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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14: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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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传播 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 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⑧
四、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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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了容易叫座的“戏说”、“古装”、“搞笑”等讨巧的路子，将视角对准了当前的社会问题――“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宁夏创下了56%的高收视率，在天津、湖南、成都、陕西均有较好的收视效果。该剧导演张建栋认为，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在中国3.2亿个家庭中有1/4受到家庭暴力威胁，其中受害妇女更以千万计。他说，这样的作品只要抓住了“魂”，叫好又叫座也并不太难。
（摘自《北京日报》2002年2月22日赵文侠/文）
冯巩出任中戏教师
长期靠“口传心授”、“师傅带徒弟”进行传承的相声、曲艺，如今终于走进大学校园，融入现代化教学体系和机制之中。
继去年将相声创作表演专业纳入大学教育后，中央戏剧学院今年又将开办曲艺文学（创作）专业，选定的主讲教师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演员冯巩。
（摘自《北京晚报》2002年2月26日秦杰、沈路涛/文）
腾格尔愤怒索赔500万
天堂文化公司将以腾格尔的名义状告全国10多家侵权企业，索赔金额高达500多万元。据悉，这是国内演艺圈有史以来被告最多、牵涉版权范围最广的一场侵权官司。
早在几个月前，腾格尔所在的天堂文化公司就委托北京一律师事务所，前往全国各大城市搜集侵犯腾格尔版权的各种证据――譬如盗用名义、肖像、音乐等。截止目前，已统计出在全国范围内的侵权企业多达数百家，包括一家全国连锁的涮羊肉企业、一家用《蒙古人》音乐在电视打广告的饭店都已列入的“黑名单”。的证据已按法律程序进行了公证，在3月初将完成对象的备案工作。
（摘自《羊城晚报》2002年2月27日周帅、刘蓉/文）
大陆电视剧风靡台湾
春节期间，台湾年代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推出大陆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这部真实反映800年前宏大战争场面的电视剧，很快在台湾形成收视高潮，同期推出的VCD也供不应求。
几年前，大陆的电视剧就开始进入台湾，《水浒传》《末代皇帝》《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都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去年，更是大陆电视剧的丰收年：《大宅门》好评如潮，《雍正王朝》连续六次重播，收视率不降反升。目前，《康熙王朝》在多家电视台重播。
电视剧的热播也带动演员的知名度在岛内攀升，像陈道明、陈宝国、唐国强这些名字台湾许多人都如数家珍。去年，唐国强到台宣传还引起不小的轰动。
（摘自《中国电影报》2002年2月28日王丽丽、顾钱江/文）
香港名导筹拍“国足出线”
《平地》之后，香港动作片导演唐季礼又开始精心打造他在内地的另一部“足球”电视剧――20集《壮志雄心》。足球小子将由从没有演过运动员的陆毅出演，并将对全体演员进行球场上的“魔鬼训练”。
该剧以“国足出线”为背景，杨晨等现役“国脚”也将在剧中客串出镜。据悉，入选出演的还有任达华、张庭、沈傲君、达式常、宋春丽等明星。
（摘自《北京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5日文）
王军霞“触电”拍《夺子》
长跑名将王军霞又在跑道上出现，不过，这并不是在比赛，而是在一部名为《夺子》的电影中出镜。在这部影片中，王军霞扮演主要角色之一的宁志英。宁志英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母亲，但热爱生命，她的坚韧、勤劳和正直使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女性身上难能可贵的人格力量。王军霞表示，拍电影是一个新的领域，更是一个机会，她愿意尝试并为此付出努力。
（摘自《北京晨报》2002年2月20日文）
章子怡出任使者
昨天上午，著名演员章子怡亲手将通过多方筹集的10万元善款捐给基金会，并接受作为慈善使者的聘书和一条洁白的哈达，正式成为“慈善使者”。
章子怡此次出任的“慈善使者”旨在协助政府全面启动、宣传育人工程，该工程目标是为扫除青壮年文盲，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大学以上学业，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各行各业人才。章子怡对这一使命显得十分重视和兴奋，表示一定会竭尽所能参与基金会的各项活动，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摘自《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3月1日蔡谦/文）
章子怡与洛佩兹将合演新片
近来，好莱坞频频向章子怡招手。据了解，继喜剧男明星亚当・山德勒力邀章子怡同台演出后，当红女星珍妮弗・洛佩兹也将与她合作演出《麻辣女佣》（暂译）。此外，亚当・山德勒的喜剧片《真昏启示》也敲定由章子怡出演女主角。片约不断，章子怡的英语要加把劲了。
（摘自《文汇报》2002年2月22日文）
谢晋巩俐合作排演话剧
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影星巩俐从香港飞到北京，直奔文艺界委员报到的饭店。此时，先期到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的谢晋已等候多时。两位委员聊起了合作排演话剧《金大班最后一夜》之事。谢晋对巩俐说，金大班这个角色要在舞台上从20多岁演到40多岁，让你一下子过足话剧瘾。巩俐说，要演好一个40年代上海滩走红的，自己的舞蹈功夫还有欠缺，要专门请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习各种舞蹈技巧。她相信，一定会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出色。
据悉，这部话剧将于今秋在上海艺术节上首演，并到北京、广州以及港澳台各地上演。
（摘自《羊城晚报》2002年3月4日郭伟成、包蹇/文）
