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知识范文

天文知识篇1

>> 成语和古代天文历法 论夏代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 天文历法知多少 论夏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 基于时空气合一的六十甲子天文历法研究 天文历法谚语与住宅建设 论研究夏代音乐的必要性 对高中物理教学中拓展天文和航天知识的思考 关于夏代文字的推论 恺撒的历法 几个天文知识概念 天文学的发现和分类 古代的历法与皇历 初中古文化常识系列解读之天文历法 初中古文化常识系列解读之——天文历法 论朱天文台湾著名编剧朱天文小说文本的语言艺术 论中国长城的天文学特征 论航天期刊与航天文化的关系 2012年的特殊历法现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沈金亮：《〈尚书〉传本真伪之争新论》，《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7]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

[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杨光成：《西羌壮歌》，《西羌文化》编辑部出版。

[10]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木姐珠与斗安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天文知识篇2

据说，扑克牌由唐代天文学家张遂发明，最初称作“叶子戏”，因为纸牌只有树叶那么大。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有对“叶子戏”的记载，它是由文字游戏发展而来。到了元朝，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宫廷里担任官职，和上层知识分子过往甚密，学会了这一游戏，后来把它传播到了欧洲。一开始，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但是因为它造价低廉、玩法多样，又容易学，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对纸牌游戏进行了改进，最终出现了“扑克牌”。

扑克牌作为西方纸牌的一种，其设计方案也包藏着无尽的学问。它是按历法设计的，在某种意义上，扑克可以说是历法的缩影，它蕴含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知识：①扑克牌上的52张正牌代表一年有52个星期；②扑克牌设计为方块、红桃、黑桃、梅花四种花色，是因为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③扑克牌的每种花色都是13张，是因为每个季节都包括13个星期；④如果计算一下每种花色的点数（把“J”作为11点，“Q”作为12点，“K”作为13点），正好是91点，因为平均每个季节有91天；⑤把四种花色的点数相加，再加上大小王各占半点，总点数为365，和一年的总天数相同（闰年时大小王各作为一点）；⑥扑克牌中的J、 Q、 K共12张，表示一年有12个月，这是因为太阳在一年要经历12个星座；⑦扑克牌分为红黑两种颜色，则分别表示白昼与黑夜；⑧关于扑克牌的四种花色含义有以下不同说法：一说代表四个行业（黑桃――长矛象征军人，梅花――三叶花象征农业，方块――砖瓦象征工匠，红桃――红心象征牧师）；一说来源于占卜器物图样（黑桃――橄榄叶象征和平，红桃――红心象征智慧和爱情，梅花――三叶草意味着幸运，方块――钻石象征财富）；⑨扑克牌中的J、 Q、 K分别是Jack（侍从）、Queen（王后）、King（国王）的缩写，代表历史上的12个人物，如梅花K代表亚历山大、红桃K代表查理（不蓄胡子）、方块K代表凯撒（侧面像）、黑桃K代表圣经中的大卫，分别是当时的马其顿、法国、罗马、以色列四个王国的君主。

天文知识篇3

论文摘要：概述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以及国内外应用现状，总结了该方法的发现流程以及开发人机交互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对比分析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及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异同点，人工模拟了用该方法发现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的知识发现过程，验证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可行性，揭示了规模应用的努力方向。

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对于航天情报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科技情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航天科技情报研究既有与其他专业情报研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保密性强、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取等特点。一直以来，航天情报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式，分析方法也局限于传统的情报研究方法，因此检索前沿技术发展动向时，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难以发现有价值的文献，无法为科研决策提供有效的情报支持。

1986年，don．r．swanson在研究时偶然发现以雷诺病生理改变作为中间词，可将以鱼油和雷诺病为主题词检索到的两组原本无联系的文献联系起来，得出鱼油有助于雷诺病的治疗的结论。于是swanson认为，对于两组非相关文献a和c，可以通过某中间词或中间文献b建立起二者的关联，上述发现a、c关联的过程称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1997年，swanson在描述知识发现的过程中，提出了开放式和闭合式两种方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2001年被weeber正式命名)。在科学假设的形成阶段主要采用开放式方法，以感兴趣的主题c为初始点，发现中间集合b，通过中间集合b与文献集合a之间的关系，确定c与a之间的关联。在科学假设验证阶段主要采用闭合式方法，从c、a两端同时开始进行检索，产生相互交叉的词汇集合b。这种知识发现方法的诞生，不仅对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可有效解决一般检索方法无法发现有价值文献的问题，为航天情报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swanson提出的非相关文献概念相比，本文中的非相关文献概念有所扩展，是指文献之间不彼此引用、没有被共引且也不共引其他文献…、不能用主题检索等常规检索方法同时被检索出来的彼此间相对独立的文献。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则是指以揭示隐含于非相关文献中的尚未被人们认识或发觉的知识片段的逻辑联系，从而提出知识假设，以便专业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促使新知识的产生为目的的情报研究过程。

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swanson提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后，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方法的改进和应用领域的拓展，使得该方法在其他学科的移植应用成为可能。

1993年，z．chen在swans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整合分散在文献内部知识片断间逻辑关联的方法，为建立不同专业领域间的知识关联开辟了新途径。1996年，m．d．gordon创建了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并建立起中介文献的概念，将非相关文献的发现应用扩展至学科和领域之间，拓展了基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应用的广度。航天情报领域与物理、化学、材料等领域密切相关，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跨学科、跨领域性使其可以用于发现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之间的隐含逻辑联系。

swanson本人也尝试将该分析方法向数据库移植，1999年专门针对医学数据库medline设计了人机交互检索系统arrowsmith，用于自动检索联系两组非相关医学文献的中间文献。arrowsmith系统除可以模拟整个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过程外，还提供了生物医学文本挖掘工具列表和以作者为入口的检索模块等8个模块，提高了实现过程的效率，使该方法在某些学科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2001年，weeber提出了基于“概念”的非相关文献发现方法，并开发出专门用于metamap的基于概念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dad系统j。同年，m．d．cordon和lindsay研究了该方法在万维网中的应用，积累了网络应用经验。kostof研究小组将swanson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决策服务领域中，使其更具实践价值。

