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1 05:55:50
公元725年，李白25岁，经过“十年读书，十年练剑”的李白为访求功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登名山，访名观，拜名门，谒名人，吟诗作赋，知名度迅速提高，李白意气风发的诗作大多是这段时间作品。此间，李白登临了晋陶渊明隐居过的有道教背景的庐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其中诗句“日照香炉生紫烟”将庐山喻作“香炉”正是李白道家思想的产物。正所谓“景由心生”。在江夏游历间，李白曾特意转道襄阳，拜谒了当时著名的隐士孟浩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首《赠孟浩然》很肉麻的表达了李白对孟浩然的仰慕。李白之所以如此崇拜孟浩然，是因为孟浩然的做派和追求与李白的内心向往不谋而合。
唐时已经有了科举取士的制度，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正宗的科班出身。然而当时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拥挤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或是不愿意承受科举失利带来的尊严上伤害。他们剑走偏锋，选择终南捷径，期待以隐居扬名，获得举荐与赏识进而步入仕途。虽然早在南北朝时期山阴人孔稚珪就曾作《北山移文》尖锐的讽刺这种沽名钓誉，表里不一的虚伪行径。但在唐朝，这种风气的余脉还在。孟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李白则是这种风气的热心追随者。对于这些人修道隐逸是获取功名的一种手段，但在他们失意时这种生活方式又成了他们刻意营造的心灵的庇护所。
李白西游时，来到长安，就曾隐居在终南山，并以此为据点四出干谒。其干谒的一个重点人物就是唐玄宗的妹妹，那位笃信道教的玉真公主。为博得玉真公主的赏识，李白还费尽心机写了一首马屁味十足的《玉真仙人词》。这种曲意之作，远不及他此后不久表达抱负不得伸展的《行路难》。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失意与彷徨显的情感显得更为真挚。在玉真公主与贺知章的极力举荐下，李白终于“仰天大笑出门去”，到翰林院供职。然而，这种草拟文告，歌咏功德的闲职与李白大济苍生的抱负相去甚远。因此，入朝为官的李白并没有获得心理期许的成就感，于是，他骨子里那种“平交王侯”的疏放狂傲的性格不自然的外露。致使最终被玄宗“赐金还山”放回终南山隐居。
经历了这件事情的李白，已经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难于伸展。因而，其醉心功名，“汲汲于富贵”热情稍稍冷却，而遁世归隐的思想渐趋明显。被玄宗放逐后的李白继续在大江南北游历。此间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比较典型的反映了他此时消极失意，寄情山水的受挫心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好像表明他已经对仕进丧失了兴趣而专注于寻仙问道。失意后的李白曾再次登临黄鹤楼，面对崔颢的《黄鹤楼》他给于了倾情的赞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之所以这样赞美崔颢的诗，不只是自谦，更是因为这首诗写到李白的心里去了。崔诗中连用几个“空”字把李白理想破灭后一切皆空的落寞心理抒发得淋漓尽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是道出了李白不得归朝，不甘归隐的迷惘无所之的矛盾心态。有这样一首诗，李白再题觉得就是重复。
李白老年曾隐居庐山，后又应李磷之邀入幕。此次入幕是李白不甘心满腹才华尽付黄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恰恰是这次入幕不仅使李白平生理想完全破灭，同时因此而遭受流放之苦也加速了李白形体的消亡。六十二岁时，李白作《临终歌》而卒。在这首诗里李白把自己比作折翅的大鹏。“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然而他也敏感的意识到自己的才华终将为后人所识，但世无孔子，又使他唏嘘难释。
纵观李白一生，自诩甚高，亦道亦俗，仙风道骨是其外表，潜心仕进是其实质。然而开元盛世，玄宗垂拱而治，天下太平。李白所持王霸之道犹朱曼平学屠龙，成而无用。故其在野则思其用，在朝又不得志。撇开对李白急于仕进的隐私心理的关注。李白的失意却是中国诗坛的幸运。李白瑰丽的诗篇正是在这种现实与理想反复的撞击之下迸溅出的耀眼的奇葩。其丰富而感性的内心在这种不平的境遇下才得于充分的展露。李白失去了一个时代，李白又创造了一个时代。
附诗一首：
《伤李白》
鹏飞高天一眼空，
蜀道阻远鸟途穷。
大济苍生南柯梦，
“人不轻狂枉少年”
狂妄，虽然不是件好事，有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是却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韵意！
楚汉之争，长达四年。经历了不下上百个战役。虽然最终刘邦取得天下，但项羽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西楚霸王！虽然，你刚愎自用，不肯再洪门杀死刘邦，气走亚夫，让楚军陷入险境，但是你这都是英雄的举动，不想用小人之举杀死刘邦，此乃真英雄也！别人都说你有勇无谋，但我却不这么认为。你置之死地而后生，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下令凿毁战船，扔掉粮草，与秦军决一死战。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你败走乌江，热血洒满江面，但是你是王之无愧的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狂妄却自信！
公元前383年，《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商鞅更是为了变法丢掉了生命，你情况，却满腹经纶，发动变法，却不知已触犯了贵族的利益。虽然陛下听从你的意见，但是众口铄金啊！！是、，你在变发成功在即之时离开了———因为你的轻狂！但是你无悔！人不轻狂枉少年，变法可以使我大秦强盛，即使献出生命又何妨？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李白，一代诗仙。却嗜酒如命年少时想考取功名，报效祖国，却屡遭排挤。但是你不在乎。…·“贵妃研磨，力士脱靴”可是你没注意到高力士的脸已经阴沉下来了吗？很快你便被远调他乡了！你年少轻狂，但是你有狂妄的资本，只有你才配写下“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张狂诗句！你！李太白，张狂的一代诗仙！……