《还珠格格3》圈定5大主演
一部《还珠格格》造就了“小燕子赵薇”神话，事隔多年，《还珠格格3》再次续拍，主要演员成为八方关注的焦点。记者从琼瑶公司发言人简先生和导演李平处了解到，目前公司已经圈定了《还珠格格3》中的五位主演：“小燕子”黄奕、“五阿哥”古巨基、“皇阿玛”狄龙、“晴格格”王艳和“尔康”周杰。
（摘自《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2月27日任嫣、宗珊/文）
秦海璐做
《Vogue》封面女郎
秦海璐日前接受美国杂志《Vogue》采访，她是继章子怡及周迅后，第三位成为封面人物的内地演员。秦海璐与章子怡是同窗兼室友。去年她凭《榴莲飘飘》夺得台湾“金马奖”影后。秦海璐最近刚与黄子华拍完电视剧《溥仪》，春节前曾去香港与关锦鹏商谈合作之事。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22日文）
四小名旦”换人
“金马奖”影后李小璐，果然逢马大发，甫进马年，即与章子怡、周迅、李冰冰同登中国新“四小名旦”之列，将赵薇、徐静蕾“踢”出圈外。
此次票选活动由北京东方魅力网、北京电视周刊、上海电视、广东电视周刊等媒体联合主办，投票人数总计超过十万人次。“四小天王”分别为陆毅、李亚鹏、任泉、陈坤。
（摘自《北京广播电视报》2002年3月5日文）
葛优要演足球裁判
由滕文骥执导的第一部反映足坛怪现象的电影《黑哨》，目前已锁定由葛优和张国立主演，预计7月左右开拍。滕导说，这是一部纯粹的黑色幽默喜剧片，而此前打着“黑色幽默”的《大腕》只能算一部调侃式的喜剧片，所以两者有明显的不同。他说：“我想让葛优演裁判，而张国立演俱乐部的老板。”
（摘自《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2月22日宗珊/文）
青年女演员方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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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表彰大会举行
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芒果影业联袂打造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1年度表彰大会暨颁奖盛典”4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田壮壮、张国立、冯小刚、张扬、贾樟柯、巩俐、章子怡、舒淇、范冰冰等上百位中国电影人出席此次盛会。
《让子弹飞》成最大赢家，获得了“年度导演”、“年度影片”、“年度男主角”三项荣誉。至于章子怡就凭《最爱》饰演的商琴琴，拿下“年度女演员”奖。杜琪峰夺得了年度港台导演奖，而终身成就导演荣誉则归吴贻弓所得。
蔡赴朝、张丕民
会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
不久前，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副局长张丕民会见了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会见中，蔡赴朝对多德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指出，美国在电影制作和市场营销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我们愿意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与美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他建议双方重点在合作制片、专业人员培训及在美国宣传推广中国影片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多德对蔡赴朝的建议表示赞同，希望充分发挥美国电影协会的优势，积极促进双方在电影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李长春到广西广电系统
考察指导工作
3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深入广西考察，就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等进行深入调研。在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李长春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活力，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巩固传统产业，探索新型业态，打造知名品牌，壮大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北部湾之声，李长春要求广西发挥地缘优势，深化与东盟各国文化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与东盟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第一届中日影视产业发展论坛
在北京召开
近日，第一届中日影视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广电总局国际司、日本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期间，上百位来自中日两国的政府、媒体和学界代表，就中日影视产业发展情况和两国在广播影视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与会代表就中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最新动态、影视产业合作模式、网络背景下的影视节目交流等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多项共识。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广播协会（NHK）、东京电视台和富士电视台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日本政府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在影视节目推广、动漫创作和产业经营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最新学术成果及民营影视文化企业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日方的高度关注。与会代表表示，此次论坛为两国政府、媒体和学界搭建了加深了解、增进交流的重要平台，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希望今后继续举办此类活动。
