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10:24:21

天文历法论文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第1篇

1.研究地球上的一切都不能忘记天文仰观天文

是中华文化的起始点。制定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落脚点。这是《周易》与《周髀算经》的共同记载。观测太阳,制定出了太阳历;观测月亮,制定出了太阴历;观测北斗,制定出了北斗历。最终三历合一,中华先贤制定出了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历。太阳历确定了寒暑,确定了春夏秋冬四时,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节,确定了十二月,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太阳历的节令决定着小草小花何时发芽何时开花,决定着小鱼小虾何时何时产卵,决定着小蚯蚓小青蛙何时冬眠何时出土。———万物在地球上,但万物生息的决定因素在太阳。太阴历确定了朔望月,初一月缺为朔,十五月圆为望。朔望,决定着江河大潮。《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故月满则海水西盛”,“月郭空则海水东盛”。月满海水西盛,月缺海水东盛。月满月缺与潮涨潮落之间,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与规定性。———大江大海在地球上,但大潮的决定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太阳。北斗历确定了风向的正邪。北斗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鹖冠子》中有记载。《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有“斗柄定四时”之论,《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有“斗柄定八节,八节定八风”之论。风有正邪之分。正风养人养万物,邪风伤人伤万物。———风在地球上,但是判断风的标准在天上。“仰观天文”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的中华先贤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与天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制定历法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中华先贤已经解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天文变化与地球上气候物候的变化有着严格的对应性。研究地球上的一切不能忘记天文,这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天与地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认识地球上一切,不能忘记天文,不能忘记太阳月亮与北斗。如此思路与方法,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

2.天文历法严格定量的启示

天文历法,本身是一个严密的数理体系。严格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是天文历法的两大基本特征。请看以下五大例证。

(1)寒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寒暑的严格定量,是由冬至夏至决定的。《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故冬至”,“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见日光多,故曰暑”。冬至夏至的严格定量是由日影长短两极决定的。《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冬至的日影长度为1丈3尺5寸;夏至的日影长度为1尺6寸。用今天的眼光看,寒暑的定量定在两条天文线上。冬至之寒定量于太阳相交南回归线,夏至之暑定量于太阳相交北回归线。寒暑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⑧寒暑的无限循环,放在测影的日晷下看,是日影循环在长短两极决定的;放在天文学中看,寒暑的无限循环,是由地球公转过程中两个极限决定的。寒暑,决定着万物生死,决定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小草枯荣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2)四时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日影长短两极的定量,定出了冬至夏至;日影的两个平均点的定量,定出了春分秋分。《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春分秋分的日影长度均为7尺5寸5分。放在空间中看,春分秋分是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线所决定的。放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地球公转过程中的四个极限。地球公转的周期性,决定了四时的无限循环性。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定出了四时,四时决定了温热凉寒四种气候,四时决定了生长收藏四种物候。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万物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3)昼夜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日主昼,月主夜,昼夜为一日。”昼夜在地球上,但是决定昼夜的因素在天上,在天上的日月。昼夜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瑏瑡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昼夜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日月。

(4)朔望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月缺初一,月圆十五;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太阴历的朔望,定量于太阳、月亮、地球的对应关系。太阳—月球—地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初一。太阳—地球—月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十五。朔望的定量,严密而精确。朔望的循环,精确而严密。天文大潮,形成于如此三点一线的关系之下。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潮汐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太阳

。(5)风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风向,随着斗柄指向的循环做圆周运动。斗柄东指,有春天之东风;斗柄南指,有夏天之南风;斗柄西指,有秋天之西风;斗柄北指,有冬天之北风。希伯来先贤也发现了风的循环性,《圣经•传道书》中有“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瑏瑢的论述,但是希伯来先贤没有风向旋转与北斗斗柄旋转的对应关系。这里值得谨记的是:风旋转在大地上,但是决定风向的因素在旋转的斗柄。地球上气候、物候、江河大潮变化的规定性、周期性与循环性均与天文相关,地震的规定性与周期性会独立于天文之外吗?

二、天文规律与天气预报谈地震预报

先谈天气预报。没有气象卫星与其他先进仪器,中华先贤是靠什么进行天气预报的呢?靠什么进行规律性的天气预报?又靠什么进行精确性的天气预报?答案:靠天文!靠历法!中华先贤进行天气预报有两个特点:第一,首先揭示的是规律,其次才是当下的精确预报;第二,方法极易掌握,农民、士兵、儿童、妇女,朝野各个层次的人士都能够掌握这种方法。

1.揭示规律的方法几部古代经典之中均记载有这种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1)《尚书》揭示的规律。《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瑏瑣“星有好风”之星,被汉代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箕星。箕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七宿。“星有好雨”之星,被汉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毕星。毕星,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五宿。箕星、毕星为恒星,月为卫星。以地球上观测点为中心,一旦发现月球与二十八宿的箕星、毕星发生近距离关系时,地球上观测者所处的区域内就会出现刮风、下雨的天气。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地球—月球—二十八宿中的某一宿,三者之间构成三点成一线关系时,地球上的观测区内就会发生或风或雨的气象。———《尚书》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黄帝内经》揭示的规律。《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记载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北斗历。北斗历以斗柄的八个指向,确定了八节。节令点,恰恰是风雨发生点。“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瑏瑤太一,指的是北斗星斗柄。斗柄指向四方,定出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四节;斗柄指向四隅,定出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节。四方+四隅=八方,两分两至+四立=八节。八方,属于空间;八节,属于时间;时间与空间在此仍然是一体关系。风雨既有时间性上的规定性,又有空间上的规定性。放在太阳历中看,八节就是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的八个对应点。八节的当天,会发生时令之风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之当天,当年风调雨顺。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前,预示着当年多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后,预示着当年多旱。———《黄帝内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3)《诗经》揭示的规律。《诗经•国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瑏瑥流火之火,亦称大火,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从地球上看,心星一年四季有四个位置:春天在东,夏天在南,秋天在西,冬天在北。乡村农夫,一旦发现心星西移,就知道该准备御寒的衣服了。———《诗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4)《周礼》揭示的规律。《周礼•地官》:“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风雨之所会也”。瑏瑦日影一尺五寸(比《周髀算经》少一寸),即日影最短点。日影最短点,《周礼》界定为地中点。地中点,即夏至点。地中夏至点有多重意义,其中一重意义为“风雨之所会”,指的是风雨交加。太阳决定着夏至,夏至决定着风雨。夏至点,实际上是北回归线附近的台风暴雨点。———《周礼》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预报之实例以星象论气象,《诗经》《孙子兵法》中均记载有这样的实例。简介如下。

(1)《诗经》中的实例。《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瑏瑧月,月球;毕,毕星;离,通丽,指靠近;当月球靠近毕星时,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天气。预报大雨的诗出于一位戍卒之口,天文气象学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月亮、毕星在天上,滂沱大雨在地球上。天文与天气,影形对应,紧密相连。———《诗经》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

(2)《孙子兵法》中的实例。《孙子•火攻》:“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瑏瑨壁,二十八宿北方玄武七宿中的第七宿。翼,二十八宿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六宿。轸,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七宿。火攻,是战争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有风,气候干燥。气候干燥,易于放火。何时气候干燥?月近箕、壁、翼、轸四宿时。天文四宿,决定着地球上干燥的天气。———《孙子兵法》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3.先贤基础上的继续追问正常,是天气;异常,是天灾。正常的天气与正常的天文相关,异常的天灾与异常的天文相关。这是中华先贤对天气与天灾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是不是可以继续追问:地震会不会与异常的天文相关?

