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原文范文

道德经原文篇1

论文摘要：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合法峨实信川原则小仪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实质上足与介同丰}j关的一切行为法律化的诚实信川的道德要求．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追求公平公正，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下面，本人试图专就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问题作简要论述，以求就教于方家。

1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属性

对于合同法而言，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法律原则，而且是道德准则，其道德属性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抵御自然和异类侵害的能力相当脆弱，为了生存，在合作中信守一定的约定即成为社会存在的第一需要。这种需要逐渐深入人心，并指导人们的行为，进而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诚实信用原本是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诚实信用的道德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根深蒂固。特别是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人们保护社会根本利益的主要手段被应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后，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便得以产生。由于人们的经济交往多以约定的形式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就顺理成章首先在合同法中确立了。同时，诚实信用并非因其法律化而脱离道德范畴。大量的社会经济实践表明，人们决非只因法律的原因才遵守某些约定，善良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往往起着主要的作用。

其二，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一定范围的社会基本道德。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以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道德态度。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认识完全可能获得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人们共同生存和交往的基础。美国学者富勒把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是指关于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充分实现等方面的道德，违背这种道德是指一个人可能没有实现他的全部能力，我们不是控告他，而是加以惋惜和蔑视。义务的道德是指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许偷盗，不许奸淫、不许杀人放火，人们违反这种道德而受到谴责，并非由于他们没有抓住充分实现其能力的机会，而是由于他们不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可见，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无关，而义务的道德则因其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而一般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就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尤其是在合同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属于义务道德的范畴。合同法将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确认，正是为了维护合同关系中基本的秩序。

其三、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诚实信用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写入合同法，就成为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具有法律强制性。道德准则在进入法律领域之前，人们对它的遵守主要依据内心的认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而一旦道德准则进入法律的范围，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便成为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并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贬损它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违背了这种法律化的道德准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化的道德准则的遵守，整体来说，主要需要人们内心的自觉认同。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规范相比较，它在实现的手段上只是多了在违反该原则时国家强制力的作用既然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该原则便是拥有法律形式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就是与合同相关的一切行为中法律化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

诚实信用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真诚、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和公平合理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状态。13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不说假话、说话算数、信守约定等道德信念，就是诚实信用的基本道德要求。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彼此在生产中的协作和商品的交换。这涉及人们的根本物质利益，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此过程中显得尤其不可缺少。同时由于经济关系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诚实信用对于维护经济关系的基本作用，凡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都把经济交往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法律化，也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确保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经济交往中的实现．

2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

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以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为其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不仅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的一部法律，而且还是一部深受社会道德条件影响的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饱含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所决定的有关诚实信用的具体内容中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既包括一般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要求．又有若干自身的重大特点

首先．中国是一个道德大国，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道德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道德手段为主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使道德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处于非常优越的位置。道德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中评判一切是是非非的重要价值准则。其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更是源远流长。当代的中国合同法是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产物，理所当然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道德处于优越的地位；在道德谱系中，诚实信用是为人之基本要求，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中，”正心”与”诚意”均可归于诚实信用的范围。因而，历经数千年熏陶铸就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中国文化的总谱系中位于根基的地位。而且，诚实信用的道德内涵早已深深植入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通过经验的观察，可以清楚地发现，人是具有共性的，如趋利避害，追求成功，以及生存、安全、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等。特别是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事实，比如社会公德的存在．更使我们不仅确证了人性的共同之处，而且发现了诚实信用道德内涵的主观人性基础。再如，社会生活中常见不够诚实的成年人，而这些不够诚实的成年人却以诚实要求自己的子女。这表明，一些中国人可能因某些社会价值的冲突而在行为层次放弃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但是在心理深处，依然固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所以说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宗法传统的国家，人们讲和谐、重关系，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家族或家庭是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或基本组织。一个人从生到死完全依靠家族、家庭而非其他社会机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权利是靠家长来维护的，个人既不能以占有独立的财产而自由，也无法通过交换步入社会。显然，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如欲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除了保护对家长的服从与尊敬外，还须力争维持个人”关系”间的和谐。而个人之间的关系，因彼此交往范围的狭小和交往时间的恒久，也必须把彼此隐瞒、欺诈等有违诚实信用的可能控制在较低的程度。故其诚实信用是伦理意义、生存意义和手段意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诚实信用观也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的和目的的因素在迅速增长．而人们讲和谐、重关系的观念在崭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健康、真实的存在和发展基础。这就为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社会心理条件。

道德经原文篇2

〔论文摘要〕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一要找准这一道德文化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点，明确这一道德文化的基本要求;二要妥善处理好相关的五种关系;三要积极建立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调控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变革时代的道德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国道德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是当前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文化建构的基本要求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体系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讨论这一道德文化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

1·必须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受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支配，因而就有许多相应的运作规则。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那种只满足计划经济需要却忽视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显然已经无法起到规范、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应该与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结合在一起，否则，道德的调节作用就无法显示出来。现代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规范，这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它具有普适性，是同质文化。如产权明晰、自由择业、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契约观念、法治意识、效率意识、宏观调控、协调发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化建构，必须汲取、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

2·必须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任何社会的道德文化体系，都是由该社会的本质制度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建构这一道德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这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支柱。其中社会主义是这一精神支柱的最高层次，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爱国主义是普遍要求。

3·必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主体的经济生活实践，是我们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文化体系不可忽视的现实“基点”。这就要求我们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认识，其意义在于道德文化建设不再局限于对“法治”建设的补充、辅助，而是“德法并举”。“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同样重要的治国之策、安邦之本。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迫切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现阶段道德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概括、提炼、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

4·必须把单边求利意识转变为人己互利意识。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换。这种交换应当遵守平等竞争和人己互利的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只有损人才能利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产生了种种经济不正义行为，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行为，它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正义则要求人们“图利+合理合法经营”。当前，我们必须积极培养经济正义精神，努力提高经济主体的道德品质。

