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3 00:38:06
1、我的眼泪留了下来，灌溉了下面柔软的小草，不知道来年，会不会开出一地的记忆和忧愁.。
2、歌声形成的空间，任凭年华来去自由，所以依然保护着的人的容颜不曾改和一场庞大而没有落幕的恨。
3、我落日般的忧伤就像惆怅的飞鸟，惆怅的飞鸟飞成我落日般的忧伤。
4、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牵挂的人。
5、我蹲在路边，哭泣的象个孩子。
6、那些刻在椅子背后的爱情，会不会像水泥上的花朵，开出没有风的，寂寞的森林。
7、凡世的喧嚣和明亮，世俗的快乐和幸福，如同清亮的溪涧，在风里，在我眼前，汨汨而过，温暖如同泉水一样涌出来，我没有奢望，我只要你快乐，不要哀伤。
8、可能是我的性格过于消极吧，只要是那些忧伤而凄美的，我都喜欢。
9、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10、天空的飞鸟，是你的寂寞比我多，还是我的忧伤比你多，剩下的时光，你陪我,好不好，这样你不寂寞，我也不会忧伤……
11、你给我一滴眼泪，我就看到了你心中全部的海洋。
12、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每天都抱着一堆书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来回穿梭的人。
13、如果回忆象钢铁般坚硬那么我是该微笑还是哭泣，如果钢铁象记忆般腐蚀那这里是欢城还是废墟？
14、如果我爱一个人，我可以为他舍弃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5、在那黑色风吹起的日字子，在那霰雪鸟破空悲啼的日子，在那红莲绽放樱花伤逝的日子里，在千年万年时间的裂缝和罅隙中，在你低头抬头的笑容里，我总是泪流满面，因为我总是意犹未尽的想起你，这是最温柔的囚禁吗？
16、小陪是一个人，小许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们是三个人。
17、一晃神,一转眼,我们就这样垂垂老去。
18、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它却让我爱上黑夜给我的疼痛。
19、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
20、每当我看天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再说话，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却不敢再看天。
21、飞机场的骚乱一会儿就停止了，这里的人都是有着自己的方向的，匆匆地起飞，匆匆地下降，带走别人的故事，留下自己的回忆。
22、时间仍在，是我们在飞逝。
23、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这是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
24、我站得太久说的太久了我自己都累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懂？我写的太多了写得太久了我自己都累了，你怎么还是看不懂？
25、我想和林岚结婚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现在这样一个自闭而不爱说话的大孩子，我会穿着整齐的白色西装开着最好的汽车去接她，在她家门口，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
26、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也要像在一起一样。
28、朋友总是为你挡风遮雨,如果你在远方承受风雪，而我无能为力，我也会祈祷，让那些风雪降临在我的身上。
29、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者，但我比任何人都喜欢回首自己来时的路，我不但的回首，伫足，然手时光仍下我轰轰烈烈的向前奔去。
30、坚硬的城市里没有柔软的爱情，生活不是林黛玉，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
31、不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死去，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32、你笑一次，我就可以高兴好几天；可看你哭一次，我就难过了好几年。
33、寂寞的人总是记住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正如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34、曾经也有一个笑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可是最后还是如雾般消散，而那个笑容，就成为我心中深深埋藏的一条湍急河流，无法泅渡，那河流的声音，就成为我每日每夜绝望的歌唱。
35、我总是爱蹲下来看地上时光的痕迹，像一行一行蚂蚁穿越我的记忆。
36、我每天都在数着你的笑，可是你连笑的时候，都好寂寞。
37、就在我以为一切都没有改变只要我高兴就可以重新扎入你的怀抱一辈子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了，我像是一躲在壳里长眠的鹦鹉螺，等我探出头来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原先居住的大海已经成为高不可攀的山脉，而我，是一块僵死在山崖上的化石。
38、哥，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你怎么会离开我……
39、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40、什么叫快乐？就是掩饰自己的悲伤对每个人微笑。
41、红莲即将绽放，双星终会汇聚，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请您耐心地等待。
42、全世界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会在你身边，有地狱我们一起猖獗。
43、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44、破牛仔裤怎么和晚礼服站在一起，我的吉他怎么可以和你的钢琴合奏。
45、曾经一直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心情，那些沉重，那些无法讲述的悲伤和苍凉。可是，我要如何在浅薄的纸上为你画出我所有的命轮？我要如何让你明白？
46、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流年，而你的笑容摇晃摇晃，成为我命途中最美的点缀，()看天，看雪，看季节深深的暗影。
47、我站在天堂向你俯身凝望，就像你凝望我一样略带忧伤。
48、时间没有等我,是你忘了带我走,我左手是过目不忘的萤火,右手是十年一个漫长的打坐。
49、咱俩的感情像人民币一样坚挺。
50、当你真正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语言多么的脆弱和无力。
51、如果等待可以换来奇迹的话，我宁愿等下去，哪怕一年，抑或一生！
52、牵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走你也不会迷路。
53、没有黑暗中的那盏光芒，我担心您像个小孩子一样怕黑怕迷路。
54、出去并不可怕，就怕是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55、小A说：让我死吧让爱情留下。而我要说：让爱死吧我要卑贱地活着！
56、大提琴的声音就象一条河，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
57、我们微笑着说：我们停留在时光的原处，其实早已被洪流无声地卷走。
58、没有我为您掌灯，您在回家的路上，会觉得难过吗？
59、总有一天我会从你身边默默地走开，不带任何声响，我错过了很多，我总是一个人难过。
60、我生命里的温暖就那么多，我全部给了你，但是你离开了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再对别人笑。
61、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听见了全世界崩溃的声音。
62、本以为念念不忘的东西却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被遗忘。
63、只要知道你还活在这个世上，我就可以了无牵挂。
64、一群羊在草地上吃草，一辆车开来，只有一只羊没去看车静静地吃草，这只羊显得特别孤独。
65、我们像是表面上的针，不停的转动，一面转，一面看着时间匆匆离去，却无能为力。
66、有些事情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不要让我听你的。
67、原来和文字沾上边的孩子从来都是不快乐的，他们的快乐象贪玩的小孩，游荡到天光，游荡到天光却还不肯回来。
68、我再怎么着，你也要把我当个人不是？
69、我会回来，带回满身木棉和紫荆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
70、我不知道死亡的时候，凝望苍穹竟然回那么凄凉，一声一声霰雪鸟的悲鸣，斜斜地掠天而去，我看到你的面容浮现在苍蓝色的天空之上，于是我笑了，因为我看到你，快乐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71、习惯了你对人的依赖，虽然我也是一个孩子。
72、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我们遗忘了。
73、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麽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麽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
74、我站在人群里，伤心的感觉如同灭顶，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滴下来，滴在他们牵手走过的红毯上。
75、那是可以让我潸然泪下，让我用一生去交换的笑容。
76、如果可以和你在一起，我宁愿让天空所有的星光全部损落，因为你的眼睛，是我生命里最亮的光芒。
关键词：教学对话；初中化学；课堂转型
文章编号：1008-0546（2017）01-0030-02 中图分类号：G632.41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7.01.009
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民主、平等、交流合作的教学理念，正不断促进教师更加关注师生、生生互动的课堂教学行为转变。“教学对话”是课堂转型重要的呈现形式之一。什么是“对话”？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认为，教学即对话，对话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对话各方民主、平等、真诚、独立、自尊的交流活动[1]。然而，纵观当前初中化学课堂的字种饕互动形式：一是教师问学生答，教师再问另换学生再回答；二是教师问多个学生答，学生回答互补；三是教师问全体答，问与答贯穿于课堂等，似乎都具有“教学对话”的“形”，但理性审视这些使课堂气氛活跃的“对话”却会发现，教师在“教学对话”中所设计的“问题”，绝大多数仍处于教师封闭式的自我预案之中，学生并未真正摆脱处于“你问我答”的被动学习状态。也就是说，让学生真正融入课堂学习，成为课堂教学主体的课堂转“型”并未真正实现。因此，初中化学课堂如何真正实现有意义的“教学对话”，即能促使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的 “对话”，是实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课堂转型”的关键，也是教师实践教学中应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关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教学对话”是否给学生以足够的心理安全感
运用有意义“教学对话”让学生能融入课堂中，教师需积极营造和谐氛围，加强师生、生生间互动沟通交流，创设民主和谐环境，因为人在轻松环境思维表现最活跃，而和谐师生关系才能给学生心理安全感，学生才能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无论课内课外，教师能把学生当成朋友真诚对待，教师热爱学生并与之进行伙伴式平等交流，则学生必然尊重教师，由此则从教师那发出任何学习指令，都会在学生的接受中反馈出理解之光，教师所发出的任何学习指令，学生都将愉悦地执行，如此，则教学效果事半功倍。正所谓亲其师，然后信其道。
