供的各类型梅州客家山歌网络资源；最后依靠寻访，如寻访本地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组织团体搜集、保存的有关客家山歌方面的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珍稀山歌唱本资料、四五十年代梅州山歌剧团演出的新山歌剧剧本等资源。由此可以为学校的特色专业教学及学术科研参考提供横向的客家地区山歌文化交流资源和纵向的客家地区山歌文化学术研究的资源参考、利用平台。

3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设计

3.1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信息组织框架设计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提供知识化资源平台，在数据库组织架构方面应体现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知识组织的模型及框架。信息组织框架设计是一个数据库建设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所建设的数据库资源全面与否、分类合理与否、查询方便与否、利用科学与否的关键。设计合理有效的信息组织框架可以充分体现数据库的意义和作用。

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必须体现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的科学类分，尽可能涵盖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的资源整合。结合已有特色数据库建设实践经验，应以一次文献信息为主，二次文献信息、三次文献信息为辅的方式进行信息资源的组织和揭示；以全文、题录、文摘、图像、音频、视频和多媒体等为资源类型的表现形式对数据信息进行整合。

根据音乐学科专业特点和用户需求，以梅州客家山歌文献数字全文资源、梅州客家山歌艺术赏析资源、梅州客家山歌教学辅助资源、梅州客家山歌新闻信息资源等构建数据库组织模块（见表1）。

3.2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平台的选择策略

在数据库平台的选择上，以科学发展的角度，按标准化原则选择数据库平台。自行研发的平台虽然在功能特色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建设标准不一的数据库容易造成各数据库间出现信息孤岛效应，不易于信息资源的有效交流和传递，尤其对于特色数据库建设以后实现区域间或联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造成很大的障碍。

因此，在符合本地特色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应以标准为依据，采用专业数据库提供商的成熟软件平台搭建。鉴于CALIS在国内特色数据库建设方面的影响力及数据库建设后的资源共享问题，梅州客家山歌文化资源数据库可参考CALIS特色数据库建设标准，遵循“分散建设、统一检索、资源共享”的原则，尽量选择经CALIS认证的TRS、TPI、方正德赛、快威、义华、中数创新等系统，使开发的数据库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开放性和可移植性，在数据库建设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4结语

以CALIS建立的目标和思路来看，其“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色、高等教育特色和资源特色、服务于高校教学科研和国民经济建设、方便实用、技术先进的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发展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破解目前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存在的困境，在于对建设意义是否具有充分的认识、对数据库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否分析透析，在数据库建设上是否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的指导，唯有这样，地方高校图书馆才能跳出当前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瓶颈，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田莉莉.赣南客家山歌的人文价值及其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J].农业考古，2011（1）：203-205.

[2]廖夏林.铜鼓客家山歌的经济价值功能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0（12）：116-113.

[3]温萍.“客家山歌”的社会内涵和价值[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2（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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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平，肖蔚.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媒体湖南数据库”为例[J].图书馆，2013（1）：139.

[6]郑春汛，谢萍.地方院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策略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2（19）：27-30.

客家文化研究篇6

一、在体现客家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展示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

