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范文

时间:2023-03-02 05:23:36

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范文第1篇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高度评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决定》从整个民族发展面临的挑战出发,不回避危机,理性务实地设计了未来5~8年的改革,在多方面达到社会预期,对凝聚改革共识、提振改革信心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措施落地、改革实际执行层面还面临诸多挑战,能否尽快形成改革的体制机制,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明确新任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要弄清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然后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

第一,人们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了发展型新阶段。

在生存型阶段,主要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发展阶段变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社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城乡居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这些年,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不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而在于发展型需求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商业上的最大发展机遇,不在于传统的衣食行业,而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

第二,发展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等。

这些挑战,各方面均能不同程度地感知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经济转型滞后带来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产能过剩、债务风险等制度性根源难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因素不断积累;二是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矛盾与风险加大,利益失衡、等制度性根源难以消除,社会矛盾与风险持续增压;三是治理转型滞后使得腐败等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腐败呈现体制机制性的特征,治理面临质量下降的严重挑战。

第三,新阶段的改革呈现三大突出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社会、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发展依赖于转型,转型依赖于改革。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没有均衡的利益格局,就没有赢家。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各方面尽管对改革有不同主张,但共同的主张是:急需对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做出大的改革;尤其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大的制度格局调整上取得重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跑赢风险、跑赢挑战。

满足改革需求才具有现实意义

当代的问题决定了当代的工作重点。客观地看,社会主体对现实的不满现状,成了全社会改革的共识。能否在加大改革供给中满足改革需求,是三中全会前各方的期待。应当说,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总体上超出了社会预期,改革的供给明显加大。

第一,转变了发展理念。相对于现行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把公平正义与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基本标准,无疑是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意味着,任何不利于改善公平正义、不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措施,都是改革对象。

第二,回应了改革诉求。当前,人们要求有更自由的市场、更自由的表达、更有保障的社会网、更好的社会福祉、更好的生态环境;要求约束既得利益的手、约束政府的手;要求财政公开、食品安全等。这些改革需求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所以,《决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路,有效地将改革拓展到了五位一体。甚至过去从来不提的军队改革,在这次改革中也有重点改革任务。

第三,不回避政府权力干预、寻租腐败等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经济体制、社会治理、政府改革等方面都明确地提出问题,深化改革的目标,且有相应改革措施。应当说,只要这些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释放出来的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将形成公平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顶层推进更需强化组织保障

过去十余年我国改革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很多改革出发点很好,设计也很好,但在实践中难以落地。究其原因,改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在固有利益格局下,好的改革方案很难得到有效执行。这次《决定》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借鉴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加大改革的组织保障。

第一,中央层面成立改革协调机制,表明改革的决心。这一举措,确实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料。不少专家会前预期,能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就很不容易,而明确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也反映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第二,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担负着改革突破的重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上世纪80年代体改委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家体改委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领导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改革。二是层次不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体改委属国务院系列职能重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中央层面的,定位为统筹“五位一体”改革,层次更高、协调面更广。

第三,尽快打几场改革的攻坚战,以增强改革信心。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能定位,是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协调、顶层推动、督办落实。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小组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尽快突破,以完成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

一是尽快形成全面改革的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案,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家规划以及各领域专项改革规划。例如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进一步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反垄断改革,则需要尽快启动研讨,加快改革方案制定。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则要制定更高层次的目标与实施方案,以适应2020年的目标等。二是营造改革氛围,形成全社会支持发展的大环境。对未形成方案的改革,积极引导各方参与改革讨论,听取赞成或反对意见,在“兼听”中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改革协调机制资源,形成统筹协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加强对涉及多方面主体改革的统筹协调,加强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四是打破利益藩篱,强化改革措施的督促落实,强化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改革的统筹、协调、指导、督办,打破部门、地方和行业等既得利益藩篱。

自我增强的机制如何形成

改革开放35年,我们总在担心改革能否突破,担心改革的动力是否强劲。事实上,我们可能更需要考虑改革的自我增强机制,以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一旦出现问题,改革的机制就自动启动――研判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付诸实施、监督反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改革的自我增强机制还未形成,需要加快破题。

