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的诗歌范文

重阳节的诗歌篇1

摘要“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本文从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的内在关联、“尚健”诗歌美学的现实针对性、“尚健”诗歌美学的师从关系等三个方面，剖析了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观的特点及成因。

关键词：欧阳修 尚健 诗歌美学 宋诗 诗文改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欧阳修作为宋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其贡献在于为当时低迷不振的诗坛引入了“尚健”的美学观并开启了宋诗发展的新阶段。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观有何特点？他何以会形成尚健的诗歌美学观？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 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健”体现了一种节奏适当、持之有度的正面力量。为了强调“健”的不同表现形式，于是形成了劲健、爽健、雅健、豪健、雄健等内涵相似的一系列词汇。所谓“尚健”的诗歌美学观，就是主张诗歌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气雄力健、劲爽流畅的阳刚之气。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尚健”特征，体现出一种格高志远、情感充沛、跌宕起伏、雄豪健爽的风格，如《戏答元珍》、《晚泊岳阳》、《别滁》等。以《晚泊岳阳》为例：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全诗一气呵成，声高气足，爽健恣肆，诗境雄浑开阔，语言流畅自如。因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欧阳修的快意以“健”为核心，讲究张弛有度。正如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的评价：

“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欧阳修“尚健”的审美追求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在诗歌评论中。欧阳修曾作《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了对李白诗风的无限崇敬之情。此诗极言李白潇洒纵横的超迈风采后，笔锋陡然一转：“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批评了孟郊、贾岛力窘气迫的苦吟诗风。这首诗是写给梅尧臣的。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一诗中曾将梅尧臣比为孟郊，梅尧臣也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宣纸答刘原甫》、《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等诗中自比孟郊。因此，《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的正是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否定态度。梅尧臣的诗歌美学主张是“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诗本道性情，不须大厥声。”（《答中道小疾见寄》）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但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又说：“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可见，他对梅尧臣的诗歌美学追求并不认可，所以他才会说：“知圣俞诗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赞。”（刘，《中山诗话》）。当梅尧臣于范希文席上作《赋河豚鱼诗》时，欧阳修则夸赞他说：“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六一诗话》）可见，在欧阳修心目中作诗应当快意洒脱，因此他才特别欣赏那些具有健爽诗风的诗人。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欧阳修高度评价了苏舜卿“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又在《六一诗话》中说：“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在《谢氏诗序》中，他又赞美谢景山说：“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这些评价，都体现出欧阳修诗歌美学观中的“尚健”特征。

二 欧阳修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内在关联

儒家经典《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养气说也提倡刚健有为的大丈夫浩然之气。这种追求本身就内含了对“健”的要求，其终极目标就是以与天地并立的刚正大气充盈于个体生命，并通过士大夫的人文、政治活动，推进整个社会向符合天道的方向发展。在欧阳修看来，卑弱或凌厉均非正道，因此他在《易童子问》中专门解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含义，他说：“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欧阳修看来，君子的行为要符合天道，自强不息体现的正是天道运行之规律。

正如周裕铠所说：“尚健的诗学观乃根植于深厚的儒学土壤，在于以自强不息、刚直不挠的精神取代空虚寂灭、感伤沮丧的态度”。欧阳修具有鲜明的儒家个性和以天下正道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其“尚健”的诗歌审美追求与他高度强调儒家人格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主政，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远比唐代强烈。晚唐以来，士风颓靡，如何改变这种风气，重塑健康向上的社会人文秩序，是北宋文人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宋初文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尚健”的儒家精神对改造社会风气、促进政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石介才感慨道：“不有大贤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将无革之者乎！”（石介，《上赵先生书》）欧阳修提倡士风、文风改革，希望以刚健有为的儒家精神拯救时弊。以致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说自己少小时就曾“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王安石也说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朱熹更是说他“外若优游，内实刚健。”（《朱文公文集・跋欧阳文忠公帖》）宋人对欧阳修的评价大多如此。另外，在负责编写《五代史记》时，他还专门设立《死节传》、《一行传》弘扬刚健的士大夫人格精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以及给当时名士、名臣写的序跋或墓志中，他也贯穿了“尚健”的评价标准，以孟子、韩愈提倡的儒家道德标准评价时人。

以儒家道德标准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文风改革。因为宋代文人主政，文人与士大夫在身份上合二为一。如不能通过改变文风而改变士风，就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气。所以“尚健”的儒家道德标准，通过士风改革的方式，转化为文风改革的内在要求，并经由文风而转变为诗风的审美追求。所以说，追求刚健有为的儒家道德理想，决定了欧阳修必然具有一种“尚健”的美学价值观。

三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现实针对性

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坛领袖，其美学追求必然会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审美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是站在历史高度主动剖析现实的结果。如缺乏对时代审美需要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作出符合历史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扮演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欧阳修以“尚健”为核心的诗歌美学追求，对解决当时主流诗坛萎靡不振之弊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欧阳修之前的北宋诗坛先后出现过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太学体。其中白体、西昆体主要是馆阁文学，太学体主要流行于太学生，晚唐体则是民间隐逸文学的代表。白体承袭五代诗风，内容浅切直白，风格故作淡雅，实则内容单调、寡情少味。晚唐体多写山水之思，情韵深婉、幽思静寂，但内容偏狭，情感单薄少味。西昆体虽然有针对性地克服了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意淡味寡、情志局促的审美缺陷，但依然不能摆脱馆阁文学题材狭窄、情志不张的缺点，且用事过多，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反而限制了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太学体为纠正西昆体，刻意形成枯硬、险怪、艰涩的诗风，缺陷也极为明显。以至于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坛“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范仲淹，《唐异诗序》）

北宋诗歌发展到这一步，只有走阔大胸怀，提振情志的道路，才能跳出馆阁文学、隐逸文学、举子文学的旧窠臼。欧阳修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所以“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根据周裕铠的研究，“‘雄深雅健’尤其是‘雅健’或‘健’大规模用于诗歌风格批评，大约出现于北宋中叶。”而这正是欧阳修登上文坛并成为文坛领袖的时期。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后学苏轼最终将这股“尚健”诗风推向极致，并促成了宋诗的繁荣。由此可见，“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

四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师从关系

欧阳修最推崇的诗人是韩愈和李白。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兼取韩愈的刚劲、李白的飘逸；韩愈的奇崛、李白的晓畅。因此，严羽认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沧浪诗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也说他“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欧阳修学习韩愈是因为韩愈诗风“豪健雄放”（蔡启，《蔡宽夫诗话》）。以韩愈《调张籍》为例：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

