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法范文

时间:2023-11-08 22:23:54

世界贸易组织法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1

人们难免会问:WTO司法机制怎么能做到这点呢?要解破这个谜,先要对它的司法基本特征,作一点解剖与评述。

一、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管理进行的独特司法制度。

这个其名称不同于法院体制的司法制度,是GATT经过40余年实践,历经经济贸易与法律的连结、碰撞、排斥、交融而逐步结晶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独特的形式或外表,却是适应经贸特点的司法制度。按GATT第23条规定,如争端当事双方,经外交协商解决不了纠纷,“得将问题提交缔约方全体。缔约方全体应迅速调查向之提出的任何这类事情,并向它认为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者在适宜时作出裁决(ruling)”。这段条文虽有一定的含糊性,但其中的司法或准司法因素则是显然的。GATT刚起步时,确有缔约方全体开会时由会议主席当场拍板,作出裁决的情况。然而,解决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当然不能靠这种简单办法处理。于是,缔约方全体先是委托一个“工作组”代行这个职权,进而发展成由第三方(排除当事方)常驻GATT代表(具有丰富经贸知识的外交官)以“专家”身份,组成了3一5人的“专家组”(Panel)执行纠纷的解决。专家组提出的“报告”要经GATT理事会通过,始为有效。在历史上,对外贸易属一国外事范围,而这些“专家组”成员作为经贸世界外交官,在传统上对法律人士持有较深成见,认为法官、律师等头脑死板简单,处理不好复杂的经贸事务和纠纷,因此对法律专家进入“专家组”持排斥态度。美国著名GATT/WTO专家R.EHudec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评述。近来又有两位学者在合写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很中肯的评说:在GATT时期的“专家组〔裁决〕报告里,很少能找到引用GATT法方面权威公法学家著作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GATT的外交传统。现行基本是司法制度的东西却起步于一种外交性质的”调解“体制。GATT时期的外交官们多年来是反对把”调解“换成法律诉讼的。公法学家的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很少能引起这些‘GATT行家里手们’的重视”。

直到单靠“调解”造成GATT纲纪废弛,濒临解体时,1973-1979年东京回合才被迫扭转这种局面,重开“法律诉讼”之门,专家组也开始引入法律专家。进而在GATT秘书处设立“法律司”,负责拟定专家组报告。用杰克森教授的话来说,GATT的运转才从“权力型”(power-oriented)转入“规则型”(rule-oriented)的轨道上来。

WTO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如虎添翼,设置了两级审理制,在专家组之上加了一个“上诉机关”作终审。这个常设的上诉机关不设“法官”,只有任期为四年、具有经贸与法律知识的权威人士,称为“成员”(member)。其权限却只限审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解决争端谅解》(简称DSU)的第17条)。上诉机关这种鲜明的司法色彩,给WTO争端解决制度穿上了“司法机关”的外衣。现在人们只要打开WTO专家组的,尤其上诉机关的案件“〔裁决〕报告”,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法院判决的气息与风格。不论在WTO条文的解释、演绎、推理和逻辑结构上,还是在大量引用国际法各种“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案例和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诠释条文含义方面,全都是一派典型的司法风光。难怪朱榄叶教授在他的新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中惊叹说,“当我读到一个报告时,不禁为专家组与上诉委员会那逻辑严密、精辟的分析所折服”。在一个个与一般法院判决并无二致的WTO案例报告面前,不知原先坚持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判案“不是司法性体制”的学者,又作何感想。

GATT/WTO体制是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由经贸乃至财会(当案性需要时)方面的专家和法律专家联合组成“专家组”,与普通法系各国“陪审团”制度可以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司法独立的新尝试

《建立WTO协定》第4条“WTO的机构”第3款规定:“总理事会应随时开会,以履行《解决争端谅解》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关’的职责。‘解决争端机关’要设自己的主席,并制定它认为履行此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解决争端谅解》第2条第1款规定:特设立“解决争端机关”(DSB)以执行本〔谅解〕规则与程序……据此,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关的报告,保持对裁决与建议的监察与执行,批准各涵盖协议规定的中止减让及其他义务“。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解决争端机关(DSB)的组成人员,虽与总理事会相同,但它的职责在自设主席的主持下,几乎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理事会,决非总理事会的下属机构。WTO秘书处出版物中的图表也是把DSB与总理事会平行排列的。

DSB的职责限于组织与监督工作方面,司法裁决的全权几乎都独立地掌握在专家组与上诉机关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独立的味道更是浓厚。

三、WTO司法体制的一大突破:自动管辖权(Auto-jurisdiction,也可译为“自动审理权”)

传统的国际司法制度有个重大“缺陷”;不经当事国同意,审判单位就无权审理。从1920-1930年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院到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其组织章程(《规约》)中都有这条制约国际法院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规定,成了这类法院执法中的严重阻碍。但它却很有理论根据:“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反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因为是最高权力,必须由当事的国家(不论作原告还是被告)都同意打某场官司,国际法院才能审。GATT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断案,基本上也是沿袭这个体例。从设立专家组,专家组组成人员与职权,到适用法律等,均要经过争端当事方协商达成一致。专家组报告一般要经过GATT理事会以“共识”(consensus)方式通过。这就是说,争端当事方有否决权,只要一方(一般应为败诉方)坚持反对,专家组裁决就不能生效。然而,GATT专家组又为什么能裁决那么多的案件,甚至其中有些是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案例呢?据曾亲临其事的GATT/WTO专家R.E.Hudec教授说,“尽管有这种否决权,但曾形成一种强烈的传统,争讼双方不得阻止反对自己的诉讼……败诉方可以唉声叹气,可以抱怨,但不得阻止对已不利的裁决的通过”。当然,靠这种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终归是不能持久的。一旦败诉方觉得有损本国重大利益,否决之刃就会出鞘。1991和1994年,美国两度否决了两个“金枪鱼案”专家组裁决报告,阻挠理事会通过,就是个例子。

对这个具有一定致命性的管辖权关卡,WTO取得了跨越历史性的突破。它采取了自动(或叫“准自动”)管辖的制度:对设不设专家组,专家组成上诉机关的裁决报告经DSB批准这两个关口,一律在DSB会议上采取“反向共识”法自动通过。用DSU规则的话来说,“除非在DSB会议上以”共识“(consensus)方式决定”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这就是说,只要当事一方(一般应为胜诉方)不在DSB会议上正式反对“不设专家组”或“不通过〔裁决报告〕”,专家组就自动设立,裁决报告自动获得通过。对此,我在《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一书(第464-468页)已有详细评述。

一般认为,WTO司法制度中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突破,是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WTO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有较严格的限制:只审贸易争端的案件,适用法律一般限制在WTO“各涵盖协议”范围内。

“各涵盖协议”(coveredagreement)指DSU附件1所列协议。包括《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定,IB服务贸易总协定,IC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解决争端谅解(DSU)),一般称作“WTO法”。

一般说来,专家贸易官司这点比较容易理解,而将适用法律限制在WTO法,则争论较多。

1.广义论

有些学者认为,WTO司法可适用的法律,可类推适用《国际法院规约》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第38条第1款。该款规定:

“法院的职能是依照国际法裁决对立提出的各种争端,应适用:

a.一般或特殊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规则,凡其为争端国明确承认者;

b.国际习惯,凡作为惯例已证明被接受为法律者;

c.一般法律原则,凡其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d.在遵守第59条的条件下,司法判例和各国水平最高的公法学家的学说,作为确认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这些学者认为WTO“各涵盖协议”属于(a)项中“特殊国的条约”,是WTO解决争端要适用的“基本的法律渊源”,一切法律分析的起点。“但是这些条文也只是‘首先’要适用的,并未列举完WTO解决争端中潜在有关法律的渊源,而〔《规约》〕第38条第1款的所有规定,正是潜在的法律渊源。”

2.狭义论

另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引用了DSU第3条和第7条。这两条的有关规定是:

“WTO解决争端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中心环节。各成员方认识到,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中心权利与义务,并用按国际公法对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DSB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第3条“总则”第2款)

1.…专家组有下列职权:“按照(争端当事方引用的涵盖协议名称)中的有关规定,审理(当事方的名字)在…文书中向BSD提出的事项,并做出有助于DSB按该协议中提出建议或作裁决的规定的裁定。”

2.专家组应指明任何涵盖协议或争端当事方引用的协议的有关规定。“(第7条)

