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规范文

合同法规篇1

第一条为完善×,×公司重大经济活动决策程序，规范重大经济活动法律监管制度，保证对外签订重大经济合同的合法性，维护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以市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以及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对外签订的标的额30万元以上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制定本单位有关合同审核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对外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及合同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合同”是指买卖、借款、租赁、担保、保险、建设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的经济合同。

第四条市公司法规处负责市公司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第五条合同法律审核坚持依法、及时、准确的审核原则。

第二章审核内容

第六条合同审核部门对下列合同事项依法进行审核：

（一）合同形式。合同形式应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国家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文本的，应采用标准合同文本。

（二）合同实质性条款。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实质性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标的；

3、数量；

4、质量；

5、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7、违约责任；

8、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合同效力。签订合同应主体适格，意思真实，目的合法，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中不得含有无效条款。

第七条业务部门对经审核的合同有实质性条款变动的，应将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再审。

第三章审核程序

第八条合同的受理。业务部门应及时将拟签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进行审核。送交拟签合同文本时，应附送下列材料：

（一）合同项目立项审批意见；

（二）财务部门关于项目预算审批意见；

（三）签订借贷合同的，附担保物的有关说明；

（四）签订担保合同的，附主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五）授权他人签订合同的，附授权委托书；

（六）欲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附原合同文本及书面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说明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

附送有关材料不全的，合同审核部门应要求业务部门及时补全。

合同审核部门应对送审的合同进行登记，送审人和受理人应在登记表上签字。

第九条审核意见审批。合同审核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审核工作并提出审核初步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复核后，报市公司领导审批。

第十条审核意见反馈。经市公司领导批准后，合同审核部门应及时将审核意见书面反馈至业务部门，并将送审合同文本原件、相关材料退回业务部门。

审核重大经济合同开合同审核部门专题会议，实行集体审核制度。

第十一条审核期限。合同审核部门原则上应在受理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送审合同的法律审核。对于重大复杂的合同可延长至五个工作日。

第四章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合同审核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送审合同的接收、登记备案，并将送审合同及相关材料、审核意见的复制文本予以归档。

第十三条合同及档案管理实行分类编号管理，按照合同名称分类归档，并按照审核顺序制定编号，做到管理规范。

第五章附则

第十四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合同法规篇2

一引言

二战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使人的通讯联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便捷迅速。作为国际信息社会的象征，互联网是计算机数字技术和现代化通讯技术的产物，是一个建立在现代计算机基础上的成千上万个相互协作的网络以及网络所承载的信息结合而成的集合体，在功能上，它集电话系统、邮政服务、购物中心、新闻媒体、信息集散地等系统功能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传播媒体。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其他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跨国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为众多的用户提供了广阔的商业前景，人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访问网址去获取国外的商业信息，网上销售将成为与传统销售渠道并存的另一渠道，我们将进入一个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电子商务时代。根据最新估算，到2000年互联网将有6，000万私人用户，最迟到2007年，所有购货合同的7.5%都将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交易额可达6，000亿美元。

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引入国际合同领域，给传统国际合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是否可以用传统的国际合同法规则来调整网络空间？本文试从互联网合同的成立与效力、法律选择、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阐述互联网对传统国际合同法规则的挑战与冲击。

二互联网合同的成立与效力

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和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民法上，合同是产生债的主要原因，是民事流转最普遍的手段。国际合同则是国际私法上债的重要依据，在国际民事流转中占有重要地位。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无论在大陆法或英美法国家，合同仅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达到一致时方能成立。在传统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一般是面对面地提出要约和作出承诺，或者通过电话、电报、电传以及信件方式进行。互联网合同则不然，它是通过传递电子数据的方式来完成要约和承诺的，即合同的要约和承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进行。合同的签订过程几乎在计算机的操作下完成。例如采用EDI交易，交易各方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将订约的意思表示传递给对方，而EDI具有自动审单功能，EDI交易的全过程甚至不需要人工的介入，计算机自动读取数据内容并自动对电子数据文件进行回覆。那么，计算机自动处理数据文件是否可以视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计算机程序是由人编制的，当事人通过互联网订立合同时，都预先设置好计算机自动回应程序。计算机的信息自动交流和处理都是遵从当事人预先设置好的程序而作出的反应。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正是通过其编制或认可的程序而得到反映。所以，通过互联网订立的合同和人与人之间直接信息交流订立的合同一样是合同当事人的合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1条第1款规定：

就合同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以采用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而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

《新加坡电子贸易法》第6条规定：“不得仅仅因为一个信息采用了电子记录的形式就否认其效力、有效性、强制性。”可见，互联网合同是成立的。

在传统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签订，互联网合同则不然，它采用电子数据交换方法签订，也完全可以储存在磁盘或其他接收者选择的非纸质媒介上，是一种“无纸合同”（paperlesscontract）。这种“无纸合同”是否符合目前国内、国际贸易中签订合同的书面要求呢？

