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21:28:57
关键词：多元关系；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34-02
在社会学领域中信任概念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并且已形成基本共识的一种理论观念。但在政治学领域中对信任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仅在近年来开始有所涉猎，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研究视域的时间更短，对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认识还呈多元化的态势。信任在人类关系中普遍存在，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信任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人类关系。信任作为人们在彼此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产物，反映了不同的信任主体与信任客体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及人与制度的关系，形成了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政府信任及制度信任，呈现出彼此相互关联而又多元化的关系模式。
一、人与人的关系：人际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水平扩展的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期望与信心。“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是“交往双方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的易受攻击性的相互信心”[1]17。人们对“别的每一个人”行为偏好与行为倾向认知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需要信息与经验为支撑。
首先，信息的搜集与获取决定了信任是有成本、有风险的，作为信任者首先要查明或确知被信任者在实际中是否将以信任者期望他们的行动方式而行动，并且对信任风险有所估价与防范，只有信任他人给信任者所带来利益超过信任成本时，信任者才可能甘冒信任风险而追求人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一旦信任被给予某个行为者，它就成为一种节省信息成本、监督成本与惩罚成本的有效手段。其次，过去重复交往的经验决定信任产生的前提，“建立信任的动力可以在时间轴线上表示出来。从过去的经验当中逐步形成在当下关于未来行为预期的倾向。”[2]47人们先是基于经验产生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人愿意通过行动或不行动来增进彼此间的福利，重复交往的合作经验可以使人们得到互惠的结果，人们的动机是利己的，但效果却是利他的，激励着人们寻求更多的合作，日益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密切信任关系。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信任
如果说人际信任是建立在少数熟人间的特殊信任，那么社会信任就是个人对社会中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因此，信任又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产生的，没有信任，群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信任是完全值得追求的，并且有益的价值。它形成于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组成的群体社会，将更加宽容与和谐。信任像种子一样在社会成员中传播开来，由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信任扩展为个人对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信任文化氛围，置于信任社会中的人普遍对社会现状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社会中的其他人同自己一样，愿意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承担社会责任，遵循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诚实、忠诚和可靠等普遍的社会德行，构成了福山在《信任》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3]30罗伯特・帕特南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的思想，认为“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能使参与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动，去追求共同的目标，简言之，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联系以及伴随的规范和信任”[4]10。有了社会的普遍信任才可能促成更多的社会合作行动，社会信任以其显著的社会关系激活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绩效。
三、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信任
从政治学理论上说，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横向信任关系。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等级关系。这种关系中能否产生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呢？哈丁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5]87
从公民的角度看，如果公民对政治信息不知情，无相关利益认知，与政府官员关系冷淡，都使公民没有能力去信任或不信任。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政府违背公共利益、打破公平正义、以自利、欺诈、腐败、专制的方式执政，不信任政府将具有理性与价值。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沿袭着对政治不信任的观念，认为不信任是民主国家的主要动力，是民主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必然存在。但“当代著作通常认为，如果政府运行良好，那么公民就应当信任政府。”[2]21同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却认为，政府的成立是以承诺维护公民的权利、增进公共福祉与秩序为目的，而公民以契约的方式认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并信任政府能够不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因此，“民主必须把信任网络部分地融入公共政治，如果公民在追求他们的较大的集体事业时所运用的基本的信任网络仍然和公共政治隔离，那么公民就很少有动机参与政治，但是却有很强的动机要求保护他们的社会免于政治干预。”[2]序9在一定条件下，当公民转而寻求政府的保护和保障时，公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网络就会与公共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公共政治的积极参与者[6]27。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取决于公民对政府及政策的了解及对他们的评价与期望。这需要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商合作、监督限制政府权力、塑造责任政府来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四、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信任
由于人性的不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依赖于公正理性的制度建构，但制度又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所以，制度作用的发挥又离不了人。人与制度的关系是解释现实政治生活中信任问题的重要路径。制度信任是在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基础之上的最根本的信任，制度既是信任的对象，又是信任的基础。
一方面，制度是信任的对象。因为人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可能信赖作为信任中介和普及者的制度。理由是“制度将不断地按照我已知它们将要动作的常规方式动作。”“制度规则被看成是自我再生、自动实施、具有路径依赖和可以永久存在的，而且没有人能指望歪曲它们或干涉它们的预期动作，因此值得依赖。”[2]61人们信任某一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与准则为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2]序7如果人们认同这一制度是合理，就会激发人们对制度的稳定的支持及坚定的服从。可见，将复杂性简化的制度能否真正得以履行要依赖于人民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制度是信任的基础。“制度及其构成规则从两个方面提升了政治信任：对于被信任者（政府）而言，制度及其规则提升了它们的责任性和可信度；对于信任者（公民）而言，制度及其规则为他们提供了规避信任风险的保障措施。”[7]民主制度使政治信任成为可能，因为制度本身是人们民主参与决策并合法认同的结果。但民主制度并不必然产生政治信任，与后物质文化的发展相伴随的是人们对政府权威性依赖的降低，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精英评价的标准更高，可能导致制度信任的降低。独裁制度政府使信任似乎难以存在，但并不是不可能存在信任。仅改变制度并不能建立信任，人的因素也是重要原因，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制度信任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
综上所述，信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的，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公民政府之间及人与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各种关系之间的发展有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基石，是人的一种心理态度与期望，在合作、互惠的主观愿望下实现关系的持续性。这种人际信任形成的信任文化与习俗会扩散到社会当中，积累普遍的社会资本，形成减少监督惩罚成本、促进合作的社会信任。当社会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衔接起来，对公共政治产生影响时，就产生了公民与政府互动下的政府信任问题。在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人对制度的稳定信任，制度信任通过维持政治制度稳定的功能实现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分配。因此，这四种信任机制共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政治秩序的实现。
人际信任是基础，其他三个层次的信任都必须通过人际信任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当今中国的“杀熟”现象导致了人际信任危机同时，也正摧毁着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动摇着影响政治系统的制度信任。因此，要从人际信任建构出发，使诚信、善意、信心、乐观、合作、责任等影响信任感的文化因素发挥作用，影响人与人交往的心理倾向与愿望，形成促进现代社会与政治发展所必需的信任基础。同时，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也会对人际信任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信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对人性善的要求更高，信任更加脆弱，但在共同约束与重复交往中合作共赢的利他行为会促使信任的提升。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重视社会信用为基础，促进合作与扬善抑恶对人行为的引导，使“互惠与道德”[1]48形成互补，共同促进社会信任的建构。政府信任是信任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由于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将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公民之间产生沟通的隔阂，造成公民对政治的冷淡与敌视。政府和官员失信，拖累了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的降低。亨廷顿曾指出，公共权威的关键性职能就是增加在全社会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和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8]26-27。可见，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性。制度信任是四种信任当中最根本的信任，它在维持现行民主政体合法性与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前三者信任的建构将促进民主制度绩效的提高，有效率的民主制度取决于政府信任关系的建立。反之信任衰退，将对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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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闫健.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关键词】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制度 信任
一、财务会计具有信任功能的原因
财务会计的信任功能的存在就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在已有的理论中，因为在委托与的关系中有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道德风险，需要逆向选择。而这一逻辑的存在才使得财务会计信息体现了它的有用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委托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是导致道德风险的存在与逆向选择的需要一定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吗？在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信息的不对称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发生这种存在一定主观性的选择和风险原因，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由于希望更多利益流向自己，人会发生了不诚信行为，委托人则会有不信任的存在。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以上的诚信与信任问题，接下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会存在吗？所以说，这种逻辑存在的实质因素就因为信任问题。那就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信任问题使得财务会计的信息发挥作用，从而财务会计具有了信任功能。
