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6 06:27:35
【关键词】彭湃；农民运动思想；历史意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家，彭湃同志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型农民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被人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在我党早期历史上是较为丰富的。因此论析彭湃农民运动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无疑对于学习如何加强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的来源
（一）出生环境的影响
彭湃出身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的一个地主家庭，当时海丰的农民终日在残酷的陈炯明及其爪牙的锁链中过活。彭湃家虽有钱但却乏势，在政治上同样受到陈姓的压迫。同样的境遇使得彭湃特别理解贫苦农民被压迫急需崛起的心情。再者彭湃的母亲出生于海丰公平山区贫苦农家。因为父亲早逝，独自抚养彭湃长大的母亲时常给他讲述一些贫苦农民辛苦耕种却愁穿衣吃饭的悲惨故事，使得同情劳动人民的种子早早就撒在了在彭湃的心灵中。最后彭湃的家乡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长期以来就流传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黄履恭、洪亚重等农民领袖的战斗事迹，这些事迹在澎湃的思想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受教育背景的影响
彭湃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被列强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当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同盟会成员林晋亭在学校任教，时常向学生讲述文天祥、林则徐和洪秀全等人的故事，彭湃从中接受了新思想，得到革命的启迪，在学生时代已显出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1918年彭湃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在那里有许多著名的进步学者致力于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同年9月，彭湃参加了旨在开展社会社会主义问题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建设者联盟”组织。期间彭湃参与了支持反对地主、实行降低田租保证农民耕种权利的法庭斗争和佃农纠纷的实践调查，这些活动使得彭湃加深了对于农民的了解与同情。
（三）其他社会革命方式的失败告终
1921年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海丰，针对教育混乱、思想庞杂的情况，他期望从教育入手来实现他的社会革命。于是彭湃建立了两个团体：一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另一个是用于表示同情于劳动者和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的“劳动者同情会”。然而在1922年“五一”劳动节，彭湃组织游行示威纪念大会，却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参加。之后澎湃又办起《赤心周刊》来宣传社会主义、唤醒工农，也没有任何效果。他回顾和检查前段工作，发觉“自命”为代表工农群众讲话和做事，可是背后却绝无半个工农。要唤醒工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知识分子之中，必须要从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实际工作做起。
二、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的内涵
（一）农民的革命性问题
中国的土地高度集中，大部分没有田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好租用地主的田地来耕种。这些农民不仅要缴纳高额田租，而且还要忍受“三下盖”、“火头鸡”、“加租”、“吊田”等形式的压榨，致使无一分钱存余或亏损。他们连简单地买种子进行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再加上遭受高利贷的剥削以及反动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最后只能变卖家当或嫁妻卖儿用来抵偿所欠的债务。最严重者将自己卖掉去外国当工人，或者跑到大城市做苦力，或者上山为匪为兵。
彭湃认为，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另一条则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他看到了埋藏于中国农民身上的巨大革命爆发力，只要有人来领导他们，农民运动的开展完全是可能的。因此，彭湃认为必须组织农会，把农民组织起来，领导他们与地主豪绅军阀作斗争。
（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
20世纪二十年代，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农民阶级具有坚强革命性。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所以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的是国民革命，工人如果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同时在1925年底他与阮啸仙给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也进一步指出：“农民就是占全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国民，如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中国国民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换句话说，中国国民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最为中心的问题，没有农民的参加，中国革命便不可能取得胜利。
（三）农民政权问题
彭湃认为，对农民的阶段斗争所采取的政策应该包括：对付田主和对付官僚，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经济斗争的核心内容是土地问题，而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农民政权问题。1926年5月，由彭湃领导并主持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广东农民一年奋斗经过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该享有自有之原则，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参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机关及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取得实际之利益”。因此，彭湃最初的工作主要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实行农民阶级的自治。
在高中阶段应独立设置历史课程,这一点已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共识。那么,高中历史课程如何设置?教师讲授什么、学生学习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似乎已经解决而实际远未解决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在高中历史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安排
按照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规定,高中历史课的安排是:高一开设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高二开设选修Ⅰ世界近代史,高三开设选修Ⅱ中国古代史。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是,让学生在初中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再一次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更多地更牢固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应该说,这是符合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规律的。但此方案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少,二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第二,初高中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教学效益的提高都不利。诚然,无论是大纲的制定者,还是教材的编写者,都力图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加以区分,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纲制定者提出了“注意区分高、初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层次性”、的原则,而教材编写者的编写思路是:“初中教材偏重历史事件的过程,偏重感性描写,偏重具体生动,内容比较浅显;高中则偏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原因和意义影响,偏重理性分析,有一定深度。”、但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例、教学内容要点无明显差别的条件下,要真正区分高初中历史教材的层次性实在是太困难了。从初高中历史教学的整体性出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初中、高中历史教材两个循环的编法弊大于利。”
二 、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目的
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学历史教学来检验。根据这一标准,到底应如何设置高中历史课程呢?笔者的意见是,高一开设中国20世纪史(必修课),高二开设世界20世纪史(限定选修课),高三开设中国古代史(选修课)。本方案的核心是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下面围绕这个核心谈一些看法。
为什么主张在高中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呢?
