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范文

顶层设计篇1

现阶段改革中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改革创新混同于工作任务，把它们布置到部门中去落实。部门工作同样需要创新不假，却不是改革的本义，至少不是改革的主要内涵。

部门通常是为完成常规工作而设立。相反地，改革则是要打破常规。在这一点上，二者实际上存在矛盾。把改革的重任交给部门，就是要求以常规工作为基本职能的部门把打破常规作为自己的任务，这就如同把管理鸡群的任务交给黄鼠狼。在这里我绝无贬低部门工作的意思，在国家权力运行中，部门工作自然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我只是想说明，用这个思路来推进改革是不行的。

把改革顶层设计分解到部门去设计，最直接的结果有二：一是架空改革，二是改变改革的实质。

说它架空改革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消解改革的过程。邓小平曾经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什么需要完善？就是因为存在不那么完善的方面。而在林林总总的不完善的方面中，最突出的，就是权力配置不够合理，运行机制不够健全，从而使我们执政不够科学。因此，调整权力结构、理顺权力关系、规范权力运行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上述“落实”式的改革首先把体现权力配置现状的部门排除在外，这就使改革没有了对象，进而失去了理由。

这样一来，改革中许多问题的性质就被改变了：该不该拥有某种权力的问题变成了怎样使用这种权力的问题；要不要还权于社会的问题变成了怎样加强对社会控制的问题；要不要适度分权的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自我限制和约束的问题；等等。总之，用把改革变成部门任务的方式代替顶层设计，或者把顶层设计等同于部门设计的简单相加，必然导致顶层设计的变形和改革的变质。我多次强调的改革“部门化”和“碎片化”，即为所指。

顶层设计篇2

但其实，最亟待解决的并不是年年讲、月月讲的执行力，而恰恰是执行力问题的另一端——顶层设计。

执行力是打错了靶子

严格地讲，很多中国企业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谈论执行力的阶段。这是因为，谈论执行力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要有清晰的战略和顶层设计。即执行的人要明白执行什么，为什么要执行，执行了有什么好处。

执行力并不会单独存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和顶层设计，就必然没有执行力。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执行力简单地理解为“听话”。真正的执行力来自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同，知道为什么而战，以及有什么“战果”，这样才能把好的想法落实。

针对中国企业当前面对的种种困境，首要的出路就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系统性思考企业的发展问题。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要非常好地把管理者意图“翻译”成普通员工可以理解、操作的战术，这才是执行力提高的根本。

顶层设计的核心要素

那么，怎样完成企业的顶层设计呢？笔者认为有6个宏观要素。

1.前瞻性预判。顶层设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未来5-10年，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各种挑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清楚。把市场的演变规律和技术发展趋势总结出来，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文本，并告诉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让大家明白企业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2.从后往前看。这种逆向思考能力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说穿了就是要定目标，找差距，选路径，根据目标去配置资源。要把企业的所有选项都列出来，然后针对每一个选项进行推演。

3.系统化思考。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终极目标？必须满足哪些前提条件和边界条件？

4.方法论支撑。优秀的顶层设计一定有方法论做支撑。这包括企业战略规划、产品创新体系、产品研发体系、商业模式设计等。

5.数据化分析。仅有方法论是不够的，企业要想成为佼佼者，必须学会用量化的语言去沟通、分析、决策。“有了较大的提高或改善”和“市场机会非常看好”这类分析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一种“差不多”的企业文化。

6.科学化分解。再好的战略只有落地才有意义，顶层设计的“临门一脚”就是懂得任务分解，与执行对接。必须把任务变成“动作”，再把“动作”用标准化的流程和工具变成“规定动作”。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顶层设计”绝不能沦为空谈，也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甩手外包给咨询公司。卓越的企业管理者都应该有亲自花时间进行“顶层设计”的眼光。

顶层设计篇3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改革设计”。在今年两会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体现了我党改革思想的重大进展。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