二、“教学对话”是否给学生搭建有足够宽阔的平台
运用有意义的“教学对话”，教师应为学生搭建广阔的师生互动、学生自我展示的平台。在足够宽阔的平台里，学习氛围足够宽松，学生就能自由轻松地进入课堂学习活动中，成为课堂参与的积极分子。而教师课堂上所给予的积极鼓励，正是在搭建这样足够宽阔的平台！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向学生传递积极的期望，通过积极的期待促着学生朝着教师期望的方向发展[2]。课堂上教师赋予每位学生积极的期望，给予积极肯定、鼓励，那么通过学生互动、交流合作学习就能理解掌握所学知识，自我价值就能得到不断实现、提升。
三、“教学对话”是否创设了足以支撑对话的教学情景
在课堂上运用有意义的“教学对话”，应根据学生的认知结构和教材内容，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不仅仅是创设生动有趣的问题和情景，更重要的是能激发起学生自主交流讨论的教学情景。通过创设真实而有意义的情景，让学生感悟理解化学与生活的关系，激发学生化学学习的动机和积极性。因此，教师创设的问题情景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引发学生积极参与对话，才是教师教学水平与教育艺术的重要体现。
1. 问题引对话，激发主动学习热情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问题情景的创设，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促使学生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进行“教学对话”，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在“教学对话”中体会探究的成功感，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1）问题设置要有明确指向性
在课堂上，教师设置的任何问题均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让学生理解问题究竟问的是什么、如何思考、如何作答，这样的问题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案例：粤教版九年级化学“溶液的酸碱性”
情景：展示一盘紫甘蓝，在凉拌时往紫甘蓝中加入食醋，紫甘蓝变色了（由紫色变成红色）。
提问1：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提问2：不加食醋，改加其他物质的溶液（提供橘子汁、苏打水、洁厕灵、 食盐水、蔗糖溶液、 油污净等）会怎么样呢？
提问3：它们同样会使紫甘蓝变色，为什么？
该问题指向性明确，问题提出后学生马上有了明确的思考或作答的方向，学生能马上回答问题1“观察到紫甘蓝变红”，顺着问题2的递进，学生会跟随教师问题进行动手实验来回答此问，最后问题3的抛出使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逐级深入，因为溶液的酸碱性不同，橘子汁和洁厕灵与食醋相似都能使紫甘蓝汁变红色，为酸性溶液，苏打水与油污净使紫甘蓝汁变绿为碱性溶液，食盐水与蔗糖水不能使紫甘蓝汁变色为中性溶液，从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达到学习的预期效果。
（2）问题起点要高、落点要低
问题的提出要让学生感觉到仅靠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解决，但又要让学生觉得通过自己更深入学习、思考、同伴互助或借助教师的帮助可以解决。
案例：粤教版九年级化学“酸和碱反应”
情景：复习回忆物质的分类：单质、氧化物、酸、碱、盐
提问1：酸可以与上述哪类物质反应？
提问2：碱又可以与哪些类别物质反应？
提问3：那么，酸和碱会反应吗？
这些问题的提出明显让学生无法凭以往知识和经验解决，学生间互相讨论猜测应该会发生反应，此时教师提供帮助利用实验证明酸与碱发生化学反应，这样就能激起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的欲望，激发学习的热情。
（3）问题有一定层次性、发散性
为了让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课堂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力水平，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难易适中、要求不同的问题，从而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案例：粤教版九年级化学“二氧化碳性质”
提问1：打开汽水，出来的气体是什么？（从身边熟悉的物质引入）
生：二氧化碳
提2：你知道二氧化碳的哪些性质？（归纳已有知识）
生：不能燃烧、不支持燃烧（灭火）
提问3：除此之外，还有吗？（引入新知识的探究）
教师提出的问题有层次感和针对性，兼顾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使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教学过程，并在“教学对话”中树立起自信心，感受到“教学对话”所带来的成功与喜悦。
2. 实验激对话，保持积极的学习热情
化学实验以其生动、直观、新奇等特点激发学生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可利用实验来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对教学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课堂上可以通过创设实验情景来保持学习热情。
运用有意义的“对话”教学，应充分发挥化学学科的优势，努力营造良好的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激发学生积极自主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给学生们自由探究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能在化学的知识天空中翱翔。
例如，九年级化学第一节化学课，可以用“白纸显红字后又不见”进行自我介绍，随后教师再邀请学生代表上台表演“清水”变“牛奶”，制造“红葡萄酒”，接着教师又表演“水下点火”等，把学生们带入一个神秘的千变万化的化学世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大胆改进实验演示装置，增强演示实验的可见度。同时，还可以设计一些教材上没有的，但是对于教学有帮助，又有条件实现的课堂实验，引导学生通过有趣的实验现象的观察，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好奇心和探究欲。通过实验，当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后、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结束后，相机诱导，实现有意义的“教学对话”。
四、教学是否真正实现了协同、合作学习，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目标
合作学习、协同学习、师生共同发展是教学实施对话的目的。课堂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同伴间的对话，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思考质疑，组织学生合作学习主动探究交流，不但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而且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对话，达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并完成对知识体系的构建；教师通过平等参与“教学对话”实现同学生、教材、同多样的思想的碰撞从而雕琢自己的思想，真正实现协同学习、合作学习，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实施有意义的“教学对话”是课程改革倡导的课堂转型的内涵所在[3]。它不仅是课堂教学的需要，更是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民主、平等、交流、合作能力，使师生成为和谐的学习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朱同.你身边的心理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义意义;语用意义;概念意义;程序编码意义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 2010) 01-0103-04
一、引言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是话语交际中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近年来已成为国外会话分析和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20世纪70年代,随着语用学这门新学科的出现、确立和发展,学者们开始了对话语标记的语用研究。但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在连贯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只涉及到话语标记语在形式上对话语的衔接与连贯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研究与讨论。Blakemore则首先从认知一语用的角度出发,对话语标记的作用进行研究,其理论依据就是Sperber&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从而开辟了话语标记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本文运用了关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含意理论,对话语标记的语义和语用意义进行了初步地探讨。
二、话语标记语的概念、特征及类型
话语标记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和相对固定的术语。Jucker&Ziv认为,话语标记语指称在语言中不影响句子真值、只表达态度或步骤意义的语言成分。Risselada&Spooren说“话语标记语可以定义为自然语言表达式,其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听话者对语句之间,交际情景中各种因素之间连贯关系的理解过程”。Fraser认为,句子的意义可分为两部分: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和非命题意义。命题意义是指“发话人意欲引起受话人注意的世界状态(a state of the world)”,是句子的字面内容;非命题意义是指发话人隐含的交际意图,是话语的超符号意义亦即话语的语用含义。话语标记就是指那些能使话语产生语用含义,使发话人准确向受话人传递语言信息的语言形式。Fraser明确指出,只有那些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能叫话语标记语;话语标记语的作用就是点名或是突出同一语篇中两个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两个部分可以是比邻的,也可以是分离的,可以是同一个人的话语,也可以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对话;话语标记不能创造语义关系,因为没有话语标记,这种语义关系其实也是存在的,使用话语标记的目的是为了让听话人准确识别出这种语义关系。例如:
b. The rent is reasonable;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 2) The rent is reasonable. In addition/ Besides,the location is perfect
(3)a.The rent is reasonable. Moreover/Furthermore,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b. The rent is reasonable; moreover,furthermore,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4) The rent is reasonable, for,because thelocation is perfect.