此外，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传统的合同成立都要求当事人签字或盖章，防止合同内容被纂改和伪造，以保证合同内容和对方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在互联网合同中，人们不可能通过电子方式亲笔签名或盖章，它只需要每一方当事人采用电子密码签名即可，即当事人用符号及代码组成电子密码进行签名，是一种经过加密的信息来确认交易对象的方法。随著电子商务的日益发展，这种签名方式在国际商务实践中将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采用，法律对电子密码签名的认可和规范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互联网合同中的法律选择

自从十六世纪杜摩兰（Dumoulin，1500-66）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主张后，意思自治原则目前已成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根据该原则，合同当事人有权在订立合同时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选择支配合同的法律，而且合同条款也是由当事人协商约定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示的，即通过在合同中载明支配合同的准据法，或必须从合同条款和案件事实中明显看出这种选择，如《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第7条规定：

销售合同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当事人的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合同的规定和当事人的行为整体来看可以明显地推断出来。

一般说来，选择的法律将适用於合同，但是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有被强行法或“直接适用的法”排除适用的可能。在合同中既无明示选择条款又不能推定所选择的法律时，通常的做法便是以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为准据法，并用特征性履行的方法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

在国际互联网上，特别是在网上消费交易中，要求当事人在每笔交易中都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供货商通常都预先在网上制订好格式合同，利用其较为有利的经济地位制订有利於己而不利於对方的条款，如免责条款、法律选择条款、法院管辖地条款、仲裁条款，对合同上的风险及负担作不合理的分配。在“click-wrap”合同中，消费者只要点击（click）“接受”或“拒绝”键，就决定了该合同是否成立，而消费者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不同意。各国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经营者通过网上格式合同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采取规范限制的态度，如德国1976年颁布的《一般合同条款法》和英国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等。但对於国际供货合同，有些强行法并不一定适用。一项国际供货合同具有三个特征：一、它是一种货物买卖合同，转移对货物的占有关系或对货物的所有权；二、缔约双方的营业地或住所地位於不同国家；三、合同具有跨国因素。通过互联网订立的供货合同很容易满足这些条件而成为国际供货合同，使有些强行法如《不公平合同条款法》对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得不到适用，因而即使假设英国法院判定《不公平合同条款法》适用於某一涉外合同，但采用互联网订立供货合同的外国销售商并不受其约束。例如，一位美国葡萄酒销售商建立一网址，并用标准格式合同载明无管辖权条款，但声明发生的所有争议适用纽约州法。一位英国消费者因饮用该葡萄酒得病，他认为根据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供货商并不能免除其责任。这是一项强行法，但它并不适用於阻止销售商主张免除责任，因该合同是国际供货合同。这样便会导致供货商利用其格式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选择於己有利的法律而规避法律，这是一个有待各国共同解决的问题。

此外，如果当事人采用互联网签订仲裁协议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的“书面协议”要求？而且《纽约公约》要求仲裁协议需要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网上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电子签名效力如何认定？

四互联网合同争议的解决

甲法院管辖

在国际私法中，各国对合同争议的管辖依据的规定不尽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地域为依据：合同诉讼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无论是主体、客体还是法律事实，总是与某国的管辖权具有空间上的关联，这种空间关联就成为该国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如当事人住所、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合同标的所在地等。

2、以当事人的国籍为基础：它是属人管辖原则在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问题上的体现，侧重於诉讼当事人的国籍。由於国籍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所以各国都不愿放弃属人管辖原则。法国和其他仿效法国法的国家主要以属人管辖原则作为确定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依据。

3、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管辖权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某国法院审理，该国法院便可行使管辖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二是被告接受管辖。一国法院对接受管辖的被告享有管辖权，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原则。

从上可见，当事人的住所、合同签订地与履行地、国籍、意思均可成为某国法院对涉外案件的管辖依据。而且，特定法院的管辖区域是确定的，有明确的物理空间。互联网使网络空间（cyberspace）成为客观存在，而网络空间本身无任何边界，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系统，无法分割成诸多领域。要在一种性质不同的空间中划定界限，这是传统司法管辖权规则面临的困境。

互联网合同纠纷是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者之间产生的，如果当事人否定法院的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就有被架空的可能。当多数网络空间的参与者都不将争议诉诸法院，法院的管辖权便不存在。因而，互联网进入国际合同领域，使传统的司法管辖权基础发生动摇。

