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律内容范文
时间：2023-12-10 13:06:56
婚姻法律内容篇1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婚姻法律内容篇2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学术活动的增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被撤销的法律院系逐渐恢复，不少大学新创办了法律学系。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增加了约十倍，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些地区如北京、西南、中南地区，学者们通力合作结为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在该领域进行“集团作战”，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从社会方面看，组织推动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反映研究成果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刊物日益增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也有相应的学术团体。以婚姻家庭为内容的学术刊物从80年代的几种增加到90年代的十几种。
1984年，全国第一次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此后，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全国妇联为龙头，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各省、市地方婚姻法学研究会以及有关杂志期刊社亦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婚姻家庭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既涉及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如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等；也涉及微观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如离婚的法定理由、夫妻财产制、无效婚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这些学术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范围不局限于婚姻家庭法学，比较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充分估计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求真务实，重视调查研究，关注婚姻家庭的社会热点。许多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都包括若干很有价值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调查报告或疑难案件分析。90年代，随着国家立法速度的加快和学者参与立法活动的机会增多，婚姻家庭法学的许多学术活动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制为中心议题，实际上成了立法问题研讨会。
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学术交流亦很频繁，婚姻家庭法学界人士通过与外国及台、港、澳学者互访等多种途径，开阔了研究视野，掌握了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动态，有效地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70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学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出来，被列为各法律院系的必修的独立课程。与此同时，不少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学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到80年代初，某些院校为该方向研究生开设婚姻家庭法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婚制研究、比较家庭法等必修课程；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比较家庭法和家庭社会学等选修课程。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以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现已培养博士生11名（包括已毕业的和在校的）。
1978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出版了“文革”后第一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婚姻法概论》（民法教研室集体编著，杨大文执笔定稿），这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法院系开设婚姻家庭法课程的急迫需要。但是，由于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解除，教材的某些部分还明显地存在“左”的痕迹。
80年代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多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出版是其一大标志。1982年，由杨大文任主编、杨杯英任副主编的《婚姻法教程》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法、婚姻法的历史发展、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婚姻立法、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亲属、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婚姻的终止、离婚的法律后果、父母子女、收养、婚姻法的适用等章。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做了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范，还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评析。它初步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科书的框架，在国内有着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对构建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体系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1985年，纳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文科教材建设的婚姻家庭法学五个项目同时上马，包括法律专业本科必修课教材《婚姻法学》（注：杨大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选修课教材《比较家庭法》（注：李志敏任主编，张贤钰任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既是高校文科教材，也是比较法学著作。）以及中外婚姻家庭法参考资料、案例选编等，于1990年全部出版。《婚姻法学》与《婚姻法教程》相比较，在内容上有所扩展，有所提高，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渐趋成熟。这两部教材分别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优秀奖。此外，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教材如大学函授教材、电视广播教材、自学考试教材等也纷纷出版。
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和教材有一种回归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趋势，个别院校将课程冠以“亲属法学”的名称。1997年出版的“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定名为《亲属法》（注：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教材对原有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体系做了重大调整和补充，内容包括亲属法概述、亲属关系原理、结婚法、夫妻关系法、离婚法、亲子法、收养法、监护法、抚养法等章。将监护法和抚养法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正在超越现行婚姻法的范围；盛行已久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在形式上与婚姻法体例的相似性及其在内容上所具有的注释特征正在得到改变。
婚姻法律内容篇3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学术活动的增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被撤销的法律院系逐渐恢复，不少大学新创办了法律学系。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增加了约十倍，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些地区如北京、西南、中南地区，学者们通力合作结为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在该领域进行“集团作战”，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从社会方面看，组织推动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反映研究成果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刊物日益增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也有相应的学术团体。以婚姻家庭为内容的学术刊物从80年代的几种增加到90年代的十几种。
1984年，全国第一次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此后，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全国妇联为龙头，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各省、市地方婚姻法学研究会以及有关杂志期刊社亦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婚姻家庭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既涉及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如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等；也涉及微观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如离婚的法定理由、夫妻财产制、无效婚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这些学术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范围不局限于婚姻家庭法学，比较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充分估计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求真务实，重视调查研究，关注婚姻家庭的社会热点。许多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都包括若干很有价值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调查报告或疑难案件分析。90年代，随着国家立法速度的加快和学者参与立法活动的机会增多，婚姻家庭法学的许多学术活动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制为中心议题，实际上成了立法问题研讨会。
