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的离婚条例范文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1

论文摘要 登记离婚，又称行政离婚或非讼离婚，是指通过行政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登记离婚制度具有程序简便、及时高效、能有效保护离婚当事人隐私等特点，使得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备受青睐。但该制度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现行登记离婚制度，探究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起到借鉴作用。

论文关键词 登记离婚制度 离婚协议 完善建议

一、登记离婚制度概述

在我国，离婚方式有两种：诉讼离婚和登记离婚。登记离婚又名两愿离婚、协议离婚，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并就离婚的法律后果达成一致协议，经婚姻登记机关认可即可解除婚姻关系的离婚方式。登记离婚具有手续简便，当场办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无须说明离婚的具体原因，能很好地保护离婚当事人的隐私等优点，使其在我国得到广泛运用。

目前具体规定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法律条文主要有《婚姻法》第31条，《婚姻登记条例》第2、10、11、12、13条。根据法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离婚登记的，当事人须具备以下条件：（1）双方具有合法夫妻身份，且双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3）双方已就子女和财产问题达成一致。

2003年10月1日我国《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单位开具证明，使登记离婚变得愈加容易。2003年以前，法院办理的离婚案件数量一直多于登记离婚的数量，而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后，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离婚数量一直多于法院办理的离婚案件量。然而，在登记离婚被广泛采用的同时，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实践操作上的不足也日益显现。

二、对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反思

2003年我国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确立了登记离婚制度的新框架。针对婚姻法实施中的一些程序性和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还陆续出台了《婚姻法解释（一）》、《婚姻法解释（二）》、《婚姻法解释（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登记离婚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在实践操作上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提起离婚登记申请的门槛过低

《婚姻法》第31条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的婚姻是合法的且双方自愿离婚，就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离婚。法条对离婚登记的申请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具体表现为：（1）无婚龄限制，易导致“闪婚”。我国婚姻法对申请离婚登记当事人的婚龄没有作任何要求，这对于那些刚结婚尚处于磨合期的年轻夫妻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近年来，“80后”“90后”步入婚姻殿堂，他们中许多是独生子女，易在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上与他人产生冲突，其婚后磨合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因一点生活琐事发生的争执便草率离婚，那将大大不利于婚姻和社会的稳定。（2）没有无未成年子女的要求，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根据《婚姻法》第31条和《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离婚登记的标准是离婚双方确属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或已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而“适当处理”和“一致处理意见”这样的措辞可操作性并不高，法条也未就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作出任何具体规定。

（二）办理离婚登记的法定标准过低，程序过于简便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离婚当事人成功办理离婚登记，只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核，且离婚是出于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即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1）登记离婚过于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与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不同。《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登记离婚的标准是双方确属自愿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登记离婚过于强调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没有相应的限制条件，易导致离婚自由的滥用。（2）当场办理，程序过于简便。《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当事人的证件及证明材料后，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当场办理意味着当事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对离婚这项法律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充分的考虑，极容易导致草率离婚以及离婚后反悔发生纠纷。

（三）缺乏社会监督

设立婚姻登记制度的初衷是便于政府对婚姻的监管，然而我国登记离婚制度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一方面是因为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登记离婚缺乏社会监督。（1）对婚姻关系当事人身份的监督不足，导致许多冒名登记现象发生。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审查的依据是当事人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而当今社会上各种假冒证件泛滥不止，其技术之高明足以以假乱真，婚姻登记机关很难当场就查明证件材料的真假以及其与婚姻关系当事人是否吻合。这就为假冒登记大开方便之门，严重侵害了真实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2）对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的监督不足，导致利用登记离婚逃避债务等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所谓的“一致处理意见”存在许多隐患：首先，离婚协议签订时，一方可能在夫妻共有财产方面受有欺诈、胁迫；其次，双方可能为了逃避债务的履行而进行虚假离婚，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些问题，倘若没有社会的监督，仅靠婚姻登记机关短暂的形式审查是很难加以避免的。

（四）对违反登记离婚制度的行为未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手段

《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对登记离婚的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然而，对违反登记离婚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救济手段却是空白，具体表现为：（1）只有结婚无效制度，没有离婚无效和撤销制度。在我国，婚姻行为包括结婚行为、离婚行为和复婚行为，那么，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在适用于结婚行为的同时，也应该适用于离婚行为，而我国法律却只规定了结婚无效和撤销制度，没有离婚无效和撤销制度。（2）缺乏法律救济手段。《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规定了符合离婚登记条件和程序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即取得离婚证，解除夫妻关系。对于违反离婚登记条件和程序的行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  

三、对完善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规定结婚须满一定期限方可提起离婚登记申请

鉴于现实中部分婚姻当事人视婚姻如儿戏，草率结婚，草率离婚，严重破坏了婚姻的严肃性。可以考虑在立法上规定，结婚未满一定期限的，不得提出离婚登记的申请。至于该期限具体规定为多长时间，参照国外立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规定为一年。即采取登记离婚解除夫妻关系的，必须是结婚已满一年的夫妻，否则，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二）有十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者，不得申请登记离婚

许多国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婚姻当事人申请离婚登记进行了特殊规定。相比较于诉讼离婚而言，我国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力度的确显得异常苍白。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笔者建议立法规定，有十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婚姻关系当事人，不得申请登记离婚。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敦促婚姻缔结双方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也能很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三）规定适当的考虑期，延长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批期限