首先,按此方案中外历史都只讲近100年的历史,时间短了,教学内容少了,历史课内容过多与历史课课时极其有限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其次,因为只讲20世纪的历史,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可以重新安排,初高中教学内容过多重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再次,在高中开设两门20世纪史,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紧迫的。我们知道,20世纪是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发展最为迅猛、最为深刻、最为动荡的100年。从世界范围看,仅仅是两次世界性科技革命、两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从中国历史来看,仅仅是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改革开放这三次巨变就需要我们深入地认识。而且,从思维习惯来说,人们惯常要回顾刚刚走过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得教益,增长智慧。因此,对刚刚跨入21世纪的人类来说,20世纪的历史显示着鲜活的光泽和特有的魅力。新世纪的历史教学应满足人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迫切需要,引导青少年去自觉地、系统地梳理与反思20世纪的历史,以明确自己的职责,增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三、高中历史教学是丰富多彩的
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在论证了高中宜于开设两门20世纪史之后,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的具体的课程内容。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形成与经验
政治动员，是指国家、政党等动员主体，为实现其政治任务和目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去激发和鼓动动员客体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寻求对其在政治上的认同和支持的行为或过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政治动员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激发民众热情、凝聚民众力量、鼓舞民众斗志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的来源
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动员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懂得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动员思想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即无产阶级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
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动员思想的本质和目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着无产阶级去夺取资产阶级政权。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1]p84-85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p2841850年，马克思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这种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1]p462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剥削。
列宁也非常重视无产阶级。1917年8月至9月间，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p139同时，列宁还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长期性。他说：“无产阶级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3]p135
统一战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员思想的方式或策略。“统一战线，是指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或阶层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是为着无产阶级解放而提出，并在运动中逐步发展，其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加强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意在表明无产阶级首先应该动员自身内部团结和联合起来，这样才能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二是巩固和扩大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p684“除非预先把人民中的广大群众――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4]p522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合唱”，就是指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三是努力争取更大的联盟。即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的派别。”[1]p367“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1]p306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关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方面，1918年，列宁在起草的《俄共纲领草案初稿》中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2]p719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方面，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2]p566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方面，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他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从而“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3]p180。
总之，无产阶级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动员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剖析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策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员思想，为无产阶级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彻底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实现无产阶级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的本源和理论基础。鉴于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主要着眼于对政治动员基本问题和政治动员策略问题的认识上。
第一，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动员基本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主体、对象和任务等的认识。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把当前中国革命性质归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5]p62-63。正如陈独秀说：“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个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6]后来，也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7]p647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先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构成的联合战线，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第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策略问题的认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策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等构成的联盟，主要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构成的联盟，主要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关于工农联盟方面。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投身革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共同革命[5]p3。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8]p1311925年5月，《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要想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9]p363在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方面。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10]p4。所以，要积极动员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动员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把民族资产阶级拉到革命战线中来。而要动员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要根据他们的两面性的不同情况，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对于他们的革命性方面，适当地实行团结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妥协性方面，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同我们建立联盟。”[11]p25