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学术交流亦很频繁，婚姻家庭法学界人士通过与外国及台、港、澳学者互访等多种途径，开阔了研究视野，掌握了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动态，有效地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70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学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出来，被列为各法律院系的必修的独立课程。与此同时，不少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学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到80年代初，某些院校为该方向研究生开设婚姻家庭法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婚制研究、比较家庭法等必修课程；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比较家庭法和家庭社会学等选修课程。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以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现已培养博士生11名（包括已毕业的和在校的）。
1978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出版了“文革”后第一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婚姻法概论》（民法教研室集体编著，杨大文执笔定稿），这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法院系开设婚姻家庭法课程的急迫需要。但是，由于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解除，教材的某些部分还明显地存在“左”的痕迹。
80年代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多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出版是其一大标志。1982年，由杨大文任主编、杨杯英任副主编的《婚姻法教程》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法、婚姻法的历史发展、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婚姻立法、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亲属、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婚姻的终止、离婚的法律后果、父母子女、收养、婚姻法的适用等章。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做了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范，还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评析。它初步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科书的框架，在国内有着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对构建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体系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1985年，纳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文科教材建设的婚姻家庭法学五个项目同时上马，包括法律专业本科必修课教材《婚姻法学》（注：杨大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选修课教材《比较家庭法》（注：李志敏任主编，张贤钰任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既是高校文科教材，也是比较法学著作。）以及中外婚姻家庭法参考资料、案例选编等，于1990年全部出版。《婚姻法学》与《婚姻法教程》相比较，在内容上有所扩展，有所提高，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渐趋成熟。这两部教材分别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优秀奖。此外，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教材如大学函授教材、电视广播教材、自学考试教材等也纷纷出版。
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和教材有一种回归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趋势，个别院校将课程冠以“亲属法学”的名称。1997年出版的“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定名为《亲属法》（注：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教材对原有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体系做了重大调整和补充，内容包括亲属法概述、亲属关系原理、结婚法、夫妻关系法、离婚法、亲子法、收养法、监护法、抚养法等章。将监护法和抚养法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正在超越现行婚姻法的范围；盛行已久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在形式上与婚姻法体例的相似性及其在内容上所具有的注释特征正在得到改变。
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打破了教科书一枝独秀、注释研究独撑天下的局面，为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有杨怀英、赵勇山等人的《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注：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志敏著《中国古代民法》第三章《中国古代民法中的婚姻家庭制度》（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第三章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倡导的亲属尊老爱幼、老妇相敬如宾爱而不淫等优秀文化遗产。书中关于儒、道、释三教对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的研究，超越了20世纪前半叶婚姻家庭史学著作的研究范围，结论精辟独到。）；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注：东方出版社1994年出版。这是我国20世纪唯一一部婚姻家庭法制史专著。）；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陈小君、曹诗权主编的《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翻译作品《美国婚姻与婚姻法》、《日本民法？亲属法》、《离婚法社会学》、《婚姻与家庭的起源》（注：这几本书的原作者分别是：〔美〕威廉？杰？欧？唐奈、大卫？艾、琼斯；〔日〕我妻荣；〔日〕利谷信义、江守五夫、稻本洋之助；〔苏〕谢苗诺夫。翻译者分别是：顾培东、杨遂全；夏玉芝；陈明侠、许继华；蔡俊生。）等。
与婚姻家庭法学相关的一些领域，如人口法律制度研究、婚姻家庭社会学、婚姻家庭心理学、婚姻家庭伦理学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硕果累累。
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70年代末以来，随着婚姻家庭法学的逐步恢复、发展和繁荣，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各种专题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将学者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及论点简要概括如下：
1.关于婚姻家庭法的地位和特性。这个问题在80年代早期还鲜为人们议论，学者们几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50、60年代关于婚姻家庭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思维定式。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婚姻家庭法与民法的关系在立法体制上得到了解决，确定婚姻家庭法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学界到80年代后期，终于打破了以往把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研究的局限和偏狭。学者们论证了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上归位于民法的种种理由，指出：在调整对象的外延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同一性；在调整对象的内涵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一致性，两者构成了“私法”的完整内容；在法的作用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统一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身份关系渐趋弱化，婚姻家庭法在原则上不断向民法靠近。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婚姻家庭法学者都主张，婚姻家庭法同其他民法规范相比，仍有其身份法的固有特点，所以它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主体之间、本身并无经济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但它是从属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的，这种财产关系无非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后果。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主要反映商品经济的要求，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反映的却是亲属共同生活、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一般都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决不能将其与一般的共有和债权、债务关系等量齐观。学者们还认为，婚姻家庭法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中的规定多为强行性规范；并且提出了亲属法律行为的限定性，亲属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亲属间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等论点。主张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行为应当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学者们指出，婚姻家庭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婚姻家庭法学能否成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从婚姻家庭法学的广泛内容和发展婚姻家庭法学的实际需要来看，似以作为法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为宜。90年代的婚姻家庭法学者均不采部门婚姻家庭法说而采学科婚姻家庭法说。