回看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可谓妇孺皆知。应当说，这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推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为核心的改革中，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增强了综合国力。这种改革模式遵循由易入难的原则，也避免了社会的震荡，其历史性的价值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改革越发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改革攻坚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深化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都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强调对改革进行全面设计、规划，说到底，还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顶层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何谓“顶层设计”？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就是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可以说，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认识深化的体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能从战略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十二五”时期既是改革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今天的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抑制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改变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发展冲动，需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主要目标。这需要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之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政策提供者和监管者。把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考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和考核体系，理顺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5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和部门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第三，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发展问题之首。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到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宏观调控优先目标的考虑，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到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其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在跨省区协调上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三、如何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第一，要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三，要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第四，要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十二五”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及时向公众解答改革进程中的疑惑，加强对改革的正面引导；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

顶层设计篇4

和新人职的朋友们聊天，谈到最多的是人生规划。后来，我认真总结了一下，关于人生规划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主题：人生可以顶层设计。巧合的是读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北大人生哲学》时这一点又得到新的印证，那些北大的先哲们无一不是有着明确的人生规划，并且坚持不懈地走在追逐理想的路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在《北大人生哲学》这本书中，作者细心挖掘了大量北大知名学者和教授的真实故事，生动地再现和讲述了这些已经融入北大人骨髓的哲学智慧，尽管在很多公开场合和著作中，很多思想早有阐述，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暇去品味和顿悟。其实，我们欠缺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聪明才智，而是停下脚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那一刻。

请闭上眼睛，想象着在我们的脚下，是出发的起点，要往哪里去呢？无论是谁，都会向前迈步，经过一小段跋涉后，大家都会陷入到人生的“圆心磁场”，这个磁场的中心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它有隐形的力量，会改变人们前行的方向，使其转弯、转弯再转弯，最终形成以一点为中心，以一定距离为半径的圆。于是，很多人很多年都在沿着这个圆不停地跋涉，把这当作生活的全部，风风雨雨前行，但从起点出发的直线距离仅仅是一个半径，却浑然不知，有太多的人，这样终其一生，其才华，其美貌，其青春被庸碌消磨殆尽。其事业原本之高度根本没有达成，在小富即安中度过年富力强的余生。这样的人生他是缺少目标，缺少顶层设计的人生，因为一个徒步的人行走的时间越久便会越容易忘记最初的梦想，目标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时刻警醒旅人，要时刻铭记最初的目标。

请把眼睛睁开，一起动作：伸出左手，将手掌摊平，所谓的圆心磁场，正是掌心，这是人们从不同起点跋涉到这里的第一个驿站，来路上，有人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功，有人经历过不一而足的失败，也有人仍然在迷茫地求索中。但是，谁都不能逃离圆心磁场的魔力。在圆心磁场驿站，追求高度或力图重塑的人会获得正能量，对事业高度的渴望会引领其不断想象自己的未来，并试图将现实坐标与理想坐标连线，从而找到通往人生最为辉煌的坐标点的最近路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断发问：我这一生到底要什么？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终我一生能实现多么宏大的目标？通过不断发问，他们勾勒出自己人生的未来愿景，这个景象来自天际，别人不会看到，只会出现在当事者眼中，渐渐清晰。

在有了两年以上的工作阅历后，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做人生顶层设计，这个概念比众所周知的人生定位还要高级。曾经很多次，当灵感闪回的时候却稍纵即逝，直到读完《北大人生哲学》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发现曾经丢失的灵感恰是书中提到的北大精神，何不抓紧时间给自己做好人生的设计。

给人生做顶层设计的第一步是勾勒未来愿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认真地、反复地问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反复论证这个“未来图景”是不是你终其一生值得努力付出的，是不是可行的。给人生做顶层设计的第二步是确定现实坐标，也就是确定通往未来愿景的起点，如果是本业当然简单，如果是异业就一定要勇敢地打破现状，进入轨道。原理如此，过程复杂。给人生做顶层设计的第三步是反复固化未来图景，可以通过与朋友分享，给家人讲解，在QQ上做标签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对未来图景的理解，当未来图景真正印刻在你的脑海中后，你就会获得源源不竭的动力，去制定计划、完成目标。否则都是空谈。给人生做顶层设计的第四步是分解目标，可以按照5年、1年、1个月这样三步分解，不用制定过于复杂的目标，只要能够说清楚就可以了。这个过程相对艰辛，因为有的小目标的确很不起眼，但坚持住，它们就是沙子水泥，组合起来就是高楼大厦。给人生做顶层设计的第五步是打造成功案例。作为这样一个追求未来图景的人，成功应该随时相伴，因为已经勾勒了这样一条路，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专业的选手，第一次成功往往很重要，成功的人会再成功，成功的人思考方式绝对会和一般人不一样。这样软性的因素将有助于伟大目标的更好实现。请记住，未来图景是神圣的、圣洁的，在那个突破了风雨云层的境界，不再有烦恼与纷争，心灵可以自由翱翔。