5·必须追求“超越性”的道德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形成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1)把单纯谋利的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责任感。众所周知，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但是一旦物质冲动成为经济行为的唯一诱因，经济活动就容易失去理性，人们往往只想从市场捞取什么，不想为市场贡献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高尚动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主体的文化品位，形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把贪图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生活价值的崇高理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享乐主义的泥坑，树立起“节俭才是美德”的崇高意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二、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文化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市场所通行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恪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因此，这就有一个怎样处理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与遵守道德规范的关系问题。我们是处在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鼓励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发展的高效益，谋求最丰硕的物质利益。但是，市场竞争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给我们的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并非“二律背反”。“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以其道德为保证的，市场主体应该在人格上、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离开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市场主体自身的利益是难以实现的”。[2]

2·正确处理主导道德与多元道德的关系。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经济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经济，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多极状态，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等，决定了道德主体层次的多样性、思想状况的多极化，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道德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道德状况与我们所提倡的主导道德的关系，也是在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时所必须关注的。我们在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五爱”规范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同时，还要承认多元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凡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反映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有利于改善道德风尚、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有存在的价值。以“为人民服务”在职业生活中的要求为例，克己为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勤实肯干、保质保量干好分内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以谋利为目的行为，只要手段合理合法，同样是以自己的劳动为人类创造财富而为人民服务。[3]

3·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奉法精神的关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既要提倡经济民主与自由，又要提倡奉法精神。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并在公正原则引导下自由竞争。经济自由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以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各种自主权。但是，经济自由不等于推行“极端利己主义”。经济自由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因为经济自由必须由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来调控，没有奉法精神的监护，道德文化建设就会失去保障，经济自由将走向贪婪、无序的境地。

4·正确处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任何道德文化体系的构建都应体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体系更是如此。黑格尔说过:“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必定有缺陷。”[4]在现阶段的道德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必须彻底摈弃“左”的做法，一定要立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实际水平，要将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标准，而且就目前而言，最为紧要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抓好最基本的具体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使之真正变为市场主体可以接受和履行的东西，从而发挥引导、规范、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5]

5·正确处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人”与“道德人”既存在分裂性，又存在统一性:(1)“经济人”是“道德人”实现完善的物质基础。从道德发展规律来看，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道德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经济人”作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体现，必然要成为作为道德关系承担者的“道德人”的物质基础。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产生道德需要。没有“经济人”的利益需要，“道德人”很难得以形成和完善。(2)“道德人”是“经济人”获利最大化的伦理保障。“经济人”要获得最大利益必须在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秩序中进行，维持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的手段主要包括:市场制度、法律、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道德。如果把市场运行比作一辆高速运行的汽车，那么上述四种调节就好比汽车上的四个轮子。“经济人”好比驾驶员，离开了道德规范也许能跑出一段路程，但为此付出的风险成本将随之增大。缺少伦理道德的支撑，缺乏“道德人”的伦理要求，就会导致市场秩序紊乱，也就失去了公平和效率。反之，如果所有的“经济人”都讲道德，市场交易成本就会降低。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行为调控体系

1·建立规则系统。规则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基础构件或指令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的行为选择明示方向，从“可为”和“不可为”这两个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建构规则系统应该注重五个方面:(1)要有价值一律性。即各类规则均应以“自由、平等、公正”等市场经济社会价值原则为核心来建立，在规则系统内，上下规则之间，不同种类规则之间，相互不应存在矛盾。(2)要有全方位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基本动机，因而这套规则系统要覆盖整个市场经济社会。(3)要有周密性。即规则系统对各种不正当谋利行为的认定与限制应尽可能地全面而细致，使之无规则上的空隙可钻。(4)要有及时性。随着社会体制或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不正当谋利行为有可能获得一些新的规则空隙和机会，因此，禁止规则应“因时而化”，尽快予以弥补或完整。(5)要有可操作性。规则的制定应语义明确，标准清晰，可以量化，切合实际，便于施行。

2·建立传释系统。传释系统是道德行为调控体系的传导部分，其作用是将规则系统的内容向市场主体传达，使之普遍知晓。不仅要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从而自觉地遵守规则。市场经济社会，是规则空前繁多的社会，仅基本规则和常见规则就为数不少，在此情况下，如果想让市场主体普遍记住并理解各种规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规则传释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行多样化的原则，即实现传释者、传播媒体和传释方式的多样化。传释者的多样化可增加传释力量，传释媒体的多样化可扩大传释面，传释方式的多样化则在传释者、传播媒体的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传释效果。

3·建立评价系统。评价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整体系的反馈部分。其作用是注视市场主体行为选择动向，监察个人特别是市场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及时将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及其危害反映或揭露出来。所谓道德评价，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根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对自身或他人已经发生的行为，以及其他道德现象所作的善恶性质及价值判定。它通过赞扬和谴责、鼓励和批评，示范劝阻，以肯定或否定的办法，使人们的行为纳入社会准则所需求的轨道。它被人们比喻为“道德法度”的审判。这里关键要形成的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我们的宣传媒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道德评价的标准要一致，不能在此处表扬的人物换一个场合成了嘲笑的对象;不能片面解释道德标准，或者为了引人注目，故意嘲弄甚至羞辱主流道德标准。如果这样，这种舆论不仅不能担负起道德评价的责任，反而会成为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建立道德文化评价体系，还要体现“道德有用”的观点。只有“道德有用论”得到充分体现，道德的内化方可进入良性轨道。

4·建立保障系统。要搞好道德文化建设除需要健全道德内部诸要素之外，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支撑——道德文化建设的保障系统。这就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保障系统是市场主体行为调控的运作部分，其作用是保证各种社会规则的实施，维护规则的尊严和权威性，仲裁各种行为争端，主持社会公正，并对各种违规行为迅速做出相应的惩罚。必要的惩罚有利于道德约束的“硬化”，有利于个体的道德意志上升到群体道德意志，有利于人们在遵守制度中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建立保障系统，需要对违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罚。

有效的惩罚具有两个特征:(1)及时。必须予以惩处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就应立即惩处，以免其继续发生而危害他人或社会。(2)严惩。对不正当谋利行为的所罚要大于其所得，令其得不偿失。这样，才能把不正当谋利行为变成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行为选择，使人们不敢轻易染指。另外，保障系统在结构上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要有科学的运作依据或处罚条款。二要有严格执行者或惩罚人。通过严格执法，保护道德建设的良好秩序。三要有多种惩罚手段，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等，从而针对不同类型的不正当行为给予恰当的、有效的惩罚。[6]