鉴于当下我国登记离婚程序过于简易的现状，有必要对登记离婚规定一定期间的考虑期，考虑期建议设置为一个月。离婚登记申请人经过一个月的考虑期，再次提出离婚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方进入审查阶段。规定一个月的考虑期，是让离婚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冷静思考，防止轻率离婚。当然，考虑期也不宜设置过长，否则不利于出于真实意愿离婚且各方面均符合登记离婚条件的离婚申请人。婚姻登记机关也应改变“当场予以登记”的做法，适当延长审批期限，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审查，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数额较大、夫妻共同债务分担等问题时，更要慎重对待，以避免日后发生纠纷，防止当事人利用登记离婚规避法律。

（四）设立离婚公示制度

在我国，离婚的公示程度远不如结婚的公示程度，而我国离婚登记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大多是因为离婚的公示程度过低。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没有社会大众的监督，一些如冒名登记离婚、共有财产分割受有欺诈、利用假离婚逃避债务的行为，仅靠婚姻登记机关有限的形式审查是很难加以避免的。曾有学者提出增设离婚公示制度，理由是：登记离婚协议中常有非法目的，设立登记离婚公示制度有助于利用社会力量来监督当事人，同时也有助于排除假离婚和具有胁迫性的离婚。

笔者认为，要避免登记离婚中出现的假离婚、骗离婚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离婚公示制度。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后先予以公示，有异议者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反映，由婚姻登记机关查明问题。异议期也不能过长，但具体规定为多长的期间以及公示方式的问题，尚有待于理论界各位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五）明确规定滥用离婚登记的法律后果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2

论文关键词 离婚 扶养 婚姻关系

离婚后扶养制度是指离婚时或者离婚后一定时期内，如一方生活困难，经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他方从经济上予以适当扶养的法律制度。离婚后扶养制度在现代各国（地区）几乎都存在，但是各国（地区）对其称谓并不相同。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之中并没有采用“离婚后扶养”这一概念，而是称之为“离婚经济帮助”，以作为离婚后扶养的表现形式。

纵观我国婚姻家庭法历史的发展，并未在法律中有“离婚后扶养制度”的专门称谓，但是离婚后的扶养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规定不同，却体现了同样的价值。

一、产生和初步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即为“礼”和“法”，二者互相渗透，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色之一。西周时期，在解决婚姻关系方面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即所谓“七出三不去”。“七出”，即男子休妻的七个条件；“三不去”，是指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之一，夫家即不能休妻。男子休妻的“七出”理由，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七出三不去”的原则，自汉代开始入律，不再局限于“礼”的范畴，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沿用。“三不去”其中之一为“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是指“妇被出时，家中父母不在，并无归处，则不得而出之”。由此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妇女被休之后由自己家中的父母扶养，前夫无需承担扶养的义务，家中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则禁止婚姻关系的解除，以保证该妇女的生活。此处的规定即为对婚姻关系解除的一方生活问题进行关注的最早规定，学者通常把其作为我国的离婚后扶养制度的源起。

近代社会，在学习西方国家的立法的基础上，1911年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虽然该草案并未最终实施，但是其第53条的规定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该条规定，呈诉离婚者得准用前条之规定，即妻之特有财产归妻所有。因夫之过错而离婚的，应暂给妻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该法第1057条规定：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为将“离婚后扶养”与“扶养”的概念相区分，该法典采用了“赡养费”的概念，请求获得离婚后扶养的条件有二个，其一为请求方无过失且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其二为被请求方有条件给付。该规定一直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所沿用。

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相关规定

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在192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这一历史时期，该时期虽然较为短暂，但关于婚姻的立法却体现了较为先进的理念和精神，先后产生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规定通过经济帮助的方式来实现对离婚后配偶一方的扶养。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部法律：

（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创建的第一个法律，明确的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的相关内容，为以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条例确定了严谨实用的离婚制度，关于离婚后经济帮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住房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帮助的实现”。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其第19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均不愿意离开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赁给女子居住。”关于“经济帮助的实现”，第20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条例这两条规定的内容，有助于确保女方在离婚后的生活条件，确保女方在离婚后有房可以居住，有效避免了其生活水平的下降。

（二）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34年4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主要规定在第15条，即“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存。但如果男子自己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不能维持生活者，不在此例。”根据对该条文的分析可知，获得离婚经济帮助的条件主要为：第一，女方离婚后尚未再婚；第二，女方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而不能维持生活；第三，男方须具有相应的履行义务能力。至于离婚后对女方进行帮助的方式则主要是“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

（三）1943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相互承认双方的合法地位，于是该条例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它在离婚后扶养的相关内容的规定上吸收了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内容。在内容上，采用过错主义，在称谓上，使用“赡养费”一词。从条例第20条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该条规定，妻方无过失因判决离婚而生活陷于困难者，夫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赡养费，但无力支出此项费用者，不在此限。

（四）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解放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立法体例也不统一。各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晋绥地区、关东地区等都有自己的婚姻立法，在离婚后扶养的规定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该条例第12条规定，“男方提出离婚，而女方未再婚前，确系无法维持生活者，由男方负担必需之生活费。”适用该规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须男方提出离婚；第二，须女方未再婚；第三，须女方确实无法维持生活。在上述三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男方须负担女方的生活费。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规定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先后于1950年、1980年颁行了两部《婚姻法》，在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正，成为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内容，在各部法律中都有所规定。