“中日影视产业发展论坛”由广电总局国际司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局共同主办，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与日中经济协会文化产业室承办。
张丕民出席
重庆电影集团挂牌仪式
3月23日，重庆电影集团举行成立庆典暨挂牌仪式。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重庆市长黄奇帆出席了庆典仪式。
张丕民指出，重庆是致力于用电影艺术来表达的城市，也是能为电影创作插上想象翅膀的城市。重庆电影集团的成立为重庆市文化事业的进步掀开了新的篇章，也为全国电影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革命题材丰富厚重，在改革发展现实生活中的题材也多彩多姿，这些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重庆电影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人民币，是由重庆广电总台、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出版集团公司、重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重庆电影集团业务范围将涵盖影视产业全产业链及相关产业，同时将打造西南地区影视人才、影视项目的培训、服务等。重庆电影集团与包括中影集团、华谊兄弟、海润影业、慈文传媒在内的国内多家一线影视制作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合作双方在影视内容生产上保持密切协作、互惠共赢。
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参观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近日，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同志来到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参观了第20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总局领导田进、张丕民、王庚年、王求同志以及办公厅、传媒司、网络司、科技司、广科院负责同志陪同参观。
李长春强调，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现代传播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由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是国内以及亚太地区广播电视行业规模最大的技术设备展览会，也是全球知名的数字电视与宽带网络行业展览会。本次展会秉承“创新、融合、服务”的理念，吸引了亚洲、欧洲、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家厂商参展。
影视文化发展与合作研讨会
在昆明召开
日前，“影视文化发展与合作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我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郑雪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中国电影报》副社长唐榕、一壹国际资本电影基金会董事长王顺吉、一壹国际资本电影基金会总裁王一洋、一壹国际资本电影基金会执行总裁岳晓湄、东方歌舞团著名作曲家吴华等50位业内专家、导演以及业内知名企业家欢聚一堂，共同商讨如何打造云南电影精品。本次研讨会旨在结合北京影视专家团队和专业院校优势资源及社会资本，为云南影视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校企联合”又有北京影视专家的支援的发展之路。
广电总局启用
新《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3月26日，广电总局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中央电视台，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发出《关于启用新的通知》（广办发剧字〔2012〕56号），通知说，为进一步规范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核发管理工作，广电总局结合电视剧审查许可的工作实际，决定自2012年4月1日起启用新《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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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获首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乐）评比一等奖
《管弦乐素描六首》（1981―1982）
《A调弦乐四重奏》（1982）
1985年获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评比二等奖
《为琵琶与乐队而作的随想曲》（1982）
室内乐《别》――为钢琴、长笛、单簧管、中提琴及打击乐而作
（1983）
《第一铜管五重奏》（1983―1984）
长笛独奏《吟》（1984）
《为四把大提琴而作的乐曲》（1984）
1985年获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评比二等奖
《冤怨》――为箫与女高音而作（1985）
1985年首演于香港“中国第一届当代作曲家作品音乐节”
三弦独奏《幻想曲》（1985）
1987年首演于英国“中国新作品音乐节”
为舞剧《神州武魂》第一幕所作的音乐（1985）
电影《山林中头一个女人》音乐（1986）
《大提琴协奏曲》（1987―1988）
1994年获第八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乐）评比创作奖
电影《多梦时节》音乐（1988）
1989年获第三届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二乐章歌曲《献给残疾人》（1988，作词：张千一)
1989年获上海―巴黎世界歌会中国作品入选奖第三名
《一首钢琴诗》――为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1989）
舞剧《人参女》（1989）
1990年获文化部首届“文华新剧目奖”
《对称》――为室内乐队而作（1990）
电影《哦，香雪》音乐（1990）
获第四十一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大奖(综合奖)
十集电视连续剧《赵尚志》音乐（1991）
歌曲《嫂子颂》（1991，作词：李文岐；演唱：李娜）
1992年获第五届“健牌杯”歌曲比赛评委会大奖；同年获“建国以来优秀影视歌曲”佳作奖；1995年获罗马尼亚“金鹿杯”通俗歌曲比赛铜奖.