乙网上仲裁与仲裁地的确定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们可用它签订仲裁协议，也可用於仲裁程序。当前，网上交易正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作为网上交易产物的网上仲裁因其速度快、效益高、费用低的特点将越来越受到关注。“网上仲裁”是指通过互联网联络进行仲裁审理的程序，不需要仲裁员亲自到某个地点会合，也不需争议各方到某个地点进行协商。但要确定仲裁地是个问题。假设人们指定由三名分别位於巴黎、伦敦、柏林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这时以首席仲裁员的从业地来确定仲裁地只能作为一种辅的方法，且该方法赋予首席仲裁员太重要的地位。相反，或许更为现实的是对於独任仲裁员审理的案件，以其从业地为准来确定仲裁地。但该仲裁员可能是位环球职业仲裁者，在不同地方从业，因此这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确定仲裁地的方法。这样便会导致仲裁地空缺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果仲裁庭和当事人自由选择的准据法不能包含实际仲裁所需的全部规则，根据国际私法的理论，仲裁地法将作为第二位的准据法，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而且要确定甚么法院有权干预仲裁、有权执行或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就必须确定仲裁地。如果双方当事人未选定仲裁地或仲裁地不能确定，将无法确认何国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乃至争议就得不到解决。

五从法理学角度认识互联网对传统国际合同法规则的冲击

电子商务的发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突破了传统交易模式的限制，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冲击著传统的交易规则。但交易模式的变革推动交易规则的演进，这几乎是法律发展史上的永恒规律。

从法律上讲，电子商务中通过互联网进行有关交易信息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份合同的缔结过程，信息本身就构成了合同的内容。信息传递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合同的成立与执行。因此，保证交易主体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与通过传真、邮件等纸质媒介一样可靠，是保证电子商务成功的关键。

由於互联网上进行的电子商务是一个没有时空、地域限制的大市场，防止公民逃避本国司法控制的法律机制将在互联网上大打折扣。有鉴於此，许多国际组织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国对国内法改革，以使电子形式的合同成为法定的合同形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於1996年12月制订了统一通用的规则，即《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为各国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了一个范本。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如新加坡）都颁布了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

六结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及措施

新媒介的出现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对法律的发展提出了挑战。随著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采用互联网签订合同进行国际商业交往必将成为国际潮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我国的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充分运用和发挥互联网的全球信息网络作用。

对於日益发展的国际电子商务，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和措施？

首先，我们要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纸质书面合同形式的概念。组织和加强对外贸商务人员的网络知识培训，使他们学会在网上交易中游泳，采用互联网与外商签订合同。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现任总裁普雷斯托维茨（ClydeV.Prestowitz）告诫生产商和贸易商：“不学会在网上游泳，你将会被竞争大潮所淹没。”其次，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或制订新的调控电子商务的法律，完善我国的有关立法，培养一种健全的法制环境。我们应该根据电子商务本身的特点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不断地加以完善改进。这主要包括：一是对现有的法律进行扩大或限制性解释以适应现实需要；二是增添新的法律规定；三是取消或废止已经不适应现实的旧法律规定。我国不妨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制订一部吸收世界先进立法经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子贸易法。可喜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同法》在这方面已有所涉及，该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承认电子合同的形式和效力，但对电子签名未作规定。在以后修订合同法时，应肯定电子签名同书面签名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执行力。

合同法规篇3

拍卖，又称竞争买卖，是指以公开竞争的办法把标的物卖给出价最高的当事人的出卖方式。拍卖属于一种特殊买卖，其特点是多数买受人公开竞争购买，但以出价最高者为买受人。

拍卖的成立一般要经过3个阶段：

（l）拍卖表示。拍卖表示包括拍卖公告、货物展示和拍卖师作出的拍卖表示。拍卖虽然有拍卖表示，但其性质上仍属于要约引诱，而不是要约。因为，拍卖师不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拍卖师的报价只是为了引起竞买者的竞买。根据＜拍卖法＞第50条的规定，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说明，否则，拍卖师应对竟买人的最高报价必须拍定。如果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2）应买表示。拍卖是一种要约引诱，竟买人的报价即为要约，而拍卖师的拍定即为承诺。因此，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即丧失约束力。易言之，没有其他竞买人报出更高应价时，合同生效；否则，合同失去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且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竟买；委托拍卖的人也不得参与竞买，并且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竟买。否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给予拍卖人或委托人以行政处罚，其拍卖无效。

（3）买定表示。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锤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拍卖成交。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签署成交确认书。

合同法规篇4

(一)格式条款的优点格式条款具有突出的优越性。其无须与个别相对人逐一逐点磋商合同内容，可以避免交易谈判的麻烦，节省交易成本和时间。同时，其标准化使得条款漏洞少，切实保护了缺乏相关知识的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其形式的固定化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平等，对格式条款不加拒绝地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无差别地按照条款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不受政治资历、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影响。①(二)格式条款的固有弊端1．背离契约自由而格式条款的出现，致使缔约自由受限制、缔约对象的选择自由受限制、契约内容的决定自由被剥夺、契约变更与解除自由被限制这些都是对契约自由的背离，这也是格式条款的显著弊端。2．导致合同权益失衡格式合同在发挥着其优点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格式合同恃强凌弱、合同权利失衡的弱点。表现为:其一是风险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制定霸王条款。制定霸王条款，是格式条款是权益失衡的集中表现。