三、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实回顾远古、中古时期的天气预报

是为了今天的地震预报。效天法地的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天地合一而论的中国哲学,对今天的地震的研究与预报,起码在九个方面有着启示意义。

1.系统论从“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的那一刻起,中华先贤就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起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天与地绝对不能分割而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上看,地球是天体中的一员,论地球上的异常绝对不能离开其与天体的联系。

2.相“交”点天地生万物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

《周易•泰•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瑏瑩《周易•否•彖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瑐瑠万物的生与不生、通与不通,与天地的“交”与“不交”有着直接的对应性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与方法上,稍微跨前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引申出这样一句话:“天地交而地震发生也;天地不交,而地震不发生也。”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这个“相交点”。

3.太阳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三条天文线(南北回归线加赤道线)

四个时令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太阳历(实际是地球公转)所构建出的框架。三线是太阳与地球的三条对应线,四个时令点是太阳与地球的四个对应点。这里可以视为是“天地交”的相交点。太阳的回归循环变化,永远不会绕越天文三线,永远不会改变时令四点。万物的生长收藏变化,永远也不会超越三线四点这个框架。这个永恒而长青的框架,适用于地震研究吗?万物生长靠太阳!地震的发生靠不靠太阳?可以把有史以来的大地震资料统计一下,检查历次地震时太阳在什么位置,检查其中有没有规律可循。

4.太阴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一个朔望月

日月地三者之间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太阴历所建立的框架。两次三点一线,两次天文大潮,这是规律。这一规律适不适用于研究地震?

5.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五大行星分地内地外

金星、水星为地内行星,木星、火星、土星为地外行星。按照五大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它们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这条直线上,或单个出现,或多个出现,或五个一齐出现。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还原四点一线关系,还原五点一线关系,还原N点一线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历次大地震,检查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地震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上有没有对应关系。

6.二十八宿的长青性与坐标性

二十八宿是恒星,中华先贤以二十八宿与月球的对应关系为坐标预报地球上的风雨。同样的道理,能否利用这一坐标预报地震?

7.阴阳合历的综合性

综合太阳、月亮、北斗三者的作用,是阴阳合历最大的优秀之处。能否将多种天文因素综合在一起研究地震?

8.时间空间的一体性地球公转的轨迹

是一个椭圆;地球公转的时间,是一个太阳回归年。轨迹,在天成度;时间,在历成日。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两位一体的时空观。一个太阳回归年,万物完成一次生长收藏的过程,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尸子》:“上下四方为宇,往古来今为宙。”瑐瑡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时空即宇宙,宇宙即时空。万事万物在宇宙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性,地震会例外吗?

9.道与物、事与理的关系

“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瑐瑢《周髀算经•陈子模型》指出,日影中可以论道。“道之在天,日也。”瑐瑣《管子•枢言》指出,太阳可以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瑐瑤《周易•系辞上》指出,日月联合可以论道。道,在中华文化中是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老子以道论德,孔子以道论礼,孙子以道论兵,刘徽以道论数,茶道、剑道、同,但论证问题皆以道为依据,论证方式皆为“以道论之”。自然界中的道为生天生地生万物的生生之源,人文中的道为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道可以论证一切问题,可不可以论证地震呢?有此物必有此道,有此事必有此理,有此果必有此因,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常识。以此论之,有地震必有地震之道,有地震必有地震之理,有地震之果必有地震之因。预测不了地震,解释不了地震的规律,关键就在于没有认识地震之道,没有弄清地震之理,没有明白地震之因。

四、揭示地震规律性规定性

地震,现实中已经成了一道世界性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中华文化是否有所贡献?

1.认识的局限性东西方对地震认识

体现在了以下几个的概念性的界定之中。其一,“一般说是引起地表动荡的地球内部的突然震动”瑐瑥。这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地震的界定。其二,“地面的震动”瑐瑦。这是《辞海》对地震的界定。其三,“地内700公里以上突发的震动传播至地面”瑐瑧。这是《大辞典》对地震的界定。关于地震,地质学教材中还有“地应力集中与释放的过程”的界定。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上几个关于地震的界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论地震仅仅局限于地球本身,完全忘记了天文。

2.永恒的思路

常青的方法“以天文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思路;“以太阳论之,以月亮论之,以北斗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方法。天文具有永恒性,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永恒性。太阳长青,月亮长青,北斗长青,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长青性。下面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探讨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

(1)以天文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天文,本文仅取四大要素:第一要素是太阳,第二要素是月亮,第三要素是五大行星,第四要素是二十八宿。以太阳的规定性论地震。太阳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两线两点上。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冬至;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夏至。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分析,看看冬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看看夏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然后再统计一下,冬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夏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有春分与秋分。这两时令点上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同样的方法,研究八节、二十四节气。以月亮的规定性论地震。与太阳与地球,一个月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月亮的规定性。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看看月亮朔望之际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行星的规定性论地震。五大行星,无论是单个还是多个,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直线上,形成“糖葫芦”状。分析现有的地震资料,看看这种天文现象下有无地震的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论地震。月球与二十八宿的毕星对应,地球的对应区有滂沱大雨。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哪一颗星对应,会有地震的发生?彗星的出现与地震的发生有没有关系,也值得研究。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

(2)以时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在时间均有着严格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时间中会杂乱无章吗?天文现象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地震的发生与间隔,在时间也应该有严格的规定性与规律性。要发现这个规定性与规律性并不困难,将现有的地震资料排查一下,很快就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3)以空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空间中是有规定性的,地质学中称之为“地震带”。地震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如下:“多数地震活动集中发生的狭长地带。岩石圈由几大板块构成,板块相对移动的边缘是世界的地震带。以岛弧、山带、火山作用、深海槽及地震活动为特征。环太平洋带和阿尔卑斯带是两大地震带,前者环绕太平洋,后者从亚速尔群岛穿过地中海和中东到印度北部、苏门答腊和印度尼西亚,与环太平洋带连接。”瑐瑨《辞海》的解释是:“地震震中分布较集中的地带。一般是活动很强的地质构造带。规模最大的地震带有:

(1)环太平洋地震带;

