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1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 自生能力； 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107

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目前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在政策及政府支持减弱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内部力量带动外界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力的主体不同，对能力的内涵有何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研究探讨，可以深化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解，避免人云亦云、流于形式。而且，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政策制定的极大差异。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首先对比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四个概念，然后分别讨论以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希望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

能力的概念比较（一）自生能力

1999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使用了viability作为术语“自生能力”的英文词（viability一词最早被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 [1]）。林毅夫对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则是在2001年5月赴芝加哥大学作Annu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2]。林毅夫在论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有一个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由此“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所谓“自生能力”，其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他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和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林毅夫的结论是：“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进而他分析认为，在赶超战略下，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求经济体制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的各项制度安排[3]，而在分析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问题时，应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把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2]。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要素配置，对于自生能力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问题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遵循比较优势生产运作后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并没有理论上的严格证明，也与中国的实践不符，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最优的可能。在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往往是“内卷化” [4]，而不是创新。而且，仅从企业角度出发探讨自生能力，没有考虑避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锁住（lock-in）的负面效应，无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进行类比（例如，对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不可能只发展具有这种自生能力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顺应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制能否让具有人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尚无定论。后进理论（underdevelopment）、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都让林毅夫的观点受到质疑。当前对“市场换技术”的反思（甚至否定），也促使学者对“赶超战略”、“自力更生”重新思考。因此，这种自生能力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成功，但是却无法对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是由林毅夫研究的自生能力只针对企业所限制。

（二） 内生增长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 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 技术变化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因此，得到的是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 经济增长缓慢，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学家着力寻找能够让经济不断增长的理论。在8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5]。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6]。根据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研究者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可分成三类――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 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 因而就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7]。

从上述的理论综述可以得出，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是指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旨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8]。

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 一词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来，并被用来描述经济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间的均衡[9]。Meadows等人在《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将环境、生态因素加入到发展的内涵[10]。1991 年 11 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Pearce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健康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基本自由这几个方面[11]。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奚洁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12]

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徐君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包括经济能力（主要指能源、资源、资金、增长率、效率、资产储量、资源及材料的可替代性、人均收入等）、社会能力（主要指人口容量、人口素质、文化道德、公众意识、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生态能力（主要指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之外，还应包括有宏观调控能力（主要指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建设、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统计系统、信息支撑系统等） [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1999年提出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断完善，目前该指标体系是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在2006年版中，该指标体系共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智力支持、社会进步5大系统、5个子系统下划分为表现系统运行结构的16组模型、进一步设置反映状态行为的45个指数、233项要素。

（四）自我发展能力

鱼小强提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14]。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经济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4]：

（1）要素凝聚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

（2）资源组合能力。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科技进步能力。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知识和技术创新；二是知识和技术引进。

（4）制度创新能力，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

（5）科学决策能力。主要指政府经济决策职能的正确发挥，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软硬环境的营造等。

可以看出，要素、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性相对应，而制度创新和科学决策与徐君的理解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这里是统一的。

（五 ）四种能力间的联系

根据前述四种能力的概念可知，它们研究的层面不同，有微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也有宏观的、综合应用层面的，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反而是有一定的包容关系（见图1）。

图1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联系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仅关注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是否和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一致，并且暗含了管理（包括科学决策）最优的假定；扩展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更新（这里包括了科学决策）对要素凝聚和资源组合的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仍然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作为能力的一部分；鱼小强在把制度因素加入自我发展能力后，后者的内涵基本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根据图1可以将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因子。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各经济学派中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表述不同，针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术语的规范性理论解释并不是太多，大多是将其列入增长和发展的范畴予以分析。因此，上述对四种能力的综述并不能包含当前所有的关于自我发展的能力、机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例如，Chandler将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定义为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能[15]。这个能力与内生增长能力十分相似。又如，在演化经济理论中，Dosi and Marengo（1994）[16]在对组织（尤其是“firm”）的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的研究后认为，能力是个体组织特有的有效解决问题的程序、组织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组织在解决问题达到优化交易成本的目的，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进化（这里的进化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长、发展）。还有种种理论和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四种能力的概念中，只有林毅夫的自生能力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其它三种概念并没有严格限定能力的主体。其实，主体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二、对于五种能力主体的讨论

（一） “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增加个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他对“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 [17-19]。