顶层设计篇5

与游艇业仅仅作为高端消费品不同的是，罗仲伟认为私人飞机有生产业务上的需要，其可以成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其得到科学的发展和管理，将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私人飞行是通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私人飞行，将会大幅带动我国通用航空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航空运输网络的完善和航空运输布局结构的优化。其次，发展私人飞行也能为通用航空、运输航空储备大批飞行员、空中交通管理、机务维修、机场管理等专门性人才。

此外，发展私人飞行，将刺激我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带动诸如航管、机场建设、飞机销售、驾照培训、新材料、电子、气象、通信、能源、航空俱乐部、协会、维修保养以及金融、保险服务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私人飞机的发展在现在和未来应该被我国予以充分的重视，就像重视现在的汽车产业一样。”罗仲伟说，现在国家规划其发展应该有长远的考虑，甚至考虑到其未来50年、100年的发展。

他认为，在私人飞机等通航产业的发展方面，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主要是制定制度规范和游戏规则，然后动员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而不是自身去踢球。

罗仲伟表示，由于我国的空域管理由空军具体负责，兼有空域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身份。民航作为空域用户申请和使用空域，在制度的设计上不利于空域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公平、高效。因此，在军民航使用空域需求出现矛盾时，军航的需求得到优先考虑的情况要多一些。

并且，我国民航从空军逐步蜕变而来，历史形成并一直延续空军使用空域多，民航可用空域少的局面。目前，民航可用空域约占两成多，在飞行繁忙地区，空域使用紧张问题日益突出。目前国内民航可使用的“航路”，是在几十年前划设的，早已不能满足爆发性增长的民航需求。未来如果更多的私人飞机使用高空空域，这会导致“航路”更加紧张。另外，现在和未来通用航空的发展，空域管控依旧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这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予以解决。”罗仲伟表示，通用航空也不仅仅是空域管控的问题，私人飞机等飞行器如何报批，走什么程序，实施商业运营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其航权如何确定，如何进行飞机场的规划和建设，停靠等服务如何保障以及驾驶员资质的认证，通用航空如何实施有效监管等等都不能离开顶层设计，如果没有来自顶层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这个市场的发展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顶层设计篇6

报载：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革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可能人们很好奇：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人真的一点不觉得累吗？为什么他们三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不懈地为改革鼓与呼？30年前，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者，他们的学问，用满腹经纶、博大精深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今，面对我们社会存在的消极现象，他们依然锋芒毕露地勇敢战斗。张思之身边的人不解地问他：“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啊？”张老回答：“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这朴实的话语折射的正是一代老学者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那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一份自觉担当。

可能人们会疑惑：这些精神不老的老人就没有为难的时候吗？当他们秉公直言，敢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受到众人敬仰的同时也难免被一些人误解。不久前吴敬琏提出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所以“改革仍需过大关”，却被一些人误解为“要搞私有化”……其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都注意到，5年来，“政府改革”这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抨击，吴敬琏平静地说：“作为一个学者，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发表我的意见，我要是看清楚了，我还是会说。”吴老爷子的坦坦荡荡，让我们不能不由衷钦佩他身上特有的知识分子风骨与操守。

可能人们不相信：这些声名显赫的老人在名和利面前就没有过一丝动摇吗？资中筠年轻时曾经为、做过翻译工作；晚年时，她被一些媒体误传是“的翻译”。但她知晓后，特别发表声明：“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这位八旬老者的清高与媒体的媚俗犹如天壤之别！

