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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白；乐府诗；阴柔美；创新
乐府者，是我国传统的经典诗歌，源于汉代乐府机构演唱的乐歌，之后经魏晋一直延续到南朝，并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模拟之作。不管是乐府机构演唱的乐歌还是文人的模拟之作，都可以统称为乐府。在众多文人拟乐府中，李白的乐府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李白的乐府诗颇具“古韵”
乐府诗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都是一种经典性的作品，超过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经典难以超越，但却可以将它的精华延续下去。李白的乐府诗继承了乐府诗的形制、题材等，古典意象丰满，颇具“古韵”，延续了一种典雅之风。李白的乐府诗不管是在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还是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都收录了一百多首。根据现在的研究统计，具体数目为：前者中收录149首，后者中收录159首，约占李白现存诗歌总数量的七分之一。可以判断，李白实际创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就创作拟乐府的数量来看，李白似乎要比鲍照、谢眺、萧衍这些以拟乐府著称的诗人都要多，并且不减乐府的“古韵”，颇具乐府的古雅风貌。在这些乐府诗中，李白大量地使用乐府古题、旧题，包括汉魏古题《长相思》《怨歌行》《少年行》等，南朝旧题《乌栖曲》《大堤曲》《乌夜啼》《夜坐吟》《上云乐》等。从而，李白乐府诗的题材和内容也与古乐府有很多相似之处。李白的一些乐府诗，如《于田采花》《王昭君》《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等篇，从题材、内容、立意、语言上纯粹是拟古。所以说，在文人的拟乐府中，李白的乐府诗是非常像古乐府的。胡震亨《唐音癸鉴》说“李白诗祖，宗汉魏，下至徐、庾、杨、王亦时用之。”
二、李白的乐府诗具有阴柔美
李白是一位以豪放风格为主要特征的诗人，难以置信的是李白诗歌在阳刚美的主体特征下，也有一部分诗歌具有阴柔美，其中主要是他的一部分乐府诗歌。继承汉魏乐府的风雅传统是李白乐府的主要特点，不过李白也有18首清商曲辞，这些具有南朝乐府柔媚的特色。如，李白模拟的《大堤曲》就是以宫体而闻名的梁朝简文帝萧纲的原创之题。清代王琦在李白《大堤曲》一诗下按曰：梁简文帝作《雍州十曲》，内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盖本于此。实际上，仔细统计《乐府诗集》《李太白全集》所收录的乐府诗，以女子为题材的有三十多篇，除了少数篇章是纯粹拟古、贯穿古雅精神以外，其余的都是极富阴柔美之作，尽显女子风情。李白以女子思夫为主题的乐府诗写得婉转清丽，非常动人。如，这首《捣衣篇》：闺里佳人年十馀，颦蛾对影恨离居。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燕泛中洲。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楼上春风日将歇，谁能揽镜看愁发。……
此诗虽然牵涉了戍边，但颦蛾、玉手、红粉楼等具有暗示意义的词汇堆砌浓密，使诗篇显得纤弱、妩媚，尚有南朝萧纲等人宫体乐府的遗风。从此，可以看出李白的诗歌风格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阴柔美是李白乐府诗歌风格的一个方面。
三、李白的乐府诗创新意识强烈
李白的乐府诗虽然“古韵”浓厚，但新风也很明显。如上面的《捣衣篇》，虽然尚有南朝遗风、与宫体乐府难以撇开关系，但其中的婉转流畅、灵活的典故、鲜活的意象，在文人拟乐府中却是只有李白一人可为。再如，在题目与题材上，李白的乐府诗内容更宽广了。与南朝的宫体乐府、艳体乐府相比，李白的《玉阶怨》《春日行》《妾薄命》等乐府诗具有明显的揭露、映射现实的创作意图。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怨歌行》，作者自注曰：长安有内人出嫁，友人命代为《怨歌行》。内人出嫁也就是改嫁，在这首乐府诗里李白的笔触直接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现实。在写法上，李白的乐府诗最大的特色是白描，像以上那首《捣衣篇》中繁缛的辞藻堆砌是少数。来感受一下李白的《大堤曲》：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无复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如果与南朝萧纲的《大堤曲》做一个对比，李白乐府诗的变化是巨大的。至于说李白的乐府诗《子夜吴歌》，写法的变化就更大，其三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乐府由创作手法的变化，发展到了思想内涵、诗歌境界的更大创新。
李白是大量创作乐府的诗人。李白乐府诗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同时，又能变创其体，可谓是厚古不薄今，是独具特色的李家之一体。李白乐府诗的审美价值表现在：在基本风貌上古雅本色，在风格上具有阴柔美的一面，在创作的主观意识上创新强烈。
参考文献：
[1]于晓蛟.李白李贺乐府诗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关键词：李白 动物意象 飞禽 禽兽 虫鱼
一、飞禽意象
李白诗歌中的天上飞禽有鹤、鸿、燕、雀、白鹭，大鹏、凤凰、鸳鸯等。可以说我们翻阅李白诗集的同时，耳闻目睹了黄鹄飞翔、莺歌燕舞、仿佛走进了一个种类繁多的飞禽世界。据统计从李白诗集中得到的鸟类名称约有60多种，如“春阳如昨日，碧树鸣黄鹂。”（《秋思》），“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长相思》），“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庐江主人妇》），“宫女如花春满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越中览古》）。李浩在《唐诗的美学阐释》中明确的将李白笔下的禽鸟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际存在的鸟类（即鸟类的普通意象），如鸡、燕、布谷等；另一组则是神话或传说中虚构出来的鸟类（即鸟类的虚拟意象），如大鹏、凤凰、青鸟、天鸡、跤乌等，这一类意象多带有典故本身所具有的原型性特点，同时又积淀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李白的诗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