第一,形成改革的各方力量。改革的机制,一定是各方面的利益兼顾机制。在这方面,则需要:一是尽快形成上、下改革合力。既要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推动,也需要基层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改革探索与创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基层创新是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二是把“改革”作为一种理念融入社会基因中,奠定改革共识的基础,形成全社会认可、支持的氛围改革。三是尽快形成各类智库、社会智慧等多方参与的基本格局,充分借鉴基层自发推进的改革创新与探索经验。

顶层设计范文第2篇

20年前,发表“南方谈话”的邓小平同志留下一句名言,“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最近,国务院总理在考察广东的途中重复了这些言论。

回忆那个改革的激情澎湃岁月,我们发现,改革的几乎每一步,都是民众远远走在了政府和体制的前面。

有学者指出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创制性违法。顾名思义,民众和地方政府的某些说法,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是可以被理解为“违法”的;然而,鉴于国家的意义在于维护民众的权利、增进人民的幸福感这个基本命题,违反某些落后的制度、法律和政策,就具有正面意义。

在2012年谈及底层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改革开放30多年赖以取得成绩的“人口红利”已经所剩无多,欧美同样陷入了结构性经济危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来说,指望过去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来为国家治理提供民众认同的优势已经在日益降低。可是,由于制度性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地方治理出现的腐败等现象,民众的维权抗争却越来越多。在体制内外,也弥漫着彼此不信任的敌对态度。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可是,更需要尊重“底层设计”。对底层设计的尊重,如果称之为“顶层许可”,借着这个名词,我们发现我们能更多了解中国改革的某些事实。改革开放30多年,在我看来,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制度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创制性违法”的“顶层许可”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如果缺乏“顶层许可”,“底层设计”中涌现出来的某种激情和冲动,难免给人以冲撞整个国家体系的“幻觉”。没必要过多指责这些幻觉感。理性的立法者应该承认,一旦这种幻觉感蔓延开来,将会极大地影响到自己的合法性与民众认同。

因此,最近广东发生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最弥足珍贵的经验就是,如果体制对民众的抗议总是置之不理以至于怒目以示,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危机就有可能产生;与此相反,一旦地方政府下定决心致力于问题的解决,摆脱问题村官对政权的裹挟,放下身段和维权民众对话并与时俱进地承认维权民众的制度外诉求、将之纳入到秩序化和制度内的轨道上来,我们也发现,持现实主义的社会舆论对此是多么欢欣喜悦。

这种“顶层许可”的实践具有更大视野的时空意义。当年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政权,就在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基本方法符合中国国情,例如,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尊重,以换取农民的尊重;善于清晰地分辨出何为执政党的基本认同者,极大地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具体到乌坎的维权及选举事件中,广东地方政府最终清楚地认识到,即使上万的民众在游行示威,并且组织了一个制度曾经无法包容的维权民选村组织,那也是“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

对这种体现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顶层许可的方式予以承认,推动村民自治。

我们不知道“顶层许可”究竟有多大层面上的样本意义,甚至于这个话题本身就属于政治学上的“想象主义”。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尝试到底将探索出什么样的制度模式。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当体制不断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广东地方政府在尊重维权民众的权利与诉求、促进国家和政府的良性运行方面走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至少,到了今天,乌坎民众在和平选举而不是。这就是对国家的祝福,也就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宗旨(“化解社会矛盾”),并且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有利于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那一面,即促进国家的政法系统的“公正廉洁执法”。换言之,在这方面,广东仍然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顶层设计范文第3篇

抓住战略机遇期,推进体制改革

十报告鲜明地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并指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改革。我们国家要在21世纪头20年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把21世纪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前都争取成为战略机遇期,使国家赢得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发展时期。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往往是国际、国内条件发展的综合结果。如果实现目标,这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期。要抓住这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做好各项改革的协调工作。

其一,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要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高层次的改革领导、组织、决策、协调和推进机制,负责改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当前,重点是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确定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并确定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其二,使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在推进改革中,要根据改革的总体规划、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的要求,不断加强立法工作,从注重经济领域立法向注重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立法均衡发展转变,从注重创建法律体系逐步向提高立法质量、强化法律效果转变。要及时将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在改革中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改革试点由中央直接安排,与地方法规相抵触的改革试点由地方安排。同时,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跟踪监督和阶段性评价,及时纠正失误、问题和偏差,使改革推进措施更加完善。

其三,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近几年,各地在探索改革发展上,取得一些好的经验,具有一定代表性,国家应进一步总结经验,作为政策制定和立法修订的依据。例如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试验,广东的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探索,对全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好的经验就应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政策,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必须提上日程

