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制范文

股份合作制篇1

甲方：(管理决策人。)

乙方：(共同经营人。)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入股出资_______________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公司的名称，经营场所位于。

二、经营范围：。

三、甲、乙双方的姓名

1、甲方：

2、乙方：

四、经营期限：自 年月日至?年月?日。

五、出资方式及数额

1、甲方以?(公司营业执照和20台电脑)?出资，折合人民币?元;

2、乙方以?(? 20台电脑? )?出资，折合人民币?元;

(乙方给予甲方(壹万伍仟元整)做为入股保证金。以保证在经营期限内不退股，待经营期限届满乙方退出股份时矛以返还。)

3、甲、乙双方出资共计人民币_____元。 公司经营期间双方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示分割。

六、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公司一般在_________进行财务结算，甲方按_______分取利润或分担亏损;乙方按______分取利润或分担亏损;?(未经协商同

意单方面造成损失由个人按实际损失承担)

七、退股

入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入股人可以退股：

1、经营期限届满，乙方不愿继续经营;

2、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股;

3、经营期限届满经甲，乙双方同意可以退股;

4、甲，乙双方发生难于再继续股份经营时可以退股。

5、乙方退股需提前__月告知甲方并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退股。

6、未经甲方同意而自行退股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八、解散与清算

公司股份经营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

1、经营期限届满，甲，乙双方不愿继续经营的;

2、甲，乙双方决定解散;

3、经营已不具备法定人数;

4、双方解散后，企业应当依法进行结算。

5、经营终止后，甲，乙双方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 届时予以返还。

九、经营终止后的事项：

1、即行推举清算人， 并邀请__中间人(或公证员)参与清算;

2、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 返还出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 可作价卖出，其价款参与分配;

3、清算后如有亏损， 不论双方出资多少，先以双方共同财产偿还，双方财产不足清偿部分， 由双方按出资比例承担。

十、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双方讨论补充或修改。 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一、本协议一式? 份，自双方签名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股份合作制篇2

为推动我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完善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和分配方式，努力解决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产权模糊、功能退化、机制不活、监督不力等问题，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根据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市委办《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和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经镇政府研究决定，在全镇逐步推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全面推开，切实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实现集体资产管理规范、增加收益，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现就我镇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明晰产权主体、理顺分配关系、规范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不断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和分配方式，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各村要从村组集体资产的实际出发，区别情况，通过不同途径，一村一策，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2、民主决策，阳光操作。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操作，充分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提高改革过程的透明度和广大村民的参与度。改革完成后，股份合作组织重大决策必须由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3、依法办事，维护稳定。农村集体资产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要以保证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不变为前提，要严格遵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稳妥加以推进，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通过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达到集体资产产权主体明晰、股权量化合理、经营机制灵活、资产增值责任落实、经营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健全，提高集体资产的运行质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范围、内容和方法步骤

（一）改革范围和内容。全镇各村所有的集体资产，全部纳入这次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先杨庄村和西冯村试点的基础上再向全镇全面推开。各村要尽快制定实施方案，上报镇政府批准实施。

（二）方法步骤

宣传发动阶段[3月24日—4月1日]

镇政府组织召开各村干部会议，就股份制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责任。村级要及时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党员代表会，传达上级文件及会议精神，层层统一思想，并组建工作班子，因村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组织实施阶段[4月2日—4月30日]

1、清产核资，摸清集体资产家底。搞好清产核资，是股权设置、股权量化的基础和前提。要按照农业部、财政部《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工作方案》、《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办法》和《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村组集体所拥有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实，摸清家底，依法界定所有权归属。其主要内容和程序：

⑴建立由村组干部、民主理财人员和镇农经人员共同组成的清产核资小组，对集体资产进行清理核实。

⑵清理中要按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分别计算评估价值，对一些有收益的公益性非经营性资产也可纳入经营性资产。如对资产价值存在较大争议时，经大多数村民同意，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⑶要严格界定村级资产与组级资产的权属，不能混淆。

⑷清产核资结束后，要区分拟量化资产的范围，对暂不作量化的资源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实施台账管理，逐一登记，待资产变现时，按照所有权性质再行量化，追加股本金额。

⑸对集体资产清查核实和产权界定。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予以确认，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张榜公布，接受群众审查和监督，同时报镇农经部门审核、备案。

2、界定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各村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基准日时点，核准成员身份。按区文件规定的办法，我镇去年已经建立了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数据库，有良好的基础，各村要做好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数据库的变更工作，为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做好准备。

3、设置股权。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理确定折股量化的范围和股权的设置。各村也可按本村实际，实行原小分配的办法设股分红。

⑴折股量化的范围。包括村组集体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和有收益可以转化为经营性的公益性非经营性资产。对其他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含集体土地）暂不列入折股量化的范围。

⑵股权设置的基本原则和类型。基本原则是所有成员人人有股，按贡献大小适当体现差距。股权的基本类型为人口基本股和劳动贡献股，也可根据发展需要增设现金投入股，但严禁强制要求组织成员现金入股。股权中一般不设集体股，确需设立的，集体股的比例不得超过可量化总资产的20%。

⑶股份量化。股份量化过程是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核心环节，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股东身份的界定和股份的合理量化与配置。

4、股东身份的界定。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股东是指改革基准日时点前在册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股东身份必须公示确认。对在校大中专学生和义务兵现役军人等特殊人员可保留享有人口基本股，但该成员毕业或退伍后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性质转为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其量化给该成员的股份，应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收回，作集体股保存，收益归集体所有。对其他特殊群体的人，由股东（代表）大会讨论确定。

股份的合理量化和配置。在确定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额中，人口基本股的比例一般不少于70%，劳动贡献股的比例一般不高于30%。凡符合条件的成员，不论性别、年龄，一律平等享有人口基本股。劳动贡献股的确定，主要依据村民在村的实际劳动年限，一般实行分级定档的办法，也可采取其他方法，但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经量化的股权实行固化管理，今后一般不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如需变动，须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股份量化结束后，由股份合作组织向持股成员出具经省级农经部门监制的集体资产记名股权证书，作为享受收益分配的凭证。股份持有人对该股份享有所有权和收益权，可以继承、馈赠、转让，但不得抽回变现。