2001-2003年间，p．srinivasan等也开展了对开放知识发现过程的研究。柏林自由大学医学图书馆的j．stegmann等开始尝试用共词聚类分析来模拟知识发现的过程，寻找从来源文献到目标文献的路径和规律。2001-2005年问hristovski等将该方法用于遗传学领域]。2006年，swanson以medline为目标数据库，在回顾其以往基于非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提高获取文献b的准确度的问题，认为根据特定主题事先获取文献a和c时应该优先考虑使用标题字段和mesh主题词表术语。

在方法改进的同时，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可以用于biosis，embase，scisearch，intemetdatabases等数据库中，但仍限于生物医学领域。直到1999年k．a．cort将其用于wilson人文数据库隐含知识关联的挖掘，利用该方法揭示了此前从未被人文领域知晓的现代诗人r．fomt同古希腊哲学家cameades之间的思想关联，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得到实质性拓展。

国内对swanson情报学方法及arrowsmith软件的介绍始于2000年，多数文献是对swanson方法的评价、简介和相关性算法改进，实践方面限于网络版的arrowsmith的利用和设计中文系统重现swanson知识发现过程，也有文献探讨了该方法向中医药领域拓展的可行性和数据集构建等问题。目前，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已经成为国内情报界研究的热点，先后有20余篇文献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种种改进使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日趋成熟和完善，为该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航天科技情报领域可行性分析

3．1领域比较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人文领域的成功应用证明了该方法的普适性。因此，将该方法用于航天领域有其可能性。与医学领域相比，航天领域有以下异同(见表1)。

相似点：有特定的检索需求；有独立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有比较完善的主题词表；有相对完善、独立的数据库；有专业词典。不同点：没有开展过类似的研究；没有一体化的语言系统；没有专门的人机交互系统；保密要求，不能及时获取全部文献；政治原因，人工处理，消除文献间联系。

3．2发现流程及关键技术分析

分析swanson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和arrowsmith系统工作原理，可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流程分为5个步骤(见图2)。

第一步：主题确定。即确定初始检索词，依据何种主题词表选取初始检索词；是否对文献类型进行限定；确定初始文献集选取范围等。第二步：发现中间词集。具体包括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性判定、过滤修剪、确定非相关性几个方面。自然语言处理主要是建立通用语言知识库和专业语言知识库，用于自动抽词、分词。相关性判定可依据词共现、概念共现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来选取中间词，此部分算法的改进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过滤修剪有很多方法，如停用词表过滤、语义网络过滤、词频过滤、日期过滤、排序过滤、人工过滤，等等，确定非相关性可利用引文分析法。第三步：找出关联词集。与发现中间词集方法类似。第四步：验证关联。利用闭合式知识发现原理进行验证。第五步：判定过程结束。可通过设定阈值、统计参数限定或发现不到新概念作为结束发现过程的标志。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生物医学领域还是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其原理与技术是相同的，如果建立起相应的语义映射机制，设计算法，在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进行情报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4可行性验证

为了验证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航天领域应用的可行性，人工模拟验证了等离子体技术应用行器隐身方面的知识发现过程。

·背景：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开始研究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到80年代左右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相应研究，研究成果处于保密。假定1995年左右，希望通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发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数据库选取：鉴于技术的保密性，航天领域专用数据库中难以检索到有价值的文献。因此选取iee出版的inspec数据库进行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包括物理、电子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3500余种期刊，1500余种会议记录以及大量图书、报告、学位论文的摘要和索引。

·检索平台：thomsonisi公司的webof knowledge平台。

·检索时间段：1967-1994年。

·初始主题词(c)：stealthmaterial(隐身材料)。

·检索方式：主题检索、通用检索。

主题确定过程：初始考虑stealthmaterial、stealthcover(隐身涂层)、stealthcoat(隐身层)、stelathtechnology(隐身技术)4个主题词，考虑到与检索需求最为接近选取stealthmaterila作为主题词。检索结果有14篇文章。发现中间词集过程：上述14篇文章的受控标引词共计50个。进行概念聚类后按照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剔除无意义中间词后的结果见表2。

进一步修剪并确定非相关性：根据隐身技术原理，temperaturecontrol原理确实可应用于隐身(如红外隐身)但属于已知技术，故可在筛选中间词时剔除。而antennas和radarcross—sections出现频率极高，经判定与隐身技术具有相关性属于相关文献，故中间词集可确定为m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考虑到magnetohydrod)namic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本身可作为隐身技术，其原理在于降低运动阻力，降低噪声，从而减小被发现的概率，继续检索意义不大，故终止以两个词为出发点的知识发现过程。最终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词作为中间词集。

找出关联词集过程：考虑到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含义的宽泛性和人工模拟的可行性(进行主题检索得到7928篇文章)，此处人为缩小检索范围，仅将文献集检索范围限定在标题上，检索到文章79篇，重复中间词集发现过程，得到受控主题词227个，剔除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相关的词，利用词性修剪，剔除非名词及非名词短语，利用领域修剪，剔除生物等非相关领域名词，并进行概念聚类后得到19个关联词，将阈值设定为2，按出现频率排序后结果见表3。进行进一步阅读以判断是否有新的知识发现。

plasma单独出现23次，与electromagneticwave共同出现27次，高度相关，阅读分析后发现，plasma可以吸收或发射电磁波，从而避免雷达探测，用于隐身(见图3)。semiconductor也可影响电磁波的吸收和发射，用于隐身。indiumantimonide未见于电磁波吸收明显相关。supedattices主要研究电磁波在超晶格中的传播、耦合等现象，未见明显相关。excitons等离激子可吸收电磁波，用行器隐身。