参考文献

[1]、[3]、[5]陈延斌·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论要[J]·道德与文明，2002，(2)·

[2]李桂平·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商务印书馆，1981:247·

道德经原文篇3

高一政治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知识点

一、紧紧抓住中心环节――思想道德建设

1、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思想道德建设规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文化建设的灵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第106页“专家点评”材料，并思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讨论问题

2、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这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思想道德的显著标志。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思想道德的根本对立之处。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思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哪些重要内容?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讨论问题

3、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1)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3)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第107页“专家点评”材料，并思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讨论问题

三、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1、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性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2、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第107-108页“四个观点”材料，并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并讨论问题

(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思想道德观念。与此同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也利用市场经济的弱点，侵蚀人们的思想、败坏人们的道德。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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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原文篇4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是由两个道德层面组成的，即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拙的个人本位和休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进德层面。二者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个人之间在多种选择和竞争的环境中由价格机制引导而自愿进行的契约式产权交换。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由所有权、经营权、价值规律、分配制度、企业组织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等所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要求相互协调的社会道德的参与，来作为评价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体系中，应该包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两个道德层面，即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和体现人类的博大精神关怀的道德层面。二者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其矛盾运动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具有重大意义。Www.133229.cOm

一、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荃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是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社会进取的动力因素，并形成平等和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产权必须明晰，市场主体之间必须自由交换，自由契约，自我负责，打破各种超经济强制，在法律上建立个人所有权和个人行动自由，在道德上鼓励以个人奋斗进取来争取个人幸福。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后，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有了自由出卖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是对权力—强制型经济的否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伴随这个过程，形成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思想。从文艺复兴对感性个人主义的肯定，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构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提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等一系列新型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又构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他们从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等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认为道德原则同其他一切观念和原则一样，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基础提出道德的本质和核心是利己主义，人类的博爱是以合理利己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利己主义在当时“也是一个大胆公开的进步。

功利主义个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市场竞争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打破特权垄断，提供平等机遇，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要求人们必须自由和自愿，而功利主义只认利益不认特权，简化并摆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树立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正义观念。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本来就源于最初的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交往中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功利主义看来，合理利己便是正义，与商业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功利目的而付出劳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利己主义的正义原则。第三，功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邓小平同志讲:“不重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功利主义的个人本位在体现其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1,趋利性。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分化性。财富和贫困的积累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3、腐化性。财富的膨胀、金钱的积累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而功利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没有道德限定的。4,无序扩张性。功利主义个人本位主张一切以个人的自身利益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会使人们不安守本分，造成劳动的行业秩序和劳动等级秩序的破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以人类博大的精神关怀为核心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确保了市场交易公平和正义原则的普遍确立，但功利主义并不能确保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正义的确立，也不能消除市场经济自身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在打破原来的权力—强制性经济关系，给社会个体带来自由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中的恶的方面，鼓励了人性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扩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就市场机制的经济运作法则而论，既有鼓励进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不择手段、藏污纳垢的一面。面对残酷的竞争法则，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对人性进行有效地内在约束的东西，而凭纯功利的追求肆意支配竞争行为，那么，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就会导致纯利欲的冲动，造成信用缺失、交易成本的增大，竟争秩序的混乱合理的分配法则被扭曲成权利和投机的法则，最终导致人性的泯灭、政权的腐化、社会财富的浪费。其次，财富的积累在带给人们享受，赋予人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也会使人的欲望恶性膨胀，使人性失去理智的约束，造成物质与精神的错位，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在一个社会生活腐化的社会环境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很难一帆风顺的。

道德经原文篇5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 道德的相对性 公共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005-07

道德相对主义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安。这既有现实方面的原因，也有理论上的担忧。在今日之中国，道德的约束力或权威性较弱，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发展前途的学者担心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会更加削弱道德的约束力和权威性，从而加剧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乱象。而理论上的担忧则与独断理性主义有难解难分的联系。独断理性主义者或者采取非认知主义的立场，把道德言说归于没有客观性的情感性表达，或者采取逻辑主义的立场，痛斥道德相对主义，并力图把道德原则奠定于“逻辑”的基础之上。本文将着力论述，我们不必接受“道德相对主义”这一称号，但必须承认道德的相对性；承认道德的相对性不会导致道德权威性的降低；道德源自人类共同生活和追求理想生活的需要，而非源自任何逻辑；诉诸逻辑无助于提高道德的权威性，道德的权威性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自律。

一、文化的多样性与道德的相对性

说道德具有相对性，意指道德总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内部的道德，总是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人们的道德，是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道德。于是，道德总是相对于特定民族和国家之文化的道德，不同的文化包含着不同的道德。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说，“每个社会的道德都是不一样的，道德就是社会许可的习惯的简称”。被一种文化认为是道德的、正当的事情，会被另一种文化认为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早已述及道德的相对性。古代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对旅行中遇到的文化多样性十分好奇。他发现，卡拉丁人（Callatians）习惯于吃自己父亲的尸体，希腊人则有焚烧尸体的习俗。大流上认为，一种通达的世界观应该包含对这种文化差异的领会。有一天，他为了传授这一思想而召集了正好在他的宫殿的希腊人，问他们怎么看待吃父亲的尸体这一做法。希腊人吓坏了，说无论你给多少钱，也无法要求希腊人做这种事。然后，大流十又找来一些卡拉丁人，他们听说希腊人焚烧自己父亲的尸体时，也吓得要死，他们对大流士说，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连说都不该说。

20世纪初才被西方人发现的爱斯基摩人的风俗（包含道德）也与西方人的风俗迥异。他们的男人可以有多个妻子，男人可以让客人分享自己的妻子，让妻子陪客人过夜可以表示自己好客。爱斯基摩人的首领（男性）可以公开要求其他人的妻子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女人也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丈夫而另觅新欢，只要她们的丈夫不强力阻拦。另外，爱斯基摩人杀婴，特别是女婴，只要父母决定放弃，就可以杀死。