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十七大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十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有人讲,目前的城乡发展现状,就好比城里人开的是汽车,跑的是高速路;农民开的是拖拉机,跑的是沙石路。在这种不公平制度规则下,城乡发展的差距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这是一个事实。

农村产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得以基本保持的关键条件。现在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有学者设计做虚所有权,做实承包权,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推进,但成都等地都有很好的实践。如果全国在“十三五”末做完这件事,那么会大幅度提高中国农用地的使用效益。当然也有学者讲,中国能稳定地推进改革开放,这与农地“半截子”产权有很大关系,它避免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稳定了农民这一头。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市场经济,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方向是城乡一体化,那么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必须提上日程,这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中国再发展的焦点所在。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

精彩观点集结

全力以赴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之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推进结构调整方面,我们需要深入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推动均衡发展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提升工业水平、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要大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机会公平,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真正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要解决好两个系统性的改革问题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从经济改革的全局来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要解决好两个系统性的改革问题,一是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根本上实现地区、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缓解收入分配不公,这涉及土地、社保、就业、工资等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二是提高创造能力,建立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建立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良好对接机制,使技术、管理、品牌、创意等知识类的生产要素能够逐步发挥像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一样创造财富的作用。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将有力推进以上两项改革。

垄断行业改革是转制突破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 改革千丝万缕,垄断行业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而打破行业垄断是可行的。打破垄断,特别是部分行政垄断,真正放开民间资本的不公平准入约束,正是启动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让大家觉得正在沿正确的方向做事,更好地凝聚人心,以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终的依然是制度的转变。

打破垄断就意味着要打破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一开始还做不到打破所有的垄断部门,而且很多垄断行业确实是自然垄断,比如资源型、通讯、电网等行业。但可以从局部打破,选取其中的一个领域,比如三网融合,比如铁路交通领域,抓住一个部门引入竞争因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哪里打破、怎么打破,这需要政府来设计和思考。打破后新的体系成长后,就会产生新旧体制的不协调,这就需要政府引导。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窗口期

博源基金会董事长、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中国经济遇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短期的外部经济环境问题,一个是中国对投资过度依赖问题,一个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启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然而,转型之路是漫长而不平坦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经济发展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经济基础,30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改革要让人民群众受益

顶层设计范文第4篇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改革设计”。在今年两会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体现了我党改革思想的重大进展。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

回看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可谓妇孺皆知。应当说,这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推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为核心的改革中,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增强了综合国力。这种改革模式遵循由易入难的原则,也避免了社会的震荡,其历史性的价值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改革越发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改革攻坚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深化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都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强调对改革进行全面设计、规划,说到底,还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顶层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何谓“顶层设计”?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就是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可以说,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认识深化的体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能从战略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十二五”时期既是改革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今天的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抑制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改变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发展冲动,需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主要目标。这需要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之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政策提供者和监管者。把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考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和考核体系,理顺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5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和部门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第三,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发展问题之首。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到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宏观调控优先目标的考虑,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到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其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在跨省区协调上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三、如何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第一,要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三,要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第四,要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十二五”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及时向公众解答改革进程中的疑惑,加强对改革的正面引导;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

顶层设计范文第5篇

现实复杂性拉动中国改革顶层设计

作为最近20年中国重要经济改革制定的见证者,《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作者张卓元先生先后参与了10余次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可以说,他的一些主张几乎转化为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逻辑。

但是,这些凝结着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有时也难于一以贯之地落实,问题就出在现实的复杂性,作者也承认这一点。“2003 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 25 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2012 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

这也反映出,深化改革越是强调顶层设计的时候,现实的问题也越超出局部而陷于复杂的泥淖,同时更需要来自最高层强有力的推动和实施。作者直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期,经济转型任务迫切。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及成功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决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之路能否成功。而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困难和阻力比较大,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总体规划,然后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视角更接近于中央的视角,他的远见更接近于中央的远见,这也许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

(张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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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还呈现了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全书通过点面相间、详略有别、取舍有度,展现出其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从1976年逝世到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8年时间,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不是年谱、不是资料汇编,在无法做到事无巨细的前提下,做到了通过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点”来全方位展现历史过程的“面”。拨乱反正、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向科学进军、文艺复兴、联产承包、中美建交、开办特区等重大事件,清晰、宏观地反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