如今，情况的他们已离我远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狂妄却留给了后人！我要将他传承下去———狂妄 轻狂！
【关键词】南唐诗 五代十国诗坛 “姚贾体” “白体” 霸主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大多研究者认为无足论者，其实，此时期诗歌在由唐至宋的诗歌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我国诗歌由唐向宋的过渡时期，而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最有成就的则是南唐，南唐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的主要成就，正如历史学家任爽所说：“南唐文学艺术之盛，在五代十国时期首屈一指。”
一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是较为动乱的年代，此时战乱频繁，中原地区在短短的53年间，便有五代相更迭。北方的动乱，导致大批文人南迁，或谋生路，或寻求明主。又加上朱温专权，仇视士人，“屠戮唐清流于白马驿，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这样就加速了士人的南流，而南方的前蜀和南唐就成为士人的首选之地。据统计，北方士人归南唐者，载于史籍者就有48人。故而南唐为当时人文最盛之国，其诗人数量居南北方各国之首，诗的创作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879卷，其中北方地区为234卷，占总数的26.6%；南方各国总数为645卷，占总数的73.4%，而在南方诸国中，吴及南唐成就最为显著，接近总数的50%，计有诗文297卷，诗歌达2228首之多，这不仅是江南各国望尘莫及的成就，就是整个北方地区也难以与之等量齐观，比整个北方地区多出846首。赵世延为陆游《南唐书》作序时说：南唐“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所以，在此种意义上说，南唐诗歌的创作成就代表了整个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成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诗人的自身因素。
其一，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给南唐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南唐在39年间历经三主，这三位君主都是偏安江南一隅，无统一天下的雄心，而是注重休养生息，保国富民。在烈祖李统治时期，因以南唐代吴，自感有“谋篡”之嫌，内心颇不自信，深恐引起朝中土著大臣的反对而坐不稳皇帝宝座，所以他的主要心思在于稳定自己的地位与统治，无心对别国进行攻伐。再者，他也是一位较为仁慈的君主，他统治的十多年间，国内局势的稳定，给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使本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江南较为富庶的国家。
其二，文士的被重视和南唐偏安一隅是诗坛繁荣的重要原因。烈祖比较优礼文士，大批文人为其所用，因此别国的文人学士纷纷来归。他执政时，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邱、骆知详、王令谋为馆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本国和外国的文化精英荟萃南唐，为南唐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外，到了嗣主李、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的国内局势已走向衰落，更没有了扩充疆土、统一天下的大志，相对于北方频繁的朝代更迭，在这种相对稳定、偏安一隅的形势下，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其三，君主对文学的爱好影响了诗坛。嗣主李和后主李煜也和先主一样，不但优礼文士，厚待墨客，而且也作诗填词，二人的词已不用赘述，诗作也相当有成就。南唐的累世好儒，又致使北方的一些文人纷纷来归，到南唐谋求发展，这些南迁的文人学士，对南唐文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较有名气的有：江文蔚、史虚白、陈陶、江梦孙、伍乔等人，这些人在五代十国的诗坛上都有相当大的声望，为南唐的诗坛提高了地位。
二
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歌的发展中，有执牛耳的地位。晚唐诗坛的余风在南唐继续风行，如晚
唐的姚贾体、宗白体、温李体诗在南唐诗坛盛极一时，蔚为一代诗风。有的学者认为：“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上承晚唐，下启北宋，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此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著的南唐诗坛，最能代表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主流，南唐诗坛上的两个大的流派“姚贾体”、“白体”基本上成了五代十国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此时期的诗坛风貌。这一格局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和诗人的心态、人格因素。
“姚贾体”诗人群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南唐上层统治者不作为的原因，也导致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文士的失望、失落、苦闷，从此，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宏愿也随之化为泡影。这类诗人中，韩熙载是较为典型的一位。这些士人的壮志难酬的苦闷反映到诗作上，便是写一些逃避现实、吟咏性情、内容细琐、视界狭小的诗，师法姚合贾岛诗风。
三