从以上条文中看持此主张者,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WTO司法机制与一般具有综合执法职能的一般法院(如海牙的国际法院),毕竟不同。“如果DSB能适用来自其他国际法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条文〕的文字岂不荒唐!”他们还列举了1998年的“欧共体影响禽产品进口措施案”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关认为:WTO成员之间达成的双边“油料籽协议”构不成WTO法,专家组不能适用,但可作为解释WTO法的辅助手段。同年的“阿根廷影响鞋、纺织品、服饰及其他物品进口措施案”中,上诉机关也认为: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协议不能修改其WTO义务,是不可直接适用的法律。当然,各涵盖协议条款中明文提到的非WTO法的条约或国际协议,如“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中多次明文提到的《巴黎公约》(1967),《伯尔尼公约》(1971)《罗马公约(1961)》等,DSU第3条第2款明文提到的“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指1969年《维也纳条约公法》第31,32条),自然是可以直接适用的。

持此主张者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DSU条款有“DSB(包括专家组与上诉机关)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严格界定。但是,是否由此可得出结论说,WTO司法机制是一个只限于适用WTO法的自成一统的“封闭型体制”(closedsystem)呢?这是值得讨论的。

3.WTO上诉机关的“兼容并蓄”。

WTO上诉机关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似乎兼容并蓄,汲取了上述两者的优点而避免了各自的缺点。在上诉机关走马上任裁决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标准”案里,讨论如何“按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时,开宗明义说了一句话:不能把WTO法“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clinicalisolation)理解”。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却道出堪称为“至理名言”的警句。WTO法原本就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部门;它与国际法既有共性,也有它自身作为国际经济贸易法的个性。我在“WTO与国际法”论文就曾指出,由于“WTO条约群规定的是国际法规则”,“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基本知识”是无法准确理解的。

正是这个不能把WTO法与一般国际法割裂开的指导思想,使WTO上诉机关为WTO法引来了一泓清泉,使一般国际法这个内容富有的“水库”中的水源能汩汩不断地流入到WTO法之中,成为解释,理解,发展WTO法用之不竭的“法律渊源”。那么,上诉机关怎样架起沟通一般国际法中的非WTO法与WTO法之间的桥梁呢?这座桥的设计是从“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悟出的。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解释”的第31条规定说:

“1.条约应按照该条文用语在上下文中的正常含义,参照该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尚有…(c)适用于当事方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

先撇开第31条中整个“习惯规则”(我将有另文专门讨论)不说,这个第3(c)款中关于适用于当事方“国际法规则”不恰是联结WTO法与一般国际法的一条通途吗?这里的“国际法规则”是个有十分广泛含义的概念,按《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表述的渊源即: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判例以及公法学家的著作,都是“国际法规则”的法定组成部分。

这就表明,WTO上诉机关为专家组和它自己在判案中可适用的法律,界定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可直接适用的法律是WTO法(“各涵盖协议”的条款等);第二个层次,按作解释的习惯规则,即以《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四个项目(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公法学说和判例)为渊源的国际法,作为司法解释的资料。对这第二个层次,现已有专门术语“interpretativesources”(解释用的渊源)。

4.解释用的渊源

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关裁决报告里,人们到处都可看到解释用的渊源的广泛应用。例如在1998年“海龟案”的上诉机关报告里,这种“渊源”简直辅天盖地,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司法解释风景线。在该案中,原告(印度、泰国等)认为“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指矿产品等有限资源,而不包括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上诉机关在反驳这种论点时,使用起“解释用的渊源”来,可设浑身解数。首先,它引用了联合国国际法院1971年在“对纳米比亚(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的一句被尊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话:“条约中所含的概念‘在定义上,是演变的’”(bydefinition,erolutionary),指出“第20条(g)项这个普通用词”天然资源“的内容或所指,不是‘静止’的,其定义是不断演变的。因此应当指出: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中常提到的天然资源包括了活的和死的资源。”并接着引用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关于“专属经济区”规定中“沿岸国在专属经济区内(a)对海床及其底土,和上覆水域有探查、看护与处理天然资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的权利。”进而,它又引证了一批国际环保条约和案例,诸如现有14个国家为其成员国的《濒危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其附件1中就把七种海龟列为濒危物种和可用竭的资源。案例则从GATT时期1983年的“美国禁止加拿大金枪鱼及其产品进口”案,互1996年WTO上诉机关第一个判例“美国石油标准案等一系列案件这些判例都持第20条(g)项中的”可用竭天然资源“包括活的物种。尤其应指出的是,在讨论该第20第的”引言“部分时,上诉机关指出:”第20条的引言实际上是善意原则(principleofgoodfaitn)的一种表述。而这个原则兼属各国控制行使的一般法律原则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并进一步引用著名国际法学者郑斌教授的名著《国际性法院与法庭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话,指出“凡所行使的权利‘侵犯了条约本身一个成员的条约义务领域时,就必须采取诚信(bonafide)态度,即合理地行使’(单引号内的郑斌书中的话)。一个成员滥用其条约权利,导致破坏条约其他成员方的条约权利时,这种行为就违反了该成员方的条约义务”。充分适用这些“解释性的渊源”,使得整个裁决报告论证推理十分严谨,而且富有创意,生动活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五、WTO司法机制的“缺陷”

WTO司法机制中有两个人皆共知的“缺陷”。所以把缺陷打上引号,是考虑到当年制定DSU时可能是有意作为独有特征而不认作缺陷的条款。

第一个缺陷是审案过程是保密的(DSU第14条),不公开不透明的。这与一般应公开进行,以利公众监督的原则不同。所以规定保密,目的似乎很简单,鼓励“私了”-即在任何时候都给予当事方经过协商或调解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这个精神贯穿于DSU整个条款之中。

第二个缺陷是上诉机关缺少一项重要权力,即一般上诉法院都具有的“驳回重审”(remand)权。DSU规定上诉机关职权时,只说“上诉机关得维持、修改或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和结论”(第117条第13款)。为什么作此规定,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原因不详。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2

    国民待遇是原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随着原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全盘接受,国民待遇原则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贸易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诸方面。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下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原关贸总协定相比扩大了很多。事实上,即使仅就货物贸易而言,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与原关贸总协定有截然的区别。例如,在原关贸总协定下,国民待遇原则仅适用于总协定规范的内容。在新的贸易体系内,除关贸总协定外,国民待遇原则还适用于农产品贸易、纺织品贸易、卫生与植物卫生、进口许可证程序、海关估价等诸方面。本文将通过比较原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分析在乌拉圭回合制度下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从而透视新体制下国民待遇原则对国际贸易及列国法律和制度的影响。

    

    一、关贸总协定时代的实践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持将国民待遇条款列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第三条。关贸总协定第三条并不禁止缔约方就产品的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征收税务或费用,或是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范。但是,任何缔约方均不得通过实施与前述诸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措施而向“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为了达到前述目的,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来自于一成员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成员领土时,后者不应对该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其向同类的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进口成员在进口时以及进口地点对外国产品征收的税费。 这就是说,如果进口成员以进口税费为名对进口产品实行歧视性待遇,则该税费应被视为国内税从而应给予外国进口产品与同类国内产品相同的待遇。同时,各成员亦不应对进口产品通过任何与第三条第一款的原则有抵触的办法实施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第三条第二款本身亦规定了例外。如果地方政府关于国内税的规定从技术上看可能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的文字规定但并不违反其精神,并且如果撤销相关的地方税将给相关地方政府和当局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则相关成员不需采取措施取消相关国内税。 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第十二款要求各成员采取一切可能的“合理措施”保证其领土内的地方政府和当局执行该协定的规定。

    简而言之,无论是在制度上、法律上,也无论是以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法,任何成员都不得给予同类的国产品以优于进口产品的待遇,条件是相关待遇或与之相关的实施方法是为了保护国内生产。例如,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条款并不影响成员在国内运费方面对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实行差别待遇。假如相关成员通过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或命令实施差别运费,则该差别应“纯系基于运输工具的经济使用而与产品的国别无关”。 关贸总协定禁止的其他违反国民待遇的事项包括要求产品含有一定比例或数量的国内原料、部件,或是将前述数量或比例在不同的国外供应商之间进行分配。 然而,何为与进口产品同类的国产品呢?根据关贸总协定附件九,这首先要看两者是否有直接竞争关系;其次要看两者是否为可替代产品。 只有当进口产品和国产品有直接竞争关系或为可替代产品时,该两种产品方为同类产品。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如何解释会经常引起争议。