独断理性主义者会说，这些案例都只能说明古代风俗道德和原始部落风俗道德的怪诞和悖理，而不能说明道德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会逐渐摒弃怪诞、悖理的旧道德，逐渐把普遍道德原则奠定于理性或逻辑之上。

独断理性主义者心目中最进步、最开明、最合理的社会就是现代欧美社会，或者说他们心目中最高级、最发达、最合理的文明就是现代西方文明。所以，他们认为人类道德应该以现代西方文明的道德为标准。独断理性主义包含着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人类文明将趋于统一，即原来多样化的文明将逐渐走向或归并于一种统一的高级文明。弗兰西斯·福山认为，这种统一的高级文明就是以美国社会为典范的自由民主的文明。在这样的文明中，道德应奠基于自由主义。福山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认为人活着并非只要吃、喝、性等，人的更深层的要求是获得他人的认同（recognition，亦译作“承认”）。获得他人的认同，即指其尊严能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说霍布斯、洛克一派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对合理自我利益的追求，那么黑格尔一派自由主义强调的则是对合理认同（rational recognition）的追求。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前现代历史一直贯穿着主人和奴隶的对立和斗争，双方的深层需要都是获得认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质上每个社会或者是君主制，或者是贵族制，在这样的社会，或者只有一个人（国王）能得到认同，或者只有极少数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能得到认同。他们之认同满足以绝大多数人的人性（humanity）得不到认同为代价。换言之，所有前现代社会的认同关系都是扭曲的、不合理的。仅当认同被奠定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时，才可能是合理的。欧洲启蒙和现代性才开启了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认同的新纪元。主奴关系的内在矛盾在综合了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得到了解决。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分别被废除了，原先的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但不再是其他奴隶的主人，而只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在福山看来，20世纪的国家主义（如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所建构的认同关系也是扭曲的、不合理的，因为它以国籍或种族为认同标准。福山认为，只有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分才是完全合理的，只有人类才是自由的，即能够纯粹为了声誉和认同而斗争。故只有人与非人的区分才是自然的区分，或说是基于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根本分离的区分。而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的区分则是人类历史偶然、任意的副产品。福山认为共产主义虽然承诺了自由、平等原则，但它在20世纪只表现为奴隶制的现代变种，因为在它的统治之下多数人仍得不到认同。

福山认为，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才是合理的，因为它协调了斗争双方的认同要求，把认同奠定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之上，即奠定在人之为人的个人身份之上。所以，自由国家一定是普遍的，即它给予其所有公民以平等的认同，仅因为他们是人，而不因为他们是特定国家、民族、种族的成员。就它废除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分而创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言，自由国家一定是同质的（homo-geneous）。普遍、同质的自由国家的合理性更明显地体现于这样的事实；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过程就是条约形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被有意识地奠定在公开、公共的原则之上。这意味着国家的权威并不源自古老的传统或玄奥模糊的，而是公共辩论的成果，在公共辩论中，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明确表示同意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代表了一种合理的自我意识形式，因为人类作为社会第一次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实本性（true natures），并能够形塑一个符合他们本性的政治共同体。

福山说，如果我们选择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那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赚钱以满足我们灵魂的欲望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终极要求得到了满足，即我们的尊严得到了承认。自由民主的生活不仅是潜在的通向物质极大丰富的道路，而且是通向完全非物质的自由认同的道路。自由民主国家因为我们的自身价值而重视我们，这样，我们灵魂的欲望部分和精神部分就都得到了满足。

说人的认同需要在自由民主国家得到了普遍、平等的满足，即指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即每个人（不分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集会结社权、选举权等都平等地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自由民主国家的普遍道德原则就是人权原则。人权原则规定：所有个人和组织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得侵犯任何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自由民主国家，人的基本权利有个写在宪法或其他文件中的清单。人的基本权利也写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

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过程更加强了独断理性主义者的信念，普遍、同质的自由民主国家似乎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在全球范围取得胜利。文化多样性好像会趋于消失，欧美文化将成为一种普遍、同质的全球文化。就13亿中国人来说，我们本有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你看看今日中国文化成了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认为文化主要由器物、制度、观念构成，那么今日中国人使用的器物主要是工业品（手机、汽车等），而现代工业发源于欧美，我们的工业化至今仍只是在学习和追赶欧美；让今日中国人大尝甜头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让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魂牵梦绕的民主制度也源自欧美；我们仍在用源自欧美的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一

抵制欧美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但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太亲自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正挟市场经济发展之势而辐射出巨大的影响力；还有许多人信仰了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才是真正的高级宗教；我们还过起了圣诞节、情人节等。可见，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有被欧美文化同化的趋势。如果连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印度都被彻底同化了，那么，一种普遍、同质的文明就真的出现了。

但文化的演变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和统一性，欧美文化可（凭其硬实力和软实力而非依任何逻辑）部分同化其他文化，但不可能彻底同化其他文化。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流通的全球化或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而绝不是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全球化的资本流通和经济贸易会推动文化交流，但绝不可能消弭不同民族的所有文化差异。

信仰（宗教的或哲学的）是文化的灵魂。不要说全球化不可能统一全球人的信仰，在以美国为典范的自由民主国家内部也不可能统一所有人的信仰。如果统一信仰是不可能的，那么统一文化也是不可能的。

独断理性主义者有统一信仰的信念，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普及，所有宗教都会趋于消亡，所有人的信念都会趋于理性化，或说所有人的信念体系都会逐渐建立在不含任何迷信成分的统一科学之上。这样，信仰就会趋于统一，即所有人都信仰“统一的科学”或统一的真理。独断理性主义的独断性就集中体现于这种对统一科学或统一真理的坚信。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详细反驳统一科学论。我只想指出，从蒯因经库恩到普特南的科学哲学已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论证思路，以表明统一科学是不可能的。这里的“统一科学”指可囊括一切真命题（真知识）且排斥一切假命题（假知识）的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公理体系）。科学史也丝毫未能显示科学有逐渐逼近这样的体系的趋势。

如果人类理性根本无力建构一种内在一致的统一真理体系（相当于说人类无力建造“巴别塔”），那么独断理性主义者统一信仰、驱逐宗教、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梦想就永远也不能实现。罗尔斯或许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总是把合理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看作一个既成事实并指出，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实当作灾难，却应把它看做在持久自由制度下人类理性活动的自然结果Ⅲ。