在众多的鸟类中，李白最钟情的是虚拟类意象大鹏，他发挥奇特的想象，笔落天外，在他的诗文中精心描绘了大鹏这一文学意象。李白少时曾作《大鹏遇稀有鸟赋》，中年后改为《大鹏赋》；“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抒写志向；他在《古风十三》中写道：“北冥有巨鱼，身长数千尺。仰喷三山雪，横吞白川水。凭陵随海运，棹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描绘了山巨鱼化成的拍击万里的”摩天飞“的大鹏；去世前作《临终歌》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又一次借大鹏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从这三部咏大鹏的诗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李白是怎样从浪漫走向深沉，在由深沉走向悲慨；也可以把握诗人如何从幻想的境界进入残酷的现实，在由残酷的现实走进永恒的幻想。大鹏志在千里，李白志在四方，李白与大鹏的气魄相同，大鹏之举，需待六月之息，而其一举，则“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泵奔”（《大鹏赋》）。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学剑术，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李白笔下的大鹏虽然是对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象的发挥，但李白笔下的大鹏与庄子笔下的大鹏被赋予的寓意不完全一致。他汲取了庄子恢弘辽阔的气魄、蔑视世俗的傲骨，把大鹏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对大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赋予大鹏以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孤傲不逊的性格。
李白笔下的众多鸟类中还较多的是神仙坐骑，比如白鹤和凤凰。白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本身就具有长寿、吉祥的寓意，并且常常和神仙、仙境联系在一起，所以白鹤也成为了神仙坐骑的一种。在《感兴八首・其五》“欲逐黄鹤飞，相互向蓬莱。欲乘鹤而起，向蓬莱而飞，飘然出尘。”中非常形象的描写了白鹤的“飘然出尘”的气质以及悠然自在的逍遥，这些都是与神仙气质相符合的。传说王子乔吹箫引凤，他便乘风而上，羽化为仙了。此后凤凰也归为神仙坐骑的一类。李白在他的诗歌中也有非常多以凤凰为坐骑的诗句。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猛虎击鼓，凤凰拉车，仙人多如麻。又如《飞龙引》中“宫中彩女颜如花 飘然挥手凌紫霞 从风纵体登鸾车。登鸾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以及“后宫婵娟多花颜，乘鸾飞烟亦不还。”都是描写诗人梦想乘“鸾车”遨游天际的情景。还如《凤凰曲》中“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
二、兽类意象
李白诗集中还出现了许多兽类意象，根据对《李太白全集》的粗略统计，发现其中兽类意象有：龙（骊龙、夔龙、蛟龙）、虎、豹，龟、蟾蜍。长鲸、麒麟、猕猴等40种左右。李白诗歌中的兽类意象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际存在的兽即兽类的普通意象，如虎、豹、鹿、兔等；另一类则是神话或者传说中虚构出来的兽类即兽类的虚拟意象，如龙、巨鳌、麒麟等。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兽类意象中，李白喜欢写鹿。在他的诗歌中多次提到鹿、麋鹿、白鹿，而鹿多和仙人或者仙境联系在一起成为神仙的坐骑。李白笔下的鹿寄托了他寻仙墓道、退世归隐之意。白鹿的意象也多和神仙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游仙诗联系在一起，诗人或欲骑白鹿访名山，或欲乘白鹿谒天门，或欲借白鹿从仙人，在这些奇思妙想中流露出渴慕仙道之意。
跟鹿一样，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虚拟的意象就是“龙”，龙集许多动物的特征于一身：驼头、鹿角、牛耳、蛇身、鱼鳞、鹰爪等，是万兽之首。在李白诗歌中龙主要是以青龙的形象为主，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合称为四方之神，为道教所信奉。龙在中国古达传统文化中有着无比尊贵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汉民族的图腾崇拜，所以很多神仙的坐骑都是龙。李白诗歌中众多的龙意象折射出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既有借飞龙去寻仙，不问人间世事的归隐之念，又有攀龙附凤、辅佐帝王、建万世功业的进取精神。
三、虫鱼意象
李白诗歌中还有一些虫类动物的意象，如：蝴蝶、蟋蟀、春蚕、蝼蚁、流萤、秋蝉、海鱼。鲤鱼等。如“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山人劝酒》），“悄结思幽，蟋蟀伤褊浅”（《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泥古二十首》其八），“昔视秋蛾飞，今见春蚕生。”（《古风》二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白的诗歌中虫鱼类意象没有深意，就不具体分析了。
动物意象作为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早在诗经、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就有了。李白对动物意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李白诗歌扩大了动物意象群，凡是生活中、自然界中乃至人们观念图腾中具有的，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再现。其次，李白的诗歌丰富了某些动物意象的内涵，就是借鸿雁传书寄托了对朋友的思念。另外李白诗歌中的动物意象也包含了诗人个人的人格精神。比如李白诗歌中的大鹏体现了他的自信豪迈、傲岸高洁；他笔下的龙有时候是帝王的象征，表达了他辅佐帝王建立万世功业的理想，有时候又成了他寻仙访道的使者，表明了他的归隐之念。
参考文献：
[1][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盛唐;长安文化;王维;李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54-005
盛世唐朝，诗坛万千气象，常为人道者自然是双子巨星――李白、杜甫，在诗的意义上，有唐一代能与此二子成鼎足之势的大概只有一个王维了。若将王维与前两者相比较，则可发现王维与李白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他们都曾凭借文才接近过长安这一盛唐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在当世便名扬天下;他们都精通音律，都喜好山水，等等。
后世谈及盛唐气象，常以李白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在唐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似乎更能被称为是唐音的正宗。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1]494。当朝统治者的评价虽不能作为对诗人艺术成就的盖棺定论，但至少可以反应出统治者的喜好对当时当地的文学审美取向的影响。
一、盛唐气象与长安文化区