    关贸总协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历来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基于此,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第九款明确指出,就产品“规定国内物价最高限额”,对出口成员的利益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实施物价最高限额的成员,应考虑出口成员的利益,以便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出口成员造成损害。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关贸总协定第三条主要是针对成员国内的流转税和其他费用的征收。从原则上讲,只要这些税负和规定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同样适用,成员的征税和征收其他费用的权力并不受到限制。按照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以及进口产品间实行不同的待遇应主要是基于相关产品的类别不同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各成员对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对进口产品给予不同于国内产品的待遇实践中尚有许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各成员在对第三条的理解上有分歧。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关贸总协定没有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机构对国民待遇条款进行解释加剧了各成员在对第三条解释上的分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原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关于国民待遇条款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国内税负方面,主张区别性国内税收并不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定的缔约方往往以产品不属同类为依据。然而,到底何为同类产品,关贸总协定亦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具体规定。

    在博卡特.范德伍公司对美国政府诉讼案的判决中,美国政府对进口杜松子酒所征收的税是以每加仑酒作为征税的单位,而不是以每加仑酒所含酒精的剂量为单位。美国法院判决此种规定并不违反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第二款。 事实上当时美国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对酒征税,国产杜松子酒的税是按每加仑酒的酒精含量计算,即以纯酒精的含量多少作为征税的基础,对进口杜松子酒的税则按酒的计量征收,即不是以相关酒的纯酒精含量作为征税的基础。而美国对国产和进口杜松子酒在税负方面的区别待遇是根据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对酒精含量高的酒应以加仑纯酒精为征税单位,对酒精含量低的酒则应以加仑酒作为征税单位。法院认为尽管关贸总协定规定缔约方在国内税收方面不得对同类的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加以歧视,但它并不禁止缔约方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同类产品征收不同的税务以及对不同类产品实行不同的征税方法,包括计算税负的方法。因此,美国法院判决美国政府的前述作法并不违反关贸总协定的义务。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大部分的进口酒均为酒精含量低的酒,国内生产的则为酒精含量高的酒。这样,法律规定的对低度酒的征税标准事实上只适用于进口产品,而法律规定的对高度酒的征税标准仅适用于国产酒。其结果是,法律上对进口产品和本国同类产品征收相同税负的规定等于形同虚设。通过法律规定对酒精含量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税负便事实上成为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实行歧视性待遇的法律根据。而美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也未对相关产品的配料、成份、生产程序及用途等加以分析就判定上述两种酒为两类不同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法院的判决一公布立即招致许多批评的原因。但批评是批评,国际社会对此也束手无策。而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发生在美国。

    关贸总协定生效后的十年内,缔约方间的许多争议都涉及国民待遇条款。1954年,意大利政府指控希腊政府对进口人造纤维课以百分之十至二十二的奢侈品税,然对类似的国产品则免征奢侈品税。意大利政府认为这种歧视性待遇构成对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违反。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3

trips协议并无条文直接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 但协议中却有条款明确规定了在哪些特殊场合,“有过错”方才负侵权责任或无过错就不负侵权责任。较典型的,一是第37条(1款), 即有关对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文;另一是第44条(1)款,即对进口、 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所作的规定。

从逻辑上讲,如果trips 主张认定侵权的总原则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方负侵权责任),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再专门在有限的几处点出无过错则不负侵权责任(如37条、44条那样)。既然有专门点出过错责任的条款,就应推断凡未点出之处,均暗示着“无过错责任”(即只看侵权事实、不看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例如,无论从trips第11 条增设的版权保护、第16条1、3两款强调的商标保护、第28条开列的专利权排他范围,均得不出“有过错方构成侵权”的结论。

但由于对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归责问题,在中国一直有争议,上述推论就很难被一部分人所接受了。

中国民法理论界过去一直从解释《民法通则》第106条出发, 基本无争议地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着过错责任原则。只是从1996年底开始,理论界对这种解释才真正提出质疑并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应当明确指出的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无过错责任”论者,从来没有坚持过在知识产权领域要全面适用“无过错责任”。对于“在线服务公司”这种新服务提供者、对于在某些侵权活动中被追加的第三者、共同被告或间接侵权人,“无过错责任”论者依旧认为他们只应负过错负任。而“过错责任”论者,则始终认为一切知识产权的侵权,均只有具备“过错”方可构成,只存在“过错责任”。因为这是从传统民法理论的所谓“侵权四要件”顺理成章地推出的。这种传统理论认为,除《民法通则》中点出的几条例外之外,一切行为若被认定为侵权,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侵权事实;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实际损害(也有的著述表述为“加害行为与所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1996-1998年,亦即讨论的开始阶段,“过错责任”论者一直坚持上述传统理论,即只有四要件具备,才构成侵害知识产权。不过在讨论过程中,一部分人渐渐看到了以“侵权四要件”来认定侵权,在实践中多有说不通之处。于是有人提出了“认定侵权无须看有无主观过错;判定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要看有无主观过错”。以这种方式解释“过错责任”,比传统的“侵权构成四要件”理论在知识产权执法实践中应当说是进了一大步,也显得更可行一些,但在逻辑上仍有值得研究之处。因为,这种解释,等于说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侵权的侵权人,并无侵权责任可负。这在逻辑上似有不通。

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以侵权中的“赔偿责任”这一点,代替了侵权责任的全部。侵权责任决不仅仅包含赔偿责任。被侵害人到司法机关诉侵权人,也决不仅仅要求损害赔偿。他们会首先要求司法机关认定自己是权利所有人,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活动(例如中止生产或查封其生产线等等),封存或没收、销毁其侵权产品及直接用于侵权活动的物品,然后才是要求损害赔偿。有的原告,甚至只要求停止生产、查封生产线及销毁侵权物就够了。可见在权利人看来,侵权人应负的侵权责任,不仅仅是赔偿,而且首要的并不一定是赔偿(当然,“赔偿”对多数权利人又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认为侵权责任仅仅是赔偿责任,有以偏盖全之嫌。而且,在诉讼中,侵权人往往是将“物上请求”(认定权利归属、停止侵权等)与“债权请求”(即损害赔偿)一并提出的。如果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债权请求”上,仅仅要侵权人相应负赔偿责任,就是“舍源逐流”或“舍本逐末”了。那就会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制裁侵权,也不可能制止侵权活动的继续。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 大量条款却对停止侵权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它要求各成员着眼的“侵权责任”重点在何处,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过去的立法中,也并非没有“赔偿”之外的、无过错者应负的侵权责任的概念。 例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段第2句话即是。无过错的持有者,必须销毁(自己花钱买来的)软件。虽然可能只有一件,非常微不足道,但毕竟是要求持有者负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至于传统民法理论所称一切侵权的认定均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无损害即无责任”(注:见《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等等。这些适用到知识产权领域,麻烦就更大了。在多数外国似未见到采用这一要件的知识产权立法。在中国,若适用这一条件,现有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恐怕都要重新起草。例如,专利法中规定专利权人享有“制造权”这一条,在多数场合就无法适用“实际损害”这一要件。未经许可的制造者如果仅仅处于制造他人专利产品这个阶段,而尚未推向市场,即未出售(也就是尚未侵犯到专利权人的“销售权”),则在大多数场合不可能对专利权人造成什么实际损害。按照过错责任的这一构成条件的要求,专利法中的使用权与销售权是必要的,“制造权”则是无意义的了。因为权利人若无法证明他人的制造行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损失”、他指对方行为“侵权”就不能成立。

1999年,北京法院真的碰上了这样一个实践与传统民法“理论”冲突的案子。一个非商标权人的库房里存放了上百个带有商标权人商标瓶贴的酒瓶(商标标识是真的,不是非法印制的),商标权人很清楚该存放人制造不出正牌的酒,肯定下一步是装上假酒出售。但由于存放者还没有装,还没有出售,亦即没有对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害”,法院就无法认定存放者为侵权人,无法没收其带商标的酒瓶。必须等到该存放者走了下步,把装上假酒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了,其“侵权”才能被认定,才能对其采取措施。而商标权人最担心的正是这种结局。因为假酒一旦上市,就砸了真酒的牌子。日后虽可能通过法院判决的宣传,将自己的声誉作一定程度的挽回,但“复水再收岂满杯”。肯定在一部分消费者中,仍会留下“某某名酒在市上有假酒混杂”的印象,大大影响其真酒的销路。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4