5、制订章程。实行改革的村应拟订股份合作社章程草案，主要包括组织的名称、性质和职能；股东的确认、权利、义务以及股东代表的产生办法；股权的设置和资产量化的实施办法；管理机构设置，产生办法及职责；资产的经营管理与保值增值责任的考核办法；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办法等内容。章程草案必须广泛征求意见，报镇农经部门审核后，提交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6、管理机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要按照章程，设立法人管理机构，主要包括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个股东（代表）享受平等权利，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度。股份合作社的投资决策、经营方针、年度计划及执行情况，须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理事会作为股东（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日常工作机构，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制定股份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资产经营，对股东（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理事必须是所在股份合作社的股东，理事长是股份合作社的法人代表，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股东（代表）大会负责，依照章程对股份合作社的投资、经营、收益分配等实行有效监督。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不能相互交叉兼职，理事会最多不得超过7人，监事会最多不得超过5人。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的直系亲属不得被聘用为本股份合作社的会计人员。

建章立制阶段[5月1日—5月31日]

股份量化结束后，由股份合作社向持股成员出具经省级农经部门监制的集体资产记名股权证书，作为享受收益分配的凭证，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民主议事制度，做好相关的资料整理存档。

三、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我镇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顺利推进

为确保我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镇成立由夏洪根同志为组长，同志为副组长，镇监察、财政、农经、民政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班子。各村也要成立以党组织书记为组长，村两委成员参与的工作小组，具体组织实施股份制改革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大考核力度，积极稳妥地实施改革，镇纪委要加强改革工作的效能监察，对改革过程中消极对待、等待观望等思想行为，以及不按程序、不对照政策实施的，要严肃查处；镇农经站要依据政策法规，加强对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的具体指导，开展清产核资、股民身份界定、股权量化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督，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仔细分析，充分尊重民意，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股份合作制篇3

一、现行法律依据及其缺陷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现行法律依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全国性的立法文件;二是地方性的立法文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颁布的全国性的法律依据有三个,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12月29日通过的《乡镇企业法》。该法虽没有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对包括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内的各类乡镇企业的基本产权关系、管理体制、分配原则以及如何保护、监督和管理等做了概括性规定,为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二是国务院1990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乡村企业条例》)。其第6条规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可以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吸收投资入股。”三是国务院1991年9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城镇企业条例》)。其第5条规定:“集体企业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自愿组合、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民主管理、集体积累、自主支配、按劳分配、入股分红。”国务院颁布的《乡村企业条例》和《城镇企业条例》尽管没有直接提出股份合作制的概念,且法律规范中计划经济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亦为城乡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提供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依据。

农业部1990年2月颁布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1993年3月颁布的《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是两个部门性的立法文件,直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规范。其效力虽及于全国,但仅对自己所属的行业和部门具有约束力,局限性较大。

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制定与颁布远比全国性的法规要早。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就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运作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此后,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如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云南省、福建省、深圳市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先后制定了关于城乡股份合作制的试行办法,主要用以指导和规范本省、市城乡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上述全国性的立法文件和地方性的立法文件为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化、法制化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现行的法规和政策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漏洞。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央落后于地方,至今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有权威性的直接规范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立法文件。从新出台的《乡镇企业法》来看,它重点规范的是各类乡镇企业所共有的基本法律关系以及扶持、保护和管理等,内容相当笼统。甚至各类乡镇企业的类别也没有列出,更没有涉及到企业组织和活动的法律规范。《乡镇企业法》实质上是一部乡镇企业的促进和管理的法律,根本无法就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具体组织和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内外部关系进行法律调整。从微观方面看,现行法规存在着诸多与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不相适应的地方,内容明显滞后。有些地方性的法规缺乏科学依据,前后矛盾,可操作性也较差。主要表现为:

1.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民法通则》、《乡镇企业法》、《城镇企业条例》和《乡村企业条例》均没有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地位的规定。《暂行规定》和《试行办法》也仅笼统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一定的经济组织,并未明确其企业法人的地位。一些地方性法规虽有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取得法人资格的规定,但效力有限,且内容不明确。

2.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运行原则的规定五花八门,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产权原则、公共积累原则、表决权原则(一股一票或是一人一票的原则)、分配原则等,几乎每个立法文件的规定都有所不同,使人难以把握股份合作制的真正内涵。

3.过多强调国家计划的指导。在强调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忽视按股分红。如《暂行规定》的第2条、第10条和第15条,计划经济的痕迹十分明显。

4.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股东的权利义务如何确定至关重要。但不管全国性立法文件或地方性立法文件均忽视这一重要问题,没有单独进行明确规定,而只在个别章节中规定股东的收益分配权,这是远远不够的。

5.集体股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重要股权,在多数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占大头,但谁代表集体股行使股权,未见任何规定。有些立法文件虽然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设立企业股,并且可占较大比例,但对企业股及其内容的规定均缺乏科学依据。另外,在股权设置上仅按所有制性质划分,忽视了股权本身的性质。关于股权结构的规定也欠缺合理性。

二、立法形式的选择

面对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现行法规与实践发展的不适应性,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性以及行为的不规范性,人们普遍感到有立法的必要。但是,在立法形式的选择上却存在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宜单独立法,因为它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非独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制定《合作制企业法》涵盖股份合作制企业。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单独立法,但应将城镇的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区别开来,分别立法。目前的立法情况就是如此。

笔者不同意第一种观点。因为判定一类企业是否可以单独立法,关键在于作为规制对象的这类企业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属性。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法律性质、产权关系、管理体制、分配机制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因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企业组织形式,这就构成了独立的法律调整对象。因此,股份合作制采用专门立法是完全可行的。说到合作制立法,笔者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我国多种生产、供销、信用、消费合作社大量存在,一直没有正式立法,客观上需要制定法规加以规范。但是,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其内涵、性质、目的和运行原则均不一致,不宜用一部法规进行调整。同样,公司法、合伙法也无法就股份合作制进行法律调整。