客家文化是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一方面，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在一千年多来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在融合各地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地传播和扩散，使得客家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从古代客家的发端，到近现代的流变，成为构建当代客家文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客家人的迁徙遍布地域广泛，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人文历史的影响，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这些地域性质的客家文化既蕴涵着客家文化的历史内涵，又具有与其自身的历史地理环境相融合的地域文化特征;还有一方面，客家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播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中断阻隔中华文明形态，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客家文化的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前工业时代，客家人缘自中原河洛文化，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靠的是以“和合”为核心价值的中华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时代，客家人遍布于世界各地，善于学习和大胆吸纳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和先进文化。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客家人重新认识世界，客家文化将为人类贡献具有普遍人文价值的智慧。正如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瑐瑣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世界各种文化多样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下，在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正是十分需要在体现客家文化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来展示客家文化的人文价值，以开放的胸怀，呼唤“文化自觉”，积极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挖掘、整理和阐扬客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作为推进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客家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人文精神”的提出由来已久，它是对人类文明这个基本价值诉求的具体阐发和规定。客家民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客家人文精神是世代客家人的灵魂和血脉，是客家文化生息和发展的根本，进一步提炼和传承客家人文精神，不仅能够发扬光大客家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牵引客家文化的灵魂，沿着客家文化的悠久历史脉络，延续独特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加速推进客家地区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促进客家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研究表明，有文化并不代表有人文，因为文化是可以造出来的，但人文就不能，人文需要沉淀和积累。文化是由精英创造出来的，人文则是由一帮人将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共融而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特有人文。客家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改造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以“知识为本、诚信为道、家国为魂、四海为商”的客家人文精神，成为支撑客家人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知识为本。知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诸葛亮讲:“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宋代朱熹曰:“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只有获取知识，人生才能不断充实和成熟。客家人素有热爱读书、广博知识、崇文好学、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客家文化崇文和重教优良传统的延续，使得客家地域具有群星闪耀的知识人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地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发展的辉煌。诚信为道。客家人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要，富有善于与人合作共事的历史渊源和人文特征。正是注重“讲诚信”，才造就了客家商业的繁华历史，客商精神与广东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一道，共同促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客商精神是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表征。从客家历史人文资源中体现出来的客商精神来看，表明近现代以来客家历史社会生活的领先性，其中所蕴含着的交换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法制意识，都有助于推动客家人文精神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成熟。客家人文精神体现的是精进务实、温柔敦厚、勤劳精巧，其精髓是卧薪尝胆、坚忍不拔。从农业的精耕细作、商业的精打细算再到传统手工艺的精雕细刻，客家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用“精进”两个字来概括这种特点是最恰如其分的。客家人文精神历来提倡务实，不爱空谈，崇尚实业，稳健实干，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自己。这种诚信为道的客家人文精神品性也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诚信已是客家人的美德，诚信为道的民风是客家人文生态的重要内涵之一。家国为魂。客家民系是特别热爱国家和热爱母亲的。客家文化在经历南迁几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后，与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台湾文化等长期碰撞、交流、吸收、融合，为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形成、巩固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这种血脉情感流淌的客家文化，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迄今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根基之一。研究表明，“客家人普遍存在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是由于客家民系是在迁徙流移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客家先民饱受战乱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因此客家人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我们可以从众多史籍史料中窥见，古代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割据和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河洛’、‘中原’被地域化、专名化、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桑梓’、‘帝宅’和‘神乡’”。瑐瑤在中国历史上，避居异乡的客家先人，既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瑐瑥，又为“顾影中原，愤气云踊”瑐瑦。“客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原乡的象征，成为他们表达爱国情感的主要对象，这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大力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言，是非常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或纷纷在家乡投资建厂，或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国爱乡情怀，为振兴国家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做出了诸多重大贡献。客家文化生态内含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内聚凝合的情感心理，深深地融入客家子民的血液，成为民族归属、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瑐瑧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客家文化对于维护祖国的团结统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四海为商。客家文化自宋代之后取得长足发展后，近代以来又受到海外文化的浸润滋养，由此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随着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遭遇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冲击，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萌芽，以及历史上多次中原人口大迁徙，包括中原古音、习俗在内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得以保留和传承。在广东地区的中西文化率先实现了碰撞、交融，造就了客家文化的包容、接受力强，易变通的地域特性。客家人的吃苦、勤奋、智慧，无论在农耕精细劳作，还是商业经营、贸易交往所表现“和为贵”的气质，轻声柔语的谦让品德，赢得了良好人缘和商机。客家文化显示“乎和淡泊”、“谦和”风范、柔和谦让的品德更使“知识为本、诚信为道、家国为魂、四海为商”的客家人文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繁衍出万象千态纷呈的精神叶片，竞相开放的精神花朵和精神果实。客家人文精神是昨天客家的背影，今天客家的品牌，明天客家的动力。