交响舞蹈诗《太阳颂》（1991）
合唱《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1991），作词：瞿琮
1999年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天堂回信》音乐（1992）
获第42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大奖(综合奖)
舞蹈《英雄儿女》（1992）
1992年获中国人民第六届文艺汇演作曲一等奖
歌曲《女人是老虎》（1993，作词：石顺义；演唱：李娜）
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我们同行》音乐总监、作曲（1994）
电视剧《天路》音乐（1994）
1995年获第十五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歌曲《青藏高原》（1994，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1997年获第六届中国人民文艺奖；1998年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八届“文华新节目奖”；2001年获中国音协首届“金钟奖”作品金奖。2004年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电视剧《孔繁森》音乐（1995）
歌曲《走进》（1995，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童声合唱《神山不说话》（1995，作词：苏柳）
获第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
舞蹈《壮士》音乐（1995）
1996年获第五届中国人民文艺奖
《同乐》――为童声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1994―1996）
1996年获“迎香港‘九七’回归”管弦乐作品比赛优秀作品奖
歌曲《阿拉哩哟》（1996，作词：张千一；演唱：李娜）
电视连续剧《红十字方队》音乐（1997）
1999年获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音乐单项奖
歌曲《相逢是首歌》（1997，作词：刘世新；演唱：俞静、蒋含）
电影《非常爱情》音乐（1997）
舞剧《野斑马》音乐（1998）
电影《红色恋人》音乐（1998）
1998年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音乐（1999）
2002年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歌曲《女儿行》（1999，作词：刘世新；演唱：叶凡）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音乐（1999）
歌曲《传说》（1999，作词：屈塬；演唱：腾格尔）
2007年获第六届“金钟奖”作品大奖
电影《益西卓玛》音乐（1999）
2000年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歌曲《在那东山顶上》
（1999，歌词选自《仓央加措情诗》；演唱：谭晶）
2004年获第七届(2003年度)“金玛格杯”中央电视台MV大赛最隹音乐单项奖
舞剧《大梦敦煌》音乐（1999―2000）
2000年获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杯”舞剧作品比赛音乐金奖，2004年国家十大舞台艺术精品第一名
电视连续剧《惊涛》音乐（2000）
获2000年度电视剧“金星奖”优秀作曲奖
电视连续剧《光荣之旅》音乐（2000）
2002年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音乐奖
小歌剧《红灯笼》（2000）
获2001年度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优秀作曲奖
多乐章交响合唱《希望》（2001，作词：赵大鸣等）
歌曲《长白颂》(2001，作词：金学全；演唱：金学峰）
歌剧《太阳之歌》（2002）
2003年获第八届中国戏剧节“紫薇杯”大奖、优秀音乐奖
歌剧《我心飞翔》（2002）
2004年获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文华作曲奖，第八届文艺汇演作曲一等奖
大型电视艺术片《格萨尔》音乐（2002）
电视连续剧《大染坊》音乐（2003）
舞剧《霸王别姬》音乐（2003）
《瓷乐》――为五位瓷器演奏者而作( 2003―2004)
电影《一轮明月》音乐(2004)
2005年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歌曲《如此多娇》(2004，作词：晓光；演唱：谭晶）
三十集电视剧《茶马古道》音乐(2005)
歌曲《当兵就该上战场》（2005，作词：康健春）
2006年获总政“战斗精神歌曲”评选十佳作品奖
电影《我的长征》音乐(2006)
2007年获第二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奖
七乐章交响采风《香格里拉》(2004―2006)
舞蹈《飞天》音乐(2007)
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中获歌舞类节目一等奖
乐舞诗《大唐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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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现状；研究困境；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54-07
我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的三位学者的文章，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无论是在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还是传媒文化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类型，都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新闻传播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困境，思考未来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提出来的，意指那些热衷于在电视上露脸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权威定义，结合15年来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它作如下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非专业电视从业人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表见解，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可以对这一定义作进一步理解：
第一，“电视知识分子”是那些经常上电视但又非电视媒体内部从业人员的人。
第二，从功能上看，知识分子上电视，多是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传播知识，这是他们介入媒体的价值所在。
第三，从身份上看，在电视上发言的知识分子一般为大学教授、研究员，这是电视媒体邀请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标签，也是这部分知识分子能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资本所在。
在我国早期的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这其实是忽略了电视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启蒙的重要传统。在西方，利用电视这个现代媒体进行思想传播、启迪公众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如萨特、罗素、布尔迪厄。当然，由于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是个新现象，这个概念的褒贬内涵也就尚在争论中。就我国而言，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贬义色彩到现在的中性色彩的转变过程。
2.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我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接触。进人90年代之后，国外“脱口秀”节目被引进，谈话类节目风靡一时。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渐次走上电视，这类节目在精英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非常有效的沟通桥梁。伴随着这样的过程，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了。
随着观众对文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以及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强烈追逐，电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电视节目中去。到2006年，知识分子与电视的亲密接触达到了顶峰，这一标志即是《百家讲坛》的火爆一时。《百家讲坛》作为“明星发射塔”，先后推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多位“学术明星”，其气势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有，这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日益成熟。
在电视媒介强大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上电视屏幕，显声留影，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或社会主张。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些文化明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百家讲坛》红火之后，国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无疑为中国当代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课题。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现状
对“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随后何东在1997年第5期的《天涯》上发表《电视“知识分子”》，周安华在1998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刊登《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随着《百家讲坛》“造星运动”的进行，国内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相应多了起来：如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1-3）、李兴亮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刘艳臣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况浅析》、黄宁的《电视知识分子的传播逻辑》、胡畔的《解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吴世文的《试论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事务参与》、郑萍的《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等。2007年，《中国传媒报告》第4期发起了以“媒介、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为中心的学术专题讨论，掀起了国内讨论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一个小高潮。