总的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内容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对政治动员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对政治动员策略问题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主体、对象和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这是革命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两个联盟问题，即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只有建立了牢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个联盟也是重要的联盟，要积极争取这个联盟的实现，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思想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政治动员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早期实践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利用报纸杂志、学校和农民讲习所、红色革命歌谣以及群众团体组织等来宣传革命。
其一，利用报纸杂志来普及政治宣传。报纸杂志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宣传方式，也是最具有实效的政治动员方式。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各共产主义小组就善于利用报纸杂志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先后创办《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等[12]p37-38。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指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5]p8到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机关报，《共产党》成为中央党刊。中共中央局还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并预期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以及其他书籍9种。在此后的一年时间内总共出版了15种，例如《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等等[13]p14。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兴办报纸杂志，对党内党外进行政治宣传。例如，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先后出版了《士兵之友》《黄埔日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的内容。在第一次东征中，政治部印发了《敬告士兵们》的传单。在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下，东征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做到了“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使军队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援。东征中的政治工作，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胜利，而且首创了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好经验。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创办了《苏区工人》《斗争》《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红色中华》等34种报纸杂志[12]p80-84。通过报纸杂志的创办，向工人宣传了革命思想，提高了工人思想觉悟，激发了工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为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其二，利用学校和农民讲习所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并且还规定了“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5]p8。在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和合作创办的新型革命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实现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12]p8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众的教育。在1928年5月，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就提出：“特委与县委应在可能条件下开办党务政治训练班和短期补习班后，要尽快地发展根据地的文教事业，有条件的区、乡要“设立夜班学校成人学校。”[14]p383根据规定，根据地政府先后开办了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学校。同时还根据各地实际还设立了消灭文盲协会、工农俱乐部等开展民众文化活动。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民众教育实践活动，不仅使民众习得了文字，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使他们接受了政治教育，极大地动员了广大民众投身土地革命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最早的学校。讲习所的创办，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领袖纷纷前来学习。培训完后，他们都回到农村，动员、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其三，利用红色歌谣来歌颂革命。红色歌谣是以宣传革命道理、鼓舞革命斗志、欢庆革命胜利等为内容的歌谣。是广大群众适应革命的需要创作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鼓励的结果。红色歌谣，在革命战争年挥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早在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唱出了鼓舞斗志的革命歌谣。例如《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样唱：“黄花岗上血犹腥，黄埔健儿志愿诚。不扣列强心不死，不倒军阀志难平。”“我们大家来起义，消灭恶势力，如今大革命！反封建分田地……实现共产制……”“咚！咚！田仔骂田公！……”这些全国人民至今都还耳熟能详的大革命时期的歌谣，就是广东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彭湃首先在广东唱响的。这些歌谣在播撒革命种子、鼓舞革命斗志、争取革命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p153-154。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2月18日，率部攻克宁冈新城时，有《打新城》等红色歌谣。同时，一些红色歌谣是对革命家的歌颂，例如《井冈山来了》《中国出了个》《好领袖是》《朱司令》《好得有朱毛》等[16]。为了宣传红军，动员民众参加红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并传遍了全国各地，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例如：《红军歌》中“我们今天要当红军，要勇敢向前进”；《红军纪律歌》中“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劝郎当红军》中“劝郎当红军，红军真革命”；《红军吃饭歌》中“蔬菜油盐和白米，一切都是工农的，你到吃饭的时候，忘莫工农的利益”；等等。通过大量的红色歌谣的传唱，让群众对党的政策、党的宗旨等有所了解，更加积极投身到“扩红”运动中去，很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其四，利用群众团体来组织工农大众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积极组建群众团体，发挥群众团体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早期，主要是发挥农民协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关于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1921年9月，农民协会始创于浙江萧山衙前，而最具影响的是1922年6月彭湃在广东家乡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和组织下，海陆丰县98个乡都建立了农会，人数达2万余人。到1927年，在国共合作下，中国农村从南方到北方，到处掀起建立农民协会的热潮，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全国。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等19个省份都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有的省份农民协会遍及省、县、区、乡和村。全国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到940多万人[17]p66。农民协会的成立，动员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保护自己利益的热情，壮大了革命队伍。关于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5]p10随后，北京、广州、南京、杭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工会。像湖南省，到1922年5月，时任湖南党组织书记的就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18]p149。同时，全国“青年团”及“妇女界联合会”等也都成立和壮大起来，并积极投身革命的动员和宣传工作。
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开始对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通过创办报纸杂志、办学校和农民讲习所、创作红色革命歌谣以及群众团体组织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政治动员不仅激发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政治觉悟、革命热情，积极争取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战争，而且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J].向导，1923-04-25.
[7]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肖恩芳.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