另一方面,该书逻辑线索安排合情合理,叙事启承转合自然流畅,文学描写又曲折跌宕、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比如,历史细节中的过程描写生动具体,人物的刻画生动立体,有许多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虽然能看出这其中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与推测,但仍然能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描写,展现出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在描写邓小平与国家大事之外,书中还描写了邓小平的家庭小事,甚至还有邓小平的作息时间、穿衣和说话习惯等,让读者既能看到可敬的领袖韬略,也能看到可亲的凡人情怀,塑造出立体、完整的小平形象,让读者更加接近了真实的邓小平。书中对其他人物的描写,无论是真实的人物还是虚构人物,也为立体呈现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书中还详细展现了、、陈云、等重要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转折时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以及集体决策的过程。

同时,这本书还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它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书”,特别是其中虚构的人物与情节有可能引起争议,但它却是文学形式的“史书”,对宣传工作者如何把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艺术、研究与宣传结合起来,对学者如何把书斋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文学艺术产品都提供了新思路。

顶层设计范文第6篇

去年5月9日,国务院就信息化和信息安全工作召开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 (国发23号)。这意味着在信息安全的顶层设计中更强调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政府信息系统以及对个人信息、企业信息,乃至信息资源的保护。与《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处理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7号)文件相比,23号文件注入了新的政策设置,强调加强信息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并克服了这种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限性。

随着今年部级信息安全政策又密集出台——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随后,国家发改委在网站又公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国家信息安全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行业重点,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那么,久为业界讨论的信息安全顶层设计究竟究竟该如何成型?为此,本刊采访了部分业内专家,以飨读者。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许蔓舒

随着对网络依赖度越来越高,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超越了专业技术层面,构成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综合挑战。因此,我国网络安全防护也迫切需要走出技术维护和配合的低层次运行水平,上升到统一筹划、综合防护的战略高度。

首先,应加快制定和颁布国家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战略。趋势表明,争夺未来的焦点是战略规划之争。谁能先知先觉、抢得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战略主动权。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公开颁布部级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出台和调整相关政策。应加快制定相关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其配套政策。

同时,把战略管理的着力点放在“跨域融合”上。立足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平衡好利益冲突,融合好利益诉求,研究解决好信息化发展和管理中那些跨部门、跨领域、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瓶颈问题。

其次,在提高自身信息系统防御水平方面,多采取四条措施:成立部级的协调管理机构;加大投入;加强立法,授权和扩大执法部门的监管;不断更新技术手段。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曲成义

现在,信息化已经逐步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化的融合已经开始深化,与工业的融合越发紧密,对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可以说工业化时代的各个领域,信息化带来的是各领域的倍增效应。而任何信息化危机的发生,都会对社会造成很大风险。因此在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渗透、融合、催化、倍增的社会背景下,加强信息化的全局规划已经刻不容缓。

顶层设计范文第7篇

追根溯源,顶层即楼之最顶部的建筑,故顶层设计最初应属建筑工程领域中的名词,后亦有所转义。目前对顶层设计之最褒义或最科学的理解,认为它可属系统工程领域里的专有名词,大致是指总体规划、总体设计、系统设计、长远构想之类,但其实在系统科学或系统工程领域中一般不用此词。“顶层设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首见于“十二五”规划,后亦见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多次公开倡导顶层设计,而俞可平则特别提出政府创新需“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但顶层设计不大好的意思即易滑入谋权、独断或垄断甚至是计划经济的代名词,即顶层设计总体而言是寄希望于人治而不属于法治。

如果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理解顶层设计提出者的初衷,或许还可接受,但其实“总体设计”或“系统设计”的提法都比“顶层设计”更好、更科学,含义更明确而无歧义。就中国国情来说,改革当然需要顶层设计的推动,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单纯迷信顶层设计,相信设计者一定能设计出什么好的方案来。理由很简单,顶层设计是一种决策或制度设计的办法,但它作为人治的办法,暗含有三个条件假设,而目前这三个条件很难同时得到有效的满足。这三个条件假设是:

假设一:顶层设计者拥有足够的信息。无论是从决策学还是从信息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从改革理论的科学性还是从改革实践的复杂性分析,顶层设计者所需要的设计信息都是很难足够获得的,或说很难确保有足够的信息用于其所从事的顶层设计。即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不得不说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亦即还需要人民在实践中去创造改革的办法或拓展改革的路径,亦可见人民的创造实践和基层的探索实践之重要。