二、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一)提供格式条款当事人的义务《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二)格式条款内容无效格式条款无效是指格式条款中含有法律禁止的内容，或者在订立合同时违反法律规定而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五十三条均对此作出了规定。(三)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四、我国格式条款规制的完善我国的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尚有诸多不足，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着手:(一)立法完善纵观世界，格式条款立法体例，无外乎两种形式:其一是规制格式条款的有关条款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并由一部位阶较高的法律如民法予以统摄。其二是在有位阶较高的法律对格式条款作出抽象规定之外，又制定出对格式条款予以专门规范的法规。(二)行政模式行政模式，是指格式条款由行政监管机关负责制定、审核、监督、修改或撤销，是对格式条款最早的规制方式。行政模式又分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三)加大社会监督和控制除了借助公权力的介入来实现对格式条款的规制，还必须需求其他途径来加以补充。社会团体应当在此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对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格式条款，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有权要求格式条款提供方予以纠正。同时，赋予消费者协会以公益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宣告某个行业、企业使用的某个格式条款无效。

三、结语

总之，格式条款是把双刃剑，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社会经济的稳固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控制不好，也严重损害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不能一概抹杀，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规范它，消弭其缺陷，利用其优点，为社会经济服务。

合同法规篇5

一、器官捐赠合同的性质的分析

如上所述，依据器官移植种类的不同，器官捐赠合同可以被分为三种：其一是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体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具体又可分为活体器官捐赠合同和遗体器官捐赠合同；其二是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与人类没有免疫排斥反应或虽有一定免疫排斥反应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为人体克服的某种动物的器官为标的器官捐赠合同；其三是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工制造的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这三种合同在性质上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就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无论是活体器官捐赠合同还是遗体器官捐赠合同，作为其标的人体器官，都有着很强的人身属性，从而使得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也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对作为人体或遗体组成部分的人体器官的处理，这种处理是以人体器官被从人体这一整体上摘取下来为表现形式的，它所直接针对的是人的身体。这就决定了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一种只宜由人身权法来加以调整的人身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可以由财产权法（尤其是合同法）来加以调整的财产性质的合同。

其次，就动物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它主要是随着跨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生物学上来说，人体器官对于动物器官会产生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这种反应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着相当大的技术难度。为此，不少专家一直在探索克服这种免疫排斥反应的方法，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使得发现并找到合适的可用于器官移植的动物器官成为一件相对很困难的事。当前，由于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极为有限，因此，对患者进行跨种器官移植也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严重不足，拯救患者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免疫排斥的客观存在，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相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专家选择合适的动物器官，并对所需移植的动物器官进行免疫排斥反应方面的技术处理，以避免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无疑是跨种器官移植成功进行以及作为跨种器官移植受体的患者生命权益的基本保障。这就使得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具有了财产合同的性质，因为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动物器官）是经多次实验才得以发现并经人工高新生命技术处理了的动物器官，对这种器官的人工技术处理使得该动物器官实际上包含了人的劳动，从而成为具有可交换性的商品或财物。而且，即便退一步，从法律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讲，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财产合同性质也还是很明显的。民法上所指的人身关系与人身性主要是针对人来说的，并不包括动物，动物作为一种财产，依法只能够成为法律的客体，而动物器官作为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显然也就不具有人身性而只可能具有财产性。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以动物器官为标的的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只可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捐赠合同，而绝非是一种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

再次，就人工器官捐赠合同来说，这种合同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它也是一种财产性质而非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之所以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主要是由人工器官与人体器官的差异决定的。与人体器官直接自生于人体不同，人工器官是人们通过医学技术仿效人体器官的功能而生产或制造的可以用于人体生理活动的器官，它不具有自生性，不是人体本身就有的，而是一种凝聚了人类劳动、可以用来作为商品买卖的物。人体器官，无论是活体器官还是遗体器官，都是不允许买卖的，因而也就不是商品；而人工器官则可以买卖，客观上也确实是一种医用商品。这就决定了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在性质上只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人身性质的合同。

二、器官捐赠合同未必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我们以为，以上三种器官捐赠合同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法律的适用上也必然存在着不同。具体来说，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及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则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一）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这是因为：

首先，《合同法》中规定的赠与合同只适用于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于人身性质的赠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185条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可见，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的标的只能是财产而不能是人身，而人体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器官）则显然是人身而不是财产。从法理上来说，将适用于财产性质的合同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人身性质的合同存在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