(1)一(4)四种表达就命题内容或概念意义而言是一致的,都传达了两个单位的命题内容。然而,在确定两个命题内容之间的关系上,这些表达却不相同。在(1)a中,由于没有使用话语标记语,两个命题内容之间的关系比较隐晦,按常规理解,两个命题指向某一出租房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方面(租金和地理位置)。在(2)中,besides(或inaddition)的使用提示两个命题之间的并列关系,说明他们所引入的命题是对此前命题的一种增添。在(3)中,moreover(或furthermore)也提示其引入的命题是对此命题的一种增添,但还暗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添加,值得听话人更加重视。在(4)中,for提示其引入的命题应看作是对此前命题的一种原因性说明,反之,此前的命题应看作是某种结论,because揭示差不多相同的信息,但提示一种更强的因果性联系。要是没有相应的话语标记语,听话人就很难从以上多种语义关系中正确识别出说话人的意欲表达的语义关系。
根据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话语标记有不同的分类。冉永平把话语标记语分为八种类型:(1)话题标记语( Topic-related markers)或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如“我想讲的是”、“话又说回来”等;(2)话语来源标记语(evidentialmarkers),如,“众所周知”、“报纸上说”等;(3)推理标记语,如“概括起来说、由此可见”等:(4)换言标记语(reformulation markers),如“换句话说、这样说吧、我的意思是”等;(5)言说方式标记语(manner-of -speaking markers),如“恕我直言、简而言之、严格地讲”等;(6)对比标记语,如“不过、但是”等;(7)评价性标记语(self-assessmentmarkers),如“依我之见、幸运的是”等;(8)言语行为标记语(locutionary performatives),如“我告诉你、你说实话”等。
三、话语标记的语义和语用意义
(一)话语标记的语义意义
1.程序意义和概念意义
Sperber和Wlison认为,一个话语可以对两种基本意义进行编码,从认知的角度把意义二分为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和程序意义(proceduralmeaning)。当话语进行的信息编码有助于内容意义的表征时,属于“概念性意义”,因为它与传统的真值条件有关,对话语表达的明示信息和暗含意义都起一定的作用,并通过增加话语的关联假设提高明示交际行为的关联性;当话语进行的信息编码操纵话语内容意义的构成成分时,属于“程序意义”,因为它与传统的真值条件无关,对理解明示信息和暗含意义在程序上加以制约和引导,使受话者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来获得更大的语境效果。依据关联理论,话语标记一般用作程序意义编码以约束限制话语的隐含意义,便于引导推理和交际的成功。话语的解读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理过程,听话人和读者为了对话语进行最佳关联的诠释,就必须根据程序信息对其所需考虑的假设范围加以限制,而最终达到理解的目的。Grice从“常规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角度认为这些词语的使用是因为交际要遵守真实、充分、相关等准则。以Schiffrin为代表的连贯理论(coherence theory)从语篇分析角度分析,认为话语标记使话语或语篇更加连贯,将话语单元在各个层面上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展现出来,给话语理解提供指引。但Blakemore等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从交际的本质出发,认为话语标记的使用并不是发话者出于合作的考虑,也不同于连贯理论,相反,它们是发话者为了更好地借助这些标记对语境产生制约的结果,将它们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人类认知心理的高度,强调话语标记能对听话人的认知推理过程加以制约,引领听话人走向最佳关联。因此,话语标记传递的是编码程序意义而不是概念意义。
2.显性意义和隐含意义
关联理论认为理解话语需要获取两方面的信息:显义(explicature)和隐义(implicature)。显义是明示的语境假设(explicitly communicatedassumptions),它不仅包括话语的命题,也包括将这一命题置于言语行为动词或命题态度动词之下所得到的命题,这种命题叫高层显义( higher-levelexplicature)。关联理论认为,话语标记编码的内容不是明示交际的一部分,是隐含意义,其本质是语用的和动态的。
(二)话语标记的语用意义
语用学家Levinson指出,“英语,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语言中,都有很多标记某一话语与前面话语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的词语和短语,如位于句首的but,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to the contrary, still,however, anyway, well, besides, actually, all in all, so,after all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语至少包含了非真值条件意义……它们常常表示所在的话语仅仅是前面话语的一种回应、延续。”这实际上已涉及到它们的语用功能和语用效用。它们的使用离不开交际主体的语用意识,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中可能表现出丰富的语用功能和语用含义,而非语法功能,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标记”(signpost/marker)功能,不构成话语的基本语义或命题意义,但却具有丰富的语用效应和语用意义。
1.实施言语行为
Grice认为,话语标记产生常规会话含义,并且实施着一种高层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是在对话语的基本命题进行评论,如on the other hand实施的是一种对比言语行为:so,therefore实施的是推理的言语行为;moreover是增加信息的言语行为;Grice还认为,话语标记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不是话语中心言语行为,她们依附于中心言语行为。Bach同意Grice将话语标记理解为话语中的非中心言语行为(non central speech act)的观点,他将这些话语标记称为话语修饰语( utterance modifers),因为它们修饰的不是句子而是话语。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虽然没有使用话语标记语,但已涉及到这一语言现象。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是语言不仅可以用来描写客观现实、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也可以用来影响他人,改变世界,描写社会角色,激发人的感情。该理论最关心的是话语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有些语言手段就是明示言外之力的,如言语行为动词( performative verbs)。话语标记能明示说话人所实施的言语行为或表明说话人对该命题所持的态度。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可以是言语行为的。例如:
(5) To tellthe truth,I wiU come back again nextweek.
(6) No doubt, Tom has passed the exam.
(5)、(6)句子中“不瞒你说”和“毫无疑问”都对话语命题不产生影响,但他们都分别实施着各自的言语行为:“不瞒你说”表明说话人是在毫不隐瞒地告之下周要返回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不仅表明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毫不怀疑,同时也在告诉听话人他/她的话是可信的。
又如,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为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行种种努力,尽量做到有礼貌。礼貌就是通过采取一定的语言手段(包括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达到给对方或自己留有面子。Brown与Levinson认为,许多言语行为都可能威胁面子。话语标记的使用与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威胁面子的行为( face-threatening acts)联系密切。在言语交际中就必然存在起类似作用的语言结构或词语,比如模糊限制语,间接言语行为等,话语标记语well就是一个能实施言语行为,对人际关系产生作用的缓和语(mitigator),可以起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有丰富的语用意义和语用效果。
(7)A:We’ll a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we?
B1: Well, we′ ll miss Bill.
B2: We′ ll miss Bill.
(7)中B2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只肯定想念Bill一人,Bi借助标记语Well回答了提问的部分内容,而不提及自己不喜欢的Agatha,这样就给对方留有面子,与B2相比较,Bi更让人容易接受,而B2却显得较为生硬且威胁对方面子。Well在此起到了缓和和调节的语用效果。在有的语境中说话人借助话语标记Well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一准则,只是为了遵守一定的礼貌原则,使双方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观点,以到达礼貌待人的语用效果。
(8)A:They must worry about you through Eddie, don′tthey, you Mum and Dad, when you′ re doing all these jumps.
B: Er well they always come to aU the shows.
(9)A:Canl see them?
B: Um welll′m not allowed to do that.
(8)中B表达了不同于A的看法,且间接地表达了父母对自己不够关心的抱怨情绪。(9)中A的请求遭到B的拒绝,它们都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面子,然而well的使用却大大降低了威胁力度。话语标记语well的使用涉及说话人或听话人等交际主体面子。Well的出现能够帮助降低言语行为威胁面子的力度。
2.凸显潜在语义关系
话语标记语的主要作用是语用的,它们不具备真值条件意义,对所在话语的命题的真假不产生影响。它们所承载的是有关说话人的信息,是说话人自己的主观判断。明示了说话人对话语单元之间语义关系的一种判断,话语标记语的运用使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更加明晰化。例如:
(10) The film is over, so we might as well go directly to the party.
“电影已经完了”,和“我们何不直接去参加晚会”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推理关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话语标记语so的作用只是将这种关系明朗化,让听话人准确地识别出这种语义关系。Fraser指出,尽管话语单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某种语义关系,但话语标记并非多余,因为有时它们之间可能潜在着多种语义关系,这时说话人就有必要用某一话语标记语,将他/她意欲表现的语义关系凸显出来,展示话语单元之间或话语与语境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语用作用。
3.明示说话人的评价
在言语交际中,话语标记是以说话人为中心的( speaker-oriented)或以说话人为取向。话语标记对其所含的信息进行某种评价;表达说话人的思想和态度;点明说话人的说话方式;表明说话人对所言信息的肯定程度或是明确信息的来源等等,其语用效用和语用意义十分丰富,例如:
(11)张道恒这时忽然古怪地咧开嘴笑了,眼睛饶有兴趣地望着前面的戴无遗。“恕我直言,在很多方面,你还都显得很幼稚,你需要得到一种真正的锻炼。我是说,你应该参加‘破与立’。这也许是我给你开的一帖最好的药了。’’这人在说话时眼睛里的目光已从他脸上挪开,一直在望着黑洞洞的窗外。“当然,我并没有任何勉强你的意思,但我提出的邀请是诚挚的。从我内心说,我希望你能参加。”
在上面的例子中,“恕我直言”和“从我内心说”这两个话语标记语的作用并不是引发下文,其真正的作用是限定后面的话语。话语标记语“恕我直言”表明了说话人的讲话方式,而且它后面的话语对听话人来说很可能是负面的。而话语标记语“从我内心说”则加强了它后面话语的可信度。说话人在这里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又不伤害听话人,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四、结语
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和格赖斯理论初步地讨论和分析了话语标记的语义语用意义,指出话语标记在语义上没有真值条件意义或概念意义,但具有程序编码意义,其意义是隐含的;话语标记的作用主要是语用的、动态的,以说话人为取向,是明示说话人展现其对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的一种判断,是话语单元之间的内在的语义关系明晰化的一种语言机制或手段。
参考文献:
王扬,语话语标记的认知语用诠释[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3).
Fraser, Bruce.Pragmatic Markers[J].Pragmatics, 1996(6).167-190, 1625-1630.
冉永平.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2003(3):58-64.