[1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3]“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5]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7.
[16]井冈山歌谣题材丰富铸就文化经典[N].南昌：江西晨报・晨事・江西读本・文化读本，2014-05-14.
[1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关键词 晚清报刊；政论报刊；史料文本；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国人办报始于学习在华外报，后经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的有意识推动，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第二次办报高潮”。晚清不同时期的报人，对报刊的政论功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刊主张，是中国新闻史特有印记。基于史料文本，分析晚清报人对报刊功能的特殊认知，我们从中可以窥探中国近代报人的特定立场和价值，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政论报刊发展脉络。
一、早期报人：报刊能“通民隐”“防壅蔽”
中国早期报刊诞生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区，香港、上海等城市是最早出现国人办报的区域。王韬、郑观应、陈炽等近代思想家在学习外国人办报的过程中萌生了办报想法，提出了一些近代报刊理论。这些文章主要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王韬）、《日报》（郑观应）等，集中体现了早期报人对近代报刊的初步认识。
王韬认为：“盖圣人不自有其圣而唯恐下情之壅于上闻也。故尧有直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询政行人，问老衢室，途议巷说，靡不收采，岂直以市好谏之名哉，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郑观应认为：“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陈炽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然而分隔势暌，堂高帘远，古人于是有谏鼓谤木之制，有采风问俗之官；唯恐下情不得上闻，上则不能下究，所以防壅蔽而恤]者，如此其汲汲也。”
在早期报人为数不多的报刊理论著述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谏鼓谤木”的典故，为新闻纸存在的合法性寻找学理上的支持。“谏鼓谤木”的典故讲述的是尧舜二帝注意采集和倾听民间意见的淳朴做法，反映的是古代圣君明主对民间声音持开明态度的高尚品德。早期报人以此讽谏晚清朝廷，希望他们能效仿前贤，开辟采风问俗的通道，允许报刊议论时政，贡献言论。
报刊具有“通达”的功能，能够实现信息的上通下达。早期报人对西方报刊在社会中的作用充满向往之情，对报刊“通达”的功能情有独钟，热切期盼朝廷君主能够“博采舆论”“求通民隐”。王韬就十分羡慕《泰晤士报》的社会作用，认为：“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每日一论，笔耕不辍，撰述大量各类政论文、建言类文章，为晚清朝廷努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基于报刊的特殊功能，早期报人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设立报馆的主张，以期实现政情建议“通达”朝廷的政治目标。“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王韬）、“宜设洋文日报”（王韬）、“宜设洋文报馆”（陈衍）、“宜妥订章程”（郑观应）、“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郑观应）等等，是主张办报的最早呼声。在用语上，早期报人频频使用“宜”字，言之切切，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关心国是的追求，体现了“忠诚进谏”的诚心。
报刊能够“防壅蔽”，政治作用明显。最早从事报刊活动和报刊理论著述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即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一般知识分子，是一些庶士、寒士、幕僚等，他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很难通过既定体制传达到朝廷上层。然而，他们深受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影响，同样具有中国士人的基本情怀，志存高远，忧心国事。王韬曾这样评价自己：“至于一介儒生，何敢谬陈得失；虽有闻见所及，亦第援古证今，仅同瞽诗朦诵之例。”报刊媒体所具备的传播信息的功能，为意见输送提供了渠道上的支持，成为建言、立言和传播言论的良好工具。王韬等人借助报刊发表的政论文章，逐渐为国内开明的士大夫上层人士接受，萌生了晚清“中体西用”“变法自强”的思想。
早起报人关于报刊的认识核心是“通达”，目标是“求通民隐”“防壅蔽”，背后的深层寓意是希望贡献忠诚。他们对报刊的政论框架进行了初步建构，是中国新闻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细节，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政论情结。
二、维新派报人：报刊有“耳目喉舌之用”
19世纪90年代，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惨败于近邻日本的历史惨剧，极度刺激了当时有识之士.一场由维新派人士导演、由维新政论报刊鼓吹的政治改良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维新变法运动中，维新派人士扩展了对报刊的政论建构。梁启超是维新运动中的活跃报人和政论家，对报刊理论的贡献尤为突出。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如果说“耳目”观是早期报人“通达”的观点变相提法，“喉舌”观则超越了早起报人的认识，强化了报馆的政治。维新运动另一位领导人谭嗣同认为：“多出报章，导之以言，毋令少有壅蔽。”谭嗣同将视角集中于具体实践上，重视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喉舌”观有相通的地方。
维新派报人吸收了早期报人对于近代报刊的认识。社会中的士大夫上层逐渐接受了近代报刊，新闻纸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丁日昌在《奏陈自强之道》中说：“夫西人设立新闻纸馆，上以议国家之得失，下以评草野之是非，可以知四方之物价，可以悉外国之情形，原为有益之举。”李提摩太曾撰《新政策》，将“立报馆”视为富国强民之法：“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陈澹然在《权制》中认为：“新闻纸许百姓议国政及官吏得失。”这些认识和主张是对早期报刊理论文本的补充和拓展，是对报刊“通达”和“防壅蔽”肯定。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接受了近代报刊，曾向属吏积极推广《时务报》，在《劝学篇》中辟专章，论述“阅报”之利：“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筲之瞽论。”
维新派报人对报刊进行重新建构，将报刊纳入到政治框架。维新派进一步发展报刊的政论功能，“耳目喉舌”观是报刊理论创新的一个成果。在维新派的报刊理论中，报刊不仅能够开发民智、培育新民，更重要的作用是能制造维新舆论，影响朝廷变法的舆论氛围。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报刊显而易见地展现了对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推动了清廷短暂的改良运动。维新人士加入报刊事业，“塑造了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政治家报人形象”，新闻业的政治框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报刊为政治变革服务的功利性特征更加明显。
根据梁启超《戊戌记》记载，经过维新派报刊舆论宣传，“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维新政论报刊的历史活动证明，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对政治变革是积极有益的，不仅能营造维新的舆论氛围，而且能影响朝廷决策。
三、革命派报人：报刊是革命组织和宣传机关
在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革命派报刊亦获得空前的发展，在报刊理论建构上提出了更为激进和大胆的主张，引领中国报业形成了新闻事业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
作为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撰写发刊词，提出“先知先觉”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神州日报》发刊词提出了“转移国步”的主张：“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杨毓麟认为：“报纸之为物业，非独以之将随时势，抑且以之制造时势。”于右任将报刊言论和民族、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民立报》发刊词中指出：“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革命派的立场鲜明，报刊理论的革命性比较彻底。不同于早期报人和维新派人士，革命派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留洋知识分子和青年。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再是僵化的儒家传统君国思想，而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是三权分立的契约精神。虽然，革命派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所持政治主张亦有不同的差别，但在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方面是有共同追求的。在政论口径上，革命派报刊的言论更为激烈和大胆，政治主张也更为具体和明确。上海《苏报》曾发表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革命军论》等政论文，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武汉《大江报》曾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发了“《大江报》案”。这些都反映革命派报刊的革命性，反映了报刊政治功能化的强化。
革命派报人积极创建政治机关报，革命宣传与政治工作实现了同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的观点，为报刊成为革命动员机关提供了政治努力方向。孙中山认为，革命报刊负有培育先知先觉者、“能策其群而进之”的政治责任。在实际报刊活动中，革命派报刊的确发挥着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政治活动实现了同构。在革命派那里，报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社会媒体，而是政治革命的舆论机关和动员机关。《民立报》等革命报刊不仅是革命组织的机关报，而且是革命人士交际与往来的汇集之地。有研究者就指出：“民立报社，成了志士荟萃之所，也成了党人联络指挥的总机构。”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也认为：“当时革命派的报纸不仅仅是舆论喉舌，同时也是革命的组织机关。”