(2)欧亚横贯地震带。”瑐瑩各大洋的海岭区也是地震频发的地带,但地震带上的地震强度较弱。此外,各地区的地震密集地带也叫地震带。地震带,确定了地震在空间中的规定性。研究地震带上的地震,但也绝对不能忽略地震带之外的地震,例如唐山大地震。《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录了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11年,两千多年间的180多次6级与7级以上的大地震。云南大地震次数排第一,有30多次;台湾与甘肃大地震均超过20次,排位第二第三;四川排第四,有17次;超过10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山西、河北、宁夏、新疆;发生过5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北京、河南、山东、广东、陕西;发生过3次大地震的省区有、福建、安徽;发生过大地震的省区有湖南、青海、江西、江苏、辽宁。地震空间发生范围很广,但是空间密集区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瑑瑠

3.汲取历史经验

认识前人的局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地震,还记载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的天文异常,但是这里并没有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那样的天文对应。瑑瑡《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西周三川的地震,也探讨了“天地之气失序”的地震之因,这里有天地合一而论的原则,却没有像地中点即风雨交会点那样的精细。瑑瑢《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了张衡“候风地动仪”,这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瑑瑣张衡解答的问题是:近期“有没有”地震?地震之因以及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张衡并没有涉及。中华先贤以天文论天气,解答了天气变化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中华先贤的历史贡献。没有解答地震的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先贤的局限。在先贤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以天文的循环周期性找出地震在时间空间上的循环周期性,这是后人的基本责任。

五、三点结论

第一,绝对独立之物绝对不会存在。所以,研究地球上的地震,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球本身,绝对不能忘记地球是天体中的一员。第二,相同的天文条件,钱塘江会发生大潮,撒哈拉大沙漠会发生大潮吗?同理,相同的天文条件,并不是处处都能发生地震。他地不震此地震,这是地球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他时不震此时震,这是天文特殊性决定的。换言之,地震的空间决定因素在地球,地震的时间因素在天文。海啸与火山,以此类推。所有的天灾,以此类推。第三,中华文化的精髓,不在这部书那部书,不在这句话那句话,而在中华先贤创造的思路与方法。真正掌握了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不但可以解答地震这道难题,而且可以解答一道道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难题。中华民族完全可以重新领先于世界。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旧《大统历》误差日显,徐光启

奉命修新历

明朝建立之后,在历法上开始采用的是《大统历》。这个《大统历》实际上是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发明的《授时历》的翻版,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郭守敬的《授时历》发明之初,在当时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其精度极高。比如他那时测定的每天的时间长度,与今天相比才仅差72秒,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能做到如此精度,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从发明《授时历》到明末,已经过了三百多年,各种误差日积月累越来越大。而明朝历局的官员们只知道依照已有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甚至用象数法进行臆测,对于误差怎样解决大都束手无策,也没人考虑。此时,日食、月食、节令、朔望的预测和安排,已经混乱不堪,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问鼎,内外交困,国家形势危急。但崇祯皇帝考虑到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制度象征,历法的混乱易导致国家的混乱,从社稷江山计,不得不腾出精力来过问这件事关重大的具体科技问题,便责成时任礼部侍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着手修历。

徐光启系进士出身,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科学事业,著有巨著《农政全书》60卷。受到崇祯皇帝重视,被擢进入内阁,任礼部侍郎。在此期间,他为复兴大明,大力提倡以科学技术为“富强之术”,一方面操持政务,一方面继续研究天文、历算、农学、水利、军事等科学。还认真汲取当时新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大量译介西方科技书籍。这在僵化保守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贯中西第一人,也是中国科技史上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徐光启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修历任务,此时他已是67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迈,毅然上阵,立即组成了一个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庞大的科研班子,其中包括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龙华民、罗雅谷,德国科学家汤若望、邓玉函。他还制定了这次历法科研的最高目标:“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在修历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风冷雨的秋夜,还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徐光启都要登上观象台,亲临指挥或亲自动手观察天象。那期间,记录、整理笔记、查找资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终于,经过他和这些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推出了《日躔历指》等初步研究成果,接着又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

二、魏文魁上呈《历元》《历测》,

志在否定徐光启

使人想不到的是,此时远在京师满城县的乡下,竟有一个叫魏文魁的老百姓,也在为《大统历》的误差而苦恼着。他不顾天文历法历来是民间研究的,也不顾自己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和先进的观测设备,更顾不得自己生计的艰难,经年累月一直执拗地进行着自费天文历法的研究。

此时,魏文魁一定知道,西方的天文历法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他的思想不像徐光启那样开放,而是有点保守和固执,对外来的思想和技术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认为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完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把先进的科技知识拒之门外,这就犯了科研的大忌。

那么他依据什么来进行研究呢?说来很有意思,魏文魁所采纳和依据的重要资料是宋朝人邵雍的那本《皇极经世》,而它依据的数学知识则是“周三径一,方五斜七”等圆周和勾股之类。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承担如此艰巨的科研课题,依据的知识竟是这样的初级和粗疏,再加上资料和设备又不具备,又没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可以想见,他的研究活动一定是异常艰难的。

比如,他所依据的《皇极经世》,是宋朝邵雍研究周易而自创的一门预测学,是不是科学一直被人大打问号。该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出几个简单易记的字,这几个字是:“元、会、运、世、分。”他将此作为层级次序,来表示和解释天文、地理、人事发展变化,以此进行预测。

比如,从时间上来说,“元”可以认为是年,一“元”就是一年,一年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日月相会一次,因此便叫做“会”。所以一“元”之中,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会”之中,地球自转三十次,所以一“会”又包含三十“运”,即三十天。因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因此一“运”又包含十二“世”,即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又分三十“分”。

如果广而扩之,把最小的“分”代表年,便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一万零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邵雍认为,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都体现在这“元、会、运、世、分”之中了,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检测,皆可未卜先知。魏文魁对邵雍这方法顶礼膜拜,深信不疑,把这作为他的整个研究思路。显然这对需要十分精细的历法来说,太粗糙了。

按着邵雍的思路和理论框架,魏文魁毅然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居然完成了两部洋洋洒洒的巨著:一部是天文理论著作《历元》,一部是历法知识著作《历测》。

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北京传来消息,由徐光启制定的明显西化远离我中华传统的新历法已经有了雏形,对此魏文魁怎能接受?他认为自己站出来的时机到了,便不顾一家老小的安危,当即让儿子魏象乾带上他刚刚脱稿的两部巨著,从满城火速赶到京城,将书送给通政司并转修历局。他还加了一份上疏,历数东方科技的优点和西方科技的缺点,以及徐光启引入西方科技做法的谬误。希望政府引起重视,并检验和采纳他的方法,企图以此阻止和取代徐光启的新历法。

三、徐光启虚怀若谷,魏文魁据理力争

徐光启闻知大吃一惊,但以多年形成的对不同学派的广纳博蓄习惯,以及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他马上冷静下来。他本着“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一贯思想,决定对魏文魁的著作进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发现对手的价值所在。徐光启还表示,在没有通读完对方著作前,坚决不表态谁对谁错,也不发一句议论。别人问起,他总是说:“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读,不敢言对错。”

可见徐光启很有风度,他对魏文魁的书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将书中非常重要的七个问题一一摘录,逐个进行研究。通过仔细翻阅研究,他发现其中的谬误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陈旧粗陋。不要说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都不准确。