在第二种观点中,分别立法的建议考虑了城镇集体企业与乡村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不同之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股份合作制立法搞成两个部门性法规,其权威性、全局性不足、缺乏宏观的思考,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统一性和企业法制的一体性。试想,一部城镇股份合作制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法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法律地位和调整对象有什么不同?难道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之间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这些都难以找到合理的法理依据。

笔者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应专门立法且统一立法,这样做摒弃了按所有制性质的传统立法方式,也避免了按行业和部门归属立法的弊端,符合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一般要求。借鉴国外企业立法的通例,按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责任形式立法应当是我们选择的方向。

有人认为制定统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立法应该反映现实并服务于现实,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立法的超前性指导意义也是重要的。目前我国采用“先改革后立法”的立法思想和技术已被证明是弊大于利。所以,笔者建议采用“边改边立”的方式。如果立法与实践发展不相适应,还可以修正。股份合作制企业法是单行企业法,而非基本法,只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可。公司法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可谓较成熟和完善,但仍要不断修改以适应实践的需要。另外,统一立法会不会对各种类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规范不周,或规范的程度太高,实践接受不了?笔者认为,只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至于城镇、乡村和国有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一些不同做法,既可以在统一立法中注意规范,也可以通过制定实施细则给予补充。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认为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专门的统一立法是目前应选择的较好的立法形式。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制定一个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待股份合作制发展成熟,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

三、立法的目的和指导思想

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目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1.加强股份合作制企业规范化,促进其健康发展。

立法通过确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促使其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得到民法的确认和保护。

立法应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活动纳入法制轨道,通过规定企业财产制度和经营活动原则,规定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分配机制,明确企业及经营者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以及责任,从而使企业组织和活动规范化,内部责、权、利统一,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企业顺利地、健康地发展。

2.深化集体企业改革,鼓励和引导集体企业以及国有小型企业向股份合作制方向转化。

实践中,数量最大的是由集体企业改造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具有的产权明晰、机制灵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适用广泛等优点,与我国现阶段大多数城乡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及认识水平相适应,是实现政企分开,转机建制,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股份合作制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对集体企业和国有小型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所产生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独特的产权关系、组织原则给予明确的规定。

3.保护股东、企业和债权人三者的合法权益。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重要特点是劳动者和所有者合一,他们的生计和事业均系于企业之中,风险较大。立法只有对股东权益进行充分、切实可行的保护,才能使他们真正“入股入心”。现行一些规定的缺陷是股东的权利规定不明,保护不周,导致实践中侵犯股东权益的事件增多。

立法应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平调、侵占、无偿使用股份合作企业的资金、设备、产品、劳力等。企业有权抵制来自行政机构的任何不合理摊派。

围绕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目的,笔者认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既要符合企业立法的一般原则,又要充分考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殊性。具体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应制定成一部企业组织法和活动法,而非管理法。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作为一部企业组织法,应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设立、变更、终止、清算等事项;规定该企业的组织机构及章程、成员与企业的法律关系;规定股份及其流转,财务及分配。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指导思想不是给企业套上各种枷锁,而是通过组织法,最大限度地使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经营的、开放的经济实体。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立法应以组织法为主,以活动法为辅。但更重要的是应避免管理型立法。我国企业立法传统上总是考虑国家如何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在法律中设立大量的管理性规范,表现为程序性条文多,而权利性的条文少。在此观念下立法,会导致各部门尽量用法规去扩充自己的地盘,这与把企业推向市场这一主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2.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结合,不宜以强制性规范为主。

众所周知,公司法律规范主要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像公司那样占主导地位。再者,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一些理论和经验还不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强制性规范过多,会阻碍其发展。因此,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技术上,不宜采用以强制性规范为主的立法模式,而应根据股份合作制企业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坚持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3.既要与实践相结合,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目前,人们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讨论,仍过分强调先经济实践,后立法总结。许多法学家指出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弊端很大。立法是一项创造性、主动性很强的工作,应深入研究其调整对象,将科学的预见写成法律条文,为改革、为未来指明方向,这就是立法的超前性。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立法,只要确立了企业的发展方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小型企业制度,清楚地界定它的内涵———股份合作制有机结合形成的企业组织形式,那么,立法者就可以确立其基本制度,并对一些规则进行科学的预见。比如,股权流转问题还处于萌芽状态,缺乏成熟的或成功的经验,但股权的流转又是必须的,是企业发展的趋势。立法者应合理预见其发展态势与要求,规定股权流转的条件、程序,引导其在实践中发展。若立法没有超前性,那么一旦制定出来,往往会跟不上实践的发展,滞后性便显现出来了。

4.立法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从现行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立法文件看,大多数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有人认为,较“粗”的框架有利于适应各地的不同情况,为改革留有余地。然而,过于原则的规定一方面被用于回避矛盾,不利于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具体规定的却没有规定,使有些条文缺乏应有的操作性,失去了法律的作用。此外,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城乡集体企业改造而成的,或是农民自愿组合新建的,法规适用的具体对象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明确、可操作、通俗易懂的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被他们掌握和运用。因此,笔者主张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要避免过于原则和笼统的毛病。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建条件和程序方面、组织机构及组织章程的内容方面、股权的设置和转让方面、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法律责任方面等都要增强可操作性。

四、立法的具体构想

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应依据上述立法目的和指导思想来进行。笔者主要从法的名称、调整对象、法律地位、框架结构等方面来构想。

1.法的名称

法的名称直接表明了法规制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法规制的角度、重点和方法。因此,选择适当的名称不是毫无意义的。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规制的重点又是这种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因此,选择“股份合作企业法”比“股份合作制法”更准确、贴切。