二、在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客家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在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推进客家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2008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将“文化创意”定义为:“包括想像力在内，一种产生原创概念的能力，以及能用新的方法诠释世界，并用文字、声音与图像加以表达。”瑐瑨这就是说，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成功的文化创意除了必须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还必须具备本国家本区域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根源于文化底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足够深厚，就一定可以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产品。2012年，党的十明确指出:“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瑐瑩“文化就是财富”。整合客家文化资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当今全球文化创意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壮大客家文化经济、推进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是当前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瑑瑠推进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重点关注四个创新:第一，创新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把客家传统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以改革开放精神和时代精神，突出客家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主旋律，繁荣创作更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第二，创新客家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契机点。把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必须创新思路和理念，通过产业化手段、合理的商业运作，使优秀的客家传统文化产生有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对于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来说，用优秀客家传统文化展现地域文化风采，既是一种鲜明特色，也是一个重要动力。第三，创新客家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把创造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品牌，培育客家文化精品，必须将客家传统文化发展与多媒体、软件开发、信息咨询、创意设计、图书出版、影视娱乐、文化旅游等结合起来。将客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倾注于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程度上，客家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专注在于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率上。第四，创新客家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新路子。客家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已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下，必须用产业化的方式把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抢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以优秀客家传统文化输出为突破口，形成多元化的文化输出格局与模式，提升客家文化软实力。