Schiffrin, Deborah.Discourse Mark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关键词：塞尔；意义；言语行动；交流；表征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41?05
塞尔在《言语行动，语言哲学论》中提出，对句子意义（meaning）的研究同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研究不是不同的研究[1]（18），并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基本原因是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1：语言的语义（semantic）结构可被视为以约定的方式实现的一系列的构成性规则，言语行动本质就是按照这些构成性规则的集合通过说出话语执行的行动[1]（37）。
命题2：可表达性原则：对于任何意义X和任何说话者S，当S意味X时（打算用话语表达，希望用话语交流），存在着一个表述E使得E准确表述了X[1]（20）。
基于以上两个命题，塞尔得出：
命题3：（我们）可以把执行言语行动的规则看成表达某些语言成分的规则，因为，对于任何可能的言语行动，都存在一种可能的语言成分，它的意义（给定话语的背景）充分决定说出它完全执行了那种言语行 动[1]（20?21）。
但是，正是塞尔给出的这些原则，导致了人们对意义和言语行动相互关系的误解，本文从这种误解开始，考察塞尔是如何处理意义和言语行动的，并指出塞尔的工作哪些是成功的，哪些存在问题，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意义”这个古老又常新的哲学问题。
一、关于语词意义和言语行动
言语行动概念盛行以来，多人混淆了意义和言语行动。黑尔（R. M. Hare）在《道德语言》中说：“语词‘好’的主要功能是赞扬”，“好”有“赞扬的意义”，“好”有“评价的意义”，因此“好”与两类言语行动有关，即赞扬和评价。[2]（127）类似地，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使用“真”时，说“我们确认、赞同、承认、同意某人说的话”。认为语词“真”如何使用的问题和“哲学的真理问题”是同一个问题[3]（83?97）。
塞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常常将意义等同言语行动，因为在讨论一个语词W时，常常认为：
（1） 语词W用于执行言语行动或者行动A。
（2） （1）说出了W的意义或者至少是部分意义。
因为（2）告诉我们，W的意义是（1），所以（2）很容易又被解释成：
（3） 如果W出现在话语S中，并且W在S中有它的字面意义，那么使用话语S，一个人做了行动A。
塞尔认为这种看法很容易反驳，因为如果说话人说出了一句含有W的话、做了行动A，这种言语行动成为了W意义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要找出一个在说出含有W的语句时，没有做出任何言语行动，自然就反驳了这种观点[4]（424）。例如，我们用“好”代替W，用“称赞”代替行动A。当我说“这是一辆好车”时，我确实是在称赞这辆车。但是，当我说“这是一辆好车吗？”时，却没有称赞任何东西。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辆好车吗”同样可以理解为“你是在称赞这辆车吗”，或者它也具有“你是在称赞这辆车吗”的话语力量，仍然没有构成对（3）的反对。但是，塞尔认为如此以来，（3）中的‘一个人做了行动A’就弱化成了‘会出现一个行动A’，（3）就变成了：
（4） 如果W出现在语句S中且具有字面意义，那么当一个人说出S时，本质上言语行动A会出现。如果S是简单的陈述句，行动A便被执行；如果S是疑问句，行动A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4]（425）。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找出（4）的反例。例如：
（a） 如果这是好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
（b）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好电热毯。
（c）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个好电热毯。
（d）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好电热毯。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以上四句话中的‘好’都有字面意义，但是，每一句中都没有做出‘在赞扬’的言语行动。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疑问句“这是一个好电热毯吗”与“你在称赞这个电热毯吗”具有相同的话语力量或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得出上面四句话和以下四句对应的话具有相同的话语力量或作用：
（a′） 如果我称赞这个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
（b′） 我想知道我是否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c′）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d′） 我们希望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
我们从假设话语“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与“这是好电热毯”具有相似性出发，逐渐发现当语词的字面意义不变、改变它出现的语境时，这种相似性不复存在。条件句（a′）“如果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的确与“我在称赞这个电热毯”有相同的言语行动（称赞），但是，（a）中的“如果这是好电热毯，我们应给奈丽阿姨买一个”却没有陈述句“这是好电热毯”中的（称赞）行动。概言之，只要我们把“好用于称赞”的言语行动看成是“好”的字面意义，我们就会遇到（a）～（d）的四个反例，即，存在有“好”的字面意义，却没执行称赞的言语行动。
用言语行动来确定语词的意义，问题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如果‘P是真的’”意味着“我肯定P”，但是，“如果P是真的，则Q也是真的”也不意指“如果我肯定P，则我也肯定Q”。很多哲学家把语词的意义看作是语词的使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W意味什么”转变为了“W是如何使用的”。在塞尔看来，把言语行动看成是语词意义的哲学家可能在思维上经历了如下步骤[4]（428）
但是，塞尔认为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是句子，具有意义的语词并不总能体现出说出句子时做出的言语行动，所以对于（5）的回答并不等于对（1）回答。
换个角度看，“什么是‘好’”的问题并不等于“什么被称为‘好’”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相同是不充分的。‘好’用于称赞时，固然等于“说某物好”时执行的言语行动，但 “说某物好”也可能用于表达一种信念或希望。再者，尽管“说某物好”用在表达称赞上，也不能将“称某物好”的分析看成为对“好”的分析，因为任何对“好”的分析还要考虑“好”对于不同言语行动所做的相同贡献，所有使用“好”的言语行动并非都是在夸某物“好”。
笔者认为，一方面，塞尔的以上分析是成立的。的确像塞尔认为的那样，只要找出语词意义（不是虚词）的一个反例便可意义和言语行动等值的误解，当然，施为动词（如“称赞”）的意义是否真的等于话语的言语行动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塞尔认为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是句子这点值得商榷。我们有时用借代手法称呼特定的某个或某些人，这时语词也属言语行动，实事上，塞尔在《言语行动：语言哲学论》的脚注中也承认，以言行事行动的F（P）中的P不一定是句子，也可以是单个的语词[1]（31）。概言之，塞尔在论据中，把言语行动的最小单位放在语句上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用找反例的方法论证意义不等于言语行动的论证方式有效的，论证的结论也是成立的。语词的意义不等于言语行动。
二、关于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
顺便指出，尽管塞尔在诸多的著述中谈到意义和言语行动，但他从没有为言语行动和意义给出过任何确凿的定义。他只是在不同之处强调：意义离不开约定和规则，离不开‘网络’和‘背景能力’[5]（141?144）；言语行动离不开社会约定，更离不开人的意向，“我称为言语行动的举动（behavior），其必要条件是意 向。”[1]（17）
塞尔认为只要我们知道组成语句的规则和它的构成成分，我们就能够知道语句的意义[6]（645），而说话者说出语句，却常常意味了不同于语句或比语句更多的意义。说话者意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语句意义。例如话语“窗户是开着的”，可能只是在表达语句的字面意义，即窗户是开着的，在具体的情境中，也可能不仅表达窗户是开着的，而且要求听话者把窗户关上。
格赖斯提出“非本质意义”（non natural meaning）概念，说明说话者S用X意指某事，就是打算凭借说出的话语，以让听者认出说话者意向的方式在听者身上产生某个效果[7]（377?388）。塞尔并不完全赞同格赖斯的看法，认为他仅看到了意向在意义中的作用，忽视了规则和约定在意义中所起的作用，这将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说话者可以随便使用任意语句表达任何意义。塞尔认为，格赖斯对意义的说明没有给出说话人通过说出话语意指某事，和该话语本身意指某事之间的关系；而且按照意欲的效果（intended effect）定义意义，混淆了以言语行事行动和以言取效行动[1]（43）。塞尔强调说某事并意指某事是以言行事行动不一定是以言取效行动。
说某事并意指某事为什么是以言行事行动？塞尔认为人类的交流具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我试图告诉某人一件事，那么只要他认出我正在试图告诉他的事就行了[1]（47）。在以言行事行动中，我们成功实现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让听者认出我们正在告诉他的某事，至于在听者身上产生的进一步反应（以言取效效果），同以言行事和意义并没有直接关系。意义打算的本质效果就是理解，理解是以言行事的效果不是以言取效的效果。
不仅如此，理解的要点还在于，我们必须理解说话者的意向、约定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当话语的意义用于执行以言行事行动时，说话者是通过让听话者认出他产生效果的意向，从而产生特定的效果，并且打算通过所说话语的使用规则，将话语和产生的效果联系起来，最终完成以言行事的效果。就说话者而言，完成以言行事行动的手段是话语成分的组合，就听话者来说，理解说话者的意义就是认出说话者的意向。以言行事行动一方连接了说话者，一方连接着听话者，语句意义的实现就意味着以言行事行动的完成。理解的过程如下[1]（48）：
（1） 理解一个句子就是知道它的意义。
（2） 语句的意义由规则决定，这些规则指出了话语的条件和话语被当作的东西。
（3） 说出一句话并意指它就是（a）以言行事意向，打算让听者知道（认出或明白）由某些规则说明的事态成立，（b）打算以让听者认出以言行事意向的方式知道（认出或明白）这些事情，（c）打算凭借语句的规则让听者认出以言行事意向。
（4） 句子给出了在听者身上产生这个以言行事效果的约定手段。
说话者说出语句并意指它，要具有意向（a）（b）（c），听者理解话语就在于这些意向的实现。如果听者明白支配语句成分的规则，这些意向也就实现了，语句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根据塞尔的以上分析，由语句意义决定的言语行动，一定存在一套规则，它不仅构成了具体的言语行动，而且构成了语言的语意。所以，对言语行动的分析集中在了行动的构成性规则和语言成分的语意规范，而且决定言语行动的构成性规则和语意规范必然是两个相关的主题。任何具体语言，只要我们知道了语句成分和它们决定的言语行动，我们就能通过表述那些言语行动的充分必要规则，给出完备的语言成分的意义规范。
但是，塞尔没有看到，对于具体的言语行动而言，如果存在着语言成分和言语行动的关联是偶然的，或者在说出这些言语时没有做出这种言语行动，比如当话语的背景给出了意义没有给出的东西，意义和言语行动的关系就会断裂。所以，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符合塞尔的以上分析，因为既要考虑言语行动又要考虑其它因素，例如语境。尽管塞尔区分了语句意义和言语行动下的意义，但他终究没有厘清语句的意义规则和言语行动规则之间的区别。换言之，虽然对语句意义的研究和言语行动的研究可以视为不是两种不同的研究，但语句的意义规则并不等同于言语行动的规则。
塞尔以上分析的目的似乎是要告诉我们：（1）当语句的意义和以言行事的效果完全吻合时，以言行事的效果就解释了语句的意义；（2）当语句的意义和以言行事的效果不相吻合时，以言行事的效果则用来说明说话者的意义。塞尔的错误在于：当（1）不成立时，句子给出的约定手段和构成规则便不能用来确定以言行事的效果，所以无法再用以言行事的效果解释说话者意义，换言之，当（1）不成立时，（2）也不成立。实质上塞尔只完成了目的（1）。
三、关于语句意义与说话者意义
众所周知，塞尔以言语行动理论为基础，解释了语言中的反话、隐喻和间接言语行动的意义，区分了语句意义和说话者意义。他说，“只要我们知道构成语句的语词意义和他们的构成规则，我们就知道了语句的意义”，但是，“相对于说话者所说的语句，话语常常意味着多于或不同于该语句意味的东西”。[6]（645）由此也可推断，尽管塞尔从没有为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给出过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他始终坚持并预设了语词和语句具有字面意义。但由于语词和语句意义牵涉到了人的知识“网络”和“背景能力”，致使我们无法为它们的意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例如，我们不能给出“肥”和“瘦”，“穷”和“富”，“民主”和“集权”之间具体的界线。
我们不能把语句意义看作是说话者意义。语句意义是语句的性质，说话者意义是话语或言语行动的性质[8]（677?681）。但是也有学者与塞尔不同，认为：根本没有语句意义或语句的字面意义，只有说话者意义，例如，Knapp和Michaels[9]（669?675）。我们认为，在有没有语词、语句意义问题上，塞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语句的意义，我们就无法解释说话者的意义，如反话或隐喻。语句的意义是约定的或者是受规则支配的，规则决定了句法和语意，说话者使用这些句法上有意义的对象执行具有意向的言语行动，于是有了说话者意义。
语句意义与说话者意义区别的关键是前者缺乏意向。塞尔指出，虽然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并且依赖于人的意向性，但句子只有在言语行动中才有意向，而不是句子意义本身具有意向[8]（678）。意向是语句意义和说话者意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们也不能因为说话者的意义而取消语句意义，因为，只有说话者的意向没有语句的意义，我们就会对说话者意义束手无策。证明语句具有意义的最好例子也许是，计算机屏幕上现示“椅子是由木做的”语句，我们完全知道什么意思，也知道鹦鹉学舌时说出的“欢迎”是什么意思。
塞尔对言语行动的研究工作表明，理解说话者意义既重要又复杂。说话者意义依赖于说话者做出的言语行动，对言语行动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理解语句意义，还要求我们找出说话者意向；不仅要求我们理解说话者的话语内容，还要求我们理解话语的力量，因此，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就变成了对言语行动的研究。
四、关于说话者意义的晚期研究
塞尔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主要集中在对言语行动理论的技术处理上。他把以言行事行动的形式视为F（P），其中F代表以言行事的要旨，P代表关联世界的语词或语句（也称命题），F决定了P与世界的联系方式（包括了语词到世界、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和无适应方向），所有的以言行事模型都可以按照话语的成功条件加以分析。