（二）“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会计、管理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衡量，例如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金周转率、总资本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这是在各级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产业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将给定企业管理最优化。而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论述是在假设管理最优的情况下，考虑企业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

（三）“市场”的自我发展能力

狭义上的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的市场是规制大量商品交易的一系列社会制度 [20]）。供需导致交易，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促进了分工，分工进一步扩大供需和交易、市场规模和范围、技术进步……一系列规则相继出现，构成了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并自19世纪末开始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21]。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自发秩序”[21]。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念则被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于市场，他解释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 [22]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其实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展[23]。虽然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被经济学家主要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首先是人的发展，然后才是市场、制度、国家体制。

（四 ）“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的产生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一般性的解释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而且知识技术能够供给，形成了供需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完成了交易。而通常产业的产生表现在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服务的企业的创建。产业的发展是通过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的扩大得以体现的，而促进这两方面扩大的是企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这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受市场和非市场（产业政策或国家意志）机制的双重影响。

延续要素禀赋论的逻辑，林毅夫提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的产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应该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产业部门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变得相对过剩，原来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林毅夫、谭国富，2000）[24]但是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的很多产业并不具备这种自生能力，例如幼稚产业（其定义可参考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因此产业政策就对产业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调整，“帮助产业发展”出自生能力。

区别于林毅夫的概念，骆玲和唐志红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系统整体效应最大化，强调从产业层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25]

（五）“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较多。张瑞华等在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背景下从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培植的视角研究落后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26]；周彦和吴一丁分析了新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27]；梅兰、王科、罗晓梅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对扶贫的重要性[28-30]。在201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自我发展能力也被强调作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魏后凯对此解读，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 [31]

根据王科的概括，其中一部分“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30] 还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在这个系统中，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保障。”从这两种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前者是把区域等同于企业的集合，而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则是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集合，忽略了区域经济与企业集合的差别；而后者则更接近于鱼小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概念，从四种资本、内外力量结合生态、社会两个方面考虑区域经济，其强调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造血功能则对应于自发和扩展两个阶段。

另外，王玉芳等 “借鉴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在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技术、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区域内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控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使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良性结构和功能，促使区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最大福利的能力[36]。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相比，是在一定外界条件的保障与支持下的内在性和自生性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实质包括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协同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对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和适应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的核心……系统的协同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能力都必须以考虑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利益为前提。协同能力充分兼顾了各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概括。持续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具备的能够支持自身和其他子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潜力，包括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能力，实质就是经济、生态、社会的发展潜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潜力，发展才能长久持续下去。”虽然王玉芳等声称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借鉴了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并与之进行了比较，但在概念上，并没有体现出两种能力在逻辑、内涵、外延、应用方面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王玉芳等使用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动形成、自生性这些名词，说明其理念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延续；而其概念的核心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只是系统论的一般解释，而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制，形成同义反复，没有实际意义。其最大的亮点是把人的自我发展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Sen的理念是一致的。

（六）能力主体和能力内涵的关系

能力主体不同，能力的概念也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主体，能力提升的方法和措施就应有所区别，对症下药。而且，从以上对五种能力主体的概括来看，若以逻辑来分类，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为理论依据；一类则是以自发-扩展秩序为理论依据；还有一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而根据图1中对能力层级的比较，最后一类的能力内涵更大，并包容了前两类的能力。在现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以区域为能力主体的最多，而且大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近。在区域研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对人、产业、市场、企业发展能力的讨论，但由于这些能力的逻辑并不一致，这就给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协调，并直接导致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政策的差别，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

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总结及应用

前文中列举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五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对狭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定义。根据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广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这五种主体都是适用的。

由此概念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四个特性中没有自发性，因为自我发展能力的起点不一定是自发（比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说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这里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念（如果不能自生，就不可能自发）有所不同，但不否认林毅夫所提倡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但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林毅夫批判的“赶超战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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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概念篇2

【关键词】 区域经济增长 趋同假说 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研究是指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依赖的经济增长规律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在趋同问题的研究历史中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历经从理论基础到概念定义再到研究方法的多次重要变迁，这对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及强化经济增长规律的把握有不可磨灭的贡献。Sala-I-Matin（1996）和De la Fuente（1997）从研究方法的变化角度总结了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进行的趋同研究进展。Durlauf & Quah（1999）和Temple（1999）尝试从驳斥趋同研究和增长理论无用论的角度，综述经济增长研究进展，并深入考察不同增长模型的理论联系，进而把经验性研究的许多细节绘制到一个表格中。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综合性的，而趋同问题仅是不同增长主题中的一个，因此这些论文不能详尽的关注趋同讨论。基于此，本文给出专门针对于趋同假说概念的较全面的讨论，及其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增长理论与趋同假说的提出