2.关于事实婚姻和无效婚姻。事实婚姻是相对于法律婚姻而言的。在我国婚姻家庭法学中，事实婚姻属于违法婚姻和无效婚姻的范畴。1980年婚姻法对婚姻的无效或撤销未作明文规定。对事实婚姻的概念及效力，有人认为须以男女双方均无配偶为事实婚姻的构成条件之一；有人则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构成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有学者提出对事实婚姻应采取不承认主义，确认其为无效婚姻，双方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女一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的，得自行解除，不以离婚论。还有学者主张对事实婚姻采取限制承认主义，即根据我国国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为合法婚姻。还有少数学者坚持采取承认主义，凡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
到90年代，有关事实婚姻的研究被无效婚姻的研究所包容。学者们认为，我国现行婚姻法中仅有关于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规定，而无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空白。有关无效婚姻的规范体系，是结婚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结合，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种违法婚姻的存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在立法层次上确立有关无效婚姻的规范体系，是防治违法婚姻的根本对策。学者们从法理、立法、司法实践和婚姻管理等角度对无效婚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许多人提出，当事人欠缺结婚合意、未达法定婚龄、违背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规定、不合法定结婚方式均为婚姻无效的原因。确认婚姻无效可以兼采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认无效和人民法院确认无效两种程序。婚姻无效为自始无效，当事人间不发生夫妻身份与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双方的共同收入和财产应按民法中有关共有的一般规则处理，而不应按夫妻财产制处理。
3.关于夫妻财产制。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财产制比分别财产制更能反映夫妻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有助于保障那些由于从事家务劳动而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妇女的利益。但是现行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情况和问题不相适应，内容显然滞后。有的学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改婚后所得共同制为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缩小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扩大个人财产的拥有。有人进一步主张实行婚前财产登记，以防止婚后对婚前财产的所有权或婚姻终止时对婚前财产的归属发生争执。有人建议提高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约定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和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原则，双方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约定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不得规避法律义务，不得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可在婚前，也可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应以书面为之。婚前所做约定应列入结婚登记事项，婚后所做约定则须经过公证或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报，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约定应以夫妻财产所有权为主，也可在管理、使用、收益权等方面做合法约定。
4.关于离婚观和离婚制度。早在70年代末，学者们就提出应当正确评价离婚制度在宏观上改善婚姻家庭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应依法防止轻率离婚，以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许多人主张在立法上采用无责主义的离婚理由，是否准予离婚应以感情是否无可挽回地破裂为客观依据，而不应过分地强调理由、过错等因素。准予离婚只是对已经死亡的婚姻从法律上确认其死亡，不能片面地用不准离婚来惩罚有过错的一方。至80年代、90年代，学者们仍然坚持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但是对判决离婚的理由是否要以夫妻感情破裂为标准争议较大。对此，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离婚条件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根据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离婚观，又是我国几十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离婚条件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对婚姻家庭之稳定的需求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客观上削弱了法律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作用和控制程度。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婚中感情与义务的统一，不能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标准。对过错方故意制造离婚纠纷的，应加以必要的限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不尽科学，将其改为“婚姻破裂”或“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妥当。理由是：（1）以婚姻破裂为法定离婚理由，是各国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如1969年英国离婚改革法、1970年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的规定。（2）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面。所以婚姻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某一婚姻关系的实际，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决定应否准予离婚。第三种观点后来被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多数学者接受。
在离婚法律后果的讨论中，对于配偶与第三者通奸，受害配偶可否向通奸双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是一个被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否定说，认为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1）法无明文规定，该行为侵害的婚姻家庭关系不是侵权行为法救济的对象；（2）对此行为的处罚已有党纪、政纪规定，不必再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另一种是肯定说，认为应允许请求赔偿。但对通奸行为到底侵害了配偶的何种权利则有不同见解：（1）侵害的是“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权利；（2）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侵害“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性的专用”权利；（3）较多的人认为侵害了妻（夫）的名誉权，因为这种行为使受害配偶一方的社会评价降低，并遭受精神痛苦和内心创伤，对工作、生活和前程均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情形严重者如同名誉权受损害。民法通则关于名誉权受侵害可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学者们还就赔偿的条件、赔偿的主体、赔偿的标准等问题发表了各种主张和意见。
四、对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研究
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对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务方面的研究是功不可没的。数位婚姻家庭法学者曾担任《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起草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早在80年代末就率先提出了修改现行婚姻法的建议，这方面的立法研究是近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2年至1994年，婚姻法学研究会承担了中国法学会的“八五”课题《完善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有近20名学者参加了课题的调研和报告撰写。1995年出版了课题成果《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婚姻家庭法修改和完善的学术著作。学者们总结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论证了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新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结构。学者们对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和滞后性做了深入的评析；对需要增设或修改的各种具体制度和规范，如有关亲属的通则性规定、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亲权、监护、扶养、有关离婚理由的列举性规定、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主张和方案。
五、婚姻家庭法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从恢复到发展其基本走向是不断进步的，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发展21世纪婚姻家庭法学的关键。
1.专业研究者势单力薄，高水平的理论著述为数不多。法学界虽然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望和建树的婚姻家庭法学家，近年来又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婚姻家庭法学的专业研究队伍都还比较薄弱。学术著作不仅量少，而且有些是“教材式”专著，有些是“法律导读式”专著，真正称得上担纲之作的著作极为少见。有些论文因袭教材，或者仅就有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一些社会问题做一般性的论述，学术上的开拓、创新明显不足。
2.许多教材雷同，模式陈旧。70年代末以来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有几十种之多，而其体系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是先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婚姻法的概念、对象、历史发展和亲属的一般知识，接着对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阐释，然后分别对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进行阐述。当然，近年出版的某些教材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现行婚姻法规定之外的内容，如适当地介绍外国婚姻家庭制度和理论，增加对婚姻家庭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论述。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婚姻家庭法学的注释婚姻家庭法律的特征并未彻底改变。