通常所谓的“盛唐”是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2―756），这是唐代社会高度繁华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期，“盛唐气象”则是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概括。宋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253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诗论虽也对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多有论及，但并没有明确地将“盛唐气象”作为专有名词列出，直到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始有较为完整精确的定义，在该文中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他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3]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作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盛唐景象的一个浓缩。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4]在这里，陈先生将长安视为一个文化区域主要是为了与胡族相对比，侧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将其借鉴到文学史上也未尝不可。
在文学意义上，长安文化的核心和主导自然是其中的皇室贵族，因此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的意味。“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长安文化作为唐代的一种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在与唐代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唐代文人一般都怀有强烈的用世心理，走向长安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5]在长安，物质层面的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涉及生活中的升迁、贬谪、送别、交友、节序活动等民俗方面。唐朝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长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含有高朗开阔的意味，而在不同皇帝执政期间，长安文化的侧重又有所不同。
唐太宗尊儒崇文，推行仁政，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在高宗、武后执政时则“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造成了官员的才德不相配。到了玄宗时期，崇儒又成为了长安乃至全国的风尚。此时长安文化区对儒的崇尚不仅是帝王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举措，也是文人官员群体对于儒家道德品质的强调。出于政治目的之尚儒投射到了长安的文人群体中，形成了对于儒者风范之文士的推崇，王维便适时地得到了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接受。
唐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备至能够有力地说明王维在长安文化区中的被接受程度很高，而这其中，代宗本人深受长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期待视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代宗的少年时期，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时常出入于皇室门庭，少年代宗便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困苦不堪，不复当年辉煌，在文学方面他自然会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多有追思。“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6]这不仅是代宗个人作为普通读者对王维的追忆，更是他作为长安文化区中心的特殊读者对官员在个人层面的要求的体现。
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汇集到了长安，王维便在其中。科举制度令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学士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即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考核。经学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表示唐朝统治者相当看重从官文人的儒家道德修养，要求文人不仅要具有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人格，更要有“扬于王庭，敷以政事”的忠国之心和进取精神。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从政之路，也从此进入了长安文化区，并逐渐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
二、悠游贵族之王维与自由散人之李白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也是政治的核心和主导，即握有政治大权的皇室贵族，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1]494-495，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也点明了王维诗歌被皇室看中的特质。
唐朝文学有承六朝余绪之处也有复汉魏之古的诉求，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形式的高雅化，二是内容的实质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雄壮浑厚和积极向上的气韵。长安对于广大文人士子有着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也让长安文化区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舞台，而在以长安为背景的情况下，精密雅致的宫廷文学更加符合皇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长安文化中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是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进则表现为追求事功的边塞诗，退则表现为含隐逸意的山水田园诗。