其次，由于人体器官买卖在伦理及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而人体器官捐献又以无偿捐献为原则，因此，作为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捐赠人在人体器官移植中完全处于决定奉献者的地位。假如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则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且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依《合同法》第186、第188条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不可以撤销赠与；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还可以要求交付，赠与人依法有义务交付。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显然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而由于器官捐献实际上总存在着一定的医疗风险，因此，假如适用以上规定，则极有可能会给捐赠人造成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例如医生在摘取其捐献的器官时不慎伤及其其他器官），从而出现受赠人的生命健康权优先于赠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情况。这不仅从法理上无法解释现代立法所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庄严宣誓，且会因此而使人们不愿再捐献自己的器官，不利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此外，依《合同法》第189条的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其在捐献器官得不到任何利益和好处的情况下，自愿捐献器官本是为了发扬风格，为他人及社会做贡献，假如因为其在作出捐赠器官的意思表示后仅因为其自身有过错造成其已捐献但尚未取出体内的器官受到损伤或者功能受损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不但对于捐赠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

再次，《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某些规定对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客观上也存在适用不能的问题。例如，依照《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的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而实际上，假如人体器官捐赠人所捐赠的器官已经被移植入受赠人的体内，则受赠人根本就无法再返还所捐赠的器官；而且，法律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以及对受赠人生命权益的保护，也不宜允许或要求受赠人将该器官返还。可见，《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合同的规定客观上也根本就不能适用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

（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合同法规篇6

关键词：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18-02

一、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现状

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件层出不穷，劳动者因该法受损害的情况加剧。中华全国总工会早已于2007年12月5日举行的《劳动合同法》宣传专题新闻会上，通报了当时三类典型的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和《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劝说、辞退甚至胁迫职工辞职；逆向派遣；一次或分批进行较大数量的裁减人员。虽然《条例》也已于2008年9月18日颁布实施，但是 “用人单位规避或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1]，而且规避行为的花样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诸如：（1）欺诈、威胁或者利诱职工自动离职法；（2）反向劳务派遣法；（3）关联公司签订合同法；（4）规章制度订立程序形式化法；（5）签订完成生产任务期限合同法；（6）签订空白合同法；（7）合同岗位和工作地址无限化法；（8）突击性分期分批裁员法；（9）利诱员工选择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法；（10）不能胜任工作泛滥使用法；（11）诱骗职工自己辞职法；（12）合同工资签订最低法；（13）解除合同后拖延交接法；（14）劳动关系劳务化法；（15）金蝉脱壳装死法；（16）关门逼客法；（17）毁灭有利于职工证据法；（18）调换工作岗位逼人走法；（19）不让员工加班法[2]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没有哪一部法律的颁行像《劳动合同法》这样受到如此挖空心思地规避，耗费国人的心机和智力，规避手段之多之精之巧，规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足以载入立法史册[3]。虽然中国已形成了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重要配套行政法规及以《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等行政部门规章、以《深圳经济特区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若干规定》（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就和谐劳动关系立法的地方法规）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为配套的逐步完善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体系，但该制度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加上法律执行力不强及维权途径不足，使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活动更加泛滥。因此，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进行充分有效的法律规制已成为目前中国劳动合同法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不完善

第一，相关法律规定缺失。首先，劳动合同法律法规都未明确界定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效力。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法是《劳动合同法》，该法仅在第67条禁止了一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虽然《条例》第28条、第30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无效的两种情形，但并没有囊括所有的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且其立法层次不高，对于司法实践没有约束力。其次，关于带薪年休假的问题，目前的两个文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对不少问题的规定仍不够明确，比如说根据员工的社会工龄来界定员工年休假的天数，但员工的社会工龄怎么界定？又如，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的享有年假，但其中的连续工作十二个月到底如何理解？还如，用工单位和派遣机构如何承担连带责任等等。第二，地方性法规很不统一，解释混乱，难以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活动进行统一的规制。正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律制度自身的缺陷，这才给了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者以可乘之机。这也是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二）法律执行力不强

造成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地方上普遍存在劳动保障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人员不足的情况，如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只有137名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却要负责对近50万户企业、69万名从业人员的监察任务，全市只有3名专职劳动仲裁员，每年要处理劳动争议案件3万多宗，执法部门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在主观上，劳动合同法律实施恰遇经济滑坡、企业经营困难之时，不仅许多企业有抵触情绪，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顾虑，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4]。而且明知违规企业还顶风规避《劳动合同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违规成本太低甚至不被追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剖析的所谓“三类行为”中，“华为事件”被视为有特殊性。但在其他已知的规避《劳动合同法》的案例中，也还没有一家企业为违规付出成本。甚至有部门将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约束之举简单归结为“对法律的误读”，让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行为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破窗效应”。另外，执法监督部门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未能进行有效监管，使得执法腐败仍在盛行，也使得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泛滥成灾。

