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理论范文

时间:2023-12-13 17:15:23

天文学理论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1篇

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历法,具有政治象征意义。颁布历法,标明正朔之所在,是政权正当性的表现。历法又与农时节气密不可分,是非常实用的知识。而要调整历法,就必须观察天文。中国古代是阴阳合历,既要考虑月相周期,又要考虑二十四节气和四季的变化,必须保持每隔一段时间修订历法。唐朝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僧一行借鉴印度历法编撰《大衍历》;元代有郭守敬吸收回回历法,制作《授时历》。

明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据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日食皆不验,曾向利玛窦学习历法天文的徐光启,以新法推算,预测“五月初一日,顺天府日食,二分有余,不及五刻”。结果获得验证。说明又到修订历法的当口了。礼部乃奏请开局修历,礼部侍郎徐光启领衔,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先后被聘入局。

其实,早在利玛窦在北京时,朝廷已因大统历预报天象屡次失误而持续多年议论改历。加之弘治以来逐渐放开“私习天文”之禁,这就为西洋天文历法技术提供了立足机会。利玛窦曾自荐修历,未被理会。但他并不灰心,而是强烈要求罗马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中国,阳玛诺、熊三拔、邓玉函等都可能是因此来到中国的。来华耶稣会士成为一个天文学造诣很高的群体,令与他们接触的不少中国官员倾倒,以致多次主动上书,推荐耶稣会士参与修历。

1629年这次钦天监官员用郭守敬的方法推算日食,再次失误,才出现中西学者联合修撰新历的局面,并于1634年撰成《崇祯历书》。《崇祯历书》修成后,又经过8次实测,以及与保守派的数次较量,崇祯确信西方天文学方法的优越,决定颁行。可惜,此时遭遇易代鼎革之变,竟未克进行。 插图/子祺

清军进京后,“奉天承运”,迫切需要颁布新历,以明正朔。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后,自费刻印献上,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给顺治皇帝献上一份厚礼,于是清廷即刻颁行。康熙时去“西洋”二字,改题《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涉及到西方天文学理论,行星运行观测和计算的数据表格、必备的天文数学知识、天文仪器的制造与使用以及中西度量单位的换算。其理论部分《法原》总篇幅的1/3,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包括日、月、五星、恒星的运行规律,球面天文学原理,着重阐述托勒密、哥白尼、第谷3人的工作,大体未超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水平,但也有少数更先进的内容。

《崇祯历书》所参考的天文学著作,已明确考证出的以17世纪初期的作品居多,而最晚近的是1622年出版的作品。西方几种主要宇宙模式理论,明末都已传入中国,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托勒密的行星系说、第谷宇宙模型、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

关于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在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进献《坤舆全图》前,就已经引用和介绍到中国,但蒋友仁的《坤舆全图》明确宣称托勒密体系是错误的,第谷的理论不如哥白尼的正确。与此不同的是,《崇祯历书》虽然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对《天体运行论》中的有些章节甚至直接翻译,对其日心地动说的重要内容也有所披露,但对日心说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哥白尼用来论证地动的理由,不具说服力。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师范 天文 教学

中图分类号:Pl-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5.03.135

天文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并列为六大基础自然学科。天文学从其诞生之初起就为人类社会提供定位、时间和历法等服务。时至今日,天文学理论已发展成为含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三大分支的完整学科体系,天文学的应用已经渐拓展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中国现行的天文普及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零散的天文学内容通常归并人中小学的《地理》或《科学》课程中,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大众天文知识的缺乏正在从教育体制问题衍生成社会问题。建立大众正确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高等院校师范生是基层科学普及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科学教育和地理教育的专业师范生成为基层天文学普及师资的主要来源,提高相关专业高校师范生的天文学素养成为天文普及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然而,传统强调数理基础和观测实践的天文教学,面临着专业师资缺乏和仪器简陋等诸多现实问题,影响了天文学的教学和普及效果。笔者通过长期面向不同层次师范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实践,系统探讨了师范院校基础天文学的教学和普及经验,为区域科普天文教育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学天文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整合资源和营造氛围

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的学科,而肉眼看到的宇宙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天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望远镜”的科学。国际天文热唤醒了人们的天文热情,也引发了网络和现实天文教学资源的大爆发。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多媒体课件设计和制作是开展天文科普教学的首选方法,多媒体手段通过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形式可真实再现望远镜里的宇宙,从而缩短学生与天体之间的距离感,但多媒体手段是对宇宙空间的简化和抽象,与现实的宇宙尚存在距离。而综合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空间观测技术最新成果的计算机和手机星空模拟软件( Stellarium,StarryNight,SkyView)通过虚拟的三维数字宇宙,更是为基础天文学教学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全天候的虚拟教学平台。学生学习过程中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天空之下,根据需要演示即时即地的天文现象,并通过随时更新的天体数据库了解目标天体的基本特征。基于星空模拟软件的基础天文学教学突破传统的“先讲授后演示”的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在现实中学习,在现实中应用,减少不必要的教学环节,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更重要的是切实提高了学生对于天文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应用能力,特别适合于基础天文教学,值得普及和推广。

2 热点导入和激发兴趣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基础天文学教学的首要环节。国际盛行的天文热使天文现象和天文事件常常见诸于报端,大众对基本天文概念似乎都已耳熟能详,但对于基本概念背后的天文学原理却不得而知。教师应即时抓住学生这种基于有限的感性认识而引发的求知欲望,结合近期天文热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导人理论课程内容,使学生的学习从零散转向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教学模式符合人的心理认知规律,也符合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如讲授“太阳系”时,可结合狮子座流星雨、火星探测、冥王星的归属等太阳系的相关科学问题等;而讲授“地月系”时,可结合日月食和月球探测等;讲授“星空区划”时,可结合国际星空区划中的“星座神话”和中国星空区划中的“星官”和“分野”制度等。从而使学生从天文现象人手,自觉迈人天文学习的殿堂。

3 侧重过程和注重类比

现代天文学包括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三大学科分支,而这也代表了天体研究由浅人深的三个层次,不同尺度天体由于观测条件的差异研究程度自然也不尽相同,反映在天文学教材上不同尺度天体介绍的详略不同。但传统天文学教材对此并未说明,从而使初涉天文的学生往往对这种相对凌乱的知识体系准备不足,对课程的重难点也把握不准,深陷于海量的天体数据和轨道参数等天体测量学特征,无暇顾及测量学特征背后的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原理。鉴于此,面向非天文专业学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应强调面向天体运动过程的原理解释和现实意义,测量学内容作为天体静态特征可随时查阅。此外,宇宙是不同天体系统形成的自组织结构,不同尺度天体的形成、分类和演化具有类似的特征。实际天文学教学中在从宏观到微观讲授天体系统时,应注意教学内容前后的逻辑性和类似性,以点带面,合理分配学时。如宇宙的演化、星系的演化、恒星演化、太阳系的演化的教学;再如星团的分类、星系的分类、星云的分类等内容均可实现类比,不仅有效提高了理论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对于天文学原理的迁移能力,而且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更为重要的天文学应用的教学中。

4 仪器演示和数字模拟

天文学相对抽象的理论内容需要学生有丰富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初涉天文的学生的宇宙框架尚未完全建立,实际教学通常配合配备相当数量的天文演示仪器辅助理论教学,加深学生对天文学原理的理解和认识。常用天文演示仪器有天象仪、天球仪、三球仪、电子活动星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地区天文发展水平的差异,天文演示仪器的选用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应尽量小型化、便携化、自制化、数字化和拟人化,在保障课堂演示效果的同时,有效降低教学成本,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有机会自己重复实验过程,便于课后巩固和复习,也利于天文学的普及和推广。近年来数字星空模拟软件的成熟为这种教学思路提供的契机,该类软件可集中展现天体周日视运动、周年视运动、四季星空、日月食、行星凌日、五星连珠、彗星回归和流星雨等诸多天文演示功能,从而在有多媒体教学条件的课堂中成为最佳的教学和实验平台,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5 角色扮演和时空对应