有人建议选择“股份合作公司法”以作为国家公司法体系的一部分。②目前,深圳市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已采用这一名称。笔者认为,采用“股份合作公司法”的名称不妥。其主要理由是公司制(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在内涵和运行机制上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我国《公司法》已明确规定公司只限于两种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宜在《公司法》之外另设公司类型。另外,实践中,人们往往把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相混淆,③采用“股份合作公司法”的名称,更易使人们把股份合作制误认为是股份制。因此,采用“股份合作企业法”的名称更适当。

2.调整对象

调整对象是立法的核心问题,它揭示了立法调整的因特定主体活动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关系,也是一法区别于另一法的基本标准。股份合作制立法的前提也必须确定调整的对象是什么。根据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和特点,其立法的调整对象应着重三方面的关系。

(1)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内部组织关系

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以组织法为主。因此,立法应主要调整企业内部组织关系。它包括: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股东之间的关系、企业组织机构的相互关系、企业的分配关系等。

(2)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一部分对外经营关系

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然要与第三者发生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类关系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一类是企业作为民事主体从事各种商事交易与第三人发生的财产或人身关系,如买卖、运输、信贷等关系,这些归民法调整。另一类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基于自身的特点而与第三人发生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如股份的转让等,这些应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加以调整。

(3)企业与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

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设立、变更、解散及清算的活动中,与行政机关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具体的行政关系,包括企业与主管机关的审批与业务指导关系,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管理关系等。这也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调整对象之一。

3.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地位的理论研究非常少。从实践中看,工商税务部门乃至司法部门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地位的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它类似于合伙企业,把它当作私营合伙企业对待;有的认为它介于个人合伙和集体企业之间,其法律地位存在着合伙组织和集体企业法人两种可能。笔者通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内涵、类型和特征的研究后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或做法都不符合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也无助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我们应在法规中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地位。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符合法人的条件,其次才是遵循股份合作制本身的组建原则。而一旦登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即取得法人资格。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看,不管是改组型还是新建型,也不管是城镇的还是乡村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内部均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章程,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内部财产关系上,企业成员的财产与企业财产是分离的,企业对全部投资财产有独立的支配权,并能够以自己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与合伙的财产关系有本质区别。这些特征完全符合法人制度的要求。二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要求明确其法人地位。现实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有明确其法人地位,才能明确其组建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其管理和监督的范围;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以自己的名义和应诉,从而成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独立民事主体。也只有明确其法人地位,才能明确其对外所负的有限责任。这样,投资者只以自己投入的财产对企业负责,可以减少投资风险,推动投资的增长,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迅速发展。

明确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地位,那么立法中应注意有关企业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资本制度、组织机构的设置以及企业的变更、解散和清算都必须与《民法通则》有关法人制度的规定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相协调。

股份合作制篇4

内容提要: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国家没有对这类特殊的企业专门立法，故在审理该类企业的纠纷时，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统一。以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结合对合作社这一特殊企业类型的比较，可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深入辫析。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

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融资功能，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只是宏观性的改革意见，在实务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无疑阻碍了农信社等企业的发展。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作为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应当专门进行立法的，由此更加突出了我国亟待制定类似《农民合作社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即使在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作社的法律。如德国立法者历来比较重视合作社这一类型企业的作用，早在1871年，德国立法者就制定了合作社法——《产业及经济合作社法》（genossenschaftsrecht）。德国后来正是依据这个法律，于1895年设立了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并成立了德国合作社协会。德国的合作社法较好地支持了其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8]

我国一些地方都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而且效力层级也比较低，难以有效地解决涉及该类企业的各种纠纷问题。由于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么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与有限责任公司类似的企业以直接适用《公司法》，要么依据《指导意见》、本地的法规和企业章程进行裁决，难以形成逻辑严密、说理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的裁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与性质进行辨析，特别是与类似的企业—合作社进行比较，以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

综合上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以及与合作社的比较，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但并不是《公司法》概念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通过改制成为这两类公司，从而可以直接适用《公司法》等法律，但其在改制之前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只能适用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法规如《暂行办法》。

因此，笔者认为，审理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纠纷时，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然后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家政策依据，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因其涉及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企业章程是否有效的问题，还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即应在相应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处理好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准则问题。

从法的解释论角度分析，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司法裁判本身是法官对实然法的理解、判断与适用的过程，某些案件的裁判在适用法律时产生认知差异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表现之一，但前提是法官能够准确认识和判断个案的法律事实与实然法则的同一对应关系。因此就前述案例而言，对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合法性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前述案例中作为股份转让人的杨某、吴某和苏某因调离或者退休先后离开了企业，其与陆某（股份受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规和企业章程，应当是有效的，但其效力应受企业章程的制约，也就是说，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看其是否符合企业章程的规定，但前提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及具体条款应当是合法的、有效的。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及其条款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制定章程，章程经出资人同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对出资人、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具有约束力。”《暂行办法》第5条也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具有约束力。”

同时，依据公司法基本原理，股份合作制公司章程就是关于企业的组织、内部关系和开展企业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对全体股东有约束力的自治规则。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契约说和自治说。

契约说是英美法系对公司章程的传统定性，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契约的属性。[9]公司章程作为最重要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10]契约说符合19世纪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自由运作的原则下，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承担都普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相对方。该说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司发展的需要。[11]

自治规则说是大陆法系对公司章程的理解，如德国学者认为章程是发起人或股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根据立法者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订的，规定企业组织和其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不但是股东或发起人合意的结果，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各种主体进行约束与规范，是一种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强制性的自治规则。[12]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所必须具备的、由发起人制订的，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关系的自治规则。[13]

综上，无论是依据契约说还是依据自治规则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都是发起人或股东设立企业的合意；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应为国家任意法指导下的公司内部自治私法。[14]企业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内部的所有企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也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或者衡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判断标准首先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规定。

（二）与法律、法规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而合同生效却有不同的条件，《合同法》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第52条具体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也有学者称其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任意性规定而言的，是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一定行为或禁止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定，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条文中多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字样予以表述。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等，且多出现在公法中。但民商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如民法中“不得双方、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规定。