《新唐书・文艺传》有云：“侍以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将王维归类于“酬奉”之诗人，可见王维的应制酬奉之作影响深远。初唐的应制诗多阿谀逢迎之色，谄媚无骨，缺乏生机。到了王维笔下，应制诗气象遂为之一变。王维的应制诗现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7]王维虽仕途多有曲折，但几乎一直处于在朝为官的状态，其士大夫官僚的身份没有改变，故应制唱酬诗的创作是与其身份阶层相结合的。同时王维的宫廷经验较为丰富，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常有来往，在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创作中，王维无疑有着远超李白等同代诗人的优势：于王维而言，应制诗并非纯粹是为奉诏而写，也是他对自身悠游贵族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因此，王维的应制诗虽然有着意修饰的精美外表，但其厚重富足的实质性之内在更为难得，故发而为诗绝非那些虚有其表的宫廷式雕饰的应制之作所能比拟。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对王维应制诗评价道：“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这种雄整高华、精密雅致正是长安文化所欣赏的风格特征。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应制》一诗：“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1]173此诗以壮阔的渭水、黄山开篇，高朗的背景下辅以柔雅的柳树花丛，在一片伟阔明澈中，帝城宫阙傲视着和风细雨中的万户人家，雍容气派之后缀以规劝之句，承袭诗教的温柔敦厚，令全诗气格顿高。黄生《唐诗摘钞》评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这种恬淡富足的气象正合于长安文化的主流。
李白虽也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其职位仅为翰林供奉，相当于陪同皇帝宴游的词臣，虽可进出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身份与王维等正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8]李白由民间入宫廷，加之本身又是极为天纵骄才的狂士，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以贵族为中心的长安文化了。故此，李白的应制诗不仅为数不多，而且缺乏足够的内在情感的支撑。对于李白，从诏而作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取悦君王，而他对于帝王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度也仅是旁观而已，因此他更注重对诗歌外在形式的锤炼，较少对这类诗歌的内容进行甄别和雕琢，导致其应制诗有形大于质的嫌疑。且由于李白的身份定位便是“皇帝侍文”，故其诗中虽有谲谏之意也难以被君王重视。李白诗中最著名的应制诗应是《清平调》三首，而这组诗的成名在更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有的应制诗的背景，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形式。
长安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追求，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军赴边，“军谋宏远”在唐代科举中是与选拔政治人才并列的一科。王维与李白的边塞诗均有三十多首，其中都掺杂着建功报国的壮志和对戍边生活的种种思索。
曾有人这样定位王维的边塞诗“不仅为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整个盛唐边塞诗派奠定了基础”[9]，可以说这些边塞诗是真正奠定其开天诗坛核心地位之作。王维自少年时期就有不少堪登大雅的边塞诗，根据其诗题下自注年代来看，他在十九岁已作成《李陵咏》，在二十一岁已作成《燕支行》。彼时正当王维少年英豪、意气风发，也正是开元盛世的初期，这些早期的作品正切合了盛唐初期长安文化中昂扬豪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王维早期的诗歌与同代诗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即充满着为国效力、乐观进取的基调，这是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入世理想的体现。纵观王维一生，确实未曾真正脱离官场，可以说王维少年的入世精神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大指向标。王维早期的边塞诗表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这种青春气息让王维更加贴近盛唐长安的脉搏。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王维有着在37岁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在凉州切身实地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的经历，其边塞诗开始逐渐褪去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现实，有了对不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在抒发不满的诗篇中，王维仍抱有一颗矢志效国的心，在《老将行》篇末有云：“愿得弯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1]93正是由于如此这般地心系朝廷，王维的边塞诗才能很好地引起长安文化区之人的共鸣，从而成为长安文化的代表。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其早年作品与王维少年之作有不少相近之处，都洋溢着勃勃的生气。从《白马篇》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理想轨迹是：“任侠一从军一功成一身退”[7]，其与王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后期。李白的“功成身退”理想主要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的边塞诗必然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不能够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从现实经历来讲，不同于王维曾以官职深入边塞，李白对于边塞生活的实际体验是在“赐金放还”后以一介散人的身份到了河北蓟门，是通过与边塞的平民百姓接触来感受塞外之苦的。因此李白对于边塞理解的深化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后期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云：“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10]93-94这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便使得他站在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此时的他距离长安文化区只能是越来越远。