天文学的基础教学通常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基本概念的识记和理解,也成为天文科普教学中常见的门槛。例如,星空区划是是科普天文教学的重点,但其中涉及的全天88星座的记忆是实际教学中的难点,也是学生识别四季星空的基础。实际教学中,教师按照传统方法根据当地星空的可视情况对多星座进行简化的同时,可将特定星座的名称和相对位置与学生的姓名和籍贯的地理位置逐个对应起来,每个学生扮演一个星座,地球表面的学生籍贯的相对位置也对应星座在天球上的相对位置,而且教学时也要求“对号入座”,保持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从而使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次“点名”和“落座”都成为星空区划知识的复习巩固。更重要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从抽象晦涩的天文学理论中解脱出来,在轻松的氛围中到达满意的学习效果。

6 来源现实回归现实

天文学是来源于现实的科学,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面向非天文专业师范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将有限的天文知识运用到学生自己的专业和社会实践中。理论课程讲授要从现实出发,最后又回到现实。引导学生从天文现象的感性认识出发,探讨的天文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了解研究这些基本原理涉及的基本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分类,然而再推而广之。实际教学中,可针对学生不同的知识背景设计不同专题应用内容,如面向文科生的“天文年代学”教学,面向理科生的“天文气候学”、“天体物理学”等专题。这种面向现实的基本教学理念应渗透到天文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教学环节中,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教学环节,切实提高学生对天文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而且为自己将来的教学和科普奠定基础。

21世纪以来,以载人航天和空间探测为主题的天文热开始在全球盛行,现代天文学进展和各种天文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大众关注,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我们开展天文科普工作提供了契机。高等师范院校是区域天文科普教育的中心,提高科普天文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地方天文科普事业的发展,是区域高等师范院校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高等师范院校应充分整合天文教学资源,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并结合丰富的天文实践,使高质量的天文科普教育通过高校辐射到基层中小学,从而使天文学真正从书本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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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宜.天文学新概论(第三版)【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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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毕雄伟,朱肇瑞,张雄.云南师范大学天文学教育的发展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49-251.【11】孙艳春.天文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和全校天文公选课的设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41-243.

【12】苏宜.以人为本说理而不说教学生评书不为应试为修身【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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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崇祯历书》;数学基础;天文学基础

《崇祯历书》中采用了几何算法和天体系统,清晰地引入了地球与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同时采用了西方的计量单位,对欧洲天文学的基本理论、天文学仪器和必要的数学知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是我国较为全面的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对天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测量全义》作为《崇祯历书》的基础文献,记载了西方球面天文学和三角学的相关知识,是《崇祯历书》数学和天文学研究的基础。

一、《崇祯历书》的天文学基础

(一)崇祯改历与天文学知识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天文学逐渐出现改革。在封建社会里,历法的作用不仅在于告知民众时间,更是王权得以确立的条件。在明朝末期,由于钦天监采用的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制的《大统历》进行的日食推测,屡次不能够得到验证,使明朝官员对《大统历》中的天文学知识产生质疑,因而上书请博访知历人员对天文学知识进行改革。徐光启通过崇祯二年发生的日食现象,将传教士预推的时间和食分与《大统历》预推的时间与食分进行比较,得到传教士预推的时间和食分比较精准,而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预推结果则出现偏差。长期参与历法编纂工作的钦天监五官正戈如实将情况汇报给了崇祯帝,崇祯帝这才同意了改历的申请,并命令徐光启、李天经和李之藻等人以及入华的耶稣会天文学家进行西法改历的工作。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支持下,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中西学者共同努力编译了长达137 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促使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

《崇祯历书》中“五目”指的是:法原,即天文学基本理论,包括球面天文学原理;法数,即天文数表,附有使用说明;法算,即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几何学;法器,天文仪器知识;会通,指中国传统方法和西历度量单位的换算。“六次”指的是:日躔历、恒星历、月离历、日月交会历、五纬星历、五星交会历六种。包括日月五星运动,恒星方位,日月交食,节气,朔望等的中西换算。徐光启为了介绍一些基本的天文学理论,还特意在基本五目中设立了法原一目,在法原中着重介绍了哥白尼和第谷的天文学体系,还涉及到更早一些的托勒密体系的内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采取了科学传教的策略,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输入中国。在《崇祯历书》的天文学知识部分有大量与开普勒天文学相关的内容。在改历的过程中,欧洲传教士金妮阁曾奉命返回欧洲搜集与天文学相关的研究著作和寻找西方优秀的天文学家,最终其带回了七千多部著作回到中国,对《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开普勒在《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中与中国的传教士进行过大量的书信往来,详细回答了邓玉函在编纂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

(二)《崇祯历书》中的天文学思想

《崇祯历书》中开普勒对天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天体机械运动现象进行描述,并通过机械运动的知识来对天体运动现象进行解释,之后分析天体运动的原因,通过数学假设解释天体物理运动的本质。在《崇祯历书》中的观点认为天文学与物理知识是有一定的界限的。例如,书中认为天体实际的薄厚实际上是天体之间的距离,而脱离的距离及无法表述其与速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其在开普勒天文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西方主流天文学的思想,即认为数学天文学与物理天文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崇祯历书》系列历法采用的是第谷体系,这一点很多文献已经证明。《崇祯历书》系列历法中的日躔也是参考了第谷的理论。《崇祯历书》中强调了太阳在天体中的中心位置,认为太阳是万光之源,其他所有的天体都在或多或少地接受太阳的光源,太阳的地位就像君主在群臣中的地位一样。这样的观点与托勒密在《至大论》、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以及开普勒在《天文光学》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相一致的。然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托勒密、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太阳中心位置的具体论述是不尽相同的。托勒密在论述中采用midpart一词,强调太阳是在天体的中间部分,而哥白尼则是采用near center一词,强调太阳是在中心位置附近,这两位天文学家都是在数学意义上强调太阳的中心位置,而开普勒不仅认识到了太阳在天体中数学上的中心位置,而且认识到太阳在天体中物理上的中心位置。他阐述,太阳是天体光与热的直接来源。从物理力源的角度强调了太阳是天体运动的中心,认为太阳为天体的运动提供了动力来源,并提出天体的运动是由于太阳的旋转,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吸引天体围绕其运动。《崇祯历书》融入了欧洲天文学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开普勒的天文学物理思想,对《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崇祯历书》与天文仪器

16 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拓宗教事业。同时将欧洲科学和技术传入中国,导致某些中国科技领域一定程度上的欧洲化。其中,天文学和天文仪器的变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600年前后,耶酥会士利玛窦,在肇庆、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期间,经常在他的住所展示天球仪、象限仪、罗盘、日晷、地球仪、星盘、等天文仪器,并以此作为礼物送给当地政府官员。1629 年起,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应徐光启的邀请供职皇家天文机构,在《崇祯历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7世纪初以前的欧洲天文学和天文仪器。这本书中既解说了发明不久的新仪器,又描述了若干已经或即将被淘汰的古典仪器,内容包括仪器的几何学理论、基本构造、安装和使用方法等。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4篇

在意大利期间,哥白尼就熟悉了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前三世纪)的学说,确信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这个日心说是正确的。他大约在40岁时开始在朋友中散发一份简短的手稿,初步阐述了他自己有关日心说的看法。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在《天体运行论》中观测计算所得数值的精确度是惊人的。例如,他得到恒星年的时间为365天6小时9分40秒。比现在的精确值约多30秒。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一;他得到的月亮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30倍,和现在的60.27倍相比,误差只有万分之五。