假设二:顶层设计者拥有足够的能力。虽不便直接指称顶层设计者的能力一定有问题,但从目前接触或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而论,有些顶层设计者的能力不能保证。不少顶层设计者能力不足以信赖,更何况是一哄而起的所谓“顶层设计者”呢,那更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间杂泥沙东流去”了。

假设三:顶层设计者能出于公心。我国治腐治贪,力度虽然越来越大,但有些官员仍然缺乏公共责任而前“腐”后继、不绝如缕,而且集体腐败时有曝出,制度漏洞不少,此种情势有目共睹。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指望顶层设计者能出于公心去设计顶层的制度或方案。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没有民主的磋商机制和程序保障,没有法治化的制度保证,没有有效的规则约束,作为顶层设计者的“高层”官员,其公心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指望的。

以上三个假设,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即没有太好的办法保证顶层设计者一定是或一定能正确!更何况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改革对象的理解,顶层设计的改革制度或方案如何得以推行呢?其实,改革既需要人民成功的实践经验作基础,也需要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作借鉴,更需要平等的政治协商与公民或公民代表的有效辩论作保障。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不仅改革的意愿来自人民,而且改革的实践也来自基层,“顶层”只是顺应人民的改革意愿,总结了基层的改革实践,在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和科学提炼、系统提升后反过来指导实践罢了。

现在的一些单位或部门或领导,都希望能从事顶层设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无非是借顶层设计而推行一套符合本单位、本部门甚至领导自身利益的一套东西或方案。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方法不是不可使用,但容易误入计划经济的故辙,借着顶层设计而谋计划经济职能、部门权力垄断利益甚至是行捞个人好处之实。

其实,比顶层设计更好、更重要的方法是:一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做事,来解决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二是本着民主的精神,确实地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或基层的实践创造,积极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三是本着系统科学的精神,综合各方意见,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程序办事;四是本着法治的精神,按照规则和制度办事,不要听任某一领导或某些领导的个人意愿甚至是独断专行式的决策;五是本着平等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协商,认真吸取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因此,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推动,但不能够等待、迷信顶层设计,各行业需要在实际中探索前行。

顶层设计范文第8篇

翻阅科特勒关于价值驱动――营销3.0时代的论述时,满心欢喜。在科特勒看来,消费者所寻找的产品和服务不但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更希望能发现一种可以触及其内心深处的体验和商业模式。换句话说,营销3.0已经把营销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关注人类期望、价值和精神的新高度。然而把书本一扔,回到现实,一切都变了味。

不久前发生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的表现,让本已不堪的中国企业的信任资产几近负数。回想近期有关国内企业恶斗、诚信缺失的案例,以及公关业遭遇的社会负面评价,真不知道到底是公关助长了当下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的丑陋,还是我们有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把公关拖下了水。我感觉科特勒营销3.0,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记得若干年前,一位公关理论界的学者在比较广告与公关时表述道:广告的调性基本是斗争的,公关本质上应当是和谐的。言外之意,在市场经济中,广告强调自我,以我之长来比人之短,颇有斗争意味;而公关则强调彼此共识共赢,所以和谐当道。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掉进了逆反的逻辑。公关似乎愈来愈具有杀伤力和干预性,公关公司的身影总是在风口浪尖上辗转腾挪。在很多人看来,公关公司要么是一堵防火墙,要么是隐蔽的第三只手。以公关为业的道德焦虑已然成为考验从业者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公关业在公共价值层面的合理性遭遇普遍质疑。

尽管公关业的GDP在一年年突飞猛进,但是,公关业却真的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行业危机管理自我拯救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如何作为?这让我联想到今年两会期间很热的一个话题――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何谓顶层设计?改革开放30年总体是实用主义原则,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整体战略设计。由于后发优势我们速度确实很快,但回头一望,社会整体依然坑洼不平、疏漏甚多,甚至有些课题相互纠缠形成死结,对未来发展构成严重滞胀拖累效应。现在要补课――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所谓的顶层设计,站在新的战略高度重新设计梳理。