在咱老百姓眼中，这些以天下为重的老学者不仅是社会生态的净化剂，是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更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今，国有众老，那真是国之瑰宝！

时下，也有不少人，老了老了似乎把什么都看开了，总爱说：“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而对比这些老学者而言，咱的境界是不是还低了一点点呢？因为，在这些老学者心里——高寿不如高兴！他们有着博大的家国情怀，为改革鼓与呼就是他们最快乐的人生选择。

顶层设计篇7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近十年的电力改革，可以说没有任何进展，只有倒退，原因就在于缺乏改革的动力。电力改革应当像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需要顶层设计，需要高层推动，而不能由电网公司来决定如何改，他们考虑的只会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根据现在的技术水平，搞一个全国性的电力网络，让不同的电压能够相互兼容和联网，应该是没有多大难度的，即使有难度，一些地方自制的网络也是蛮好的。比如一些电力富余的省份，由于国家提供的网络不够，富余的电力没办法得到利用，结果造成浪费。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可以建一些区域性网络，而国家电网公司应该鼓励地方网络的发展，限制是很没道理的。对一些使用国家电网的企业而言，用电成本过高，如果用区域网络或民营发电站要便宜很多，如果有政策扶持，区域性网络可以发展得很好、很有竞争力。

目前出现的困难是体制性困难，老是限制地方的发展，其实放开并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陕西地方电力与国家电网的冲突，只是中国电力行业的一个个案，但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处于深化的关键时期，如何真正完成厂网分开，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以及多方竞争的供电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必须真诚面对的话题。

电网企业过度垄断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其实，电力体制改革路径大家已经很清楚，必须要形成竞争性的格局，关键是愿不愿意去走，愿不愿意搞真正的改革。电信市场没有开放以前，没有任何竞争，开放以后竞争就出现了，价格马上降低，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电力改革为什么就不能学这个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电价并不是很高，比很多国家都低，但为什么老百姓要骂？就是体制的错。发电企业亏损，而电企员工的待遇非常高，亏损到哪里去了？现在不是要不要涨价的问题，涨价是没有任何用的，而且体制不理顺，涨价也没有道理。现有的条件下，我们有没有可能进一步降低电价、理顺体制呢？其实是有空间的，关键是如何去做，有没有决心去做。

顶层设计篇8

16年前，李克穆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组长，以应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李克穆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后，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如此的工作经历，让李克穆更具宏观和国际视野。

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让李克穆对金融衍生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下的保险业监管带来的警示。

他认为，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依托一种投资机制来规避资金运作风险的金融工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衍生品日新月异，但良莠不齐。一旦对其监管不利，投入到资本市场使用就会造成金融市场失控，从而加深金融危机，造成行业业绩一落千丈，美国AIG保险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李克穆强调，中国的保险业发展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积极审慎地推行金融衍生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但该放手的时候也要适时而放手，从而规范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为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而在监管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家和监管者”，李克穆坦言，目前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日益复杂，就连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中国的企业更应该在任用监管者方面加强注意。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也迎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保险业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少漏洞。作为监管部门的一员，李克穆提出：“风险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防范，特别是要防范系统风险、区域性风险，让商业保险健康地成长，迎来一种健康发展的局面，为国民经济、机构、个人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

此外，保险业的险种也要顺应时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2013年的北京持续雾霾天气，蓝天和新鲜的空气成为了奢侈品。李克穆多次强调了立法环境责任险的重要性。他认为，重金属泄露治理成本高昂，“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理念得不偿失，要从源头进行监管，将环境责任险设置成强制险，让污染者为污染行为买单，承担应有的责任。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面对保险业的许多漏洞和不足，李克穆认为，保险业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构建顶层设计，试图从全局来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这其中就包含了借鉴外国经验教训和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设计。

他说：“保险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保险业的视野有多宽、有多远，在于保险业能否根据国情不断探索和实践。”

审慎发展金融衍生品

《财经国家周刊》：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融业“十二五”规划里，提出了对保险业的要求，从政策层来说，保监会有哪些具体筹划？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正在酝酿保险业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一般规划不同，是配合目前国家的整体要求来做的。