过程结束：将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作为中间词b，成功发现了关联词plasma和semiconductor(a)。结论：plasma和semiconductor具有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吸收电磁波)的特性，故可以用作stealthmateiral(隐身材料)。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也可用行器隐身。

文献验证过程：采用闭合式知识发现方法在inspec数据库中检索1999年后发表的文献，发现关于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研究文献公开发表于2002年，而在国防科技信息服务系统中，检索发现最早文章发表于1999年。中文维普数据库中，发现2000年以后，关于等离子隐身方面的中文文献大量发表(见图4)。关于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用行器隐身的文献和半导体材料用于隐身的文献也有发表。

事实验证：俄罗斯于1999年5月公布，将一等离子体发生器安装在米格战斗机上，用机隐身。1997年，美国委托田纳西大学研发等离子体隐身天线。分析1995年前发表的文献，electromagneticwaveab soprtion与plasma同时出现的频次非常高，而stealthmateiral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原理也很清楚，然而却没有直接揭示两者联系的文献发表，无疑令人费解。然而考虑到航天领域的政治性与保密性，可将其解释为stealthmaterial与plasma的关系是被人为屏蔽掉的，即不公开发表或人为去除联系或将边缘文献发表在领域外期刊上。因此，上述知识发现过程可称为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发现航天领域内被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的过程。

上述过程同时证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可应用在航天领域，用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和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对航天科技情报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5规模应用面临挑战

通过人工模拟swanson知识发现过程可知，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对于航天科技情报领域的检索是可行的，也非常有意义。但是如果想要推广应用，必须开发出相应的系统辅助完成部分工作以提高发现效率。系统的开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依据专业词表进行词的切分，完成词到概念的映射和聚类；改进算法准确判定相关性，结合语义过滤中间词集；相关文献和无意义文献的剔除；结束标志的设计判定。

天文知识篇4

科学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天文普及教育，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学与高校也都普遍开设了天文学课程。美国国家天文学联盟副主席肯·威尔科克认为：“对于学生，天文学是检验他们一生对科学兴趣的最好方法”[1]。

我国的天文教育目前很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国现有高校3152所，在校生超过2000万，其中高职高专1281所，开设天文选修课的高职院校不到20所[2]。近几年一些高校纷纷开设天文公选课，但目前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的仍是凤毛麟角，多数学生天文地理知识贫乏。例如，许多学生不能辨认北斗星、不知道四季更替的原因，或热心于“占星学”，相信网上传播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信息。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普及天文学知识，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我院在校学生有1200余人。自2003年开设“趣味天文”第二课堂，2009年起开设“星空探秘”公选课。至今已运行天文公选课4个学期，选课人数累计198人。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将天文公选课开成学生喜闻乐见的一门课程。本文分析了天文选修课的必要性，结合近年来我校教学经验体会，介绍我院天文公选课的实施。探讨天文教育的特征、模式、选修课所面临问题及其对策。

1.天文选修课的必要性

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有思维活动，人的思维活动涉及到其所处环境，包括宇宙环境。高职院校的天文教育，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天文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新的发现，能激发学生的科学热情，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树立正确的宇宙观。

在高职学生中普及天文知识，对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天文是研究天上发生的现象的学问，而很多迷信也恰恰来源于“天上”。例如，很多学生迷恋“生肖、星座与命运”的所谓对应关系，社会上一度有许多出版物，对这一不科学的论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信所谓“生肖”的因果对应的思潮，对社会良性发展危害性很大。天文知识的普及，正是让学生知晓正确的天文知识、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思考方法、破除迷信和伪科学的有力武器。

大量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学生需要天文知识。公选课实施以来，针对天文公选课，我们进行了连续多个学期的问卷调查。累计发出问卷198份，收回182份。被试学生涵盖高职生和中职生，来自4个学院的9个专业，其中3个文科或艺术类专业。

结果表明，有89%的学生希望学习天文知识。对于学生获取天文学信息的途径，我们让学生在以下6种途径中进行多项选择：⑴多媒体网络⑵电视⑶报刊杂志⑷科普书⑸科普展览或天文馆⑹课外活动。统计显示，使用过小于或等于2种途径的学生占46%，使用过3种途径的占23%，4种途径的占15%，5种或以上的途径的仅占2%，其中绝大多数人是由网络或电视中了解天文信息的。上述结果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很希望了解天文知识，但是获得天文知识信息的途径还很少。问卷中还设计了少量天文基本常识题，从答卷结果看，学生的天文知识很肤浅而零散。

关于学生对天文知识的兴趣点，问卷结果显示了以下几个方面：星座与人生、外星人与UFO、流星及日月食、小行星撞地球、黑洞。

表1是学生回答的选课动机统计表（问卷为多项选择）。可以看出，多数学生的选课动机是积极的。学生希望拓展知识面和提高素质，但也有部分学生的选课目的是为修够学分，其部分原因是可供选择的选修课数量尚不多。

综上可见，高职学生的天文基本常识还很欠缺，他们对天文知识是渴求的，这种渴求正是探索宇宙和认识自然的原动力。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很有必要提供途径，使学生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天文知识。

2.天文选修课的教学实践

2.1教学目标的研究与确定

学校应根据学生特点来设置教学目标，这个原则对于选修课更为重要[3]。我院天文选修的授课对象是全院学生，他们专业分散，大部分是二年级学生，五年制高职生约占60%的比例。学生数理基础很差，已有的天文知识很零散且肤浅，基本知识往往局限于一些科技史话或科幻故事等。

根据学生情况，参照其他院校的经验，我们将天文选修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了解一些天文常识和前人的研究历程，拓宽知识面，帮助学生形成较科学的理性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天文新成就和进展，激发他们对天文的兴趣。