学者贺中复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姚贾、效温李者，从而代表了此时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此说堪为不争的事实，而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宗白诗坛概貌。南唐的社会现实又把本国诗坛的宗白诗风推向了极致。
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师法白居易的吟咏怀情和次韵酬唱。南唐的白体诗坛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勋、孙鲂、沈彬，后经徐铉、冯延巳、江文蔚、乔匡舜诸人的摇旗呐喊，鼎力奉行，终在南唐诗坛蔚成风气。此种宗白诗风的形成像以上所论的“姚贾”体诗人一样，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和诗人自身的原因，诗人们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由原先的建功立业转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鸟风物、宴游逸乐，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闲适情怀。
诗人由于理想的幻灭而没有了在诗中抒发抱负的基础，便转而吟咏人世间的琐屑之事，于是，应酬赠答、次韵唱和便成了诗歌的主旋律，体现出白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类宗白诗人中，徐铉诸人的诗创作最具典型性。翻开徐铉的诗作，特别是他在南唐时的300多首诗里，几乎全部是应酬赠答之作。在这些吟咏性情和次韵酬唱的诗作中，几乎全是对人生的感叹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诗格与衰微的诗风。此种诗风反映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坛概貌。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相对稳定局势、优礼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诗文，导致了诗坛的兴盛，拥有诗坛霸主地位；而南唐诗坛“姚贾体”诗和“白体”诗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创作，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所以说，在此种意义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89.
[3]陆游.南唐书・卷一[A].丛书集成[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马令.南唐书・卷一[A].丛书集成[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唐才子传》载，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酒醉骑驴路过华阴县衙不下驴，华阴县令大怒，把李白抓起来要问罪。李白道：“曾令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县令大惊，连忙告罪说不知翰林到此请求恕罪。人大校园里的宝马撞人后，主人那种飞扬跋扈比李白还厉害，可惜没李白那么潇洒。
宝马撞人，似乎一直都是新闻，而所见撞人后的宝马主人个个霸道无比，而且视百姓如无物，视人命如草芥。哈尔滨苏秀文宝马车连撞13人，一死十二伤，长沙黄娅妮驾宝马车3月、7月连续两次各撞7人，深圳林卫兵驾宝马撞伤人，这些宝马车的主人牛气冲天，目无法纪。我想，假如李白有了宝马车，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是周游名山大川，结交朋友吧。“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中。”这是李白自己的话，有了宝马车，就更方便了他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
其次他会把宝马卖掉换酒喝。“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是潇洒不羁、视金钱如粪土的李白最真实的语言。“自言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他把宝马卖掉换酒喝绝对不会是意外的事。
可以想见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李白绝不会像苏秀文那样，因为宝马被卖菜农民的拖拉机剐了一下，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最后撞死了那个为生计而奔波为衣食而劳碌的贫苦农民，而且接连撞倒12名无辜的行人。李白的飞扬跋扈只在达官贵人面前，李白的高傲只在谄媚的小人面前。可以想见，李白有了宝马车，不会像黄娅妮那样，把宝马车开得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连续两次各撞7人。更可以想见，李白有了宝马车，不会在当时的太学――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里如螃蟹一样霸道。作为皇帝面前的红人，李翰林只是让高力士这些小人又难堪了一点而已，从没听说过他骑着马去街上乱踏人，更没有听说过他去太学里骑马撞人。
宝马撞人，之所以能成为最大的新闻，不在于车是宝马，更重要的是宝马的主人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不把普通百姓当人看，动不动就盛气凌人，不把道德和法律看在眼里，好像自己开的是宝马，就有资格撞人一样。
李广出生于军事世家，自幼习射，长大后手臂比一般人要长，司马迁说他：“善射亦天性也。”他曾把草中之石当作老虎，飞箭射去，结果“中石没镞”。这件奇事，唐朝诗人卢纶曾用脍炙人口的诗歌来表达：“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由于李广善射，有百步穿杨的能力，且作战十分勇猛，匈奴人非常害怕他，视为“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进攻他做太守的右北平。“李广才气，举世无双”，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