（一）195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在第25条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具体为“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帮助的办法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条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女方在离婚后且未再婚时的生活困难问题，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既有继承也有发展。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10条对《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进行了补充，规定“在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时，如一方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应由对方根据需要与可能负担适当的生活费；一方因年老、残废、有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对方给付较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在执行过程中，如双方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可以另行协议，协议不成，再行判决。接受生活费的一方，如另行结婚，即应终止其生活费。”如此更有利于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

（二）198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80年《婚姻法》是我国颁行的第二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第33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处的规定与1950年《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关于生活困难的时限由“离婚后”改为“离婚时”，二是帮助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变为“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对“离婚经济帮助”条款进行了补充的规定，它借鉴了1979年《民事意见》的相关内容，在第14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的，根据婚姻法第33条的规定，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由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而来，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42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生活困难”，《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第1款进行了界定，所谓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该条第2款补充规定了“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根据上述规定，在我国离婚配偶一方要求获得经济帮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要求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是生活确有困难，自己无力解决；二是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困难方不得要求经济帮助。三是提供帮助的一方需有负担能力。经济帮助的存在以帮助方有经济能力为前提，帮助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帮助，具体的实施方式分为一次性帮助、长期性帮助、以住房或者其他个人财产实施帮助等。同时，关于离婚经济帮组，我国法律也承认在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协议的情况，要求在当事人双方协议未果的情况下，由法院判决。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3

关键词：登记离婚；虚假离婚；限制性条件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177－03

获得一桩美满婚姻是人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必须在婚姻中投入与我们在事业中投入相当的或更多的心血。成功的婚姻会激励我们，使我们更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而一桩不好的婚姻或一系列不好的婚姻会使人身心疲惫，精力耗竭，并且还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损害。离婚是解除已经死亡的婚姻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离婚本身对婚姻当事人就是一种伤害，如果采取诉讼离婚的方式，可能又会对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从倡导文明、理性、冷静的离婚观，避免讼累的角度看，登记离婚较之诉讼离婚，有很大的优越性。

一、登记离婚的概念

登记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并就离婚的法律后果达成协议，经过婚姻登记机关认可即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离婚方式。法律将登记离婚这一法律行为予以规范化，即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和程序，便形成了登记离婚制度。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相比，是一种比较自由、合理的离婚方式，在适用中，这种离婚方式不追究离婚的具体理由和婚姻生活的细节，程序简易、便捷，有利于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并能缓解和消除婚姻当事人的敌对情绪，是一种较先进的离婚制度

在我国，登记离婚习惯称为协议离婚、两愿离婚。但严格而言，登记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有区别的，登记离婚是和诉讼离婚相对称的，这是从离婚的程序的角度，对离婚作的分类，登记离婚是按行政程序解除婚姻，而诉讼离婚是按诉讼程序解除婚姻。协议离婚是和判决离婚相对称的，二者是从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的角度所作的分类。在国外，协议离婚制度始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目前，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这一制度，在具体操作上各国还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规定，协议离婚依行政程序办理，有的国家则规定，协议离婚必须经法院批准。在我国，协议离婚可通过行政程序，也可通过诉讼程序，即包括登记离婚和诉讼调解离婚。

登记离婚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成为与诉讼离婚相并行的一项法律制度。但是，这一离婚方式也易造成虚假离婚、草率离婚，正是因为如此，欧美国家大多不承认登记离婚，离婚必须经过诉讼程序。承认登记离婚的国家，也在登记离婚的条件及程序上予以必要的限制。主要有：(1)登记离婚必须在结婚满一定期间后才能提出。如法国为6个月、荷兰为1年、比利时为2年。(2)登记离婚的当事人必须没有未成年子女，如蒙古。(3)登记离婚的当事人第一次申请离婚，须达一定年龄，如比利时。(4)当事人提出离婚申请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或称考验期)才能正式办理登记手续。有的还规定考虑期满后重新提出一次申请。关于考虑期各国规定也不尽一致，如法国为3个月，比利时为6个月。这些限制对于防止登记离婚过于简便所滋生的弊端，是有实益的。

二、我国现行登记离婚制度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并没有使用登记离婚一词，只是根据离婚的提出和适用的程序区分为“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的情况，前者的含义与登记离婚相同，后者与诉讼离婚相同。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据此，《婚姻登记条例》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结合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规范：一是离婚登记的条件；二是登记程序。

(一)离婚登记的条件

1、双方当事人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

男女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且不属于事实婚姻的范围。只有办理过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才能通过行政登记程序办理离婚。

2、双方当事人须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并且本人亲自到场办理离婚。

离婚是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能由具有夫妻身份的当事人本人亲自办理。对于夫妻一方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离婚，应依诉讼程序进行。

3、双方当事人必须对离婚及离婚后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书面协议。

《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第12条规定，未达成离婚协议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4、双方当事人的结婚登记必须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

《婚姻登记条例》12条规定，双方当事人的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二)离婚登记的程序