所以，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不会随全球化的发展而消失，而会伴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发挥作用。换言之，人们在哲学和宗教层面永远也达不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而道德永远内蕴于文化之中，与人们的信仰有内在的联系，亦即与宗教和哲学有内在的联系。在文化多样的社会和世界，必然也有多样的道德。如果没有什么统一科学或统一真理，也就没有什么奠基于统一科学或统一真理之上的统一道德。

二、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

没有什么奠基于统一逻辑或统一真理之上的统一道德，不意味着没有公共的道德。道德并非源自逻辑，却源自人们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因为道德源自共同生活的需要，于是道德有个公共性维度，又因为道德也植根于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于是道德也有个超越性维度。

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们生活在一起，须通过简单分工和协作以维持生存或发展。为了协调共同的生活，必须有整个部落所有人都一致遵守的规则，包括禁忌（原始部落的道德就包括各种禁忌）。在一个人口很少（与发达社会的人口比较）的原始部落中，只有一套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禁忌，也就是说只有一套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统一道德”（仅指一个部落内部的统一）。

对于一个比较发达且人口众多的古代社会，如中国的唐、宋、元、明、清社会，道德就比较复杂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大家既然共聚天下，就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天下共通的道德规范。就中国历代王朝而言，仁、义、礼、智、信是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道德要求。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于是不同地方、不同族群会有不同的风俗，这风俗就包含着部分道德戒律。信仰不同的人们的道德也有所不同，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家弟子的道德便不同于儒家的道德。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当然也会有不同的道德。可见，在古代中国，既有天下共通的道德，也有各地、各族群特有的不同的道德。

只要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进行交换、交流或合作，就必须遵守某些共同的规则，在这些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中就包含道德规则。例如，不同的人们来到同一个集市买卖物品就必须都遵守买卖公平的道德原则。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一方面文化的多样化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不时地把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带到同一个市场、同一个谈判桌、同一个运动会（如奥运会）、同一个国际论坛（如达沃斯论坛）、同一个电影节，等等。共同参与各种国际、甚至全球化活动，便要求参与者都共同遵守某些公共规则，否则活动便根本无法进行。

共同生活的需要会导致公共道德的产生。特定社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就是该社会的公共道德，也可称之为社会道德。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范畴的道德就可看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共道德。在信仰多样化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以人权原则为核心的道德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共道德。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国际交往已逐渐把人权原则确立为全球性的基本公共道德原则。如今只有少数国家仍在抵制人权原则，我们可以期待，人权原则将逐渐成为全球统一的公共道德原则。但人们并非遵循逻辑而得到了这样的统一道德原则，是全球交往的需要呼唤了这样的统一道德原则。

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只要有人权原则就够了。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德还代表着对理想生活的追求，道德总涵盖着人们的生活理想（至少涵盖着人们的部分生活理想）。而人们的生活理想与他们的信仰不可分离，于是道德也与人们的信仰不可分离。信仰不同的人们的生活理想也不同，于是他们的道德也有所不同。每个人的直接基于其个人信仰的道德就是他的个人道德。个人道德只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特定群体的其他个人有约束力，而不具有全社会的约束力。如，佛教徒的道德戒律包括吃素、不杀生甚至不结婚等，这些只能是对佛教徒的道德要求，而不能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有不少人强烈主张保护动物和素食，认为吃肉是不道德的，他们的身体力行源自他们的个人信仰。但他们的道德观念远没有成为公共道德观念，于是就没有公共约束力。源自对理想生活追求的个人道德是无法统一的。一个人的个人道德可以与特定群体或人群的道德十分一致，如所有基督徒的个人道德都较为一致，所有佛教徒的个人道德也较为一致，故他们的个人道德也就是特定群体或人群的道德。

一个社会只要有具有公共约束力的公共道德，就可以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个人必须协调其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关系，当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严重冲突时，就可能引起个人的精神痛苦，甚至导致个人的极端行动。伊斯兰国家的恐怖组织，不时地以自杀式爆炸袭击平民，就因为的个人道德与目前主流的国际性公共道德（以人权原则为核心）是严重冲突的。在极少数思想精英发现一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有缺陷时，他们也可能竭力推动公共道德的改变。

人之为人总有共同之处，个人生活不可能完全与公共生活隔绝，个人也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故绝大多数人的个人道德包含着公共道德。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差不多就是底线道德，尊重他人的人权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底线道德要求。人权原则源自对人的生命的珍惜，这种珍惜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所有文明（包括古代文明）的道德之中。故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公共道德，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还足科学无神论者。只是许多人觉得，仅有体现为底线道德的公共道德是不够的，理想的社会依赖于更高的道德。但在讨论更高的道德时，人们永远都有深刻的分歧。

三、公共道德的权威性和法律的权威性

公共道德与法律是密切相关的，公共道德的权威性（约束力）和法律的权威性（约束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法律应该奠定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法律是社会制度的主干部分。罗尔斯曾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所有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正义既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只有正义的制度才是合乎道德的制度，从而才可能是获得多数人衷心拥护的制度。说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合乎道德的，即指制度是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说一个社会的法律是正义的，即指其法律是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的。

说到正义，学者们自然会想到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正义原则是：

第一原则：每个人都应有一项平等的权利：[享有]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总体系。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按以下两种方式安排：（a）在与公平储蓄原则相容的条件下，有利于促进境况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b）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公共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原则的要旨显然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强调人人都享有一个平等的权利体系（可表述为一个权利清单）。第二原则旨在促进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公共职务和社会地位的公平分配，（a）款则特别突出了对处于不利条件和境况的人们（弱者）的照顾和保护，核心和重点就是保护人权。可见，现代正义原则就是人权原则，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公共道德原则。按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的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法律或奠基于人权原则的法律，即奠基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基本公共道德原则之上的法律。

现代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大多是罗尔斯所讲的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因为其法律就奠定于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从而得到了多数人的道德认可。秩序良好无非就体现为法律和公共道德都有权威，都有良好的约束力，体现为多数公民都遵纪守法，而通常情况下自觉遵纪守法的公民就是有正义德行的公民，或说是有公德的公民。