但是，李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不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建设，行军打仗采取自由的作风，不重视纪律，与士兵以恩义相结。《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行军，“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这种风格，机动性很强，士兵也能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常常能够以少胜多、反败为胜，但由于没有章法，也常常失败，最终是功过相当，甚至功不及过。
司马迁曾列举了当时与李广齐名的另一将领程不识与之对比。程不识重视纪律，行军布阵非常严谨，安营扎寨很有章法。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这种风格，机动性虽然差了点，但非常稳固，从未让匈奴人从他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司马光针对二人的风格，曾有如下评价：“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己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广带兵的危害。很显然，仅凭一己的勇猛、不重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做法，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不是一个统帅的作为。作为一个指挥官，可以说李广是不够格的。楚霸王项羽以及李广的孙子李陵都有这方面的缺陷。
李广体恤士卒，爱兵如子，但似乎流于妇人之仁。史载：“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以此故，再加上李广的声名，士卒都“爱乐为用”。但结果怎么样呢？由于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打仗喜欢逞强，敌人不近身不射，多次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将兵数困辱”。结果往往是“汉兵死者过半”，“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军中自是服其勇也”。
这样，李广个人的虚荣心倒是满足了，但代价却是有多少他心爱的士兵战死呀！或许这也是另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吧。《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很好地以尽量少的伤亡换取胜利，尽量保全下属的生命，那么生活上对士兵再好，恐怕也只能是妇人之仁而已。
李广把自己的“难封”归结于命运使然。由于汉代迷信风气盛行，李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在看到“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的时候，李广想不明白，自己的才能“不为后人”，为何始终不得封侯。在排除各种可能性后，他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命运上来，“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蒙恬把自己之死归结为“绝地脉”的那一声喟叹(《史记・蒙恬列传》)。
实际上，“李广难封”是因为军功不够，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汉武帝时，军功封侯是有明确的战功标准的，且这样的标准行之于文。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诸将多中首虏率”，“而广军无功”，李广从弟李蔡因从卫青出征“有功中率，封乐安侯”。《索引》小颜云：“率谓军工封赏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李广一生就是缺乏“中率”的功绩，他自己也说过“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这样的话。
进一步考察来看，李广的军功不够，实是与他治军打仗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前文说过，李广治军的风格虽然使他经常获胜，但也常常失败，最终是功过相当。也就是说，“李广难封”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己。后来，心性高傲的李广不愿面对刀笔吏，愤而自杀时曾言：“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至死，他仍把自己的不封侯归结于“天”，未能从自身上找原因，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生活中和战场上判若两人的李广。战场上，李广喜欢表现自己，常常通过展示自己的勇猛获得将士们的喝彩，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严重；但在生活中，他却木讷寡言，不善言辞，不愿言辞，“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只以射箭喝酒取乐，完全看不到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炫耀自己的影子。
另外，司马迁记述的李广杀霸陵尉的一件小事，则让人看到了李广气量狭小的一面。李广闲居在家时，一次于南山打猎晚归，至霸陵亭，霸陵尉以李广是“故李将军”的原因不让他进去。李广怀恨在心，当被重新起用时，请求霸陵尉与他一同赴任，到军中就把他杀了。这件事成了李广的一个大污点，被后人诟病不已。
白居易一生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思想观念对其影响最为明显。在《轻肥》中，他对中唐宦官专权，飞扬跋扈这一时代痼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而结尾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表达了诗人对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买花》《重赋》《买碳翁》《观刈麦》《杜陵叟》《缭绫》《村居苦寒》等诗中，诗人强烈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残酷霸道和黑暗统治，反映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生活悬殊和尖锐矛盾。