（三）维权途径不足

首先，虽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用人单位不法侵害时，可以申诉、提起仲裁或诉讼，但是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不能深入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准确理解相关立法，另一方面作为受害主体又具有分散性：其他受用人单位侵权的劳动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也难以举证和认定。其次，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劳动者的权益侵害保护意识很弱，在全球金融危机、就业危机的影响下，为了获得工作机会谋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用人单位不公平的用人条件和待遇，不能也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权。最后，在包括“辞职门”在内的诸多劳资事件中，由于工会发育不良，工会组织的形式化、虚拟化、边缘化、去功能化，使得工会往往监督不力，无奈缺位。在这种状况下，仅靠法律和劳动部门的规定和调节，博弈难免是失衡和不充分的。

三、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对策

能否准确、有效地反规避或应对规避，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有助于防止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促进贸易的发展，反之滥用反规避措施也会使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因此，反规避需要讲究对策，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

（一）完善相关立法

首先，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必要将规避和反规避行为从单纯的执法判断上升到完备的立法规范。倘若需要对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作出列举并予以治理，则这项权力是交由劳动保障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作出，还是更适合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立法机关制定？假如从更高位阶的法律层级效力来讲，中国立法法也可以考虑将如何规制规避法律的行为纳入调整视野，在有关法律适用的章节中作出原则性的规范及基本标准。这将更有助于指导法律或行政法规在调整此类活动中所应掌握的尺度和余地[5]。这是从根本上遏制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立法出路。其次，应适时修改《劳动合同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应该是明确的、简洁的，让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的。然而有那么多的法学家站出来说明不要误解《劳动合同法》，这也恰恰说明了这部法律至少在表述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引起误解有深层次的原因，但在立法技术上也是存在欠缺的[1]。因此，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可对社会工龄、连续工作十二个月等含义不清的词语作出具体说明；还可对法条作限制性的解释，如，应明确用工单位仅和派遣机构连带承担有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加班限制和加班报酬、安全和卫生、反就业歧视、休息休假等与其行为有关的连带责任。最后，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本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时，应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根据当地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及劳动者就业的特点，在遵循《劳动合同法》的前提下，制定出既有利于落实该法，又有利于促进当地人员就业、经济发展和劳资和谐的具体细则，从而提高该法的可操作性和适宜性[4]。

（二）加大执法力度

反规避也需要讲求执法艺术，不能搞那种“我说你是规避就是规避”，认定企业或公民是否存在规避法律行为，同样应当遵循严格条件：一是由谁认定，这不仅需要由权威的执法或司法部门出面，同时其自身也须持有一定的得以反规避的法律依据；二是怎么认定，这则需要依照明确规范的法律程序及判断标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擅作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不让恶意规避者“逍遥法外”，也不能“乱扣帽子”损害公民企业的正当利益[5]。为确保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在客观上，地方上应解决劳动保障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人员不足的情况。对规避法律者应发现一宗，追查一宗，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主观上，应建立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并不断完善；严于治吏，规范执法行为，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特别是执法监督部门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净化执法环境。

（三）扩大维权途径

劳动者“理性维权”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提供一条畅通有效的维权渠道、一个严格高效的执法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虽然破除“暗招”，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实施细则或规章、文件等措施来弥补完善，但除了法律的强力规定外，劳资双方的充分博弈也是一个重要途径，这方面，工会作为劳动者的维权组织，应发挥其协调作用，要协调各部门各工会一致反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

参考文献：

[1]课题组.广东省《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调研报告[J].宏观经济研究，2009，(1):36-42.

[2]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之“贱招”拆招[EB/OL].百度:东阿吧贴吧，2009-01-03.

[3]樊华.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缺陷与解决路径[J].法治研究，2009，(2):65-73.

[4]墨帅.能否给“规避”和“反规避”立个法[N].检察日报，2007-11-14.

合同法规篇7

作为消费行为主体的消费者，在经济学上，是与政府、企业并列的三大主体之一;在法学上，一般被视为生活消费的主体。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的内容对消费者进行了界定，即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而经营者在市场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据此，可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并且其消费行为和目的与其经营的产业、生意和职业无关。这样就可以更加明确法律所保护的对象和立法目的。与消费者的概念相对应，消费合同也就是消费者为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与提供者或经营者之间订立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是约束经营者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协议。作为一种合同类型，消费合同既具有合同的共性，又有不同于普通民商事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主要表现在：

1.消费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和地位不对等性。消费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特定的，一方为消费者，另一方则为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对等，经营者处于优势地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经营者往往会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此外，经营者与消费者掌握信息的能力也不同，消费者很难掌握市场的全面信息。而普通民商事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双方的交易地位一般是对等的。

2.消费合同的运用范围具有广泛性。为方便交易，简化交易手续，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经营者会预先单方面拟定消费合同，在消费合同的签订中消费者没有与经营者协商的余地，消费合同因此而得以大量运用。

3.消费合同的交易标的额一般较小，但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时的诉讼成本较大，从而导致了消费者往往不太愿意寻求司法救济，很多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后选择忍气吞声。因此，经营者为谋求自身利益，通过不公平的消费合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越发普遍。