革命派报人强化了报刊的政治功能，将报刊完全纳入革命动员之中，在理论设计上实现了报刊实业与政治事业的同构。报刊媒体围绕政治核心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开展革命斗争，成为政治革命的组成核心。
四、政论报刊的角色转变：民报到党报
通过分析晚清报刊理论文本，我们发现，晚清报刊的角色与报人主体的角色有一定的重叠性，随报人主体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地位上升，由民营报刊逐渐过渡到政党报刊，政论报刊越来越趋于官方化和政治化。
早期报人主要是一些寒士、庶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比较低下，“他们是科举落第之后由一般二流文人转为的记者”，处于社会结构底层。他们创办报刊的宗旨无非是借助报刊“通达”的功能，建言献策，向朝廷奉献忠诚。早期报人与上层士绅阶层一样，接受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对朝廷的革新自强抱有极大的期许。早期报人的政论报刊处于社会末端，从历史进行来看，它们是不起眼的民间角色。
与之相比，维新派人士主要是社会结构中的士绅阶层，其社会地位明显要高，并能借助现有渠道与朝廷上层沟通。维新派报刊的政治目标也更加明确，就是通过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营造变法的舆论氛围，推动朝廷改良自强。作为学会性质的政论报刊，其办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维新派人士的募集和朝廷大员的捐赠，发行方面多采取免费赠予方式。维新派报刊在一个时期内受到官方的肯定，逐步向官方意识形态靠近，具有半官方的色彩。在维新活动后期，已经有部分维新报刊进入朝廷视线，被改制为官报性质，孙家鼐就曾上过《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在维新舆论中，刑部侍郎李端毕虺廷呈送了《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提出“广立报馆”的建议，认为“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
革命派兴办的政论报刊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机关报。孙中山及中国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将报刊定位为政党机关报，负有政治革命的时代任务。革命派第一个正式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就是一个舆论机关，又是一个联络机关。后来建立的《民报》、《民立报》等政治机关报，亦是如此。革命派的政论报刊一方面进行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致力于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同志，“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的报刊已经成为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具有近代社会政党报刊的特征，扮演着政党报刊的角色。
五、政论报刊的职能演变：建言通达到政治动员
早期报人对于报刊的认识还停留在学习阶段，报馆缺少专业记者，缺乏或者根本没有新闻采访活动。直到民国的时候，记者还被成为“访员”、“访事者”等，职业认同感比较低。早期报人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和模仿，最主要的学习成果，就是报刊能够承载和传播言论，是向朝廷勤恳进谏、奉献忠诚的捷径。因此，作为报刊媒体的学习者，早期报人利用报刊“建言”和“清议”，用语多用“宜”，建议的色彩比较浓厚。
维新派人士兴办的政论报刊是早期政论报刊的“加强版”，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宣传和变法主张传播，营造变法的舆论氛围。维新派报刊同样比较缺乏现代新闻传播机构的一些基本业务组成。维新派主张“开民智”、“废科举”、“设立报馆”，“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一系列变法内容，将营造变法舆论氛围放在第一位。维新派向朝廷奉献忠诚的方式就是维护君威，变法自强，振兴朝廷，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意图比较明显。
在革命派那里，报刊已经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机关，其职能是开展国民动员和政治革命。革命派报刊与革命派的宗旨实现了同构，报刊成为革命派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派的政治目标是满清政府、平均地权、建立共和政府，革命派报刊则广泛动员社会有识之士，开展了激烈的反对满清贵族的政治宣传。报刊成为政治活动的组织机构和革命动员的宣传机构。
晚清报人对政论报刊的职能进行了选择性的利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意味越来越浓厚，直至与政治融为一体。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润泽教授就认为：“宣传、鼓动和介入政治生活，是早期报人们对报刊功能的集体习得和选择。”随着政论报刊职能的政治化，政论报刊的新闻话语权逐渐上移，最终与政党话语实现了同构。
六、结语
晚清报人通过对政论报刊的理论建构，逐渐将政论报刊从民报角色转变为党报角色，将报刊的主体功能从建言通达演变为政治动员，报刊作为媒体成为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历史实践证明，政论报刊是推动中国走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给曾经僵化、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加速了社会变革。1912年10月，梁启超在北京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认为国内革命取得如此成功，“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同月，孙中山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说：“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梁氏和孙氏所言似有过誉之嫌，但亦从侧面验证了晚清报刊在满清贵族统治中的巨大作用。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1995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1996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19世纪早期至70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发生在这一阶段的1848年欧洲革命，冲垮了反动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俄国、日本通过改革，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的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这些地区，引起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德、俄、日、意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857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工业革命使各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无权，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的特点表现为暴力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并加强了国际团结，由自发性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发为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社会思潮。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略，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洲出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强大革命风暴。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19世纪中期世界的三大进步潮流。
【关键词】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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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史学论集》第247页）。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子“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他们除了独占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外，还大量兼并土地。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叹服。须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总耕地的7%，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之伟大。
（三）旧中国和新中国经济之比较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可以从中评价出执政党治国执政的能力。
表一：1949-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
（附图{图}）
表二：199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
（附图{图}）
表三：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附图{图}）
以上三个表格的情况，反映了几个问题：
1.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大肆搜刮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已全面崩溃。那时候，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全国交通阻塞，物资奇缺，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2.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3.尽管在建国后，我国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有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往，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在本