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否趋同是关乎人类福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又与不同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有效性相联系，这就使它备受关注。因为，一般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推论，而新增长理论没有这种隐含意义。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一——边际报酬递减，是导致趋同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经验性研究结论表明趋同假说在大样本国家间不成立，而只有在涉及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才成立。Romer（1994）就把这种可识别的不调和性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两个起源之一，而他认为的另一个起源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模型内部不能产生长期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模型试图通过各种避免报酬递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使得所产生的这一类模型没有趋同的隐含意义，但都具有内生的长期增长，这样，就产生了在趋同问题和增长理论有效性问题之间的联系。

在应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跨国增长规律时，研究者或明或暗地都在基础假设（边际报酬递减）中增加了其他假设，正是这种原因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概念的出现。表1给出了在研究趋同问题时经常用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这些趋同概念，关于趋同的研究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概念是随时间而发展流行起来的。同时，趋同假说的研究也见证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变迁。虽然在趋同概念和方法应用间有一定的对应性，然而这种对应性并不是唯一的。例如，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及（部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都被用于（绝对或条件）β趋同研究，一般处理依据人均收入水平的跨经济体趋同问题。此外，正式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俱乐部趋同和全要素趋同；截面数据分析方法甚至也被用于研究σ趋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而分布方法用于研究σ趋同及研究整体分布形状和分布的内部动态。因此，在下文中将对这些趋同概念进行辨析。

二、趋同假说的相关概念

1、经济体内部趋同和经济体之间趋同

Robert Solow（1970）在评价Kaldor（1971）1958年所提出的关于增长的六个典型事实中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事实时，指出“剩下的典型事实都出自不同类型，并且和我无关，因为他们更多的侧重于比较不同的经济体而不是关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事件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Solow模型所研究的内容是经济体内部的增长过程，并且所暗示的“趋同”也是指经济体内部的“趋同”，即不管经济体开始的人均资本存量是高于或低于均衡状态时的资本水平，要素间替代的可能性和报酬递减的力量都会使经济体收敛于本身的均衡状态。而之后产生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与之发生联系的趋同概念却是指经济体之间的趋同，这从广泛的跨国数据比较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在国家间的巨大差异给出理由，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

2、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

相应的，经济体之间趋同能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这都要求把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的概念扩展到世界范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过程的设定是基于以下假设的：一是不需要任何资源来产生技术创新；二是每一个人平等的从中受益；三是没有人为了从中受益而支付任何报酬。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后，这些假设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的分享技术进步，并且由此他们都能在稳态时以一个相同的增长率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假说。为了得到这个设定，研究者通常附加假设：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这也就表明所有国家稳态时的收入水平也是相同的，即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假说。

3、β趋同和σ趋同

依据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趋同都被称作所谓的β趋同。这主要是根据报酬递减的假设，暗示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假如储蓄率相似的话，贫穷经济体便会增长较快。如果这种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在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之间就会存在负相关。这就产生了趋同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进行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回归中初始收入水平变量的参数（即β）负值表明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参数β的符号判断趋同假说，因此得名β趋同。

然而，有些研究者如Quah（1993），Friedman（1994）等强调趋同是关于截面收入和增长率分布离散程度的一个概念，并且来自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中的负β，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离散程度的下降。这个观点认为不应该通过β的符号间接的判断假说，并且这种判断或许是错误的，而应该通过观察国家间收入水平和（或）增长率的分布动态来直接判断。这就提出了σ趋同的概念，σ是指收入水平或增长率截面分布的标准差。尽管有以上的限制，研究者仍然对β趋同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是σ趋同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和β趋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为增长模型的结构参数提供信息，而在用分布方法研究问题时通常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4、非条件（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