3.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体系不够健全。80年代以来大量的婚姻家庭法学论文，大多数属于立法研究或法律对策研究的性质。而有关婚姻家庭法的原则、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规律、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和内容、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却少有人问津，而基础理论问题恰恰是一门学科的基石。婚姻家庭法学重应用、轻理论的功利化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作为一门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只是对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学理解释，也不能只是将古今中外婚姻家庭法律知识进行简单堆砌，而应当从丰富的婚姻家庭法律和法律现象中抽象和提炼出有着内在逻辑的理论系统。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讲，都要比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和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的体系有更大的容量和内涵。如何打破“注释法学”和“教材法学”的藩篱，构建一个更科学的婚姻家庭法学体系，仍然是婚姻家庭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婚姻法律内容篇4
关于婚姻的概念，我国1980年《婚姻法》、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其他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均无明确的规定。目前通行的几种教材给婚姻下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为各家所采纳，即都认为：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强调婚姻须合法，换言之，即只有合法才能成其为婚姻。比如：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婚姻法学教程》认为：“婚姻，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婚姻是男女两性在爱情基础上合法的自然结合。”[1]这一概念强调婚姻是“合法”的结合。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婚姻家庭法教程》给婚姻下的定义是：“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依法自愿缔结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两性结合。”[2]这一定义也强调婚姻是“依法缔结”的。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婚姻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婚姻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婚姻法》在给婚姻下定义时均认为婚姻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3]男女两性的结合，在定义中没有直接限定“合法”为其内涵，但是，在下文中解释“当时的社会制度”时，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在原始社会”为“当时的习惯”，“阶级社会产生后”则为“当时社会的法律制度”。[4]经这样一解释，事实上“婚姻”也必须是“合法”结合。笔者认为，这种只有合法结合才能称为婚姻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从婚姻法学中有关婚姻种类的理论来看，上述婚姻概念有失偏颇。
婚姻法这门学科，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婚姻作了多种分类。这些不同种类的婚姻，有的是合法的，有的则是不合法的，然而不管其是否合法，它都是婚姻的一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排除在婚姻概念之外。本文撷取几例以资论证。
婚姻法学理论中，以是否是第一次结婚为标准，将婚姻划分为初婚、再婚；根据婚姻当事人人数的多少，将婚姻划分为双复式婚姻、单复式婚姻、双单式婚姻；此外，还有一组特殊的婚姻类型：逆缘婚和顺缘婚。其中第一组分类中，再婚是指离婚或配偶死亡之后，男女再行结婚的婚姻。在历史上，有些国家规定女子再婚为违法，有些国家规定当事人再婚超过一定次数为违法。[5]第二组分类中，男子一团体与女子一团体之间成立婚姻的双复式婚姻已不存在。而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单复式婚姻目前在许多国家依然存在，并被视为合法，而在大多数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里，单复式婚姻则是不合法的。第三组分类中，顺缘婚是指夫于妻死亡后与其妻之姊妹结婚，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承认其有效，而英国经过多年争论，于1907年始承认其有效。逆缘婚是指孀妻与亡夫之兄弟结婚。逆缘婚在犹太法律和日本法律中自古就有效，但在英美法中认为无效。[6]而我国清朝则以刑罚禁止逆缘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7]
上述再婚，单复式婚姻、逆缘婚和顺缘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条件下，合法还是不合法情况不一。然而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不论其合法与否，它们总是婚姻的一种，谁也没有说它们不是婚姻。因此，通过对婚姻种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将婚姻定义为合法结合是片面的。
其次，把“合法”作为婚姻概念的内涵，即不利于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婚姻制度，也不利于从世界范围来研究婚姻制度。
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婚姻的合法条件，法律有着不同的要求。仅以我国为例，就可以看出婚姻合法条件是动态条件。比如，表兄弟姐妹结为婚姻的中表婚，一直为我国封建社会所提倡，被认为是“亲上加亲”的好婚姻。但是，这事实上属于近亲结婚，为新中国婚姻法所禁止。再比如，唐、明、清诸朝，法律均明令禁止“同姓为婚”，即同宗共姓的男女不管血缘相隔多远，均不得结婚。同姓为婚者，唐律规定“各徒二年”，[8]明律规定“各杖六十，离异”。[9]而根据现行婚姻法，只要不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直系血亲，同宗同姓的男女是可以结婚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婚姻的合法条件也发生过变化。1950年婚姻法规定：“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禁止结婚，[10]而1980年婚姻法则无此规定，即不能发生性行为者可以结成合法婚姻。
再从世界范围来看，对于婚姻的合法条件，各国规定也不尽相同。比如，1969年意大利民法典第87条规定：“由同一人收养的子女之间”禁止结婚：“养子女和养父母的子女之间”禁止结婚。[11]而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则明确指出，这类婚姻不在禁止之列。再比如待婚期问题，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离婚或丧偶的妇女，在前一个婚姻消除之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再行结婚，否则，婚姻是违法的。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待婚期的规定，前一个婚姻消除之后再行结婚即为合法。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伊斯兰教国家里，根据古兰经的规定，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子，[12]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而在大多数国家里实行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是不合法的。
如果只有合法才能称为婚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上述各种两性结合，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历史时期内或国家里，是婚姻；而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历史时期内或国家里，则不是婚姻。这一结论显然难以成立。它会导致我们研究婚姻制度时陷入不可知论，使我们弄不清楚究竟婚姻为何物。如果我们不把“合法”作为婚姻概念的内涵，对上述各类婚姻，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其划分为合法婚姻和违法婚姻：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历史时期内或国家里，是合法婚姻，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历史时期内或国家里，则是违法婚姻。合法也好，违法也好，都还是婚姻。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使得我们在研究婚姻制度时，无论是纵贯古今，还是横贯东西，都能够拥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婚姻概念。
再次，以“合法”为内涵的婚姻概念与我国法律法规的内容也不吻合。
根据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合法婚姻的缔结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实质要件和一个程序要件。实质要件是：⒈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⒉必须达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⒊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⒋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⒌患麻疯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人禁止结婚。程序要件是：男女双方必须持有关证件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如果说只有合法才能称为婚姻，那么，在我国现阶段，只有具备了上述六个条件，才能称为“婚姻”，否则便不能称为“婚姻”。但是，在我国目前仍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却有多处将不具备上述一个或数个条件的两性结合称为婚姻，有些条文则明确地将法律禁止的两性结合称为婚姻。
1980年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这里使用了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两个概念。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完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迫当事人缔结的两性结合；以及，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索取大量的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当事人缔结的两性结合，都违背了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条件，因而都是不合法的，婚姻法该条也明确规定应予禁止。但对这两种不合法的两性结合，我国婚姻法分别称之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仍然把它们视为婚姻。除了《婚姻法》，还有大量的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著作，都广泛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