客家文化研究篇7

旅游解说牌作为旅游解说系统中最为常见，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解说媒体，能够作为景区的附属设施，通过文本、图片、示例等手段以娱乐和教育的方式与游客交流，达到为游客指引路线、解说景点、警示安全、管理游客行为并传达景区发展理念的目的［1］。在旅游景区中，解说牌自身既是一个构成旅游景点、景物的要素，也是其他旅游景点景物要素和空间的组织者和联系的纽带，为人们提供对空间的高度概括和最有效信息。可是，有效的解说才是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2］。旅游解说牌作为解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解说牌也是旅游解说评估工作的重点，其评估内容包括游客对特定地点的影响是否减少，估计使用解说牌的游客数量，以及对游客从解说牌上所获取的知识进行调查等方面内容［3］。目前，国内对旅游解说系统的评估多集中游客对解说媒体需求［4－5］、解说主题偏好［6－7］和解说系统满意度［8］等方面，而国家森林公园中户外解说牌系统评估的研究甚少。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炎陵县城东，总面积4.7万hm2，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是一个天然植物博物馆。2009年6月，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基于生态知识可视化理念，通过在宣传设计上图文并茂，在内容凸显上人与自然，在设施操作上游客参与，公园生态文化解说设施设计与建造获得主管部门与游客的肯定。但是，从游客视角来考虑解说牌系统的设计、安装、材质是否合适?解说牌在游客与景区、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效果是否良好?以及该系统是否对其他旅游区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呢?本文就这些问题，以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解说牌示系统为研究对象，从解说牌的使用情况、外观设计、解说内容表现、解说信息效果等四个方面对其设计进行评价研究。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游览线路共安装解说牌83块，其中景点导向类9块，景点说明类16块，生态科普类42块，管理提示类16块。这些解说牌使用的材质主要是木材，辅以水晶玻璃板，颜色以原木色为主。 1.2调研内容与数据获取 深度访谈方法是一种研究谈，是研究者通过有目的提问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建构第一手资料并作为观点证据的研究方法［5］。针对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游览特性，本文选取珠帘瀑布、黑龙潭作为访谈调研的主要地点。调研时间为2010年4月17日至19日，访谈对象包括37名游览游客和8名景区管理者，访谈内容包括解说牌外观设计、解说信息以及信息效力等问题。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6］。本研究选取景区日游客游览高峰时间段作为观察的时间段，即10:30—11:30，15:30—16:30，在珠帘瀑布到黑龙潭沿线(此处共有科普类解说牌12块，导向类解说牌1块)观测游客旅游解说牌使用现状，以分析解说牌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影响。 2结果与分析 2.1使用现状调查 调研发现，团队游客使用解说牌的比例很低，仅有13.6%，且阅读时间多在60s以内，表明团队游客获取的解说信息较少;散客使用解说牌的比例很高，达82.2%，使用时间超过60s的游客在30%以上。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2.2外观设计评价 2.2.1外观造型 绝大多数游客对于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解说牌的整体外观造型感到满意，认为解说牌的大小、高度以及长宽比例都适合游客的阅读习惯。但是，部分解说牌的安装角度不正确，给游客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外，二成游客认为景区的解说牌造型尚还较为单一，建议解说牌之间的组合，解说牌与游憩设施之间的联动，实现解说牌表现方式的多元化。 2.2.2使用材质 八成游客认为现有木质牌示比较适合森林公园的特色，使用木头比较自然、环保。但是，由于所用防腐木以及加盖的水晶玻璃板的质量问题，部分解说牌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水晶板破裂、版面鼓胀，以及木质腐烂、变色、损坏等一系列的问题，破坏了解说牌的美观度，从而影响了游客阅读解说牌的兴趣。 2.2.3环境融合度 九成游客表示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解说牌与周围的环境融合较好，觉得这些解说牌既能让游客方便的使用阅读，在周围环境中又不显得特别突兀，给人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 2.3解说内容评价 2.3.1类型偏好 绝大多数游客表示，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内生态文化知识和科普知识宣传的生态科普类解说牌最为感兴趣，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在阅读完后能够留下深刻印象。 2.3.2解说标题 近八成游客表示，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解说牌标题一般控制在字数为10个字内，通过陈述、疑问、反问等方式来表述，在看完解说牌第一眼后，能够被解说牌醒目的标题所吸引，有想继续阅读解说内容的想法或冲动。 2.3.3图片文字使用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解说图片设计新颖精美、直观，文字解说简单、清晰，让人一目了然，很有吸引力。八成游客认为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大多数的解说牌文字大小都比较合适，但有少部分解说牌牌面较小，文字字体较小，不太方便阅读。另外，近二成游客认为景点解说牌与科普解说牌文字内容不够充实，有点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 2.4解说信息效果评价 2.4.1解说知识获取 调查发现，来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中，团队游客主要靠导游人员的讲解获取公园的相关信息，有部分游客还通过解说牌获取辅助信息;散客则主要靠公园的解说牌来获取相关的信息，来增加自己的旅游体验，与表1观察结果基本一致。近八成游客表示，通过阅读解说牌增长了自己的知识，使自己对生态科普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部分参与性解说媒体传播知识的效果更佳，达到了公园生态文化教育宣传的目的。#p#分页标题#e# 2.4.2解说信息偏好 调查发现，游客通过解说牌主要获取的景点包括景区导览信息、景点说明信息和科普教育解说信息三类。景区导览信息可以方便游客游览行程的安排，帮助游客快速准确确定所在的游览位置，科普教育解说信息能够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增加游客对生态文化知识的理解。近七成游客表示，通过阅读科普类解说牌，学到了许多自然生态文化知识。 2.5解说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文游客对解说媒体外观设计、解说牌内容评价和解说信息效果评价三个方面看，游客对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化教育宣传的效果是基本满意的，但是旅游解说牌的知识传播效果仍然不佳，主要有如下因素制约:①人的带动因素。团队游客有导游人员的带领讲解，导游人员多会引导游客阅读导向类和景点说明类解说牌，而很少引导游客阅读科普类解说牌，从而影响游客对生态文化知识的获取。另外，由于游客的从众心理，若有游客表现出对解说牌不感兴趣，也会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对解说牌的阅读。②游览时间的影响。团队游客在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游览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天，导游为了节约时间，在参观各个景点时，很少安排游客阅读周围的解说牌。相比之下，散客游览时间较为充裕，一般多会阅读解说牌，来获取公园的相关信息，帮助其安排游览线路和丰富旅游体验。③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差异。年轻游客对图片精美的解说牌感兴趣，多出于景色欣赏的目的;带小孩的家庭游客对科普解说牌感兴趣，多是为教育孩子的目的;中年游客对解说牌一般是即时阅读，对解说内容印象不深;老年游客较多关注自然康体解说知识，多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④文化水平的差异。阅读解说牌的游客一般文化水平都较高，能够比较容易理解解说信息。这类游客一般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自然文化科普知识。⑤安装建设不科学。解说牌的使用率与解说牌的安装位置和方式有关。距离游步道较近的解说牌，使用率高;相反，远离游步道的解说牌使用率低。如珠帘瀑布的“森林－人类的保健医生”、“植物精气的作用”等解说牌距离游步道约15m，就很少有游客阅读。⑥管理者决策的非科学化。在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解说系统规划编制好以后，公园管理者任意更改部分设计，变更部分解说牌的安装位置，造成了解说牌与解说对象之间人为地割裂，致使游客难以生产解说信息与解说对象的连接。 3结论与讨论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通过生态文化解说牌系统能够较好地向游客传播生态文化知识，丰富游客旅游体验，整体效果较好。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解说牌示系统解说成效主要有如下特征:①解说信息需求上，团队游客中使用解说牌的游客比例较低，散客中使用解说牌的游客比例较高;年轻人、带孩子的家庭和老年人对生态文化解说牌关注较多，其获取信息的目的较为明确，而中年人对解说牌关注较少;文化水平较高的游客对生态科普解说信息关注较多，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而文化水平较低的游客则更为关注景区导览和景点说明类信息。②解说牌外观设计上，绝大多数游客认为解说牌大小、高度、长宽比例都比较适合游客的阅读习惯，使用木材作为解说牌的材质符合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特色，且能够与周围的环境较好的融合。③解说内容评价上，游客多偏好于生态科普类解说牌，解说标题醒目，解说内容图文并茂，对游客的吸引力强，能够进一步激发游客获取更加详细的解说信息。④游客知识获取上，解说牌与游客的互动性较强，能够促进解说信息的传播，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解说牌中自然生态文化科普知识对游客的影响最大。 针对当前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解说牌设计与建造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在解说资源使用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在新产品的开发和老产品的更替中，要做到配套设施的及时更新，使解说信息与解说对象保持一致。②在解说牌设计安装上，用0.5cm的钢化玻璃更换原有0.2cm的水晶玻璃板，确保解说牌图片与文字准确，特别是在中英文翻译中应注意语言表述准确性和英汉语言语法结构差异［7］。③在传播手段上，通过景区导游、景点工作人员以及车载多媒体设施等优化生态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多设计参与性强的解说牌示设施强化游客体验学习。④在管理者决策上，要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执行，要跳出以往过多关注做产品的老路子，走做森林生态文化树品牌的新路子。 解说牌可以影响游客的感觉、思考或行为方式，因而解说牌的效果评估也应该包括游客知识获取、态度改变和行为意向等，但本文偏重于游客的知识获取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思考如果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估游客在获取解说知识后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