何等雄奇恣肆、奇崛生新，用字险僻拗口但不失于韵。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他：“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另外，韩愈诗歌已有宋诗散文化特征，行文酣畅，抒情不拘，无物不可入诗，无情不可入诗，大大开阔了诗歌的题材。欧阳修对此极为心仪，并在《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又说：“（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不仅自己学习韩愈，还影响了北宋诗坛的走向，以致叶燮认为：“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原诗・内篇》）

除韩愈外，欧阳修还“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踔飞扬为感动也。”（刘，《中山诗话》）他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因此学习李白，以致时人对他诗风上承李白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李白、韩愈诗风差异很大，但二人共同之处是以“健”为本，这正是欧阳修能够兼学韩、李的原因。如果说韩愈更多庙堂气和文人气，那么，李白就更多神仙气和诗人气。与韩愈诗歌更有儒家知识分子劲健持重的精神风貌相比，李白诗歌更具有纵横飘逸、飒爽流畅的气质。可见，欧阳修在“尚健”之下学韩、学李是各有所取的。所以，方回评价他说：“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送罗寿可诗序》）钱钟书也认为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并因此说他：“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

但问题是，欧阳修既然认为李白、杜甫的核心价值均在于豪放，那他为何偏偏学李而不学杜？其实，欧阳修所作《啼鸟》一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可见，推崇儒家内实刚健之风的欧阳修对屈原的沉郁婉转不甚欣赏，因此，他在《与谢景山书〈景四年〉》中就不无批评地说：“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则多躁愤佯狂，失其常节，接舆、屈原之辈是也”。尽管他也承认杜甫诗格豪放，但毕竟杜甫的精神气质与屈原相似，诗风过于沉郁顿挫，健爽特征并不突出。在“尚健”的要求下，欧阳修当然要选择李白而放弃杜甫。

五 结论

“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只有看到欧阳修诗歌美学的“尚健”本质，才能理解他劲健有为的儒家政治理想、直言敢行的人格追求与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才能洞悉他师承韩愈、李白而不喜杜甫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周裕铠：《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

[2]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重阳节的诗歌篇2

只抵达上面的水

它无法再往下 它缺乏石头的重量

可靠的实体 介入事物

从来不停留在表层

要么把对方击碎 要么一沉到底

在那儿 下面的水处于黑暗中

像沉底的石头那样处于水中

就是这些下面的水 这些黑脚丫

抬着河流的身躯向前 就是这些脚

在时间看不见的地方

改变着世界的地形

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

这头镀金的空心鳄鱼

在河水急速变化的脸上 缓缓爬过

（于坚《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

见过于坚本人或者见过于坚照片的人都知道，于坚是一个外形很彪悍的人。

但于坚首先是一个诗人。

于坚的写作是才华横溢的，也是当代诗坛写作面貌最为清晰的诗人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仍对当代诗坛有着持续的影响。

有人问我，于坚的诗歌为什么会有这样持续的生命力？我开玩笑说，你见过一个如此彪悍的人如此坚硬而又细腻的切入现实生活吗？我说这话时其实是怯弱的，因为于坚并不是那种可以归类的泛化的表面写作，他总是在自我突围，他的诗歌写作总是呈现出多种坚实的向度。

在很多时候，他更是一个充满哲学意义上的冥思的诗人。

比如这首《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它不但是一首非常适合我们中学生阅读的诗歌，而且诗歌通过对事物的感性描绘告诉我们，在阳光抵达的河流表面之下，有着一个更加深邃的世界，意象新奇且充满着哲理的思索。

全诗可分为四节，“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 只抵达上面的水 它无法再往下 它缺乏石头的重量”为第一节，这是诗歌的“起”。阳光是什么？阳光是最具穿透力的，阳光是给世界以光明、给万物以生命的东西，它能驱走黑暗，给人们以温暖。但诗人一反人们对阳光这个意象传统的认识，认为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或者说阳光虽然可以穿越很多东西，但由于缺乏石头的重量，它只能抵达事物的表层。——这看似很普通，但这种对日常事物的诗性认识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上的，它不止是对我们惯性思维的一种反拨，还能给予我们的认知以启迪。

“可靠的实体 介入事物 从来不停留在表层 要么把对方击碎 要么一沉到底”为第二节，是诗歌的“承”。阳光这一意象在这里再次被颠覆，——它具有强烈穿透力的光线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实体。阳光为什么不可靠？什么才是可靠的实体？诗人没有阐释，而是从对事物的介入和深度来呈现自己的认识，这个可靠的实体与阳光不同，它不是表面意义上的介入，而是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进入事物的深处。它紧接第一节，告诉我们可靠的实体应该是具备坚硬的力量和决然的勇气的事物，而这种事物显然是与阳光不同的。

“在那儿 下面的水处于黑暗中像沉底的石头那样处于水中 就是这些下面的水 这些黑脚丫 抬着河流的身躯向前 就是这些脚 在时间看不见的地方 改变着世界的地形”为第三节，是诗歌的“转”。在阳光不能抵达的河流的下面，生命是否就是漆黑一团，或者说这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这里，诗人强烈的主观情绪使诗歌一下子获得一种饱满的张力，也对上一节“可靠的实体”作了一个坚实的回答，——诗人连用两个“就是”，果敢而坚定的告诉人们，阳光照不到的河流下面的这些水才是改变这个世界最坚实的实体，它表面上虽然是柔软的，但他们就像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有着坚硬的力量，是他们在默默推动并改变着这个世界。

“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 这头镀金的空心鳄鱼 在河水急速变化的脸上 缓缓爬过”为第四节，是诗歌的“合”。它回应开头，把阳光照射比作一头镀金的空心鳄鱼从急速的河面上缓缓爬过。阳光照射在河流表面，它让我们看见的也是河流表面的变化，表面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变化时什么？诗歌结尾的这个“镀金的空心鳄鱼”是全诗的唯一一个比喻，于坚诗歌中是很少用到比喻等修辞手法的，一只强大的鳄鱼，它镀上了金子的颜色，又是空心的，是说阳光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力量呢还是反讽？我们不得而知，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重阳节的诗歌篇3

历史渊源

《阳关三叠》，因原诗词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故又称《渭城曲》、《阳关曲》。它的曲作者及原始乐谱记录，目前缺失确切文字记载，无从考证。迄今所见最早记有《阳关三叠》琴歌的是明代弘治四年（1491年）刊印的《浙音释字琴谱》，另外还有多种谱本，现在流传的曲谱是原载于明代《新刊发明琴谱》（1530年），后经改编转录于清代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1864年）[1]。原诗句本已饱含深沉的惜别之情，入曲后又增加了一些叠句后缀，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发展，使得词曲珠联璧合，错落有致。在唐代就与“唐大曲”有一定的联系，并以琴歌形式广为流传，从诗人陈陶所言“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即可看出，《阳关三叠》已被收入《唐・伊州大曲》，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演唱。新中国成立后，这首经典琴歌更是被众多的音乐家所关注，倾心演绎出三十多种不同版本的艺术形式，为这一千年古曲增添了无限新意。如今再读李商隐的感怀“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白居易的惋叹“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聆听那萦绕于耳际、震颤于心弦的琴声歌韵，体会文学与音乐的完美契合，那种异曲同工之妙，自是无以言表。