现行婚姻法第3条还有禁止“重婚”的规定。所谓“重婚”，是指“已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即一个人在同一段时间存在两个婚姻关系。”[13]这一概念说明两点，第一，重婚是违法的；第二，构成重婚必须同时存在两个婚姻。由此可以推知，两个婚姻当中至少有一个不合法，也就是说，其中不合法的两性结合也是婚姻。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该条将两种不合法的同居仍视为婚姻关系，认为它是一种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该条规定之外，在婚姻法规、司法解释和学术研究中，都普遍地使用着“无效婚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说明，无效的两性结合也是婚姻的一种。
1989年11月21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使用了“事实婚姻”这一概念，并明确规定“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的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14]而严格地讲，事实婚姻并不合法。根据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规定，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15]由此可见，事实婚姻明显地不符合法定的程序条件，因而也是不合法的，但我国的司法解释仍然把它视为一种婚姻。
上述种种，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我国的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婚姻并不必然要求合法。
有的人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无效婚姻、事实婚姻等只是借用了婚姻一词，实质上并不是婚姻。对此，笔者认为不需要反驳，因为这种说法无异于“白马非马”，而“白马非马”的诡辩术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是无容身之地的。
最后，认为只有合法才能称为婚姻的做法，也是无视我国现阶段婚姻状况的表现。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合法婚姻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但目前我国不完全具备这六个条件的婚姻是广为存在的。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嫁女儿换取钱财的包办、买卖婚姻有之；用女儿换媳妇的换亲、转亲有之。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举行了世俗的婚礼，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同居的，都十分普遍。新出现的不合法婚姻类型也不少：因受到对方欺骗、恐吓、胁迫而形成的婚姻有；当事人弄虚作假从婚姻登记机关骗取结婚证的婚姻有；因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而让不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领取结婚证的两性结合也有。据统计，八十年代末期，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婚姻在一些地方占同期成婚总数的20%至50%，个别地区高达80%以上。[16]近期由于法制宣传力度加大，情况有所好转，但不合法的婚姻为数仍然很多，如果说不合法就不能称之为婚姻，那么我们以何名词来称呼这些社会和群众一直称之为婚姻的不合法的两性结合？无论创造什么样的新名称，都将与社会的习惯、群众的观念相去甚远，最终也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只有称之为婚姻，才是最贴切的。
综上所述，强调婚姻必须合法的传统婚姻概念是缺乏坚实的基础的，那么究竟该给婚姻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据报载，1996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限制同性恋结婚的“捍卫婚姻法”法案，首次制定了法律上的婚姻概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17]对于这一婚姻概念，笔者认为，用它来反对同性婚姻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以此作为一个科学的定义，也不妥当，这样的定义过于宽泛了。
由于婚姻的概念是整个婚姻法学的基石，笔者在此不敢忘下结论，只能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第一，婚姻的概念应当与民法学的民事行为概念相对应，民事行为可以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和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那么，婚姻至少应涵盖合法婚姻和违法婚姻。第二，给婚姻下定义，除了要考虑婚姻的本质外，还要全面考虑现实社会对婚姻的认知，将人们观念中视为婚姻的两性结合框定在婚姻概念之中，将人们观念中视为非婚姻的两性结合排除在婚姻概念之外。比如婚姻概念应能够有效地将婚姻与婚前性行为、通奸、姘居区分开来。第三，要使婚姻概念在整个婚姻法学体系中始终同一，不致于产生歧义和混淆，保证法律用语逻辑上、法规体系上的一致性。婚姻的概念，最起码必须符合这些要求，才能够接近科学。
注释：
[1] 见王光仪主编《婚姻法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 见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 参见王洪才主编《婚姻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杨大文主编《婚姻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王战平主编《中国婚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巫昌祯主编《中国婚姻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 参见《中国婚姻法教程》第3页，《中国婚姻法》第15页。
[5][6] 见史尚宽《亲属法论》第79，81页。
[7] 见周济《中国民法婚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9页。
[8] 见《唐律·户婚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
[9] 见《大明律》，转引自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第400页。
[10] 见1950年《婚姻法》第5条第2款。
[11] 见张贤钰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资料选编》第72页。
[12] 参见《古兰经》第四章《妇女》。
[13] 见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法教程》第84页。
[14] 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至3条。
[15] 见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1条第4款。
[16] 参见王明寰《我国婚姻管理现状》1989年6月29日《法制日报》。
[17] 见《扬子晚报》1996年7月23日第8版。
婚姻法律内容篇5
关键词: 配偶权 事实婚姻 法律婚姻 非法同居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的，享乐、拜金主义思想又重抬其头，现在社会上有的人或是贪图享受，或是喜新厌旧，以及对婚姻关系的不正确态度，导致重婚这一社会现象日益增多乃至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一个极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元，而婚姻关系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因素和纽带，因此，必须把弘扬良好的婚姻风气，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予以足够的关切。针对上述现象，就需要国家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的规范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下面，我将从两个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一下重婚这种行为。
一、重婚罪历史沿革及定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两部婚姻法规范婚姻行为，并且国家立法机关于2001年4月28日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现行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不仅婚姻法本身没有对重婚的定义作出规定，而且原《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14日的《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没有界定重婚的含义，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明确重婚罪的概念。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1]。
二、重婚罪相关问题浅析
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复杂，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犯，按照社会上一般公众相当的认识即能予以判定。但对于某些规范的概念性问题则需要加以说明，以期更利于审判。下面，我就重婚罪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细述。
（一）对重婚罪中婚姻关系的认识
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2]。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结婚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市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抗。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消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消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到终都无效。其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消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消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消之后，而是自始无效。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如果该婚姻被撤消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3]，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4]。
在此，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5]。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