自魏晋文人发觉了山水中休憩情思之妙，山水诗逐渐进入一种审美自觉的范围，到唐朝之时，山水诗已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局面。唐朝山水诗已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模式，诗人往往寄情山水，寻求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享受。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在长安文化中，山林意味着政务之余的放松，是仕宦文人在追求事功的同时能够不失自己高洁本性的去处，同时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因此畅游山林也就蔚然成风。王维的山水诗不染尘烟、物我两忘，禅宗意味浓厚，是一种悟道的表现。在禅宗的熏陶下，“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11]《山居秋暝》是王维居于辋川时所作，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162诗中描摹景象几乎全用白描手法，以实景传达意会之味，将己心化入山水，无所求而有所遇，在动静相生中蕴含着永恒意蕴。王维的山水诗有“无我之境”的意境，似是游离景象之外却又无景不情。此诗尾联点出主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62-163，由禅入世，回归现实，引出有着放逐心灵的诉求的主体――“王孙”，说出了长安文化区中官员们的心声。王维一生在官，他闲入山林除了含有对官场的无奈，也有着一丝士大夫从容优游的风采，故其山水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观照，从而传达恬淡明净的心境，这种中庸平和的风格也正是长安文化所看重的儒者高雅。
李白一生甚为自傲，对自己的政治期望也很高，偏又不得朝廷所用，主客观的矛盾激化了诗人的情绪，故其山水诗漫篇皆是浓郁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李白亲近山水有一种傲世放达的情绪在里面，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李白早期作品中也不乏与王维诗有着相似意境的冲淡之作，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便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10]918的平和静谧;但更多是以景写人，通过对现实景物的夸张化描写来表现诗人耿介狷狂的自我形象，如《游泰山六首》中有云：“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10]787、“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10]788。遭遇政治失意后，李白思想中追求自由、遗世独立的成分开始与山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融合。李白自幼崇尚访道问仙，在赐金放还后更是于齐州紫微宫正式入道，道家思想中的“逍遥游”对其影响甚大，李白的山水诗中充盈着一股潇洒之气，凸显出一个超越凡俗、追求自由的主体形象，而这种对自我的强调有失中和，太过飘逸傲岸的诗歌是被排斥在长安主流文化之外的。
综上，在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三方面，王维都适当地体现出一个平淡适意的优游贵族的形象，而李白却时时展现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山野散人的形象。对于长安文化来说，王维的中正平和更加符合上层贵族对于文人的要求，而李白只能在较平民的阶层获得好感。
王维与李白在诗歌风格与待人处事上的分野，归纳来说，大致在于王维思想中的客观性较强，而李白更多的突出了主观性。王维偏于客观，作诗常含蓄，并非和盘托出，只是作一开端，引起观者情思。李白偏于主观，观其诗常有大江奔流之气魄，将情感抒发到极致。究其原因，王维深于佛理，作风静穆，在作诗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我意识过滤掉了;王维的诗歌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这种妙悟也多源于禅宗“顿悟说”的影响。而李白深受道教影响，其人其诗都有着追求自由的狂热，更讲求情感的喷发和纾解，自我的表达是贯穿诗句之线。
三、当世对王维、李白的接受
王维（公元701―761）、李白（公元701―762）生卒年十分相近，这里的当世是指对王维、李白而言的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现拟从现存的这段时期的唐人选唐诗选本来比较王维、李白的接受差异。当世选本有5种，分别是“芮挺章之《国秀集》，殷[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9]。这些选本中对王维、李白诗作的收录情况如下表所示：
《国秀集》编于天宝年间，编者芮挺章是国子监中太学生，多选可以入乐的应制奉和之诗，选诗标准是“风流婉丽”，这本选集是长安文化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王维的诗作音韵和谐，属对工整，其应制诗更是体制规范之作，故有7首被编入。而李白长于古体诗，此书未录其诗。《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14―753）间24家共230首诗，编者殷[既重风骨又尚声律，此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选本，王维、李白在入选诗作的数目上相差并不大。“王维诗的数量尽管不占榜首，但殷[在集前《叙》文云：‘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可知殷[最推重的诗人还是王维。在关于王维的‘评语’里又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9]可见风骨秀雅的王维更中诗选家之意。《中兴间气集》主要选取中晚唐诗人，王维、李白皆未入选。但编者高仲武在《自序》中说其选诗标准乃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其选取的诗人多是受王维秀雅诗风之影响，高仲武在诗人评语中也常以王维为典范规式来衡量诗人成就，可见其对王维的重视。《极玄集》编于中唐，编者姚合多选取大历诗人，盛唐仅有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之诗被列在卷首，故可见王维远较李白等同代人更得中唐之人的服膺。《又玄集》是晚唐诗人韦庄所编，收录了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自序：“但掇其清词丽句”，追求风格清婉，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韦庄选集的立足点是唐朝总体的诗歌走向，故王维与李白的地位在他眼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通体说来，盛唐、中唐诗人偏爱秀丽典雅、清新柔美的作品，故王维的文质彬彬更受推崇。李白虽在民间颇有名声，但在诗选家的眼中并不算是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诗选家们多是在朝为官者，其选诗的取向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主流在朝堂的长安文化的影响。
概而言之，王维诗歌在长安贵族中广为传唱，其高雅的内容风格也在较多方面体现出了优游雍容的贵族气质，加之其本身具有平和客观的为人，因此他的诗歌反映并且切合了当时长安的主流审美，成为了唐音之正宗。“天下文宗”之名归于王维不单单是对其诗艺的肯定，更是对其在长安文化区中地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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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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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方回；李白；律诗；评点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31-02