与早期不同，晚期塞尔对说话者意义的研究集中在交流、表征同意义的关系上。塞尔说：“像大多数言语行动的理论家一样，我按照交流（communication）来分析意义，作为意义本质的意向就是在听者身上产生效果的意向。但是现在看来，出于文中我解释的理由，至少在‘意义’（meaning）的一种意义（sense）上，交流来自于意义而不是构成了意义。”塞尔认为说话者说某事并意指它不在于交流而在于表征[10]（212）。
表征不同于交流。例如，当你在异国驾车旅游时发动机轴承坏了，你找到机师但没有任何互懂的语言同他沟通，也没法拿出发动机缸中的轴承给他看。幸好你身边带有纸和笔，又知道轴承是什么样子，于是画出一张带有发动机缸的损毁轴承，如果不出意外（画的图还过得去），你可以成功地把“车子的轴承坏了”意思传达给他。这种情形下的交流如下：
（1） 说话者在图画中表征了轴承坏的事态，一旦画完，这张图画也就表达了事态。
（2） 如果这种努力是成功的，说话者也就成功地向听者交流了事态，这张图画也被称为向听者交流了事实：车子的轴承坏了。
注意，（1）和（2）不同，前者是表征而后者是交流，表征的对象是事态（车子的轴承坏了），交流的对象不是事态，是表征（图纸）。图纸既用于表征也用于交流。交流的成功依赖于表征。使用言语行动论的术语，表征只相当于以言行事模型F（P）中的命题内容P，命题内容表征事态。
表征的事态“车子的轴承坏了”可以同交流的事实“车子的轴承坏了”分离开来。因为你可以不交流只表征，例如，在上例中，只画出这张图形而不打算给任何人看，或者用不带墨水的笔画出别人看不见的印迹，所以表征先于交流并独立于交流，而交流必须依赖于表征，人们不可能做出没有表征的交流。
一张图形怎么才能成为表征？塞尔认为相似性不是表征的本质，我的左靴子无论如何同其它东西相似，它都不表征任何东西，图形要成为事态的表征，说话者必须带有表征事态的意向[10]（214）。但这样的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说明表征的根本特征时使用了表征意向的概念，出现了循环定义。但是，塞尔认为，“给出一个不使用这种概念的答案证明是不可能 的”[10]（215）。我们只能把表征需要表征意向作为一个预设，来说明表征意向可以完全独立于交流意向，交流意向需要表征。
回到上面图画的例子，只要技师认出我画的图是那种事态的表征，我就成功地向他交流了车子的轴承坏了。说话者的交流意向是，听者应当把图形视为表征事态的意向（意向2），而图画成为表征，在于说话者打算让它成为表征（意向1）。所以交流意向是，在听者身上产生认识意向1的意向，即让听者认出‘说者用图形表征事态意向’的意向。这和塞尔早期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说话者说出语句T并意指它等于：[1]（29?50）
（a） 凭借话语T的规则，用话语T使听者认识事态的意向i-1，
（b） 打算以认出i-I（意向1）的方式让听者产生这种效果，
（c） 打算以听者知道的组织句子规则的方式，认出i-I。
不同之处在于，以前塞尔认为说话者的交流意向和意义意向是相同的，现在认为这是错的，因为以前他没有发现表征在意义中的优先作用。在后期，塞尔认为意义的主要意向是表征意向，它们独立并先于交流意向，交流意向是听者应当知道表征意向的意向。
在言语行动中，图纸例子所揭示的表征和交流之间的区别，由于话语既用于表征又用于交流而被掩盖，致使我们把交流的失败看作了言语行动的失败。但是图画表征事态的例子可以独立于交流，因此，意义也可以只用作表征不用作交流。
意义和言语行动的表征、交流解释是塞尔语言哲学理论的新发展，既是对言语行动视域下意义的一次修订，也是以意向为视角对言语行动研究的一次推进。如果抛开对表征意向的预设不论，笔者认为，交流表征理论将语句意义放回到它应有的位置――表征上，彰显了意向在说话者意义上的本质作用，不但解决了塞尔在言语行动理论中没有完成的目的2，也加深了我们对言行事F（P）的理解。但是，由于塞尔无法为表征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不免让人们质疑表征意向的合理性，特别是表征意向先于意义的预设。但是如果拿掉表征意向先于意义这个预设，塞尔对意义的所有建构都将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
参考文献：
[1] 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 R.M. Hare. The language of moral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52.
[3] P. F. Strawson. Truth [J]. Analysis， 1949， 9（6）： 83?97.
[4] John R. Searle.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2， 71（4）： 423?432.
[5] Searle， John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John R. Searl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37?667.
[7] H. P. Grice. Meaning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6（3）： 377?388
[8] John R. Searle. Structure and intention in language： A reply to Knapp and Michaels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77?681.
[9] Steven Knapp， Walter Benn Michaels. Reply to John Searl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4， 25（3）： 669?675.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纯洁性和主导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保证，有利于坚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巩固党的精神基础，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安全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比较全新的术语，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本质目的。当代中国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体系理论。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中国梦”的时代。因此，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保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和关心的议题。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丧失生命力。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树立新风、开拓新局面，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②”因此党和国家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探索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这一课题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国际上，西方错误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冲击，“非意识形态化”、“普世价值观”等错误价值观迷惑大众，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挑战。在国内，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利益分化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造成困境。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所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研究任务艰巨而又紧迫，刻不容缓！构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掌握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以构筑人民的精神支柱，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而研究这一议题可以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出谋划策，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贡献微薄之力，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进行研究和探讨是一件光荣而自豪的任务！国内外学者应该抓住机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新兴的领域，对它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研究较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却相对较少，著作也是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能够推动国内外学者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从而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纯洁性和主导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国内阶层利益分化，人们的思想呈现独立化、多样化特点。西方普世价值观、非意识形态化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消费主义、个人极端主义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潮的渗透，再加上我国传统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时而出现等，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被淡化的危险。因此必须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排除其它意识形态力量，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有利于构筑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从而保持其地位的主导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是通过构筑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维、凝聚国家民族力量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结合当前人们生活实际、思想实际，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只有结合实际，符合群众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才能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去遵循，也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人民群众的共同目标和行动，才能牢牢抓住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总书记结合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价值取向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更加贴近群众，更加鼓舞人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结合党和人民的思想实际，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构筑人民的精神支柱，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保证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需要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光靠政治经济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政治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作用与经济基础。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并且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利于坚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巩固党的精神基础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③”可以说，统治阶级为了管理国家，约束人们的思想，必须制定出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政策、理论灌输给人们，以此来使人们信服。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曾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说党与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共同体。而党的指导思想关乎党的命运，关系我国发展道路问题，是党的鲜明旗帜，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相符合，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具有科学性与先进性。因此，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还可以为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价值辩护，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总书记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要求全国人民尤其是党政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必修课”，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加以学习。因此党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与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保持理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巩固党的精神基础。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安全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和人民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阵地，坚持马克思主语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深入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人民竖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利于凝聚全国人民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左少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分析》，《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8月,第35卷第8期.