2.2教学内容的取舍

鉴于选修课的特点和我们的现有条件，我们首先明确一个主导思想：打破纷繁复杂的天文知识体系，根据既定教学目标制订教学内容。经过多学期教学探索，筛选出一些重要的、有趣味性的、适合我校实际情况的内容，重构成为天文选修课的授课内容。制订教学内容时我们设计了两条主线，一是天文现象与天文观测，因为这是天文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而且从现象入手的教学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二是天文新成果，介绍一些天文研究最新成果，经常结合媒体报道的科技新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入相应天文知识或常识，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我们特别注意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4]。例如，第二课的题目是“从干支纪年谈起——天文简史”，最后一课“外星人存在吗——探索地外文明”，题目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课堂教学中，我们一般选择有趣的事例或经典故事引入教学内容。还利用一些名人轶事、历史典故等，活跃课堂气氛，集中学生注意力[5][6]。另外，教学中还介绍一些科技发展史，一些重要天文成果产生的背景，对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能力起到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7]。

天文公选课没有合适的教材，课题组开发编纂了讲义。内容源于相关图书资料、天文馆资料、图片、官方网站资料、有关科技新闻等。网络资源中有极多可以利用的素材，但也需要花很大精力去选取和浓缩。讲义涉及经典核心知识、历史、研究方法、趣味实验、天文新发现等。教学内容动态变化，紧跟科技发展形势，也是教学内容之一大特点。

2.3教学方法的研究

按照天文选修课的特点，本课特别适合采用活动教学、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我们在教学中大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 容纳大量知识信息，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示丰富的、多彩绚丽的天文图片和视频内容。除此之外，还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如主题讨论、室外观测、器材及星图使用、观测记录讲评等，多样的课堂形式和大量的信息交流，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活动中既学习了知识，又提高的思维水平。

比如在第一次课上，教师引导做一个有趣的假想“旅行”[8]：多媒体课件演示，从教室出发，由近及远渐渐远离地面、地球、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直至“宇宙边缘”。这个假想的旅行，展示了宇宙之大而给学生以震撼，学生正确认识了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同时又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这个“开篇”为学生所喜闻乐见，也得到很多教师的好评。

作为天文类课程的重要环节，实地观测是必不可少的。借助逐步完善的观测条件，我们组织学生进行天文观测。利用不同的学期时段所发生的天象，布置和指导学生完成定期和不定期的观测与记录[9]。这些活动有：课程前4周的月相观察和记录；星图的使用练习；夜晚辨认识别星座和认星；二分二至午时太阳高度角的测量；赤道仪和折射镜的使用等。这些活动往往联系着诸多知识、历史神话、常识等，活动使学生拓展了知识、开阔了心胸、陶冶了情操、锻炼了能力。

2.4考核方法的探索

选修课的考核类型一般为考查。经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总结了一套适应天文选修课的考核方法。

根据天文选修课程特点，本课不宜闭卷考试。我们采用观测天象记录、知识竞赛、讨论天文新发现、撰写小论文等方式，考核学生对天文选修课的掌握程度。例如在2010年，结合科技新闻“发现最年轻的黑洞”的讨论题，学生写出自己的看法或深度解读，经过查找资料和讨论，评出单元成绩，每个学生都不觉得是在考试，但是掌握了科技新知识。在结课考核的学生论文要求时，学生往往很关心如何要求论文的字数，我们对字数的要求很宽泛，字数不做特别要求，重在论文质量。规定学生可以针对其所感兴趣的内容（天文范畴），发表自己的看法，写出自己的认识或观点，不能抄袭或下载，引用文献要注明出处等。这样的要求下，学生能够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写出言之有物、观点明晰的小论文。培养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

3.若干思考

在高职院校中开设天文选修课，是普及天文知识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天文学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天文学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有久远的关系。天文学的基本知识，对于当代大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值得学习的。

通过对天文学基本知识的学习和观测活动，可以使高职院校学生获得关于天体和宇宙的各种知识，科学地认识宇宙，了解人类生存的宇宙环境和探索宇宙的科学方法，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科学素质和综合知识水平。

3.1授课内容与方式

天文选修课的授课内容可以包括：天文学简史、认识四季星空、天球坐标系、天体测量概述、太阳及行星系统、恒星和星系、现代宇宙学知识。实践部分包括：普通天文望远镜基本知识、星座辨认、大行星的观测、河外星系观测、彗星及其它天象观测、简易天文望远镜的制作知识等。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条件的配备，可以对以上内容进行一定的取舍。

针对该课程知识性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综合性强，学生好奇性强的特点，理论部分采用课堂讲座方式为主、学生讨论为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实践部分可适时做基本观测实习，或针对当时特殊天文现象，组织观测活动，丰富和活跃学生学习内容。

3.2天文选修课的实施效果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要求学生评价课程对自己的“作用”和学习“收获”。表2显示了学生对天文选修课的基本评价。认为天文选修课“有用”和“有收获”的都占到90%以上。

3.3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在高职院校开设天文选修课是一项新的教改实验，尚有以下问题要解决：如何定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组织、平衡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趣味性、课外作业内容问题、网络资源的利用、实践活动内容的设置、观测器材购置。

天文选修课的目的应该是：通过选修课学习，了解天文发展历史、天文发现方法和成果，拓宽知识面，帮助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课外作业的选取对学生学习效果影响颇大。作业形式可以是：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课外阅读后的课堂讨论、小论文、观察记录、观测数据计算推演。研究和布置的作业要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进一步引发其探索兴趣。

在教学中发现，文科生的感悟和追求与理科生有所不同。他们在知识的本体之外，更侧重天文奥秘中蕴含着的人类思想的美丽，更善于理解星语、品位内涵，悟出做人的道理，自我培养净化的心灵。我们不妨将他们的这一学习特点和感悟，引入到天文选修课目标中，使理科学生具有更高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1]樊军辉.对我国高校天文学选修课开设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5）