与之对照，当代中国的严重社会危机就是法律没有足够的权威，公共道德概念不明晰，从而公共道德的权威更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深陷腐败而难以自拔。如今，权力腐败与社会腐败（包括行业腐败）交织在一起。食品业的腐败就是行业腐败与社会腐败的典型表现。食品业是与民生最休戚相关的行业，但这个行业有较多人（不是极少数人）没有道德底线，于是他们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在养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使用“地沟油”、工业明胶等有害物质生产食品，等等。一个生产食品（与百姓的生命与健康休戚相关）的行业都如此腐败，这个社会当然就远不是良序社会了。最可怕的是，并非仅食品业有较多人没有道德底线，全社会都有较多人没有道德底线。这才是中国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

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没有权威，其法律必然也没有权威，反之亦然。人们很容易认为，遏制腐败只能靠法制，而不能靠道德，因为道德是软性的，甚至是软弱的，而法律是强有力的，强制性的。殊不知只有正义的且得到公正执行的法律，才可能是强有力的、令众人服膺的。如前所述，只有建立在公共道德之上的法律才是正义的法律。只有当立法者有公德时，才可能制定出正义的法律，也只有当执法者有公德时，法律才可能得到公正的执行。当立法者、执法者都没有公德时，立法和执法都不可能公正，法律就不可能有权威。可见，法律的权威依赖于公共道德的约束力，依赖于一个社会有公德的公民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你不能设想，一个社会有公德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少，但它恰好能选拔出有公德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千万不要认为，法律有其内在的逻辑或独立的权威，凭其内在的逻辑或独立的权威就能抑恶扬善、维护正义。

就中国古代社会看，当一个朝代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皇帝和大臣）都基本做到仁义礼智信时，其“王法”必有权威，即没有人犯上作乱，从而天下太平。反之，如果从上到下，较多人不仁不义，时间久了，“王法”必失去权威，最终必至天下大乱。

公共道德的约束力也依赖于法律的权威。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有权威，有震慑力，犯罪者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少数人极度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恶劣行为就不会为很多人所效仿，这便有助于多数人时时警醒自己的道德自律。反之，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没有权威，贪赃枉法的人常常逍遥法外，甚至作威作福，则他们的违法、败德行为必然严重腐蚀公共道德，使很多人失去对道德的敬重。

可见，公共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主要源自社会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监督和震慑，在理想的情况下，源自绝大多数具有公德的人对极少数因没有公德而易于犯罪的人的监督和震慑。我们不能指望社会能恰好挑出有公德的人们充当立法者和执法者，从而仅凭法制即可维护正义。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具有公德时，才能有保障选拔出有公德的立法者和执法者。我国当代社会的重病就是，有公德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过低，于是，公共道德和法律都没有足够的权威。

在传统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权威与人们的信仰休戚相关。例如，传统中国的老百姓大多相信上天有惩恶扬善的无上法力，一个人暗中做伤天害理的事，即便躲过了人间的惩罚，也逃不脱上天的惩罚；又如，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全智全能的，一个人暗中做坏事，即便躲过了人间的惩罚，也逃不脱上帝的惩罚。这样，道德和法律凭超人间的力量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权威。这种约束力和权威的增强源自信仰，而非源自理性和逻辑。

现代性否定了超人间力量的存在，而试图把道德奠定在逻辑或人性的基础上。按康德的伦理学，道德行动是遵循理性法则的行动。道德法则是可普遍化的法则，矛盾律似乎是判断一个行为准则是否可普遍化的最高准则。康德在说明不说谎或信守承诺的义务时分析道：

设想一个人迫于困境而想借钱。他很清楚自己无法还钱，但也同样清楚如果他不郑重承诺按时还钱就没有人会借钱给他。于是他打算做出还钱的承诺。但他反躬自问：“以这种方式摆脱困境难道不是有悖于道义的吗？”假如他已决心这么做，那么他的行为准则（maxim）即可这样表述：“如果我认为自己深陷经济贫困，那么我就去借钱，并承诺偿还，尽管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偿还。”这个自爱原则或自我应急原则也许与我将来的一切福利都有关联，于是，我该反躬自问：“这是正当的吗？”这样，我就把这个自爱的断言转述为一个普遍法则，进而追问：“如果我的行为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会怎么样呢？”我立即会明白，这个行为准则根本不可能成为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则而又与自身相容，它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它成为普遍法则，则人人在陷入困境时都会做虚假承诺以获得借款。那样就不会有什么承诺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任何承诺了。

隐藏于实践理性背后的基本逻辑原则似乎仍然是矛盾律。如果你把你的行为准则推广为普遍法则而陷入逻辑矛盾，则表明你的行为准则是不对的，于是可进而推断遵循这样的准则的行动是不道德的。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纠结和冲突不同于逻辑矛盾。狭义的逻辑（如各种演绎逻辑）只是抽象的思维规则和语言规则。遵循逻辑规则只能保证我们的各种表达（口头的和书面的）有条理，从而可被他人理解。思维合乎逻辑不能保证一个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伦理学家合乎逻辑地阐述一套（或一条）道德原则，也不能保证一个社会是良序社会。在今日中国，康德仍是许多伦理学家追随的哲学家，即仍有一些伦理学家力图把道德法则奠定在理性或逻辑的基础之上，可他们的工作丝毫也无助于现实社会秩序的改善。道德直接关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行动，而非仅仅关涉思维和语言表达。心口如一、知行合一对人们的道德实践至关重要，而逻辑永远无法确保人们心口如一、知行合一。