二、在财务会计系统中体现
（一） 财务会计信息的信任功能
委托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问题主要构成之一就是委托人对人的不信任。因为在人用委托人的资金在执行经济活动中，整个的活动的结果才是委托人最重视的，而整个经济活动的过程委托人基本不参与，所以不了解活动经过。因此委托人在选择人之前就要考虑到人的能力问题。怎么反映人的能力呢？财务会计信息是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人表现好坏的客观体现。所以在财务会计的信息体制完善中，越来越将导致委托人利益问题的其他因素区分于人的能力。
在对委托人长期的投资活动中，财务会计的信息不仅仅能体现一位人的能力。更是为人减少了委托人的不信任度。声誉是一个增加信任的重要因素，因为财务会计信息是一种历史信息，是对企业的信誉的一种体现。委托人通过有效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企业未来可以进行有效的预测。这种可预测的价值使得人的不信任度降低。
委托人不仅可以才能够财务会计的信息中了解企业与人的可靠性。还可以通过制定对财务会计信息要求的规定使得委托人能有一种主动制约人的能力。因为委托人希望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完成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性，很难达到委托的意愿。所以需要委托人制定一些对财务会计信息要求的规章制度和，使得财务会计信息能够更好体现人的能力。
（二）财务会计制度的信任功能
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不诚实守信。而财务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发挥使得人的可信度增加。也就是说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决定着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可信度。那怎样才能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呢？在财务会计制度中，已经对于这种信息质量有一个有效的处理过程。
在财务会计制度总则中就要求要用借贷记账法记账。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规则在两套账户里记录同一项经济活动，再通过试算平衡来核对账目。由于有两套账户的相互核对，使得会计核算的准确与合理性降低了出错的可能。借贷记账法使得企业需要用复试账簿，必须交代清楚经营过程，不能够随意虚构业务。
借贷记账法只是将经济将活动转化为财务会计信息。而财务会计准则是为整个财务会计的运行提供依据。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得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可靠真实反映财务会计的情况呢？在财务会计制度中就为委托人与人提供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为会计信息的制作者提供了一个合理可靠的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就是会计的准则的基本功能。有了客观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人的情况得到真实反映，从而委托人对信息的信任度增加。又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要求使得信息具有可比性，这样让信息使用者当面对躲着人的信息时能够对信息进行比较选择。这样增加了委托人决策的可靠性，增加了对人的信任度。
经济活动的增加与社会分工的增加使得会计准则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弥补不足。有些人可能利用准则的漏洞在提供错误的财务会计信息。这时就需要外部的审计机构来进行鉴证。
三、影响信息功能的因素
（一）环境因素
在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影响下委托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受到自身方面影响也受制于环境因素。比如制度就是影响信任的重要的因素，可靠的制度能够增加双方的信任程度。还有就是人之间的竞争就能够促进人的诚信，这种市场机制中的可替代性增加了委托人与人的信任程度。
（二）企业内部控制
企业内部建立的有效的控制机制能够为财务会计的信息记录与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如果企业内部就存在信任机制的问题，会使得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受到除了财务会计系统以外因素的影响。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控制里会消减。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读降低。
（三）关系影响
信任也建立在关系上，越是相近的关系，信任度就越高。由于人与委托人处于不同的环境中而且层次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同质的，这样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规则的不同。
四、结语
本文对财务会计的信任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从信任的角度出发研究财务会计的模糊问题，考虑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这些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希望通过财务会计信用功能的浅析丰富财务会计理论并得到发展。
关键词 群际信任；内群体信任；外群体信任；社会认同；群际接触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信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值得自己信任。大量研究表明，信任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Brewer，2008；De Beer，2008；Gries &Crowson，2010；Lount，2010）。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trust）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信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是我们生存依托的载体，我们每天都会与自身所属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佐斌，赵菊，2008）。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群际关系上。相应地，群际信任（intergroup trust）的概念被引入到研究中，成为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De Beer，2008；Foddy，Platow，& Yamagishi，2009；Lewicki，McAllister，& Bies，1998；Rubini &Palmonan，2012；Song，2008，2009；Tam，Hewstone，Kenworthy，& Cairns，2009）。
群际信任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群际信任的增进，尤其是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的增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力图对已有关于群际信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阐明群际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其增进方法。
2 群际信任的概念
2.1 群际信任的理论界定
群际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虽然受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大都是从自身研究需要对群际信任概念进行界定。例如，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定义为在加工关于某一外群体的不完整信息过程中的积极偏向（Yamagishi & Yamagishi，1994）：还有学者将群际信任看成是内群体对外群体行为的自信预期（Lewicki et a1.，1998）；也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界定为内群体成员在与外群体成员真实互动时或想象互动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潜在风险（De Beer，2008；Ferrin，Bligh，& Kohles，2007；Tam et a1.，2009）；另外，在一项有关群际信任的新近研究中，研究者（Vezzali，Capozza，Stathi，& Giovannini，2012）将其看作是在群际交往中对另一群体成员的一种预期及信念，是内群体（本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尽管研究者对群际信任的概念表述不一，但他们都主张人们通常是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互动，强调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预期。因此，我们将其界定为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对外群体（自己所不属于的、由他人构成的群体）成员的信任。
2.2 群际信任的操作界定
当前，将群际信任具体化或操作化是许多研究者致力解决的问题。为了便于对群际信任进行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经典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范式对其进行操作界定。其基本思想是，将信任博弈范式中投资者（trustor）分给信托者（trustee）的钱数作为投资者对信托者的信任水平，将信托者返还给投资者的钱数作为信托者对投资者的信任水平。在经典的群际信任实验范式中，投资者和信托者大都是由3人组成的群体，并且信托者的身份信息是已知的，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名称标签来区分内、外群体。其中，投资者群体和信托者群体的个体都是随机分配的，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要根据对方群体的身份信息代表该群体做出决策，最终给予信托者群体的金额是投资者群体成员协商的结果（Kugler，Bornstein，Kocher，& Sutter，2007；Song，2008，2009）。这种实验范式易于操作、简单直观，被广泛运用到实验室情境中，但它并不是研究群际信任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信任博弈范式主要考察某一群体中的个体对另一群体中个体的信任，未能充分考虑到真实情境中的群际信任，例如，中美之间的信任（Gries & Crowson，2010；Niu，Xin，& Martins，2010）、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信任（Gillespie，2012）、中欧之间的信任（Delhey & Newton，2005）、“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信任（Shah，Ayash，Pharaon，& Gany，2008）、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信任（Tam et a1.，2009）。在这类真实情境的群际信任研究中，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其进行量化。Gries和Crowson（2010）在中美之间信任的研究中通过两个题目考察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例如，“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政府是可信的”，均采用七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Psaltis（2012）结合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通过三个题目测量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Greek Cypriots）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Turkish Cypriots）之间的信任情况，具体题目如下：“我不信任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想要报复我们过去对他们做过的事情”、“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爱塞浦路斯时，我信任他们”、“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想要和平时，我信任他们”，均采用五点计分。这种群际信任的研究方法，题目能够与真实的情境相结合，比较有针对性。此外，还有研究者（Gillespie，2012）通过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两个主要当事国领导人（美国肯尼迪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信件、对话等档案文本来考察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情况，结果发现信任和不信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两国之间同时共存。
2.3 群际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区分
信任具有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之分。事实上，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是社会互动中的基本调节机制，它们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且容易混淆的概念。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际信任通常是指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信任，主要由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特征所决定，不受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相对而言，群际信任通常是由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所决定的，而较少受个体特征的影响（Foddy et a1.，2009）。其次，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是不能还原为人际信任的，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感知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弱化群体成员个体特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群际信任的作用要比人际信任的作用更强大（Song，2008，2009）。第三，在实验室模拟情境中，通过对一系列有关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情境中的信任研究发现，群际关系比人际关系具有更多的竞争性和更少的合作性。因此，在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水平和可信赖性（trustworthniess）均低于人际互动中的情况（Kugler et a1.，2007；Song，2008，2009）。第四，虽然实验室情境中的信任博弈范式和真实情境中的信任测量方式已经成为研究信任的主要方法，但在人际信任与群际信任的研究中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群际信任的研究中，对方的群体身份都是已知的，然而在人际信任中，对方的信息通常是匿名的；此外，在信任博弈范式中，群际信任的博弈双方是3至5人组成的小群体，而在人际信任弈双方都是单个个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际信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群际信任通常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的群际互动中，而且无论是在虚拟的群体情境中还是在真实的群体情境中，这种信任主要都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群际信任通常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有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时才会形成群际信任，而且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