但是,徐光启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对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进行了肯定,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徐光启对他的谬误一一进行记录,然后指出魏文魁的错误都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徐光启以宽广的胸怀传信给魏文魁,希望他进一步努力,争取在天文学上真正有所建树。还告诉他,若有疑义,可以当面讨论。实际上,徐光启对魏文魁的研究成果持了完全否定态度。

魏文魁当然不服输,决心进京与徐光启论难。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认为他的结果不准确是因为观测地点不同而造成的。他举例说,一样的日月食,京师所观测到的结果,与满城观测到的绝不会一样,与琼州观测到的更不一样,这怎么能说我的方法不准确呢?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中国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认为准确的,在南方就不一定准确,武断地说哪种方法正确,哪种方法不正确,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学问题,徐光启没有让步,他认为魏文魁的做法是“混推”,科学研究仅靠“混推”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这时的徐光启仍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表现出对魏文魁这场争论的不屑,而是非常重视,每次辩论他都积极参加,还将辩论双方的观点都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保存备案。

一个是国家顶尖级科学家,还是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另一个是民间业余科学爱好者,还是个平民百姓。他们竟能够如此平起平坐地开展激辨,这在明末实在难能可贵,说明当时明政府有较浓的崇尚科学的气氛,以及徐光启的虚怀若谷。

四、崇祯提出用实践检验,

各家观象台上比高低

其实,徐光启在与魏文魁论战之前,徐光启的新历还受到了其他天文历法派别的猛烈攻击。一是以钦天监官员为首的一直对徐光启吸收西方科学不满,希望“祖宗之制不可变”的旧《大统历》派,二是从伊斯兰传来的《回回历》派。这两派都认为自己坚持的历法无可挑剔,而认为徐光启的历法是不纯正、不准确、不科学的。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魏文魁派,四派混战,轰动朝野,震惊中外。

消息传到皇帝崇祯那儿,鉴于此时国家形势不妙,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已不允许在这件事上这样久拖不决,需要快点拿出成果。崇祯帝便提出可以“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希望大家不要再争。然而,在各家都互不服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提议是无法实现的,激烈争吵仍没有平息。

事涉国家制度,崇祯帝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既不看理论,不看设计,也不论“课题组学术带头人”的身份,只用实践检验。指示寻找一个特殊天文现象,四家平等预测,谁家测准了,谁就正确,国家就采纳谁的方案。

崇祯所希望的可以进行实践检验的机会很快来了:据预测,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十五日,将有月食,至于几时几刻还不知道。崇祯帝提出,让大统、回回、魏文魁、徐光启四派分别提前提出各自预测结果,精确到时和分,然后等到那一天进行实际检验,看各家预测的准确性。

四家受命,遂摩拳擦掌,高速运转,精心准备,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预测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竟然相差达一、二个时辰。到底谁的正确呢?只等那一天见分晓。然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间,结果那天天空阴云四合,使整个检验计划在大家的焦虑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启因为积劳成疾,已经无法再主持修历工作而辞去历务。但是庞大的《崇祯历书》还没有彻底完成,四家的争论仍在胶着状态,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提议让既懂天文、又不封闭保守、能够接受西方科技的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工作交接后只一个月徐光启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老对手。

崇祯七年(1634年),魏文魁再次上书,直言徐光启派历官所推所有交时节气全然不对,应该否掉,并采纳他的方案。其他几家也不示弱,天天争吵不休。崇祯皇帝还是主张采取老办法——实地检验,用事实说话。而且他此时变得更加开明,干脆由政府出资成立了四个天文局,分别为:大统局、回回局、西局和东局。这西局就是徐光启这一派,而东局则是专为魏文魁所设。可见崇祯皇帝没有因为魏文魁是一介布衣百姓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也为他设一个局,作为封建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局成立之后,因为都受到了皇帝的平等对待,现在大家不分高下,争论更加激烈了。那些天,“言人人殊,纷若聚讼”,钦天监里,观象台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辩论讦难,争闹不休。

崇祯闻之,迅速决定,再次用实践检验,让各家在观象台上定高低。恰好这年李天经按西洋方法预测,从闰八月开始将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现。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各家预测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准确时间,到时进行验证,然后定夺存废。

各家接旨,迅速行动,都动用了各自当时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设备。观象台上,日晷、星晷、壶漏、开隙暗室、测高仪、窥筒、图板、望远镜、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试验场地,更是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紧张异常。很显然,四家都极度紧张焦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各自理论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搏击。

这次检验从八月中旬开始,至九月中旬结束,历时一个月。皇帝所派官员,对照各家的预测,逐星进行检验。在这些时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了无尽的煎熬和焦虑,最终检验的结果是:西局的推算全部正确,其他各家均不准。至此崇祯无情宣布:大统、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废绌。

接下来,崇祯皇帝倾国家之力,支持和肯定李天经的工作,加快了《崇祯历书》的编纂步伐。不久,在李天经的努力下,一部长达137卷的《崇祯历书》就制作完成了。这部新修成的《崇祯历书》跟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几乎没有差距。而且,它不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该书大量介绍了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日月交食和历制测定更加准确科学,真正成了“要求大备,从流溯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的科学巨著。只是后来没有来得及实行,明朝就灭亡了。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第3篇

康熙的文治武功,如组织编辑与出版《康熙字典》,抵抗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早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却鲜为人知。

康熙对数学情有独钟,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康熙数学著作公之于世

中国著名数学史家、陕西经贸学院教授李培业曾就读于西北大学数学系。1956年,他在西安的一家古旧书店花5元钱购得一套《陈厚耀算书》,80年代李培业就该书的研究成果发表过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提及康熙在这套书中的著作。2003年,陕西一家报社进行了报道,引起轰动。

《陈厚耀算书》是清康熙年间由皇家翰林院大学士陈厚耀修撰的数学专著,为线装蓝布包封、小楷宣纸手抄,每一张书页中都夹有满文注释。全书共分6册。由康熙口授、陈厚耀笔录的《积求勾股法》属于六册中“勾股图解”中的一篇。

据李培业介绍,在《积求勾股法》一文中,康熙主要论述了5种求解正勾股形(直角三角形)问题的方法。既然是介绍了5种解法,专著为何独以其中一法――《积求勾股法》作为标题呢?李培业解释,专著卷首“钦授积求勾股法”的字样,表示这个方法是康熙给出的,是康熙的发明创造。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所以才会以《积求勾股法》作为专著的标题,突出表现康熙的成就。

二、康熙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数学

精通西方数学的徐光启在明崇贞三年(1630)督修了新历法,但未能在明朝推行,到了清初还在使用旧历法。清顺治帝任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为钦天监(国家天文台)监正,掌管历法。

康熙三年发生了新旧历法之争,盲目排外的杨光先、吴明著书反对新法,传教士汤若望及其重要部下南怀仁(比利时人Ferdinand Verbiest)下狱受审。

康熙八年(1669),“是年二月命大臣二十员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所言逐款皆错,得旨杨光先革职”。自此,新历法战胜了传统旧法。