从概念上来看，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于条件和非条件（绝对）趋同。从Solow模型开始假定如下C-D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Y，K，L和A0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人均收入的稳态水平y?鄢给定如下：

y?鄢=A0egt[s/（n+g+δ）]α/（1-α）（2）

其中，s是投资率，g和n是At和Lt的指数化增长率，δ是折旧率，α是资本的产出份额。这清楚的表明一个国家的稳态收入水平依赖于以下六个元素：A0，s，g，n，δ和α，可以用向量θ来综合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意味着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对所考虑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相同的。根据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这意味着回归方程右边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β的符号也应该是负的。相比而言，条件趋同的概念强调稳态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并且因此要求合适的变量要引入到上述回归方程的右边来控制这些差异，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应该允许变化，并且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5、条件（全局）趋同和俱乐部（地方）趋同

条件趋同的概念也和俱乐部趋同的概念相联系。后者可以追溯到Baumol（1986），但是更严格的形式由Durlauf & Johnson（1995）和Galor（1996）给出。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特性是均衡的唯一性，并且通常的趋同概念承认这个唯一性。在非条件趋同中，所有经济体都会达到唯一的均衡水平。在条件趋同中，均衡会随着经济体不同而不同，并且每一个经济体都会走向它自己唯一的均衡。相比而言，俱乐部趋同的思想是产生于多重均衡的模型。一个经济体将达到这些不同均衡中的哪一个，依赖于其初始位置或其他一些结构特征。一组国家中，如果他们具有这个均衡所要求的初始位置或特征，就可能会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均衡，这就产生了俱乐部趋同。

6、收入趋同和全要素趋同

研究者在处理趋同问题时一般是依据人均收入，即收入趋同。然而，收入趋同是资本深化和技术赶超两个过程的综合结果。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资本深化过程参数，但有另一些研究者，如Dowrick & Nguyen（1989），Dougherty & Jorgenson（1996，1997），Wolff（1991）及Dollar & Wolff（1994）直接关注于技术赶超的过程。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测度技术进步的最近似指标，这些研究者就考察国家间是否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上趋同，这就是所谓的全要素（TFP）趋同。

7、确定性趋同和随机性趋同

一些研究者，如Bernard & Durlauf（1996），Carlino & Mills（1993），Evans（1996），Evans & Karras（1996），Li & Papell（1999）等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方法来研究趋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经济体内部趋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概念。然而，研究者也用时间序列方法来检验“经济体之间趋同”。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经济体i和j，如果他们的人均产出yi，t和yj，t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认为是趋同的：

其中，It表示在时间t的信息集。这个趋同定义对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当所考虑的样本数超过两个时，情况就不同了。趋同的时间序列定义也能够和条件趋同和非条件（绝对）趋同相联系：当a=1时，方程（3）就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当a≠1时，那么方程（3）或许就代表了条件趋同。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也要进行确定性和随机性趋同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指在检验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时能否满足确定性或随机性的趋势。

三、结语

在传统意义上，关于趋同的研究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和方法在许多方向上发展起来。然而，通过综述发现所揭示的这些结果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尽管方法不同，条件β趋同的发现还是相对稳健的。对发达国家来说，研究者实际上经常报告非条件趋同。相似的，由于σ趋同研究一般关注非条件趋同，因此，σ趋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与β趋同结果一致。σ趋同的事实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精确发现，其中也有非条件β趋同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全球大样本中，非条件β趋同和σ趋同都不成立。最后，对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到能够支持条件趋同的证据。在趋同速度上，甚至有更一般性的结论：经济体稳态中的差异被控制的越多（或是通过样本选择或是通过回归中相关变量的确定），结果中趋同速度就会越高，尤其是考虑了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异后就会更高。

一般来说，传统趋同假说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有：第一，条件趋同的经验性发现，导致许多产生趋同含义的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出现，这就表明趋同的含义不再是只能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联系，于是便促成了两种类型的增长理论走向融合；第二，它提供了关于跨国增长规律的新的典型事实，如“持续”和“双峰”，增长理论面临着解释这些事实的任务，并且引起重新构建多重均衡模型的热潮；第三，趋同研究强调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和技术上的差异，并且为这些差异的量化提供新的方法，同时巨大的技术和制度差异的发现也导致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Durlauf，Steven N.and Danny T.Quah：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in John 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J].Vol. 1A，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9.

[2] Islam， Nazrul，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Convergence Debat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3，17（3）.