作者简介
李竹叶，1990年生，女，江苏连云港人，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注释
①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②李春华：《论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4月，第30卷第2期，第43页
我们能提出下面的原则来检验什么时候说话人的意义能被解释为会话含义，只有当S不能被说话人在思维语言中表达p，只能在会话中来表达p时，这种语言现象能够被解释为会话含义。任何对语言现象的解释都要检验其普遍性。那就是看它是否能解释所有的或者是几乎所有的说话人使用量化句的情况。如我们上例中的命题“家里的每个罐子都是空的”表明，说话人通过使用思维中不受限制的量化句能够而且标准地能表达受限制的命题(像家里的每个瓶子是空的)。会话含义不应该用来解释说话人如何用过话语来表示事物，而是他们如何试着如何交际、表达意义给听话人。尽管说话人能通过思维中的句子来表示事物，说话人不能使用思维中的句子来向听话人表达事物。在交际中能以言行事，因此有些言语行为可以使用思维中的语言来完成。通过使用思维中的句子，说话人能作出判断或是思考某一思想。交际定的断言的命题态度和交际之间的关系有时可以等同于思维定的断言的命题态度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个句子S(或某类句子)和命题p(或某类命题p)，在会话中说出S会典型地被认为是p的断言，而在思维中使用S会被典型地被认为是对内容p的判断。如上例中的句子那样简单的、非索引的句子和相关命题是句子的语义内容的句子。2．2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如果为一个申请读哲学研究生的学生写的推荐信中只写一句话“该学生的书法很好”，那只是一种表达“该生不是个非常好的候选人”的命题。但如果现在考虑在思维中使用该句子，一个说话人能对自己说“该生书法非常好”来作出判断(想到想法)“学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研究生的候选人”吗?使用“学生书法很好”本身不能成为作出判断的方式。除了人们真正对学生的书法感兴趣的情况，只有在说话人已经作了判断，或者是想到了这个想法时才有意义，那就是学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比较而言，在“每个罐子都是空的”那样的例子里，我们在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和思维中使用的语言是等同的。句子能在会话里来表达一定的命题，而且能被用在思想里来思考同样的命题。但是在“学生的书法很好”的例子中，这种等同性就缺乏了。为什么在某些句子和命题的配对中，在交际中使用句子来表达命题和在思维中使用句子来判断命题有一一对应之处，而在其他的情况中却不是这样。“学生的书法很好”只能在相关的语境中通过会话原则来推导出表达的命题就是“学生不是个很好的研究生的候选人”。交际原则是指句子S能用在会话中来交际(传达、断言)p能被解释为会话含义只有当S不能被说话人用在思维中来判断p。会话含义解释的不是说话人的话语能表达什么意思，而是说话人通过他们的话语能向听话人表达什么意思。交际意义指的就是说话人能向听话人表达的意思。
思维语言假设与会话含义
以前的语用学研究都依赖合作原则来解释说话人如何能表达多于字面意义的意义。尽管会话含义的理论在语言哲学领域占统治地位，但其原理应用于计算机却失败了，因此没能在人工智能的对话系统中使用。此外，格赖斯也没有讲清楚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是如何对含义进行推理的。会话含义应该建立在理性的概念之上，这是因为说话人是作为理性的主体来达到他们的会话目的。以前的对话理解都假设会话是合作的所以参与人都说真话，提供足够的信息，但不会啰嗦、不着边际和模糊不清。说话人之所以会遵循会话准则，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都是理性的主体，在可能的时候，能使用最优化方案达到目的。当说话人说出话语时意识到并不是最优化方案，那么说话人肯定有意图表达会话含义。要理解这些含义就需要理解为什么选择用会话含义来交际而不是明示交际。3．1合作和理性格赖斯认为，会话含义的产生是由于在语言使用中有一系列的假设。格赖斯发现了合作原则，语言使用者只提供需要的信息，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满足一定的目的或是按一定的谈话方向进行。格赖斯还提出了四个准则:质量准则、数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格赖斯的立场是在听话人认识到说话人对准则的违反后，会推断说话人含义来解释为什么说话人没有遵守会话准则。例如，Reiter和Dale(2010)认为任何合理的自然语言生成体系要遵循准则而不需要清楚的表征准则。任何设计的自然语言生成体系只能生成真实的话语，满足所有和一系列的交际目的，并以与该体系相关和清楚的方式表达。但是，合作原则的另一个目的是解释当话语违反原则时如何引起了对正确会话含义的推断。实际上，违反格赖斯准则在处理含义方面如何计算没有作什么解释。合作原则在建立对话理解系统时没有用处，最明显的问题是准则不能应用于电脑。会话含义的产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说话人之所以要用会话含义来达到交际目的是因为这是理性的主体所能运用的最优方案(optimalplan)。理性是如何建立在大脑思维的基础上的呢?可以用JerryFodor的思维语言假设来解释。理性思维首先是语言符号词例的因果序列的表征(物质和能量的模式)在大脑里实现。理性思维因此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物理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计算和语义过程。人类的心理过程包括内在符号的体系，由中央处理单元来操作。感觉状态作为对体系的输入，提供处理的数据，运动操作作为输出，这种经典理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范式。理性主体选择的最优方案具有正确性、相关性和效率性的特点。正确性指的是所有方案的行动需要在执行的时候依靠正确的命题。就主体来讲，所选择的计划要建立在主体相信是真实命题的基础上。相关性指的是方案作为一个整体能达到完整的一系列目的。相关性的标准要求主体能达到所能达到的最多的目的。效率的标准指主体选择的方案能以最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的目的。理性的主体喜欢的方案是花费最少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方案。在这三个标准之间有张力，正确的方案需要具体实施，但额外的解释增加了时间和精力成本，因此和效率的标准相冲突。含义推断的基础是相关性、效率、正确性之间的张力。会话含义的产生不是依赖于合作原则，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说话人意图将话语的效率最大化。3．2理性的心智基础———思维语言假设思维语言假是JerryFodor在TheLanguageofThought里提出的。思维语言假设将心智看作符号处理器。正如For-dor所强调的思维语言是受到了AlanTuring的启发，他把计算定义为根据算术对没有阐释的语言符号的形式操作(Turing，1950;Fodor，1994)。Turing介绍了符号处理器能思考，这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Searle，1980;Drefus，1972)。认知的符号处理观点在思维语言假设提出时非常的流行。在思维语言提出时，AllenNewell提出心理状态能通过内部结构如电子计算机来理解(Newell，1980)。心智是一个计算过程，涉及到在语义上可解释的一系列符号的操作，这些符号是根据算术来处理的(Pinker，2005):(1)认知过程在于大脑的内在表征词例的因果序列。(2)这些内在表征结合了句法和语义，符号操作保留了思维的语义属性。(3)内在表征的心理操作因果地对符号的句法结构敏感(Fordor＆Pylyshyn，1988)。心智的计算理论如下:物质的排列有表征和因果的属性，也就是说它们同时带有事物的信息，参与到了一系列物理事件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以现在的观点，理性思维是语言符号词例的因果序列最终在大脑中实现。这些符号(物质和能量)具有表征和因果属性。理性思维的本质是思维的符号操作的过程，在过程中符号有句法和语义。理性思维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关于意向性现象的谜团。意向性是指思维的“关于”或是“方向”。意向性以某种方式代表这个世界。实际上，支持思维语言研究思路的人试着要把意向性植根于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符号有计算的实质。符号指的是在世界上的实体，这些实体之间存在因果和规律性的关系，此关系存在于世界上的词例属性和词例符号之间。简单地说，属性或是心理内容所表明的规律或是因果关系被“锁入”了这些符号中。因此，思维的意向性如“意大利浓缩咖啡很浓”是符号计算状态和存在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意向性，本来没有意义的自然语言的声音与标记却可以用来表达意义。如果思维可以被看作是对自己谈话，那么作为一个心的表征的一个思想就可以被看作是思维语言中的一个言语表达。思维语言是一个假设大脑中由语言系统表达的类比，像一个符号的计算系统一样，它也有它自己的表征元素和组合规则。这样一个结构实现于大脑的神经结构并且决定口头语汇的意义。
基于思维语言假设的一般会话含义与特殊会话含义
交际中使用量化句的辖域限制可以看作是在思维中使用量化句的辖域限制的派生。特殊会话含义是指“利用语境的特殊特征，在某一特别场合说出P所带有的含义的情况”，一般会话含义则发生在“说出P通常带有的这种含义没有空间的情况下，使用某种语词的形式会通常(不是在特殊情况下)带有这样那样的含义或某种类型的含义”(Grice，1989:37)。如:panXq中，格赖斯提出这种类型的句子的一般会话含义是X不属于或不是与某一特定的人相联系(Grice，1975)，他识别出了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一类句子。他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命题，如果一个句子有这样的特征，该命题被认为是该句子的一般会话含义。一般会话含义的产生不受任何语境特征的影响，思维中使用语言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而特殊会话含义要受语境特征的影响，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但问题在于一般会话含义都是由句子的形式所产生的吗?在量词的辖域限制的情况中，一般会话含义都是由所有的A都是B的句子形式引起的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1)长庚星是长庚星。(2)长庚星是启明星。(3)约翰不相信长庚星是启明星。穆勒认为一个简单的专有名词的语义内容是该名词所指称的物体。如果一个简单命名是他的指称物，那么任何两个有同样指称物的命名一定有同样的意义。那么，(1)和(2)的意义是一样的。显而易见，这两个句子的内容是不同的。(1)没有信息量，但(2)有新信息，丰富了命题。长庚星是晚上最明亮的星，而启明星是早晨最明亮的星星。说话人利用共指涉词的替换来表达会话含义，会话含义所产生的命题和句子的语义内容命题容易混淆。(3)隐含的命题包括:(4)约翰不相信长庚星的指称是启明星的指称。(5)约翰不相信长庚星是启明星是真的。(1)和(2)在信息性方面的差别不能被(1)和(2)的会话含义所解释。在思维中使用(1)和(2)的信息性也不同。(3)隐含的真值命题就是(4)，但是在会话含义里使用(3)隐含命题就是(5)。尽管说话人因为礼貌的原因不说出约翰缺乏天文知识，但是说话人能在心里这样想，所以(3)不是交际中的意义。接受统一的罗素语义学和格莱斯语用学来解释我们关于句子的指称使用的直觉，区别限定摹状词的指称和属性。通过限定模状词来研究说话人如何通过话语表达多于句子的字面意义的意义。研究思维中限定模状词的指称使用可以了解其在交际中的使用吗。假设在聚会上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6)站在角落喝茶的约翰很有趣。如果约翰喝的是水，那么说话人还是成功地向听话人表达了约翰是有趣的命题。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解释，在角落喝茶的人是约翰，尽管事实上他喝的并不是茶。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解释，说话人成功地表达了关于约翰的命题，但句子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不一样。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了说话人能使用句子如“每个瓶子都是空的”在思维中来判断在家里的所有瓶子都是空的。但是说话人使用一个句子如“在角落里的男人———约翰就是在角落里喝茶的男人”在思维中使用句子不能成为做判断的工具，因为这种句子的使用需要有一些背景的信念和判断。在另一个例子中，假设在一次聚会上张三穿着红色毛衣。如果发现有人的钱包被偷了，而说话人又知道张三曾有这样的前科。说话人对听话人说:(7)穿红色毛衣的男人偷了钱包。用“穿红色毛衣的男人”来指张三。模态词的指称使用需要预先判断是汤姆偷了钱包。正如上例中说话人说学生有很好的书法来会话含义地表达学生不适合当哲学研究生，但是并不是在思维中来想这个命题。限定模态词的指称使用不能在思维中的语言中出现，却能够通过会话的原则进行。从上面的例子可以发现，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是思维中的语言使用的派生。如说话人先要在思维里对自己说“张三偷了钱包”，才能在交际中使用“穿红毛衣的男人偷了钱包”来指张三偷了钱包，特殊会话含义的产生都要以一般会话含义为前提，言语意义来自于心理表征。
结语
【关键词】对话；对话内涵；对话特征；对话原则
【作者简介】蒋平，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副教授，博士，广西 百色 533000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2-0117-04
在人类历史演进中，人们始终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对话，在头脑中思考着对话，并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对话。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对话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马丁・布伯、戴维・伯姆、巴赫金、哈贝马斯、加达默尔等思想家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对话的内涵，积极践行对话。追溯对话发展的理论渊源，有利于窥视对话的本质，认识对话的基本理念、观点和方法。
一、对话的内涵
近现代以来，马丁・布伯、戴维・伯姆、巴赫金、哈贝马斯以及加达默尔等学者阐述了自己的对话观念和理论视点。
马丁・布伯在《人与人》中提出基于“我-你”关系的“真正的对话”。他把对话分为三种：真正的对话、技术性的对话、装扮成对话的独白。“我-你”关系中的对话是真正的对话。布伯把“我-你”关系描述为一种和谐的相遇，在“我-你”关系中，“你”告谓“我”。“我”则对“你”的告谓作出回答，建立起对话关系。第二种是单纯由客观理解需要所激起的技术性的对话。真正的对话在这里被隐晦地藏匿在各种形式的灰暗角落，对话者必须从对方大量话语信息中挖掘隐藏着的意义。第三种是装扮成对话的独白。相遇的两个人或者更多人并未建立关系，仅仅以对话的外在形式曲折、迂回地与自己进行对话。“我”从未呈现，“你”也从未到来。其中，“我-你”关系的对话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持续性。
戴维・伯姆为了应对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类沟通问题，从隐藏在对话背后的思维着手，提出了广受推崇和应用的“伯姆对话”理论。他从“对话”的词源分析开始：“对话”（Dialogue）源于希腊词“Dialogos”。“Dia”在这里代表着“穿越”（Through），“Logos”的意思是“词”。代表着“意义”。那么。“对话”即是意义在人们之间的穿越和流动，并因此存群体间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生成某种“共享的意义”。对话者以一种“共享思维”的方式去克服“分裂性思维”和“思维假定”的不足，进而得到整体的“共享的意义”。在分享与参与的对话中，人类能拓展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巴赫金在对文化话语的研究中提出了“超语言学”对话理论。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语言的本质，是人类最基本的相互关系。他发现对话具有复调性或多声部。“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这意味着对话双方的独立性、自由性、差异性。对话还具有“狂欢化”的品质。狂欢能使人打破禁锢返回到真实的生命。“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这有利于打破日常法令、禁令、规矩所形成的体制和秩序基础上的不平等，消融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阻隔，彼此之间可以毫无顾忌地亲昵接触。