“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吊影分为千里燕，辞根散作九秋蓬”……从这些生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面对统治阶级贪婪成性时忧虑的表情和对于千千万万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忏悔，以及听到的一个知识分子发出的沉重叹息。因为一方面他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人民的眼前，另一方面他又是以一个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奉行着他所不愿奉行的一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的知识分子深谙此道，特别是跻身于仕途的精英更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自从孟夫子提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主张，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多采取民本思想，“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然而，一旦走过了这段艰苦的岁月，他们便被花天酒地的生活征服，从此忘记什么是“居安思危”，恣意挥霍起来，蛮横霸道起来，最终人民揭竿而起，落得一个身首异地的下场。
白居易处于中晚唐时期，统治阶级贪婪腐化，不思进取。此情此景，他忧愁满怀。在《上阳白发人》中，他对于统治阶级强选民间的以供享乐而终遭幽闭的宫女寄予了深切同情，话语之间流露出作者的满腔悲愤。在《琵琶行》中，作者对颠沛流离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有无限感伤之情。白居易此时被贬江州，仕途失意如此，加上流落他乡之痛，无疑增添了他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与了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当白居易发现自己的身世之悲与琵琶女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知识分子的万千感慨犹如闸水一样喷薄欲出。
如果说在上述作品中，作者只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表达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那么，在《长恨歌》中，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则在矛盾中达到顶峰。作者有感于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表示深切同情和惋惜。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诗句中，作者对于李杨爱情的歌颂，不仅带有他自己的情感体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也许，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李杨之间的爱情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那是人世间最纯洁最深厚的感情，更是对人自身需要的满足。然而，这种最合理的需要发生在帝王的身上，就显得有点儿奢侈了。帝王需要“治国平天下”，却不允许有更多的儿女私情；帝王的一举一动关乎社稷苍生，不可等闲视之。因此，白居易对于李隆基的批判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等诗句中，作者对李杨荒淫误国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同时，也是故事悲剧的根源。他们不顾国家之安危，沉迷于酒色声乐之中，这显然与儒家所倡导的治国思想是悖逆的。正所谓“逸豫可以亡身”，李杨天上人间，也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交待。不言而喻，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因此，可以说，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和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于爱情阐释的矛盾，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究其根源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始至终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通过科举踏上仕途之路后，就可以碌碌无为，高枕无忧。相反，他们有着极强的民本意识和国家意识，人民与国家休戚相关，国家是人民生存之屏障，人民是国家发展之根源。白居易生于多事之秋，统治阶级巧立名目，挥霍浪费，蛮横霸道。社会如此黑暗，也许有些人会选择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何忍独为醒”？然而，像屈原那样，白居易选择的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大唐盛世气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纵然白居易难以力挽狂澜，但他也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运于笔端。
概而言之，贯穿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这种思想源于一种责任意识，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作为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继承这种责任意识，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当然，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不是杞人忧天，而是要有居安思危意识，创新和竞争的意识，以及国家和民族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赶在前面而不落伍。
在中国古代南北朝以前，旅游两个字是分开的，没有旅游这个词。而到了南北朝时代，南朝诗人沈约的《悲哉行》中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是旅游一词最早出现的朝代，但我觉得，当时这个词也不可能有现在旅游一词的内涵。以后历朝历代都有该词出现，但是该词偏重在游的方面，即外出游玩之类方面，即快乐出行，旅的成分不多。