1533年,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他的学说的要点,并未遭到教皇的反对。但是他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在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在1543年5月24日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一部他写的书。

1 人小志天

哥白尼从小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喜欢观察天象。他常常独自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有一次,哥哥不解地问哥白尼:“你整夜守在窗边,望着天空发呆,难道这表示你对天主的孝敬?”哥白尼回答说:“不。我要一辈子研究天时气象,叫人们望着天空不害怕。我要让星空跟人交朋友,让它给海船校正航线,给水手指引航程。”

2 千呼万唤始出来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文论 文学理论教材 影响研究

中国的文学理论自古有之,而文学理论教材则是现代的a物。“五四”之后,文学理论类的教材陆续面世,但这些教材大都用于大学教学或参考,并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之内。真正作为高校中文系统设课程的教材,则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经历了学习苏联马列文论以及引进欧美资产阶级文论的历史进程,本文尝试通过对不同时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与内容的变化来把握影响教材编写的理论资源,同时也为今天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建议。

一.苏俄文论影响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

50年代初期开展的高校文艺学教学大讨论,提出文艺学教学要贯彻思想,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但当时的文艺学教学并没有可用的教材。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中,苏联学者的文学理论著作便被引入,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34年在苏联出版,1953年由肆硷O壬翻译,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毕达可夫是季摩菲耶夫的学生,1954年春至1955年夏,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开设“文艺学引论”课,讲稿于1958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艺学界在季氏与毕氏教材的影响下,迎来了文艺学教材编写的热潮,先后正式公开出版的有一定影响的文艺学教材有:巴人的《文学论稿》、霍松林编著《文艺学概论》、冉欲达等编著《文艺学概论》、刘衍文的《文学概论》、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常识》等。这些教材无论在编写体例上还是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苏联教材的印记。

从教材体例上看,几乎都沿用了季氏和毕氏教材的体例。一般由文学本质论、文学作品论和文学发展论三部分构成,只是提法和章节上略有不同。比如冉欲达等编著的《文艺学概论》,以“文学与生活”、“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结构全书。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虽然分为四编:文学和生活、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种类、创作方法,但基本上也是苏联教材的三段论。在具体文艺问题的阐述上,这些教材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苏联教材的一些说法和观点。比如对“形象”的定义,基本上承袭了季氏教材“形象是综合的人生图画”的观点,只是在表达上略有改变。巴人说:“所谓‘艺术形象’,那是一种在作品中浑然一体的、有机的、具体而生动的现实的‘画面’。”i刘衍文说:“文学的形象乃是具体的、感性的、综合的人生图画,这种人生图画,借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想象而创造出来的,给人以一种鲜明的、印象一致的美学上的感受。”ii在文学的定义问题上,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学本质论,都比较关注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以及文学的教育作用。蒋孔阳认为:“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并通过创造形象的方式来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之一。”iii此外,教材中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党性、人格、人道主义等基本理论都是源于苏联教材。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解放后模仿苏联教材编写成的文学理论教材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需要。1961年初中央责令周扬负责文科教材编写,在周扬的组织领导下编写了两本统编教材,分别是:1961年5月以以群为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和蔡仪为主编的《文学概论》编写组。这两本统编教材的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编撰方式。不过,这两部教材无论在教材的体系设置上还是对文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上都还存有“苏联模式”的影子。两部教材在结构体例上没有较大的突破,基本遵循季氏、毕氏教材的体系。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全书分为三编十一章,绪论及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为“本质论”、“发展论”、“作品论”,在第三编增加了“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共分为九章,与以群教材的体系大致相同。两部教材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以及《讲话》为指导思想,在外来文论资源的引用上,主要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论为主,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高尔基的言论,西方文论在教材的许多地方则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来引用的。在内容上教材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把文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注重对文学形象的具体分析等。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末,我国的文艺理论教材是在苏联文论及教材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苏联教材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以及苏联学者来华讲学,使得我国文艺理论教材的编写找到了可以模仿的对象,也为教材的整体建构打下了基础。虽然苏俄文学理论有着较为浓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它们却适应了刚刚讨论过文艺学教学不久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需要,为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本,在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建设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文论及教材被大规模的引进,文艺理论界如沐春风,国人的眼光也随之开阔起来。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主要有:黄世瑜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孙子威主编的《文学原理》、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当数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教材在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体系上努力摆脱传统教材“五大论”的编写模式,在美国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文学活动四要素说的影响下,把文学看作一种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读当者四个要素组成,并把这四个要素当成一个流动的过程。形成了新的教材体系即:第一编导论,教材将活动论、艺术生产论和反映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础,使其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品格和基本任务。第二编文学活动,教材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论引入文学理论中,以传统的反映论和生产论作为支撑,揭示文学不仅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且还是一种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活动,它有独特的价值并有自身的过程。第三编文学生产,从生产论切入来阐述文学创造的性质特征、文学创造的过程和原则,从而揭示文学创造的基本原理。第四编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创造和欣赏,并阐释了作品的三种形态以及作品的风格。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主要研究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的性质与特征;文学接受过程与规律以及文学批评的性质、形态和标准等问题。从内容上看,教材突出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把文学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积极吸收西方现代文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如在四编文学作品部分,引进了西方文本层次理论和叙事学理论,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在第五编文学接受与消费部分,引入了西方文学消费、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并对西方传统批评模式和现代批评模式进行了介绍。教材在内容上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对中国古典文论、诗论、词论中有关文学的观念、范畴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筛选如“感兴”、“意象”、“情景”、“意境”等,并将其融入到教材的内容中去。正如童庆炳在《修订版后记》中所说:教材“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鉴别和筛选,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加以融合,纳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来。”iv

总体来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是在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下进行的。西方文论及教材的引进,不仅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极大的推动了教材的转型,突破之前教材的体例框架。但是,西方文论的大规模的进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对西方的文学理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多停留在直接引用的层面,而且出现了把一些不同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混合在一起,成为理论的简单相加和拼凑的现象。

三.对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思考

回顾建国以来教材编写的历史,西方文论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文论及其教材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包括体例、内容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建国初期,苏联文论及教材成为模仿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文论的大规模引进,学界形成了一股追逐西方文论的风潮。就新时期教材编写来看,“新批评”、“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女权主义”等新的理论观念被逐一“拿来”,纳入了编写当中。中西文论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这些西方理论产生于与国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所以在@种结合中必然会出现在一些问题:编写时如何将西方文论纳入,纳入哪些,纳入多少等,甚至出现了一些编写者在对这些文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匆忙将其编入教材,造成“以讹传讹”的问题。故而对这些理论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只能是“南辕北辙”。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引进研究西方文论时还要经过科学论证,充分实践,结合我国文学实际,才能真正让西方文论“为我所用”,从而发展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教材的编写。

注 释

i巴人.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69.

ii刘衍文.文学概论[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33.

iii蒋孔阳.文学的基本常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iv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74.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6篇

哈勃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1990年

主要功能:填补地基望远镜观测的缺口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发射升空。这部功勋卓著的望远镜重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向公众奉献了大批精彩绝伦的太空靓照。2007年,哈勃望远镜遭受了硬件失灵的故障,令其无法与地面实现通讯。但美宇航局制定了一个复苏“大天文台”的计划,令“哈勃”望远镜至少可再服役24年。

康普顿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1991年

主要功能:寻找高能伽马射线

宇宙中一些最狂暴的事件是肉眼所看不到的。它们发生在一种称为伽马射线的光谱环境下。伽马射线是电磁光谱中能量最大的光子。康普顿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重达17吨,于1991年经由“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用以观测宇宙中的高能射线。康普顿携带的先进仪器向世人揭示了高能伽马射线爆发的分布情况。