琴声歌韵

《阳关三叠》以一个基本的曲调将原诗“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反复咏唱三遍，故称“三叠”。 音乐开始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每叠的后缀又不尽相同，有点类似副歌的性质[2]。全曲用古琴音色所特有的幽寂空灵与哀婉萧然，加以变奏体的长短句形式，分别抒发了诗词中“宜自珍”的关切、“泪沾巾”的忧伤和“尺素申”的期待，兼有情节的叙事性与情感的表达性，使得这首琴歌作品更具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审美意味，含蓄蕴藉，韵味无穷。

琴歌上半阕以王维的四句诗贯穿始终，前两句意在写景，即眼中所见；后两句重在抒情，即心中所想。四句诗词的旋律，以中国民族商调式的五声音阶为基础，变化反复，叠唱三次。主歌部分的曲调舒缓级进，琴声古朴而典雅，歌韵柔和而深情。乐句间启、承、转、合的有序连接，显得层次分明，真切动人。句末商音的多次重复，在琴声按音、吟揉音的技巧表现和歌韵凄切哀婉的言语表达中，给人以送别之际千叮咛万嘱咐的感伤，犹如故人临行之际，执手把酒、泪眼相看、娓娓道来的一幅画面，饱含着缠绵、悲怨的无限深情。

琴歌下半阕的诗词，是后人在王维原作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夸张，首尾遥相呼应，言语诉说更加直白奔放，情感表达更加豪迈深沉。音乐以倒置的重音节拍、富于韵律感的切分节奏，与羽调式舒展反复的旋律完美结合，使得忧思、惆怅的情感随着词曲的逐渐深入而层层递进。

第一段“遄行，遄行”的八度大跳，及其后“历苦辛”连续反复的呈述音调，琴声以稍有力度的滑音、颤音，与歌韵圆润通透的声腔相复合，使得琴歌苍凉有力、跌宕起伏、富于激情，诉说了背井离乡的路途之遥、行役之苦，体现了诗人送别劝告“宜自珍”时的满腹担忧与牵挂。

第二段“依依顾恋不忍离，泪滴沾巾”，琴声与歌韵的低沉呜咽、百转千回，贴切地描述了依依惜别的不舍与“思君十二时辰”的留恋，并为琴歌之后情绪的起伏跌宕做了很好的铺垫。

第三段音域继续扩展，节奏更为紧凑，速度明显加快。“载驰，何日言旋轩辚，能酌几多巡”急促而突出的节奏变化，“千巡有尽，寸衷难泯”由弱及强、由慢及快的字字慨叹，以及“无穷的伤感”的拉伸与延展，使得琴声大刀阔斧地重压揉弦，歌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琴声与歌韵在最大幅度上得以融和，对诗词内容表达和音乐情绪渲染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顺利到达作品的高潮。之后“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稍歇停顿之后[3]，琴歌渐作舒缓，在中强力度上回复原速，再现了下半阕部分的主题旋律，琴声与歌韵又一次以其丰富逼真的表情变化，重申了不忍别离又不得不离的缱绻难舍、柔肠寸断之情。

尾声部分，“噫！”伴随一声悲凉无奈的叹息，琴歌的尾声渐慢、渐弱。最后以商音重复作为结束音，做了全曲调式的归结。琴声用静谧缥缈的泛音奏出，歌韵凄怆、旷远而悠长。琴歌在袅袅余音中，好似描绘出一幅阳关古道上，故人西辞，长袖飘飘，注目凝望的静态告别场景；又宛若带着浓浓的离愁别绪，进入迷朦的幻境一般，共携“相思入梦”，在无尽的牵挂与依恋中，期待“鸿雁来宾”。

古往今来，众多的骚人墨客将琴歌《阳关三叠》广泛传唱，“阳关”一词似乎已成为诗词文学中“伤别离”的同义语，演绎出一段段优美绝伦的人间佳话[4]。它的琴声以忧郁激荡的音乐曲调，与歌韵古香古色的诗词吟唱相结合，巧妙地创造出一种如临其境、如感其情的真切意蕴，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富魅力。它不仅为中国琴歌这种艺术形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而且也当为今天多元化的民族音乐创作提供一种宝贵的经验。

注释：

[1]冯伯阳：《音乐作品欣赏导析》，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2]杨荫浏：《对古曲的初步研究》，《人民音乐》1956年第6期。

[3]林阳地、谭勇：《离愁别绪歌千载断肠声里唱阳关》，《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9期。

[4]姚春霞、霍雨蕾：《从看我国古诗词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重阳节的诗歌篇4

关键词：文学理论 诗歌创作 平易质朴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部分文学理论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过于注重褒贬性。因此，客观评价欧阳修的学术价值，给予他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总之，他的文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1]。

一、文学理论

（一）现实与真实――文学与生活的思想

欧阳修文学理论中的“自然”并不是单纯指某种物质的自然，也并不是将美丽风景与人们的心情明确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自然”首先指的是一种超脱自然原则的“理”，即自然界的某一种发展中的理性原则。其中，大部分宋代作家常常将自然理性原则融入到作品创作过程中，这对于这部分作家来讲主要指的是“变”的原则，而另一部分作家创作则是以“不变”为原则。苏轼认为理就是变与不变的原则，其写作的《赤壁赋》正是按照自然的变与不变的双重透视理论进行创造的。然而，欧阳修在文学理论创作过程中并不喜欢讲述超自然的理，而是宁愿深入感受大千世界中的物质变化现象中所蕴含的“理”。因此，欧阳修文学理论与创作过程中，格外注重“有形可触”，即一个“实”字，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够完全理解。正如他所说的，一部优秀经典的作品并不会抽象和模糊地表达“理”，而是将本质意蕴藏匿于经典文学作品中。“譬如金王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除了讨论风格之外，还坚持将“客观真实”作为一种主要的价值标准，这是欧阳修深入思考中国古典思想而引申的道德意义。因此，在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创作中，“客观真实”是主要的标准原则，又是充分突出生活饱受时间考验的实际现象[2]。

（二）事信与言文――责实与简法的意蕴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坚持“事信”的原则，立足于“责实”。其中，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明确质疑了曾巩对自己祖先是“曾元的曾孙”的观点，坚持认为“考于史记，皆不合”，又“整合姓名，却不见于《年表》。”因缺乏相关的证据资料，而不愿意按照曾巩的意愿更换家族谱系并且写入碑文。