[3] Sala-i-Martin，Xavier Regional Cohesion：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

[4] Temple， Jonathan，The New Growth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3

1、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这个部分即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用的劳动价格的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c＋v＋m）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3、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做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TVC）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AVC）、平均总成本（AC）、边际成本（MC）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LC）、平均成本（LAC）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SC）、平均成本线（SAC）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做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它可以通过总成本增量和总产量增量之比表示出来：MC＝dTC／dQ.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MC）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表现为：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MC＝AC时，AC为最低。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二、类比求趋

1、从直观到微观，从单元到多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分析，其主要的优势是能在宏观上做出方向上的引导，是为经济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会计学的成本就是从系统化数字化的方向去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局部问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专注于研究经济关系中的各种客观联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的经济系统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影响经济的元素连动特性会不断加强。客观联系的纵横交错对会计学的成本核算提出了更高的条理要求，因此在数学方面，会计学的计量方式会更加复杂化和综合公式化，综合公式就相当于股票市场的各种分析指数。因此，会计学的成本分析将会向更多元更微观化的方向发展。

2、从计算到预测，从短期到时时。西方经济学是宏观搏弈，而会计学也是寻求最大利益的方法。他们的目的都是给决策者关于经济规律的信息，使决策者更能把握事态的发展趋势。由于商场的风云变幻越来越呈现不确定性质，那么数字化的成本分析往往能抓住很多经济工作的细节，能以小见大。同时，决策者们对未来目标的实现也提出了需要更多科学数据支持的原始愿望，因此，成本会计学必定从核算为主向预测为主转移。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成败往往是一线间，会计学的计算方式也势必从固定数据的总结走向动态的数据的统筹。

三、对比求势

1、会计学中的成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两个概念的区别。会计学中的成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会计学属于应用学科，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学科，对同一个成本概念自然有不同的与其学科相适应的表述。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是同会计本身的应用相联系的，把会计核算中应该计入成本的各种消耗概括以后加以表述，因此有单位成本,总成本等许多成本概念。研究的目的是直接为会计工作服务，为经济工作服务。政治经济学则从理论上对成本加以概括，把生产商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即(C+V)表述为成本，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括，或叫理论成本。研究的目的是从理论高度指导经济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以减少或避免盲目性。

2、会计学同西方经济学在机会成本上的对比

会计学同西方经济学在机会成本上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经济学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个经济事件的动机是否值得付出，也就是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从而做出决策的一种博弈理论；而会计学上的机会成本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个企业或部门在短期效益或长期效益是否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增殖的一种预测方法。

3、对比求势

（一）会计学的成本将成为影响经济工作的重要指标。

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论据。会计学是依靠数学运算实实在在得到的精确数据，而理论科学依靠的是经验分析。既然是追求精确数据，那么仅仅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做“井底之蛙”在时代化信息化的今天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现代会计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与企业相关的所有成本都应该进入最后的系统。因此，会计学的成本核算将遍布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

（二）会计学的成本概念和使用范围将扩大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4

世博盛宴有望超预期

与奥运概念股一样，目前市场上主要将世博概念股分为世博前、世博中和世博后概念股三种类型。其中，世博前概念股主要由建筑工程、建材、房地产个股组成，目前基本上归于平淡，世博中概念股主要包括餐饮旅游、商业零售以及交通运输个股，目前来看应该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此外，由于世博会闭幕后世博主题馆、世博轴等大建筑永久保留，因此世博后概念股可能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上。相比较其他单纯依靠投资的区域主题投资概念，世博会可能会给相关公司业绩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世博会中受益明显的酒店、商业以及交通运输行业。

上海世博会从2010年5月1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共计184天，持续时间长，据官方预计将会迎来共约7000万人次参观，预期消费规模可达1880亿元。此次世博会很可能会超过预期。

世博召开前，此概念仍有可能被热捧。世博召开中，和召开后，会给相关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并且有可能是超预期的增长。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世博概念乃至上海本地商业股的估值在行业中不具备优势，但此时仍可关注世博股。建议关注世博和整合预期兼具的品种：百联股份、新世界、益民商业、上海九百。

一季报增速有望创新高

如果说，世博是刺激商业零售股走强的外因的话，那么上市公司强劲的增长数据则是其走强的强大支撑。

经济形势好转，消费信心回升。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25052亿元，同比增长17.9％，比上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比2009年加快2.4个百分点。

用与上市公司数据拟合度更高的限额以上批零企业数据、千家重点零售企业数据、全国百家重点零售企业数据层层剥开看，越是大企业、越是行业代表性强的企业，从危机中恢复的程度越好。