1、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

《婚姻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2、办理离婚登记的程序

(1)申请。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亲自到场。《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的结婚证；(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11条2款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2)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离婚申请应根据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方面。形式审查，是指审查夫妻应携带的证件是否齐备，如果齐备，应该进行实质审查；如果不齐备，则通知当事人补齐。实质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查明双方是否自愿离婚，有无欺诈、胁迫、弄虚作假等违法情形。二是查明双方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是否作出适当处理。如果双方同意离婚但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有争议，则不能通过行政程序而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离婚。

(3)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后，对符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三、对登记离婚的理解误区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登记离婚的规定只有第31条一条，

不过60余字，《婚姻登记条例》对离婚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也只有11条、12条、13条三条规定。登记离婚制度的规定过于概括化、原则化，如法定条件不明确、不具体，程序规定过于简单，适用范围不明晰，极易造成人们适用法律的困惑，人们在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制度上，存在着许多的认识和适用的误区。

(一)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不是登记离婚的法定条件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有必要对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严格加以明确和区分。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不同的，有着严格的区分，绝不能混同看待。对于诉讼离婚来说，其适用的前提是一方要求离婚的情形。《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感情确已破裂，这是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条件。二是调解无效，这是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程序性条件，是判决离婚的必经程序。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准予离婚。对于登记离婚而言，适用前提为“双方自愿离婚”，在登记离婚中只需对婚姻当事人的行为主体资格，是否达成一致的合意以及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是否做出适当处理等法定条件进行审查，而无需对双方当事人“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进行认定。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时，除了应对登记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外，还须对“感情确已破裂”进行审查，如确定感情没有破裂，即使符合登记离婚的实质条件，也不准予离婚登记。这种认识存在着严重误区。这种观点混淆了《婚姻法》31条和32条关于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不同制度下离婚实质性条件的规定，无形中严格了登记离婚实质条件的限制，背离了登记离婚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二)调解不是登记离婚的必经程序

我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调解”。这表明调解原则上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把调解作为必经程序是基于离婚案件本身作为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妥善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减轻精神创伤，合理处理各种关系。有人认为，在登记离婚中，婚姻登记机关在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审查时，应当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其中包括对双方有无和好可能做的调解和对当事人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做适当处理的调解。这种观点是没有法定根据的，是对现行立法理解和认识的一个误区。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并未赋予婚姻登记机关调解义务和调解职能，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在于对当事人的离婚协议的完备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作出依法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在登记离婚中，婚姻登记机关无需考查当事人的离婚理由，无需考查当事人的感情是否破裂，从而也无法也不能判断当事人有无和好的可能。如果婚姻当事人就有关子女和财产问题未作出适当处理并存在争议，应按诉讼离婚程序解决，婚姻登记机关依法不应受理，也就无所谓调解的问题。

四、我国现行登记离婚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登记离婚制度规定过于概括化、原则化，既不全面又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我国婚姻登记机关受人力物力的限制，婚姻登记主管人员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差异等原因，使得我国婚姻登记机关对于当事人协议离婚的申请只做形式上的审查，登记离婚往往是“速办速决”。一方面，一些人为了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骗取离婚登记证；另一方面，使得一些婚姻基础较好，本不应该离婚的夫妻因一时冲动而草率解除夫妻关系，即虚假离婚和草率离婚。

虚假离婚是指夫妻一方或双方本无离婚的真实意思而受对方欺诈或双方通谋作出离婚的意思表示。一般而言，虚假离婚包括通谋离婚和欺诈离婚两种情形。通谋离婚是指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共同的或各自的目的，串通暂时离婚，等目的达到后再复婚的离婚行为，通谋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并无离婚的真实意思，离婚只是手段，通过离婚来达到其目的，如多生育子女、逃避债务、享受分房或购房的国家优惠政策等等。欺诈离婚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离婚的真正目的，采取欺诈手段向对方许诺先离婚再复婚，以骗取对方同意，暂时离婚的行为。对于虚假离婚的效力，在学理上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离婚形成的身份行为，系由身份的效果意思、身份行为的生活事实及身份行为的表示方式等三要素组成，只具备身份行为的表示方式，但欠缺身份行为的实质意思时，仍不能使身份关系发生或消灭，认为虚假离婚应为无效或可撤销。也有学者认为，离婚虽与婚姻同为形成的身份行为，但其以解除夫妻关系为内容；与结婚尚有所不同，考虑依赖离婚登记的第三人应受保护之立场，认为虚假离婚为有效。各国立法例对该问题也极不统一。我国现行立法对虚假离婚问题没有规定。

草率离婚也是登记离婚制度容易产生的一个突出弊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还改变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据民政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离婚率直线上升，1979年离婚率为4％，1999年达到13.7％，2003年达到15％以上。中国民政部2007年5月23日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129.1万对，比上年增长9％，法院办理离婚62.2万对，比上年上升3.5％，中国民政部2008年1月的《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7年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140.4万对，比上年同期增长18.2％。据学者分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据2007年8月13日《扬子晚报》报道，上海的离婚案件中47％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夫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们注重自我需要，缺乏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另据2007年12月7日《沈阳日报》报道，根据沈阳市民政局对去年离婚率的调查发现，目前，沈阳市的离婚率已超过30％，而在离婚人群中，“80后”这一人群所占比例高达70％以上。专家评价说，“80后”的婚姻状况为：草率结婚和草率离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的离婚人数增加了4倍。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离婚法律手续简化。特别是从2003年10月1日起，《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婚姻登记手续不再需要夫妻从各自单位或居民委员会得到批准，符合条件的当天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近两年，离婚人数激增，草率结婚和草率离婚已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离婚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是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反对轻率离婚。我国《婚姻法》既然承认登记离婚，在运用上也应谨慎，以杜绝其弊。