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1999年

主要功能:观测黑洞和超新星

长期以来,科幻作家就喜欢给“超人”等虚构的超级大英雄赋予X射线般的视力,这种超能力可以使他们看清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在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1999年发射后,现实世界的天文学便具有了这种超能力。钱德拉望远镜用以观测黑洞和以高能光形式存在的超新星等物体。它拍摄的具有340年历史的超新星残骸“仙后座A”向天文学家揭示了这种爆发的恒星可能是宇宙射线的重要来源。宇宙射线是不断轰击地球的高能粒子。

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

发射时间:2001年

主要功能:探测早期宇宙结构

大爆炸发生后约38万年,宇宙释放了大量辐射热,这种辐射热称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按照天文学理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美宇航局在1992年发射了一艘航天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小变化进行探测。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发射于2001年,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更为细微的变化,令科学家对大爆炸后宇宙状况有初步了解。美宇航局在2003年公布了一幅根据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数据绘制的早期宇宙地图。这些数据证实宇宙已拥有137亿年历史。

XHH-牛顿X射线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1999年

主要功能:不间断观测深空

1999年12月,多镜片X射线观测卫星(现称XHH-牛顿)发射升空,欧洲天文学家从此拥有了他们自己的X射线观测台。这颗卫星装备了三部X射线望远镜,因其奇异的飞行轨道而著称,这种飞行轨道可令其长时间、不间断观测深空。XHH-牛顿让欧洲天文学界获得了诸多突破,如观测到迄今在遥远宇宙看到的最大星系团。这个庞大的星系团证明了一种称为暗能量的神秘力量的存在。据说,暗能量加速了宇宙的膨胀速度。科学家表示,如此巨大的星系团可能是在宇宙初期形成的。

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2008年

主要功能:研究 黑洞,揭开暗物质神秘面纱

黑洞被称为太空中的旋涡,将一切东西吸引在其周围。但是,当黑洞吞噬恒星时,它们还会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向外喷涌释放伽马射线的气体。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2008年7月发射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可能会揭开这个谜底,这部望远镜的目标是研究高能辐射物,另外还有可能揭开暗物质的神秘面纱,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宇宙中最极端环境中我们闻所未闻的物质。暗物质是伽马射线爆发的来源。

斯皮策太空望远镜

发射时间:2003年

主要功能:穿透星际气体和尘埃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7篇

在美国和加拿大,公众要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主要是在业余爱好者团体和学校的天文台中实现的。但是对于偶尔想要观察一下月球或木星的家庭来说,要找到这些地方并与对方协调好时间,那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最近的一次到捷克共和国的旅行,倒是给了我(Peter Foukal)一种另辟蹊径式的启发。

在中欧小国家捷克,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由44个市政府出资支持的公共天文台网络。现在,其中的24个天文台有专职的雇员、课堂设施、展示空间,甚至还有附属的天文馆。对比之下,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连建设一个图书馆的经费都很困难,那么捷克又是怎么使职业天文学家们在那么多城镇中都能受到重视呢?

事情最早要从布拉格附近的小镇Pardubice说起。1912年,小镇上有一位开明贵族名叫ArthurKraus男爵,他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天文台配备了一架品质精良的Merzl50毫米折射望远镜,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常规的太阳观测,但主要是用于向镇上的居民讲授天文学。

这位社会名流的热心,也鼓励了1917年捷克天文学会的成立,而他的天文台的建成就是天文学会的起步之旅。然而捷克天文台网络的第一个重要成员位于布拉格的Petrin山,名为Stefanik天文台,1928年建成。这里是可以俯瞰首都布拉格的美丽的山顶公园,吸引着众多的市民和旅游者来此游览。通过天文台里的四架主要望远镜,每年都有超过33000人次在这里观赏太阳和夜空。望远镜中有一对分别为200毫米和180毫米的蔡司折射望远镜。

另一处观测点建成于1937年,地点在CeskeBudejovice,随后在1938年还建成了另一个,地点在小镇Tabor。这些早期的天文装备为人们提供了观赏夜空中天文奇观的便利条件,也成为了业余天文团体活动的中心所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工业化,建成了民主政体,天文学被当作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大部分天文台建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政府认为,弘扬天文学理论可以抵消教会的影响力。其实并非如此,不过这种观念倒是促进了捷克的业余天文学的发展。1948年以后,天文台的数量快速地增加了。在1957年,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升空之后,业余爱好者广泛开展了对其追踪的观测活动,这也促进了对天文观测的资助。

为了完成任务,天文台需要有能力和富于热情的工作人员。最近的一次夜晚观星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黑暗的圆顶室中,除了我们一行,还有两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孩子,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值班天文学家的讲解,内容是关于双重双星天琴座ε、球状星团M13和一颗彗星。天文学家解释了如何分开双重双星的每个成员,球状星团中密集的成员恒星发生碰撞的可能性,以及周期彗星的可能的来源。孩子们则提问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享受这样难忘的夜晚,费用仅是每人约1美元。

天文台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从天文专业的本科生到拥有博士学位的天文学家都有。所以天文台网络也为大学里天文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一些业余天文学的计划也造就了天文学人才。例如,Kamil Homoch因为在河外星系中发现了10多颗新星,获得了2006年太平洋天文学会业余天文学成就奖。他现在已是一名专业天文学家。

与公共天文台网络并行,捷克的天好者们拥有不少的私家天文台,其中许多人参与了前沿的研究项目。例如,捷克天文学会的变星与系外行星分会就管理着系外行星凌星的国际数据库,会员们还承担着全世界范围内大约20%的这类凌星观测。另一些爱好者们则在研究密近双星的拱点运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滨海区,我(PeterFoukal)建立了自己的小天文台,这儿已经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参观者。通过望远镜的目镜来观察太阳、月亮和每一颗行星,会给人带来一种与在计算机屏幕上观赏“哈勃”拍摄的天体照片很不一样的精彩和亲近的感受。我已经收到了好几箱来自少年学生们的热情洋溢的信件,足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我们只能拥有很少的由市政支持的城市天文台呢?

那种认为在有光污染的城镇不可能进行天文观测的观点,我看是不正确的。其实许多人不了解,即使在曼哈顿的市区,那些适合小望远镜的天体目标也是可以很好地观察的。

费用短缺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很多纳税人赞同为一些中学配备价格高达5000万美元的高级体育设备。如果在投资4900万美元建造一所学校时,留下1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座有专职人员管理的天文台,这样做难道不合理吗?这里有一个择优选择的问题。要知道,在国际科学和数学能力测评中,捷克的学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对手。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8篇

公元1512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在他隐姓埋名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中,提出一种新的宇宙观,这种新的宇宙观简称“日心说”。哥白尼认为,已经流传1400年之久的被基督教会视为经典的托勒密宇宙体系是错误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同别的行星一样围绕太阳旋转,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每年绕太阳一圈,每天又自己旋转一周。哥白尼这本名为《概要》的小册子手抄本,只在天文学家之间流传。

与哥白尼 “日心说”相对立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地球是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行星都围绕地球旋转,这种宇宙观简称“地心说”。

托勒密(约90-168)是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他曾在其巨著《天文学大成》中,提出完整的宇宙“地心说”。欧洲中世纪教会视“地心说”为不可冒犯的“真理”。

哥白尼出生在波兰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就像古希腊哲人泰勒斯一样,少年时,他便有机会接触多种多样的思想。18岁时他进入当时波兰的都城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医学,却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23岁来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后来进入帕多瓦大学,结识了天文学家诺瓦拉(1454-1540),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接触到古希腊天文学理论。