康熙抱负远大、好学上进,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政治上的至尊者,他还想做一个学术上的仲裁者。1677年,康熙令钦天监人员“学习新法”,即西洋历法。康熙三年新旧历法之争,汤若望、南怀仁下狱之时,他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责任自然不能在他。等到康熙年长,却很注意西方数学。他要求西方传教士向他系统地传授新的欧洲文化,曾拜南怀仁、白晋(法国人,Joachim Bouvet)等西方传教士为师,并专门延请他们入宫为他授课,学习天文、数学、地理,还学拉丁文。

康熙潜心学习欧氏几何,有史记载,至今在故宫博物院中仍藏有当年张诚、白晋为康熙授课时所用的桌子。

1690年1月17日,白晋、南怀仁和张诚(法国人,Jean Fransois Gerbillon)等被召进宫内,解释几何学问题约两小时。19日讲等高仪问题,20日测距与测高,21日将课重讲―遍。3月18日,讲用鞑靼文写的第一条几何定理,l9日讲第二条定理,21日讲第三条定理,22日、23日继续讲,24日讲第四条定理,“皇上认为他已经完全理解,并殷切表示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知道几何原理的最必要部分,以求弄懂实用几何学”。4月,“向皇上讲解怎样用对数作除法”,14日“我们在向他讲解的时候,发现他已理解得很透彻”。

康熙学习西方数学非常认真,也很刻苦。据当时向他传授数学知识的传教士南怀仁记述:“每日破晓我就进宫,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内殿,并经常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告退。我单独与皇帝在一起,为他读书和讲解各种问题。”

1693年,传教士白晋受康熙帝的委派返回法国,他向法皇路易十四呈递名为《康熙皇帝》的奏折,称赞“康熙帝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学习数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很先进很实用的数学也遭到过他的拒绝。

1711年,康熙招傅圣泽入京,与白晋一起翻译了我国古代典籍《易经》,1712年又撰写了《天文问答》。在《天文问答》中,傅圣泽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开普勒天文学理论,准确地推算出了当年的夏至时间,纠正了当时其他传教士推算的错误,受到康熙嘉奖。

在傅圣泽编写天文历书书籍的时候,康熙正学习前面传教士传入的数学中的借根方法。借根方法主要是对于数字的运算,包括开方和乘方等,属于算术内容,非常繁杂。傅圣泽看到后,向康熙推荐西方最为先进的代数方法。康熙当时很感兴趣,于是让傅圣泽给出一个例题进行说明。傅圣泽详细地写了例题,并编辑成一本书的样子,起名为《阿尔热巴拉新法》,呈给了康熙。

傅圣泽在这里极力向康熙举荐了当时法国的符号代数。然而,康熙接到傅圣泽撰写的这本书之后,和皇子们共同研究了其中的方法,但是,很可惜他们都没有看懂。不仅没看懂,康熙似乎还有些恼怒,因为在此后他下的一道圣旨中曾说:“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热巴拉新法,自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可见,康熙并没有真正理解代数的基本思想。

此后,傅圣泽的《阿尔热巴拉新法》就没有了下文,西方传教士第一次尝试传入我国当时最为先进的符号代数就这样夭折了。应该看到,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数学,目的在于传教,没有把当时在欧洲已经建立起来的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先进数学成果介绍到中国来。

三、康熙与中国数学家交流数学

康熙不仅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而且向中国算学家学习。据《中国数学史》记载,陈厚耀是清康熙丙戌年间的进士,因通晓历法被大臣李光第推荐给康熙,常与酷爱数学的康熙讨论数学问题,很受康熙赏识,官至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要职,是当时一流的数学家。

梅文鼎是康熙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数学家,著有《梅氏历算丛书辑要》六十二卷等。康熙看到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召见梅文鼎,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康熙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文鼎,请他审阅和指正。

梅文鼎一家几乎都和康熙讨论过数学。梅文鼎的弟弟梅文鼐、梅文■,子梅以燕,孙梅成,曾孙梅■等都通晓数学。正由于康熙博采中西数学,在他的主持下,由梅成等人编成一部初等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1723年刻成刊行。梅成曾证明《数理精蕴》中收集的欧洲“借根方”,即我国宋元时期的“天元术”,这是中西数学交流的成果之一。

四、康熙对数学的贡献及历史意义

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回法国,要白晋邀请更多的科学家来华。康熙这种求贤心切的气度,在欧洲也传为美谈。特别是由此引出世界大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和中国的一段交往,引人注目。

莱布尼兹早就对中国的易经感兴趣,并注意到二进制算术和八卦有密切联系。莱布尼兹曾给康熙写信,建议在北京成立科学院。康熙按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建立了以画家、版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制造天文仪器的工匠为成员的“科学院”。但是以科学研究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科学院,却并没有成立过。

康熙从传教士那里学习数学知识,又传授给周围的人。1713年,他在畅春园的蒙养斋设立了算学馆。

康熙对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不是他的直接教学工作,而是他主持编写了《数理精蕴》这部著作。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介绍,《数理精蕴》共53卷,其中上编5卷,下编40卷,附数学用表8卷。康熙52年(1713年)始编,雍正元年(1723年)刻成。

该书汇集了自1690年之后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并吸收了当时中国数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它包括初等数学各个分支的内容,有人誉之为初等数学百科全书。

因该书号称御制,所以在国内流传广泛,在国外亦有流传,对十八、十九世纪中国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康熙时期所著的《三角形论》一书,书上标有“御纂”二字,表明康熙当时曾亲自参与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

还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汉文译本《几何原本》7卷,是在康熙的指示下,由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完成的。

今天的中小学生学数学解方程时,总会碰到“元”、“次”、“根(解)”这些概念。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术语是康熙创造的。康熙虽然聪颖过人,但是听外籍教师讲课并不轻松。因为南怀仁等人的汉语和满语水平有限,日常会话还能够勉强对付着,可要将严谨而高深的科学知识表达出来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当时课本多是外文,中译本也是半通不通,学习中有许多精力被消耗在语言沟通上,进度不快。

康熙学习很刻苦,也很有耐心,一遍听不懂,就请老师再讲一遍。南怀仁在讲方程时句子冗长,吐音又很不清楚,康熙的脑子常常被搞得晕晕糊糊的。怎样才能让老师讲得好懂呢?一阵冥思苦想后,一个妙法突然冒出来。他向南怀仁建议,将未知数翻译为“元”,最高次数翻译为“次”(限整式方程),使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翻译为“根”或“解”……南怀仁用笔认真地记了下来,随即用这些新创术语换下自己原先使用的繁琐词语:求二“元”一“次”方程的“根(解)”,果然扫除了很多障碍,提高了教学效率。

看到这个结果,南怀仁惊疑地盯着康熙,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按照西方最亲切的礼节一下子将康熙紧紧抱住:“我读书和教书几十年,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像您这样肯动脑筋的人!”