质上有明确的认识，以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随之解体，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而在19，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青少年学生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哪个优越？到底哪一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并且有些学生还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世界历史用了二册的篇幅叙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即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一）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情况
1.所有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所有制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靠血腥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方面教材有大量的史实）。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苏联、东欧皆如此），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
3.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1929-1933年灾难性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缩减了2/3，造成3000万工人的失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人权、民主、自由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标榜社会的民主，人民的自由，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基本权利，民主自由的状况到底怎样呢？通过比较，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是“人权的捍卫者”，相反，而是人权的践踏者。
资本主义美国1787年宪法，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3/5的人口折算。美国在扩张领土中，屠杀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财产。血腥大屠杀使印第安人由100多万锐减到19世纪末的24万。
在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从16-19世纪中期，使非洲丧失了上亿青壮人口。
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者……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一律平等，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人民有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同时使青年学生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知道当代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所面临的挑战，认识到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使学生增加使命感和紧迫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关键词] 中央革命根据地 党员教育 正规化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先后成立和中共临时中央的迁入，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茁壮成长，主要得益于广大党员的努力奋斗。为了更有效地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一直注重党员的教育工作，并针对根据地党建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的必要性
1929年1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帷幕。在此之前，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在当地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红四军进入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游击之时，党建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的江西和福建两省却面临着农民成分在党员总数中比例不断上升的严峻挑战。1928年7月时，（江西）“全省组织统计的比较中，农民成分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的成分还不到百分之十”[1]P6。而到1928年10月，福建省的党员成分比例中，“农民竟占百分之九十二，工人仅占百分之五”[2]P473。即使在工人成分较高的红四军党组织中，“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党员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3]P74。在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中，产业工人也只是少数。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城市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吉安为例，工人党员绝大多数从事炭业、米业、码头搬运、烟业、理发、染织、香业、袜业、把斟和厨业等行业，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闽西地区也同样如此，在出席中共闽西二大的代表中，名义上工人成分占25.4%，但产业工人成分竟然只有区区的1.4%。而雇佣劳动者占10%、独立劳动者占14%，是工人代表中的大多数。[1]P267工人成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在比重上显然已居劣势，而农民党员所占比例迅速攀升并跃居首位。
随着工人党员比例的持续下降和农民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党内开始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基础之上。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彻底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其它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所没有的。与工人阶级不同，农民阶级则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不愿意离开土地，封闭保守又没有合作精神，欠缺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身组织应严密，党员多要是能奋斗的有纪律的，稍有不服从纪律及消极的，应不惜地处罚”[2]P5，但以农民党员为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江西党组织内部，“党的质量还是没有改变，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在逐渐生长”[2]P535，“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在下级组织农民意识确实有相当基础，一些行动如白沙、水南、永丰等处的武装分散防守，以致红黄会猖獗异常，不能以严重的打击或消灭，经济的不集中，地方界限，如吉安西区的排外风潮，这些完全是农民意思的露骨表现”[1]P327-328。“福建的党，在数量上已经充分的农民化了，在党的工作上尤其带有很浓厚的农民落后的意识”[2]P473。其中以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工作最为突出，“斗争一起来到处党务便无形停顿，一个会都没有开，一切事项没有讨论没有分工，只凭几个人英雄式的各干各事，弄得他们非常忙迫”，“凡事分不问一切事情，都没计划，任其自然发展，错了也没有法子挽救”[1]P165-166，“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2]P582。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越来越薄弱，严重影响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工作。江西党组织“所原有的主要缺点现在都还没有消灭，并都还非常严重，比如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党与群众的脱离，支部生活的缺乏，地方党部的不健全，政治水平线的低微，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上”，“这些主要的基本的弱点都还非常严重”[2]P579。福建省党组织的情况也不妙，“支部大多不能起支部的作用，政治报告成了‘总理遗嘱’，支部会议成了‘总理纪念周’，形成‘有开会无工作’的状况”，“党不能领导群众，党员没有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入党以后反成消沉状态等”[2]P474，“党的工作没有系统的计划”，“无论各地方发展或各种运动的发展，都是偶然的，都不是预先有计划去进行的”，“所以全省工作表现得七零八落，各地的力量和各种革命的力量都不能互相配合适应起来”[2]P474。总的来说，“苏区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党员的政治积极性还比不上非党同志”[2]P1445，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工作处于困难局面之中。这种局面严重影响着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体系的建立
对于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教育，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早就留意于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党组织中党员教育开展较好，经常举办党员训练班和出版刊物或训练材料以教育党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党则师委军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情形日益良好”[4]P30，“党的会议除作战外，小组会有每星期一次，各级代表会，也能常开并能按期开，对党员还有相当的训练，由党代表负其责”[4]P34-35。在古田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又指定了党内教育的材料并系统总结了党内教育的方法。[3]P94-95虽然后期红军的党组织因为“党管一切”，“结果是党包办了一切，而对于党本身的党务工作如发展组织党员训练与教育工作自然要放松了些”[4]P376，但出版刊物或训练材料以教育党员的工作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编印了《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新党员训练大纲》和《党的建设讲义》等大量党员训练教材，对红军中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P316