一、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经济法治互动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自从人类社会进人文明社会以来,各国就不断努力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各国的活动范围尤其是经济活动范围逐步从区域走向整体,从国内走向国外。巧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卯年代这种全球化融合的过程呈现出了一种加速度的态势,或者说进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时期。随着原来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世界市场,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卷人到国际市场的密网中,逐步形成了生产经营跨国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科技与产业梯度扩散化态势。当今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正如约翰·邓宁所断言的,“除非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1〕“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世界贸易组织首任总干事鲁杰罗语)。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以国际政治多元化和国际经济多元化为基础,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全部方面和全部过程的庞大体系。

(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的全球化首先是贸易的全球化或者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消除种种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这对于由于自身缺陷的存在而难以有更大作为的关贸总协定而言,已经难以适应进一步有力、有效推动贸易自由的需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催生了世界贸易组织替代关贸总协定而成为“世界上唯一处理国家(单独关税区)与国家(单独关税区)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2J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推动世界贸易量进一步增加,到1998年,全世界的商品进出口总额为54148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3263亿美元,二者之和占当年全世界GDp总额288622亿美元的23.4%。阁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而这又将有力地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处境中的应对措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带给各自的利益也是不均等的。

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可能受到威胁,而且在政治、文化方面也有可能处于被“西方化”的不利境地。(4)同样,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机制平等与公正的有限性,贸易自由化的不平衡性,甚至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削弱等消极影响。[5]因此,我国必须积极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趋利避害,迎接挑战,作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战略选择。以积极的态度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从被动地适用规则到主动地参与制定规则,从消极地防御侵害到积极地保护自身利益,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弱势群体到有效抗衡力量的形成,正是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作出的应对措施和正确抉择。逃避退缩是没有出路的,积极融人和发展才是正途。正如小平同志所言,“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6J因此,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融人国际贸易体制的进程。1984年l月17日,中国成为《多种纤维安排》的签字国,接着中国成功地参与了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委员会”和“纺织品及监督机构”的活动。1986年7月ro日,中国通知关贸总协定,希望恢复其缔约方地位,并愿意就成员资格条件重新谈判,自此中国踏上了复关、人世,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征程。

二、市场经济或经济市场化—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经济法治互动的经济基础

(一)市场经济或经济市场化改革—世界自由贸易体制运行的经济基础。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拥有140多个成员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其内部成员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法治传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是客观的、明显的。但是,能够维系和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共同基础首先是为所有成员所必须坚持和奉行的经济市场化。市场经济或经济市场化改革构成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运行的经济基础,也成为了申请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前提条件。现在,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中仅有30多个国家实行的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其大多数成员都处于经济市场化改革转型阶段。

所谓经济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国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川着眼于市场化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互动,它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保障的过程。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既包括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前者是个人行为独立化的前提,后者是自由支配自身和自己时间的基础。市场化就是要使这些权利逐步完整,变成真正可实施和可让渡的权利。只有这样,自然人和法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相互之间的交易才能是自由人的自由交易。因此经济自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交易也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则,其对立面就是强制和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市场化,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8]

(二)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通向繁荣之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加人硒了0之前的中国,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处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位置,形成了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行政组织结构。从基层企业到各级主管部门,自下而上,层层对上负责,又由上而下,层层监督管理。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企业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来决定;物质产品的分配以及对劳动者的激励方式也由中央统一规定等等。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完全理性、信息充分等理论假设与现实生活实际情况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了成本与效益的脱节、供给与需求的分离,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不能发挥作用,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缺乏创新和激励,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一种低效益、低层次的运行状态之中。长期以来的社会经济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通向繁荣之路,尽管市场经济也存在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但与计划经济和其它体制相比,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优的制度选择。因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成为了推动中国起始于1979年的经济转型、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三)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差距首先是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现在,看起来世界贸易组织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追求市场经济的独立倾向。”[9]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市场来进行社会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不是通过计划或其它方法。市场化离不开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其重点应该是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因为市场制度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市场参与者之间互动和博弈的结果,其中,一方面是人们对某些一般规则的普遍遵从,另一方面是个人对情势的调适,但规则遵从比个人调适更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地位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而市场交易只能是互利基础上的“一致同意”和等价交换,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意志强加和无偿占有,即在市场交易规则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因此,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和歧视,确立平等参与、契约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就是市场运行法治化的过程。

加人确叮0前的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市场化改革仅仅20余年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方面,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相差甚远,甚至是根本背离的。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直接关系着中国复关和人世的进程,也直接关系着我国融人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规则是统一的,达不到规则要求,不按统一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同场比赛,同台竞争,只能当“观众”。

三、经济运行法治化—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经济法治互动的法律基础

(一)经济运行法治化—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有序运行的法律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构成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经济基础一样,经济运行法治化也构成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核心的世贸规则体系,实质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法律规则跨越地域边界,着眼于资源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国际化、全球化的产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贸易组织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包括非歧视待遇、透明度等原则在内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在这一规则体系中,非歧视待遇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原则。国民待遇要求成员国在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时不存在差别待遇,据此外国公司可以享有国内公司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和便利。在国内销售方面,进口货物必须得到至少同国内生产的货物相同的优惠待遇。如果某一成员方作出了服务贸易方面特定领域的承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该服务领域。所有背离这一原则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只有符合特定的法律程序才合法,并且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政府限制逐步减退的原则。最惠国待遇则要求在对待其他成员国上不存在差别待遇,据此所有成员都可享有任何一个成员所享有的贸易特权,即在贸易减让的授予方面,每一个成员方都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其他成员方。这是世界贸易体制的一个基础,是逐步建立国际统一市场的有效办法。“世界贸易组织制度最具体和巨大的利益在于它寻求保证市场开放并保持扩大市场准人的机会。”〔川这种巨大利益的获得主要取决于非歧视待遇原则的落实,离开了该原则的落实,任何成员所作的任何市场开放和市场准人的承诺都是无意义的。这也是制约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和核心。

月补胃透明度原则,其实质就是法律规则的公开性,旨在使各成员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对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2〕

从而防止和消除成员方政府的不公开行政管理造成的歧视待遇和由此给国际自由贸易带来的障碍,监督成员方政府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和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世界贸易组织三个多边贸易总协定、各专门协定都对透明度原则作出了明确要求,涉及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外汇管制等方面的一切政府措施,并且还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以促进各个成员方政府实施透明的制度。这与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重要特性即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原则相关,这一原则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世界贸易规则框架是一个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四个附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相应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的以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完整的法律规则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已不再是关贸总协定体制的简单延续,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广、规则之新和原则之变,是原来的关贸总协定难以期及的。〔’3〕世界贸易规则体系首先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目标,或者说消除各种自由贸易的壁垒,实现世界经济各国的贸易自由构成了世贸规则体系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参与贸易自由化的实质起点的差异,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是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导致的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衡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两极分化、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等严重后果。

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所涉范围从农业到纺织与服装、从服务业到政府采购,从原产地规则到知识产权等几乎所有经济法律领域,但要求成员方对其所涉内容的全部法律规则一揽子接受,而不能有所选择和保留,并且要求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工作完成时所有必要的立法措施均已到位。

3.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主要是以成员方政府

在国内施行的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或者说这些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而言的。据统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23个协议中有21个与政府有关。世界贸易规则主要义务的承担者是成员方政府,其约束的主要对象和被提出争议的主要也是政府。其宗旨在于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人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和透明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沁〕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其说是一国的企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倒不如说是一国政府加人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加人场丁0和全球化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是各国政府通过市场有效配置本国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是各国政府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能力和水平。一国加人wTo,政府必须正位。〔’6〕加人硒叮0后的社会前景取决于国家的政府制度设计,毕竟政府是国家最核心的治理者。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政府是一个开放、透明的政府,世界贸易组织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对老百姓、企业家的要求有回应力、负责任的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运转高效的政府,一个法治的政府。〔‘7]其中的关键和根本是政府市场、企业关系的合理化和政府运行的法治化,即政府权力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与经济之间保持距离,从过去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市场”政府转型,〔’8〕包括管理理念,政府职能的配置,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政府的运行方式的转型,并以现代法治代替政府钳制,实现政府与企业,个体之间的双赢,这将是政府在改革中要过的一道大关。现代法治的首要作用在于约束政府。如果政府行为不受制约,就没有经济自由,权力腐败、分配不均、经济缺乏活力,潜在的失业压力等等社会经济问题就无法最终解决,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下的市场经济。