3 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Brewer，2008；Maddux & Brewer，2005；Platow，Foddy，Yamagishi，Lim，& Chow，2012；Song，2008，2009；Tam et a1.，2009；Tanis &Postmes，2005；Turner，Crisp，& Lambert，2007；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我们将这些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分成两大类：社会认同层面（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际接触层面（主要是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下文将介绍这两大层面中影响群际信任的主要因素。
3.1 社会认同层面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1986）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而且它还可以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与表征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2006）。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说，对群际信任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从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这两个方面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
3.1.1 社会群体身份
人们的社会群体身份是由社会类别赋予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如种族、民族、性别等；有些是后天形成的，例如，对文化的认同、某一群体的志愿者、职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决策经常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Song，2008，2009），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互动时，个体往往会根据自己和对方所从属或认同的群体身份来推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Foddy eta1.，2009；Gtith，Levati，& Ploner，2008）。例如，在公共场合遇到困难时，人们更可能向身着警服的人求助，这是因为警察这个社会身份受到人们的广泛信任，这就是社会身份在起作用。有研究者（Kramer，1999；Tanis & Postmes，2005）认为群际互动中对方的社会群体身份信息（内群体/外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诱发信任（或不信任）的倾向，不管有没有个人线索，信任（或不信任）行为主要还是受社会群体身份的影响。对实验室情境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与内群体成员相比较，外群体成员通常被表征为不合作的、不值得信任的，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BYewer，2008；Dovidio，Gaertner，Kawakami，& Hodson，2002；Lount，2010；Tanis & Postmes，2005；Song，2008）。可以看出，凸显个体的社会身份就足以引发群际信任（或不信任）行为。虽然社会群体身份不是解释群际信任行为的唯一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身份信息确实是人们在群际互动中最先注意到的信息之一，它影响着人们对其他群体可信性的感知和判断。
3.1.2 社会群体身份的表征
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类别，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对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就是通过对自己所具有的社会类别进行加工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并进行社会归类的过程。综合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方式和程度也会影响对他人的感知和判断，影响人们的群际信任行为（Bfewer，2008；De Beer，2008；Foddy et a1.，2009；Maddux & Brewer，2005；Platow et a1.，2012；Tam et a1.，2009；Yuki，Maddux，Brewer，& Takemura，2005）。对真实情境（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群体身份的表征会影响他们的群际信任行为。例如，Delhey和Newton（2005）对中欧之间信任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表征影响了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信任程度，他们认为欧洲国家是对自己国家内群体的一种威胁，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信任。Wertsch（2008）的研究发现，格鲁吉亚人认为自己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ies）与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彼此被表征为不同的群体，最终对俄罗斯人（外群体）表现出较低的信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且人们对于自己多重社会身份之间关系的表征复杂性是有差异的（Brewer & Pierce，2005；Roccas & Brewer，2002）。这可能会导致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认为在某一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进而可能会倾向于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辛素飞，辛自强，2012）。尽管没有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直接证据，但是做出以下假设似乎也是合理的：一个人或群体成员根据多重社会身份被归类的可能性越大，他（或她）感知到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就越高，进而对他人的群际信任可能就越高。事实上，有研究者（Moreland & Levine，2002）发现只要工作群体中的新成员在某些凸显的类别上与正式员工相似就被认为是可信的。基于此，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仍需要将来的研究对其进行系统检验。
3.2 群际接触层面
从群际接触角度来说，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直接的群际接触（direct intergroup contact）、拓展的群际接触（extended intergroup contact）和想象的群际接触（imagined intergroup contact）。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接触形式都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群际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对群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而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都是间接的群际接触。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因素对群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3.2.1 直接的群际接触
长期以来，群际接触一直被看成是改善群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群际接触理论认为通过最佳条件的接触能够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Allport，1954；Pettigrew，1998；Pettigrew & Tropp，2006）。这里的“接触”，主要是指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直接接触（direct contact）和互动，其结果变量也主要是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从群际信任的角度来说，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Hewstone eta1.，2008；Tam et a1.，2009；Vezzali et a1.，201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Catholics）和新教徒（Protestants）之间考察了群际接触和群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外群体接触水平高的人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国内学者（卢国显，2007）在北京市海淀区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里人两大群体之间的接触对其信任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随交往频次的增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接触程度越高，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也越高。另外，有研究（Zajonc，1968；Zebrowitz，White，& Wieneke，2008）发现，外群体的简单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它主要是通过外群体的不断暴露而增加其熟悉度，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和信任程度。可见，简单暴露效应的效果类似于直接群际接触的效果，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群际互动，改变人们对外群体原有的经验和认识，进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3.2.2 拓展的群际接触
前面所提及的群际接触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而最近的研究发现，间接群际接触也会对群际信任产生影响（Tam et a1.，2009）。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和Ropp（1997）提出拓展的群际接触概念，它是间接群际接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思想是只要人们身边的内群体成员有外群体朋友，他们就可能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比如，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有很多新教徒朋友，那么这个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徒朋友对新教徒的偏见就会减少。
拓展的群际接触与直接群际接触的区别就是：拓展的群际接触不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与外群体实际接触的经历并不一定是增加群际信任的必要条件；而直接群际接触需要直接的、现场面对面的接触，只有当群体成员有这种接触机会时，它才可能成为增加群际信任的促进因素（Tam et a1.，2009；Wright et a1.，1997）。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两个相对立群体的成员很少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展的群际接触（内群体成员周围有外群体朋友）似乎要比直接群际接触更加实用。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除了考察直接的群际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之外，同时还考察了拓展的群际接触对增加群际信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经历较高拓展接触水平的被试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成员，并且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3.2.3 想象的群际接触
间接群际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想象的群际接触，它已经获得群际关系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想象接触的基本观点是，即使是让人们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可以改善群际态度和行为（Crisp，Stathi，Turner，& Husnu，2009；Crisp &Turner，2009；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想象的群际接触需要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积极的接触经历。这种接触形式会缩短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距离，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虽然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和直接的群际接触带来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想象的群际接触所造成的态度改变并不像直接的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极易发生变化（Turner &Crisp，2010；Turner & West，2012）。