1506年,哥白尼回到祖国,开始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当时,欧洲航海活动正热火朝天,人们要求天文学家编制更加详细准确的星表。在此背景下,哥白尼潜心分析了他能够得到的所有天文观测数据,发现天上的星星并非依照“地心说”的规则运动,尤其是从地球上看行星,它们经常行为怪异,有时迎着地球而来,有时又逆向退回,有时干脆停在天空不动(天文学家称之为“顺行”、“逆行”和“留”)。

在研读古希腊天文学典籍时,哥白尼注意到阿基米德曾经在一份手稿中写道,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前315-前230),曾经提出地球和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地球每天自西向东旋转一周。然而,人们认为这不合常理,因为鸟儿向东飞和向西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垂直下落的物体,其落地点并不向西偏移;还有,如果地球以那样高的速度旋转(当时已经测出地球的半径,如果地球每天旋转一周,可以直接算出在赤道上旋转的速度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人在地球上岂不都被甩出去了?当时的天文学家认为,如果地球真的绕太阳旋转,那么每隔6个月,应该观察到遥远恒星位置的变化(称为“恒星视差”),可是人们从未观察到这一点。因此,阿里斯塔克的理论被人们彻底遗忘。

作为天文学家,哥白尼不会在意普通人的感觉,他对天文学家一直没有观测到“恒星视差”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宇宙的范围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恒星非常遥远,当时天文观测受到视觉分辨力限制,不可能发现这种视差。他认为阿里斯塔克的理论是正确的,宇宙应该服从一种简约和谐的运动规律,地球和人在宇宙中,并不应该占有特殊的位置。哥白尼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1.地球和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太阳做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稍微偏离圆心的地方;

2.行星距离太阳越远,绕行一周所需时间越长,而且它们按顺序排列,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

哥白尼在他的宇宙体系里,重新安排了人们已经发现的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位置,并把地球纳入其间。他指出,距太阳最远的行星是土星,它的公转周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所需时间)是30年(实际为29.46年);其次是木星,公转周期12年(实际为11.86年);再其次是火星,公转周期2年(实际为1.88年);之后是地球,公转周期为1年。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绕地球旋转,并同地球一道绕太阳旋转;地球之后是金星,公转周期为9个月(实际为225天);距太阳最近的是水星,公转周期为88天。

哥白尼当时提出的数据与后来的观测结果基本相符。

哥白尼的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天文学家中引起巨大震动,使许多人看到了探索天体奥秘的新途径:原来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天体行为,在这种宇宙体系中突然变得十分明白且容易理解。

受当时波兰的条件限制,哥白尼本人并没有发明新的天文观测仪器,也没有获得超越前人的新观测结果。但是,他比此前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更加关注天文学的根本问题,看到了隐藏在浩如烟海的天文观测数据背后的宇宙奥秘。

哥白尼深知自己的理论与宗教观念严重冲突,故直到临终前才正式出版完整阐述这种新宇宙观的著作《天体运行论》。1543年5月24日,刚刚印好的新书被送到哥白尼的床前,中风卧床已多年的哥白尼虚弱地伸出手臂,轻轻抚摸了一下新书的封面,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天体运行论》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一部以充分的科学论据阐述新宇宙观的科学文献,它无声地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

“日心说”动摇了神学教义的核心基础,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当时,即使是基督教内部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也坚决反对哥白尼的学说。他说:“人们正在注意一个突然发迹的天文学家,他力图证明是地球在旋转,而不是太阳在旋转。这个蠢才竟然想把整个天文学连底翻过来。”

哥白尼在世人惊愕与愤怒的目光中逝去之后,赞同并支持“日心说”的学者相继遭到教会迫害。意大利学者布鲁诺(1548-1600)充满激情地传播哥白尼的学说。1592年,他被教会逮捕,经过八年审讯之后,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行刑前,教会派人用特制的钳子把他的舌头从嘴里拉出来用木头夹住,使得他不能再向公众讲话。

那时,许多天文学家也不赞同哥白尼的学说,其中包括非常有名气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1576年,第谷·布拉赫在丹麦国王支持下建立两座大型天文台,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测天象,其测定星星在天空的方位,能精确到1/15度;在天空中一段150度的弧线上,可以分辨星星2000颗以上。第谷·布拉赫连续观测记录天象达20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数据。他认为所有的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但是太阳又围绕地球旋转,地球是不动的。

1597年,22岁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担任第谷·布拉赫的助手,布拉赫将毕生观测所得数据交给开普勒,希望他继续编制世界上最精确的行星运行表。两年后,第谷·布拉赫去世。具有深厚数学功底的开普勒经过20年的研究后发现,依据哥白尼的理论,这些浩繁的数据可以归纳为描述行星运动的三条简单明晰的定律:

1. 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每个椭圆都有两个焦点);

2. 连接太阳和行星的线段,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

3. 行星绕太阳运动,椭圆轨道平均半径的立方与周期的平方成正比。

这三条定律对太阳系中所有的行星都适用,也包括地球。根据这三条定律,还可以通过数学计算,预报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预报与观测的结果十分相符。

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增强了人们理解宇宙的信心,同时也提出一个新问题:行星为什么会这样?

正当天上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批欧洲学者开辟了探究地上事物的新途径。他们抛弃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凭直觉演绎推理的思维习惯,赞赏先哲曾经有过的观念:“研究自然,实验是获得真知最可靠的依据。”以伽利略(1564-1642)为代表的物理学家,深信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使这一哲学论断成为可以操作的科学方法。

伽利略于1564年出生在意大利,17岁时进入比萨大学学医。然而,使他着迷的是数学和物理学,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比萨大学,专心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与阿基米德的物理学。1589年,25岁的伽利略获得比萨大学数学教授职位,而当时数学教授的薪金是医学教授的1/30。

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总是持有怀疑态度,认为那些貌似有理的论断常常阻断人们追求真理的道路。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进行了有名的自由落体实验,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论断是错误的(相传他还在有名的比萨斜塔上做过这类实验)。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经说过:“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2000多年来,世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伽利略的实验结果表明,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物体无论轻重,下落的速度都一样。研究自由落体的实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但意义深远,它动摇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权威地位,让人们看到,实验是开辟真理之路的犀利武器。

1592年,伽利略转至帕多瓦大学任教。医学院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忙发明一种能够探测病人是否发烧的温度计,这对诊断和治疗十分重要。然而,这项发明对当时的学者来说十分困难,因为温度是一种看不见的物理量,且每个人的感觉器官对温度的反应各不相同,这种感觉无法相互比较,无法凭感觉说出温度的具体数值。

正当伽利略一筹莫展的时候,罗马教皇召他进宫审查一种新奇的“永动机”。这是一件由玻璃吹制成的复杂装置,水在这种密封的容器中不需要任何外部能源,便可周而复始地循环流动。伽利略观察了三天,告诉教皇:“这不是‘永动机’,是昼夜温差引起气体膨胀产生的压力变化在驱动水循环。”在返回帕多瓦大学的路上,伽利略突然产生一种联想,可以通过温度变化引起液位移动测量温度。于是,他请玻璃工匠做了一段带有刻度的玻璃管,一端开口,另一端吹制出一个可以用手握住的空心圆球。将玻璃管开口的一端插入盛水的碗中,让病人用手心握住圆球;病人的热度愈高,圆球中的空气就膨胀得越厉害,玻璃管中的液面也就下移得越多;根据液位在刻度上的变化,可以客观地比较病人体温的变化。

这是世界上第一支依据科学原理制成的温度计,从此人们可以客观地测量并记录温度。

温度是一个基本物理量,自然界的一切过程和生命活动都与温度密切相关,温度计的发明使人类获得了一把打开自然密室之门的钥匙。这件发明的意义还在于:借助与人无关的自然现象,能够使无法感知的物理量产生可以识别的信息,而这标志着一种新科学仪器的诞生。