4.世界贸易体制并不仅限于描述市场准人和竞争条件的实质规则,它同样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关注于实施与执行这些规则。〔‘”〕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并不仅仅满足于自由贸易制度规则体系的静态构建、同时还十分强调这一系列制度规则在每一个成员得到切实的贯彻和落实,并建立起了包括透明度、贸易政策评审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和措施来监督和保护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其他多边协定的实施和实现。一国的申请和加人也就意味着世界贸易规则在一国范围内的生效和实施。这不仅是一个涉及经济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保障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如何把世界贸易规则在一国国内实施包括立法批准、适用方式和冲突协调的问题。〔刻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个世界贸易规则体系与一国既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法律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因此,世界贸易规则的实施并不是一件简单地采用、扩展一个主宰性的法律制度并使其全球化的事。

(二)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

—场深刻的法治改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这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没有法治传统的中国而言,对其自身的挑战和影响是根本的和深远的。适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要求,在否定、修改或废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法律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将是一场涉及观念、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环节在内的深刻的法治改革或法治转轨的革命。

市场经济法治首先要求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法治基础,包括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的制度、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的制度、维护合同自由的制度、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恤〕因为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其中,市场主体资格制度要求独立、平等和完全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从而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依附、因所有制不同的身份差异的主体制度有着根本不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完整的财产权制度确定了市场主体与包括物、智力成果等在内的不同财产之间的特定关系,从而为广大市场主体能够参于市场交易和承担相应责任提供了物质基础的法治保障;合同自由制度则为广大市场主体之间进行自由的财产流转,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充分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国家的适度干预制度则是克服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市场行为和各种违法行为,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措施;社会保障制度则为化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竞争风险和各种不公平现象,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发挥着“减震器”和“安全阀”的作用。

市场经济法治还要求造就新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即公正自由的竞争法律秩序。这要求法律必须维护市场的统一性、自由性、公正性、竞争性和可控性。市场的这几个条件构成了市场能够发挥它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离开了市场的统一性,市场经济就会丧失基础;离开了市场的自由性,市场经济就没有了自己的灵魂;离开了市场的公正性,市场经济就会没有公平;离开了市场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就不能实现效率;离开了市场的可控性,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了-秩序可言。维护了市场就是维护了市场经济,维护了市场秩序的条件就是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

市场经济法治要求贯彻一系列新的基本法律原则,包括财产权一体保护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自己责任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经济民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弱者原则、维护社会正义原则、违法行为法定原则、适当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不同地区利益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高度概括了市场经济法治应有的价值追求和准则体系,掌握了这些原则也就掌握了市场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贯彻和实现了这些原则也就是贯彻和实现了市场经济法治。

市场经济法治还应是一个立法科学民主、内容完备,执法严格有力、没有部门和地区利益,司法公正、不受非法、不当干预,诚信守法、信仰法治、依靠法治,监督有效及时,各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法治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严重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法治的实现。

(三)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是对中国经济法治建设的严峻挑战。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着世界]乃人口融人以增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就业为目的而建立的基本体制之中。这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美国,其他工业化国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这一发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归因于谈判进程的缓慢。〔川但是,接受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首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建设要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而不是相反。具体而言,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2条有关加人程序的规定,接受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大意义上意味着中国接受世贸组织协定和其附件多边贸易协定。①这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没有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其挑战和影响将是深远的和根本性的,因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在制度和法治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世贸组织体制所要求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转变,将会影响并改变中国的整个法律制度,中国只有走向”法治“才能够在世贸组织中成功地取得成员资格”。〔23J

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经济法治互动的最终结局

(一)中国应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法治的改进。中国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法治建设,市场经济理念和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接受,并已经内化为广大社会主体的内在需求。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法治改革和建设的又一推动力,中国的经济法治建设也伴随着加入世界贸易进程的完成而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20多年前的中国,正确采取了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政策。今日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过去多年里在中国盛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以大量考虑商业利益的个人企业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这些改革已经释放出巨大的推动力,融人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转变进程中。紧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中国经济法治建设也是如火如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已清晰可见。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制基础;我国已经确立了初步体现市场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条件;我国还贯彻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运行的基础已基本建立,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目标与世界贸易规则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基础已经具备。

过去20多年的经济法治建设除了构建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外,我国还十分重视与市场经济有关的部门法治建设。适应扩大市场准人和国民待遇要求的外商投资法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适应统一管理和透明度要求的外贸管理法已经得到建立和发展,适应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竞争规则正在得到统一和发展,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不断被打破,适应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正在走向完善与成熟,适应最少干预、有效运转的政府行政法治已得到不断改进,适应诉讼保障和司法审查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反映市场自治的行业自律和法律服务机制也得健康快捷发展等等,一个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全方位要求的经济法治体系正在形成和完善,在推动经济改革、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二)中国正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法治建设的新起点。经过十余年的复关和人世谈判的努力,中国于2(X)l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被正式批准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大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为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这是我国迎接挑战,融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我们共享人世的欣喜之余,必须保持一种冷静和理性,我们应该感到真正的压力和沉重的到来。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程序的完成仅仅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保障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果,仅仅意味着我们做出了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广大成员所接受的市场准人、贸易自由和法治建设的承诺。承诺的背后是诚信,承诺的未来的是实际行动,承诺并不意味着加人组织的实质条件的最终实现,承诺所表征的是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新起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们带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实际权利和具体利益,也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中国经济法治的机遇,但是严格地按照((b口人wro议定书》的承诺实际履行义务,却给中国政府和经济法治造成了巨大压力和实际困难。因为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进路和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导的法治改革的情形下,人们更多看重的是前者所营造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效果和后者所带来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快速形成,而对于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所可能产生的对进一步改革的根本性制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制度有效性和社会承受力问题,常常是不予重视或是根本忽视的。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我们更应充分地认识到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中国经济法治的艰巨性。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增强国际竞争力,政府机构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而实现“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立法工作如何进一步加强以确保与世界贸易规则体系的接轨与协调,执法状况如何进一步改善以确保各项法律制度之间配合与实现,司法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以为所有法律的运行提供司法保障,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与政治的民主化建设如何进一步协调与互动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所面临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法治课题。国人硒TO是挑战,加人磷叩O也是机遇。我们必须在全面履行《加人WID议定书》的承诺、进一步努力推动和培育外贸体制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与边境措施和国际措施相关的非歧视、法治、国际义务优于国内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开放并保证有效的市场准人,遵守纪律改进不受扭曲的竞争等过程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中国的经济法治走向完善和成熟。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5

    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 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 原则,来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5年1 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 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关贸总协定总部大楼内。1996年1月 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管辖的范围除传统的和乌拉 圭回合新确定的货物贸易外,还包括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外 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世 贸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它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 性和有效性。

    建立世贸组织的设想是在1947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 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设想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次大 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 1947年联合国贸易及就业会议签署的《哈瓦那宪章》同意 成立世贸组织,后来由于美国的反对,世贸组织未能成立。同 年,美国发起拟订了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临时 契约。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后,欧共体 和加拿大于1990年分别正式提出成立世贸组织的议案,1 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 才正式决定成立世贸组织。

    该组织作为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在法律上与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处于平等地位。它的职责范围除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组织 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 外,还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 生的贸易争端,并负责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

    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是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召 开一次会议。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 和工作。总理事会设有货物贸易、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和贸易与发展、预算二个委员会。总理事 会还下设贸易政策核查机构,它监督着各个委员会并负责起草 国家政策评估报告。对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每两年起草 一份政策评估报告,对最发达的16个国家每4年一次,对发 展中国家每6年一次。上诉法庭负责对成员间发生的分歧进行 仲裁。 

    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分为两种,即创始成员和新加入成员。 创始成员必须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世贸组织在接纳新成员 时,须在部长级大会上由三分之二多数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1997年10月9日,世贸组织启用新的标识。该标识 由六道向上弯曲的弧线组成,上三道和下三道分别为红、蓝、 绿三种颜色。标识意味着充满活力的世贸组织在持久和有序地 扩大世界贸易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六道弧线组成的球形表示 世贸组织是不同成员组成的国际机构。标识久看有动感,象征 世贸组织充满活力。标识的设计者是新加坡的杨淑女士,她的 设计采用了中国传统书法的笔势,六道弧线带有毛笔书法起笔 和收笔的韵味。