[2]李华南.普通高校天文公选课的构建[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10）

[3]赵娟.天文公共选修课教学的一点体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6）

[4]叶壬癸.天文知识选讲[M] .科学出版社.2002.4

[5]王玉民.星座世界[M]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7

[6]chinahou.org

[7]【美】卡尔·萨根著.李元等译.宇宙[M]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

[8]苏宜.天文学新概论（第二版）[M]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2

天文知识篇5

小学科技活动教学计划范文一

当今世界，天文技术迅速发展，天文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天文技术的现代化。四化建设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科教兴国势在必行。邓小平同志为全国首届青少年科技展览开幕时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天文的希望。现在的同学，担负着科技兴国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需把科技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小同学抓起，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素质教育强调的是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的天文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和健康的个性为宗旨。因此，我觉得在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定途径之一。

(一)、活动目的与内容：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同学 合格+特长的素质教育发展，丰富青少年课余实践活动等精神;在本学年中，我校的天文科科组制定以下几项评比活动：①小发明、小制作评比、②扮演小实验、③创作小发明优秀论文评比、④创作小发明绘画评比、⑤创作小发明工艺评比、⑥天文与气象站评比等活动。力争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科技作品，能够参与市科技创作小发明等评比活动;同时也争取得到校外单位的技术支持、实践理论指导;具体开展兴趣小组项目如下：

表格一：

小学天文科开展兴趣小组项目

兴趣小组名称

解释说明

活动评比形式

物理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①制作各种小飞机、小船、小车等玩具模型;②改造我们生活、生产、学习常用的工具，目的是使我们用起来更方便、快捷。③改造教师经常用的教学用具，使教师教学实验现象更加明显。

可以交实物或写小优秀论文。

环境化学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主要是中学一些趣味性强、危险低的化学实验，目的是引起同学对天文知识探究的兴趣，以和指导每年举办世界环境日优秀论文评比活动。

实验扮演节目、优秀论文

生物兴趣小组

适用;5年级

了解有关各种植物的种植情况，以和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饲养小动物

写出有关种植、饲养动物的心得科技小优秀论文。

地理气象(天文气象站)

适用;5年级

观测天文气象情况，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气温、风速、相对湿度)，通过收集天气情况的数据，总结南方气候的不同特征。

以科技小优秀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

(二)、活动具体实施过程：

一、 合理使用科技活动教材，使科技活动有目标、有结构、有层次地开展。

学科课程沿知识系统发展，活动课程沿实践系统发展，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能力系统。能力的培养与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它应该与知识的发展同步进行。这就是说，活动课教学应遵循同学的认知规律。我校要求各任课教师要在天文兴趣的教学中，深入挖掘教材中固有的科技教育内容，造就大科技的教育气氛;每个天文教师都根据自身所教的不同年级同学的特点，开展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评比(详情请看表格一)，使同学在活动中受到了不同层次的教育。

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动。

能力的培养多在活动中取得。课堂教学只把生动活泼献给同学是不够的，还应当把时间还给同学，解放同学的感官，让同学获得自由之手。教师要带领同学在校内校外、课内课外开展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其中手工制作活动和实验操作活动是同学探求知识、提高技能素质的最佳形式，手的运用促进脑的开发，从而使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这就是发明和发明。在本学年，我校开展了如下四方面的科技活动：

1、观赏调查活动，崇尚亲近自然。

伽利略说过：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伟大的书里面，这本书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人们必需去读她。观赏调查，可以把同学带出课堂，带向社会，带向大自然，将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作为他们的认识对象。它为同学亲近自然、崇尚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发展同学多方面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本学期中，我校将组织同学到石劈山秋游活动，不但让同学见识到各种稀有植物的种类，而且了解大自然的植物多样性，扩大同学天文知识面，锻炼同学的实践能力。

2、科普阅读活动，丰富知识视野。

在小学天文兴趣小组中，结合课堂学习内容安排同学课后阅读各种报刊杂志、科普节目，优秀《少儿百科全书》、《祖国上下五千年》、《我们爱天文》、《十万个为什么》等书籍，观看《天下》、《探索奥妙》、《人与自然》、《动物故事》等电视科普节目，让同学到大课本中去获取知识，提高天文素养。

3、小优秀论文、绘画活动，激发探究兴趣。

小优秀论文、绘画活动就是同学将自身天文探究的过程和发现，用书面或绘画的形式表述下来。让小同学通过写小优秀论文、绘画等形式，可以激发同学对天文探究的兴趣，有利于训练小同学的天文思维能力，培养同学的天文态度和天文方法，形成初步的天文意识。在小优秀论文活动中，需要丰富的天文文化知识，可以促使同学自觉地学习;而小优秀论文写作的胜利，又可以反过来刺激同学积极主动地进行天文学习，发生从课内外探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从而推动同学知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4、开展科技创新小发明评比活动，提高同学动手实践能力。

同学的科技创新小发明活动，是我校开展同学课余活动的特色之一。以班级为单位，通过每周、每月的科技小发明作品评比，激发同学的天文探究的兴趣，有效地提高同学的动手实践能力。在每学期，通过学校举办科技小发明作品展示活动，让同学之间萌发创新思维;通过科技创作活动，同学的实践能力和猜测思维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发展;激发同学的学习天文知识的兴趣。同学的天文探究往往不能够一步到位，通过同学的猜测;制定计划;初步制作 不时反思;最终的科技作品;让同学逐步地建立天文探究的思维，发展同学的动手实践能力。

(三)、活动效果的评价。

天文兴趣的学科定位是培养、发展小同学的天文素养，而天文素养是一个综合性很大的目标概念，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体系。由于同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法能力和行为习惯等具有个性、程度差别性的特点，很难简单地用一种评价，反映出同学的不同特点。根据同学的个性差别和兴趣特长，将以前的期末单一测试改变为灵活全面的差别性阶段评价。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可以评出五星级小天文家、四星级小天文家、三星级小天文家等激励形式。