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如，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发现仅仅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带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群际信任水平。Vezzali等人（2012）考察了想象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在研究中让意大利儿童被试想象与外来移民同伴的接触互动，结果发现想象接触条件中的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水平要显著高于控制组，对外群体的行为意图也更加积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促进人们对外群体成员进行人性化归因（humanness attributions），从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4 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
上文介绍了有关影响群际信任的两大类因素：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基于此，下文分别以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概括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具体说明。
4.1 社会认同的方法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1986）认为人们是通过社会类化（categorization）的过程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它试图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如前所述，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有研究（Foddy et a1.2009；Maddux & Brewer，2005；Platow et a1.，2012；Tamet a1.，2009；Tanis & Postmes，2005）发现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要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与他人同属于一个内群体（Foddy et a1.，2009；Platow et a1.，2012）。这就启发我们要想增加群际信任程度，尤其是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可以以社会认同理论为依据，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从而增加对原先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我们总结了以往研究中关于改变身份认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的几种主要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已经在减少群际偏见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虽然偏见和信任不是同义词，但是它们之间都有着相似的过程（Yamagishi & Kiyonari，2000）。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现实问题对通过改变身份认知来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进行几点说明。
首先，以Gaertner和Dovidio（2000）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为依据，个体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把原先的外群体成员知觉为内群体成员，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有研究（Dovidioet a1.，1997）将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作为群际信任的指标，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身份会增加群际信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群际信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在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有时会出现信任缺失的问题，为了增进他们之间的群际信任程度，改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如中国人）来改变原有的身份认知，将内群体（如汉族人）眼中的所谓“外人”（如某一少数民族的人）看成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的信任，促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社会认同的条件下，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根据内群体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这时要想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交叉类别（crosscategorization）的方式来降低群际界限的凸显性（Goar，2007；Vescio，Judd，& Kwan，2004）。具体来说，交叉类别范式增加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程度的原理在于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但在另一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由此人们在前一种类别上的差异就会被在后一个类别上的相似性所平衡。它能够使社会分类变得更加复杂，降低群体问的差异和简单对立。例如，某些汉族人对藏族人（外群体）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上的相似性身份（如，都有佛教信仰）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汉族人与藏族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藏族人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来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社会身份复杂性是指个体对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感知到的重叠程度（Brewer & Pierce，2005；Roccas & Brewer，2002）。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增加对外群体信任的基本思想是：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有可能意识到在某一个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这样使得身份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辛素飞，辛自强，2012）。Brewer（2008）认为多重社会归类可以形成一种改善群际关系和群际信任的社会认知机制。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具体实验研究还非常匮乏，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水平较低，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多角度激活城里人的多重社会身份，让城里人意识到他们与农民工可能在某些身份上是相同的（如，都是老乡、都是城市的建设者等），弱化内外群体的界限，从而增加对农民工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大融合。
4.2 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接触理论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基础上，对群际接触的条件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本质上来说，群际偏见是由于本群体对他群体缺少足够的信息或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而群际接触则为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和纠正负面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机会（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该理论认为，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最佳的条件下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相关研究（Hewstone et a1.，2008；Tam et a1.，2009）表明群际接触主要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接触互动，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获得更多的经验，减少群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的目的。这启发我们要想增进群际信任需要考虑在最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不断鼓励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互动。
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三种接触形式：直接的群际接触、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研究发现这三种群际接触形式均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Crisp & Turner，2009；Tamet a1.，2009；Vezzali et a1.，2012）。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这三种群际接触方式入手，进一步探索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第一，要想群际信任的增进取得最佳效果，直接的群际接触（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Petfigrew，1998；Pettigrew & Tropp，2006）：（1）群体成员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同群体成员需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2）要有共同的目标，群体成员应该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来达到目标，而且共同目标只有在合作型的群际关系中才会发生作用；（3）群体间的接触需要有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支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rural-to-urban migrants）进入城市，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与“城里人”发生群际关系。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群际关系的和谐。因此，要想增加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比如，我们应该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民工与城里人平等接触的舆论支持力度，降低两大群体之间的心理位差；应该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工与城里人接触的机会，可以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社区举办各种群际接触的活动，不断增进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和了解、改变原有的错误经验，认识彼此的相似性，从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目的。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比较少，因此，我们就要采取拓展的群际接触形式来增进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要知道内群体成员有一个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就有可能改善自己和其他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态度（Tam et a1.，2009；Wright et a1.，1997）。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启发我们要想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应该增加内群体成员的外群体成员朋友的数量，鼓励与外群体成员交朋友。例如，在“汉藏关系”问题上，如果一个汉族大学生有很多藏族朋友，那么这个汉族大学生的汉族朋友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鼓励汉族成员多交往一些藏族的朋友，可能就会增加汉族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第三，当直接的群际接触和拓展的群际接触都不可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即想象的群际接触。这种接触形式需要内群体成员从心理上想象与一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社会互动的场景，就会改变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原有态度和行为（Crisp & Turner，2009；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比如，在某所高校中，如果让汉族学生想象与藏族学生进行积极互动的情境，那么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焦虑，增加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这种想象接触一般都是个体的，通过个体训练达成。但有时也可以通过集体训练达成，比如，可以通过媒体呈现群体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4.3 小结：两种方法的比较