    成员(包括地区)134个(截止1999年2月),名 单如下:安提瓜和巴布达(95.1.1)、安哥拉(96.12.1)、阿根廷 (95.1.1)、澳大利亚(95.1.1)、奥地利(95.1.1)、巴林(95.1.1)、 孟加拉国(95.1.1)、巴巴多斯(95.1.1)、比利时(95.1.1)、伯 利兹(95.1.1)、贝宁(96.2.22)、玻利维亚(95.9.13)、博茨瓦 纳(95.5.31)、巴西(95.1.1)、文莱(95.1.1)、保加利亚(96.12 .1)、布基纳法索(95.6.3)、布隆迪(95.7.23)、喀麦隆(95.12. 13)、加拿大(95.1.1)、中非(95.5.31)、乍得(96.10.19)、智 利(95.1.1)、哥伦比亚(95.4.30)、刚果(布)(97.3.27)、哥 斯达黎加(95.1.1)、科特迪瓦(95.1.1)、古巴(95.4.20)、塞 浦路斯(95.7.30)、捷克(95.1.1)、刚果(金)(97.1.1)、丹 麦(95.1.1)、吉布提(95.5.31)、多米尼克(95.1.1)、多米尼 加(95.3.9)、厄瓜多尔(96.1.21)、埃及(95.6.30)、萨尔瓦多 (95.5.7)、欧盟(95.1.1)、斐济(96.1.14)、芬兰(95.1.1)、 法国(95.1.1)、加蓬(95.1.1)、冈比亚(96.10.23)、德国(95 .1.1)、加纳(95.1.1)、希腊(95.1.1)、格林纳达(96.2.22)、 危地马拉(95.7.21)、几内亚(95.10.25)、几内亚比绍(95.5. 31)、圭亚那(95.1.1)、海地(96.1.30)、洪都拉斯(95.1.1)、 中国香港(95.1.1)、匈牙利(95.1.1)、冰岛(95.1.1)、印度 (95.1.1)、印度尼西亚(95.1.1)、爱尔兰(95.1.1)、以色列 (95.4.21)、意大利(95.1.1)、牙买加(95.3.9)、日本(95.1 .1)、肯尼亚(95.1.1)、韩国(95.1.1)、科威特(95.1.1)、莱 索托(95.5.31)、列支敦士登(95.9.1)、卢森堡(95.1.1)、澳 门(95.1.1)、马达加斯加(95.11.17)、马拉维(95.5.31)、马 来西亚(95.1.1)、马尔代夫(95.5.31)、马里(95.5.31)、马 耳他(95.1.1)、毛里塔尼亚(95.5.31)、毛里求斯(95.1.1)、 墨西哥(95.1.1)、蒙古(97.1.29)、摩洛哥(95.1.1)、莫桑比 克(95.8.26)、缅甸(95.1.1)、纳米比亚(95.1.1)、荷兰(包 括荷属安的列斯)(95.1.1)、新西兰(95.1.1)、尼加拉瓜(95 .9.3)、尼日尔(96.12.13)、尼日利亚(95.1.1)、挪威(95.1. 1)、巴基斯坦(95.1.1)、巴拿马(97.9.6)、巴布亚新几内亚( 96.6.9)、巴拉圭(95.1.1)、秘鲁(95.1.1)、菲律宾(95.1.1)、 波兰(95.1.1)、葡萄牙(95.1.1)、卡塔尔(96.1.13)、罗马尼 亚(95.1.1)、卢旺达(96.5.22)、圣基茨和尼维斯(96.2.21)、 圣卢西亚(95.1.1)、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95.1.1)、塞内 加尔(95.1.1)、塞拉利昂(95.7.23)、新加坡(95.1.1)、斯洛 伐克(95.1.1)、斯洛文尼亚(95.7.30)、所罗门群岛(96.7.26 )、南非(95.1.1)、西班牙(95.1.1)、斯里兰卡(95.1.1)、苏 里南(95.1.1)、斯威士兰(95.1.1)、瑞典(95.1.1)、瑞士(95 .7.1)、坦桑尼亚(95.1.1)、泰国(95.1.1)、多哥(95.5.3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95.3.1)、突尼斯(95.3.29)、土耳其(95 .3.26)、乌干达(95.1.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6.4.10)、英 国(95.1.1)、美国(95.1.1)、乌拉圭(95.1.1)、委内瑞拉(95 .1.1)、赞比亚(95.1.1)、津巴布韦(95.3.3)、吉尔吉斯斯坦 (98.12.20)、拉脱维亚(99.2.10)。  观察员有:阿尔巴尼 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不丹(没有申请加入该组织)、柬埔寨、佛得角(没有申请加 入该组织)、中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没有 申请加入该组织)、马其顿、格鲁吉亚、梵蒂冈(没有申请加 入该组织)、约旦、哈萨克斯坦、老挝、摩尔多瓦、尼泊尔、 阿曼、俄罗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舌尔、苏丹、中国台 北、汤加、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观察员组织有:联合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 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该组织 的活动)主要活动:

    1995年1月31日,世贸组织举 行成立大会,商定由新加坡主办该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同 时还确定了由10个成员的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尽管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但同意让中国年内在该委员会占 一席之地。委员们一致决定,中国和巴基斯坦可以在纺织品贸 易监督委员会轮流占一个席位,以使在每年2500亿美元的 纺织品贸易的进出口国之间达到平衡。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 将负责监督在10年内分阶段取消世界纺织品进出口限额,并 逐步停止实行多种纤维协定。根据这项决定,一旦中国到19 95年12月31日仍未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的另一个 成员国将取代其席位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止。

    1995年11月29日,世贸组织成立了7人仲裁机构 上诉法庭。该机构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 仲裁,其中的三个成员国听取并裁决任何一个由世贸组织争议、 仲裁小组提交的案件,并有权维持、修改或取消仲裁小组的原 判。上诉法庭的裁决最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不接受它通过的 最后裁决的国家都将受到贸易制裁。  1996年4月16 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

    1996年4月30日,历时约两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基础 电信谈判,由于美国的阻挠,最终未能按期于4月30日达成 协议,谈判各方决定将达成协议的期限推迟到1997年2月 15日。

    1996年10月4日,世贸组织宣布一项裁决,认为日 本的烈酒税法对进口的外国烈酒构成了歧视,违反了多边贸易 的有关规则,而要求日本修改这一税法。  1996年11 月20日,世贸组织决定成立一个仲裁小组,以便在不超过7 个月的时间之内裁决美国关于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是 否违反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

    1996年12月5日,经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签署成 员的一致同意,香港获准成为该协议的成员。(政府采购协议 见背景库专条)

    1996年12月9日—12月13日,世贸组织首届部 长会议在新加坡召开。来自世贸组织128个成员和30个观 察员的23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中国外经贸部部长 助理龙永图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部长分析了世贸 组织成立两年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承诺继续推行贸易自由 化,以促进所有成员的发展与就业,稳定和繁荣。会议最后通 过了《新加坡部长宣言》。会议还决定下届部长会议将于19 98年在日内瓦举行。(宣言全文见背景库专条)

    1997年2月15日,世贸组织就全球电信自由化达成 协议,68个国家在协议上签了字。

    1997年2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任命了赫 尔姆斯-伯顿法仲裁小组的三名成员,该小组将在6个月内就 美国这一针对古巴的贸易制裁法律是否违反多边贸易规则提出 意见。

    1998年5月18日-20日,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日 内瓦举行。为庆祝关贸总协定生效50周年,世贸组织于19 日举行纪念活动。来自世贸组织132个成员和31个申请加 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参加庆祝活动。 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主 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已达成的协议执行情况;既定日程及 今后可能开始的谈判内容;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举行的日期和地 点。会议确定下次部长级会议于1999年第四季度在美国举 行。

    1998年11月3日,世贸组织解决纠纷的数目从4年 前创建时算起,已达到150起。

    1999年1月12日,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在日内瓦 举行特别会议,同意成立专家小组审议欧盟新的香蕉进口政策, 并将在90天内作出裁决,以解决美欧间的贸易摩擦。

    1999年3月2日,根据欧洲联盟的要求,世贸组织解 决争端机构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美国国内贸易法中的“ 301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议和仲裁。

    1999年6月3日,世贸组织批准了美国和加拿大提出 的对欧盟实施制裁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欧盟禁止进口 美国经过激素处理的牛肉。