哈贝马斯为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严重的危机和弊病，将哲学反思引入社会分析中以探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方案。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交往的本质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全面沟通和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识的活动。他说：“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哈贝马斯还提出了“规范的正当性”问题，强调对话的规范化、正式化和秩序化。他倡导用对话沟通“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可以在对话中建立有效的语言情景，重建交往理性，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达到人性解放的目的。
加达默尔提出了具有辩证法意识的理解对话。加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和解释都必须通过对话发生。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的形式：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保持张力基础上实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产生新的“效果历史”。对话由对话参与者共同决定，只有对话双方彼此从自身的历史性出发，又承认对方并使自己向对方开放，对话才能真正开始。“谈话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因此，在每一场真正的谈话中，我们都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理解为这样的个性。”这意味着对话双方的同时在场与积极参与，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观察者的身份置身事外。
可见，每个学者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领域出发，会形成关于对话的不同认识与观点。但每个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肯定和强调：对话不是独自，乃是一种关联“我”与“你”之心灵、情感及人生意义的交往。“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对话强调人生相遇和生命交流，追求在人与人、人与他者及人与自我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关系。“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而这就是‘对话意识’。”它既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也可以作为一种观念或理念，还可以作为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基本来说，从狭义的角度讲，对话是人们的一种特定的交流和沟通方式……而从广义的角度讲，对话更涉及到人类存在的基本哲学命题，涉及到人类的历史与文明。”一般意义上的对话，是指人们使用言语的或非言语的语言进行思想、情感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为观念或理念的对话，是“我”从本体的真实感受出发，将“你”视为与“我”一样的主体，主动与“你”进行互动、交流与合作，真诚地相互敞开心灵。让思想情感进行激荡碰撞。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看，对话是主体基于自身历史性，围绕关涉人的存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问题相互交流与沟通，达到视域融合，形成共识，不断自我生成的活动。但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对话，从过程上看，它都是“我”倾听“你”的诉说，对接收到的意义信息进行分析、思考、价值选择，最后对你进行应答的过程。
二、对话的特征
对话集主体间性、阐释性、反思性于一体，是主体间性对话、阐释性对话与反思性对话的辩证统一。首先，对话具有主体间性。对话的先决条件是“我”与“你（另外一个我）”的主体间交往关系，即只有“我”与“你”发生真正的交往关系，才能对话。“‘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所以，关系既是被择者又是选择者，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我”在交往中通过言语行为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建立起意义的关联，表达出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事件，呈现出自我的世界经验和主观世界，并与“你”建立关系。对话者“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这使人将自身的精神活动、自身的行为与自然界、他人、社会和谐地联结起来，而置身于一种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在对话中，“我”转向“你”，以“我”的身体和灵魂转向“你”，靠近“你”，聆听“你”，问答“你”；而“你”同样待我。“我”和“你”基于自身的历史性进行意见交换，相互敞开自己的视域，“我们”的真实的生命在对话中交融，在彼此的交互性之内进行理解。进而实现视域融合，达到新的效果历史（共识）。
其次，对话具有阐释性。从对话的过程看，无论采取何种对话形式，“我”与“你”对话所交流的内容一开始只是信息。“对对话者来说。大家之间所交流的内容，在发言者看来是他所拥有的知识和观念，而在旁听者看来则只是信息。”对话者接收到信息之后，不是被动地接受对方的观点，而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生活经验出发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和价值取舍，以自己的模式进行阐释，然后才形成有意义的观念和想法。也即是“我”基于自身建构对“你”的理解，包含着我对“你”所陈述的意义的开显，甚至重写。每一个对话者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过程，以自身的人生体验与生活经验参与到“你”的世界中，进而“我们”携手参与到意义事件中去，共享对生活世界的经验。当意义从“你”那里流动到“我”这里，被“我”理解和认识，即是意义被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乃是一种生成性和创造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阐释过程。对话才具有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而对话之所以始终强调意义的生成性和创造性，正在于保证和要求对话者参与对话，将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纳入对话的解释学循环过程之中。
最后，对话具有反思性。加达默尔指出：“作为解释学的一项任务，理解一开始就是包括了一种反思因素。”对话者在对历史文本反思的经验中达到理解。对话者围绕关涉人的存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问题进人倾听、思考与应答的辩证过程。“我”倾听“你”的说话，思考其中的意义，给予应答：“你”同样如此，进而达到意见一致和共识，生成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处于主体的自身传统的生命关系之内，“我一你关系不是一种直接关系，而是一种反思关系”。反思性对话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模式：第一个模式体现在对话者“我”与“我”之外的世界的对话过程中。第二个模式体现在对话者的不同人格意识部分的对话中。当对话者对自身之外的世界进行反思的时候――这种反思伴随在主体间性对话的过程中，他既是在理解世界，又是在理解自身――“我”只有在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才能去认识和了解世界。在反思中，对话者理解了自我，并在自我的理解中解释了世界。如此，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建立紧密的联结，意义畅流其间。对话者在历史性的反思中理解自己的生活境遇、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他人。
三、对话的原则
对话的进行、延续与发展，不是自然而然、自动完成的过程。对具有不同历史性的对话者而言，他们从相遇到开展一场真正的对话，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主要有平等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艺术性原则和生成性原则。
首先，平等性原则。正如马丁・布伯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对话乃是“我”与“你”之间的平等对话。“没有平等，就成了教训和被教训、灌输和被灌输，就好像水遇到了油，谈不上对话和交流，也撞不出美丽的火花。”对话要求对话者彼此视为平等的伙伴，以平等的身份建立开放性的合作关系。平等是对独白的否定。“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另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在独白中，“我”自说自话，不期待他人的回答，或对他人的回答置若罔闻。平等还意味着对话者处于积极的、自由的参与状态，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声音。每个对话者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意识，有独自的个性，既不能在对话中盲从他人，迷失自我。也不会强加自己的意见于他人。这既可以避免对话者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又强调其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对话，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正因为每个对话者都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自己的原则，对话才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其次，开放性原则。对话需要一种完全开放的氛围，对话者、对话的问题、对话的意义不能固守于即定的内容和模式，都是自由和开放的。“对活过程本身是一门开放性的模糊艺术”，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没有终结。对话意味“我”向“你”开放，“你”因而能够走进“我”的心灵；对话也意味“你”向“我”开放，“我”能够进入你的视域。对话者彼此敞开、互不设防、共同参与，以信任的态度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以信任的态度聆听他人的说话，听取他人的意见，共同思考和分享意义。对话者围绕共同关心的事件，针对关涉人的存在、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认真思考，积极发表意见和看法。在经过长期循环式的和递归式的对话之后，对话者彼此之间诞生出的真正信任和坦诚，都不再固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共同合作，求同存异。当每个对话者真诚地与他人分享意义，意义便能自由流淌于人们之间。对话者在相互开放中彼此体验生命。达到视域融合，实现意义的流动，生成新的共享意义。
再次，艺术性原则。巴赫金发现对话的“狂欢化”本质时指出，狂欢化促使人们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结构，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加达默尔也将对话与游戏关联起来，认为真正的对话就是一种游戏过程。进行对话就是在做语言游戏。这表明，对话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对话者在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审美的游戏中去对话。事实上，人们在对话中“会经历挫折、厌倦、枯燥、无聊、激动与焦灼，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如果对话的过程单调乏味，或使人焦躁、压抑，对话者就不愿进入对话甚至退出对话。对话者应以对话的精神与他人、与他者及与自身建立平等、民主的交往关系，要使用艺术性的语言将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表达出来，将意义事件呈现出来，使“我”与“你”不自觉地进行到对话游戏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紧密相联。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把握其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关系，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意识形态安全是由“意识形态”和“安全”两个词组成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法律、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要素的综合。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必然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必然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侵害。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受侵害，且稳定存在并得到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和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政权，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赢得了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被弱化、破坏或颠覆，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指导党和人民前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然是其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科学性、人民性、批判性和与时俱进性的具体体现，能够抵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因此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体系的安全，必然具有人民性的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来自于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实践，代表和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和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建立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民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从而主动地接受它并付诸实践，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
（二）基础性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稳定的基础。曾明确指出：“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9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党和人民的政权紧密相连。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政权，必须首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受影响。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失去政权，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下丧失了主导地位，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使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三）动态性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反映，必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果滞后于社会现实，不能回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就会丧失其指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动态性特征。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其内容表达和价值主张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否则，就会出现信任危机。