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德国法院一般认为单纯违反秩序性规范不会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如德国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专门制定有《商店关门法》（schluss gesetz），该法禁止商店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营业活动（如法定假日、晚上6点30分后等）。如果有商家违反了该禁止性的规范而与顾客达成交易协议，显然此行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性规范，而且也违背了立法的目的。但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如果坚持认为违反法律禁令的买卖行为无效，那么会产生顾客和营业员相互返还的后果，这样会更加延长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与《商店关门法》禁令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因此，德国法院对此类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并不是否认其效力，而是通过追究违法者公法上的责任来实现禁止性规范的立法目的。[15]

另外，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即使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也并不是一概认为该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而是区分具体情况使之部分无效。[16]如德国《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对于价格管制方面有许多禁止性的规范。该法第5条规定房屋租金不得超过同地区同类房屋正常租金的20%，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限制过高的租金，以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一个维护经济秩序的规范。假如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租金超过该管制范围的租赁合同，那么该合同就违反了《经济刑法》第5条而可能无效。对此，德国司法实务认为，与其使之全部无效，浪费交易成本，不如许可其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有效，因为如果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则对承租人是明显不利的，他将不得不马上退还房屋，导致更多的问题。德国法院在处理类案件时，通常是认定合同超过法定租金范围的部分无效。[17]

笔者认为，股份转让协议通常只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若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即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因为违反管理性规定有时被允许并可以补正，当然，这并不排除违法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与企业章程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公司自治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

公司章程实质是一种低于法律秩序的次级秩序。[18]公司章程之所以具有自治规则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章程由企业依法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并约束内部人员，而无须国家强制力的保证。[19]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其章程当然是企业的自治性规则，法律应当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只要其章程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应当具有优先的适用效力。即使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去判断，遵守这样的章程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前述案例中，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章程中对于股份受让的最高限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约定的事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企业股东对此均应悟守。作为股份受让人的陆某在该企业成立时认缴的股份份额己达章程规定的最高持股限额，如其再受让杨某、吴某、苏某转让的股份，则将会超过章程对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的限制。虽然陆某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持股比例可以超过该最高限额，但是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而前述案例的当事人均是职工股东，对章程的内容应当知晓，却在明知章程对股份转让存在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达成股份转让协议，显然违反了章程的规定，也损害了其他股东受让股份的权利，因为该协议虽然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几种无效情形，但是却违反了其章程关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额的规定。

然而，违反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当然无效，还应当经过正当性的证成，即在以违反企业章程为由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遵循必要、适当和比例性的原则，并提供相应的论证，以证明其判断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批判性。如果该章程条款的某些规定只是为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目的，就难以将其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应当赋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即可以认定该协议部分无效、可撤销或者许可当事人予以事后的弥补，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

国家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应当有一个限度和程序的问题，而我国传统司法实务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尚欠缺这些意识，普遍在没有充分法律论证的前提下就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契约一律认为无效，采纳的是一种“违反=无效”的简单判断模式。[20]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加以严谨的论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一旦违反企业章程的规定就是无效的，则很可能损害市场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的成本，还可能引发当事人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市场道德危机等问题。

注释:

[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1085号，（2010）沪中二民四（商）终字第918号。

[2]严闻广：《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份”》，《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孔径源：《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及其制度剖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董辅?：《“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4]马洪：《关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9日；董辅?：《“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5]朱守银：《杜润生谈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8日。

[6]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5页。

[8]ulmer/schaefer，gesellschaft buergerlichen rechts and partnerschaftsgesellschaft，5. aufl.，s.70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9]胡国威：《美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10]bruce welling，corporate law in canada-the governing principles，butterworths toronto 1984，p.35.；张民安：《公司契约理论》，《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1]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wiedermann/frey，gesellschaftsrecht，7. aufl.，s. 156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247ff.；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王存：《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4]陈伟忠、吴磊磊：《我国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契约、还是自治法——基于2006-2009年a股的公司董事会权限条款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5]rgz，60，273；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2004，s. 72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104，229.

[16]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2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2002，rn. 729.

[17]bghz，89，316，319，bgh，njw 1989，2471，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03，§134 rn 10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97.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股份合作制篇5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　分成制　产生原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广东南海以来，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和国家发展战略地调整，土地股份合作制又一度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实践界纷纷探索的热点问题。然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在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方产生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而有些地方则没有?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相同吗?如果不同，那分别是什么?这些带有源头性质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矛盾分歧较大。本文尝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解释和分析。本文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已有文献做一个回顾和评述；第二部分是阐述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第三部分是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解析；第四部分是小结。

一、文献回顾和评述

对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和条件，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一)利润与矛盾说。这是一种最普遍最宽泛的解释。当外部利润凸显，原有的体制导致村庄内外面临许多矛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来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补偿导致的村集体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征地收益和集体经济收益在村集体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人地合一的“凝固效应”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土地分户承包、农民分散住居与村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股份合作制的办法实现土地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分离才能解决。土地股份合作制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内核，又实现了相关主体对利润的追逐。

(二)合法规避法律说。王小映认为，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不能彻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农地转用过程中极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才是诱致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既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要想实际取得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只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制度创新来合法规避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王小映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做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既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联营、人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

(三)明晰产权与处理集体成员权说。韩俊等认为由于社区集体经济处于缺乏“人格化”产权主体的模糊状态，所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变迁的动因在于明晰产权。蒋省三等以广东南海为例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由于集体成员权问题。在1992年前后，南海县政府为规避征地引发的矛盾，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进行“三区规划”后以土地进行招商引资。这在当时与法律(老《土地管理法》)不相违背，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阻力。对南海地方政府来说，唯一要应对的是集体经济内每个农民的财产权利(最大的财产是土地)，以及处理土地非农化后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南海于是做出了用集体土地股份制代替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的制度安排。