有时为了能够全面弄清楚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在考核典籍的基础上却依然难以判断的情况下，欧阳修又仿照《春秋》中所涉及的“求情责实”的方法，严格按照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准确判断事件的真相[3]。例如：欧阳修深入研究了《周世宗实录》，并利用其中所描写的降书充分辩解了关于刘仁赡是否进行了投降的问题。经过研究欧阳修发现刘仁赡投降的这个观点可信度较低，其理由如下：第一，刘仁赡通过杀害自己的儿子来证明清白，哪有畏死而投降的道理？就在周世宗攻打李y时，刘仁赡奉命坚守寿州，他的儿子趁他生病之时，意图率领众将领投降。当刘仁赡知道情况之后，便立马将自己的儿子斩首示众。通过分析这个事件，欧阳修便认定刘仁赡并不会临近死亡而投降；第二，当周世宗得知王环为蜀守秦州之时，为大军所包围，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被擒，欣赏他的赤胆忠心，便将其封之为右骁卫将军。但是，世宗却将刘仁赡封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并封其子为怀州刺史。分析两人的待遇情况，刘仁赡高出了王环，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刘仁赡并没有投降的举动，因为如果刘仁赡做出了投降的举动，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尊重的。从以上两点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欧阳修的“求情责实”主要是根据实际情理的逻辑关系进行推断的，所以按照“事信”的原则便能够达到为人物“辨诬”的目的[4]。

其次，欧阳修认为，当事实情况难以准确辨明时，不能够随意妄加揣测、乱下定论，而是应该坚持保持“疑者存之”的态度。例如，在《新五代史・张宪传》中载：唐明宗期间，张宪在奉命讨伐叛军赵在礼的过程中，为赵在礼诱降，张宪直接将信使斩首，并将信件不启封而上奏。但是他最终却因兵乱出奔，被朝廷追究以失城之罪，赐死在沂州。作者便在最后的评论中说：“予于旧史考宪事实，而永王存霸，符彦超与宪传所书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然要其大节，亦可以见也，宪之志诚可谓忠矣。当其不顾其家，绝在礼而斩其使，涕泣以拒昭远之说，其志甚明。至其欲与存霸俱死，及存霸见杀，反弃太原而出奔，然不知其心果欲何为也。而旧史书宪坐弃城而赐死，予亦以为不然。予之于宪固欲成其关志，而要在宪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节也。”通过从以上几段文字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欧阳修非常重视史实材料，从而其所作的《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存在一定的差异。《旧五代史》单单因为张宪出奔便果断地判定为“坐弃城而赐死”，而却根据他斩信使的行为断定他的本意是忠诚的，但是却又难以弄清楚为何弃城而逃。虽然欧阳修猜测这与其“成其关志”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又缺乏信息资料进行考证[5]。针对这种疑点较多的事件，欧阳修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张宪放入到《死节传》中，而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分析史料，并将其放置于《唐臣传》中。欧阳修这种严格遵循“事信”的原则，是一种对历史资料负责的态度，是值得人们肯定的。

欧阳修针对行文之法，还提出了“隐而意深”的看法，主要是指用简洁的语言，全面表达深刻的内涵，并且其中的内涵并不是通过作者传达出来的，而是通过读者的细嚼慢咽感受出来的，具有思想情感溢于外表的意味。通过采取这种方法，有利于达到下列的效果：从简短的话语中感受到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形成无穷的。

欧阳修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法”虽然是欧阳修对尹师鲁文章的评价，却在其编写《尹师鲁墓志铭》中也充分体现出了“简而有法”的特点。欧阳修并不以文学理论语言的多少进行评价，也不以内容的细致与否进行判别，而是注重文学理论的褒贬或者感情的融入[6]。

二、诗歌创作

（一）欧阳修诗歌创作背景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指明了宋代之后诗歌发展的方向。众所周知，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作品的创作。欧阳修身处的北宋中期，正是中央高度集权，而国家机器较为庞大的时代。虽然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但是却存在较为突出的阶级矛盾，呈现出国弱民贫的局面。同时，伴随着人民负担过重、阶级矛盾越来越突出，外部侵权现象也非常严重。但是，朝廷却依然非常重视文治，这是因为宋代重视文人的政策为当时的文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宋太祖曾经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并且宋代扩大了科举的范围，增强了科举的职能，提升了当时文人的政治和生活待遇[7]。此外，在宋代还派文人出掌武职，大幅度增强了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宋代的文人有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

（二）欧阳修早期诗歌创作

1.注重咏物描写

早期欧阳修诗歌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注重咏物描写，如：《夕阳》、《月夕》、《帘》等。其中，在欧阳修的《柳》这首诗中，“绿树低昂不自持，河桥风雨弄春丝。残黄浅约眉双敛，欲舞无夸手小垂。快马折鞭催远道，落梅横笛共余悲。长亭送客兼迎雨，费尽春条赠别离。”又在另外一首同名为《柳》诗中写道：“雨阔堤长走画辕，絮兼梨雪坠春烟。东风苑外千丝老，犹伴吴蚕尽日眠。”

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首咏柳诗，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描写柳的外型和体态特征，使用措词较为相似。同时，在欧诗中涉及的“快马拆鞭”“长亭送客”等句，均是描绘的是送人惜别的情景，以物传情[8]。

2.烘托流连光景

欧阳修与西昆诗人都创作了部分流年光景的诗作。尤其是以西昆体创作的此类诗歌，充分表达了单调的馆阁生活，所作的主要是《直夜》、《夜燕》、《别墅》等一类的咏物诗。例如杨亿的《直夜》二首，主要描写得是秋天深夜入宫时的所见所闻，感叹光阴飞逝。同时，在欧阳修早期创作的诗歌中，也有少部分烘托流连光景的诗作，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伤春》：

“蕙兰蹊径失芳期，风雨春深怯减衣。卷箔高楼惊燕入，挥弦远目送鸿归。蜂催酿密愁花尽，絮扑暄条妒雪飞。欲识伤春多少恨，试量衣带忖腰围。”这首诗歌则主要表达了失却良辰，惋惜美景消逝的情感。再例如《倦征》：“沈约伤春思，嵇含倦久游。帆归黄鹤浦，人滞白苹洲。乳燕差池远，江禽格磔浮。物华真可玩，黑鬓恐逢秋。”则主要传达的是害怕萧瑟和飘零的秋景，感叹春光流逝，盼望归期到来的情怀。最后一句“黑鬓恐逢秋”，便充分表达了作者悲秋和珍惜时光的感情。