（二）对重婚罪中配偶权的认识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重婚罪的客体表述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近年来随着在犯罪客体研究中一些学者对法益学说的推崇，有关重婚罪客体配偶权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是特定男女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以特定的权利义务为内容，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律赋予，享有配偶权的男女才互为配偶，配偶是婚姻的主体，只有配偶才享有配偶权。尽管配偶权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有身份权说、专属利益支配说、性权利说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共同认为：配偶权的前提或者说产生的基础是合法的夫妻关系，配偶权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其权利主体是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配偶权具有身份权的性质：配偶权具有专属性，即具有夫妻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可侵犯性，即配偶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的义务、家庭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生育权和日常家务权，这些权利不容他人侵犯[6]。修订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配偶权一词，但已经确认了配偶权的若干主要内容[7]。
婚姻法律内容篇6
论文关键词 涉外婚姻 形式要件 实质要件
婚姻问题是国际冲突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问题，涉外婚姻是指婚姻的双方主体属于不同国籍、无国籍人或者主体与注册地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制度不同造成法律适用冲突的婚姻。在冲突法中“婚姻”，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缔结婚姻，另一层婚姻身份。婚姻的缔结意味着婚姻身份的取得，但并不表示一个缔结婚姻当然的具有合法性，合法的婚姻身份必须以确认有效的婚姻为前提。冲突法规则直接用于审查婚姻的有效性，而一般将婚姻缔结的条件分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分别审查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一、区分涉外婚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意义
合法有效的婚姻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一为婚姻成立的所需要的法定程序即形式要件；二为结婚当事人具备缔结婚姻的能力即实质要件。缔结婚姻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即属于法律行为之方式；而实质要件即缔结婚姻的双方是否具备结婚能力属于人的身份和能力。基于上述原因冲突法将婚姻缔结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归属与不同的类别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而这种分类对解决婚姻所涉及的不同国家的利益纠纷具有现实意义。自1978年海牙《婚姻缔结和承认婚姻有效公约》（1991年5月1日生效）第2条规定：“婚姻的缔结，适用婚姻缔结地国家的法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规定婚姻缔结的属地原则即缔结婚姻的双方符合该国法定的结婚条件，履行法定程序即可获得该国颁发的结婚证并且给与婚姻登记，当事人双方的国籍以及在该国居住时限在所不问。而以当事人一方的本国法为基本规则的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公序良俗，以及婚姻存续期间当事人权利最大化的考虑，规定当事人必须按照本国的婚姻法定程序缔结才能被承认。对于婚姻缔结地国与当事人属人法国各自的利益要求，只有将结婚要件区分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分别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和属人法，才能最大程度地予以协调。
二、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
（一）婚姻缔结的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
依法设立的婚姻必须遵循法定的结婚条件和履行婚姻法规定的程序。在今天国际社会上，各国对婚姻缔结的形式要求的规定一般都比较宽松，一般包括的类型有：民事登记。指缔结婚姻的当事人必须到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国家机关颁发结婚证书，婚姻才告成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日本等都采取登记注册的形式记，以防实质要件欠缺的当事人举行婚礼。
宗教婚姻形式指结婚当事人必须按照其信仰的宗教的教规完成一定的宗教仪式，婚姻才能成立。在西班牙、希腊、伊朗等国家，宗教婚姻是唯一合法有效的结婚方式。也有些国家不仅要求当事人进行结婚登记，而且要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仪式，婚姻才有效力。丹麦、瑞典等一些国家则允许当事人对婚姻缔结的形式进行选择，但也必须在宗教仪式和民事登记方式中选一种，才具有法律效力。
还有一种特殊的涉外婚姻形式叫领事婚姻。它是指在驻在国不反对的情况下，一国公民由其本国驻外使、领馆或者其他外交代表机构按照其本国的法律规定办理结婚手续，成立婚姻的一种制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承认领事婚姻，但一般基于双边协定以及互惠的待遇进行。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婚姻缔结的形式采取宽容的态度，第22条规定：“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涉外婚姻缔结的法律适用范围扩大了：在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可以选择适用，只要符合三者之一的，婚姻即合法有效。
（二）婚姻缔结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
婚姻缔结的实质要件指当事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必须禁止的条件。现在各国法律对婚姻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你以下几个方面是一致的：主要包括当事人自愿缔结；双方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禁止近亲结婚和一定范围内禁止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结婚。
1.当事人自愿缔结
各国对当事人自愿缔结婚姻的共识一般包涵下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双方意思表示自由，即双方达成结婚的意思表示在形成和决定过程中不受到他人的强迫、威胁和干涉。二是双方的意思和表示一致，主体客观上有缔结婚姻的行为，并且主观上也存在缔结婚姻的意愿，主客观相一致。意思表示不自由和和意思和表示不一致便构成了婚姻缔结的意思表示瑕疵。
（1）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不自由典型的有两种，欺诈婚姻和胁迫婚姻。欺诈婚姻是行为人以给对方当事人或者近亲属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缔结的婚姻；欺诈婚姻中行为人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的事实或者故意隐匿事实真相是另一方陷入错误而做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
（2）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缔结婚姻的一方虚假表示，表意人一方做出虚假的结婚表示或者跟别人串通作出结婚虚假表示，而客观上没有缔结婚姻的行为；另一种情况下是对人相对人实质身份做出了错误的认识，或者对人生性质比如人品，健康状况，财产状况做出了错误认识。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119条、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2.法定结婚年龄
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规定是各不一样的，我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台湾地区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意大利民法典》第84条“年满十八岁为成年”，“未成年人不得结婚”。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同的。各国确定法定婚龄的影响要素一般跟个民族的身体和生理发育状况、所在国家的地理、气候条件等，其次还要考虑到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状况、民族的风俗习惯等。
3.禁止近亲结婚
现在各国法律基本沿袭罗马法亲等制和寺院法亲等制，我国现行的亲等计算法沿袭了古代的世代计算方式，是以代次（辈次）本身为实体的，基本确定在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内禁止结婚。禁止近亲结婚是因为血缘关系太近的男女结婚，易将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疾病或缺陷遗传给子女后代，有害于民族的健康、人口素质和人类的发展。而从伦理上，有碍社会善良风化，有悖于人类长期形成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
4.禁止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结婚。
为防止和避免疾病的传染和遗传，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及子女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8、9、10条的规定，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有三类：有关精神病；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但在德国、英国、美国并不直接规定“患有疾病者禁止结婚”，而是从婚姻无效的角度规定，患有某些疾病可能会导致缺乏行为能力或者影响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从而所缔结的婚姻无效”。
当前国际形势下，婚姻缔结的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一是适用婚姻缔结地法；二是适用当事人属人法；三是将属人法与婚姻缔结地法混合适用。
（一）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婚姻缔结地法来判断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美国许多州、巴西、阿根廷等，我国也是采用这种原则来判断结婚的实质要件，根据这个原婚姻的实质要件要符合婚姻缔结地法才会被承认具有效力，该婚姻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产生效力。有观点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若根据“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是符合法理的。但是，单纯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原则容易“跛脚婚姻”的现象。这也是现在许多国家不单纯适用婚姻缔结地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适用当事人属人法
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波兰等以及日本、泰国等以当事人本国法作为属人法，“依据当事人属人法判断结婚的实质要件，是因为婚姻是一种身份关系，应该以当事人属人法来解决身份与能力问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当事人规避法律和“迁徙婚姻”的现象，英国、丹麦等国家以当事人住所地法为属人法。但是当事人属人法可能与婚姻缔结地的公共秩序相冲突而影响婚姻的效力。因此当夫妻双方的属人法不一致的时候，目前国际上一般是适用当事人各自的属人法。
（三）混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和当事人属人法