主要是从根本点、从大局上研究保险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保险业监管的总体思路。这样的顶层设计需要在参考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经验，特别要谨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为全世界的金融业提了个醒。例如全球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AIG公司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政府拨了近两千亿美元的救助款，到目前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

《财经国家周刊》：此次金融危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带来了哪些启示？

李克穆：还是举一个例子，AIG的保险业务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而问题出在了衍生产品上，即在操作CDS衍生产品（注：信用违约合同，一种保险衍生品）的时候发生了重大问题。

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卸任后回顾这一时期，提出了对于金融产品美国基本没有监管是个失误。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悬崖边缘》书中也讲到，从现在看，美国的金融监管充满漏洞。

当年美国号称全世界的金融老师，事后却发现其金融监管充满漏洞，而且很大的漏洞源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失控。所以我们保监会可以据此总结经验，即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推进，要积极和审慎并重。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积极和审慎地推进衍生产品，并进行有效监管呢？

李克穆：现在保监会对于金融衍生产品是有严格管控的。比如说最近对于保险产品，我们也允许其介入衍生产品的领域，但是每一项要坚持审核或备案，因为我们非常关注保险资金的运用，这关系到保险业的兴衰。

在全球化的今天，该开放还是要开放，但开放的过程要适当把控。对于衍生产品，我们要坚持“积极推进”和“审慎监管”并重的思路。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金融衍生产品问题，这是很关键的。金融危机前，金融衍生产品日新月异，有时候一周就能发明出好几个，这些匆忙上阵的衍生产品为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灾难。

如刚提到的CDS。我记得有次在一个会议上，一个投行的专家跳起来说：“这个产品害死人！”另外一个专家说：“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产品就是你发明的。”那位专家愣住了，因为他发明了太多产品，自己都记不清了。

因此，我国要吸取经验教训，在衍生产品领域内，一要审慎推进；二要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三要任命一批合格的金融监管者。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华尔街资深的金融家都会陷入其中，中国的企业更应该注意。走出国门要进行资金操作，没有合格的金融专家是绝对不行的。

《财经国家周刊》：保监会的派出机构目前仅到经济单列市，未来是否有增加派出机构的计划？

李克穆：保险监管与保险公司的日常运作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保险业务较多的地区，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延伸到市级，作为试点建设。

试点是否进行推广要视情况而定。我们需要先侦察一下，看发展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建设保险退出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体系的健全，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越来越少，但依然存在。甚至有些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监管层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克穆：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是否健康运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曾一度比较严重。不过，现在大的保险公司上市以后，偿付能力有了好转，仅有少数公司还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常保监会会督促这些公司采取措施，提高偿付能力。

如果该公司长期偿付能力不足，保监会就会通过限制公司相关业务活动来约束其行为，譬如限制其增开分支机构；限制其广告宣传投入。只有该公司在补足偿付能力之后再继续开展业务。

《财经国家周刊》：保险业有没有退出机制？

李克穆：如果公司弥补不了偿付能力，走向严重的财务问题，它可能就会走向终结。银行、证券、保险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一定是有生有死、优胜劣汰。

截至目前，保险业内现在有150多家保险公司，也进入了一个兼并重组的阶段，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增强一些保险公司的实力，也是准入退出机制的一种新表现。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金融混业这一现象？

李克穆：目前几家大公司已经开始金融混业，包括平安集团。它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已经不相上下。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还是优先采取分业监管。

即一家集团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分公司，那么这三个分公司就应该接受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别监管。

但问题在于谁来监管其控股母公司。目前我国暂时采取“出身论”的方法。比如平安，它是保险公司出身，并且其保险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由保监会来监管。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央企跨界到金融的做法？

李克穆：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国际上很多大型集团都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金融板块，我国也不例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过去主要是成立财务公司，现在业务越来越广泛，甚至设立了保险公司，且实力还比较强。这些属于企业自身的战略决策。

从监管层来讲，在企业提出申请以后，我们核准时看它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标准。对于其专业性来说，这是战略性投资，央企可以找金融业人才来经营。监管层希望他们能够审慎地经营。