在我国古代，旅与游是两个意义差别很大的词。一看到旅，往往有苦的成分在里面，象旅人、苦旅、羁旅、旅愁、穷旅、旅怀、旅思、寄旅、旅途等，古代的旅行，虽不能说是苦差事，但也确实没有多少乐的成份在里面，总有种孤苦零丁的感觉。象现在的学者余秋雨先生写的《文化苦旅》，你看看，是苦旅耶，如果写成文化苦游的话，岂不让人笑得麻了舌头。虽说是苦旅，但是里面含有一种孜孜以求的奋进精神，为了某种目标或者心愿，甘愿以苦为乐，以旅为手段实现之。人生即旅行，所以叫人生旅途，既然是旅，那就有欢乐，痛苦，失败，成功，磨难，风平浪静，交织在一起，伴随我们的一生。古代的智者传道，都是用的这种方式。本人从书上看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孔子率领门下众弟子周游列国的14年之旅了。公元前497年春天，孔子离开自己的祖国，踏上了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旅途。但是处处碰壁，在你争我夺的称霸时期，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很难有市场，各国的君主争相网罗具有王霸之术的人才，当然对孔子这种人只能礼遇，不能重用了。甚至在旅途中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据说孔子在旅之前，卜了二卦，一是第22卦，贲（bì)卦，山火贲，贲就是装饰的意思；二是第56卦，火山旅卦，失其居，以为旅。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称之为旅，旅在外，少亲人，这在易经中都有明确的表示。孔子占到这二卦后，再对照自己在鲁国的处境，明白就是留在鲁国，也是装饰品，国君虽然恭敬我，但是不会重用我。于是决定遵从旅卦的启示，开始周游列国之旅，孔子还算不错，不是孔子一个人之独旅，而是带着他的研究生一起旅的，彼此有个照应。象秋思之祖马致远的秋之穷旅，一个人孤零零的骑在一匹瘦马上，那是多么的凄清，称之为苦旅实在是不为过也。离家在外之旅，难处很多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送了命的也大有人在。
而游就不一样了，往往是与高兴快乐愉快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时游的也很苦或者很累。象春游、秋游、夏游、冬游、陆游（哈哈）、海游、太空游、遨游、神游、逍遥游、云游、信天游、漫游、乐游、游兴大发、游历等，都含有点快乐的成份在里面，一般用游人如织来形容游人之多和热闹。可以说，古今中外这些文艺大家创作出来千古流传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游出来的，象游的诗，游的画，游的文章等。古代人虽说读四书五经，但是他们并没有读死书，他们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倡学以致用，提倡学习要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现代人说以前的读书人是书呆子的那种，所以出现了游学这个词。虽然有部分大家游的很苦闷，写出来的游记、游诗也很忧郁，但是大部分的游作品还是以快乐清新明快为主的。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游遍了我国的名山大川，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大作，《送孟浩然之广陵》，名楼送名士，他诗情勃发，对世界的感觉是色彩明丽的，无丝毫感伤，才写出这留传千古的佳句。写庐山的诗就有好多首，《望庐山瀑布》，意境多么朦胧优美，气势多么宏大。《梦游天姥吟留别》，多么辉煌华丽，多么气势磅礴，多么挥洒浪漫。这不都是诗仙游出来的吗，况且梦游这个词可是中国人李白发明的，比弗洛伊德的梦游早了1000多年呀。还有杜甫的《望岳》，如果老杜没到过泰山，他能写出这气势不凡，意境辽远，格局雄伟的名句吗？所以说，大家不游是绝对写不出这些名篇的，没听说哪个大家闭门造车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是游了，也写不出这些大作。
现在旅与游结合，成了旅游一词，把古代旅与游各自含义中的精华部分结合起来，对个体来说，旅游成了陶冶情操，休养身心，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对国民经济来说，旅游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了一个产业，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其它相关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文化交流等，而且污染少，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就业门槛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推动旅游资源丰富而比较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在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而我国更是处在上升阶段，未来发展目标把我国从旅游大国变成旅游强国，从事旅游业应该大有可为。
每每听到同事、同学、战友、朋友旅游回来后说，哎呀，真是累死了。我就问他们，光是累了吗，有没有收获呀？他们就说，收获还是蛮大的。我说这就对了，不能全是苦的吧，要是全是苦的，谁还会乐此不疲。这正是上面我们所探讨的，旅是苦的，但不痛苦。游是乐的，连在一起，就是苦乐相随，苦乐相伴，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乐的成份多，苦的成份少。这也正是旅游的魅力之所在，真谛之所在。
在东方文化这件事上，欧美电影界一向很擅长。好莱坞将《七龙珠》拍成《气龙珠》，成功雷翻万千漫画粉丝之后，英国人近期又将黑手伸向我国那位史上腰围最粗的顶级美人――杨贵妃。
据说，中英合拍的超级大片《杨贵妃》要投资一亿。
据说，男一号不是杨贵妃的正牌老公唐明皇，而是她的绯闻男友李白。
据说，李白的人选，虽然号称要全球海选，但目前周润发和金城武呼声最高。
要论长相，如果假装忘了周润发早已进入欧吉桑行列的事实，那么，周润发老师还是比金城武同学更像李白。
李白长什么样?根据李白的众多粉丝之一魏颢的记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籍”。很明显，人家李白就是一，金城武同学太忧郁、太阴柔，连诸葛亮都能被他演成GAY，难道我们还要看李白和唐明皇眉来眼去你依我侬?