五、对我国登记离婚限制性条件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登记离婚制度的规定相对原则、没有登记离婚限制性条件的规定。限制性条件即登记离婚的排除性条件，是指夫妻不得提出登记离婚申请的法定事由。由于登记离婚是把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权交给当事人，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离婚自由权，使婚姻降低到可以规避应尽义务的普通契约的地位，立法必须对登记离婚予以一定的法律限制，这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的重大干预的体现。多数采用登记离婚制度的国家在规定登记离婚条件时，均规定了一些限制性措施。据此，笔者对我国登记离婚的限制性条件做如下建议：

第一，结婚登记不满一年，不得申请登记离婚。结婚不满一年不得申请登记离婚是对草率离婚而做的防止性对策。草率离婚是对婚姻家庭不负责任。离婚是解除已经死亡的婚姻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必须反对草率离婚，决不允许人们在离婚问题为所欲为。另外，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可撤销婚姻的申请期限为一年，“结婚不满一年不得申请登记离婚”并不与之冲突。

第二，申请登记离婚的夫妻必须没有未成年子女。在离婚案件中，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未成年子女。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指出：“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的境况和他们的财产状况也是不能由父母任意处理、不能由父母随心所欲地来决定的。”从我国众多离婚案件来看，离婚当事人很大一部分人将未成年子女视为“拖油瓶”，极力逃避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一些不理智的父母更是牺牲子女的利益以达到离婚的目的，如果通过诉讼离婚，法院可以站在公正的角度，冷静的维护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

第三，当事人申请登记离婚，考虑期为3个月，考虑期届满后，当事人再一次提出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我国现行的登记离婚的程序过于简便，不利离婚双方冷静地思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也不便于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增设考虑期，能有效的抑制虚假离婚、草率离婚的产生。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1号）

第一条 为加强边民婚姻登记管理，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边民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市、区）境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毗邻国就双方国家边境地区和边民的范围达成有关协议的，适用协议的规定。

第三条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在中国境内申请结婚、离婚、复婚登记的，适用本办法。中国与外国当事人一方属于边民的，适用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规定。

第四条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在中国境内申请结婚、离婚、复婚登记，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依照中国法律办理婚姻登记。

依法履行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承认和保护。

第五条 边民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

第六条 边民申请结婚登记，必须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甲、毗邻国边民（一）本国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二）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三）本国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四）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乙、中国边民（一）中国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二）中国边境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三）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离过婚的，还应当持离婚证件。

婚姻状况证明应注明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民族、婚姻状况（未婚、离婚、丧偶）等内容。

第七条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应持本办法规定的证件和证明，双方亲自到边境县（市、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本办法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双方或一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本办法的，不予登记。

第八条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应当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本办法规定的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

第九条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一）非法入境的；（二）持无效、伪造的证件或者冒用他人证件的；（三）未到中国法定结婚年龄的；（四）已有配偶的；（五）违背本人意愿的；（六）属于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七）患有法律规定禁止结婚或者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八）非本登记管理机关管辖的。

第十条 下列中国边民不得同外国边民结婚：（一）现役军人、公安人员、武装警察、机要人员和其他掌握国家重要机密的人员；（二）正在服刑的人员。

第十一条 男女双方在中国境内自愿离婚的，并对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和财产、债务处理等达成协议的，须亲自到边境县（市、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申请离婚时，双方当事人应持本国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中国边民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书。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审查，符合离婚条件的，准予离婚，发给离婚证，收回结婚证。

第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一）一方要求离婚的；（二）一方或者双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三）双方要求离婚，但对子女扶养、夫妻一方生产困难的经济帮助和财产、债务处理等未达成协议的；（四）未办理过结婚登记的；（五）非本登记管理机关管辖的。

第十三条 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要求在中国办理复婚登记的，须亲自到中国边民所在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复婚登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按照结婚登记的程序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收回离婚证。

第十四条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收回离婚证，并按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分别对有关人员给予罚款或行政处分：（一）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二）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条件，婚姻登记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予以登记的。

第十六条 当事人认为符合婚姻登记条件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的，或者当事人对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讼。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5

新《条例》要点之一：结婚离婚无需单位证明

今后，人们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手续，都不用到单位或户口所在地开证明了。准备结婚的适龄男女，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双方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去户口所在地的县（区）民政局，双方共同签署“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就可以立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顺利领到结婚证。而需要办理协议离婚手续的男女双方，也是只要带着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以及双方签名的离婚协议书，即可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区）民政局部门去办理离婚手续了。

点评：按照新条例，政府和单位都不再“干涉”个人的婚姻问题，以往由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审核、把关的责任也全部交到男女双方当事人手中，婚姻登记机关只担负“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声明人的签署见证和监誓责任。因此，这位负责人认为，新的《条例》实际上是把原属登记机关、单位和户籍地派出所的责任转移到男女双方当事人身上。那样无形中就加大了结婚者个人对自己婚姻的责任。比如说，若结婚后一方出现重婚、骗婚之类的情况时，就只能靠自己担着了。还有，新的《条例》在婚姻登记上以书面“宣誓为证”的方式，反映了向国际接轨的趋势。