    1999年7月22日,世贸组织通过一项关于该组织新 总干事人选的妥协方案,正式决定任命新西兰前总理穆尔和泰 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先后担任世贸组织未来两届总干事。 穆尔将于1999年9月1日起就任总干事,任期三年;素帕 猜将于2002年9月1日接替穆尔出任总干事,任期也为三 年。决定同时强调,穆尔和素帕猜就任后均不得谋求连任和延 长任期。这次的妥协方案也不能作为今后推选总干事工作的先 例,今后总干事的正常任期仍将为四年。与中国关系:

    1995年7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决定 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1996年12月16日—18日,世贸组织与中国经贸 热点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 世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促进中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和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997年4月2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应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

    1997年12月15日,中国与土耳其和新加坡签署了 双边市场准入协议(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in goods) 。

    至此,与中国签署上述双边协议的国家已有9个: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新西兰、土耳其和新 加坡。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6

论文摘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但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本文主要探讨世界。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 ,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 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 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 帕斯

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I临时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多,到1995年1月1日乌托丰回合协议生效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已增加到96个,占世贸组织成员总数的3/4。世贸组织成员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反映。世贸组织要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迅速适应这一重大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7

【摘要题】立法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世贸规则/执行与监督/国际贸易协调委员会

【正文】

一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

(一)世贸规则的内容

世贸规则是各成员方在世贸组织成立时订立的各项协议的总称。这些协议包括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四个附件。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附件1、2、 3所含协议(简称多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有 约束力。而附件4所含的协议(简称复边贸易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也构成该协定的组 成部分,但仅对接受该协议的成员有约束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 )、(3)款。)

世贸规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多边协议。随着国 际贸易的,世贸组织主持下由各成员方在新的回合就新的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 所形成的协议,如可能就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进行谈判并达成新的多边协议, 这些协议同样构成世贸规则的组成部分。鉴于世贸组织的成员中绝大多数均为主权国家 ,(注:单独关税区的政府也可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如欧盟、的香港、澳门、台 湾。)所以,世贸规则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对各参加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二)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及其主要内容

1世贸规则的执行主体

在国家之间的和经济交往中,按照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其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在国际条约的实施过程中,有赖 于各缔约国对它们所缔结的条约的自觉遵守和相互之间的监督。作为主权国家,既然自 愿地参加了某一条约,这本身就说明了该国愿意承担该条约项下的义务,除非对条约中 的某些规定提出保留。而“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上的一条古老原则,也是国际之 间进行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各成员方对世贸规则的实施,同样靠各成员方的自觉遵守。根据《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4)款的规定,“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 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世贸规则的各项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缔结或参加这些 协议的各成员方的政府。协议本身对各缔约方国家所属的国民,并无直接的国际法上的 约束力。

世贸规则的执行,主要通过各成员方在各自管辖的地域内实施相关政策、法律、规章 与行政程序等实现的。而这些政策、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等,必须与世贸组织的相关 协议相符,以便创造“一个一体化的更富有活力与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

2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对世贸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通过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监督、争议解 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进行。

(1)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部长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负责履行世贸组织 的职责(注: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3条的规定,世贸组织的主要职责包括: 促进本协定及各项多边贸易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并促其目标的实现,并为复边贸易 协议的执行、实施与运作提供框架;提供各项协议规定处理事项的多边贸易谈判场所; 实施《管理解决争议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以及协调全球经 济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适当合作等。) ,并为此采取必要行动。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对任何多边贸易协议规定 的所有事项,均有权作出决定。

在部长会议休会期间,由总理事会履行部长会议的职能。因此,总理事会是部长会议 的常设机构,其成员也是由全体成员方的代表组成。其下设有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 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分别负责监督世贸组织协定项下的附件1A的货物贸易多边 协议、附件1B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附件1C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执行。由于货物贸易多边协 议涉及农产品、动植物卫生检疫、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技术壁垒、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进口许可证、原产地规则、保障措施等多项协议,根据这些具体协议的规定,还没 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分别就世贸组织成员对各相关协议的执行实施监督。这些委员会 均由世贸成员的代表组成,并对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成员开放。许多协议还规定委员会 的具体职能。

通过部长会议、总理事会和总理事会下设的各个分委员会,就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此外,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解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 多边贸易协议的专有权力。对于附件1中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应当在监督该协议运作 情况的理事会所作建议的基础上行使其权力。(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2 )款。)这就是说,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在实行对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之前,应当首先 考虑到负责对各相关协议的实施进行监督的委员会的意见。

(2)争议解决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是对关贸总协定(GATT)争议解决机制长期实施的全面继承和发 展。与GATT的争议解决机制相比,WTO争议解决机制在组织上更加完善,在机制上更加 有利于将世贸组织各项协议的实施落到实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根据WTO各成员方之间达成的《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注 :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3。)WTO设立了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 lement Body,DSB),该机构不是总理事会的附属机构,而是与总理事会处于相同的 地位。DSB设有自己的主席,并可制订其认为履行职责所需的程序规则。(注:《建立世 界贸易组织协定》第4条(3)款。)此外,根据DSU第17条,设立了常设上诉机构,受理WT O成员方对专家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提出的上诉。(注: 《管理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6)款。)

其次,从DSB的管辖范围上看,比GATT项下的管辖范围要广泛得多。GATT项下的争议解 决机制,主要包括货物贸易,而在WTO项下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世贸规则项下的所有 协议,除货物贸易争议外,还包括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所引起 的争议。

第三,WTO争议解决机制对GATT项下争议解决机制所作最为实质性的改变,莫过于通过 专家组报告的机制。在GATT机制下,专家组报告的通过,采取正向一致(positive cons ensus)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经全体一致通过,报告才能被采纳。只要有一票反对, 包括被诉方反对,专家组的报告就不能通过。而在WTO体制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 告的通过机制,采用了反向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原则。即只有不是全体一致反 对,报告就通过。这一制度实际上采用了自动通过的原则,因为即便专家组的报告得到 多数成员的反对,但只要有一个成员方支持,该报告即可获得通过。

通过WTO争议解决机制对WTO各成员方执行世贸规则的监督,特别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对各成员方在履行世贸规则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所涉及的对世贸规则的解释和适用的 解决,对于维护WTO协议的统一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对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是WTO体制中首次设立的对WTO每一成员方贸易政策所进行的审查制 度。作为世贸规则附件3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TP RM),是世贸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协议,WTO据此协议设 立了贸易政策评审机构(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PRB)。与DSB一样,TPRB的地 位与总理事会相同,而不是总理事会的从属单位。TPRB另设主席,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世 贸规则附件3,对WTO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实施国别监督。具体而言,定期对WTO相关成员 方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都要服从TPRB的定期审查。审查的 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

TPRB对成员的审议在两个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一是受审议的成员所作的“政策陈述” ,又称“政府报告”,另一个是秘书处准备的报告,又称“秘书处报告”。两个报告完 成后,由TPRB召开审议会议,所有对被审议的成员的贸易政策有兴趣的成员均可参加对 这两个报告的审议。

在评审会议上,任何与被评审成员方有利害关系的成员都可以就被评审成员方的外贸 政策提出质询、表扬和批评。被评审方应当就其他成员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或答辩。 评审结束后,秘书处将被评审成员方的政府报告、秘书处报告、评审纪录概要和TPRB主 席的结论等四份文件核定公布,并提交部长会议记录在案。

(4)其他监督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的监督外,世贸组织还要求成员方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 应当透明。这是由于在复杂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各国法律就相同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规 定,而这些规定如果不透明就会使相关交易的当事人无法预见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这 样就更增加了贸易风险。另一方面,政策法规的不透明还会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因此,只有保持各国的政策法规的透明,才能使国际商事交易具有 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这些正是市场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前提 。此外,保持政策法规的透明还是WTO监督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促使其遵守WTO规则的重 要手段。

GATT1994第10条关于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是多边货物贸易协议领域有关透明程序 和义务的核心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任何缔约方实行的有关海关目的的产品计价或分类 ,有关关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有关对进出口国际收支转移的条件、限制与禁律 ,或者产品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库存、检验、展览、加工、配料或其他利用 等、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均应迅速予以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和 贸易工作者熟悉它们。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影 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议,凡已生效者,也应公布。(注:GATT1994第10条(1)款。)该条 第(2)款还规定:“任何缔约方采取的普遍适用措施,凡属按既定统一办法提高进口关 税、税或其它费用的征收率,或者对进口及由此对国际支付转移实现新的更庞杂的条件 、限制或禁律者,在这些措施正式公布之前,不得实施。”此外,《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第3条、TRIPS第6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 入世后世贸规则的执行