保险业谋求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彷佛进入了瓶颈时期，如何看待现在保险业的发展？

李克穆：虽然近年来保险业保费收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发现保险业务质量有所提高。保险公司现在更注重风险防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保监会也提出，希望保险公司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产品设计更符合大众和企业需求。

另外，近年来银保业务下降，也影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有专家认为银保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待完善，有少数保险公司存在误导的问题。接下来保监会和银监会就这些问题将进行沟通协调，一些指导意见，使其更加规范。

我认为，承保数量下降，但是业务质量提高，对保险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另外，目前来看，在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中，投资占非常关键的位置，完全靠承保业务难度很大。保险资金运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也是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保监会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进一步拓展保险投资渠道。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提高保险业的竞争力，如何理解报告中所说的竞争力？

李克穆：竞争力包含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但目前我国“走出去”的保险公司很有限，需要借鉴外国保险公司运行的先进模式。在管理层上，国内的保险公司不落后于国外，而在产品上则要依据国情来设计。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介绍下巨灾保险建设情况？推进的难点在哪？

李克穆：巨灾保险建设一直受到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必须要形成一个完善机制，即在国家的政策性支持下进行商业化操作。

如果完全依赖商业化运作的话，一旦巨灾来临，保险公司可能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巨灾来临将会给国家会造成巨大压力。

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商业化保险形式运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国不同地区灾害情况不同，巨灾保险在产品设计上需要更科学化。目前主要通过高层和专家研讨会形式进行统一设计，各省的情况交给保险公司去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地区设计不同险种，然后备案，由保监会做审核。接下来保监会就巨灾保险规则进行细化，使规则更好地实施。

推动环境责任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推动环境责任险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李克穆：责任险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个省市各种行业都把责任险放到重要位置，例如在建筑工程、旅游等方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责任险也是我们平常关注的险种，比如环境污染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责任险都会快速成长起来。目前我国的责任险难点在于对责任险本身的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完善，另外还要营造一个良好法制环境。

环境责任险实际上是保监会和环保部为了配合国家而制定的险种，从2003年左右就开始推行。

环境责任险推行最大的难点在于能否作为强制险种。譬如，重金属泄露的污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渗进土地、河流，肉眼无法识别，只能靠仪器检测，对人伤害极大，因此环境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是有道理的。

但是，推行强制性险种必须要慎重，我国目前只有交强险是强制性险种。国外对高污染、重金属原材料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也有相对成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种。我国在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按照保险业的行业规律来制定。

此外，保监会希望通过一些立法途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使这个险种得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如何通过环境责任险的发展来制止污染？

李克穆：保监会不仅仅关注险种，更关注如何切实遏制污染。

我个人建议在这方面严格审批环节，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必须建立防控污染的设施，然后才能发展。在审批环节要增加行政复议，广泛听取意见，否则事后限制则非常困难。

另外，加强对间接涉重金属的中小企业的管理。今年年初，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涉及重金属企业以及在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都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虽然，有些企业不是重金属企业，可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却间接使用了重金属。比如在生产环节、排放环节以及帮助他人运输、储藏过程中泄漏重金属，这些量看起来较小，但积少成多的后果非常严重。

因此要对企业进行调查、核查，进行严格管理，不能“抓住西瓜丢了芝麻”，因为芝麻的数量非常之多。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险如何做到行业与地区并行？试点公司的承保资质如何确定？保险公司又如何确定赔偿额度？

李克穆：目前环境险重点在几个省进行试点，这几个省的所有企业都可以投保，现在的投保实际上有两方面作用，首先是降低企业出险的次数，其次是出事之后的事故处理。资金一到位，对后续的事故处理是有作用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就能及时处理，从而防止污染扩散幅度。

试点资质问题，总体来讲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审批，另外也要有专家进行核保核赔，总体上类似于巨灾风险机制。比如去年日本核污染事件，保险公司本来可以免责，但因为其有一个合理的巨灾风险机制，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东京电力的损失，由若干保险公司分保，赔偿的费用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简言之，保险公司要奉行经济化的管理理念，不能低水平服务，拿了保费却不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