新《条例》要点之二：不再强制婚检

而对以前婚前必须到指定医院进行婚前体检的规定，在新《条例》中已经取消。由于到目前为止，医学上还没有证明患有哪一种疾病的人是不能够登记结婚的，因此新《条例》把有关婚检的规定也予以取消。同样本着个人对个人健康状况负责的原则，政府部门不再负责管理强制婚检的事宜。

点评：虽然国家不再强制婚检，但登记机关会要求结婚者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而在声明书中，就包涵了原婚检的主要内容。这样也就是一切责任由自己负责。为此，结婚当事人为了对自己的婚姻负责，对自己的幸福负责，还是得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也就得要求对方去参加婚检。当然，对方反过来也可能要求你去婚检。对于一方隐瞒疾病而让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自己结婚的，即使结了婚法律也将宣布这个婚姻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且婚后对方尚未治愈，当事人可以申请婚姻无效，法院也可以宣告婚姻无效。

新《条例》要点之三：集中婚姻登记

在新《条例》中，明确了婚姻登记管理在城市必须集中到城区民政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农村也要集中到县民政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办理。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6

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不得委托他人。否则，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我国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当事人申请离婚，应当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①户口证明;②居民身份证;③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④离婚协议书;⑤结婚证。此外，还应当交付办理离婚证及存档所需的单人免冠照片(根据不同地区的要求提供)，并按照婚姻登记机关的要求填写《离婚申请书》。

(2) 审查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当事人离婚申请时，应把婚姻法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当事人讲清，而双方当事人应如实回答婚姻登记管理人员的提问。工作人员应查明：①离婚申请人是否是合法夫妻;②离婚双方申请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③离婚是否确实出于双方自愿;④对子女问题的处理是否妥当;⑤对财产问题的处理是否妥当，等等。如登记机关发现离婚的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应给予批评教育或不准予登记。违反刑法的，要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防止轻率离婚和假离婚，工作人员应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的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和调解和好工作。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虽然这是法律为防止登记工作久拖不决而提出的时间要求，但客观上也给申请离婚的当事人冷静的进行考虑，在审查期内，如果双方当事人对重归于好取得共识，应准许当事人撤回离婚申请。

(3) 登记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经过审查后，对符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离婚申请，予以登记并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起，解除夫妻关系。对不符合婚姻法和《离婚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7

【关键词】离婚登记；审查制度；审查内容；诉讼中调解制度

一、离婚登记中“审查制度”的含义

（一）内涵

离婚登记中的“审查制度”是指“要求离婚的夫妻双方持相关证明文件，亲自到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申请后，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在审查期内审查双方是否符合登记离婚的条件，经审查符合登记离婚条件的，应当于审查期间届满后予以登记，向双方签发离婚证，并注销结婚证。审查期为一个月到三个月，从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申请之次日起计算。审查期间内，当事人双方均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审查期间届满后一个月内，当事人双方未请求婚姻登记机关签发离婚证的，视为双方撤回离婚申请”。

（二）与现行婚姻登记制度的区别

本文所述的审查制度和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的“审查”有着本质不同。现行离婚登记制度中的审查，更多地强调形式上的审查：只要双方合意表示，不再需要实质内容上的审查。除此之外，只要当事人双方提供协议没有异议，登记机关必须且当场予以离婚登记，不存在时间跨度问题，而本文所述的审查制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查经过是一个“法定期间”，不得由婚姻登记机关予以变更；第二，关于审查的内容，除形式审查外，还包括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的真实性及当事人的离婚申请是否符合登记离婚的法定条件等进行实质内容的审查；第三，如果审查完毕，认为符合离婚条件，也必须待此“法定期间”届满，才能给予办理离婚登记；第四，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的审查期内，无论是否符合登记离婚的法定条件，当事人双方均有权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立即终止（而非中止）登记离婚程序，最后，施加给了当事人双方的申请签发义务：审查期间届满一段时间后（如一个月），当事人双方未请求婚姻登记机关签发离婚证的，则视为双方撤回离婚申请。

二、设置离婚登记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一）符合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指导思想

“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是我国婚姻立法的指导思想，离婚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限制的，在当今实行无过错主义离婚制度的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均规定有限制离婚的苛刻条款，通过公权力对离婚自由进行暂时限制，保护可能因离婚而陷入特殊困难境地的一方当事人及未成年子女，以平衡保障离婚自由与保护弱者利益的关系。

近年来，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年轻夫妇，“闪婚”“闪离”比率急剧上升，很多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年轻人一时冲动选择离婚，而非真正的感情破裂。如果此时有公权力的介入，让双方当事人经历一段时间的“法定冷静期”，可能会挽救无数申请离婚的家庭，同时更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一种保护。

（二）和婚姻法中的诉讼中调解相呼应，体现制度的配套一致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处的“应当进行调解”是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在审理过程中由审理案件的法官主持进行调解，属于诉讼中的调解。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可能对“身份关系的解除”存在异议，也可能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存在争议，抑或二者兼有，但无论何种争议，都必须对“感情是否破裂”进行调解。这种诉讼内的调解是离婚诉讼这一身份诉讼的必经环节，是我国的传统，同样体现了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立法宗旨。与此相对应，如果将本文所述的审查制度补充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则婚姻关系就会在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两个方面形成遥相呼应的配套规范，既符合国家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又保证了法制的配套一致性。