⑴天文理论竞赛：通过口答、检验、访谈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掌握一定的天文理论知识的同学可以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⑵天文实验竞赛：通过实验操作、动手练习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动手技能的掌握情况，能够顺利熟练地进行实验操作的同学可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⑶天文设计竞赛：同学的独立思维活动，通过现场观察、轶事记录、同学互评等形式，了解同学对天文的憧憬与描绘，能够有天文设计作品但并不一定能制作出的同学能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⑷天文创作竞赛：在教学过程中闪烁着自身的创新智慧，能根据自身所学的知识在生活实践中融会贯通，通过专题作业、作品分析等形式，了解同学对知识技能的运用，以和天文情感与价值观的形成，创作作品可获得学校的不同层次的表彰。

探究学习强调同学的自主性，但并不忽视教师的指导。应该特别强调教师适时的、必要的、谨慎的、有效的指导，以追求真正从探究中有所收获，从而使同学的探究实践得到不时提高和完善。小学开展的实验，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发展的;小朋友逐渐从自发的行为到采取有条理的态度，从漫无目的地发问到选择性地提出问题，从单纯地依赖感官到使用多种工具，从毫无规则的观察到更为合理、井然有序的研究，从迷恋到努力和精确严谨，从被魔力吸引到快乐地学习知识。无论哪个阶段或水平的探究都可能随同有疑惑、阻力、障碍、专注、紧张、兴奋、喜悦或激动，但都绝不只是轻松和愉快。

总之，天文兴趣的评价要建立在同学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了解同学实际学习的需要和发展的状况，不时调整教学方法，促进同学的全面化发展，最终提高每个同学的天文素养。

小学科技活动教学计划范文二

一、指导思想

科技活动的总目标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让学生成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一代新人。

二、学生情况分析

作为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讲，本册课本是科技活动课的起始册，学科认识尚没有形成，更无从谈起科技活动兴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故此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应居其次，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科技活动兴趣的培养和简单实用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灌输。要培养学生课堂上的科学的思考习惯，逐步养成预见、测量、分析、探究、记录数据等一系列的科学习惯，以及小组探究的活动方式。

三、教材分析

科技活动教材包含了实验探索、科技制作、科技应用、专题研究和创新发明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引导学生初步学会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制作科技作品的方法，了解科技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和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了解我国历史上的科技成果及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每方面的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分别安排在各教材中供选择。教材在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突出科学性、创造性、趣味性和地方性，有利于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反应现代科技成果和与人们生活、生产紧密联系，操作性强的内容，让学生亲自参与社会调查、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探索和制作，从而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四、教学目标

1、知识层面：通过学生的实践和探究，丰富自身的知识积累。

2、能力层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激发学生实践、探索的兴趣;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勇于开拓的学习情操，构建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地球、关心生态环境的道德堡垒。

五、教学措施

1、把科技活动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2、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特点，因势利导。

3、用丰富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

4、让探究成为科技活动学习的主要方式。

5、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

6、悉心地引导学生的科技活动学习。

7、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8、组织指导科技兴趣小组。

六、课时安排

1、吹泡泡的科学1课时

2、水会溢出来吗1课时

3、向上流的水1课时

4、奇妙的吸水瓶1课时

5、显字小魔术1课时

6、纸飞机1课时

7、返回式滚筒1课时

8、看不见子弹的枪1课时

9、小鸡啄米1课时

10、电子计算机1课时

11、身边的英特网1课时

12、电子书1课时

13、什么是发明创造1课时

天文知识篇6

一，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着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wWW.lw881.com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而且，这种取向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启蒙思潮一起，对1989的风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声名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义德(edwardw.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1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地，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在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4

余英时的这些论述并不是特别针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发，但其论述全部，也都适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古代形态和心态渊源的说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识人，这里的公共性是兼针对私我性和专业性而言的。

可以再对余英时的论述作一点申发。首先，余英时的古代知识阶层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实在其所讨论的范围和意义下，“士”与“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换的。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整个回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历史，无疑，承继和发扬了这一“士”的精神传统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承当主体。所以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径用“儒士”“士儒”来进行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知识分子论说中所扮演的公共性意义。从余英时所引的有限的材料已可显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儒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切，往往借助于关于道、国家，特别是“天下”的论述形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顺着这两点把这一问题稍加展开。

三,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出现开始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多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的“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5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6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7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8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公共性”的意义，古代多用“天下”来表达。显然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概念，也体现了古代儒家思想的总框架。《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结构，表示格致诚正是基础，而修齐治平不仅是格致诚正的自然延伸，也是格致诚正的最终完成，家国天下在先秦儒学是作为心性学的必然展开和归宿。《中庸》也认为，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把修身列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列入“为天下国家”的九条常法之中，可见“天下国家”是古典儒家的具有目的意义的关怀。当然古典儒家的关怀在《中庸》还有“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更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君子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成物，使道行于世界。由于君子心怀“天下”，所以“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这里的天下当然是一公共的世界，故古代儒家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没有提出公共性的问题，但在出世与入世、道与利等等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都蕴含了儒家在公共性上的价值立场，即“天下”所代表的人民的、公共的利益始终是儒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

这种立场可以孟子的话为作代表：“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之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话虽然不是讨论针对专业性的公共性，但他的话“自任以天下之重”无疑为古代知识人规定了基本的价值方向，而这种“自任”的内涵是以“忧国忧民”为其特色。我们在后世的著述中每看到“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话，9都是孟子以来此种传统的明确表现。至于这种精神在古代士儒的具体的体现，那就不胜枚举了。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以后，早如汉代的士大夫“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10后如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11，乃至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到现代共产党人邓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2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证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对古代儒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很难以遗忘对公共事物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

以下再列举若干宋明儒者的说法和表达。《宋元学案》述范仲淹生平云：“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13述陈古灵云：“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14《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此类儒者言行更多，如“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15“以天下为己任”，16“以天下为重”，17“吾辈动辄以天下国家自任”；18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近世儒士心灵深处的价值精神，社会、民生、风俗的公共性相对于个人的任何关切都始终具有优先性。“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19“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20“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21“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22“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23古代儒士已经把真理的公共讨论，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