2010年一季度，元旦和春节数据相对都比较好，为一季度乃至全年奠定基础。加之上年一季度的低基数效应。今年一季报企业业绩增速创新高的概率较大。

据商务部监测，1月1日至3日，全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实现零售额14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5％。其中，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产品补贴等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汽车、家电等商品销售火爆。

据商务部监测，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2月13日至2月19日)，全国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400亿元，比200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7.2％，创历年春节黄金周增长之最。黄金周期间，云南、重庆、黑龙江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4.5％、25.1％和23.6％，辽宁、安徽、陕西、四川、河南、江苏等地均增长20％以上。

我们应特别关注销售数据比较好的公司。特别是2009年一季度增速落后的一线百货公司或将脱颖而出。从我们重点跟踪企业来看，一季度销售能超出预期的有主要是百货企业和专业连锁公司，我们预计：净利润增长超过50％的公司主要有：通程控股、潮宏基、苏宁电器、家润多。净利润增长超过20％的公司主要有王府井、广百股份、新华百货、新世界、广州友谊、人人乐、武汉中百。

适时吸纳低估值品种

在经济回暖和行业景气回升的阶段，受经济波动明显的一线百货公司会率先二三线城市百货公司反弹。而2009年一季度增速落后的一线百货公司或将脱颖而出。此外家电和通讯销售数据持续好转，因此我们也应关注家电流通业的代表一苏宁电器。

我们的选股兼顾成长性和低估值，建议在以下品种中重点配置：家润多、东百集团、欧亚集团、中兴商业、银座股份、王府井、广百股份，合肥百货。弹性配置品种有：西安民生、杭州解百。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5

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总成本。平均固定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平均总成本、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线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3）由于现代经济学成本概念计量的高难性和综合性，会计成本的计量也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化方向发展。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6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创新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这次调查报告提出之后，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学术研究者在近几年来对其的理论认识和概念的研究颇多。无论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是一些专家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其概念和本质展开研究的，因而减少不平等成为政策开发关注的重要主题。目前理论上主要是从政策层面以及分析增长不包容的原因上提出研究结果，即由于两极分化、机会不均等以及各个国家体质上的制约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包容，因而需要通过高速、有效、科学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为人们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与平等地获得机会，确保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广大群众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应用研究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7

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增长质量；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不似初始阶段那么迅速，如今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除了利用经济手段之外，还需要国家通过公共管理手段加以辅助，但是如今我国公共管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政府管理垄断、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务之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地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各个领域始终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从效率上讲，产量、质量、效率、消费率等的共同增长就是所谓的经济质量提高；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关乎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叶初升则认为这是“质”的飞跃，突出“质量”一词。可见，学者们多是在主观上给经济质量下定义。虽然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概念不确定，但是却有一定的“规范”，主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综合考虑，不在于数量、规模上的提高，关键是将生态、社会系统也纳入其中。公共管理创新是指公共管理创新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对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进行改造，或对失效的公共管理制度加以废止，而使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得以完善，或创建出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是政府内的公共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目标主要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职能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公共管理予以保障，也需要以公共管理做载体，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向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公共管理部门配置社会资源使得市场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外，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公共利益都是通过公共管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手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往往先于质量而行，这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和社会成本太高，并不是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这样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经济主体多元化导致各主体之间竞争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恶意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家信誉。所以，政府要加强管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提高资源管理效率、规范主体行为、改变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经济增长质量背景下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管理模式存在弊端。第一，政府主导管理。我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层次划分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领导的指挥方向、信息传递方式、政府人员的权限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僚制的价值观念格外重视形式和契约；第二，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建立灵活的、全民化和企业化的政府还只是设想。例如，很多人认为企业化政府只是简单地代替了官僚政府，在管理中滥用权利等现象就是具体体现。再有，临时机构和雇用的员工关心的只是如何按时完成任务，并不在乎管理的过程是否得当，这是严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二）公共管理主体缺陷。第一，管理方法陈旧。目前，政府的管理带有主观性、强制性强的特点，透明度较低，主要管理方法是下达行政命令，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提高经济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不仅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还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传统手段和管理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公众利益实现的需求；第二，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单一。我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也已暴露出来，但是政府利用权力掌握公共管理，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影响了管理效率。