客家文化研究篇8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斯普朗格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人的生命形式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人的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一方面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从认识论研究的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落到了实践的层面上，进入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研究。这些都使他在文化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对生活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对生活形式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的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斯普朗格；狄尔泰；文化哲学；人的个性；人格；文化心理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20－07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狄尔泰的学生，曾先后任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哲学教授，以教育学家、哲学家享誉德国。他的教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又是狄尔泰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与狄尔泰一样，斯普朗格也强调研究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展开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斯普朗格又不同于狄尔泰。狄尔泰以“历史理性批判”反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通过建立表达生命存在的范畴体系来完成人的文化心灵的形而上建构。这就使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认识论特征。斯普朗格在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时，并不是沿着狄尔泰的认识论路向前行，他不是努力扩展、完善狄尔泰的范畴体系，而是把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个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文化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生活形式入手探讨人的个性和人格问题。可以说，斯普朗格正是借助于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他也由此而成为贯通哲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简短地介绍斯普朗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斯普朗格虽是狄尔泰的学生，但对狄尔泰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斯普朗格的研究。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他独特的风格，应在文化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他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格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启示。鉴于此，本文将以他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为文本根据，系统地论述他的生命形式的学说。

一、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心理学所面对的人总是个体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辩，也无可讨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与哪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或者说，心理学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规定人、理解人和说明人，则是一个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就从这一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开始。

斯普朗格反对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个体的存在预设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主张从精神科学、或称之为精神哲学（Geistesphilosophie）的思维方式来规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从精神科学的层面研究心理学，斯普朗格首先对心理学的对象作了说明。斯普朗格承认，心理学“是从个体主体开始的科学”[1]，但是，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客观联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客观联系既有个体主体自身的联系，又有与客体的联系。斯普朗格所说的个体主体自身的客观联系，指的是个体以一定的生活形式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联；他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指的是主体与客体通过记忆形成的关联。从斯普朗格对个体主体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朗格虽然强调个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但并不把个体主体封闭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努力发现个体主体存在的客观基础，努力从个体主体走向集体的、历史的、整体的主体。