为弥补单纯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和当事人属人法产生的缺陷，欧洲各国最近制定的冲突法中大多数采用了混合适用的制度。混合适用原则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1）以婚姻缔结地法为主，以当事人属人法为辅。一般是有条件的选择适用规范。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44条规定：“在瑞士举行婚礼的实质要件由瑞士法律支配；外国人之间结婚如果不符合瑞士法律规定的要件，但满足当事人一方本国法规定的要件，仍然可以举行。”但是又规定了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无效。（2）以当事人属人法为主，婚姻缔结地法为辅。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37条和38条规定了婚姻的实质要件依当事人的属人法，但是如果外国人要在匈牙利结婚就必须符合匈牙利法的规定。
三、我国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
婚姻法律内容篇7
关键词 共产党 婚姻 立法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一、婚姻立法的起步阶段（1927――1949）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并在1931年和1934年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婚姻条例》是红色苏区第一部统一的婚姻立法，其立法精髓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有力推进。二是对女性权益的充分保护。三是对儿童权益的高度尊重。《婚姻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对中国共产党稳定苏区、建设苏区、发展苏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与《婚姻条例》相比，其修改和增加的内容是：第一，结婚制度的变化，禁婚亲的范围有所缩小；第二，离婚制度的变化，一是增加了对军婚的保护，二是增加了对女性分得土地的保护，三是增加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的询问程序；第三，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的变化。
这两部婚姻法的颁布与实行，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是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的学说具体运用来解决我国婚姻制度问题的伟大开端。
二、婚姻立法的基本成熟阶段（1949――1978）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是在与婚姻家庭领域那些旧传统和旧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这部法律内容涵盖了婚姻家庭的各个方面，废除了包办强迫、重婚纳妾、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的婚姻制度。这部婚姻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指导下起草制定的，在继承和创新过程中构筑的法制框架结构相对完整，立法原则基本正确，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彻底地废除了我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打破了只有男方才能离婚的特权，在人们心中树立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这部婚姻法律承担了除旧立新的任务，它的颁布是一场婚姻制度的革命，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三、婚姻立法的完善与发展阶段（1978――20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加快了体系化、制度化的进程。1980年婚姻法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结合建国后30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内容和制度上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它为刚刚度过法律虚无主义的我国社会重新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路，勾画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体系框架，进一步建构了婚姻家庭制度和具体规定。
（一）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完善及其意义。
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婚姻家庭中也出现许多特殊家庭问题，本来通过 1950 年《婚姻法》已经被破除的陈规陋习又再次出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借婚姻索要财物的情况不断出现，妇女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基本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原则和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内容；第二，修改了结婚条件。关于法定婚龄，男女各提高了2岁；第三，增加了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可以互为对方家庭成员的规定；第四，改进了我国离婚制度，增加了准予离婚的法律原则。
1980 年《婚姻法》是在建国三十年的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婚姻家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设立的。它为刚刚经历过法律虚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开辟道路，建立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框架，进一步建构了婚姻家庭制度和具体规定，为婚姻法的制度化和体系化做出贡献。1980 年《婚姻法》对建立平等、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的发展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为了反映社会发展变化，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1980年婚姻法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定，强化了对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保护。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体现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变化，一是填补了立法空白，增设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二是充实完善了已有制度，细化了夫妻财产制度，离婚的法定条件，扩充了离婚救济的方式，强化了法律责任；三是强调了婚姻法的伦理特性，为构建和谐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修订后的婚姻法在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将更切合实际并具有可操作性，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三部《婚姻法》体现的婚姻立法理念的变革
纵观我党婚姻立法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婚姻法》的发展代表了在我国婚姻家庭的变迁，这里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当时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法律既引导社会变迁，亦受社会变迁影响，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中各臻成熟。
国家对于婚姻立法的态度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行改变。概括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强调行政管制到尊重个人权利，二是从追求平等公正到强调司法效率和自己责任，三是从注重形式正义到强调实质正义
综上所述，社会的变迁会带给婚姻家庭领域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我党因势利导，更加注重对婚姻立法制度与理念的创新，引导社会向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婚姻法》的制定与修改，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出台，充分折射出我党对待婚姻家庭关系的政策演变，反映了整体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了社会变迁对制度的建立与转变的影响， 也反映了制度创制、执行对社会变迁的约束、 激励，以及对婚姻家庭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影响。
婚姻法律内容篇8
论文关键词 夫妻忠诚协议 婚姻法 婚姻忠诚义务
伴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对于法律的运用逐渐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婚姻家庭领域。继离婚协议、婚前财产协议书等基于婚姻关系而签订的协议得到广泛应用,夫妻忠诚协议也逐渐流行起来。
一、夫妻忠诚协议概说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开始之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以互负忠诚义务为内容的有关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协议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包括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对配偶的扶养义务,与配偶共同承担对子女、长辈的抚养、赡养义务等;另一方面为违反忠诚协议的违约责任,从而引起协议中约定的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的变更,比如终止婚姻关系、丧失子女抚养权、赔偿物质及精神损失等,其不利后果由过错方承担。
对于婚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仍在继续,但大家都是希望找到一种相对有效的手段,减少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婚姻的稳定。鉴于夫妻忠诚协议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得到应用,其效力在法律实务工作中也有认可的先例,为了避免“法律对民众存在欺骗”的假象,认可夫妻忠诚协议并将其内容规范化的工作也应该适时展开,目前我们需要优先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样的夫妻忠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有效的夫妻忠诚协议可以包括哪些条款;第三,这些条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二、法律框架内夫妻忠诚协议内容的有效性分析
对夫妻忠诚协议持“无效说”的学者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协议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依据。但是目前也没有任何法律直接否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从功能上来讲,除宪法、行政法等具有赋权性以外,其他部门法以限定义务为功能,即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不是法律的,只要其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选择,就有适用空间。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夫妻忠诚协议中,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以下为笔者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现有夫妻忠诚协议内容有效性的解读,以期为完善夫妻忠诚协议提供参考。