回顾现代公关业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同样的感受。从公关业态来看,现代公关业态应当是国家公关(公共外交)、公共事务传播、商业公关的集合,然而,20多年来我们几乎完全浸泡在商业公关的利益世界中。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公关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拥有一个均衡开放的价值观,在于达成一个利益与意义的共同体,不能只会坐在客户的另一端,这样公关业无法向社会整体输出价值。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立业之本、价值输出、专业素养、行业规范乃至社会认同均严重落后于我们的GDP。公关何为?公关为何而为?这些本质上的大问题早已被忙得昏天黑地的公关人摒弃在日常思考之外,大部分人将事务障碍当作问题,问题却不再是问题。

中国人的智慧在于亡羊补牢,并且我们还给亡羊补牢转换了很好的公关修辞: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范文第9篇

“顶层设计”――指由高端开始,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全局性设计理念;是铺展在意图与实践之间的“蓝图”;是具有总体明确性和具体可操作性的科学思想;是由全局到局部,由上位到下位,由根本到分支的整体性谋划方法。

设计者从最根本目标出发,建立宏观战略体系,确定其涉及层面和主次关系,进而分别研究各层面具体实施方案,同时注重相互间的协调与同步,最终达到有效解决重大问题的目的。

起源与演进

“顶层设计”最早属于工程学范畴,是指工程师运用系统论方法,以全局视野,对目标工程各方面、各层次、各功能、各要素进行的统筹设计。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开展以来,“顶层设计”这一概念首见于中央文件,开始被应用于经济管理活动当中。在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主席还将“顶层设计”高度概括为三层含义――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途径。

应用领域

“顶层设计”是科学的实践指导思想,能应用到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之中,主要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战略设计、重点产业革新、经济制度改革、政府政策制定、微观市场建设、企业发展研究等方面。

设计重点

“高度性”:占据战略制高点,看清问题本质。

“全局性”:将涉及层面尽收眼底,分清重点与非重点。

“系统性”: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

“具体性”:基层做起,注重落实目标的方法与细节。

经典杰作:

顶层设计范文第10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一些突出矛盾摆在我们面前,严重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因此,今天讲改革“顶层设计”不是进行一般的理论讨论,而是要解决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机制矛盾,解决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需求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后有可能暴露的风险问题,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及其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顶层设计”应从这些重大问题切入,列出若干个关键问题,拿出对策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顶层设计”应抓住重大问题,目前有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亟需加强研究、着力推进。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农用地转非农用地以及农村宅基地问题,各地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改革试点实践,但由于长期方向性的制度还有待明晰,农村征地成为近几年上访和多发的领域,成为城乡经济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需要下决心解决。同时这个问题又涉及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地方土地财政问题。进一步分析,让土地流转起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培育我国几亿农民消费大市场的重要问题。

关于经济结构问题。我国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扩大消费问题,是平衡投资、消费、出口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可以说,内外需失衡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外汇储备问题、国际贸易摩擦和汇率问题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扩大消费、改善经济总量结构,还关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因此,“顶层设计”中最急需设计的结构问题是如何扩大消费问题。切分GDP蛋糕必须向普通居民倾斜,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的状况。否则,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解决由收入差距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就难以找到财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实现。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积累了一定风险,其中土地财政是成因之一。土地财政问题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不仅扭曲了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而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以及防范地方融资风险,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同时,解决扩大消费、发展生产、鼓励创新的问题,也需要进行预算支出结构调整,需要给企业减负。因此,财税体制改革是涉及“顶层设计”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

关于资源价格改革。价格机制是市场体系中影响方方面面的基本机制。除了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需要加快改革,资源价格机制作为实体经济中最基本的市场机制,应该尽快出台改革规划,形成清晰的改革思路。这项改革滞后,已明显拖了整个改革的后腿。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领域具有顶层意义的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金融体系如何配合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这不仅是指利率,而且包括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市场准入、金融市场架构的完善等方面的内容,需要通盘考虑,打破各种行政限制,实现较为充分的市场化,而绝不限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配合中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全球化,在美元金融霸权条件下,如何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与区域合作等方面拿出渐进、有序配合的工作进程表。同时,国内与国际金融之间如何衔接、互相照应,这些都需要在顶层进行通盘考虑。

关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社会保障以及一部分基础设施等,其余的产品由谁提供可以一视同仁。在此视阈下积极地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还应看到,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许多国家财政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可能唯独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国有资本和资源,这正是加快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缓解财政支出压力的有利条件。因此,在“顶层设计”中如果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战略性规划,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改革调整,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也会给以上各项“顶层设计”所需的财力安排和实际操作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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