更重要的是，金城武即使能演出李白的飘逸和才情，电演不出他的杀气和嚣张。要知道，李白不仅仅是诗仙、酒神，还是个打群架、吃喝嫖赌、讲江湖义气，梦想在闹市砍人的古惑仔。
作为生活在四川的俄罗斯移民李白(李白生于碎叶，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小时候干嘛呢?他在《与韩荆州书》中有一段自我介绍：“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十五而修剑术，二十而怀纵横之策，欲遍干诸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虽身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所至尚意气，重然诺，轻财好施，常为人急而不敢自为。尝游扬州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看到没?人家李白从小就想当古惑仔，15岁学武功，20岁立志称霸江湖，拿把剑就去道上混了。虽然身高不足1米7，但是重义气，喜欢烧钱。在扬州混帮派，不到一年就花了三十多万，只要看到道上兄弟落难就忍不住赞助人家一把――等一下，这段是讲《上海滩》中的许文强还是《古惑仔》中的郑浩南?
初在四川，还是小混混的时候，李白就“手刃数人”，这不奇怪，李白的梦想，就是他的《侠客行》里那位“赵客”，单枪匹马杀人闹市，砍瓜切菜般，十步之内，谁挡谁死。杀完了，拍拍屁股走人。离开四川时，李白还带了个叫吴指南的小弟，到了湖北洞庭湖一带，跟当地黑社会火拼，吴指南死后，为保护吴指南的尸体不被老虎吃掉，李白还顺便打了虎。这事在网上炒得很热，一方面，李白因他的江湖义气直接人选年度“感动唐朝”十大人物之一，而他的两大名言“我是天才我怕谁”、“老子就是不差钱”，当仁不让地成为最NB语录；另一方面，网友忙着鉴定李白打的是不是华南虎。
众所周知，李白是很上进的，既然红了，肯定就要有所作为吧。他拜大唐首席剑客裴曼为师，学剑术，业余时间，就从事青年古惑仔最喜爱的娱乐休闲――斗鸡(老年古惑仔则热爱化学，集体炼丹)，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就写了，当时李白和一帮兄弟专门成立了斗鸡俱乐部，风头太盛，招惹了长安北门一帮黑社会，械斗时，李白这方寡不敌众，眼看小命不保，幸亏陆调生猛，杀出一条血路，把警察叔叔叫来，平息了这场街头暴力。
好玩的是，跟着李白混的，还有杜甫。天天宣讲大唐政府要开发廉租屋、解决穷人住房问题的杜甫。沉重的、悲情的、经常穷到要四处乞讨的杜甫。众所周知，杜甫就是被李白控制，不然干嘛写了二十多首“情诗”给李白呢。他们怎么混?在国际都市大梁(开封)，“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听上去骁勇英豪，说穿了就是搞点杀人啦，烧钱啦之类的“常规”娱乐。
作为黑社会大哥，李白的情史肯定不能太单薄。李白结了3次婚，他找老婆要求不高，宰相的孙女就可以啦。第一任老婆是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严格来说是李白入赘，这次婚姻李白很乖巧，和妻子住在湖北安陆的桃花岩，生了一儿一女，10年后，许氏去世。然后，李白和一位刘女士同居，因刘女士嫌弃李白官不够大钱不够多，翻脸。然后，李白在山东娶了个当地女子，生了个儿子，再然后，这个老婆又去世了。直到李白快50岁，有天喝高了，在粱园的一面墙上搞涂鸦创作，写了首《梁园吟》。几天后，有位宗女士读了这首诗，爱得要死，春心荡漾了好几回。而梁园的清洁工一看白花花的墙壁被乱涂乱画，骂骂咧咧地准备擦光光，宗女士急了，老娘出一千两黄金，买下这堵墙总可以吧!
好巧，李白的第三任老婆宗女士也是前宰相的孙女，不仅才貌双全，还和他有着共同的爱好――信奉道教，李白曾经考过注册道士，跟一批当红道士和隐士打得火热。李白最羡慕的，就是南朝谢安，带着一票娇嫩小就去隐居了，多雅致的生活方式啊。而最让李白动心的，是“金陵子”，在南京酒吧街上，李白和一个美女邂逅，电光火石。对方坐的是宝马牌香车，掀起帘子，直接说，我在前面那家最豪华的夜总会等你。李白一去，于是“葡萄酒，金叵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黑道上有一票兄弟，皇帝和贵妃都曾迷恋他，隐士圈内他也是大红人，进了青楼他照样游刃有余。哇，原来，李白就是一个会写诗的韦小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