诗歌之水流至唐代，一变而为大江大河，滔滔汩汩，浩浩汤汤，涌起数座令人仰止的高峰，激起无数洁白灿烂的浪花。李白，无疑是一位高蹈的弄潮儿，以其凌绝万代、旷古绝后的诗歌，傲立于盛唐诗歌潮流之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白才情恣肆，飘逸灵动，多不受绳墨规矩的约束，他生平作诗，以古体为最多，成就最高的也多是古体诗，自唐以降不少后人都给以了很高的评价。《唐宋诗醇》卷六说：“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1]。至于律诗，李白所作不多，从《全唐诗》和《李太白全集》来看，五言律诗有七十多首，七言律诗仅十余首。
元代方回编选的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其中收录李白律诗8篇，并一一进行了评点。方回是江西诗派的殿军，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但选诗并无门派之见。方回选诗，具有通达的诗学眼光，不拘风格流派之别；其评点，也多中正兼及两端之言，不因一己之见而有失偏颇。就所选李白律诗而言，从格律、气势、对偶、时代等方面发掘了李白律诗的特色和成就。
方回对所选李白的律诗给以了很高的评价。在评点陈子昂《度荆门望楚》时，方回提到“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孟浩然、李白、王维、贾至、高适、岑参与杜甫同时，而律诗不出则已，出则足与杜甫相上下。唐诗一时之盛，有如此十一人，伟哉”[2]！方回把李白和精于律诗的杜甫等人相提并论，并不是盲目下的想当然的结论，李白固然有律诗写的天衣无缝、不落痕迹，可与之成就超拔非凡的古体诗相提而并论。李白的《春日归山寄孟浩然》是一首对仗工整的长律，入选《瀛奎律髓》的释梵类，方回评道“太白负不羁之才，乐府大篇，翕乎变化；而此一律诗，乃工夫缜密如此。杜审言、宋之问相伯仲。别有赠孟浩然诗曰：‘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虽飘逸不如此诗之端整，以其多禅语也，以入‘释梵类’”[3]。方回认为“工夫缜密”而又“端整”、“多禅语”，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这样难得的诗歌当然可以与“杜审言、宋之问相伯仲”。
“盛唐诗人气魄广大，晚唐诗人工夫纤细，善学者而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此诗比老杜，律虽宽而意不迫”[4]，方回认为《赠升州王使君忠臣》一诗，集盛唐的“气魄广大”和晚唐的“工夫纤细”于一身，比之杜甫也是“律虽宽而意不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描写蜀道的奇险和蜀地风景秀丽的《送友人入蜀》，向来被人们评价很高，“音调和谐，对偶工稳，而又没有纤细雕琢的痕迹，真正达到‘大匠运斤，自成规矩’的境地”[5]。人们常常用这一首格律严密的诗去反驳那些认为李白不会作律诗的人。此诗选入《瀛奎律髓》的“送别类”，方回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白此诗，虽陈、杜、沈、宋不能加”[6]。纪昀也禁不住内心的感叹，写下了“一片神骨，而锋芒不露”[7]的评语。
李白的《送张舍人之江东》，于一字一句中透露着诗人落寞的感叹和对友人的不舍，情感集中而连绵不绝，情感传达准确、完整，整首诗浑成一片，道出了凄凉寂寞的羁旅生涯和萧索缠绵的游子情怀。方回也认为，“‘一雁’、‘孤帆’之句，亦以寓吾道不偶之叹。下句引‘白日’、‘沧波’而云‘行欲暮’、‘杳难期’，意可见也”[8]。对诗人表达的情感感同身受。
除了李白律诗本身有较高的水平外，方回对李白由衷的敬佩也对评价李白的律诗有一定的影响。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人登上凤凰台，遥望浩浩荡荡的大江东去，感慨不已，历史由古及今，既发思古之幽情，又写景色之壮观，最后又以咏叹政治愤懑作结。在气魄逊于崔颢《登黄鹤楼》时，方回从诗歌构思精巧的角度，认为二诗“格律气势，未易甲乙”[9]，期间自是饱含着对李白的尊崇态度，也是对登高望远情景交融、怀古咏今这种时空转换的叙述模式的体认。
在评点李白《秋登宣城谢北楼》时，认为起句“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似晚唐，方回对晚唐诗多持贬抑态度，晚唐诗在体制上“多先锻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10]。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有一两联锻炼精工，但缺乏浑成美，破坏了整首诗的完整性，多有拼凑之嫌。李白毕竟是开启了一代盛唐诗风的谪仙人，笔下的工夫不同于凡夫俗子，能于平凡的景物描写中造出不同的意境，“中二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言景而豪壮，则晚唐所无也”[11]。李白此诗起句概括言景，颔联、颈联具体叙述，整首诗歌自然浑成，与晚唐诗歌还是有着质的区别。在写宣城胜景双溪叠嶂时，李白用了“两水”和“双桥”，因为诗人观察的仔细，描写的概括，用笔老道有如神助，被方回认为“此联妙绝”[12]。
方回对李白律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一定的说明。孟的《本事诗・高逸》中载：唐明皇尝因宫人行乐，特召李白，“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以“夸耀于后”，李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后李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龙，律度对属，无不精绝”[13]。《宫中行乐词》入选《瀛奎律髓》升平类，方回于八首取五，在升平类小序中，方回点明“李太白当唐明皇盛时奉召作《宫中行乐词》”[14]，与《本事诗》中所载奉诏而作的事迹基本相同。大概是因为这五首律诗都比较合律，方回并未作太多点评，只是在升平类小序中说“其言已近乎夸矣”[15]，指出李白《宫中行乐词》言过其实的问题，一代诗仙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鹦鹉洲》前两联“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草之树何青青”多不合律，后两联“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合律，此诗属于律诗中的拗体。后人多认为李白是为了给感情抒发以更大的自由，有意打破了格律的限制，但方回从唐代律诗发展的角度，明确指出了“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16]，表明律诗当时正在形成过程中，格律体制尚未完备，这是很多评论者所没有注意到的。但方回认为“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17]，这种“效”，其实饱含更多的也是褒扬，崔颢的律诗成就较高，能“效”之而写出佳作，也实属不易。后人对此也多提出质疑，“仅仅从争奇斗胜或单纯模仿出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情深沉、意境阔大的作品来的”[18]。