（三）离婚登记审查制度在历史和现实实践中均具有可行性

实际上，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中确实有一个月的审查期限，设立此审查期限的目的，一是保证登记机关能够从容审查，作出正确的认定；二是给予申请人双方一个冷静期，使其可以在此期间内撤回离婚申请，避免因一时冲动而草率离婚，但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出于简化程序的考虑，取消了“一个月的审查期限”。

我们认为婚姻关系以夫妻双方的感情为基础，夫妻感情有易变的特点，于一方或双方发生感情变化致婚姻基础丧失后，应当准予双方以协议离婚方式解除婚姻关系，但婚姻关系毕竟不同于财产关系，社会生活经验表明确有一部分当事人在达成离婚协议，并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之后，尚有改变离婚意愿而重归于好的可能，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了审查期限，致使婚姻登记机关在受理当事人离婚申请后只着重审查形式要件，并当场作出离婚登记，使部分当事人丧失了重归于好的机会。

三、离婚登记审查制度设置的具体要求

（一）关于审查期限

关于离婚登记的审查期限的时间长短问题目前存有争议，到底时间应该长点还是短些？笔者认为，时间期限的问题既应防止轻率离婚（给予当事人相对充足的冷静时间），又要保障离婚当事人双方的离婚自由（不能久拖不决，否则也会造成弱势一方受到伤害，如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因此，综合决定应设置在1到3个月之内。

（二）有关审查的内容

这里还有一个争议是在审查期内到底应该是对形式要件的审查还是附加实质内容的审查？笔者赞同后者的意见，即形式和实质要件都要进行审查。按照我们目前的立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只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无论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的协议是否偏向一方或显示公允，只要双方合意一致，就予以登记离婚，在这个环节中，婚姻登记机关仅充当了一个工具或者公证的角色，未完全起到公权力干预的作用。

虽然民法的一个主要原则是自治，但婚姻关系的设立和解除并不像订立合同、解除合同那样简单，一个普通的婚姻关系既包含夫妻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也包含对他人的责任，尤其是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就会将无数的问题抛给社会，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虽然涉及个人权利义务，但也更具有社会影响性，因此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加以解决。落实到本文的审查内容上，就需要进行实质内容的审查，实践证明，婚姻登记机关虽不是司法机关，但从实践经验来看，他们更容易判别协议是否出自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公平，是否日后执行起来更容易操作。

参考文献：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1版

婚姻法的离婚条例篇8

［摘 要］在离婚登记中，民政部门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至多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法院以离婚当事人申请离婚登记时不具完全民事行为为由撤销离婚登记有害而无益。为维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判决驳回。为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我们可以考虑引入调解前置程序。

［关键词］离婚登记；精神状态；行政诉讼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03-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2［本刊网址］ http：//省略

相对于诉讼离婚，协议离婚程序具有简便快捷、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的优点。然而，近年来，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的过程中却频陷“精神病门”。协议离婚之后，一方当事人或其父母以离婚时该方身患精神病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撤销民政部门颁发的离婚证，这样的事情已屡见报端。2009年1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件特殊的案件。原告赵某与第三人刘某于2009年7月1日协议离婚，并在金水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8月19日刘某和他人再婚。12月28日赵某父亲以赵某离婚登记当天身患精神病为由诉至金水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该离婚登记。与以往案例不同的是，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已再婚。因此，一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判决撤销的法律依据就是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在以往的案例，法院多是判决撤销离婚登记，本案中第三人的人着重强调了第三人已再婚的事实。假如刘某没有再婚，则本案的结果很可能也是判决撤销。判决指出：“本案中，原告赵某、第三人刘某在办理登记时提供的材料符合规定，双方也签署了离婚登记声明书，被告已经尽到审查义务。原告后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其申请离婚登记不符合受理条件，但鉴于婚姻登记属于对特定人身关系的确认，而第三人已经又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不能直接恢复，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离婚登记不妥。但离婚双方可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

一、审查义务，形式抑或实质

民政部门对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审查义务？如果有，则该义务究竟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有人主张民政部门对此负有审查义务，且负有实质审查义务。也有论者认为民政部门对此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我们以为，民政部门是否有义务审查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可以争论的，即便是我们确定民政部门有义务审查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该审查义务也只能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

根据《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民政部门需要审查的是离婚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民政部门恐怕不能要求离婚当事人提供证明其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除非申请司法鉴定，离婚当事人也难以提交令人信服的证明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在司法审判中，法院都极少会主动要求当事人提供此类证据。虽然《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民政部门应询问离婚当事人相关情况。但是民政部门又怎么好主动去问离婚当事人有没有精神病？如果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询问当事人有没有精神病，当事人还不说工作人员自己是精神病？即便不考虑这一点，试想有哪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甚至当事人自己很多时候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精神病？无可奈何之下，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也只能通过察言观色来大致判断离婚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因此，要求民政部门对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实质性审查无疑是“赶鸭子上架”，有点强人所难。