(四)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在土地股份合作制，特别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处处能看到政府推动和乡村干部组织的身影。有学者指出，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由政府主导，基本没有投票表决，农民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政府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缓解政府的制度危机，有助于实现政府的农村发展目标；乡村干部组织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团结在乡村干部周围，增强乡村干部谈判的筹码，有利于实现乡村集体诸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收取、公共物品供给等非经济目标。

(五)路径依赖与节约交易成本说。当人地相对价格变化引发农地制度变革需求时，土地均分、收益大家分享的传统思想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初级社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城市中进行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构成了具有制度遗产性质的路径依赖，使得土地股份合作制进入了当事人的制度选择集。同时，农地股份合作制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节约了农民与乡村集体、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

(六)制度变迁综合说。钱忠好等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一致同意，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又导致了该制度变迁模式的效率损失。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发展或衰败源于外部利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对比。

以上各种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的观点都不乏深刻性，但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及产生条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使得以上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深刻性”的问题。比如利润与矛盾说难以解释全国其它面临同样外部利润和矛盾的地区为什么没有产生土地股份合作制；合法规避法律说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蒋省三等指出，南海的做法在产生之初与当时的法律并不相违背，但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南海的做法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农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出现了“以假乱真”、“无证用地”的应对办法避开同法律的正面冲突；对于明晰产权说，傅展认为农村社区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是解决社区集体经济成员的“第二次分配”问题，而不是明晰产权。另外，明晰产权似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处理集体成员权说和利润与矛盾说一样，也难以解释其他地区在处理集体成员权时为什么没有出现土地股份合作制；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的问题在于乡村集体为什么不通过“两田制”或“返租”的形式来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呢?因为那样的交易成本较小；路径依赖说如果能够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那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次要的原因。节约交易成本说的解释太宽泛；制度变迁综合说虽然较有解释力，但缺乏针对性，因为其他组织的产生发展也都可以用它来解释。

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以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研究对象，在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又以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诸多。对于其他地区、其他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如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以个人或合作组织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等)的产生原因研究较少。而从文献搜索的情况来看，有关后者的文献也较少，即使有，大多论述也比较宽泛，信息量缺乏，给文献研究带来一定难度。

那么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倒底是什么呢?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否不一样?这些问题我们尝试从经济学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

无论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还是农民以个人或合

作社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理论本质上，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就是一种分成制，即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为生产出某种相互同意的产出而把私有资源组合在一起，然后合约当事人根据他们所放弃的生产资源来约定一个共同所接受的报酬比例，据此来分享实际的产出。分成制自亚当，斯密以来就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关注，对于他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假说：

(一)交易成本与风险规避假说。这是由张五常提出来的。一般来说，分成合约比定额租约和工资合约的交易成本都要高，但是由于生产中面临自然(农业生产中自然风险更甚)、市场等风险，而人们又更偏好分散一些风险，而不是一点风险也不分散，因此，只要较高的交易成本至少可由分散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予以补偿，人们就选择分成合约，而不是选择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

(二)分散风险与提供激励假说。这是由斯蒂格利茨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监督努力程度(劳动供给)费用太高的情况下，分成制是一种既可以用来分担风险，又可以用来提供激励的制度性协议。分成制表示一种折衷：当租赁契约(在没有完全破产的情况下)提供充分激励时(因为个人保留了其全部边际产品价值)，则不再分担风险；另一方面，工资契约将全部风险转嫁给承担风险处于最佳地位的地主，但不提供任何激励。为了确保劳动者不开小差，地主还必须花费财力来监督劳动者。所以，在地主必须能够从其土地中获得一个特定价值的期望租金约束下，分成制契约通常被描述为使劳动者福利最大化。

(三)交易费用假说。这是巴泽尔提出来的。他认为风险厌恶并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分成合约。对风险的态度只是一个嗜好问题。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分成制本身并不是分担风险的好办法。在现实中，交易是有费用的，所有的合约形式都是有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分成合约不是因为，至少不仅仅是因为风险的影响，而是因为交易费用的某些性质。外界环境和要素属性的变化因交易费用的改变而导致不同合约的选择。假如土地均质而劳动不均质，那么固定租赁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假如劳动力均质而土地不均质，那么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当市场工资相对于土地租金上升时，合约形式就将由工资合约转向固定租金合约(可能首先转向分成合约)；信息问题是交易费用的核心，如对于从外地移民来的地主不甚了解的新佃农，地主倾向于固定租约，而对于十分了解的老佃农，地主可能倾向于工资或分成合约。

(四)企业家才能假说。这是hallagan提出来的。他认为对租赁合约的使用并不依赖于有关地主和佃农对风险承受能力的相对偏好这一假设，而是与信息甑别有关。地主知道市场上有高、中、低三类具有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但是不能进行具体的区别，即使能够进行区别，但是由于监督成本(契约执行成本)和计量成本特别高昂，具有中高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将没有激励去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提供工资、租赁和分成三种合约进行甑别，那么企业家才能禀赋低的工人会选择工资合约，企业家才能禀赋高的工人会选择租赁合约，而企业家才能禀赋处于中等的工人会选择分成合约。

以上四种假说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分成制产生的原因。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就是分成制，因此，下面我们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案例，依据这四种假说对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的解析。

三、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由于入股的主体、方式、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形式，但这里为了分析的简洁，主要分析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两种。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农户以承包的土地入股，使实物土地集中于村或组而形成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从当前实践来看，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依据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不同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农地非农用收人为主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另一类是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前者以广东南海为代表，后者以山东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为代表。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以土地为纽带和主要资本自主自愿组成的合作组织。下面分别论述其产生原因。