科学仪器拓展了人类感知世界的能力,借助科学仪器进行的实验,能够有效地揭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科学仪器能够以数据形式将自然现象特征记录下来,可以比较不同地域和时间的实验结果,可以采用数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演算,并通过严密复杂的逻辑推理,发现深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

1595年,伽利略发现了一种物体摆动的规律。他发现,当一段长长的绳子吊着一件重物小角度自由摆动时,其摆动周期(摆动一次的时间)与摆动幅度大小无关,与物体质量无关(这又与常识不一样),与摆长的平方根成正比,地心引力愈大,摆动愈快。服从这种规律的摆动系统称为“单摆”。单摆等时性定律,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动力学定律。

根据单摆周期的变化,人们可以测量地球上不同地方重力的大小,估算地球的几何形状;单摆可以为计时仪器提供稳定的时间基准,让人们找到了提高时钟精度的途径。

1602年,伽利略利用自己设计的实验装置和仪器发现了惯性定律。他发现,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物体将保持自身惯性,做匀速直线运动。他还发现,物体在自由下落时速度越来越快,但速度的变化率保持不变。他称这种变化率为“重力加速度”。他还计算出物体抛射出去之后的运动轨迹,指出当抛射角为45度时,抛射的水平距离最远,为弹道的设计计算奠定了理论基础。

1609年,伽利略把荷兰人利帕希发明的3倍望远镜改进到20倍,第一次用它指向天空,发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金星的盈亏圆缺、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和组成银河系的不可胜数的遥远星体。在伽利略之前,天文学家只能用肉眼观测星体,由于受视力分辨能力的限制,能够看到的天体数目非常有限。采用20倍望远镜之后,人们在天空中识别星体的分辨能力提高了400倍,在视觉感受中星体的亮度也增加了400倍,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星体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10万倍以上。望远镜拉近了人类与星体的距离,许多遥远、黯淡的天体进入人们视野,天文学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的天空景象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学说。月亮的环形山表明天界和人间区别很小,都不那么完美;金星的盈亏圆缺只有按哥白尼的理论才能解释;木星也有四个小“月亮”围绕它旋转;地球和木星简直像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望远镜里发现的宇宙范围,远远比人们估计的要大,没有观察到恒星视差是必然的事,并不能成为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理由。

1610年3月,伽利略将他的新发现写成一本小册子,名为《星空信使》。人们欢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然而,当时许多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告诫人们:“伽利略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是虚假的幻觉。”他们自己则坚决不看伽利略的望远镜。就在这本小册子出版的第二年,伽利略的名字上了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

1630年,伽利略用当时人们能看懂的意大利文(当时学者写书,只用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写出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进一步阐述哥白尼的理论,详细描述用望远镜在月球上看到的情景,讨论月球表面的地质构造,用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回答人们对地球自转的诘难,用地球绕太阳公转说明四季星空变化的原因。

这本书于1632年3月获准出版,同年8月即被列为“禁书”。第二年的3月12日,伽利略在罗马宗教法庭受审,6月22日被宣判终身监禁,罪名是“反对《圣经》,宣扬‘日心说’”。

伽利略在被监禁期间,仍然继续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在拘禁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两种新科学》,归纳了其一生物理学研究的全部成果。1638年,这本书在远离罗马的阿姆斯特丹秘密出版。四年之后,早已双目失明的伽利略在监禁中离开了他一生都在探索的世界。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9篇

闻名于世的“诺贝尔奖”,每年一次授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一些人文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诺贝尔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天文学奖项,这导致了20世纪前70年天文学的成就与诺贝尔奖无缘。由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观测所发现的许多物理特性和物理过程是地面上的物理学实验所无法实现的,宇宙及各种天体已成为物理学的超级实验室。天体物理学的一些突出成果有力地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这样,天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诺贝尔奖与天文学的尴尬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mhard Nobel,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提出,将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内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300周年之际,提供资金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于1969年开始与其它5种奖同时颁发。诺贝尔奖还有一个规定,即只有先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会特邀教授才有资格推荐获奖的候选人。

由于没有设立诺贝尔天文学奖,在很多年里,天文学家既没有推荐权,也不会被人推荐。在这个世界公认的科学界最高奖面前,天文学和天文学家的处境不免有些尴尬。

天文学与物理学相互促进

天文学是研究地球之外天体和宇宙整体的性质、结构、运动和演化的科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研究各种物质形态都会形成相应的物理学分支,其中包括研究天体形态和特性的天体物理学。很显然,天文学与物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天文学成就可以归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范围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要使这个道理得到公认很不容易,花费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20世纪初,物理学家根据物理学规律提出了许多天文学预言:如广义相对论预言星光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弯曲、水星近日点的运动规律和引力场中的光谱红移现象;预言中子星、微波背景辐射、星际分子和黑洞的存在等。这些预言在证实的过程中曾走过艰难的历程甚至弯路,这些伟大的预言推动着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为之奋斗,并且发展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学科。

天文观测为物理学基本理论提供了认识地球上实验室无法得到的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的条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后,牛顿为解释这些经验规律才导出万有引力定律,而在地球上的物理实验室中是总结不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此后,从对太阳及恒星内部结构和能量来源的研究中获得了热核聚变反应的概念;对星云谱线的分析提供了原子禁线理论的线索;从恒星演化理论发展出了元素形成理论。天文学观测的新发现也给物理学以巨大的刺激和桃战:中子星的发现推动了致密态物理学的发展,而类星体、星系核、Y射线暴等现象的能量来源迄今还很难从现有的物理学规律中找到答案。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物理学家必然要把宇宙及各种天体作为物理学的实验室。物理学家涉足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为一种必然。而天文学家也会密切地注视着物理学的发展,以期用物理学原理来解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一批历史性天文学成就无缘诺贝尔奖

在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以后,天文学上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其科学价值可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些项目媲美。1912年,美国女天文学家勒维特(Henrietta Swan Leavitt)发现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从而得出一种估计天体距离的方法,这直接导致了河外星系的发现;1911年~1913年,丹麦天文学家赫茨普龙(Ejnar Hertzsprung)和美国天文学家罗素(Henry Norris Russell)各自独立地得到了恒星光度和光谱型的关系图,即赫罗图,赫罗图在恒星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8年,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Harlow Shapley)发现银河系中心在人马座方向,纠正了太阳是银河系中心的错误看法;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dwin P.Hubble)确认“仙女座大星云”是银河系之外的恒星系统,继而在1929年发现了著名的哈勃定律,证明宇宙在膨胀;1926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ArthurStanley Eddington)出版专著《恒星内部结构》,这本书成为恒星结构理论的经典著作。然而,这些成果无一例外地被诺贝尔物理学奖拒之门外。

就像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尔逊发明的云雾室成为研究微观粒子的重要仪器一样,望远镜的发展使我们能够观测到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及天体现象。但是没有一项光学望远镜的成就获奖。其中如美国天文学家海尔(Alan Hale)研制的口径1.53米、2.54米和5.08米三架大型反射望远镜,1930年施密特研制的折反射望远镜,以及20世纪90年代研制完成的10米口径凯克Ⅰ号和Ⅱ号望远镜等,它们都代表了天文学观测手段的历史性成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与天文相关的课题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物理学家必然要把宇宙及各种天体作为物理学的实验室。在宇宙中所发生的物理过程比地球上所能发生的多得多,条件往往更为典型或极端。在地球上做不到的物理实验,在宇宙中可以观测到。物理学家涉足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为必然。