斯普朗格在确定了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的性质后，就以此规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在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个体主体总是处于客观的联系之中，那么，精神科学就不能单纯从主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它还必须从客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于是，斯普朗格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联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个体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联，个体如何在历史生活中形成一种可转换的主体和集体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性，斯普朗格亦称之为“历史的叙述”[1]；二是研究“批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规则，亦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形成于个体主体进行批判的感性活动中，或想象的理解之中。主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的经历。与客观方面的研究内容相应，精神科学研究主体的经历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源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历（die Erlebnisse）；二是来自于批判的客观的标准的行为和经历。

事实上，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说明是比对主观内容的规定更有意义的方面。斯普朗格正是通过对精神科学客观内容的说明，彻底地改造了心理学，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为，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要追溯主体的客观性，都要认定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可以说，对主体的客观性和对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的说明，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人们怎样规定主体的客观性及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就会怎样去提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在斯普朗格看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所说的主体的客观性是个体肉体的客观存在，与之相应地，心理学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运用原子式的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的精神现象和神经活动，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一种反映活动。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要素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Elemente）。斯普朗格把客观性规定为“历史的叙述”和“批判的标准”，就使主体的客观性超越了个体肉体的限制，成为文化的存在。①这时，心理学不再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历史、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个体的体验问题，受这一研究问题主导，精神科学不强调主体的反映活动，而是探讨和说明主体的理解、经历和体验如何可能。在这里，不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体的活动都不是以单个要素呈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结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功能性的方法。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结构心理学”（Strukturpsychologie）。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表明，这两种心理学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心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人的历史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心理。

强调从历史文化层面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客观联系中的个体，是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与文化科学

斯普朗格主张从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提出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一致的，所以，斯普朗格和狄尔泰一样，都以价值、意义等范畴来表达和说明心理学问题。但是，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又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有所不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而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用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生活。

斯普朗格提出研究人的精神生活①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现实的文化生活，它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性，同时，它又因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民族、国家、个体的差别，而充满个性，变得丰富多彩。斯普朗格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他所关心的不再是狄尔泰所研究的人的文化生命创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文化的历史现实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与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化，斯普朗格从他坚持心理学研究的个体总是处在客观联系之中这一观点出发，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他强调的文化的客观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客观精神的结构，这是文化的价值现实；二是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化的历史现实。这两种文化的客观性都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个体性和差别性之上的，所以，斯普朗格在提出文化的客观性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文化科学的研究发现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这就使文化的研究指向了文化科学。

在斯普朗格看来，文化科学是由不同文化学科组成的结构系统。文化科学存在于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科学、经济、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社会团体、国家、法律、教育等等，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并用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意识来表达这些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从而形成一些特殊的文化类型，构成不同的文化学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文化学科。但是，这些文化学科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结构整体，即一定的价值体系。据此，斯普朗格把文化科学称之为客观的文化体系。

斯普朗格认为，文化科学作为客观的文化体系，体现着文化的共性。斯普朗格从文化本身和人两个方面说明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人的形成的意义。（1）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必须在文化的共性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根据，而文化的共性又因此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同文化学科之间不是在空间上相互并列的存在，它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些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文化整体的实质和特征。在论述文化共性时，斯普朗格特别强调时代文化。他认为，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或文化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价值取向，经济、法律、科学、技术、道德、宗教等文化学科都只是作为一些文化要素参与其中，体现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具体的文化学科中发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经济、道德和教育的观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时代，而文化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这些文化学科的时代内容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时代根据。（2）从文化对人形成的意义看，文化的共性是产生不同类型的人的根据。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类型的人产生于不同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即是客观的文化系统，它制约着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体的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不同的类型。人的科学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审美的本能是生活形式塑造的，人的道德、宗教本能、人的国家的、法的和社会的本质也都是生活形式的产物。斯普朗格所说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不只是指时代文化，也包括不同形式的文化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当他以文化的共性作为不同类型的人形成的根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格形成的问题。这样，斯普朗格就由探讨文化和文化科学的问题进到了探讨人格的形成问题。

事实上，斯普朗格强调的文化共性的两个方面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产生的意义体现着社会的精神活动，而文化共性对于人形成的意义体现着个体的精神活动，两者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构造起来的。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不论是谈文化也好，谈人的精神也好，谈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形式。斯普朗格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即是人的文化活动，而人的文化活动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1]因此，生活形式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精神生活的根基和人的行为的根基。斯普朗格就以对生活形式的研究阐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