3.凸显“出昆”风格

欧阳修的早期诗歌具有“出昆”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议论化”风格，早年欧阳修与理学先驱人物胡瑗、孙复、石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正如张文利在《理学、禅学与欧阳修诗》中所认为的，欧阳修为宋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先路的贡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阳修早期创作的部分理趣诗歌，如：《庭前两好树》、《远山》、《仙草》、《颜跖》等，充分表现出了宋代诗人对理学的探究兴趣。同时，在欧诗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更是出现了议论化的倾向，所以可以将欧阳修看作为宋诗“主理”思想的引路人，从而为“唐音”转变为“宋调”做了良好的铺垫。

（三）欧阳修贬谪后诗歌创作

1.外界“穷困”环境渲染，发之为诗

在欧阳修的观念里，当处于仕途和生活穷困的环境下时，内心的悲愤情绪很容易受到自然山水的激发而寓情于诗中。如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就明确指出了文人的抱负理想难以在社会中得到施展，所以常常寄情于山水之中，让情感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下，发而为诗。同时，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又写道：“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因此，当作家越为穷困时，与百姓生活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所接触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这样更容易创作出传世佳作。反过来，仕途较为通达的人在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深入体验生活和感受生活的机会也就随之较少，从而导致缺乏文艺创作的源泉。此外，这部分人也由于事务丛佣无暇于文学创作，就算偶尔涉及还常常受到自身的才学的限制。因而从这点进行分析，在欧阳修的理念中，所谓“穷”，并不仅仅只是指经济方面，更侧重于仕途和政治抱负上的不如意。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身体力行的践行了“穷而后工”的理论内容。其中，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被贬两次，而在第一次被贬的时间是在景枯三年，这一次被贬主要是因为范仲淹被贬而欧阳修仗义执言，结果自己因此而受到牵连被贬到峡州夷陵令；第二次被贬发生在庆历五年。这一次被贬主要是因为他多次上书直言，所以引起了众多反对新政推行者的不满，并恰巧遇到其外甥女张氏触犯了法律，所以又被弹劾被贬到滁州。通过调查分析他被贬时期内的诗歌创作，便可以清晰的看出“穷而后工”理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细致入微刻画情思，自然而“工”

在欧阳修一生的穷境中，写下了《仙草》、《江行赠雁》、《琵琶亭上作》、《千叶叶红梨花》、《古瓦砚》、《黄牛峡祠》等诗歌。例如：《黄溪夜泊》：“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在这首诗歌的开篇中便全面描写楚地环境的极度惆怅，虽表现出不堪之意，而却在结尾之处转换了笔锋，使用乐观且超脱的笔法写出了：“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句诗歌恰当地将不堪之情转换成为了对美好的江山的欣赏之情。

欧阳修一生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一句“开口揽时事，议论争BB”便将内心的志向全面充分的表述了出来。虽然欧阳修合理地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合理融入到山水之中，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忘记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用对自然景象的感情来激发他对国家的关心之情。正如景枯四年，也就是欧阳修被贬到夷陵的第二年中，作者内心孕育了浓厚的悲愤之情，但却依然将自己的感情寄情于景中，借物抒情。例如：在《千叶红梨花》中，利用“钱叶红梨花融入到辟谷中”来比喻自己，将自己内心满腹的思想情感寓于诗歌中：“可怜此树生此处，高枝绝艳无人顾，春风吹落复吹开，山鸟吃来复吃去。”不但充分表现出了孤独寂寞的思想情感，而且还全面表达了孤芳自赏的意味，从而将真挚和浓郁的思想情感浸透到诗歌中。再例如《金鸡五言十四韵》，则主要描写的是金鸡自身因为美丽而遭受迫害，从而非常自然地引发出作者对范仲淹被贬事件感到的愤愤不平。以上诗歌表达的思想情感都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来源于生活，而发之于自然。其所创作的诗歌情感与基调和其他文章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在淡泊名利的思想中透露着情味，情感真挚而又深密。

三、结论

总而言之，欧阳修在文学理论中坚持“自然”“责实”，立足于简洁质朴，反对部分怪奇而又鄙俗的内容。具体表现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中，不论是语言的应用，还是诗歌结构的安排都充分地体现出这种精神，显得通俗明了。同时，欧阳修诗作的“穷而后工”的理论，主要表现在政治仕途非常不顺的情况下，反而常常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创作出具有感染力的诗歌作品，以此宣泄内心的情感，大力批判社会现实生活。但是，由于欧阳修长时间受到儒家敦厚诗教思想的影响，主张在抒感的过程中表现出节制性，避免采用牢骚式的发泄方式。因此，欧阳修常常将自己在仕途中的困境，以及不满情绪，采用写景和咏物的借喻形式将其朦胧地表现出来，具有意到言止、自然贯通的特点，为在他之后的诗歌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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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崔铭.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J].江西社会科学，2015（12）：65-70.

重阳节的诗歌篇5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

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唐薛稷书跋》云:“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旬,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批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欧阳修在这段话中表明了知音难遇的感慨,以欧梅二人的亲密无间,尚且不能全然认知诗人本意,何况根本丝毫不了解欧阳修的其他读者?这对解读欧阳修本人,探究其诗歌本质思想与精神内核都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儒家教义之真谛必不能得到很好的传递,怎样做到“以最小的力获得最大的效果”,即“以最小的注意力,能使对方理解或使对方感受”,将文字与内容之间的距离减少到可能的最小限度?同时,欧阳修将诗文视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希望能将“见之于言”的作品流传后世,借以向时人或后人昭示自己不可摧折的生命意志,达到精神之不朽的效果。那么自己的诗文如何能够突破前贤,不似“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达到永存?这些也都是欧阳修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显而易见,欧阳修平易简洁诗风的形成,和他所提倡的尚宽简,去繁难,使人易知易行的思想观念及上述客观问题所凸显的精神规范不无关系。它们构成一种合力,不仅影响着诗人的创作思想,并在—定程度上支配着欧阳修诗歌的创作走向。平易之诗风似乎成为欧阳修消除奇僻艰涩风格、弘扬主体精神、消除诗之“隔”的最佳参照,这也成为他学习韩愈、最终突破韩愈的最好诠释。

重阳节的诗歌篇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好：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今天，恰好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从此，将告别冬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在这个吉祥喜庆的日子，咸阳市作家协会、咸阳市文化促进会、几于道茯茶共同携手，在这里举办《春在咸阳》诗歌朗诵会。

这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活动，也是认真贯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文化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今天到会的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骏民、市文联主席王民安、市作协主席杨焕亭、几于道茯茶董事长李玉生。欢迎你们！