（三）公共管理体制落后。第一，政府管理存在官僚制现象。在管理体制中等级制度明显，管理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僚体制是在工业时代出现的，各种制度和系统内都渗透着官僚制，在这一制度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象层出不穷；第二，政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地位特殊，处于主导地位，而公众等被管理者没有优势可言，被管理者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也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实施管理的方式，从而导致供需不相符的现象，最终导致福利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等。要想实现经济质量的提高，就应该对社会、环境、市场等方面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但政府却越发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使得管理效率低下、经济失衡。

经济增长的概念篇8

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区域性危机，并不是全球性的。如果来自发达经济大本营出现危机，对全球的冲击就不是一个级别了，中国也难免受到波及。时下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和GDP之比）高达80%，跻身开放经济之列，中国金融市场大门也愈开愈大，固定汇率加上外汇管制构造的防火墙正在加速拆除。

“对外部的冲击更加敏感”本来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一，与我们分享到的全球化的蛋糕相比，算是一项超值的买卖。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规模上了一个层级，对国际经济复杂局势的应对能力有了长足长进，抵御外部风险的综合实力大大提高。如果外部经济只是减速或者短期的金融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结构性的（如部分出口产业），在整体上并无大碍。

让我们回头看看这道题目的条件“假如……”，我们将要面临的世界经济究竟是减速还是衰退呢？弄清楚这个问题能让我们事半功倍。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正在成为事实，但能否发展到衰退甚或危机并无迹象，更像是学者为了急于立言而做出的大胆推断。例如，大摩的经济学家曾经把“全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咒语反复念了三年，狼还没有真的来。其一贯的分析前提是，美联储操纵着全球的经济气候，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了美国的高消费、高房价，带动了新兴市场的出口，催生了全球的经济繁荣；从美国溢出的流动性，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时间的泡沫。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又是美联储，面对着高通胀预期，不得不通过连续加息收紧流动性，并带动各主要经济国家的紧缩政策。

当然最好的论据应该是美联储最近的停止加息，有预测认为2007年美国将有一到两次降息。

其次，欧共体的整合效应正在发挥作用（以近年欧元的走强为标志），日本的长期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复苏，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虽然仍举足轻重）步入下降轨道，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弱化。此外，考虑到占全球人口1/3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在上升周期，这些国家并非像东南亚贸易小国，它们都有潜力巨大的内部市场，内生性增长至少可以缓冲其他少数地区的衰退。

我们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增速放缓而非衰退，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是，经济减速的种种现象经过资本市场往往被放大为过激反应。自5月中旬，新兴市场（包括海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经历了一轮大的调整。市场似乎不再关心公司基本面和技术面，惟美联储的加息信号马首是瞻。甚至有人指出当前的市场环境和1987年极为相似，美国双赤字持续恶化，通胀压力、利率高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房地产出现泡沫甚至也面对美联储主席换位。这并不奇怪，因为下跌的市道往往会有更悲观的理由强化下跌，就像黑夜独行总会想到恐怖的厉鬼冤魂。

两大空方代表是大摩和荷银。大摩的经济学家认为从2003年3月到2006年5月，新兴市场指数已上涨了228%，若干市场要跌去50％－60％才算合理。从涨幅看，国企指数符合这个标准。而荷银在04年H股的调整中曾预测要下跌到2000点以下（2003年行情的起点位置），最近又预测H股应回调到5400点（也是2006年行情的起点位置）。当然，也有乐观派，高盛的分析师给H股指数的估计是2006年底8000点，2008年12000点。

考虑到大行背后带动的雄厚资金，全球经济、美国、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参数和金融市场的波动都可能被多空双方作为驱动中国概念股大幅波动的借口。例如，最近全球股市下跌中，国际基金纷纷减少风险资产，香港国企指数自今年最高点曾一度下跌了20%之多。这和中国的基本面背道而驰：持续超出预期的GDP增长率，人民币升值，市盈率在历史平均水平，公司治理正在明显改善。当系统性风险集中释放时，个股或板块基本面因素很容易被市场忽略。或者说，同样的基本面在悲观气氛下被重新解读，如GDP高增长难以为继，RMB升值削弱竞争力，市盈率并不便宜等等。

短期看，当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要增加低风险资产时，涨幅较高的新兴市场股票必然成为减持的对象，海外中国概念股更多表现为“池鱼”效应。而同胞兄弟――A股市场却表现为“避风港”效应。在这轮国际股市的普遍调整中，上证指数一路上行，达到两年的高点，以QFII和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海外资金功不可没。事实上，H股的平均股值水平一直低于A股。我们当然不会责怪市场的结构性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