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颇值一提的：一是陈媛媛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该书第一次较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其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社会语境、主要方式、形象内涵以及制约机制。该书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的使用上，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二是牛慧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方面研究的比较规范的专著。书中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两种互动模式：历时主导模式和共时主导模式。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异化倾向，作者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并探讨了知识分子与电视可能的良性互动。
总体说来，这些论文及著作均以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当今媒体时代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总体基调是批判性的。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关于“学术明星”的研究占据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学术明星”是指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的学者通过在大众媒体（尤指电视）上面向大众展示形象、传播文化知识，从而成为人们所熟知并产生明星效应的知识分子。“学术明星”作为电视知识分子日渐成熟的标志，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章，较有价值的如颜敏的《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定位》、阎翠静的《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明星”现象》和《从学术明星现象看大众文化的回归》、柯婧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快餐风潮下的符号暴力》、章芝羚的《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李倩倩的《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惠东坡的《“学术电视”需要“学术明星”――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许闹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等。至于其它以“易中天”或“于丹”为个案，探讨学术明星现象的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关注上，形成连环重磅效应的是《当代传播》杂志。就在2003年，即《百家讲坛》调整策略，收视率开始回升的当年，《当代传播》便在第2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接下来，此文章便如引玉之砖，引起了后来学界的一连串讨论，陈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当代传播》针对郭五林的文章抛出《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紧跟其后，黄顺铭在2005年第3期的《当代传播》上发表《“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当代传播》中，党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对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的敏感度上，《当代传播》是走在前列的。
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目前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认为现代传媒的媒介特性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客观条件，而大众的时代及文化需要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易中天的崛起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也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新的偶像……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
第二，从学术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在电视知识分子那里，学问实则已经变成敲门砖。一旦敲进了名利之门，知识分子一贯秉承的学术追求便被丢到了脑后。也有不少学者认可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这是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效途径，是学术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从文化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因为电视知识分子现象首先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新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所在。
第四，对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一时火热的学术明星现象，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冷思考，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象可能潜在的负面作用的忧虑。如李倩倩认为，电视知识分子与歌星、影星不同，其特殊的学者身份，加上他是以科学文化知识或思想为手段来服务公众的，这必然使得他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电视知识分子应该深深地思考，如何才能扬长避短、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另有学者在反思学术明星现象时，提出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书斋学者”与“明星学者”的区别，并对这一伴随电视媒体而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区分现象进行了考量。“乐观派”认为：“当今语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而“悲观派”则认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出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考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公共电视台，认为当下在我国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精英文化淡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症结在于公共电视的缺失，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思考未来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及使命的一个方向。
三、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困境之围
1.中西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不同
“知识分子”一词的最早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二是来自19世纪末的法国。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雨果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它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
从以上两个源头发展下来，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有曼海姆的“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论、福柯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这些理论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将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最具特质的内涵，这是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的。
“知识分子”一词被引人中国后，我国出版物和学术界对它的界定更是各式各样。1989年版的《辞海》中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社会学百科辞典》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化工作者等。”从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我国更注重从知识水平方面来框定知识分子。然而，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素质的提高，简单地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界定知识分子，未免过为宽泛。牛慧清在其专著中这样界定：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一定声誉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人士”。这个定义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以，在中西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其对“知识分子”概念重心的强调是各不相同的。与中国学者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更看重知识分子的道德超越性和社会批判性。“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内涵，直接导致了中西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理解的不同，这样，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由于西方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早于中国，本应多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却往往在具体借鉴时产生概念或范畴上的困惑。这样，中西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仿佛走的是两条不同路线，偶有交叉却只能各奔前程。