有咸阳市各位作家、诗人、朗诵家和文学爱好者，欢迎你们！

有咸阳师范学院和陕西中医学院文学社团的师生们，欢迎你们！

今天，是《春在咸阳》诗歌朗诵会。我们欢聚一堂，歌颂祖国、歌颂青春、歌颂春天。

首先，请欣赏诗朗诵《致春天》，作者杨焕亭，朗诵江河。

春天，是心的梦想；春风，是季节的骚动；小草绿了，听见春的脚步；花儿开了，闻到春的气息；蝴蝶来了，唱着春的歌谣。请听诗朗诵《踏着春天的舞步》，作者董信义，朗诵王静。

母亲，是伟大的，她给了我们生命，并且哺育我们成长；太阳是伟大的，它给了万物生命，并且让万物生长；母亲，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太阳，始终是万物的自豪。感恩他们，就要爱他们，爱，就要大声的歌颂。请听诗朗诵《太阳，我的母亲》。作者陆子，朗诵陈芳。

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最美的是母亲，最亲的是故乡。忘不掉的故乡人，剪不断的故乡情。如果说文字，是诗人的春天；那么故乡，就是游子的春天。请欣赏我市著名诗人宁颖芳的诗歌《故乡》，朗诵霍小平。

一支新绿悄悄走过窗前，一道印痕是那远去的爱恋。不要你成就时的桃红杏黄，只要你未嫁时的一抹新妆。盼你再次走过我的窗前，驻足回眸那怕一瞬。请欣赏诗朗诵《春》，作者吴晓琴，朗诵李卉。

是的，春天应该有花，有新芽，有绿叶，以及暖暖的风。它是播种和希望，它是孕育和喜悦，甚至可以是婴儿的哭声和哭声里满满的清泉。请欣赏诗朗诵《在春天》，作者胡伟群，朗诵胡伟群。

春天是迷人的，她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谈笑风生。咸阳湖是迷人的，她像一个美丽的女神，静卧在渭水之滨。讲不完千年秦都的神韵，道不尽渭城朝雨的深情。咸阳湖的春天，就是咸阳的春天，长在北国，却是秀美的江南。请欣赏诗朗诵《咸阳湖的春天》，作者赵博，朗诵赵淑红。

春天来了，春风吹过，绿了田野、清了渭河。它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它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让我们敞开胸怀，拥抱春天，让我们抬头仰望，放飞梦想。请欣赏诗朗诵《春在渭河岸边走过》，作者郭忠凯，朗诵刘铭。

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我们咸阳，有这样一位小女生，8岁开始发表作品，12岁加入省作家协会，14岁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在《诗刊》《美文》《绿风》《延河》等发表作品100多篇，多次荣获全国征文比赛大奖。她就是渭城中学学生高一宜，请欣赏她的诗歌《知名不具》，朗诵者高一宜。

如果说咸阳是美丽的，那么咸阳湖便是美丽中的美丽。她就像城市的眼睛，晶亮的眸子波光一闪，便有燕子飞来，在我们心里掠起绿盈盈的美艳，醉了你，醉了我，醉了咸阳，醉了春天。请欣赏诗朗诵《咸阳湖》，作者王新琳，朗诵周晓倩、尚文宇、焦钰雯、朱紫焓、程睿孜。

重阳节的诗歌篇7

摘要：约翰・多恩和艾略特是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阅读他们写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生动画面。本文选择约翰・多恩的《太阳升起》和托马斯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通过比较和分析两首诗的主题以便使读者能更好的理解这两首诗。

关键词：《太阳升起》 约翰・多恩 托马斯艾略特 对比

1.约翰・多恩简介

约翰・多恩是17世纪“形而上学流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给人一种固有的戏剧性，展示一个看似零散多样的经验，态度，自由的感觉和情绪。诗歌的模式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智慧的演讲，生动的意象和有活力的节奏，展现出与伊丽莎白时代的纯洁、宁静、与谐和平稳流畅的抒情诗歌明显的对比。

2.《太阳升起》简介

在这首诗中，爱是最强大最炫目的理想。在文字层面上审视这首诗时，每一行都有其表层价值，诗作者对太阳，爱以及其他各种目标做了评论。然而，当读者从整体上评论这首诗的时候，并考虑到其他相关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评论时，就可以看到真正传达的消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肃和关键，而是批评和评论就像运输的车辆使其观点更加深远。演讲者使用撇号，以及他在诗中所说的内容，都展示了他的地位，那就是爱是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太阳的力量。

3.托马斯・斯登艾略特简介

托马斯・斯登艾略特（1888 - 1965），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了新人文主义学者和评论家，欧文・巴比特（1865 - 1933）的影响，派生出反对19世纪浪漫主义的态度。然后去欧洲，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学习，在那里他熟识了象征主义诗人。学习期间，他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英国文学，以及古代印度哲学和文学。他可能是他的时代最博学的诗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他站在20世纪诗歌最重要的位置。

1911年，他完成了《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个显著的现代情感色彩的一首诗。1917他首次出版了诗歌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之后1919年和1920年另外两个小诗集也随后出版。

4.《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简介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艾略特最引人注目的早期成就，虽然这首诗写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开始，但它显示了艾略特在诗中已使用主题和象征的特点。它描绘了一个胆小的中年男子想要向一位女士求婚但总是犹豫不决。它以独白的形式像布朗宁风格的内心独白来展开。这个人是否真的离开他的地方仍然是一个问题。很有可能是他一直呆在那里，让他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Ⅰ.主题比较

两首诗的主题都是关于爱情的，但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太阳升起》的主题是独立存在于或高于物质世界。此外，诗人嘲笑太阳未经他和他的爱人许可进入他的房间。而《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主题有点忧郁，展现肮脏的城市设置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无聊以及没有能力去爱等艾略特所嘲讽的对象。

首先，《太阳升起》整首诗中，演讲者在嘲弄太阳和权威，实际上根据作者来说只是一个入侵，拥有的一种感觉，一直在用爱的敬畏来验证荒唐。尽管在第一节中诗人承认太阳支配地球并对地球有某种权威，如：

“Chiding late school boys and sour prentices”（6）

并告诉农民和同胞们何时行动，他暗示太阳没有权力支配爱，他说爱是永恒的，同时不受时间或季节的影响（时间和季节由太阳所控制）

“Love，all alike，no season knows， nor clime，”（9）

“Nor hours，days，months，which are the rags of time.”（10）

在第二节中，演讲者问，

“Thy beams， so reverend and strong”

“Why shouldst thou think？ ”（11-12）.

演讲者解释说除非他的爱人的眼睛瞎了，否则他是不会通过无视并抹去太阳的光辉的。

“…both the Indias of spice and mine”

“Be where thou leftst them （the sun’s eyes）” （17-18）.