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恰好也表现为诚信危机，即很多人不信守诺言（包括各种合同）。这难道是因为当代中国人还不是理性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康德的“绝对命令”？不明白那个关于做虚假承诺的“自爱原则”是不可普遍化的？不是！现实中的纠结和冲突非常复杂，绝非逻辑所能整饬的。现实的困境足，社会被严重腐蚀了，道德被曲解了。在古代中国，人们常说“德者得也”，修身必有得，有德必有祸。但在今日之中国，许多人认为，经济收入增加了才是真有所得，没有几个人还相信修身必有得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过多的德行是实现人生卓越的障碍，越来越多的金钱才是人生卓越的标志。于是，守信不再是做人的本分，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于是，自觉守信的人越来越少。这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社会成为良序社会，即希望公共道德和法律都具有权威，仅有合乎逻辑的伦理学是不行的。须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做一个有基本公共道德的人。一个有公共道德的人并非仅仅知道或能背诵公共道德原则，却必须有正义德行。这不是否认道德知识的重要性。没有道德知识，不能分辨道德是非，当然容易犯道德错误。但仅有道德知识仍然不够，仅当道德知识化为一个人的德行时，他才会真正道德地行事。一个人仅知道何为正义是不够的，仅当他已把正义原则化为正义德行时，他才会正义地行事。就中国正全力以赴地实现现代化而言，我们不得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公共道德原则——人权原则（抑或正义原则）。因为现代化有其内在的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规范性要求都是尊重人权的要求，或公平正义的要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日中国已是一个价值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的社会。我们不能再要求所有人都尽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了，正如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遵守佛教戒律一样。但尊重人权是人人都必须做到的。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尊重人权也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相当于严守孔子的教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也就是严守道德底线。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共道德原则就是他们心中的道德律，而我们的法律又奠定于公共道德之上，则公共道德和法律必然越来越有约束力和权威。一个人把公共道德原则当作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就是把公共道德原则融入个人信仰之中，且把公共道德的规范性要求化为自己的德行（virtues），这样，就实现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融合。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正义德行，中国的道德和法律自然就有权威。

道德经原文篇6

论文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原有的道德体系受到了冲击,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十分必要。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从道德教育、道德实践的内在建设和道德制度、道德环境等外部机制方面加强道德建设。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发展。然而,我们也日益感到有一种不和谐的现象正在滋长蔓延,这就是道德失范的问题。如何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有效地建设精神文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新的道德体系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的深刻变革引起了原有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道德状况亦是如此。

1.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带动道德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发展制造了混乱:原有的各种道德观念之间和新旧道德观念之间。在社会转型期相互碰撞和冲突日益明显,由此引发出各种道德问题。

(1)道德理想、信念的迷失。

目前,传统的旧的道德观念还有遗留,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思想观念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较大冲突。如一些人渴望自立、自强,成为一个有用之人,但又怕吃苦,追求享乐,信奉拜金主义,坚持“金钱万能论”的错误价值观;大家都希望彼此能重效益、讲实惠,而又缺乏社会责任感、义务感,没有真正的务实精神,等等,都是人们价值观念矛盾与冲突的反映。

(2)道德评价标准的困惑。

在市场经济“双刃剑”效应的影响下,新旧两种道德观念、道德价值的双重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往往使用长期沿用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今天出现的现象与新事物,因而在面临许多问题时充满困惑。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也要开展竞争?对于“人情交易”、“关系网”,人们一方面对其加以否定、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对部分人不徇私情、公平交易斥之为“不通人情”、“没有人情味”。

(3)道德行为选择上的困惑。

道德行为选择上的失衡是人们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评价标准困惑的必然结果。如人人都谴责见死不救的行为,然而当见义勇为的行为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时,大多数人又往往会视而不见,等等。

2.道德现状的主要原因分析

(1)传统腐朽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化历史,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又由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使得当时所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可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而立刻瓦解、彻底消失,它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妨碍社会改革的进程,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过去的那套价值观念来评价事物、衡量是非、决定取舍。

(2)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道德进步产生着双重效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竞争意识、共富意识、创新意识、环保等意识增强了,时间观念、效益观念、诚信等意识提高了,追求个人正当利益、讲求效率、崇拜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一些旧的道德观念,如安于现状、平均主义、重义轻利等受到冲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果夸大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否定国家的宏观调控,就会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如果把赢利这一目的绝对化,就会导致拜金主义、坑蒙拐骗、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等不道德行为。

(3)西方文化对我国道德思想观念的冲击

不可否认,西方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宇宙、对人生的真理性的认识。然而,我们在学习和吸收西方优秀道德思想的同时,必须把它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念区别开来。个人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和本质,其中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看作是唯一的目的,把社会和他人看作是满足个人目的和欲望的手段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这些腐朽的思想会影响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二、构建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可能性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关系决定着道德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一方面,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道德建设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切实的保证。另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载体,如一些音响设备、多媒体软件、传媒载体等,极大地提高了道德建设的有效性。

2.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为构建道德体系提供精神支持

列宁认为,人们应该“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2]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对于抑制因价值规律而滋生的不良道德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继承中国传统荣辱观的优秀成果和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道德规范,并且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3.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为道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法制保障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建构原则之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思想道德体系”,这正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具体体现。法治与德治同属于精神文明,一个是政治文明,一个是思想文明,它们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三、对构建新时期道德体系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道德,必须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按照新时期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选择恰当、合理的道德建设的途径,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与此同时,还必须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导下,构建新时期的道德规范体系。

1.重视道德的内在建设

(1)加强道德引导,真正落实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道德教育。”[3]为此我们应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和界限,进而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要坚持“德育为本,育人为先”的原则,重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并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把道德教育落实到实处。[4]

(2)加强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

我国传统道德历来就有注重道德实践的传统。从道德的目的来看,道德规范是来自于人类生活的实践需要,又服务和落实到人类的道德实践活动中。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归根到底也是个实践问题,我们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内化为自身的一种崇高而坚定的信念,才能将以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建设落实到实处。

(3)重视党政机关的作风建设。

各级政府官员是各种权力的行使主体,他们的行政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所掌握的影响别人的资源就越多。权力腐败现象不仅会导致政治腐败,干扰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社会风气,而且会严重影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党的公信力。全体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和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改变价值观不确定、善恶不辩等不良现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2.强化道德建设的外部保障机制

(1)推进道德的制度化进程。

道德建设的关键之一是要有制度适时有效地支撑。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5]道德制度化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秩序;二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使一切道德规范尽可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落实到实处;三是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建立利益制约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德行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2)推行道德的法制化。

进行道德建设还必须与法律相适应,要以法律作保障。道德靠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在的自觉与自律,法律靠外在的强制力量,二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法律为道德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规范,它将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二是为道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对严重违背道德、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法律制裁,以保障道德规范的实行和社会的基本秩序。