方回对李白的律诗给予高度评价，绝非是一家钻牛角尖之言，后人对李白律诗评价较高的也很多。李白的《赠孟浩然》，是一首格律十分严谨的律诗，对仗自然流畅不露丝毫痕迹，用典也恰到好处，清代黄叔灿《唐诗笺注》评这首诗说：“浩然高志，太白仙才，千古无两，盖非孟公不能当此，而非太白亦不能赋此，令人千载神游。”这一首诗，既写出了孟浩然远离市井、不爱富贵的超凡脱俗，也表现出李白的旷代才华。《送友人》一诗，一改李白往日里豪放不羁擅写古体的作风，在这首诗中四联有三联都用了对仗，每一句都谨守格律，在整齐之中却富于变化，于对偶的句子中显出活泼，《唐宋诗醇》评其“首联整齐，承则流走，而下联健劲，结有萧散之致”[19]，没有一定的笔力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赵翼也认为李白的律诗别有一番韵味，“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调绘者争长，然有对仗处仍自工丽，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20]。
李白早期的两首律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渡荆门送别》也都是格律谨严，风格独具的。作于开元年间李白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时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描写的桃花、流水、野竹、飞泉等景色很有意境，融情于景，有自然混成之妙，表现出诗人的作诗天分。李白描写青年时期第一次出川的《渡荆门送别》，气势雄阔壮大，情感似水缠绵，山、江、云、月、水这些古典意象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灵感，写出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仍恋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样不朽的诗句。早年的这些作品，就已经显示出诗人卓越的诗歌才华，足以表明律诗也是李白驾轻就熟的一种体裁。
李白在律诗上取得的巨大实绩，是李白诗歌风格多样，能驾驭多种体裁的一个重要例证。方回选诗、评诗能够独具慧眼，从格律、气势、对偶、时代等方面发掘出李白律诗的特色和成就，给出了较为简要精准的评价，并从总体上对李白的律诗予以肯定，表现出通达的诗学眼光和中正的诗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19〕冉苒校点.唐宋诗醇[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83.
〔2〕〔3〕〔4〕〔6〕〔7〕〔8〕〔9〕〔10〕〔11〕〔12〕〔14〕〔15〕〔16〕〔17〕方回著，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M].合肥：黄山书社，1994.1，994，899-900，615，615，616，13，268，5，5，107，107， 14，14.
〔5〕王运熙.李白精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34.
〔13〕孟撰，李学颖校点.本事诗续本事诗本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7-18.
〔18〕裴斐.李白诗歌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6.292.
【关键词】：李白 三仙四气 仙风侠骨 豪情浪漫
“三仙”之李白
李白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喜好击剑，仰慕侠士生活，喜爱游览大山名川。又因为李白生于道教的发源地蜀中，所以在多种环境作用下，李白从青年时代起就信仰道教神仙思想。学道德目的在于成仙，所以李白对“仙”字特别有缘，一身兼有谪仙、酒仙、诗仙等名称。
“谪仙”李白。天宝之初，李白第二次入长安，开始了他生活中的黄金时代，而其中最惬意的一件事，便是正是荣膺了“谪仙”的称号。魏颢《李翰林集序》曰：“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这是李白感到荣耀，并增加了自信，自信自己确系仙才。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第一首的开头就反复地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杜甫也同意这样的称呼，《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说：昔年为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从此，李白之谪仙的称号便在京城迅速的传播开来。
“酒仙”李白。酒可以说和李白的一生及其诗歌创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李白以豪饮著称，《襄阳歌》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月下独酌》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其一）这就是李白饮酒的美好境界和情趣，大约在古代文人中只有陶渊明可与之媲美，而李白的饮酒似乎更有潇洒飘然的一面，所以他赢得了超迈的“酒仙”之称。谈诗歌，不能不谈唐诗；谈唐诗，不能不谈李白；谈李白，不能不谈美酒。酒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诗仙”李白。与杜甫极富现实主义的诗风相对，李白的诗饱含着浪漫主义色彩。他以其出神入化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傲岸不屈、藐视权贵，使其浪漫主义诗歌充满无限的魅力，充分地展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以酒写诗，诗中夹酒，欣欣然、飘飘乎，仿佛误落尘世的谪仙、酒仙，大笔一挥，便也成了一代诗仙。
“四气”之李白
气者，本为云气，引而申之，从物质的层面讲，也指构成物质世界的本源，即所谓元气是也。而对应人而言，气，不仅指人的气息，生气，更是指人的一种气质、气概，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精神面貌。由此，“气”不仅是人的一种禀赋特质，进而也成为人们品判某人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此来观李白，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诗人中最富充沛之气的佼佼者。笔者认为，李白之“气”，有宏放之志气，俊爽之侠气、慷慨之士气等等，但如果从最具个性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角度看，李白之“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就是才气、酒气、仙气和傲气，李白就是这充沛四气完美融合的凝聚体。由于在前文中已述说了李白酒仙与诗仙的相关内容，所以接下来将重点说明李白的才气和傲气。