诗人把太阳作为一个人并责备它，是因为太阳把他和他的爱人从睡梦中唤醒了。他要知道为什么情人应该遵守时间。他还把对太阳的支配，称之为一个“漂亮的迂腐的坏蛋”，告诉太阳不要打扰别人，比如那些上学迟到的孩子或恳求能更多时间睡觉的工人。他告诉太阳找到王室的人们及农民，让他们开始他们一天的新生活，而不是掌控他们的爱人，因为时间并不像季节，气候或太阳那样，时间不存在于爱中，爱是不会改变的。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只是愚蠢的，毫无用处的措施。诗人挑战太阳的强度，太阳并不高和强大，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眨眼让它消失，除非他不想忘记他的爱人。如下几行所示：

“I could eclipse and cloud them with a wink，”（13）

“But that I would not lose her sight so long：”（14）

他调侃太阳，他的爱人的眼睛是如此美丽和明亮，它可以遮挡太阳的光芒。诗人巧妙地把太阳拒绝转变成显示其慷慨和光辉的一面，把它都集中在他的爱的房间里，所以他们是太阳，宇宙的中心。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恩的时代，当时人们敢于爱与被爱。因此，诗人称，他的情人是“所有国家”，事实在整个世界上，他统治中的“王子”，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存在。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中心思想。在这首诗中，有爱另一个人并有对爱的前景担忧害怕的表现。这首诗的主题可能是最使人感到疲惫的诗歌主题。重新打开这个话题，艾略特冒险去模仿几乎不可避免的这种爱情前景。给他留下的新的领域似乎在治疗中。因此，艾略特的夜晚并不是美丽，平静，自由浪漫的，而是像桌子傍边坐着的病人一般。除此之外，它还表明普鲁弗洛克认为自己是无助的手术台上病人。“街头，像一个乏味的论点”反映了普鲁弗洛克的长期矛盾的心态：事实上，他是没有和别人而是和自己在争论去哪里以及如何提出了“压倒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艾略特所强调的东西。通过晚上（诗意浪漫的主题）这样的暴力，艾略特做了一个决定，主张新事物只是那简单的一行，为了结束这一切，他唤起了对所有的浪漫夜晚的联想，。他的手臂，显然戴了白色和肉色的手镯，，在台灯下与浅棕色的头发相映，让他如此离题。这真正是他恐怖的奢侈的爱。恋爱绝不是出路的困境。因此，他显示已经坠入爱河，但他不断地否认。他渴望爱，但在他的世界里找不到满意，尤其是在性。真实对象的欲望是盲目的沉默的祝福。这意味着，实际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导致普鲁弗洛克疼痛并阻碍他的行动。此外，只有当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表达爱对普鲁弗洛克是这样一个痛苦的任务。

他知道了女士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包括虚伪和八卦，当然对普鲁弗洛克来说是不够的。普鲁弗洛克渴望更令人满意的东西。他坠入爱河为了找到出路。普鲁弗洛克，在这些女士中找不到理想的爱情是当然的了。他是注定要失败的。艾略特的整个艺术在于他呈现的能力和控制负面经历的能力：普鲁弗洛克所体现的尴尬，失败，荒唐。诗的机智和喜剧，异想天开是影响呈现的方式，这种控制，允许作者进入普鲁弗洛克的经验中，但仍保持分离。

“With a bald spot in the middle of my hair-”

（They will say： “I-Iow his hair is growing thin！”）

My morning coat， my collar mounting firmly to the chin，

My necktie rich and modest， but asserted by a simple pin-

（They will say：“But how his legs are thin！）”

在这里，我们看到普鲁弗洛克的热情，当：

“If one， settling a pillow by her head”

Should say：“That is not what I meant at all”

That is not it at all，

That is not what I meant， at all."

他的激情不是一种，但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满意；这是一个没有爱另一个人的人能完成的激情。普鲁弗洛克自己对此很明白。

“That is not at all.

That is not what I meant， at a11.”

他渴望爱并渴望对恐惧的完善：这就是普鲁弗洛克的眼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从他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如果他能回到低水平的进化和低水平的意识，那将会更好的使他减少疼痛。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更多的诗行：

“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在这样的诗句中，有没有丁尼生的风格和浪漫的色调？ 没有。相反，我们看到Laforgue和其他法国符号学派对；我们看到了玄学派诗人。在这些榜样的帮助下，艾略特做了一个与传统疗伤的爱清诗相比决定性的突破。第一，那种许多传统的诗人都以为荣耀的高贵的感觉，这里被认为是不够的。此外，通过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处理。艾略特避免了以前很多的爱情诗里所体现的伤感主义。

普鲁弗洛克总是分离，总是从外面看自己的感觉：

“I have seen my head （grown slightly bald）

brought in upon a platter.”

这个典型的Prufrockian幻想，他看到自己变成了施洗约翰。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是演员并且也亲眼看到了自己表演这个角色。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的可贵精神和诗歌复杂的现代主义的经验可能性。

对两首诗的主题的比较可以看出，，约翰・多恩看重探索思想的方式，一些读者发现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不断的使用玄学派自负的方式以及采用直接的和个人或上帝对话的形式，使读者找到了对抗和启蒙的思想。此外，多恩用他那精心设计的爱的方式面对并开启了十七世纪的读者之心。同时，让我们把20世纪的镜头拍向《，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遭受了痛苦的精神危机。尽管《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的情歌》“爱无能”的主题，它使世界本身也呈现出了其碎片，它触摸到了抒情意象的气氛，这些可以从“猫―雾”，“裸臂”、“枕头”这些意象中看到，这些表明作者对激情的渴望，以及看到的主题，所有这些表明自己对激情的渴望。

两首诗的主题是相似的，都是说爱，但爱在本质上不同。与多恩的时代不同，人有心情坠入爱河并充分享受它。然而，在20世纪初，这是战争的第一个字，人精神遭受了很多打击。他们过着悲观的生活，并感到精神上的空虚。军事和政治剧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生活状况。

Ⅱ. Conclusion

革命时期是文学上的困惑之一。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诗歌，，当时玄学派诗歌表达人类共同感受和经历的强烈意识。（常耀信，p105 - 106）而现代西方文明带给人类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变性。因此，在他的诗歌精神和文化中，艾略特旨在为人类寻找再生，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在西方世界的否定和寻求救赎中有其不可否认的意义。所以他认为救恩的规则，等级制度和秩序为最重要的事情。

调查了两首诗的主题元素之后，我们对当时人们的所想和社会的现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这能为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这首诗打下坚实的基础。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1]常耀信.2006.《精编美国文学教程》（中文版），南开大学出版.