相对而言，地方党组织的党员教育工作则比较落后：“一班同志的政治水平都低，党的训练教育工作都缺乏，训练的材料亦很少，并且文字的材料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党的决议案、通告等多只能达到区一级，每个支部中能识字的不过几人，各级的巡视工作是有，但都不深入，大半只是出席会议、做报告了事，检查工作亦是形式主义多。”[4]P389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地方党员教育滞后的局面开始改变。根据1931年7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共苏区中央局已经开始“举办党的短期训练班”，“第一班已开学，约30人，均系支部中新的工农党员，时间是3个礼拜，第一次完后继续举办，拟以时间在1月以上”[2]P1682。此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日趋稳固，党员教育也开始逐渐系统化。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组织读报班、会议作报告、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出版教育材料、订定训练班课目和自行阅读理论书籍等党员教育的几种办法。同时，中共苏区一大还强调“对新党员必须有特别教育工作”，“关于新入党的党员，党必须给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是要适当分配以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去使之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须要施行个别的谈话式的和集体的――组织新党员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进党以后的短期中能够了解了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常识”[6]P475-476。
1933年春开始，中共临时中央陆续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同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致信各级党部。该计划要求中央和省县党的机关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以“提高中央一级及省县一级工作同志的理论水平”，县委举行流动训练班以“造就与培养区委干部及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与主要干部书记”，支部设立流动训练班教育普通党员，“对于新党员当单独举行几次短期训练班”。[2]P2745-2747中共中央组织局制定的这个党内教育计划相当系统，根据不同的需要在各级机关里面设立了不同的训练机构，更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制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已逐步趋向正规化。稍后时间，中央组织局又就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再次致信苏区各级党部。在信中，中共中央组织局要求苏区各级党部应重视党员教育，“除开从日常生活去教育同志外，必须建立有系统的训练班的教育工作”[7]P303。具体的做法就是“每个县委应该举办支书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如支部[书]训练班，组织干事训练班等，使每个干事都受到专门的训练”，“对于一般党员应该切实举行流动训练班，使每个党员受到基本的教育”[7]P303-304。
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各级训练班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更为正规的党员教育形式――党校教育系统也建立起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党校可能要追溯到赣西南苏区的党校，但这所党校“因攻吉行动，结果成绩很少”[1]P362。早在1931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苏区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6]P213，用以培养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中等干部。同年8月和12月，中共中央又屡次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建立党校。但由于环境的困扰，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迟迟未能建立。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组建一所中央党校已刻不容缓。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与中共中央局、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合办一所苏维埃党校。这所苏维埃党校命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由中共中央局领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实际上就是中央党校，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员教育有了最高层次的形式，与各级党员训练班一起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教育体系。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信仰教育的开展
所谓信仰，就是人类对某种理论、学说或者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将其视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和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信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巩固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的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必须使党员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大力扩充，非无产阶级在党员总数比例上占了绝对优势，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就成了严重问题。对于其它阶级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8]P685。但个人信仰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经常性的教育而逐步积淀。只有通过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转化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从而推动发展和改造世界。
如何通过教育巩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有明确的思路。1928年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随着党员群众政治水平的提高，要加强对他们的理论教育工作”，“要组织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以及对中国革命以前阶段（武汉时期、广州起义等）经验教训的系统宣传工作”。[2]P4321929年7月，中共中央又通告全党，要求“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纲宣传，特别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础理论与策略，并联系一切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但同时反对党内政治清谈的恶劣倾向”[9]P573。中央革命根据地早期党员教育主要就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要求而展开，但各地具体内容不一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引起党严重的注意”[6]P467。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或者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没有成效，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挥它的巨大能量。
为了统一各地党员教育内容，保证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读，中央组织局为各级党员教育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包含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信仰教育内容。中央一级和省县一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主要教授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俄国党史与列宁主义。省委训练班教授的科目是政治常识（主要的即为共产国际纲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还要出发实习工作。县委流动训练班的相关科目主要是党员须知的解释，支部流动训练班则包括有党员须知的相关内容。[2]P2745-2747
在众多的教授科目来说，党员须知是最为值得注意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固然应该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相结合，但单纯的知识传播并不能真正完成信仰教育的任务，信仰教育要遵循信仰本身的规律。大部分党员文化程度低下，不可能接受高深的理论教育。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和省委训练班所学习的内容对于广大普通党员来说太过深奥，流动训练班特别是支部流动训练班才是广大普通党员接受教育的机构。党员须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开展党员教育而编写的读本，非常适合用来开展党员的信仰教育。它包括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中共目前的任务、党的组织三个部分，用以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特别是与广大党员密切相关的日常知识[2]P3063-3080，对巩固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相当大的帮助。
四、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业务教育的进行