2.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及与本土理论的结合与矛盾
“知识分子”一词原本就是个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还是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其成熟度都高于中国。因此，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引介西方理论的工作。然而，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必然要开始其本土化历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最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也必然要面临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即是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
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当然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天然地是与社会批判意识及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为前提的。我们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要保持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除后现论中的一些悲观论调），他们更注重从道德方向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保持昂扬的战斗姿态成为知识分子不变的人格剪影，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观念自然就移植到了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比如法国学者德布雷最早关注到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媒介学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识分子，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1968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的与其他流行报刊的“名流”，成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他将“五月风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
而就中国来说，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其自身的文化原因和社会背景，而且中国媒体“喉舌”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决绝地与电视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如布尔迪厄）。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多以嘉宾、专家、文化讲师、策划人或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介入电视，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合谋者”的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既然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论嫁接的痕迹，未必能分析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们如何合理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相关理论，却也是个难题。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其实也有自己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理论。如余时英、许纪霖、杜维明、钱穆等，都先后著书立说，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特征、结构、功能等。其中，余英时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更是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已具有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士这一层在中国古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特征，从而恰当地将本土知识分子理论运用到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当中，并合理借鉴本土化了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适当协调这不同语境中的理论矛盾，从而找到恰当的理论视角去透视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还有一个长期的理论磨合之路要走。
3.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方法是我们研究某一问题的视角或工具，方法决定了我们透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通观目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定性较多而定量不足、个案较多而综合不足、跨文化研究不够。总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第一，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来看，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却很少。研究者多是就目前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某一点进行简单思辨，从而提出一个问题或得出一个简短结论。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理论的归纳或提升。当然，问题决定方法，知识分子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相对完善和成熟，对理论的借鉴必将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电视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的现象决定我们应当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现象研究如果能建立在新的调查实践结果的基础上，必将会使新理论的得出顺理成章。
第二，国内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个案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理论提升不足。个案研究也多集中于对《百家讲坛》中所谓“学术明星”的研究，跟风研究色彩明显。
过多的个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总体看起来琐碎而表浅。从数量来看，综合性的研究明显少于个案研究，这就使得目前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
第三，跨文化研究不够。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对比，寻找差异和不足，以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效率、丰富研究成果。跨文体研究要注意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以清晰的国外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为背景，全面观照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以期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所得结论的客观。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对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明显不足，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是沉浸于自说白话的满足中。
四、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1.理论研究的三步走