综上所述，关于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主要是围绕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两大理论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从社会认同这条思路来看，主要是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改变群体认同和改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式达到靠近内群体的目的来增进群际信任。具体来说，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是通过再类别化的方式构建一个更上位的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这一模型得到了很多研究（Dovidio et a1.，1997；Gaertner & Dovidio，2000）结果的支持，但是也有研究者（Hornsey & Hogg，2000；Stone & Crisp，2007）指出该模型可能也会减少群际信任，对于那些对原先身份具有较高认同水平的人来说，有时在心理上对新的、高一级的共享性社会身份的获得可能比较困难，即使获得了一种上位身份也可能会诱发独特性威胁，进而可能会对群际信任产生消极影响。交叉类别范式是通过凸显某一相似身份进行交叉达到去类别化的目的，与其他方法相比，交叉类别范式操作比较简便，但是关于该方法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研究（Vescio et a1.，2004）。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法是通过激活个体的多重社会身份来“模糊”群际界限，目前还没有利用这种方法增进群际信任的实证研究，其有效性也需要深入研究。总体来说，虽然这些方法对身份认知的改变有时是短暂的、情境性的，有时在某种情境中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难以延伸到其他情境中去，也很难将对部分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推广到整个外群体成员中去。但是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增加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同时，从群际接触的思路来看，主要是从群际互动和社会行动方面来说的，是通过不同的接触方式来改变对外群体的原有经验和认识。从增进群际信任的效果来说，直接的群际接触的效果最好，拓展的群际接触的效果其次，想象的群际接触的效果可能不及前两种方式（Crisp & Turner，2009；Hewstone et a1.，2008；Tam et a1.，2009；Vezzali et a1.，2012）。但从现实接触的可行性方面来说，内外群体成员往往缺少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机会，而这种接触机会对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来说并不是必要的。有研究发现在真正的群体互动情境中，人们大都认为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看法与自己的元刻板印象相同（李森森等，2010），有时可能会引发相对剥夺和群际比较，因而难以产生增进信任的积极作用。只有在最佳的条件下（如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群际合作、权威法律的支持及跨群体友谊等）进行群际接触才可能会产生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积极作用。否则，一些接触会导致偏见和不信任的增加。
1、有人说，信任是一丝绸巾，温暖着我们的心，蔓延不绝，如那拂面春风，贯穿我们的心灵；有人说，信任是一株绿藤，渲染了大地，如那璀璨珍宝，点缀了自然的风光；有人说，信任是一抹夕阳，辉映着人间的美，如那无价的瑰宝，萦满了世人的眼球。而我说，信任是朋友脸上的一缕微笑绽放，毫无遮掩、毫无虚意，由灵魂蔓延，触发着我们心中最美的点滴，纵而在面颊间无声绽放……
2、信任，仿佛是寒冬里温暖额阳光，让每个人的心田温暖如春；信任，仿佛是三月里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每个人的心房；信任，仿佛是山谷间涓涓的清泉，让每个人的心灵清澈无比；信任，仿佛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令人陶醉……今天，信任也带我做了一次心灵之旅。
3、有一种美丽叫信任，它美丽着人们的心灵，美丽着每个不起眼的角落，美丽着这个大千世界！
4、信任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构建的。信任，维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信任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5、孔子言：人无信不立。意思是人没有了诚信就等于没有了立足之地。可见诚信对我们来说是千金难买呀。失去诚信只是分秒之事，可是再想获得诚信却是难上加难。
6、虽然诚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体现了一个人的良心、品德、精神。让我们把诚信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诚信为侣走天下。
7、自信与自卑，正如享受一盘水果，若从最小最坏吃起，那就彻头彻尾成为一盘坏水果；反之，挑最大最好吃起，每一颗都是盘中的佼佼者，始终与美好结伴同行。吃完之后，感觉实在是一盘好水果。充满心理错觉和心理暗示，主动与被动仅一线之隔，而生命的情调也就神情悬隔。
8、信任是一缕春风，它会让枯藤绽出新绿；信任是一条纽带，它连结了无数心灵。信任又像绽放的花朵，它需要友爱作空气，忠诚作阳光，关切作雨露。
9、信任使犯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谁也没有中途逃走，全部如期到达。信任使青春不落幕，使鸽子不慌张，使阳光充满世界的每个角落。
10、信任是人与人沟通的必要条件，人生之幸，莫过于被人信任；人生之憾，莫过于失信别人，“信任”会让生活更美满、幸福。
11、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团体、个人，没有信任，便如行驶在大海上的船失去了航行的路标。信任——与金钱无关，却与一个人的操行相连。当母亲将手放在患儿的额头上，当做儿女的搀扶着年老多病的父母坐在待诊的长椅上，信任的暖流便散发着芬芳，温暖着彼此的心房。
12、是那信任凝聚了我的心声，是那信任穿越了无形的心田。蓦然回首，悄然发觉，那些年，那些事，竟都如昨夜一般。信任，若如一曲高山流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平如西湖；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夕阳尽出。是呀！无论何时，信任都是一样的。它不分国界，不分人们，更不分你我。只要，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那信任便悄然而生。随即，还有一丝微笑——绽放！
13、信任就像一个魔术师，他能让人们的感情、关系更好，但有时也会让人们关系变得很糟。这下你们知道人们相互信任有多重要了吧！
14、诚信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拾金不昧、诚心诚意……这些词语都是形容诚信可贵、诚信是金的意思。广告上、大街上、学校里、商场里都有诚信的踪迹。问候、赞美、安慰、祝福中都显现出了你的诚心。可以说，诚信无处不在。
15、信任，是冬日的一缕阳光，使饥寒交迫的人感到温暖和芳香；信任，使沙漠的一口清泉，使濒临绝境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信任，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看到黎明的曙光；()信任，是干旱过后的一场笆霖，救活了一个个脆弱的生命，点燃了一个个明天的希望……
16、信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假如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诚实守信，不互相猜疑，那社会就会和谐稳定，也不会造成诚信危机，人人恐慌。信任是互相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信任，而要得到别人的信任自己首先要信任他人，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7、信任是是夏日清凉的风，冬日里燃烧的炉火；信任是人与人的率真，心与心的坦诚；信任是做人的美德，人生的境界。
18、信任是双方交往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最美丽的语言。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对孩子，信任是母亲眼里的慈祥；对老人，信任是肩上的那付担子，老人担不动时，儿女们接过来又默默地放在自己的肩上。
19、信任，是你买东西时没带零钱，老板仍笑着把东西塞到你的手里，笑着将你送出门；信任，是你在考试时，老师不在教室里监考，而仍无人作弊；信任，是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朋友告诉你他是骗人的，而你仍翻遍全身，递给乞丐的那一元零花钱。
关键词：心理所有权；组织公民行为；组织信任；关系
中图分类号：17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76-08
1991年Pierce等人提出“心理所有权”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心理所有权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感觉某个目标物(自然属性可以是物质或非物质的)或目标物的一部分是自己的。指出员工的正式所有权是通过心理所有权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而组织公民行为正是心理所有权的结果变量之一。个体的行为归根到底是由其心理决定的。个体的心理，或者说心理定势在无意识中影响了个体的行为、态度。所以，考察心理所有权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对于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本论文以外企中的中国员工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中国员工在外企中所产生的工作心理、工作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行为，考察中国员工在外企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是否也存在心理所有权，员工的心理所有权是否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相关，并且引入了组织信任这一中介变量，研究组织信任是否在两者的相关关系中存在影响作用。
一、文献回顾
1.心理所有权
在Pierce等(1991)提出心理所有权的概念后，2001年又对此概念进行了完善。首先，心理所有权是在充满了“我”、“我的”或者“我们的”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其次，心理所有权代表了个人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所有者感到自己和物体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而且该物体好像成了“自我的延伸”(Belk，1988；Dittar，1992)。第三，心理所有权的状态很复杂，它包括了情感的和认知的因素。所有权本身的产生就是令人愉悦的(Beggan，1992；Furby，1978a；Nuttin，1987；Poieous，1976)，也给人一种效率和能力的感觉(White，1959)。
2.组织信任
组织信任是描述组织中的一种氛围，员工对于组织环境是否安全、友善的一种主观评价(Dirks和Ferrin，2001)。
Nyhan和Marlowe(1977)的研究认为组织信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组织内部的人际信任，是组织内各员工通过人际互动，获得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建立起来相互信任的认知和体验，Mayer(1995)将此定义为关系信任或人际信任；另一个方面是组织成员对于组织整体的信任关系，即系统信任，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一种整体J陛的信任知觉，它是基于组织成员对于管理层的决策和行动以及组织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的整体印象，而形成的对组织整体的信赖体验。Mc Cauley和Kuhnert(1992)认为组织信任可以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水平信任是指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垂直信任指员工个人同主管、高层管理者以及整个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中国台湾学者林钲琴(1996)认为组织信任可以分为同事信任、上司信任和组织信任。[31Costigan，Ifler和Berman(1998)参照McCauley和Kunbert对信任的分类，将信任分为关系信任(dyadic trusf)与系统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认为组织信任的范畴包括组织制度、高层管理者、监督者与同事。
3.组织公民行为
1938年社会系统学派的代表Barnard指出：对整个组织系统而言，组织中每一个体的合作意愿是不可或缺的。IBamard提到了“想要合作的意愿”，指出组织的成功必须依赖成员间的合作，个人自愿与他人合作、为组织作贡献。这对正式结构而言，是一个关键因素，否则正式结构就成了一个空壳。可以说，“想要合作的意愿”(willingness to cooperate)是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的一个雏形。Katz(1964)在《组织行为的动机基础》中提到了组织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员工的三类工作行为： (1)员工必须参与并留任在组织中(维持行为)； (2)员工的行为必须符合组织的特定角色要求(角色内行为)；(3)员工在获得超越角色要求的组织目标时，必须具有创新及自发(角色外行为)。Katz认为，一个组织仅仅依靠角色内规定的行为是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组织。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Bateman和Organ，(1983)将第三种行为称为“公民行为” (citizenship Behavior)的概念，他们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和姿态，是组织内员工表现出的与工作有关的自主行为。随后，Smith，Organ和Near(1983)将公民行为进一步延伸为组织公民行为。
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个体特征、任务特征、组织特征和领导行为。
二、研究框架和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验证在外企员工中，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要证明组织信任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心理所有权是自变量，组织公民行为是因变量，组织信任是中介变量。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拟定研究框图如图1所示。
国内对组织公民行为维度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台湾地区的，尽管台湾学者许道然的六维度结构是对公共部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考虑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因此还是采用樊景立基于大陆背景所做出的十一维结构。可以看出来，这十一个维度可以分为自我、群体、组织、社会四个层面。自我层面是指可以通过个人意志力自主完成的组织公民行为，包括积极主动、自我学习、保持工作场所干净等三个维度；群体层面指需要与同事互动的组织公民行为，包括帮助同事、人际和谐等两个维度；组织层面指必须与组织的某些属性(如公司资源、工作流程、技术等)有关的行为，它们指向组织整体，包括发表言论、保护和节约组织资源等两个维度；社会层面指超越组织边界与组织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包括提升组织形象、公益活动参与、服从社会规范等三个维度。