(一)人身关系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人身关系具有法定性,并且在法律法规中已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以人身关系为内容的条款视为无效。
1.协议终止婚姻关系的条款无效
夫妻忠诚协议中常常规定,若夫妻一方作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另一方有权终止婚姻关系。
首先,婚姻关系不能基于协议而当然终止。我国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婚姻的产生、存续和终止的程序都受到法律规制。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离婚程序,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离婚手续,才能导致婚姻关系终止。婚姻协议不能导致该法律关系的消灭。
同时,夫妻忠诚协议也不属于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如果夫妻一方拒绝履行忠诚协议而离婚,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请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提出离婚诉讼后,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需要先行调解,当调解无效,确认感情确已破裂时,才可以办理离婚,此为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而不能够基于夫妻忠诚协议的约定判决终止婚姻关系。
2.协议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的条款无效
现行《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双方因为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和具体情况裁判。由此可得出3个结论。第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亲缘产生,不因法律关系的变更而消灭,约定不能导致父母子女关系的消灭。第二,离婚后子女由谁抚养的问题可以协议解决,但是该协议须在离婚时由夫妻双方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另行协商确定,直接抚养人应以最有利于子女成长的方式确定,忠诚协议因其内容先定,难以适应子女成长的需要,因此有关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约定无效。第三,离婚后如果双方因为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利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无过错方可以要求审判人员考虑过错方的品行因素,但是人民法院还需要综合经济条件、生育能力、子女意愿、子女成长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判决,而不能因为婚姻忠诚协议的约定,而一概判定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
3.协议过错方丧失子女探视权的条款无效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对于子女具有探视权。因此探视权是一项法定权力,不可因约定而剥夺,只有《婚姻法》第38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发生时,即父母的探视行为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时,才能暂时中止探视。同时,阻止父母与子女相聚,有违亲情伦常,不符合公序良俗,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因此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过错方在离婚后丧失对于子女探视权的条款是无效的。
综上,上述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条款或与法律和道德相悖,或已为法律所明文规定,不具有合理性和拘束力,即使协议中有相关内容,在诉至人民法院时,其内容也不应被采纳,因此有关身份关系的条款不应成为婚姻忠诚协议的内容。但是这些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协议中有关财产关系的约定仍可使其具体情况,发生法律效力。
(二)财产关系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夫妻忠诚协议中对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上文提到的人身关系的变更外,还包括财产权利的丧失,其主要形式表现为违约赔偿或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的不利地位。笔者认为,对婚姻关系中的过错方进 行必要惩戒、对无过错方进行的经济补偿是符合婚姻法精神的,因此下文将结合婚姻法及相关规定,对夫妻忠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的内容的效力进行分析。
1.婚姻存续期间的违约责任
鉴于当事人不离婚而提出的损害赔偿的请求得不到法律支持,不少夫妻在忠诚协议中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行为的违约责任,使无过错方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对此,夫妻忠诚协议中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协议时,过错方应当以其个人所有财产对另一方做出赔偿。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在某些情形下,夫妻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财产为夫妻一方所有,因此夫妻双方对各自所有的财产具有完整的所有权。并且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在规定夫妻借款和赠与等事项时,表示认可夫妻间财产所有权的流传,因此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过错方以其个人所有财产对无过错方做出补偿的约定具有可行性。但是在财产权发生转移时,必须履行必要手续,比如不动产变更登记过户,动产、银行存款的财产公证等。此条款为典型的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违约赔偿,对于以此为依据提起的民事违约赔偿之诉,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并予以支持。
第二,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协议时,过错方丧失部分个人财产权利,使其为夫妻共同所有。依据《婚姻法》第19条,该部分个人财产权利,既包括婚前财产,也包括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已约定为其个人所有的财产。此条款实质为夫妻对于财产所有权归属的事先约定,依据婚姻法,对于夫妻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义务时,该条款得以履行。但是该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或者采用口头形式且双方无争议时,才可以得到支持。
最后,如果过错方没有个人财产,应该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夫妻忠诚协议可否约定将部分共同财产归无过错方个人所有的问题,答案应为否定。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法定情形,法院不支持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但是夫妻忠诚协议中如果对上文所述第一种情形进行了约定,那么即使过错方无个人所有财产,也可以借助婚姻法解释(三)第16条,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其过错方用于违约赔偿,离婚时借款协议的处理约定会得到支持,但该赔偿的实现须以离婚为必要条件,否则不能实现。
2.婚姻关系终止时的违约责任
在离婚时,无过错方除了可以依据《婚姻法》第46条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外,还可以请求过错方依据夫妻忠诚协议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可以为违约赔偿,即先进行财产分割,在以其分割后所得个人财产对相对方做出赔偿;也可以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居于不利地位,以有利于无过错方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离婚违约赔偿,是指依据一般原则对夫妻共同财产先行分割,待分割完成之后,再依据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方式和数额对无过错方进行赔偿。发生争议时,一方可以在财产分割完成的基础上,另行提起违约赔偿之诉,财产分割纠纷与违约之诉不具有当然的联系。
夫妻忠诚协议也可以约定在离婚时将夫妻共同财产以有利于无过错方的方式进行分割,比如增大无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所得财产的比例,或者约定夫妻共有之特定财产,如不动产、存款等归无过错方所有,其余部分再按照一般原则分割。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相当于以离婚协议为内容的预约,即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为,离婚情形发生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过错方履行夫妻忠诚协议,与之订立以约定事项为内容的离婚协议,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8条,该离婚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此情形下,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不是对夫妻共同财产以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分割,而是请求依照忠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内容订立离婚协议,进而请求离婚协议的履行。
3.必要的限制性规定
当然,夫妻忠诚协议的内容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在合理限度内进行,避免对过错方的权利造成侵害,助长借夫妻关系发横财的思想,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
我国《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以其个人财产对其给予适当帮助。司法解释(一)第27条对“一方生活困难”做出了解释。因此在约定财产分割以有利于无过错方的方式进行时,一定要为过错方保留足以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财产,不能因为财产分割而造成夫妻一方生活难以为继,否则法院可以酌情要求另一方对其进行适当的帮助。
同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中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因索要财务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因此在约定违约赔偿数额的时候,数额一定要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不能因为赔偿而造成相对方的贫困,否则法院也可以酌情判定获得违约赔偿的一方返还部分财物。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