目前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两种：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论，而且西方理论也还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在结合了中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精华、并将其融会贯通，才可能从正确的视角看待我国新文化背景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才能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原因、社会功能、存在问题及未来前景等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预期。因此，未来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把握，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理论研究的三步走：第一，掌握西方知识分子理念的精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虽然相对成熟，但其内部却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有着不同观点和范畴的庞杂体系。中国学者要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在吃透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找出能为我所用的精华部分。第二，进行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工作。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既然研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当然要从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因此，将西方理论进行切实的本土化改造，使其能够成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得力工具，是我国当代学者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难题。第三，与中国本土理论的结合。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士大夫（或称文人）、古代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籍不在少数，虽然不如国外相关理论那么自成体系，但它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功能、使命的分析还是十分到位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角度，将西方知识分子理念与中国知识分子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中西理论的自然对接。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必然能极大拓展和加深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厚度。
2.加强研究的学理色彩
首先，就研究数量看，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某一人、某一栏目或某一人在某一次电视节目中的表现，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聚集于《百家讲坛》及其推出的学术明星上。因此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段也比较集中，大多在2004年至2009年五年间。《百家讲坛》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电视表现的最闪亮时期，当然值得关注，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全部，这些个案研究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难以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其次，就研究内容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实务角度出发的，即业务分析较多，理论剖析不足。对电视知识分子的传媒表现多停留在浅表层次或细节问题的探讨上，力度缺乏，深度不够，明显缺少对这一现象深层次的理性反思和宏观背景下的理论建构。
因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今后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必须强调其研究的学理色彩，基础层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宽的视野上来深入透视中国目前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加强理论厚度和注重理论创新。例如，近年来就有学者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借鉴运用到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提出电视场与学术场是不同场域的观点，并站在场域的视角上分析二者的冲突及融合，这不失为一个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新视角。另外，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视域：一种秉承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积极参与到电视中的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积极建设方面，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部分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情况下的一种自我突围，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话语权。从目前数量来看，持第一种观点者居多。我们说，批判总是很容易的，但批判后的建构似乎更重要。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不能仅止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从学理上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如何在我国当代的媒介图景下，描绘出知识分子电视参与的美好蓝图。唯有如此，才能既发现问题又积极解决问题，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作用，也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找寻合理路径。
3.方法论的创新
诚如前文所说，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视野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总体说来，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不足、个案较多。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理论建构的底气不足。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目的是通过剖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电视参与行为，发现问题，找出原因，以期找到二者结合的恰当路径和方式。因此，基于这一方向，我们必须尽量拓展研究思路，注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或深度访谈等方法，确切了解当今知识分子自身、媒体工作者或是观众群体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这乃是得出客观结论的基础、理论提升的前提。较值一提的是叶慧珏于2007年第2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这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学者的泛泛而谈，而是采用了调查访谈的方法，从新闻点评的视角考察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呼吁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摒弃合谋的不正当状态，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
同时，比较的方法也是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一种有效方法。比较研究法，是对事物同异关系进行对照、比较，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标准或以往经验、教训，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相同或相异之点，对事物进行分类，并对各个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后得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认清事物的本质。在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方法。横向比较方法又具体分为三种：第一，将参与到电子媒体中的知识分子与参与到纸质媒体中的知识分子进行对比，从而找出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有属性；第二，将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与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新闻传播学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特点，毕竟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归根结蒂还是要落脚到传媒上来的；第三，将中西电视知识分子进行对比。在与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对比中，一方面寻找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和性情缺陷，另一方面也要以西方传媒体制给知识分子提供的平台为参照坐标，发现目前中国传媒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问题的症结以及未来可能性的改善路径。纵向比较方法，重在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进行对比，在历史维度中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人格以及这种文化人格对当代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产生的利弊影响。