4.消费合同的订立、履行与管理具有国家强制性。较之普通民商事合同，国家对消费合同效力的控制更为严格。在消费合同中，经营者不得拒绝与消费者缔约，如合同法规定承运人不得拒绝载客。又如《执业医师法》第24 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理等。与此同时，在消费合同订立时，消费者根本没有机会与经营者就合同的条款进行协商和谈判。而普通民商事合同则不具备此种特性。

二、消费合同效力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法律规范不成体系

当前，我国尚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消费合同效力加以规制。对消费合同效力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等法律之中。这些法律对消费合同效力的规定都较为抽象、笼统：《民法通则》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平等、自愿等原则，对消费合同得效力的规制缺乏针对性;《合同法》第39-41 条规定了专门适用于消费合同的法律规则, 但该规则的操作性不强，对具体案件的审判不具有明确的指导性;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合同的内容只是泛泛地作出规定，太过于抽象，不够具体。不仅如此，而且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和矛盾，给司法实践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挠。

(二)消费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不明确

在我国，对消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认定主要是以消费合同是否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是否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等为标准。这种标准显得有些模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原则，具体按照哪个原则作为判断消费合同效力的主要依据则规定不详。其次，与一般的民商事合同不同的是，消费合同的当事人之一经营者根据自己单方面意思制定消费格式合同，并将其提供给消费者。因此，消费合同不是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当事人互相博弈的结果，当事人之间互相勾结，恶意窜通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可以说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能作为认定消费合同效力的主要标准。再次，对于责任和权利的标准究竟如何划分，如何判断是限制还是减轻，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尤其对于消费合同，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地位本来就不对等，权利与责任的界限如何区分因而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规定了不公平、不合理的标准，但现实交易中的不公平、不合理是否限于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情形，值得商榷。

(三)消费合同单一的效力规制对消费者权利保护过于单薄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效力的四种情况，即合同的生效、无效合同、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及其处理原则。但在消费合同的效力认定上，法律的规定十分笼统。现有的法律仅规定了消费合同无效的情形，对所有的不公平消费合同均否定其效力，也仅赋予了消费者申请条款无效的权利。对于一些显失公平的条款，消费者可否申请撤销以及变更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不公平、不合理的消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只有使消费合同无效才是平衡双方利益的最佳选择?显然不是。在有些情况下，对不公平的消费合同，变更消费合同内容比宣告消费合同无效更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我国消费合同效力规制的建议

要弥补消费合同的效力在法律规制上的不足，更好地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完善我国消费合同在效力上的法律规制。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消费合同法律法规

在国外，为保障消费合同的公平性，许多国家单独制定规制消费合同的专门法律，从而在专门法律框架下对消费合同的效力进行有效规制。如韩国在1986 年关于消费合同的规制法律中，对消费合同进行了3 个方面限制，即订立、解释、效力三方面的限制。又如，为防止经营者利用不公平的消费合同侵害消费者利益，日本于2000 年制定了专门的《消费者合同法》，其主要用于确认不公平的消费合同无效。在消费合同效力规制上，我国不妨借鉴国外立法规制的做法，制定专门的消费合同法，对消费合同的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消费合同效力判断的程序性要件

对于消费合同的程序性要件，我国法律可以作出如下规定：1.即使经营者提示了其免责条款和对消费者要求作了说明，尽管消费者签字表示同意，但是一旦消费者提出抗辩，法院仍有可能将其认定为不公平条款，从而使其丧失进入消费合同的机会。2.当合理消费者对经营者采用的履行消费合同提示说明义务的方式难以理解和选择，并提出抗辩时，该条款就可能在程序上被屏蔽在合同之外。3.认定经营者缔结合同时是否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剥夺了消费者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能力时，应综合考虑条款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超越了消费者的年龄、智力状况、商业经验等;4.当消费者提出抗辩时，经营者对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通过以上程序要件，对消费合同进行严格规制，从而对消费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进行严格把关，防止其侵害消费者权益。同时，结合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若经营者违反了合同法关于提示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消费者没有注意合同中的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时，消费者可以申请撤销该条款。

(三)完善消费合同效力判断的实质性要件

1.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消费合同是经营者运用自己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而预先拟定的，因此存在着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利，操控合同内容而忽视消费者利益的情形。经营者滥用权利，操控合同内容，必然导致霸王合同或者霸王条款的出现。毫无疑问，霸王合同或者霸王条款在法律效力上是无效的。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于指导消费合同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消费合同而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经营者不得滥用权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涉及到人身方面的利益关系，那么出于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的立场考虑额，不管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方面的权利滥用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行业则可以例外，如医院为救治病人可允许一般过失免责。对于财产方面的损害，不管是出于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都是不能免责，这对于引导培养公民的善意谨慎义务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合同法规篇8