因此，依据组织公民行为是心理所有权的重要结果变量之一，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组织员工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成正相关关系。
目前所查找到的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对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成正相关关系。
Konovsky和Paugh(1994)以医院的员工为研究对象，得出下属对上级的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
著的影响。Podsakoff等(1990)，Robinson和Morrison(1995)研究发现信任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变量，指出信任是组织成员致力于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影响变量。尤其，当组织成员对于组织或管理者充分信任时，除了做好角色内行为，也可能肩负一些额外的工作或责任(Yukl,198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成正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中，组织信任是否存在一个中介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组织信任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是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的，问卷包括四个部分：个人资料、组织信任、组织公民行为、心理所有权。问卷是在参考国内外有关量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删减或改编形成的。问卷采用利克特(Likert)5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比较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职位级别、在当前公司的服务年限。
第二部分是组织信任的测量量表。企业信任的问卷选择Cook和Wall(1980)的问卷，此间卷最早是用来测量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制度的信任，后来曾经被修改而进行了广泛的使用和检验，得到了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证据(Brockner，Seigel，Daly，Tyler和Martin，1997；Costigan et al，1998)。问卷原本有7个项目，经过预试，删除区分度不高的两个项目，剩下5个题目。
领导信任和同事信任选择的测量工具是Mayer和Davis(1999)的问卷。此份问卷是在信任研究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问卷(Costigan，liter和Berman，1998；EHen M，Whitener，1997)，建立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之上。问卷原本包含12个项目，经过预试，删掉一些区分度不高的项目，得到领导信任部分6项问题，同事信任部分7项问题。
第三部分是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量表。量表选择Farh等(2001)的问卷，原量表有33个项目，本研究中删除12项可以被其他题目取代的项目，剩余21个项目，其中个人层面组织公民行为有6个项目，群体层面组织公民行为有6个项目，组织层面组织公民行为有5个项目，社会层面组织公民行为有4个项目。
第四部分是心理所有权的测量量表。量表采用了Van Dyne和Pierce(2004)研究中的心理所有权测量项目，包含7个项目。
四、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方法
本问卷在北京地区三家知名外资企业进行发放，总共发放问卷180份，除去填写不完整、乱填等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0份，有效回收率为83，3％。
本研究在问卷回收后，首先对问卷进行检查和整理，将问卷填答不全或大部分题目均选择同一选项者剔除后，再将问卷进行编码，利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涉及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项目分析、因子分析、信度检验、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及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五、结果分析
1.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抽样样本的心理所有权、组织公民行为、组织信任等变量以及各变量的各个维度分别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1)心理所有权
由表1可以看出来，心理所有权的平均值约为3.49，高于中间值3，说明总体上来说，在被调查的外企中，员工对组织具有一定的心理所有权。该变量的标准差比较大，说明被试者在心理所有权的感知上存在比较大的区别，这一点也可以从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显示出来。
(2)组织公民行为
总体来说，外企员工在组织公民行为这一变量上具有较高的感知，达到了3.93，其中，群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平均值都比较高，均达到4.0以上，说明在被调查的外企中，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和睦，乐于帮助同事，工作意愿较强。但是在社会层面上的标准差比较大，说明外企员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员工乐于社会慈善活动，有的员工却不太热衷。
(3)组织信任
组织信任的平均值达到了3.80，高于中间值3，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同事信任，约为3，8971，说明了在被调查的外企中，员工之间比较团结，彼此之间的信任感良好。其次为领导信任，得分为3.7467，最后是企业信任，得分为3.7027。同时，企业信任的标准差大于其他两个维度，说明外企员工对于企业的信任知觉区别比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企业作为无特定的信任对象，不如人际信任(领导信任和同事信任)直接，因此导致员工对企业信任的认知波动幅度较大。
2.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1、2、3，本部分将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分别研究心理所有权、组织公民行为、组织信任这三个研究变量两两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
(1)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由于版面空间限制，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个维度自我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分别简写为OCB、OCB_I、OCB_G、OCB O、OCB_S，下同)。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相对于各个维度，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总体的相关度最高，达到了0.731(P
上述结论验证了假设1，即“组织员工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成正相关关系”。
(2)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的相关性分析
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的相关关系如表3所示(由于版面限制，组织信任及其各个维度企业信任、领导信任、同事信任，分别简写为OT、OT E、OT_L、OT_C，下同)。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及其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相对于各个维度，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总体的相关度最高，达到了0.628(P
上述结论验证了假设2，即“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成正相关关系”。
(3)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关系如表4所示。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变量的总体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679(P
同时还可以看出来，两个变量的各个维度之间也有很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组织信任与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最高，达到了0.596(P
3.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三步中介回归分析法(Three Steps Mediated RegressionMethods)来分析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根据他们的观点，中介变量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自变量的变异可以显著地解释中介变量的变异(关系a)；(2)中介变量的变异可以显著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异(关系b)；(3)当控制中介变量后，原来显著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关系c)变得不显著或显著性降低。如果第3条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那么这个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如果第3条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与第2条中相比有所减小，但仍处于显著的水平，那么中介变量是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
根据这个原理，本研究的分析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第二步，验证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第三步，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第四步，将中介变量加入到第三步的回归模型中去，验证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此种方法来验证假设4，分别确定组织信任总体、企业信任、领导信任、同事信任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1)组织信任总体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要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即心理所有权(表格中简写为PO)与组织信任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统计结果显示，标准回归系数为0.564(T=8.318，P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二步和第三步中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小于0.001的水平，因此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也成立。第四步中，把组织信任加入到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模型中，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总体及其各个维度的回归模型仍然成立，但是回归系数与第三步相比都有所减小，可见，组织信任总体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2)企业信任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要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即心理所有权与企业信任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统计结果显示，标准回归系数为0.539(T=7.791，P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二步和第三步中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小于0.001的水平，因此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也成立。第四步中，把企业信任加入到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模型中，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总体及其各个维度的回归模型仍然成立，但是回归系数与第三步相比都有小幅减小，可见，企业信任总体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领导信任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要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即心理所有权与领导信任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统计结果显示，标准回归系数为0.564 (T=8.318，P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领导信任总体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4)同事信任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要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即心理所有权与同事信任之间的回归模型成立，统计结果(略)显示，同事信任总体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六、结论
通过对150份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与组织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相关度最高；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及其各个维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与组织信任总体的相关度最高；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与领导信任的相关度最高。
关键词: 知识传播;复杂网络;Cowan模型;信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3;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2-0094-04
0引言