三、生活形式的基本含义

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即是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具体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斯普朗格所说的生活形式尽管是指人的文化生活，但他不是就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而是就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他强调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实际生活、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生活形式首先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活动，是人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现实。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脑中产生的，是人的观念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强调生活形式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这是斯普朗格对于生活形式的最基本规定。

第二，生活形式具有文化的客观性。斯普朗格在研究生活形式时，反复使用“精神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来说明生活形式。斯普朗格使用“精神历史世界”是把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质的存在相对立，说明生活形式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人的物理世界，人的生活形式的客观性亦指文化的客观性，而不是指物理的客观性。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精神的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指与物理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性即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客观性，人的精神历史世界的发展规律亦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三，生活形式是系统化的结构整体。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现实，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从总体上看，生活形式是由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构成的，而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又都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就主体的文化行为而言，有个体的文化行为和集体的文化行为，个体的文化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来确定的，集体的文化行为则受到共同的价值规则的制约；就客观的文化世界而言，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从斯普朗格对生活形式的整个论述看，斯普朗格从来就不把主体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的结构分开，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生活形式的整体构造。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造就出理论的人；人的宗教行为与宗教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产生出宗教的人；人的艺术行为与审美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形成审美的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也是人的内在的文化结构，或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构，人的文化行为、生活形式和文化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三个方面或三个要素。考察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是斯普朗格研究生活形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是立足于前两个特征研究文化形式的结构。由于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着重于人的文化行为，所以，他对文化形式结构的研究也主要按照人的文化行为结构来展开。

斯普朗格对人的文化行为结构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分这两个层面探讨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思想。

四、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

关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斯普朗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从生活形式的定义出发，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现实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斯普朗格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人的生活实际、人的文化现实出发说明个体的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行为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人的实际生活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性来自于生活形式。人的实际生活也就是人的文化活动。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个体行为的客观现实性问题，就建立起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个体的行为总是要受到客观的文化活动的制约，而客观的文化活动又以生活形式为前提和基础，因此，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斯普朗格那里，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文化类型是生活形式的凝结，又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体行为与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个体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个体的行为区分为认识行为、审美行为、经济行为和宗教行为等等；与之相应地，生活形式也区分为理论的生活形式、经济的生活形式、审美的生活形式、社会的生活形式，政治的生活形式、宗教的生活形式等等。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也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型。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相结合，就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人。于是，人们就获得了理论的人、经济的人、审美的人、社会的人、权力的人和宗教的人等等。理论的人即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是哲学家；经济的人是企业家、商人；审美的人是艺术家；社会的人、权力的人是政治家；宗教的人则是进行宗教认识的人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斯普朗格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反对先前的哲学家们把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看作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文化领域，主张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文化的整体。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都有其特殊性，都有一种为主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外，还可以兼有其他的结构和功能。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相一致，是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在斯普朗格看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认识的成就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通用的、普遍有效的；二是对客体而言，指认识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世界的一般与普遍。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所具有的这两层意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表明了它们与人的智力的联系，是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最初产生于神话中的理智因素，以后又与科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科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所以，人们通常仅仅从科学活动的特点出发理解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即是关于世界的图像和精神的符号。斯普朗格并不反对把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甚至还认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反对把科学与认识画等号，视科学为认识的唯一形式。斯普朗格认为，人的认识除了与科学相联系以外，还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形式、审美生活形式以及宗教生活形式等等相结合，是对这些领域的生活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体现着这些领域生活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种整体的联系出发，斯普朗格才肯定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具有上述两层含义。

同时，斯普朗格还从这种联系出发，说明人的认识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相联系，产生出多重功能：当认识与科学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具有理智的功能；当认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就具有了效用性功能；当认识与艺术活动相联系时，产生出直觉的认识形式；当认识与政治相结合时，知识就有意志和权力的意义；当认识与伦理学相联系的时，认识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功能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别、体系各异，就在于哲学家们探讨认识功能的着重点不同。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对认识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苏格拉底、普罗达戈拉的哲学是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西方哲学与认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认识功能的揭示和研究也最为充分。其实，从文化整体的发展看，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与认识行为和理论的生活形式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的生活形式相一致，以效用为其主要功能，但同时，又与理论的、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审美行为与审美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主要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同时，它又与科学、政治、伦理的文化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具有多种功能；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体系，但它同样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多种功能。