康熙创造的这几个数学术语科学而简洁,十分便于理解和记忆,因此一直延用到今天。而《积求勾股法》采用定理的方式,以乘除代替开方,知一数就可以求得其它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算术解正勾股形问题的研究成果,其方便简单,不但是中国没有的,也是西方所没有的。

《积求勾股法》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因为这个论文见证了中国数学历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从中算转向中西算术合璧。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第4篇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而?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瓮ぜ?肪硎?弧独嬷尴壬?竦辣?摹罚?缎?匏目馊?椤罚?虾#荷虾9偶?霭嫔?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25] 《戴震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邢云路 《古今律历考》 历法思想 渊源 影响

中国传统历法研究在经历了明代前期相对的沉寂以后,到明末则出现了活跃和复兴的景象。这种复兴的局面是伴随着朝野呼吁历法改革的呼声不断提高而出现的。〔1〕万历二十四年(1597),邢云路在改历的建议受挫以后,着手将其专门研究传统历法问题的成果汇集成编即《古今律历考》。此书在明代曾引起重视,使得邢云路名声大振并被荐举至钦天监主持修历工作。但是,清代前期,它却受到梅文鼎等学者的贬抑,影响了对其进行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现代科学史家在研究与《授时历》相关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时对《古今律历考》有所涉及。目前所知最早涉及到《古今律历考》的研究论文,是法国汉学家戈歇(l. gauchet)在1917年发表的《评郭守敬的球面三角学》一文。〔2〕1959年,李约瑟(needham joseph)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天文学卷”中讨论中国古代三角学问题时将《古今律历考》中的一幅“割圆图”收入书中。〔3〕近年来,国内学者曾对《古今律历考》全书内容进行过概要的介绍,〔4〕并在讨论邢云路的天文历法工作时对其有所涉及。〔5〕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对此书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一些问题有待澄清。本文拟对《古今律历考》的作者归属和成书时间及其历法思想、思想渊源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一、《古今律历考》的作者归属和成书时间

虽然《古今律历考》署名为邢云路,但是后世有学者认为它是邢云路和布衣历法家魏文魁 “相与商榷而成”,〔6〕还有的学者认为“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或言本出魏文魁手”。〔7〕至于《古今律历考》的成书时间问题,在以前学者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常的观点认为,《古今律历考》完稿于万历三十五年,初刊于次年。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此书万历二十八年刻本。(〔6〕,p.35b)为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有关写作背景,对这些问题略加辨明。

邢云路研究传统历法的兴趣始自少年时代。他痴迷数学,甚至达到成瘾的程度,自己研究天象,测算多年。由于缺少同道共同讨论,自有孤陋寡闻之感,于是访求同道于当世,后得魏文魁与之共同讨论古今历法,颇有所得,故此自称:〔8〕

因博访当世,求我党类于山中,得魏生焉。生名文魁,古之祖冲之、陈得一其人也。余乃相与校雠群籍,营于至当。于凡历之宏纲细目,溯古迄今,靡不根究。其蕴奥缕析,其端倪壹切,纰莹胥,弥订之亡爽焉。

邢云路将魏文魁誉为祖冲之和陈得一,虽然难免有溢美之辞,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魏文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具有较高历算水平的。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邢云路上疏指陈《大统历》差错并建议修改历法以成一代之典,但是受到了钦天监的压制而没有获得施行。面对这样的境遇,他则抱着道术为公器而应公诸人的想法,着手编撰《古今律历考》:〔8〕

起而上之,上嘉悦,下庭议,佥曰可,会中涓而格不行。余退叹曰:使天不欲斯术之行,则无庸畀吾人以斯术,天既以斯术畀吾人,非余任之而谁也?夫道术,公器也。公器在我,而不以公诸人,将鬼神恶之矣。余故因金明诸君子之请,而汇集成编。

魏文魁对此书成书过程也有相关阐述:“魁深山中人,罔所事事,从幼嗜数学,悉其窍以观天,数多入窍中,由是观益力,每有所得,所以语诸人,弗省也。然肆业弗肯隳,忽安肃邢观察公枉驾于余,曰:闻君抱奇术,余方志治历明时,而胡不赞余为?魁喜曰:固吾志也,愿毕力以从。由是魁昕夕备问难,公乃出古今武库书,与余上下其议论,寻源导?,究竟其极。越数载而历成,公德让,不自有其功,以归于余。余曰:余不敏,受教于子大夫,何力之与有?愿以山中人附青云之士,以闻于后世足矣,它何望焉?乃辞谢观察公,而退归深山中”。〔9〕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邢云路与魏文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邢云路在编撰《古今律历考》中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至于诸如“不自有其功”及“何力之与有”之类的语词,实际上都不过是谦词而已。

对于《古今律历考》主要贡献的归属问题,我们还可通过考察书中作者的署名情况获得证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万历徐安刻本《古今律历考》署名为:“陕西副宪安肃邢云路辑;征士满城魏文魁订”。既然书名中魏文魁只是“订”,可见其在书中的贡献应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古今律历考》在被收入《四库全书》时,则署名为“邢云路撰”,而没有提及魏文魁,也可以为该书为邢云路所著的观点提供一个旁证。那种认为《古今律历考》属邢云路和魏文魁“相与商榷而成”的观点,失在未区分二者在《古今律历考》成书过程中各自贡献的大小问题。至于认为“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或言本出魏文魁手”的观点则有失偏颇,因为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邢云路在《古今律历考》成书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关于《古今律历考》的完稿和出版时间,《古今律历考》胡来朝“后序”有如下记载:

己亥秋,朝幸备观察邢公属,得朝夕上下其论,偶见星流,因扣天文玄决,公手画图以示其,其指星辰次舍之详,岁差分秒之数,若谈室中事。其论律历,配合两相流贯,又若联珠合璧,然朝心折者久之,恐异时湮没无传,因刻著作以惠来世,公以为然。不数月,而《律历考》出,披读再三。(〔9〕,pp.2b-3b)

据此可知,《古今律历考》书稿至迟在万历己亥(1600)秋已经完成。根据“不数月,而《律历考》出”可推测,其刊刻出版时间当为1600年或者次年。王重民所说《古今律历考》的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即当指此版本。《古今律历考》还有多种明刻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等,则表明该书在清代以至民国均有比较广泛的流传。

二、从《古今律历考》看邢云路的历法思想

《古今律历考》72卷,其主要内容是对古代经籍中的历法知识以及各部正史律历志或者历志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评议,重点内容是对《授时历》和《大统历》进行研究和评判,“颇具历法史研究的属性”。(〔5〕,p.618)通过考察《古今律历考》的内容,我们将邢云路的历法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法应不断进行改革的思想。

邢云路在奏请改历遭受挫折以后,不断从回顾历法发展过程的角度来阐发自己主张进行历法改革的重要性。他借用《周易》中《革》卦的《象》辞所言“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来论述历法改革的缘由:

君子观革之象,知天地乃革之大者也,所以治历明时。盖天地革,斯四时成,而其数最难明也。自羲和历象授时之后,二官失次,七元无纪,春秋有食晦之讥,汉世昧岁差之理,唐宋以来,其法渐密,至元太史郭守敬,乃臻其妙焉。然自元辛巳至今三百余年,消息之法顿亡,历理之原尽失。斯时也,正泽火当革之时也。昔汉历凡五变,唐历凡八改,宋历凡十六改,使历可仍旧,何乐改作?然而天运难齐,人力未至,不容不改作也。(〔10〕,pp.1-2)

这里,《象》辞提出的“君子以治历明时”的观点经常被后世的历法家作为自己改革历法的依据。邢云路对春秋以后历法的发展描述,意在阐述历法应该不断进行改革的思想。至于他所认为的“天运难齐,人力未至”,则因为古历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利用有限观测数据拟合计算公式以预报天象,所以在一定的时期有一定的精度,一般不能长期很好地与天象吻合,所以古历应经常修正,“不容不改作也”。

第二,历法数据应随时实测的思想。

中国古代历家在描述天体运行规律时,逐渐形成了“先以密测,继以数推”的治历指导思想。〔12〕邢云路则结合《授时历》和《大统历》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思想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月亮和五星运行的有关常数应随时实测:

况诸事皆命于岁实,岁实既改,则月策、转终、交终与五星周,俱亦随日而改,可也,守敬乃诸事俱仍旧贯,一无所改,遂使后之畴人寻源不得,而愈远愈差,以至于今也。(〔10〕,p.1104)

这里,邢云路所说《授时历》月亮、五星计算常数“俱仍旧贯”,是指《授时历》沿用了金《重修大明历》中的数据。对于《授时历》没有精密测算五星运动的位置问题,梅文鼎也曾指出过,〔13〕但就目前所知,邢云路是最早指出《授时历》五星运行周期“止录旧章”者,对历法的修正具有重要意义。

邢云路还指出了《大统历》的诸应值未随时测算的疏漏:

辛巳至今三百余年,而《大统》止遵旧法,一无测改。元统且并其消长削去之,以至中节相差九刻有奇。兼以闰、转、交三应,虽经元甲午一改,而犹未亲密,所当再正。夫应一差,则诸事俱差,而以之步历,无一可者。(〔10〕,p.1110)

这些评判可以说切中要害,反映了邢云路已经发现了《授时历》和《大统历》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准确的实测和计算,应当能够提高历法计算的准确度。

1607-1608年,邢云路在兰州进行了立表测影工作以进行回归年长度的推算,并使用了到当时为止最高的圭表。〔14〕此外,他对候气说提出了质疑,并无情抨击了钦天监每年立春时差官赴顺天府候气时造假之事。〔15〕这无疑反映了邢云路主张历法数据应当随时进行实测的思想。

第三,恢复《授时历》立法原理的思想。

邢云路在对正史中的各部历法进行考证以后,进而阐述了明代的历法状况以及对《授时历》的立法原理进行恢复的重要性:

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未有出于此(按:指《授时历》)者。后元顺帝亡,并其历官,历术俱没入沙漠中。我朝存其余法,而失其本源。洪武初,遭元统改易,溷乱其术,遂使至今畴人布算,多所舛错。余乃因《元史》之旧编,稽前代之故实,绎其端绪,验诸象纬,以详著于篇。至其郭守敬之术所未备,并所差失者,余悉补葺订正。(〔10〕,p.254)

邢云路首先说明元顺帝以后《授时历》历术失传,到明代则只有部分余法流传下来,而历法的本源则已经失传。这里,邢云路当指的是明代编纂的《元史•历志》中只记载了《授时历经》和《授时历议》两个部分,而对其“本源”即《授时历》的立法原理部分则未予收录的情况。他对明初元统对《授时历》的改编不满,认为其“溷乱其术”,所以造成了明代“畴人布算,多所舛错”的局面。

虽然邢云路同时指出了《授时历》和《大统历》的不足,但他仍然认为《授时历》是古代历法中精度最高的一部历法,实际上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历法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对《授时历》的恢复上面。对于《元史•历志》中缺略的《授时历》有关算法以及存在差错的地方,则予以补充和订正。

第四,对历法以易理为本并牵附律吕黄钟之数及大衍之数的批评。

邢云路所说的“历理”与嘉靖年间的周述学在《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中的“历理”是相通的,主要是指对日、月、五星和四余中有关历法计算中若干要素的含义和计算方法进行讨论和解释。而且,他赞同郭守敬的治历思想,将其概括为“随时观象,依法推测;合则从,变则改”。(〔10〕,p.1205)这与《周易》象数学派所说的历理原于易理的思想存在着显著区别。他对这种以易理为历理的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在《古今律历考》卷一“律历配六十四卦”中,邢云路讨论了六十四卦与音律、月分、节气和八卦、节候的配合原则和源流问题,并指出,“此其术也,于历法何预焉?”(〔10〕,p.8)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古人以易数附会历法的学说,他显然不认为历数出于易数:“夫是易也,显道?神,何物不有,历故在其中矣。然谓之曰象四时象闰,阅当期之日,象者象其奇偶,当者当其成数也。至于气朔之分秒,陟降消长,一而不一,则在人随时测验以更整之。正其数,即神乎易也。汉史不知,遂以大衍大率之数,牵强凑合,以步气朔,而谓历数诸率皆出于此,则非矣”。(〔10〕,p.13)

邢云路还对五代北周王朴钦天历牵附律吕黄钟之数的做法进行了否定。(〔5〕,p.619)宋代之后《周易》象数学盛行,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一些理学家都认为历理原于易理。〔16〕在这种情况下,邢云路的批判显得尤其重要。邢云路应当是明代较早做出这种批判的学者。邢云路之后,理学家黄道周曾当面向徐光启阐“明易历律之义”,但却遭到了徐氏的反驳,答曰:“易自是易,律自是律,与历何干?”〔17〕竟然与邢云路的口气相近,似乎不能排除徐光启受到了邢云路的影响。

第五,行星运动受太阳引力控制的思想。

对于日、月、五星在宇宙间的位置关系,中国古代通常将其比作国家的君、皇后和大臣的关系。邢云路利用这种思想,同时结合对传统历法计算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行星运动受太阳引力控制的思想。〔18〕他在《古今律历考》卷七十二提出:

月道交日道,出入于六度,而信不爽。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失,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拧9手钍?假饔谔?簦??窃轮??矗?蕴?粢黄??O狄病9嗜罩烈徽???轮?颉⒔弧⒆??逍侵?式杂墒浅鲅伞4巳瘴?掠胛逍侵??病#ā?0〕,p.1203)