在现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造、知识传播与扩散、知识利用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传播都是嵌入到网络中的,系统地研究知识传播网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复杂网络是门新兴学科,近些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现实世界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抽象到复杂网络中建立模型研究、求解。如果将组织中人员的知识传播过程放到复杂网络中来进行研究,将组织中的人员看成复杂网络中的结点,人员间的接触而产生的知识传播看作网络中有向的结点连线,那么组织中人员都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的知识共享关系接触或使用其他人创造的知识成果,促进已有知识价值的最大发挥和新知识的不断涌现。
知识在复杂网络上的传播过程存在不少障碍,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主要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应当指出,知识传播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实现,是一种双方不仅仅基于互利互惠的关系还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交换,并随着双方理解和交互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即在组织中知识传播过程中,初始信任决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是否传播知识,累积信任值大小决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知识传播的多少。网络中人员交互的不同阶段,信任值影响知识传播的动态过程会有所不同。因此,研究不同信任水平的复杂网络下知识的传播对加速组织知识共享、提高整体竞争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小世界”特性的复杂网络构建
1.1 建立模型
Watts和Strogatz[1]提出“小世界”网络模型(WS模型),用来描述从一个规则网到一个随机网的转移过程。用V={1,2,…,N}表示一个有限个体集合,对任意i,j∈V,定义变量e(i,j),当i和j间有边连接时,e(i,j)=1,否则e(i,j)=0。网络G={e(i,j):i,j∈V}是所有个体的关系对列表,dij是结点i到结点j的最短距离。建立模型的步骤如下:
①从具有N个节点的环形网络开始,其中每一节点都与它初始的K个邻点相连(每一边有K/2个)。为了获得一个稀疏但任何时刻总有连接的网络,考虑N>K>lnN>1。
②以概率P随机为网络的每条边重新布线,同时保证没有自连接和重复边。
因为不允许重复连线,给定N个结点的环形网络只有NK/2条连线。重新布线时依次对每条旧连线选定的某一边端点随机放置新位置,因此改写的连线数目为PNK/2。由于随机性缘故,这些改写的连线可能会出现远距离连线,它们被称为捷径。显然,当P=0时仍为给定的环形网络,当P=1时为随机网。随着增加,可以看到网络从规则网向随机网的变化,如图1所示。
1.2 “小世界”网络的特性参数
网络两结点间的距离为连接两者的最短路径的边的数目,网络直径为任意两点间最大距离,网络平均路径长度则是所有节点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它描述了网络中节点间的分离程度,即网络有多小。复杂网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大规模真实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比想象的小得多,称为“小世界”效应。
平均距离l:l=■■d■ N为网络节点数
集聚系数用来描述网络中节点的聚集情况,即网络有多紧密。若网络中结点l的度数为k,则它的邻域,即与结点l有连线的相邻结点全体,最多有k(k-1)/2条连线。如果它的邻域中实际存在的连线数为E(l),那么结点l的集聚系数为:
网络的集聚系数定义为所有结点集聚系数的算术平均值,即C■(N)=■C■(N)N
当P = 0时,网络是规则网络,网络的平均距离l随N的增大呈线性增长,集群系数大;当P = 1时,网络变为随机网络,l随N的增大呈对数增长,且集群系数随N减小而减小;在P∈(0,1)时,存在一段较宽的区间,模型显示出小世界特性,l约等于随机网络的平均距离,网络具有高集群性。
2复杂网络信任的内涵和类型
人作为知识共享的主体,通过激励、制度等手段可以改善知识传播的效果,但成员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更是知识传播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众多研究表明,信任在知识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信任别人的人总是在组织中与他人持续合作,这种信任行为反映的是“道德责任或义务”。[2-3]反之,组织成员之间由于个性、经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理念、观点、处事方法和原则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是不容忽视的,如成员之间由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冲突以及沟通不畅引发的猜疑和误解等,都会对组织的知识传播效率造成影响。
2.1 信任的含义及知识传播中相关研究
在知识传播的研究中,信任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关注。Huemer等认为,信任最重要的角色关系到组织中知识是如何传播以及传播发展的原因[4]。他们根据March & Olsen的观点[5],提出信任便于让组织中成员之间学习,并且基于信任的这种确定条件下决定进行知识传播。知识成员的脑力劳动通过知识共享和转移的行为,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共同构建成一个学习网络,这就是知识传播的复杂网络,这样,知识不仅在个人头脑中出现和保留,并且可以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的相互交互原则,将知识镶嵌在组织成员网络中。与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相联系,信任可以在参与双方建立起情感纽带,它促使组织成员进行交流,与此同时,组织知识得到扩展。Szulanski[6]进一步从反面验证了不信任对于知识传播的消极作用。他从妨碍知识传播的因素入手,证实了知识提供方缺乏可靠性是造成知识传播出现困难的主要因素。Andrews和Delahay认为,接受方感受到的提供方的可靠性和提供方感受到的接受方的可信性分别在知识获取和共享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还认为“信任在知识共享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正式的合作程序,因为如果没有信任的存在,知识共享就不可能发生”[7]。Levin和Cross将信任分为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善心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数据分别验证了两种不同维度的信任均与接受方感受到所获知识的有用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继而提出,信任能促使接受方减少对知识的验证,更愿意接受并运用提供方的知识。
2.2 信任的类型及影响信任的因素分析
知识传播双方的相互信任,能够促进双方间更多地沟通。随着这种沟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中人员之间会拥有更广泛的共同知识、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并且能够利用更丰富的媒介进行沟通,因此知识转移会变得更加容易。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信任研究的阐释不同,经济学者倾向从计算或制度方面来理解,心理学家则分析人格属性与认知的角色,社会学家着重人际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镶嵌性质,因此造就了信任分类的不同型态。通过对比各种信任类型的含义,在知识传播领域大致归为两类:认知型及情感型。
认知型信任定义为信任者基于与被信任者个人有关的可信任性证据的认知,而产生信任对方的意愿,这些证据包括被信任者的人格特质、文化背景、意图善恶、相关能力强弱、是否言行一致并具有可预测性等,信任者在搜集、处理、计算、解释这些信息的过程都是一种认知的程序。无论是在信任发展初期或是信任发展进入稳定期之后,这种认知性的程序都会反复产生作用,以检验彼此的信任关系是否仍能维持。一般而言,影响认知信任的主要有网络中个体的利益、能力及社会相似性。当结点之间进行基于信任的知识传播时,若两结点存在利益冲突,则信任值越低。能力和社会相似性反映在结点间的最短距离和关系权重上,如果结点间的关系越紧密,也就是某结点到达另一结点的最有效的关系长度越小时,关系权重越大,能力越强,越具有社会相似性;反之,网络中关系长度越长,两者的关系越弱,能力也越弱,社会相似性也随之减弱。
情感型信任定义为信任者基于对被信任者的情感依附而愿意信任对方。其主要特点是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互动之后才可能发展,而不太可能在交换关系开始时就出现。如果信任者在频繁互动中充分了解到被信任者的善意(benevolence)及可信任性,就会对被信任者产生依赖的意愿及情感的依附。影响情感型信任主要是互动时间的长短和累积的认知型信任值。互动时间越长,累积的认知型信任值越大,情感型信任值就越大。
认知型信任是基础,它可以支撑情感型信任的发展。情感性联系的产生必须是在双方频繁的互动中确认对方的可信任性之后,即关系中的认知型信任已经成熟,因此情感型信任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型信任作为基础。
3复杂网络知识传播相关模型研究
荷兰学者Cowan和法国研究者(Cowan and Jonard,2004;Cowan,Jonard & Zimmermann,2006)提出了复杂网络上的一种知识扩散模型和一种知识增长模型[8]。他们利用复杂网络模型模拟了知识在社会网络中传播扩散的过程,分别研究了网络结构与知识扩散间的关系、网络结构与知识增长间的关系,发现在“小世界”网络中知识传播效率最高,但同时知识差异也最大(也就是知识传播扩散最不公平,从传播学角度看就是“知识沟”最大)。对照前文复杂网络建模的参数特征,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P∈[0.01,0.1]区间该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效应,即该网络同时具有较大的C(p)值和较小的L(p)值,整个网络平均知识水平较高,并一直呈上升趋势;当p?叟0.1之后,平均知识水平呈现快速下降之势。
4基于信任机制的复杂网络知识传播模型
4.1 对Cowan模型的修正
Cowan等学者基于复杂网络的模拟研究为当前知识传播与扩散领域的前沿开辟了新的领域,然而,Cowan模型仍存在一些不足,模型有两个隐含前提并不符合知识传播的实际情况,即:一是知识传播的易货交换假设;二是知识传播的无条件主动假设。下面对Cowan模型的这两个隐含前提予以批判和修正,建构新的基于信任机制的复杂网络上知识传播模型。
①Cowan等学者认为所研究的知识传播与扩散类似于“易货贸易”,只有当网络中A拥有B所需要的知识,同时B有A所需要的知识,这样A、B之间才能进行知识传播和相互扩散。这样的模型前提显然是有缺陷的,人们在实现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往往不会有理想化的相互交换产生。而从现实的知识传播网络出发,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传播实质是人与人基于信任的互动过程,通过网络中成员的互动,知识发生转移、共享及创造。在人与人初始交流时,人们会搜集、处理、计算、解释对方的人格特质、文化背景、意图善恶、相关能力强弱、是否言行一致等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的搜集是一种认知的程序,形成认知型信任,认知型信任决定信任关系是否能维持,是知识在网络上传播的基础条件。由于初始信任程度比较低,成员之间知识传播的行为偶尔发生,整体网络知识传播效率低。
②Cowan等学者默认了模型中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与他/她的邻居分享、主动进行知识传播,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而现实中组织内个体之间知识竞争合作关系,个体并不是无条件主动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他人,对于这种知识传播的悖论,情感型信任可以对此进行解释。信任在程度上有高低之分,因此组织中人员之间的信任水平可以进行量化,用信任值表示。组织中人员经过一段时期的互动之后,认知型信任值上升,随着彼此依赖的意愿及情感的依附而产生情感型信任,情感型信任值越大,知识在网络中传播效率越高,情感型信任值很小就会出现知识传播的悖论,即附有知识价值的个体担心自己的知识被他人学去,需要在组织内维持一点程度的知识优势,而阻碍知识的传播。
4.2 知识传播网络中信任值的确定
在复杂网络的知识传播中,组织中的人员可以通过认知型信任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交流、吸收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且知识的传播是发生在有信任关系的网络中两个个体之间。当结点传播知识的时候,只有与它有信任关系的结点才是潜在知识接受对象。结点总的信任值由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组成。[9]
T=αc+βf
其中:T表示知识传播的复杂网络中结点的信任值,c和f分别表示结点的认知型信任值和情感性信任值,α、β为二者的权重,0
ly表示结点间的利益,本模型采用-1,+1来衡量;-1表示两结点有利益冲突,+1表示两结点没有利益冲突。nl表示结点的能力和社会相似性,用网络参数最短距离来表示,因为本模型考虑知识传播的复杂网络是不加权的,所以没有用权重体现网络中结点的能力及社会相似性。c■表示结点前t-1次认知型信任的累加值。t表示时间影响因数,如果交流越频繁,时间越长,情感型信任值越大。
4.3 基于信任机制的复杂网络知识传播模型建构
我们在前文已分析构造了“小世界”网络模型G(V,E),给定该复杂网络的总结点数N=1000,初始规则网络每个结点有K=50个信任结点,网络重连概率P从0到1逐渐变化。根据L(p)/L(0)和C(p)/C(0)可以测算出“小世界”效应,参见图3。
基于信任机制的复杂网络知识传播模型与Cowan模型不同的是,我们引入了信任值,记作:T,V■(t)和V■(t),分别表示结点i、 j在t时刻知识水平。这样,组织中结点在进行知识传播过程中,不像货物交换那样简单直接,而是涉及到信任值的更新,信任值在不同结点的交互之间增加或减少,初始的信任值为认知型信任,经过一段时间交互累积的信任值为情感型信任;在此基础上,若该结点在该时刻进行基于信任值的知识传播,可以建立从t~t+1时间段的知识水平函数,传播后的知识水平变为:
通过对知识传播的复杂网络进行建模,可分析知识传播网络特征,选用网络平均知识水平作为衡量该网络知识传播程度的指标,如果网络平均知识水平的值很大,说明网络内各节点之间的知识传播效率很高。另一方面,知识传播网络的信任值也可以作为衡量知识传播的程度指标,信任值代表知识传播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有可能让组织整体智慧提升。
5结束语
通过对Cowan模型进行修正,将“小世界”特性的复杂网络应用到知识传播中,建立了含信任机制的知识传播模型,分析了在认知型信任、情感型信任不同信任水平下知识在网络上的传播行为,得出:结点之间信任值高、网络的平均知识水平高时,知识传播效率越高,即知识传播更加容易。因此满足上述模型的企业、高校或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促进知识的流动及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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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 Cowan and N Jonard.“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04,28:1557-1575.