文章最新电视篇6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 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Www.133229.Com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 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 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 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 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 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 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 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 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 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 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 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 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 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 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 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 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 说明书及副本 2、技术性期刊 3、图书 4、工具书 5、系统图 6、 技术论文 7、行业标准 8、产品宣传材料 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 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 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 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 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 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 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 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 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订购 网络下载 现场收集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 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 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 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 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 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 2、技术性期刊 3、图书 4、工具书 5、系统图 6、技术论文 7、行业标准 8、产品宣传材料 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 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 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 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图一）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 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 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文章最新电视篇7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陈旧资料的淘汰
文章最新电视篇8
老隋头幼时随父母闯关东，父亲途中去世，母子餐风露宿走了两年。春节到了，母亲对孩子说：“过年了。你去河里打桶水，咱娘儿俩把脸洗干净，喝口水就算过年吧……”
这是大连作家高满堂在采访路上听到的故事。3年前，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王敏(现任山东省委秘书长)，8次邀请高满堂来山东，深入探讨如何策划制作一个既符合时代需求，又反映当年“山东人闯关东”辛酸历史的电视剧。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的组织策划下，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旗下的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开始运作《闯关东》项目，省委宣传部筹集资金3000余万元予以支持。
从2005年11月开始，采访组行程7000公里，横跨黑吉辽3省，往返鲁西南、胶东，采访上百人，采集了大量一手资料，5次修改剧本大纲，3次修改剧本，最终8易其稿，写成《闯关东》。其间，王敏等人密切关注剧本进展，多次组织商讨，并对剧本的他作提出意见和总体构想。
2006年9月，《闯关东》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开机，宋法棠(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山东郯城人)、王敏等出席开机仪式并揭镜。王敏在开机仪式前还到拍摄现场看望了剧组的演职人员。因为有强大制作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我们选择了一流的编剧、一流的导演、一线的演员。”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王汉平说。
2008年1月，《闯关东》作为开年大剧在央视一套播出。据CSM的数据显示，该剧前38集平均收视率7.78％，最高收视率达10.9％，最大市场份额达27．5％，即全国开机的电视用户超过1／4在看《闯关东》。这部戏把鲜活、生动、智慧、坚强的山东人形象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不仅很快收回成本，带来3.5亿元的广告收益，“闯关东”也迅速成为山东的新名片。
“电视剧大有文章可作”
《闯关东》取得巨大成功的过程中，山东省委宣传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选题、剧本，到拍摄、播出，再到后期文化推广和商业开发，都能看到它灵活的身影。
早在2006年10月，电视剧甫一开拍，山东省委宣传部就在“朱开山”的老家章丘朱家峪，召开现场调度会，策划开发相关旅游产品，计划把“朱家峪”打造成山东的“乔家大院”。《闯关东》让章丘朱家峪一夜成名，而山东鲁能集团早已在此开发完毕，建成民俗旅游度假地和影视风景区，章丘旅游部门立刻以“到东北看亲戚，回山东看家乡”为主题，设计并推销“闯关东”旅游线路。
“电视剧的每一个环节都大有文章可作。”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凤胜说，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主旋律好看、符合观众口味，是作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信息多元化时代，一旦生硬说教，即刻丧失观众。
王凤胜强调，弘扬主流文化意识，要以一种饱含热诚的入世态度直面生活，坚持从市场角度出发，将艺术舰律与市场规律相结合，才能做出优秀的时代正剧，让主旋律的内容以更加生动的形象展现出来。他认为，《闯关东》在这方面还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
5年来，山东接连推出了《大染坊》、《铁道游击队》、《闯关东》等电视剧，取得不错的反响，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保持每年一部甚至两部的强势播出劲头，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在省级同类机构中名列前茅。目前，山东省委宣传部正全力抓好两部电视剧创作，一部是《沂 蒙》，针对沂蒙山区红色文化资源编写的战争题材故事，为明年建国60周年献礼。另外一部是《南下》，反映山东干部南下开辟新天地的事迹，用小人物、小场面来反映大时代，正处在全面论证和寻求高水平编剧、导演阶段。王凤胜说：“不拍则已，拍就要在全国产生大的反响。”
主旋律的普遍价值
2007年8月，电视剧《在重庆》在大足龙水湖影视拍摄基地开机，这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历史大剧在2008年2月底上映――3月5日是诞辰110周年。
1938年年底，受中央委派赴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在重庆前后计有9个年头，这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2007年，重庆市委宣传部把这段时光拍成电视剧。制片人马雍说，这是重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影视剧作品；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则说，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能折射出一个地区的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电视剧在CCTV-1播出后，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2007年3月7同，重庆市委宣传部还组织剧组主创人员，到红岩村参观，并为纪念碑揭幕。
2008年4月12日开始播出的《相思树》，给满是时代正剧和沧桑历史剧的“宣传部阵容”增加了亮色，这是继《亲情树》、《香樟树》之后，“都市真情三棵树”系列的完结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联合摄制。意在通过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由点及面地折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
《相思树》得到了广东省和深圳市两级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全面参与策划创作过程，制片人郭新强说，后期制作期间，宣传部有关领导还亲自飞赴北京，深入机房看样片，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在他们的指导下，《相思树》逐步升华了题材的立意，从一部普通的爱情题材剧上升为能够展现社会变迁过程的电视剧力作。
导演孙周对主角“丛原”改动很大，“丛原”属于社会精英部分，编剧从戏剧冲突的角度考虑，让他坏了一点，孙周觉得不该这样，在拍摄过程中一点点往回掰，“我觉得国家的发展一定程度会有阶级分化，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怎样在阶级分化中去寻求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去寻求一种普遍的悲悯情怀。”在剧情之外，价值观成为演职人员谈论最多的话题。正是有了一些固定的价值预设，通篇充满朴实真情的《相思树》，才显得那么有力量。
“《相思树》把大众问题、导演个性以及编剧对生活的看法融合得很好，完全可以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对此的评价很高。
招商引资和文化突围
湖北蕲春是医圣李时珍的故乡。2008年3月，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广电总合筹拍的46集《大明医圣李时珍》开机。“这次能有这个机会让我回报自己的家乡，感到非常荣幸！”中国十大风险投资人之一汪潮涌说。去年11月，汪潮涌引资35亿元，回多建设中医药产业和文化集群。刚刚建成的李时珍影视城，成为电视剧主要拍摄地。汪潮涌说，我是受《大长今》对韩国文化宣传所起作用的影响，希望以此来突出李时珍故乡蕲春的中药品牌。湖北方面既能完成招商引资，又能实现文化突围，可谓一举多得。
2007年5月，河南省委宣传部面向全国征集电影、电视剧、戏剧剧本，拍出80万元将金，征集9个剧本，明确要求“反映中原文化、中原城乡精神风貌”。除了要求剧本具有中原地域特色，更着重强调要“反映现实生活、受人民群众喜爱”。3个月后，山西省委宣传部也发出“好剧本征购令”，同样要求“以山西城乡精神风貌的题材为主，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三晋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