[2]吴伟仁.2006.《美国文学史及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John Xiros Cooper.2008.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S.Eliot.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刘炳善.2005.《英国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重阳节的诗歌篇8

关键词：阳关三叠；二胡；改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108-02

以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为词的《阳关三叠》是唐代名曲，诗为：“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曾又被称为《阳关曲》、《渭城曲》是因诗中有“阳关”、“谓城”两地名。“阳关”也成为送友酬唱的代名词。

王维这首诗在唐代就曾以歌曲形式广为流传，并收入《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现代《阳关三叠》曲谱最早见于《渐音释字琴谱》（1491年以前），另外还有1530年刊行的《发明琴谱》等十几种不同的谱本。据清代张鹤所编《琴学入门》（1864年）传谱，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称“三叠”。每叠又分前后两段，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宜自珍”的惜别之情，“泪沾巾”的忧伤情感和“尺素申”的期待情绪。旋律以五声商调式为基础，音调纯朴而富于激情，特别是后段“遄行，遄行”等处的八度跳进及“历苦辛”等处的连续反复呈述，情真意切，激动而沉郁。全曲曲调纯朴富有激情，感情中略带淡淡的愁绪，表达了离别情意及对远行友人的关怀。目前所见《阳关三叠》曲谱是以琴歌形式保存下来，现存《阳关三叠》琴歌谱共30多种，它们在曲式结构上有些差别，曲调则大同小异。

除了琴歌的形式，《阳关三叠》近几十年又被作曲家、演奏家们移植、改编为合唱曲、重奏曲、合奏曲、独奏曲等，其中，王震亚根据近代琴家夏一峰的琴谱改编的合唱曲，用管弦乐伴奏的、朱逢博首唱的女声独唱曲，美籍华人周文中改编的钢琴独奏曲，沈正陆移植的钢琴伴奏谱二胡独奏，闵惠芬改编并加入华彩乐段意味散板的扬琴伴奏谱二胡独奏，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陈坤鹏的二胡与扬琴三重奏等非常有名。下文就重点从二胡改编曲着手来阐述《阳关三叠》在二胡领域中的影响。

因为二胡独奏《阳关三叠》源于古代琴歌，而琴乐是偏向于静态之美的、渗透着儒家“中正和平”、道家、“清微淡远”哲学观念的文人音乐艺术，所以鉴赏者除了应着力感悟古琴吟、猱、绰、注等圆润松脆、泽润通透的滑音韵味外，还需对古琴“散起”、“入调”、“入慢”、“复起”、“尾声”的琴曲结构，简括虚静、古朴疏脱的理想风格，和雅清淡、声少韵多的审美理想，以及“孤高岑寂”“淡而会心”、不着一字而明心见性的幽远空灵意境有所把握，才能进入一种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空寂无限和深微境界，使依依别离之情悠然神有所寄，境有所会。因为琴歌《阳关三叠》立意取材于用话语的声音与画面组织来象征性表现情感的理想型抒情诗―――《阳关三叠》，其音乐又兼具抒情性、描绘性与情节性色彩，所以，直接表现作者依依惜别的主观愿望，逼真再现送别场景的叙事倾向，与朦胧寄寓某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理应兼而有之;赏鉴者当应深刻体验、品味和探询古代文人送别的历史背景、哲学意味及审美意蕴，以激情为元素，别离为触引，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唤起或真实或想象的、包罗文化、伦理、宗教及审美等社会性需要和态度的情感体验，才能酝酿一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超然于别离之外的招唤魅力与诱惑力。

闵惠芬的二胡曲《阳关三叠》，格高调古、情韵深沉，简括典雅、旋律如歌。改编时去掉了第二叠，并将第三叠增加了自由发挥的华采乐段，既保留了琴歌《阳关三叠》曲调主歌、副歌的基本结构，又发展突出了高潮部分，旋律也在保持人声化的同时更加器乐化了。全曲共40小节。第l至17小节是乐曲的第一段,速度舒缓长慢，音色柔和愁淡，语气平抑深情，力度中强感慨，节奏徐疾有度，加上较为有力的运弓和激情揉弦演奏的八度大跳程和切分节奏，令二胡绘声绘色于古代文人柔肠寸断的别离情绪、“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心灵自抑及欲行固步的场景转换之中。第17至33小节是乐曲的第二段，速度有所加快，力度有所加强，语气有所加重，节奏更为紧凑，情绪开始激昂，而音韵则深沉呜咽，二胡将不忍别离又不得不离的缱绻难舍情思逐层递进，并于大刀阔斧弓法奏出八度大跳的、ff力度的强烈切分音后推向高潮，很有“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慨叹。最后5小节是乐曲的尾声，情绪由激动感慨转为惆怅叹息。与琴曲《阳关三叠》相比，上扬了八度的结束“2”音用徐缓泛音奏出，并渐远渐逝于无声无形，极具“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幽远飘渺意境，令依依别离之情神有所寄、悠然意游。

特约作曲家徐景新为二胡、古琴、女高音而作的《渭城曲》是极具特色的一个版本。三个声部将主题呈示三次，音乐古朴而富有激情，带有淡淡的愁绪。除了二胡如泣如诉的演奏外，有「东西合璧的夜莺之称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的咏叹调式演唱更为乐曲增色不少。实为一首不可多得的精品！

陈坤鹏的《阳关三叠》――二胡与扬琴的三重奏是对此曲的另一种阐释，采用了基于同一音乐轮廓的自由反复、变奏、展衍、或即兴发挥手法(主要表现为各种扩充手法，有时也有简缩手法)来组织结构音乐。这些音乐的共同特点是:在反复的重奏中，既含音乐的可变性或即兴性发挥，又能强调音乐各段都自求平衡、圆满和自行结构封闭。四个声部主题此起彼伏，就像三个人共同诉说着这个故事一样，各声部之间的衔接自然，再加上模拟古琴吟、猱、绰、注的重压揉弦、同指滑音和迟到颤音等技法的适时运用，将离别情绪充分发挥出来，最终三个声部以高音2的泛音结尾，音乐空灵悠远，留给人无限的遐思。

我们从各种传谱中可以看出，《阳关三叠》曾发展为文人雅士珍爱的一首琴歌，也是在明清琴谱中传谱最多的一首琴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音乐在其流行和发展过程中，其精神内涵虽没有发生变化，但在音乐的形式乃至内容上是会发生“流变”的，而这也是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正常规律。同时还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对这首作品的珍爱，并不断地对它进行发展，使这首作品成为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二胡曲《阳关三叠》作为一首传统名曲，它所蕴含的情和意是无限的。对于演奏者来说，要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技巧以体现乐曲之丰富内涵，对乐曲情和意的体验，特别是一种带有开拓、挖掘性的体验，无疑是艺术再创造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成份。同时这种开拓性和挖掘性也是一个好的演奏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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