赫斯发现宇宙线191 1年~191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赫斯(Victor Francis Hess)用气球把“电离室”送到距离地面5000多米的高空进行大气导电和电离的实验,发现了来自地球之外的宇宙线。1936年,赫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际上,宇宙线的发现既是一项物理学实验,更是天文学观测成果。

贝特提出太阳的能源机制1938年美国物理学家贝特(Hans Bethe)研究核反应理论的过程中,提出太阳和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心的氢核聚变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1967年,他因此项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汤斯开创分子谱线天文学美国物理学家汤斯(Charles Townes)利用氨分子受激发射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电子线路放大,研制出了波长为1,25厘米的氨分子振荡器,简称为脉泽。他由地球上的“脉泽”联想到太空中的分子,预言星际分子的存在。并计算出羟基(-OH)、一氧化碳(CO)等17种星际分子谱线频率。1963年,年轻的博士后巴瑞特观测到了预言中的羟基分子谱线,成为轰动全球的20世纪60年代四大发现之一。汤斯由此成为分子谱线天文学的拓荒人和首创者。1964年,他因氨分子振荡器成功研制而获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项研究的副产品开创了一门新兴的天文学科,其科学意义不逊于氨分子振荡器的研制成功。

物理学家涉足天文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能够登上诺贝尔奖的大雅之堂,那么天文学家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应该被诺贝尔物理学奖容纳。

天文学理论首先与诺贝尔奖结缘

天文学家们密切注视着物理学的发展,并在天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物理学。瑞典天文学家阿尔文首先于1970年用他的“太阳磁流体力学”的出色成果叩开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接着又有钱德拉塞卡的“恒星结构和演化”和福勒等几人合作的“恒星演化元素形成理论”的获奖。这三项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性很强,但都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天文观测基础上的。光学望远镜的长期观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所获得的统计规律给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这三个项目也体现了物理学理论和天文学最完美的结合。

首次获诺贝尔奖的天文学家在太阳上发生的一切物理过程都与磁场和等离子体有关。磁流体力学成为太阳物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瑞典的阿尔文(Hannes Alfv6n)是磁流体力学的奠基人,他首先应用这个理论研究太阳,因此也称为太阳磁流体力学。由于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宇宙中其它天体和星际介质,因而也就成为宇宙磁流体力学。阿尔文因为对宇宙磁流体动力学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荣获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天文学研究成果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印度裔美国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奋斗终生的成就在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还是剑桥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就获得了“白矮星质量上限”这一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意味着超过白矮星质量极限的老年恒星的演化归宿可能是密度比白矮星更大的中子星或者黑洞,其意义不同寻常。但由于受到权威学者错误的压制,这一成果未能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这之后,他仍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1983年,他在73岁高龄时以特别丰硕的成就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B2FH元素形成理论宇宙中存在的各种元素是怎样来的?这是个天文学家应该回答、却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由天文学家霍伊尔(Fred Hoyle)、伯比奇(G.Geoffrey Burbidge)夫妇和核物理学家福勒(William Fowler)合作完成的研究课题却揭示了这个自然之谜。人们按论文作者姓氏字母顺序称之为B2FH元素形成理论。这篇论文解决了在恒星中产生各种天然元素的难题,被视为经典科学论文。这是天文学家和核物理学家合作研究天文学重大课题的典型例子。

1983年,上述论文的第三作者福勒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结果显得很不公平,备受质疑。福勒的贡献的确很大,但是另外三位天文学家的贡献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霍伊尔作为这个研究课题的提出者和组织者,其前期的研究已经提出“恒星内部聚变产生元素”的创新思想,把他排除在诺奖之外很有些匪夷所思。

射电天文学成为诺贝尔奖的摇篮

射电天文学是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天文学新分支,其特点是利用射电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的无线电波段的辐射。和光学望远镜400多年的历史相比,它仅有几十年历史,但却很快就步入了鼎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即脉冲星、星际分子、微波背景辐射、类星体,成为20世纪中最耀眼的天文学成就。射电天文已成为重大天文发现的发祥地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摇篮。

赖尔的突破物理学中因发明新器件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在20世纪前几十年当中,光学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很快,导致了不少重要的天文发现,但却没有一项得奖。197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赖尔(Martin Ryle)教授因发明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天文学家终于实现因研制天文观测设备而获诺奖的突破。射电望远镜开辟了观测的新波段,但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射电天文十分幼稚,最大的问题是空间分辨率很低,且不能给出射电源的图像。1952年,赖尔提出综合孔径望远镜理论,这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射电望远镜,用两面或多面小天线进行多次观测就可以达到大天线所具有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而且,还能得到所观测的天区的射电图像。1971年,剑桥大学建成的等效直径为5千米的综合孔径望远镜,其分辨率已和大型光学望远镜相当,获得了一大批射电源的图像资料。

休伊什和贝尔发现脉冲星脉冲星的发现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中子星具有和太阳相当的质量,但半径只有约10千米。因此具有非常高的密度,是一种典型的致密星。中子星还具有超高压、超高温、超强磁场和超强辐射的物理特性,成为地球上不可能有的极端物理条件下的空间实验室。它不仅为天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对现代物理学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致密物质物理学的诞生。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休伊什(AntonyHewish)和他的研究生乔丝琳·贝尔(Jocelyn BellBurnell)女士一起发现了脉冲星。休伊什因发现脉冲星并证认其为中子星而荣获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是当之无愧的,但贝尔博士未能和休伊什一起获得诺贝尔奖却是一件憾事,目前天文学家公认她是发现脉冲星的第一人。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1963年初,彭齐亚斯(Arno Allan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oodrow Wilson)把一台卫星通讯接收设备改造为射电望远镜进行射电天文学研究。在观测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多余的3.5开温度的辐射。这种辐射被确认是宇宙大爆炸时的辐射残余,成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重要观测证据。由此,他们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所获得的黑体谱并不精确,而且他们得到的微波背景辐射的空间分布是各向同性的,这与大爆炸宇宙学的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

赫尔斯和泰勒发现射电脉冲双星继1974年休伊什教授因发现脉冲星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赫尔斯(RussellA.Hulse)和泰勒(Joseph H.Taylor)两位教授又因发现射电脉冲双星而共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他们发现的脉冲双星系统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是第一个,还因为它是轨道椭率很大的双中子星系统,成为验证引力辐射存在的空间实验室。他们经过近2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上千次的观测,终于以无可争辩的观测事实,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开辟了引力波天文学的新领域。

新世纪天文观测再续辉煌

观测是天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观测手段越多、越好,所能得到的信息就越丰富。进入21世纪仅仅10余年,已有4个天文项目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别属于X射线、中微子、射电和光学观测研究领域。

贾科尼创立x射线天文学

1901年,伦琴(Wilhelm Conrad R6ntgen)因为发现X射线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隔102年,X射线天文学的创始人里卡尔多·贾科尼(Rieeardo Giaeeoni)又获诺奖殊荣。由于地球大气对X射线和Y射线的强烈吸收,只能把探测器送到大气层外才能接收天体的X射线和Y射线辐射。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空间探测的发展使得X射线天文学得到了发展,实现了天文学观测研究的又一次飞跃。美国天文学家贾科尼由于对X射线天文学的突出贡献荣获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贾科尼对X射线天文学的贡献是全面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把他的贡献归纳为“发明了一种可以放置在太空中的探测器,从而第一次探测到了太阳系以外的X射线源,第一次证实宇宙中存在着隐蔽的X射线背景辐射,发现了可能来自黑洞的X射线,他还主持建造了第一台X射线天文望远镜,为观察宇宙提供了新的手段,为x射线天文学奠定了基础”。贾科尼被称为“X射线天文学之父”当之无愧。