关键词：大学生；个人评价；人际信任
1.引言
个人评价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分析和评价。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总是以对自己的认知评价及对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的意识为基础。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个人评价和人际信任对大学生个人心理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1，2]。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个人评价、人际信任现状及二者的关系，为大学生构建和谐健康的心理提供帮助。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某综合性大学随机选取200名大学生被试，其中，男女生被试各100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信任量表
Rotter人际信任量表[3]总共有25道题目，采用5级计分，中间值为75分。该量表共有两个因子：特殊信任，指对同伴或其他关系亲近者的信任；普遍信任，指对与其没有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人际信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其中女性测得的信度为0.75，男性测得的信度为0.77，间隔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56，其结构效度的研究提示本量表没有性别差异。
2.2.2个人评价问卷
个人评价问卷[4]含54道题目，是用来测定自我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信。总量表分的重测相关性女性为0.90，男性为0.93。该问卷的效度与缺陷感量表效度的相关系数为0.59，与Rosenberg的自尊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58。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研究过程
将被试安排到教室，采用统一指导语，由心理学专业学生现场发放问卷并统一回收。发放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0份，有效率80%。其中有效被试为男生80人，女生80人。
2.4 数据处理
用SPSS统计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整理，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数据分析。
3.结果
3.1大学生人际信任情况
表1 大学生人际信任得分及性别差异
所有学生中间值 男生 女生tp
特殊信任3429±4615 333451±49683406±4253-06150539
普遍信任4526±5018 424530±50634522±5004-00940925
人际信任7955±8124 757981±84727929±7805-04080684
从表1可知，大学生人际信任总分均值、各因子分均值均大于其对应的理论中间值。人际信任及各因子得分均值男生均大于女生，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3.2 大学生个人评价情况
表2 大学生个人评价得分及性别差异
所有学生中间值 男生 女生tp
个人评价132.83±10.946 135131.25±9.377134.41±12.1721.8410.068
表2可知，大学男女生个人评价均值均低于理论中间值，且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
3.3 大学生人际信任和个人评价的关系
表3 大学生个人评价与人际信任的关系（r）
人际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
个人评价0.588***0.558***0.427***
注：***P
表3可知，个人评价与人际信任、及其因子分别呈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了解人际信任与个人评价间的关系，以人际信任为预测变量，以个人评价为因变量，结果表明，人际信任能较好预测个人评价，建立回归方程能够解释的总变异程度为34.6%。
4.讨论
4.1 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现状
表1表明，学生人际信任得分高于理论中间值，这与庞彤彤[5]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被试取样差异或其地域差异有关。人际信任及各因子得分均值男生均大于女生，可能是因为男生表达更为坦率，女生则婉转、含蓄，从而影响到了人际信任。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人际信任量表编制者Rotter研究的结果一致，庞彤彤的研究[5]也是如此。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整体信任水平略高于理论中间值。可见，大学生总体人际信任水平较好。
4.2 大学生个人评价的现状
表2显示，大学生个人评价水平比中间水平低，说明大学生缺乏自信心。
这可能与当代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同时又缺乏社会实践，对自己所学知识缺乏应用能力的想法有关，因此，大学生应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从而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男女大学生个人评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男女生都有自己的性别优势有关。
4.3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个人评价的关系
表3表明，大学生的个人评价与人际信任及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人际信任与个人评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生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者，他们的个人评价水平也越高；反之，人际信任程度越低者，个人评价水平也越低。因此，大学生要多于他人坦诚交往，增进彼此的信任，同时也应不断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形成正确且较高水平的个人评价。表4可知，人际信任可显著预测个人评价，可见，大学生在人际互动中若对他人信任，他们往往表现的对自己的认识、分析以及评价更为准确、自信，人际信任也是影响个人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5.结论
5.1 大学生人际信任普遍较高
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高于理论中间值，男女生在人际信任上没有明显区别，整体人际信任水平较高。
5.2 大学生的个人评价偏低
大学生的个人评价低于理论中间值，大学生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对自身形成正确的认识，提高个人评价水平。
5.3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个人评价有密切关系
大学生人际信任和个人评价之间有密切关系，人际信任高者个人评价水平也较高；反之，低人际信任者个人评价水平也较低。（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教育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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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上门门缝取件，陌生电话全部屏蔽，常年邻居不相往来……这些每天都在上演的谨慎举动，无疑也在向社会抛出这样的疑问：人与人之间怎么了？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蓝皮书。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陌生人，请你走开
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表示，2011年12月中下旬，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市民进行了社会总体信任度调查。他们将问卷中的选项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非常不信任五种，采用百分制的换算，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进入到“不信任”水平。具体表现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官民、警民、医患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他表示，虽然此次仅调查了七个城市，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但它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能代表东中西部的一二线城市。总体来说，这次调查对比以往全国性调查，应该说这一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这也可以从调查后与大家感觉比较吻合得到印证。而人们对社会信任度的降低，预示着社会运行的成本会更高，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紧张。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都是人生征途的路人，对于他人，我们都是陌生人，当你不相信陌生人的时候，实际上，别人也不相信你。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危机的佐证。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过，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
试想一下，如果在人际交往里，以邻为壑的设防心态很常见；在市场交易中，欺诈假冒成惯例，政务信息“假、大、空”、不透明……那么在诚信缺失下，全民之间可能会上演一场没有硝烟的“信任危机大战”。
这也就是说，除非与世隔绝，不然每个人都需要“信任”来维持正常生活。比如：人们之所以到银行存款，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人处置，就是源于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翼说，目前，中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这当中由于人口流动、城市化的进行，使得公众从熟人社会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里，又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大的社会体系中后，反倒孤独感增加了，人们的不信任感也增加了。
谁偷走了你的“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有人会说，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与陌生人说话”。那个时候，陌生人就是我们心中一个可怕的人，因为他有可能是骗子，是罪犯等等，陌生人的丑陋阴影已经深深埋在我的心底。
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林晓说，职场上尔虞我诈，很难交到知心朋友；生活中的一些所谓好朋友只能“同享乐”，不能“有难同当”；有时朋友越熟，越可能上当受骗。“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更有甚者，为了争遗产、房产，不惜和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反目成仇，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冰点。
林晓认为，信任缺失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选择失信。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外乎不良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道德标准，失信于社会和百姓。而当公众每次获得新闻事件知情权的同时就已经受到伤害了。牛奶里有三聚氰胺，有苏丹红……当很多规定形同虚设，制造企业鱼龙混杂、政府部门时，公众树立的正确价值观开始在矛盾中纠结，不再信任别人。此外，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期，金钱、地位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人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考虑这件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自“我”意识太强。在这样的影响下，很多人抛弃道德和诚信，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选择欺诈和坑蒙拐骗。
张翼表示，中国社会信任度的变化实际上与信息的不透明、执政的不公开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三公”经费的消费，网上公开的是一个数字，实际发生的是一个数字，私下里传的又是一个数字。这就是信息的不透明，导致大家对政府的信任下降。
“导致信任度难以建立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变迁，以及整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和跟进管理体系建设。如果社会变化的速度很快，而社会跟进速度过慢，管理滞后，就会导致公众的信任度下降。”张翼说。
拿什么拯救“信任洼地”
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在现实面前，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为一个急切的命题。对此，王俊秀建议，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他说，人际间的信任要靠一种机制来维持，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建立法律，然后去执行。这就类似于网上购物，对于政府来说，它实际上是可以起到人际之间第三方的作用。另外，社会信任的重建还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因为官员的行为是重建社会信任里最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林晓则认为，信任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也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让别人信任自己，每一个人都值得被信任。今后，公众内心深处信任缺失的那部分能慢慢在觉知中清醒，人们可以不用以经济和物质的多少来改变自己内心的贫瘠，让纯良的价值观首先回归，让心理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