共产党与其它工人政党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表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P285。列宁认为“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11]P38，党的先进性在于它“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不断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2]P182。对于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有所了解。按照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的规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13]P90，这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论述是一致的。
要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只有加强党员的业务能力，才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茁壮成长。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最需要的业务技能就算是战斗的能力。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党员的军事化，认为党员如果不会使用武器，“在工农暴动时便不会很好的指挥这个暴动的军事行动，以至暴动发生后也不会利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故党的任务应使一切党员受到军事训练”[14]P487-488。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阶段中同志应自动的找得许多实习的机会去完成这一任务，如到中去当兵，参加红军队伍中去，或加入纠察队，同时军委应当有计划于同志的军事训练的实施”[2]P767。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党员的军事化赣西的群众党员军事化部分可算是做到了，五九的进攻吉安，中路调集的四万余群众都能遵守纪律，而且每天早晚必下操、呼口号，以开会、步哨、侦探等等均习惯自如，而且内部的组织完全与作战军队组织一样，什么都齐备”[1]P236。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提出“每个共产党党员都是个战斗员是个士兵”，“要使每个党员在理论上了解党员军事化的重要”[1]P620-621。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军事化的实行，为红军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人才，也为领导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党员军事化以外，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也属于加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业务能力的教育内容。支部是广大党员从事业务工作的基本单位，以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支部业务较为疲软。1931年8月，中共中央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生活存在的问题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指出“支部应有本身的经常生活，举行识字运动，办墙报和画报等，支部在群众组织中应起党团作用，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加紧群众中文化教育工作，妇女运动和帮助团去进行青年工作”[6]P371-372。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党内教育计划里面，对党员如何从事支部工作做了安排。县委流动训练班安排了区委应该怎样领导支部、支部应该怎么做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几个基本工作、怎样在地方武装中工作和工会工作等科目，支部流动训练班则安排了支部工作、查田运动、扩大红军、经济建设、党与苏维埃、工会工作等科目。[2]P2747这些科目都是与党员从事实际工作相关工作的教育密切相关的，对党员业务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党内各种“左”倾主义思潮一直存在，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员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员教育过于推崇理论，不注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语奉为至高指示，不愿意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存在形式化的倾向，过度追求正规化和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没有顾及到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资源，使实际教育效果与理想相差甚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指导理论上的错误，并不能剥夺党员教育的伟大意义。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的开展，巩固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了党员的实际业务能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贡献良多。特别是在党员教育开展的过程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采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以后的党员教育中被普遍使用，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M].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5]杨晓东等.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在高中阶段应独立设置历史课程,这一点已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共识。那么,高中历史课程如何设置?教师讲授什么、学生学习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似乎已经解决而实际远未解决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在高中历史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安排
按照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规定,高中历史课的安排是:高一开设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高二开设选修Ⅰ世界近代史,高三开设选修Ⅱ中国古代史。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是,让学生在初中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再一次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更多地更牢固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应该说,这是符合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规律的。但此方案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少,二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第二,初高中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教学效益的提高都不利。诚然,无论是大纲的制定者,还是教材的编写者,都力图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加以区分,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纲制定者提出了“注意区分高、初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层次性”、的原则,而教材编写者的编写思路是:“初中教材偏重历史事件的过程,偏重感性描写,偏重具体生动,内容比较浅显;高中则偏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原因和意义影响,偏重理性分析,有一定深度。”、但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例、教学内容要点无明显差别的条件下,要真正区分高初中历史教材的层次性实在是太困难了。从初高中历史教学的整体性出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初中、高中历史教材两个循环的编法弊大于利。”
二 、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目的
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学历史教学来检验。根据这一标准,到底应如何设置高中历史课程呢?笔者的意见是,高一开设中国20世纪史(必修课),高二开设世界20世纪史(限定选修课),高三开设中国古代史(选修课)。本方案的核心是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下面围绕这个核心谈一些看法。
为什么主张在高中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呢?
首先,按此方案中外历史都只讲近100年的历史,时间短了,教学内容少了,历史课内容过多与历史课课时极其有限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其次,因为只讲20世纪的历史,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可以重新安排,初高中教学内容过多重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再次,在高中开设两门20世纪史,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紧迫的。我们知道,20世纪是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发展最为迅猛、最为深刻、最为动荡的100年。从世界范围看,仅仅是两次世界性科技革命、两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从中国历史来看,仅仅是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改革开放这三次巨变就需要我们深入地认识。而且,从思维习惯来说,人们惯常要回顾刚刚走过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得教益,增长智慧。因此,对刚刚跨入21世纪的人类来说,20世纪的历史显示着鲜活的光泽和特有的魅力。新世纪的历史教学应满足人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迫切需要,引导青少年去自觉地、系统地梳理与反思20世纪的历史,以明确自己的职责,增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三、高中历史教学是丰富多彩的
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在论证了高中宜于开设两门20世纪史之后,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的具体的课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