中国的入世意味着中国政府承担了“保证使中国的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 协议规定”的义务,使中国国内法与世贸规则一致。

一般而言,世贸组织协议具有国际公约的性质,所约束的只是各成员方的政府,而不 是一般的国民(包括人和法人)。世贸规则的执行,通常通过各成员方的立法机构在 其国内颁布相关的立法来实现。如通过知识产权法,按照世贸规则附件中的《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的对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保护相关的知识产权 。国内有关调整外商投资的法律,也应当符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的各项规定。

如果我国某一国内法与世贸组织协议不符,则世贸成员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和利益 受到损害,即可就我国该法与世贸规则不符的与我国政府进行磋商,如果不能达成 共识,即可请求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就我国该法律是否与世贸规则相 符的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如果专家组认定该国内法的确与世贸规则不符,即提出要求 我修改该法律的建议,我国政府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修订。如果未能作出修订,或 者虽然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的法律仍然与世贸规则不符,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构即可 根据申诉成员方的请求,授权该申诉方对我采取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对我国出口到该申 诉方的货物加征惩罚性关税。如争议解决机构在1999年4月授权美国对欧盟进口到美国 价值1.94亿美元的产品,每年征收百分之百的进口关税,以补偿由于欧盟香蕉进口政策 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而给美国出口商造成的损失。(注:《国际商报》,1999年4月17日 ,第5版。)

中国作为GATT的观察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且在谈判结束时形 成的一揽子文件上签了字。2001年12月11日,经过近15年的艰苦谈判,我国终于取得了 世贸组织的缔约方地位,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以往的实践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遵守其承诺的事项。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遵守其人民币不贬值的 承诺,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是 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自从在1986年向GATT总干事递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GATT的缔约方 地位以来,已经多次降低了关税税率。(注:我国自1992年起,先后多次降低了关税税 率,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从1992年的42.5%降至的15.3%。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到200 5年将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降至10%。)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和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我国 先后三次对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进行了修订,使之与世贸规则相符。(注:为了使我国 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同世贸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保持一致,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对《外资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进行了修订,2001 年3月,全国人大也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通过修订,删除 了上述法律中与TRIMS不符的规定,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实绩的要求,当地含量的 要求,以及外汇平衡要求等项规定。)并且加紧了对现行法规的清理工作。所有这些, 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履行国际条约的诚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实践也必将证明,中 国政府将履行其在世贸规则项下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为此,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继续对现行法规、包括各级政府的规章进行清 理,对与世贸规则不符的规定进行修订。此外,对于那些立法上仍然处于空白或者基本 上属于空白的事项,应当加紧立法和规章建设,以便保护我国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所取得 的利益。如果对世贸规则项下的事项缺乏国内立法,则针对外国对我国出口所实施的贸 易限制,或者外国产品进口到我国时所实施的不公平竞争,或者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严 重损害或威胁时,我国应当制订相应的国内法。我国已经制订了反补贴与反倾销条 例,但我们还应当制订相关法规,如保障措施、各种技术标准、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看我国外贸法修订的建议

从世贸规则执行的监督机制的设置和运作情况看,世贸规则的监督机制是多方位的: 上至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争议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下至根据各附件协议中 所涉及的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世贸规则的实施。而世贸规 则的实施和监督,归根结底还是由世贸组织各成员方来具体执行的。在世贸规则的执行 上,事实上也不存在凌驾于各成员方政府之上的监督或执行机构。此项监督机制建 立在世贸成员方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自我监督主要是各成员方在其管辖领域 内通过各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章、行政和司法判决等自觉地执行世贸组织的各项协 议。而相互监督是指当某成员方认为其在世贸规则项下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在其管辖 范围内所采取的某种与世贸规则不符的措施而使该成员方在协议项下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对此项措施提出的异议。

我国外贸法是1994年制订的。该法就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事项, 包括对外贸易经营者、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以及 违反外贸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大法,我国国民从事进出口贸易,均应遵守该法的 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承担了世贸规则项下的关于使我国国内法 与世贸规则保持一致的义务。在世贸规则下,我国一方面承担了所有协议项下的义务, 同时也相应地享有这些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为了使我国在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保 持平衡,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世贸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落到实处。在这个 问题上,外贸法就保障该法实施的管理机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 主管部门依照本法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3 条。)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世贸规则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话,那么,中 国入世后,通过法律的方式就各级政府如何实施世贸规则的协调机构作出专门规定,无 疑是必要的。这一协调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在我国落实世贸规则的实施,另一方 面,这一机构同样也应负责我国与世贸组织及其各成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职能。为此, 笔者建议,在外贸法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增加“对外贸易的协调与管理”一章。具体建 议如下:

1 国务院设立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WTO协议项下的事项的协调与管理( 注:入世前夕,在对外贸经济贸易部内已经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负责处理与世 贸有关的工作。笔者认为,如果该组织直接从属于国务院,更能发挥其协调作用和相关 的功能。)人员可由对外经贸部牵头,各相关部委可派员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如海关 、卫生、技术监督、环境、银行、保险、电讯、农业、纺织、劳工、知识产权、商会等 世贸规则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国际贸易协调管理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在WTO首席代表, 全权处理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事项。包括:

(1)代表进行对外贸易谈判;向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我国对外贸易 的报告;

(2)将我国颁布的与贸易有关的、行政规章和司法判决向世贸组织通报;收集和传 播相关世贸成员方的法律、规章和司法判决;

(3)就我国国内对外国进口商品提出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举行听证、调查、提出报告 和建议;

(4)代表中国政府向世贸组织陈述我国外贸政策和措施,以及对世贸组织相关成员采取 的我对外贸易的措施进行磋商,磋商未果时请求争议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解决;

(5)代表我国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实施的特定措施提出的质询进行磋商,在磋商未 果而导致专家组设立的情况下负责组织对该措施进行答辩。

2 在协调委员会内设立与世贸规则项下的委员会相对应的机构 具体协调我国在WTO 协议下所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所涉及的具体。包括:

(1)贸易政策咨询委员会:就我国和WTO相关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向我国立法、司法 与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方意见;同时履行WTO项下所涉及的贸易政策审议有关的事项,例 如按《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要求,在审议我国外贸政策时向WTO提交政府报告。

(2)争议解决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包括两个,一是负责处理我国出口商所提出的有关外 国进口限制的申诉,与相关的外国政府进行磋商,必要情况下向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构 申请设立专家组。二是负责处理外国政府提出的申诉,就特定外贸事项进行磋商,或者 在世贸组织被诉时组织应诉。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8

该组织作为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在法律上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处于平等地位。它的职责范围除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组织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外,还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生的贸易争端,并负责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

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是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和工作。

(1)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

它的目标是各成员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削减关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其他贸易障碍和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2)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作用

第一,它较大幅度地降低了世界各地进口关税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条可以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作用。

第二,它规定了国际贸易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有秩序进行。如:

①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又称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一缔约方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非歧视待遇充分体现了各主权国家平等的精神。非歧视原则由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组成。

②贸易自由化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是WTO的根本性原则,是指限制和取消一切妨碍和阻止国际间贸易开展的所有障碍的原则,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等,这一原则由关税减让原则、互惠原则以及取消非关税壁垒原则(一般法律数量限制原则)等组成。

③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是指缔约方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以及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国际贸易政策现行协定,都必须公布。缔约方之间发生贸易纠纷,以公布的贸易政策为解决依据。各缔约方要定期接受WTO政策评审。

④市场准入原则:市场准入是指一国允许外国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国内市场的程度,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本国市场向外开放程度的一种宏观控制,体现了一国的法律精神。此原则允许缔约方根据发展水平。在一定的期限内逐步开放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

⑤磋商协调原则:磋商协调是WTO解决缔约方之间贸易争端的重要原则。这项原则的目的不在于保证争端的解决严格符合WTO的规定,而在于求得当事人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争端的办法。以此来保持缔约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不主张采取报复措施。

⑥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第三、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使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3)我国与WTO

①中国走向WTO的进程

中国曾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84年11月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

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艰难的复关和“人世”历程。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美就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0年5月19日,中欧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②中国加入WTO的三条基本原则

WTO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加是不完整的;

中国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

中国加入WTO,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③中国加入WTO的意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世贸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中国人世是利大于弊的。

有利的一面:

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利用外瓷有利于我国在平等条件下参与世界竟氰有利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我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而中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从而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两岸尽快实现“三通”。促进内地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

不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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