《条例》第十二条中的限制在实际操作中意义不大。一个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靠察言观色就可发现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是否知晓去办协议离婚是很可疑的，而一个还知道申请协议离婚登记的人，其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并非精神疾病专家，焉能辨别。因此，该条中的限制规定，我们只能作以下理解：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发现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精神状态不正常，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不得受理。而法院在后续的行政诉讼中也不宜以此为由而判决撤销离婚登记。这对民政部门而言欠缺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权力，也没有专业能力去做该项判断，但却不得不对此承担责任。

二、行政诉讼，驳回抑或撤销

当然，法院不宜以此为由而判决撤销离婚登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需从离婚协议和离婚登记说起。“夫妻离婚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解除夫妻关系的内容；二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部分协议还会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补偿、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的内容。”夫妻离婚协议是数个身份法律行为的集合，解除夫妻关系的协议为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为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且后者的效力附随于前者，形成行为不生效，附随行为亦不生效。前者为要式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离婚登记的效力仅仅及于解除夫妻关系协议这一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而并不及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等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前文提到的金水区法院的判决实际上也是持这一观点。虽然法院并没撤销刘某和赵某的离婚登记，但却认为双方可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倘若登记的效力及于双方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的协议，则离婚登记撤销之前，无有另行处理之说。如前文所述，民政部门对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无法履行实质审查义务，对于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同样如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张民政部门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须进行实质审查，但对离婚协议却只要求形式审查。倘若当事人双方有意隐瞒财产或子女状况，民政部门如何进行实质审查？倘若认定离婚登记的效力及于双方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的协议，民政部门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若一方当事人据离婚登记向民政部门主张权利，则民政部门如何应对？

当事人申请撤销离婚登记，其目的或是不能实现，或是与之无关。申请撤销离婚登记，其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其一，恢复夫妻关系；其二，重分财产或争夺子女抚养权。第一个目的在现实中其实非常少见，大部分此类案件中原告的目的都是重分财产，争夺子女抚养权。《条例》第十四条：“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复婚登记。复婚登记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因此，为了恢复夫妻关系，只要双方自愿，自可到民政部门申请复婚登记即可，无需再申请撤销之前的离婚登记。假如一方试图复婚，而另一方并不同意，则申请复婚自不可能，即便是以撤销离婚登记的方式恢复夫妻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强扭的瓜不甜，两人徒有夫妻之名，无有夫妻之实。我们且不说当事人在申请离婚登记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对方精神状态不正常，如果一方隐瞒了对方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事实而去申请协议离婚，也就表明当事人之间的夫妻感情没有走下去的必要，通过撤销离婚登记去维系没有真感情的婚姻已没有必要。另一方完全可以再到法院离婚。虽然第一次离婚诉讼法院可能不准，但第二次诉讼法院一般都会准许。绕了一大圈，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最终把球踢给了民事审判庭，白白浪费司法资源而已。如果为了重分财产或争夺子女抚养权，因为离婚登记的效力并不及于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部分协议，所以当事人无需申请撤销离婚登记，直接向法院即可。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法院也不宜撤销此类离婚登记。离婚之后，任何一方都可能再婚。这就会出现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按照行政法的一般原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离婚登记一经完成，理论上离婚当事人马上就可以和他人再婚。本文所引案例中的刘某即在离婚之后很快再婚。倘若法院撤销刘某与赵某的离婚登记，就会出现刘某同时有两个婚姻关系，两个妻子的尴尬局面。与刘某再婚的妻子的利益法律将如何保护？法律总不能以拆散一个新的婚姻为代价而去徒劳无功地挽救一个已死亡的婚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删除了本条。《民事诉讼法》禁止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申请再审，《婚姻登记条例》剥夺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协议离婚登记的权力，都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因此，法院虽不能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也应根据该条之立法精神判决驳回。

三、防范控制，事后抑或事先

行政诉讼虽然是防范行政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作为一种事后控制，却远非万能。在某些领域，行政诉讼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益。离婚登记即是一例。如前文所述，一旦离婚，当事人即可再婚。因此，此类事情一旦发生，再追究责任已意义不大，再想补救已无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加强事前控制。如何加强事先防范控制？我们认为可考虑引入调解前置机制。

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一些优点同时也是缺点。比如简单、快捷，同时也可能意味着草率。法律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必须先行调解。《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却未提及调解。只要当事人愿意，可当场发给离婚证。当事人脑子一热，离婚，而民政部门则是当场登记，无形中成了助长草率离婚的帮凶。

协议离婚登记程序引入调解前置程序，以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调解为申请协议离婚登记的前提，可收一箭双雕之效。它既能减少草率离婚，又能减少精神病人进入离婚登记的可能性。相对于民政部门，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与离婚当事人更为熟悉，对其情况了解更多，调解过程中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更多，可更好地了解当事人的精神状态。

引入调解前置程序，正好可以2010年《人民调解法》为契机。根据该法第八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就由居委会、村委会设立。而婚姻家庭纠纷也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对象范围之内。只要修改《婚姻登记条例》，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列为协议离婚登记的前置程序即可。

参考文献：

［1］禹超颖．离婚登记的法律分析［J］．法制与经济．2009（7）．

［2］邹双卫．论意思瑕疵对离婚登记效力的影响［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

［3］许莉．离婚协议效力探析［J］．法学论坛，2011（1）．

［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离婚登记行政案件的审理原则［J］．人民司法，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