（四）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源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而意识和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具有隐蔽性特征。社会是由处于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各个层次的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以及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程度等，都内隐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看不见、摸不着。苏联之所以，就是因为苏联人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面前，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动摇甚至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信念。而这种动摇和发展变化往往是隐性的、渐进的，当社会出现混乱，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危机时，局面可能已无法控制。
（五）根本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安全具有根本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我国的各个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危机，必然带来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的危机。比如，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的政治纲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安全出现问题，必然带来政治的危机；再比如，文化安全，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意识形态安全出现问题，必然波及文化安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意味着国家各个安全体系中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高度统一，这必然能够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正能量；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认同，就会带来国家安全体系的各方面危机。
（六）渐变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意味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遵循，而人民群众对其认可的程度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现实，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也会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也具有渐变性特征。只有结合实际，针对不同群体的思想特点，进行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才能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都必须通过话语表达出来，使人们能够接受和理解，得到人们认同，从而增强其影响力，确保其安全性。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与话语体系建设相辅相成，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影响和促进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出来，使人民群众听得懂、好接受，使之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必将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基础。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导致思想文化多样，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只有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时展同步，对社会现实做出新的科学的阐发，引领和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思想文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进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说到底是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变成时代话语、民族话语，使人民群众愿意听，进而在思想感情上增强认同感，提升其影响力。三是增强人民群众抵御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只有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人民群众才能够学习和掌握其思想体系。在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更便于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我们党只有根据时代的这种发展变化，及时调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范畴，积极总结、提炼、吸收网络语言和大众话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动性，才能使人民群众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能“听得进”，从而增强人民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影响话语体系建设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而且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一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能够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紧跟时展步伐，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好地接地气，赢得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号召力。二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来自于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只有根据时代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反映社会发展实际，增强其说服力。三是影响话语体系的战斗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斗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力。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只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经典话语变成朴实话语，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帮助人民群众划清是非界限，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斗力。
四、积极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促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使人民群众接受、认同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自觉运用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之源。没有先进科学的理论，就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意识形态安全。然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保持其先进性、科学性和对现实问题的说服力，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党的十以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与时展相符合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意识形态安全与否取决于信奉的意识形态能否指导、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要根据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意识形态理论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创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于，它始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始终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相一致，始终代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因此，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根据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利益诉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理论，构建反映时代特色的话语体系，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三是遵循客观规律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其始终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要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就必须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在准确把握各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进行理论创新，以科学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永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机与活力。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革命时期的话语体系，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发挥作用，必须认真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人民群众的认知认同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认知认同，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二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如果不与中国的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相结合，就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转移而产生新的话语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与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解答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用这些“话语体系”教育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才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
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一个不断转换与重构的符号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时代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转换为时代话语，以表达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新实践、新创造。我们党历来重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化，始终根据时代特征和现存的实际情况，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共产党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满着激励斗志和革命的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党和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满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话语，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梦”，等等。广大人民群众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引领下，同心同德，奋力拼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超过日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我国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转换的实践证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新的阐发，才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和人民群众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形成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人民群众才能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信仰。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化
话语是表达思想的桥梁，离开了话语，再好的思想观念也得不到表达和传递。但话语表达思想、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是起不到思想观念传播作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话语”转换成“朴实话语”，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地气。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众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阐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念，用“三座大山”来阐发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加深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引导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经济。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表达党对人民的感情；用“‘老虎’‘苍蝇’一起打”表示反腐败的决心，等等，向人民群众有效传递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就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大众化，用朴实的话语阐释深刻的理论，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好地融入群众、更好地入脑入心，进而提升人民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文化影响的能力，有效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