【关键词】合同法 可预见规则 完善 分析

现阶段，很多国家在制定合同法时合理的融入了可预见规则，其实在民法体系中可预见规则就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它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履约双方的根本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预见规则在我国得以构建，20世纪末期《合同法》的再次颁布使人们再一次提高了对可预见规则的重视程度，此时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被挖掘出来，规则的完善工作也被广泛的关注。

一、列举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存在的显著问题

（一）可预见规则理论依据问题

针对可预见规则理论依据，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持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其是自治原则，也有学者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利益均衡的说辞。本文作者认为在经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任何合同的拟定与签署都应该建立在恪守承诺的基础上，当合同中的非违约方预见某一损失可能产生时没有将预见信息传达给违约方，那么此时违约方不必须对自身的违约行为负全责，总之本文作者主观的认为诚实守信可以视为可预见规则的理论基础。

（二）可预见规则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在目前实施的可预见规则中，违约方只是对可预见范畴之内的损失承担责任，对于那些没有被预见或者是超出预见范畴的损失坚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因而有学者认为违约方这种对损失责任承担的行为缺乏公平性。可预见规则不明确还表现在对于故意违约行为、欺诈违约行为这些违背诚实守信原则的违约行为发生时，违约方实际上也应该有赔偿责任。

（三）对可预见的判别问题

在判定合同违约方承担多少损失责任时，可预见范畴以及怎样判别可预见是尤为关键的。判别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怎样对合同中签署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身份、职业、家庭背景进行判别；二是对于合同签订内容中所包含的物体的用途判别问题；还有针对那些特殊的违约情况，对合同签署时一些特殊声明的判别问题。

二、探究我国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完善的对策

（一）完善立法

1.立法规定一致化。其实质就是使损害的范畴明确化，那么可预见规则的应用范围也就随之确定下来，违约赔偿体制应该进一步完善，明确对非财产损失的相关规定。可预见规则要想真正明确自体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做好特殊法律与一般法律的识别工作，特殊法律中损害赔偿有不寻常的规定，其效力明显高于普通法律。此外可预见规则还应该参照违约方的主观条件，如果履约方将与其相关的义务落实执行了，并且违约方在获得全部信息的基础上出现了违约的行为，那么其应该负全责。立法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对欺诈行为做出明确的表述，在大型过失产生时可预见规则的适用范围受到一定的威胁。

2.对可预见规则应用的范围进行约束。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预见规则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广，如果不对其应用的范围加以管控，那么很可能会使合同违约方的某一合法权益受到危害。为了杜绝该现象的产生，对这一规则开展约束工作是可行的举措。例如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产生违约行为时，可预见规则就不能对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不具备适用性，那么就需要其他法律条令对违约方进行惩治；此外当有欺诈现象产生或者是重大过失酿成的局势下，可预见规则也不具适用性。

3.明确规定可预见规则在使用进程中必须与信息揭示义务相互结合。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守约方在信息揭示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所以当两者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之时，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就会站在诚信的立场上，对当事人诚信履行的情况进行综合的分析，以此去确定当事人违约赔偿责任的范畴。

（二）分析司法方面需要完善的内容

1.参照英美法成功判例，增强可预见规则的适应性。目前我国对与可预见规则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还不到位，此外在司法实践不明确的状况下，我们应该积极的效仿英美法成功的判例，参照我国的国情，对可预见规则实施的程序进行规整，使其更具科学性以及适应性，与此同时使其慢慢成为我国司法体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赔偿限制条令。那么如何增强可预见规则的适应性？首先必须明确司法使用的准则并且排除可预见规则适用的情况，在损害赔偿明确的基础上，法官可以将违约方的预见损失为准绳，在“经济人”准则的辅助下，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进行核查，例如认知能力、社会地位等；司法的使用使法官的行为更具规范性，此时合同中的违约情况就可以借助司法的渠道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合同双方的利益均得到切实的维护，也对社会稳定环境的打造提供了助力，诚信交易活动得以开展。

2.举证责任的建立与完善。举证责任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观认识能力的证明责任，二是信息的证明责任。前者是指在缔约方具有认识能力的基础上，对合同中存在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先见性，但是当损害状况出现时，合同中的违约方会声称自己的认识能力能够对损害产生弥补的功效，此时法官可以对其从轻处置，使其少承担损害责任。在对违约方认识能力进行判断时，以“经济人”作为标准；信息的证明责任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以缔约过程作为参照物，借助天例文本形式使其固定化，此时合同履约方有责任对特殊信息进行举证。

结束语：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法律条令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处理好社会上各类矛盾纠纷。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合同上违约方承担多少损失责任[2]，这已经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现行的合同法不能准确的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复，此时可预见规则填充到合同法中是切实可行的，它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为经济市场环境的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治军.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探微[J].法制与社会，2015， 28：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