当然，宋明以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中也有内向化的发展，有些儒者重视精神的修养，反对只追求家国天下而忽略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修身应当和家国天下的关心一体并进，如说“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便逐在家国天下去”。24更有强调道德修身决定论者，认为随着道德修身问题的解决，家国天下的问题即随之解决，故有说：“人常言圣人忧天下、忧后世，故生出许多假意，悬空料想，无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当下，即天下后世一齐皆在。”25当然，这一类说法也可能是明代后期士人对专制腐败的政治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所致。所以，儒学传统内部虽然包含着某些复杂性，但其主流和主导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天下国家优先的。

四，

杜维明（tuwei-ming）是近年大力提倡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儒家学者。对于杜维明来说，他不仅从上述儒家观念出发而认定儒家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提供很多资源，显然他认为儒家对士的理念和实践从更广的方面支持和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源相当薄弱，26因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是离群独居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是代表上帝声音的希伯莱先知，“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僧侣阶级或者长老，也不是19世纪俄国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如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们全是贵族，特别反对政府，不反对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种观点现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知识群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种定义和中国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象不能相合。27换言之，他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外延范围相当广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和其表达公共性关切的方式都是多样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远远超过了那种仅以不同政见者自命的沙俄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诠释，杜认为，与这种充盈着更为丰满的人文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最确切相近的是儒家传统的“士”，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类型，儒家具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儒者士大夫的这种广义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说：“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28另一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与职业化的要求始终不合，“儒学主要坚守其非职业化理想，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29因此，儒家对“士君子”的观念从来不是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唯一的内容，尽管儒家士大夫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发展，更注意道德风教的变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参与政治。与博格斯所说的历史上西方知识分子多“不履行一定的政治指责”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士大夫多履行一定的政治—行政职责，而又同时保持其学者文人的文化身份。

我们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清理80年代以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方面的各种观念。以沙皇俄国时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完整的认同，这种认同固然在促进“知识分子”的理解走出文革的历史转型、发展批判性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与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和儒家思想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比，毕竟有些窄化，也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面需要。因此，对我来说，参与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并不是对这一观念有任何道德上的偏爱，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吸收晚近的丰富资源，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根源上，韦伯(maxweber)和列文森(joseph.r.levenson)都认为，“君子不器”的儒家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无专业技能的人，又是认同价值优先于技术的人。因此儒家的知识人文化与专家文化不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价值优先”，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毛时代的现代中国的红专之辩中仍有影响。自然，“红”虽然是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象征，但无疑是公共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红专之辩中也可以说隐含有儒家的影子。不过儒家的价值优先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与“红”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仍有不同，这一点也应明辨。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比共产党更反对专业化，以区别儒家与共产主义实践，这虽然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但就1949-1978而言，还应当说儒家比后者更反对政治化。事实上，儒家传统的知识人往往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充分地具有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从而道德价值优先的模式会降低专业化的倾向，贬低专家的地位；另一种也应承认，儒家内部的反智主义传统不强，始终在主流上强调道德不离于知识，而且在儒学传统中包容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这使它比起其他宗教传统较易于容纳专业化。

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韦伯早已指出，以理性化为其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也是现代化由以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工具理性的发展使我们“被迫成为职业人”，它造就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并使得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冲突。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论说，正是在这种职业化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意在强调摆脱学院化所体现的职业局限和宰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职业化作为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的合理进步意义。所以，那些抗拒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致力于人文学科探求、专业化地认同学院化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受到尊重。

学术之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发展，是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表现。事实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在民初以后近代大学建立的过程中已逐渐确立。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在50-70年代经历过复杂的曲折。有关“红”与“专”的讨论以及“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说法，是文革前后近三十年当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当然是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如果“红”代表政治化而“专”意味专业化，那么可以说，在1949-1978这三十年，专业化和职业化始终受到阻碍，又由于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强，因之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严重受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严重落后。如果“红”的政治化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共性，在中国，后文革时代的专业化正是作为对泛政治化的否定和离异而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教育、科研的专业化制度的发展作为重要条件之一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种专业化的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家传统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意义，一方面儒家思想传统为知识分子保持其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怀提供了价值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儒家思想传统对专业化的发展不能提供较多的支持。

五，

正如博格斯((carlboggs)指出的，随着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入大公司、政党、利益集团、教育体系、国家机构的现代体制网络，他们成为大规模的科学管理的成员，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工具化了。职业性愈来愈重要，而公共性愈来愈弱化，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与现代性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宰制”相适应，专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30知识分子不仅受技术理性的制约，由于大众媒介受私人公司和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而大众媒介又是知识分子表达公共意见的主要渠道，因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表达受到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集团的限制。这种财富和权力对公共性的腐蚀虽然无关于知识分子的意向心态，但也会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的恶化。

另一方面，像传统的费边主义者(fabians)所期望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的知识分子仍能在现代社会扮演公共良心的角色，这一点不仅由以上所说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宰制和财富权力腐蚀造成巨大限制，而且，更极端者如古德纳(alvingouldner)等人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是独立的阶级，而不可能作公共的良心，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不同，是他们占有的是文化资本，他们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只是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实，这种看法难脱庸俗唯物论之讥，比起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尚逊一筹。

但是，在提倡知识分子公共角色的学者看来，造成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危险的主要方面来自专业化，来自专业化给知识分子自我确认带来的内伤。现代性以技术和大规模组织、专业主义标准等形式把社会领域格式化，而大学就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现代性产生了理性化形式的教育制度，而大学和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现代化影响的感觉，没有什么地方比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更为强烈的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为古典学者、哲学家、牧师或文人学士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被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工作与知识产业、经济、国家和军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1