这里,邢云路不但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提出了行星的往来周期运动是因为受到太阳之“气”的牵引。事实上,在邢云路之前,周述学即已对此思想进行过论述:“黄道既移,而五星只是随黄道出入不过七八度,可见五星听命于日也。五星经度疾迟晋(顺)逆伏见随日远近,而纬度之出入亦随乎日之远近。盖日,君也,五星,臣也,故其听命有如此。月之晦朔弦望,固随日之远近。至于黄赤反复,其道出入黄道相距六度,亦未尝紊乱,是纬度之变亦随乎日之南北也。但日为君,而月象后,其迟疾之行则自其有所专制,而不若五星之尽听命于日耳”。〔19〕我们看到,这种论述只是一种对位置关系的表述,停留在对日、月、五星运行中的运动学描述的层面,并不关心其中的物理机制问题。而邢云路则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由历法中日、月、五星位置计算问题进而思考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问题。

三、《古今律历考》的渊源和影响

考察《古今律历考》的渊源,我们在前引文中看到邢云路曾做过交代:“余乃因《元史》之旧编,稽前代之故实,绎其端绪,验诸象纬,以详著于篇”。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古代经籍以及历代正史中的律历志和历志外,邢云路还参阅过哪些著作?尤其是对于《古今律历考》中有自己独立看法的对《授时历》和《大统历》问题的研究,是否还有其他的来源?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有学者认为,《古今律历考》有抄自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之嫌。如,黄宗羲认为:“丙午(1666),见其《历宗通议》,而后知邢云路《律历考》所载,皆述学之说,掩之为己有也”。〔20〕类似地,姜希辙在为黄宗羲《历学假如》所做的序中认为:“然《考》中所载历议又窃之云渊而不留其姓名,辗转相掩。”〔21〕还有黄百家在《明史历志》中也采用了这种观点。〔22〕

由上述学者的看法可知,讨论《古今律历考》的渊源问题,关键是澄清它与《神道大编历宗通议》的关系问题。《古今律历考》根据历代史志对历法问题进行讨论的思路确与《神道大编历宗通议》有类似之处,这表明邢云路撰写《古今律历考》可能受到了《神道大编历宗通议》的影响。另一方面,二者在讨论《授时历》的有关问题时,均以《元史•历志》中的《授时历议》作为基础,且大量抄录了《授时历议》中的原文,而由于《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出版先于《古今律历考》,则容易让人觉得有传抄的可能性。但是,仔细比较起来,《古今律历考》与《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二者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其一,《古今律历考》对经籍中的历法知识进行了研究,而《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对此则未涉及;

其二,在对《授时历》进行讨论时,《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基本没有超出《元史•历志》的范围,而《古今律历考》则除了包括这部分内容外,更对《授时历》的立法原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可补《元史•历志》之缺,这是二者之间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其三,对于《授时历》和《大统历》的讨论,《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侧重于对历法要素的解释而且基本没有超出《元史•历志》的范围,而《古今律历考》则对历法中各种基本天文常数的实际测量方法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古今律历考》对《授时历》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示例,利于人们掌握推算方法。

此外,在对《授时历》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以及日、月、五星历法常数方面的考察,《神道大编历宗通议》远不如《古今律历考》深入。

从以上几点区别来看,邢云路做了很多《神道大编历宗通议》所没有注意到的工作,尤其是可以弥补《元史•历志》之缺的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所以,那种认为《古今律历考》直接来源于《神道大编历宗通议》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看到,即便二者有些文字有相类似之处,但也不是简单转抄,比如我们在上节提到的《古今律历考》探讨行星运动物理机制的问题。

《古今律历考》出版后,曾使邢云路一度名声大振。因该书引起礼部的重视,邢云路被邀赴京主持万历三十九年到天启元年(1621)的修历工作。另一方面,《古今律历考》为《授时历》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表现为对黄宗羲《授时历故》的直接影响。〔23〕以前有学者认为,《授时历》的许多重要算法是由于黄宗羲的《授时历故》而保存和流传下来。比如,“梨洲先生撰《授时历故》,一依本法推算,其(《授时历》)所创平立定三差及弧矢割圆诸法,赖此以存,谓非(郭)守敬之功臣欤?”〔24〕这种评价当是由于作序者未注意到《古今律历考》而做出的。

除此之外,清初历算家薛凤祚对于邢云路的工作也十分重视,其《历学会通》“考验部”中关于《授时历》的许多讨论都取自《古今律历考》,亦可见《古今律历考》在传承《授时历》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以往人们对《古今律历考》的评价并不高,往往指责其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甚至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梅文鼎在《勿?历算书记》中讲道:“从黄俞邰太史虞稷借读邢观察云路《古今律历考》,惊其卷帙之多。然细考之,则于古法殊略,所书《授时》法意,亦多未得其旨,则愚只一得,似尚可存。邢氏书但知有《授时》,而姑援经史以张其说,古历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无论西术矣”。〔25〕受梅文鼎影响,阮元、罗士琳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26〕

我们认为,梅文鼎对邢云路的评价有失偏颇。邢云路在1597年改历建议受到压制之后,潜心研究,写下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必然有其良苦的用心。尽管该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很强的历史研究的意味,但是,邢云路写作该书的着眼点无疑是他心目中的修正历法。古代历法家在改历时大多先要回顾历史,结合历史论述自己的改历主张,邢云路也是如此,而且他所作的回顾工作在规模上远远超越了前人。最为关键的是,他在对每部分历史资料进行总结之后,总会加上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评论。很显然,邢云路也是试图从历史的系统回顾中去寻找改历的方略。仅从恢复《授时历》的计算方法和立法原理问题来看,邢云路是明代最早系统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而且梅文鼎和黄宗羲在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也没有超过邢云路的水平,只是尽量减少了疏漏而已。〔27〕所以,梅文鼎在没有考虑到邢云路研究传统历法的时代背景和出发点的情况下,难免发出不当的议论。实际上,早在梅文鼎的观点提出后不久,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他过于贬低了邢云路的工作。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古今律历考》所作的提要中认为:“然推步之学,大抵因已具之法而推未尽之奥。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故其术愈阐愈精,后来居上。[邢]云路值历学坏敝之时,独能起而攻其误,其识加人一等矣。创始难工,亦不必以未密讥也”。〔2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比较公允。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18.

〔2〕 l. gauchet. note sur la trigonométrie sphérique de kouo cheou-king. tp, 18, 1917. 151-174.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ii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109-110.

〔4〕 薄树人.《古今律历考》提要.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2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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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丁福保,周云青编. 四部总录天文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6. 5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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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 邢云路. 古今律历考•原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

〔9〕 [明] 邢云路. 古今律历考. 万历徐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1a-1b.

〔10〕[明] 邢云路. 古今律历考,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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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明] 周述学. 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卷十三. 续修四库全书,第104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99.

〔20〕[清] 黄宗羲. 周云渊先生传. 黄宗羲全集,第10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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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 黄百家. 明史历志•卷下. 抄本,出版年代不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76b-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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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清] 黄宗羲. 授时历故. 续修四库全书,第104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9.

〔25〕[清] 梅文鼎. 勿?历算书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5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63-964.

〔26〕[清] 阮元. 畴人传.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382;1127-1146.

〔27〕王淼. 邢云路与明末传统历法的复兴. 中国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 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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