(3)建立一套稳定的、完整的、有效的道德奖惩机制。

奖惩机制是调控道德的一种有效机制。一是将道德奖惩社会化,即建立道德的舆论宣传机制。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充分利用现达的传媒技术,建立广泛的舆论监督机制,弘扬道德精神,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舆论谴责与鞭挞,使道德奖惩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二是将道德奖惩制度化。即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既有扬善的奖励制度,又有违反道德的惩恶制度,可以有效防止道德建设因形势的变化或人为因素而有所削弱和淡化。

(4)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道德环境是一种人文环境,良好的道德环境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并成为人们进行道德行为选择的依据。因此,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氛围,其中尤其要注意加强和优化社会性的道德评判。社会性的道德评判对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肯定某种行为,众人仿效;谴责某种行为,会使人们自觉扶正祛恶,进而达到道德环境的优化。

参考文献

[1]唐永泽,朱冬英.中国市场体制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10.

[2]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公民道德建设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

[4]李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道德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论坛,2006,(8):119-122.

道德经原文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精神法理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影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二、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转【注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理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参考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锐生、程广云，《经济伦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道德经原文篇8

【关键词】社会道德 市场伦理 权利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进程中，社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正确引导公众的道德价值？如何借助社会道德实现经济良性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和社会开展社会道德治理。

社会道德治理要遵循继承创新原则、适应超越原则和评价调控原则

继承创新原则。社会道德基于优良传统，社会道德治理的关键就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诸多道德品格、精神文化得以沉淀，“仁政”“富民”“诚信”“博施”等思想观念传承至今。在这些优秀文化理念基础上延伸出刚正谦耻、为善笃学等基本德性，并引导社会公众形成“以义制利、义以道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比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而言，我国拥有更扎实的道德根基，更深厚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在逐渐完善社会道德伦理，但也面临着教条主义等现实困境。面对现实，只有让社会道德能够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将社会道德和中国实践相互结合，才能形成更加明确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继承和创新是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原则，遵循继承创新原则能够让社会道德根基更为扎实、受众更加广泛。

适应超越原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相适应，并适当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既呈现出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彰显了社会主义特色。在这种环境下，社会道德建设必须围绕平等、自由、竞争、互利等基本要素展开，市场经济秩序也需要遵循这些原则。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过度强调资本和升值，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将利己性和利他性有机结合。可以看出，社会道德和社会经济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社会道德治理需要遵循适应超越原则，只有适应并超越市场经济，社会道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评价调控原则。社会道德需要借助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和衡量，科学的发展观则是对社会道德最准确的评价标准。在不同时期，社会道德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不能用历史的眼光评价现代社会的道德，更不能将现代社会道德放在历史的环境之中。①自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不少社会公众将目光放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上，而忽视了社会道德。科学发展观要求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置于等同高度，不仅要注重发展，更要注重发展造成的影响，并且将发展影响的负面效应最低化。社会道德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借助科学发展观作为道德评价标准，在社会道德治理中遵循评价调控原则，及时纠正社会道德向错误方向发展，始终将社会道德标准保持在一定高度，避免其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诉求。

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恪守市场经济伦理、坚守社会权利道德是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

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德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完善。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五爱”作为社会公德的最基本内容，要求社会公众能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种社会公德与当时中国现状相符。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社会公德也进入转型阶段，主要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求社会公众能够文明礼貌、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进入21世纪，社会公德仍在不断转变和完善中，并始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程，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价值的基本需求。

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市场经济伦理有别于西方国家原始市场经济伦理。西方原始市场经济伦理表面以自由竞争和平等互利为基础，但由于西方国家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和个人利益，造成原始市场经济伦理出现价值偏差，更倾向于利己性和谋利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更看重利他性和服务性。在这种影响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以人民功利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要求将个人正当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有机结合，以此来抑制市场经济中的个人逐利行为，倡导社会公众要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我国提出“三个有利于”，并将此作为评价社会经济伦理的价值标准。

社会权利是个人、社会以及政府三者的权利关系，是社会凭借拥有的社会资源对国家的支配力。社会权利对于社会公众有着影响性、支配性和强制性，坚守社会权利道德可以摆正权利的方向，让社会权利能够带动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早在封建王朝，社会权利归属于封建王朝，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等思想一直禁锢着社会权利，阻碍其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社会权利道德始终处于沦丧状态。进入现代社会，社会权利归属于人民，相应的民间组织也承担起一部分社会治理的责任，让政府、社会、公众形成了三者共治的良好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道德更加被重视，社会权利道德的正确价值倡导推进人民善治。所谓“善治”，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由政府、社会、公众三者共同治理，让权利社会化，实现真正的还政于民。

社会道德治理实施路径

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社会公德发展方向。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社会道德治理有着重大意义。当今社会中存在着诚信观念淡化、社会道德冷漠等诸多不良氛围，不少社会公众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对自身的道德标准日益降低。因此，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道德治理的首要举措。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针对社会公众进行基本道德教育，并以法律体系做保障，要求社会公众能够做到知行合一，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指导自身行为。同时，政府在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建立起全面的奖惩机制，针对道德模范进行奖励，号召社会公众向其学习。除此之外，社会道德治理更要注重社会公德正确的发展方向，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正确道德取向，以此来引导社会公德不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

规范市场伦理机制，建立市场经济价值目标。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倡导的市场伦理也存在一定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伦理要重视社会利益、重视他人利益，将利己性和利他性进行结合，保证效率兼顾公平。不可否认，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扭曲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伦理的建立，政府需要纠正这些错误的道德行为，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市场伦理。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道德更新是社进步的一种体现，加速道德转型，消除道德转型中产生的危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

重视民间组织发展，弘扬社会主义公益力量。民间组织是社会权利的重要主体，社会道德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替代政府行使一定的社会权利。政府应该重视并助力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弘扬社会道德、彰显社会主义价值方面的作用，让其能够吸引更多社会公众参与，从而提升社会公众道德水平，践行正当、合法、公益的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均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注：本文系吉林省2015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课题“向学而教：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 】

【注释】

①沈壮海：《道德人心领域亟需良好治理》，《人民论坛》，2014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