“结果是相互分离的、各不相干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就它们的专业化的学术网络控制而言，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32强烈批评专业化的学者担心，科层化的专业性发展导致专家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投身人类社会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社会主题的知识分子，富有创见和批判性的讨论逐渐消逝，人文领域的学术性问题变得日益狭隘化。他们认为，由于相信通向知识之路存在于耐心和无偏见的数据积累之中，学术问题力争向更严格、更客观的方向发展；于是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哲学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反而模糊了战争、和平、革命、善恶这样的大问题。33雅各比(jacoby)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授时，他们不需要写公共文章，他们不写，最终也不会写。34从而，知识分子的学术化不仅不能提出有创见的学问，更使这个专业化阶层与大学外的历史和社会相脱离。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表现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值得“现代化中社会”的知识分子加以警惕。

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道德的符号，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享有道德的权力。如萨义德也指出，在大众媒体面前会产生媚俗的公共知识分子，宋儒程伊川亦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35波斯纳（richarda.posner）在其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指出，1970年以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已经很难。在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代，如今一个领域的天才进入公共领域去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时，很可能错误百出，大说外行话。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于“知识”。这位前联邦法官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知识分子在传播信息、提供意见方面表现很差，判断错误屡见不鲜，对改善公众的理解贡献不大，对重大问题的事实只有极为表面的理解。36

从另一方面看，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背景的公共化。（甚至将来可能的发展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业余活动，而成为独立于专业学者的独立行当。）公共化并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必然义务，更没有必要提倡自然科学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方面发展。如波斯纳不把罗尔斯（johnrawls）包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因为罗尔斯从不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可是谁能无视罗尔斯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无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需求，和国际化的学术竞争与学科发展，我们现在太需要在各个学科中出现罗尔斯式的学者，而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一向不缺少公共性的写作者（文学专业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专业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此用公共性写作来回避专业工作的艰苦工夫，与用专业化工作消解社会关怀或公共参与，对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同样是要加以警省的。37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传播业正在急速发展和扩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媒体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而如何定位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未加澄清的问题。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第2.页

2参看《杜维明文集》五卷，第601页。

3同上。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

6见《续资治通鉴》哲宗、徽宗年所载曾肇等言。

7《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下》

8《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

9如《明儒学案》引师说论张阳和语。

10《后汉书·袁安传》

11语见《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12邓拓《事事关心》，载《燕山夜话》，1979年版，第156页。

13《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14《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15《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

16《明儒学案》卷十一

17《明儒学案》卷十四

18《明儒学案》卷二十三

19《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

20《明儒学案》卷十五

21《明儒学案学案》卷九

22《明儒学案》卷二十五薛方山记述

23《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儒学案下一》

24《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

25《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

26事实上，如列文森所说，希腊式的教育目的也是要培养非职业化的绅士，19世纪牛津和剑桥的理想也是要把人培养成绅士以抵抗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化，可见就非职业化而言，西方文化亦有其资源。（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6、196页）而杜维明所说，则是指，就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活跃于政界、商界、传媒界而言，儒家传统可为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观念和例子。

27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同样应当包括回归传统价值的人，政府部门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雷蒙·阿隆可能比一个萨特或一个福柯更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伦理义务。《杜维明文集》五卷，520、601、606页。

28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1年，第220页。

29同上，第175页。

30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2002年，前言、第11、80、100页。

31同上，第121页。

32同上，第140页。

33同上，第144-147页。

34《最后的知识分子》，英文本，第7页。

35《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

36波斯纳的观点皆请参看钱满素：《聚焦公共知识分子》，《万象》四卷第八期，2002。

天文知识篇7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着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着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着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着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着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着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着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着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着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着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天文知识篇8

那么友好化方案是不是不要数学呢?不是这样的，友好化不等于不要数学，实际上描述基本自然现象最简洁的还是数学，在天文选修课中教师仍然需要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大部分学生们都能接受)来描述基本天文概念。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天文知识的肤浅化呢?也不是这样的，以通俗的语言阐述天文知识尽管有失简洁性，但是学生们更容易接受，而且不会降低天文知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会导致肤浅化。退一步说，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数学阐述的，比如人的感情，在天文上有很多未知的现象目前也无法用数学进行有效阐述。那么友好化方案会不会导致媚俗化?天文选修课的友好化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手段，而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天文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从而实现天文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爱因斯坦本人写过一本《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这是关于相对论的通俗版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具有大学入学考试水平以上的公众比较准确的理解相对论。

那么友好化方案如何具体实施呢?我们认为大体上有两个要点:1．通过类比生活中的实例来阐述天文现象;2．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并通过与学生们的互动来进一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在中国民航大学开设了一门天文选修课程———《现代天文学》，并在教学中实践了上述友好化方案，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教学片断(“宇宙起源”章节中的一部分)来阐述友好化设计方案。首先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让学生们自由讨论，年轻人富有想象力，可以给出各种新奇的答案———这样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调足学生们的探索胃口。当讨论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教师话锋一转(手中握着一枚鸡蛋)，指出不管这个世界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但对于宇宙来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认为先有的蛋———叫做勒梅特的“宇宙蛋”［2］。

美国天文学家乔治·伽莫夫在勒梅特的“宇宙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始火球”的假说，该观点认为宇宙是从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3］，［4］。而后经过许多人的改进，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热大爆炸宇宙学模型”［4］———这一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科学文化常识。这儿，我们列举了一个实例:一位老乡(仅有小学学历)把成捆的啤酒放在冰箱的冷冻层，没多久啤酒瓶竟然都“爆炸”了，他向作者询问这个现象和“宇宙大爆炸”有没有关联?作者想了想，啤酒瓶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当温度低于凝固点时，啤酒相变为固态，其体积则发生膨胀，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这位老乡可能给出了“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可能原因———因为突然冷却从而发生了“大爆炸”———此观点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大爆炸宇宙学模型”确实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基本科学常识。目前已经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大爆炸宇宙学模型”(通过多媒体手段详述各种观测证据)，从“大爆炸”到这堂课宇宙经历了上百亿年的沧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上述教学实例展现了高校天文选修课教学的友好化设计方案，学生们通过此方案不仅学到了一点有趣的天文知识，而且还激发了探索热情———这对于培养创新精神是至关要紧的。我们将在教学中进一步实践和完善友好化设计方案，以期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