斯普朗格在说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其一，斯普朗格以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改变了近代哲学仅仅以认识论的方式说明存在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对认识行为与理论生活形式的说明中，斯普朗格也谈到了认识论对于哲学建构的意义，但是，在他那里，认识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形式，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活动。把人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加以考察，是斯普朗格的认识论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第二，斯普朗格以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哲学肢解整体的研究方式。近代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形式对于哲学的意义，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文化形式分离开来，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化形式。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把真、善、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康德的论证是典型的近代哲学的论证方式。与近代哲学不同，斯普朗格在肯定不同文化形式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正是这样，斯普朗格虽然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但他所研究、所揭示的依然是文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斯普朗格所说的客观性不是概念的客观性，而是文化的客观性。我认为，斯普朗格只是由于改变了近代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方式，才能说明个体的行为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个体行为的客观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客观性。

五、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

社会行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是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即是人的价值行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社会行为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形式的本质内容。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生活形式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价值系统。

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是人的本质，亦是人的文化活动。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价值分为不同的种类：经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定的生活方式，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来源于道德的生活方式、宗教价值来源于宗教的生活方式、理论价值来源于理论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来源于审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价值根源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的发展规律即是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价值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即是价值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但是，斯普朗格并不认为，不同种类的价值仅仅与产生于它的生活形式对应。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创造的价值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生活形式。价值与生活形式处于多重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斯普朗格主要从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生活形式，把生活形式看作是一种伦理学体系，于是，他也就从伦理学体系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生活形式创造的价值规范对于构造伦理学原则的意义，比如，经济的生活形式适合于效用的伦理学体系，理论的生活形式产生伦理学的实际的、理性的原则，审美的生活形式构造了伦理的内在体验原则，宗教的生活形式适合笃信宗教的伦理学。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原则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活形式创造的，而是多种生活形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中，斯普朗格用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表明他研究的社会行为着重指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伦理学的规范是约束整个社会行为的，它所塑造的是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

斯普朗格在研究价值与生活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研究了价值的内在构造以及价值实现的途径。斯普朗格把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客观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赋予，主观价值是人的自我确定，价值的形成是在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中实现的，而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又来源于道德生活本身。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及其相互冲突就是价值的内在构造。与价值的内在构造相一致，价值创造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价值的对象物或价值客体的形式实现；二是通过价值主体或通过价值主体的体验确定人的价值。在这两种实现途径中，斯普朗格尤其重视后者，认为，正是价值体验形成了对精神结构的理解，从而构造了精神结构的复杂类型和多种精神形态的历史，同时价值体验也塑造了人的理想和人格。斯普朗格强调主观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并不妨碍他对客观价值的重视和研究，只是突出了生活形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这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形式不是一些死的文化形式的组合，而是以人的行为为核心展开的价值体系，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系统。

在斯普朗格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斯普朗格以生活形式为价值的根基，力图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研究价值问题，视价值为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的存在。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化哲学心理主义学派重视生活经验的思想，厘清了价值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即生活经验是价值的根基，价值只有植根于生活经验之中，才能成为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离开了生活经验，价值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空洞而无内容。第二，斯普朗格肯定了价值的社会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是一种社会的伦理规范，它是社会的创造物，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价值对个体的作用和个体对价值的体验是个体的社会化、客观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恰恰是以个体的价值化表现出来的。这就厘清了价值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人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六、结语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的特色

斯普朗格在学派上承袭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派，又有自身的特色。与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体系相比，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强调人的文化行为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由人的文化行为、文化类型和文化的人构成的，其中人的文化行为居于生活形式的中心地位。文化类型是由人的文化行为创造的，并通过人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文化行为在创造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的人，塑造出个体的或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人的理想和人格。通过这些研究，人的文化心理从认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层面，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人的文化发展来说，也不只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实际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别于狄尔泰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了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体系。斯普朗格以对人的文化行为的研究突破了狄尔泰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开辟了文化哲学的实践思维的研究路向。这正是斯普朗格对于文化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EDUARD SPRANGER.Lebensformen：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M].Max Niemeyer, Verlag, Halle, 1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