戴维斯和小柴昌俊发现太阳中微子中微子是组成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中微子不带电,质量只有电子的百万分之一,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作用,因此极难探测。理论推测,在太阳核心发生的氢核聚变为氦的反应中,每形成一个氦原子核就会释放出2个中微子。太阳每秒钟消耗5,6亿吨氢,要释放1.4×1038个中微子。太阳究竟会不会发射如此多的中微子?只能由观测来回答。

美国物理学家戴维斯(Raymond Davis)是20世纪50年代唯一敢于探测太阳中微子的科学家。他领导研制的中微子氯探测器,放置在地下深1500米的一个废弃金矿里。在30年漫长的探测中,他们共发现了来自太阳的约2000个中微子,平均每个月才探测到几个中微子。而日本东京大学的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教授创造了另一种中微子探测器。探测器放在很深的矿井中,并于1983年开始探测,1996年扩建,探测到了来自太阳的中微子。1987年,在邻近星系大麦哲伦云中出现了一次超新星爆发(SNl987A),理论预测在超新星爆发过程中会产生数量惊人的中微子。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他们成功地探测到了12个中微子。戴维斯和小柴昌俊因为成功地探测到中微子而荣获200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马瑟和斯穆特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黑体谱和各向异性的空间分布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马瑟(John C.Mather)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研究中心的斯穆特(George Fitzgerald SmootⅢ),为了精确测定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谱和检测其各向异性的特性进行了专门空间观测。他们组织领导了“宇宙背景探测者”卫星(简称COBE)的研制,卫星携带了毫米波、亚毫米波和红外波段的观测设备,进行了4年的观测。最终确认,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谱与温度为2.726开的黑体谱惊人地一致。还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各向异性现象的存在。2006年,马瑟和斯穆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天文学理论范文第10篇

外国人为中国制定新历法

如果说利玛窦是第一位敲开中国大门的传教士,那么汤若望就是第一位倍受皇帝恩宠的传教士。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的科伦城,后在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并成为耶稣会士。1618年他到达澳门,5年后进入北京。汤若望到达北京后,把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清单呈给朝廷,并公开展出自己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例如当时明朝的吏部尚书张向达就是其一。汤若望又成功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630年,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进入了明朝的明历局(专门负责修订历法的朝廷机构),参加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共有137卷,大致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方天文学理论,主要讲述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仪器、天文学中的计算方法等知识,第二部分是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推算出来的天文学用表。《崇祯历书》吸收了许多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这种体系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之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并且是静止不动的,而太阳、月亮绕地球转动,但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行星绕太阳旋转,并且跟太阳一起绕地球运动。《崇祯历书》对哥白尼的学说也做了介绍,并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很多内容;介绍了地球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并修订了相关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还采用了一些西方使用的度量单位,例如把一周天分为36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

《崇祯历书》不仅代表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和推算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小时,1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正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合并。徐光启、汤若望权衡之后果断采取了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可惜的是,《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走向了灭亡。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起伏动荡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入京,后又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多尔衮入京后要求北京城内的居民三日内全部搬出城外,给八旗子弟腾出住处。而清政府认为改朝换代应该重新制订历法,刚好汤若望的工作迎合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不但没有让汤若望搬离,还重用了他。1644年1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汤若望采用西洋算法编订的历法,其实这个历法也不是汤若望一蹴而就写成的,它是《崇祯历书》的压缩改良版。多尔衮给这个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农历。

1644年12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官职,为正五品。随后,汤若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出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编写了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还介绍了望远镜和西方的光学理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器重。顺治帝对他尤为青睐,在1658年时授他为光禄大夫,为正一品,连他的祖上三代都追封为一品。顺治帝甚至还亲切地称呼这个西方人为爷爷,可见汤若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但是中国古语云:树大招风。汤若望显赫的地位,和他极力提倡西方历法的立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也为康熙年间那场灾祸埋下了伏笔。

祸从天降:汤若望身陷“康熙历狱”

杨光先是众多反对汤若望的人中,最积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尽管他本人对历法一窍不通,但是他坚持认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对西洋人和西方知识的排斥,反映了不少当时中国人的心思。早在顺治年间,杨光先就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但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而没有成功。

1661年,顺治帝驾崩,年仅8岁的康熙帝继位,但朝中大权由鳌拜、苏克萨哈等人把持。汤若望的保护伞倒掉了,杨光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又一次开始发难。1664年,杨光先又一次状告汤若望伪造妖书,宣传,并在澳门屯兵3万,意图谋反。鳌拜等守旧势力早就对汤若望不满,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对汤若望发难,便开始调查此案并审讯汤若望。时年73岁的汤若望没想到会在古稀之年受此迫害,在助手南怀仁的陪伴下接受了审讯,结果证明意图谋反纯属捏造。

但是杨光先仍然不死心,又控告汤若望在给顺治帝第四个儿子荣亲王(因为得天花而亡)选择葬期时犯了大忌,导致荣亲王生母董鄂妃病逝,进而引起顺治帝驾崩。汤若望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只负责预测日食、月食,不具体制定皇子的下葬日期。但是1665年,在鳌拜的主持下,清廷终于还是给他定罪了:汤若望等钦天监人员被判凌迟处死,而助手南怀仁被流放。

但历史总是会有它不可思议的一面。就在刚刚宣判不久,北京地区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冤屈的警示和对坏人的惩罚。随后,这件事情被告知了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样对待先帝的宠臣实属不敬。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得以幸免死刑,但李祖白等钦天监的其他7人却未能幸免于难。汤若望在随后的日子里,郁郁寡欢且身患重病,随即在1666年病逝。

昭雪:《时宪历》再被推行

汤若望终于去了,杨光先开始飞黄腾达了。因为弹劾汤若望用功,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接替汤若望的职位。但是根本不懂历法的杨光先,自知没有汤若望的本领,几次上书请辞都没有获准,还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来表明自己是被迫上任的。在杨光先的主持下,《时宪历》被废除,而恢复了《大统历》。《大统历》的前身是公元13世纪郭守敬等人编修的《授时历》,尽管这部历法在郭守敬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时隔300多年后,已经误差百出了。

1667年,14岁的康熙开始亲政。人们发现杨光先推行的历法错误奇多,甚至连闰月都推算错了,朝野上下一片尴尬。1668年,康熙帝亲自下令,命令杨光先和南怀仁等人一起测验日影,分别使用自己的方法来验证正午时刻的日影的长度,并根据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到底哪种历法更优越。在连续三天的日影测量活动中,都是南怀仁使用的测量方法更加准确,而杨光先所测的结果都有错误。于是康熙命令南怀仁等审查了杨光先使用的历法,发现其中确实差错不少。于是康熙下令罢免了杨光先,而重新启用南怀仁,并又改用《时宪历》。

1669年,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鳌拜,南怀仁审时度势告发杨光先依附鳌拜,并要求给汤若望。于是杨光先被叛为死刑,后来康熙体恤杨光先年老,赦免了他,杨光先最终死在了回乡的路上。而南怀仁,这个曾经担任汤若望助手的西方传教士,以他所掌握的先进知识,重新当上了钦天监的监正。汤若望终于昭雪,恢复了生前的官职和名誉。汤若望在中国先是享尽恩宠,然后又受冤屈被判凌迟处死,再然后因天象大变而离奇获救,最后终于沉冤得雪。德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评价汤若望的经历:“是使所有好莱坞采用过的有关中国的题材都黯然失色的电影素材,构成了一部高低起伏的戏剧。”

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大碰撞,而天文学是碰撞中最剧烈、最血腥的一个撞击点,“康熙历狱”则是这个碰撞中迸发出的最引人注目的火花,至此,这个火花终于熄灭了。这场争论已久的“康熙历狱”,以西方知识的胜利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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