“才气”李白。李白对于自己的才气是非常自信的，这在他诗文中有多方面的自我表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看来他时时将自己的才华与孔子相比；“剑非万人敌，文窍四海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他自认文名满天下，并超过了乡贤司马相如；“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上韩荆州书》），“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李白对其才气自许如此，而他人对李白才气的赞许更是无以复加了。可以说从古至今，对李白才气的赞美是李白评价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李白简直成为天赋诗才的代称或符号：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李阳冰《草堂集序》）；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魏颢《李翰林集序》）总之，上列诸则均表现了李白非凡的才气。李白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大才”、“天才”。钱起在《江行无题》诗中称李白：“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海录碎事》上说：“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
“傲气”李白。李白的傲气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义气。（《上韩荆州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无论现实中的那个真实的李白是否确如其诗文中所写的这样，但他笔下的自我，确实充分表现出士人的傲骨豪气。在李白诗中，时时可见“长揖”、“调笑”、“拂衣”之类的话语，这就是他面对权要时常见的行为方式。正因为李白有如此的表现，因而在他人笔下，李白身上便附会了许多傲视权贵的传说故事。据说唐时就有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鼠璞》）。以后更不断衍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在金銮殿上醉中挥翰等等。
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相互融汇渗透，自然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凝聚于李白一身。“谪仙”、“酒仙”、“诗仙”的交错称呼，就已反映出李白才气、酒气、仙气的紧密融合，而“傲气”更是这种融合中表现出的李白的特质。昔人已乘黄鹤西去，留给我们后人的是用是用诗歌、美酒及仙风侠骨构筑的千载黄鹤楼。追寻李白的足迹，我们在诗人“三仙四气”中倾听盛唐诗歌、诗人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意思是：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凭借风力直上九天云外。全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
公元725年（开元十三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
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这首诗，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作品。李邕在开元七年至九年前后，曾任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刺史。李白游渝州谒见李邕时，因为不拘俗礼，且谈论间放言高论，纵谈王霸，使李邕不悦。
（来源：文章屋网 ）
【学习目标】
1.知识与能力：把握诗人感情，赏析诗歌艺术手法；培养准确传达情感的朗读能力以及筛选信息抓关键词语进行分析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指导并反复诵读，把握诗人感情，讨论欣赏本诗的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掌握诵读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勇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勇气，教导学生热爱李白及优秀传统文化并自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引导学生树立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
【学习重点】
把握诗歌整体内涵，体味诗人感情的跌宕起伏。
【学习难点】
鼓励学生勇于发表自己见解，教导学生热爱李白及优秀传统文化并自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引导学生树立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
【学法指导与教学设想】
1.为落实新课改精神，继续进行“自—导”课堂教学模式的尝试。
（1）借助教辅《优化学案》，做好课文预习。课前早读课时间——自读课文，并由学生介绍自己是怎样预习的，并引导全体同学明确预习本课应掌握什么，并略作点评归纳：李白简介、李白与酒的诗歌收集、文题解读及写作背景、字词障碍扫除、思考本诗主旨及诗人感情等。
（2）替老师设计一段导入新课的语言，要求能激发同学们学习本诗的兴趣与热情。（早读课时适当点拨检查）
（3）自己确定《将进酒》的学习目标：你最想从本诗里学到什么。（早读课上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
2.拟安排一课时。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由学生朗读替老师设计的导入语，并略作点评。（大力褒扬学生的创意）
二、明确学习目标
由学生提出本诗的学习目标或从本文中自己最想学习什么，一一板书，并引导学生一起确定本诗主要学习目标：反复诵读，把握全诗感情、主旨及诗人形象，领略其艺术魅力。
三、整体感知
1.听老师范读，请大家在诗句相关位置作批注标明：停顿、轻重、缓急、高低、长短。
2.抽一名学生朗读并作出评价。
四、诵读，把握本诗感情脉络、主旨、诗人形象及艺术手法
1.思考：《将进酒》感情奔放，气势雄浑，曲折低回，跌宕起伏。请找出诗中带有情感色彩的语句，并用一个字加以概括。
2.逐层齐读，共同探讨归纳（并就原因略作点拨）：
悲——欢——愤——狂
3.集体诵读，找出全诗主旨句，思考：为什么？
（1）讨论，分享，点评。
（2）归纳：“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表现了诗人对权贵的鄙弃和蔑视的态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表现了诗人的自信与达观。（答案不限于唯一，言之成理即可）
4.结合全诗分析诗人李白的形象。
（1）讨论，分享，点评。
（2）归纳：感怀光阴飞逝、人生苦短，自信达观、淡泊名利、怀才不遇、豪放不羁的天才诗人。
5.归纳本诗的艺术手法。
夸张、比喻（比兴）、对比（反衬、衬托）、用典等
五、拓展训练
1.请学生找出一句你最喜欢的句子，并作简单分析。
讨论，分享，点评。
2.试将“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做一做比较，说说二者表达的感情和表现手法有什么异同。同桌及前后讨论，分享，点评，归纳。
相同点：愤激不同点：低沉/高昂，委婉/直白。
3.李白说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时，为何单举曹植为例？
同桌及前后讨论，分享，点评，归纳。同为怀才不遇：曹植很有才干，但遭兄、侄猜忌，终不得用。李白钦佩他的才干，同情他的遭遇，借以自况，故用以为例证。
六、小结本课
1.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李白的诗。到今天为止，我们高中阶段必修和选修教材上所有的李白的诗篇基本上都已经学完了。尽管如此，但是，李白在我们心中那是永远的！请以此为题，为本堂课设计一段结束语。
2.学生练笔，分享，点评。
3.老师结束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