(一)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存在于沿海和大中城市效区。这些地区正在或即将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这样导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及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非常可观，而且这种收益还是不断增加的。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要求农村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使用，那么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组集体采取什么方式集中农民具有法定使用权的土地呢?一种是租，另一种是入股。有学者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采取入股的方式集中于村集体，是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农民和集体都会愿意以租的方式，因为固定的租金对农民来说更有保障，而且相对于股份制，对双方来说，交易成本会节约很多。那为什么没有采取租的方式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处于集体成员权下的土地是不断增值的，而且这种增值效应农民还可以预期，所以具有集体成员权资格的农民将土地集中于集体，他们会要求以股份的形式来分享不断上涨的土地增值，而不是只要求固定的租金。例如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社区的土地收入是不断增值的，农民的股份分红也不断增加。根据南海部分村社的调查统计，1994-2000年，农民人均股红分配从1，016元增加到1，951元。而且农民据以要求不断增加的股份分红，还给村组集体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种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成原因为什么

和一般分成制的形成原因不同呢?这主要是因为集体土地的收益和增值过程并不是由于土地入股，而是由于土地或建于土地上的物业出租给企业而产生的。社区内部的这种股份制主要是因为集体收入第二次分配才引发，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不以固定的租金形式，而是以不断上涨的股红分配形成，是集体成员权和持续上涨的土地收入导致的。

(二)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前一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相同呢?我们认为是不同的。这类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一个特点是以种植特定经济作物，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为主。这意味着和传统的大宗农产品如粮棉油相比，种植收益要高，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更高，投入也更大，资产专业性更强。这类社区型土地合作制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分担风险，提供激励。从实践来看，这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往往与农业产业化相联系，属于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一种创新，即龙头企业+社区型土地股分合作社+农户。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呢?因为普通商品契约，即所谓订单农业，由于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高达80％的违约率使得农民和企业都“望单兴叹”。龙头企业和农户通过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变商品契约为要素契约，龙头企业实现了后向一体化，使双方节约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例如山东蓬莱市，该市中粮葡萄酒公司旗下的30余个葡萄专业村都建立了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变原来以葡萄交易的商品契约为以土地产权交易的要素契约。这样使中粮葡萄酒公司获得了稳定的高质量的葡萄原料，规避了市场风险，农民也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实现了企业、社区、农民的“三赢”。这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主要产生原因是分担自然和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提供激励，在农村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三)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与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相比，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分成制。其产生原因主要是分担风险和提供激励。由于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相比，同时面临较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而不同农民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又不同，所以农民通过以土地等生产要素入股的形式组建股份合作组织来分担风险，又为入股的农民提供激励，并且通过分工还能充分发挥不同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特别是在当前农村信贷市场不发达、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优势更为明显。例如湖南浏阳普迹惠农蔬菜合作社以农民土地入股(2.3亩作价500元为一股)，同时农民又参加合作社的劳动。这样农民既凭股分红，又凭劳领取工资，而且合作社通过内部分工还充分利用了不同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如此，既分散了蔬菜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又为农民的劳动提供了激励。另外，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也有甄别企业家才能的作用。当农民在自己生活的地区面临将土地出租和入股的不同合约选择时，那么他就可能去甄别入股对象的企业家才能即经营能力，如果对方的经营能力弱，他可能选择出租土地以获得稳定但较低的收入；如果对方的经营能力较强，他可能选择入股土地以获得较高但不稳定的收入。这种情况在农村较为常见，即农村的能人经济和带动效应。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由于信息问题而导致的交易费用节约。

四、小结

股份合作制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特征;模式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以来,备受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关注。本文在对北京大兴西红门镇和房山良乡镇安庄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调研、各地典型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案例以及部分地区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指导意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界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模式进行了研究。

一、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事实描述及模式

(一)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事实描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部就选择广东南海等地进行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改革试验,20世纪90年代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北京、四川、湖南等沿海城市、大城市郊区也开始试验,在辽宁省一些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县区,如辽中县和台安县,也实施了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从各地区实践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主要以南海、温岭、苏州、辽中、北京为代表。

1、南海实践。南海在1987年列入农村改革试验区初期,其试验核心是粮食规模经营,后来又提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试验方案,重点发展非粮食生产种植业和养殖业适度规模经营。1987年初确立的粮食规模经营试验方案进展不顺利,一年内只有8户农户搞了粮食规模经营,总计413亩,仅占当时全市粮食生产面积的0.42%。随后,跳出粮食规模经营,发展多种经营,搞农业规模经营,但是其效果也不明显,试验再度受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1992年“开发区热”大规模占地引发的矛盾冲突,尝试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以股份合作制来稳定完善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既保证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不受损,也保证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统一规划。其具体做法是:

第一,土地及集体财产作价入股。将属于集体的各种固定资产和现存公共积累扣除债务后按净值计算作价入股,将土地和鱼塘按照其农业经营收益或国家土地征用价格(一般为每亩2万元)作价入股。作价入股后,把全村或全社的土地集中起来,由行政村或经济社(现村民小组)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

第二,股权设置。以社区户口为准,确定配股对象。股权设置有两种类型:一是设置集体股(约占51%)和社员分配股(约占49%),随后取消了集体股。二是设置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并按照不同的系数计算不同的配股档次。基本股按人口分,所占的比例最少;土地承包权股,是根据农民承包土地的多少确定;劳动贡献股,是根据劳动年龄和对集体的贡献大小确定。如里水镇草场管理区,基本股占3股,配股对象为1995年12月31日前户口在该区的农业人员;承包权股占3股,16岁以下配2股;劳动贡献股按承包责任田的期数和年龄为依据计算,足股占9股。这部分股权一次性配置给农民以后不再做调整,新增人口不再分配股权。对于新出生人口和结婚迁入的人口,通过定期扩股配售新股。新出生的配售5股,新嫁入的配售6股,按照当时股值的30%计算。

第三,股利分配和股权管理。有集体积累股与社员分配股之分的村社,按股权比例分红;只设社员分配股的村社,将扣除再生产基金、福利基金等后的剩余利润(49%)用于社员股利分红。股权在社区内可以流转、继承、增送和抵押但不能抽资退股。

第四,组织机构。所有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建的村社,都按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股东大会实行一人一票制。

2、温岭市实践。温岭市从1997年开始,开展以土地为核心内容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有14个村实行了土地股份合作制。其具体做法是:

第一,土地或集体全部财产作价入股。入股或折股要素主要是承包土地或承包土地加集体其他经营性资产,针对不同的入股或折股要素,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作价入股。

第二,股权设置。按照不同类型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设置股权,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折股量化的资产仅为承包土地)只设置一种股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入股土地不作价。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组织(折股量化的资产为土地加其他经营性资产)设置两种股权:一是集体股和机动股,由集体固定资产、货币资产、其他资产折价后形成,其中集体股用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村级公益事业,机动股用来调整人口增减变化。二是个人股,农户承包土地按照当年土地征用价格折算量化。如大溪镇郎村将集体的固定资产、货币资产、土地资产和其他资产,经民主评估后净资产为661.5万元,总股本为18000股(每股367.5元),其中集体股9680股,占53.7%,个人股为7600股,占42.22%,机动股为720股(股份每5年用机动股微调一次),占4%,组建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组织。

第三,股利分配和股权管理。股利分配上,如果没有设立集体股,所得净收益50%作为集体积累,50%用于分红;如果设立集体股,所得净收益提取资本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股进行分红。股权不能转让、继承、抵押、赠送和退出。

第四,组织机构。所有进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建的村社,都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大会实行一人一票制。

3、苏州市实践。2002年江苏省苏州市开始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试点,到2004年底已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74个,入股农户达2.52万户,入股土地面积达6.62万亩。苏州市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入股或折股要素。入股或折股要素为土地、资金、技术或集体全部财产作价入股。

第二,股权设置及股利分配。股权根据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类型合理设置。股权设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农民单纯以土地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一般不作价,入股土地由合作社统一整合后实行对外发包或租赁,取得收益按入股土地份额进行分配,土地入股可以是承包耕地,也可以是已转为集体非农建设的原承包地。二是以农民土地入股为主,资金、技术等参股的股份合作社。人股土地一般要作价,合作社经营收益按股进行分配。如常熟市新港镇李袁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总股本为407.5万元,其中土地股本246.5万元,每亩土地作价1万元,集体现金入股91万元,经营者技术等折价70万元。三是承包土地与社区集体资产统一入股或量化的股份合作社,必须设置土地资源股,而且与二轮承包时的成员相一致,做到“生不增、死不减”,也可以通过取消(死亡、迁出人员)分配股和增设(出生、迁入人员)配送股的办法,并经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同意,进行“生增、死减”的调整。年终分配时土地资源股作为优先股,按收益或收益的一定比例进行优先分配。土地股份分配形式有三种:普通股分配形式,即按股分红,收益不保底;优先股分配形式,即收益保底;混合股分配形式,即收益保底加红利分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收益在扣除经营成本和管理费开支后的净收益,再提取10%-20%公积金和风险基金后分配,也可以将所得净收益全部用于分配。

第三,组织机构。根据章程规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普遍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织机构。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4、辽中县实践。辽中县是隶属于沈阳市的一个远郊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辽宁省优质稻米基地县、全国淡水养殖先进县。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入股或折股要素。入股或折股要素主要是承包地、机动地、荒地、林地和鱼塘。有的村留下少量(一般为0.5亩)人均口粮田不折股。

第二,股权设置和股权管理。以村为单位,核准全村土地面积。将机动地、荒地、林地、鱼塘等作为集体股,其余耕地按人(本村村民)平均量化承包面积,村集体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股权形式确定给农户,核发经营权证和股权证。在土地延长30年承包期限内,凡有承包权的都颁发承包经营权证,凡有承包经营权并自愿入股的都颁发股权证。股权可以继承或在股东之间转让赠与。不愿意入股的,实行一村两制。

第三,股利分配。土地通过竞价发包所获得的租金作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超出底价部分即为红利,按股分红。分配方案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红利分配一般先留出部分风险金,剩余可一次分给股东。分配可在签订经营合同后兑现,也可在年终兑现。集体股红利所得为集体所有,留作集体积累,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建设和大型生产设施投入。

第四,组织机构。土地股份合作社设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由股东代表组成,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一般为30人以上。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以股东为主体,由5人-11人组成,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兼任。

5、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实践。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试点,有27个村社实行了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做法是:

第一,入股或折股要素。入股或折股要素主要是承包地(包括已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和资金。

第二,股权设置和股权管理。设置两种股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和现金股(新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设置办法是:集体土地每亩基本价6万元,全村集体土地面积乘以6万元为总土地股份金,每6万为一股,总土地股份金除以6万元为总股份数。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确权以每个家庭为一个基本单位。如某个家庭3口人,确定股份资金为20万元,这个家庭的股份为3.33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东资格确定为2002年12月31日在册的本经济合作社农业人口。现金股(新股)是指股份合作社新增人口,可以现金方式申请购买的股份,每股金为6万元。在土地承包期限内(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不能退股、抵押、赠与、转让,可依法继承。现金股,在本股份经济合作社内可以继承、转让、赠与,但不能撤资。股民全家户口迁出本股份合作社的,由股份合作社收回其股权;股东用现金购置的股份由股份合作社以现金的方式退还本人。

第三,股利分配。经镇财务审计科年终审计后,按当年股份合作社净利润的60%进行分红,其余40%用于公积金、公益金。

第四,组织机构。土地股份合作社设置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份基金会。股东代表大会是权力机构,每5户-10户推选一名代表,股东代表由股民选举产生,每半年召开一次,有特殊情况可以随时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可以行使的权力包括:通过和修改本社章程;选举和任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审查和批准本社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年度预算、年度决算和年终股份分红方案;讨论和通过其他重大事项。董事会是股东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日常工作机构。股民数超过700人设7人,超过500人设5人,低于500名设3人,由股东代表推选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监事会是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的监督机构,由3人组成,董事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会人员,监事会人员可以兼任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股份基金会由法人代表、会计和一名董事会成员组成,对本组织内的财务进行管理、监督、检查、审核。

(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

从土地股份合作制各地具体做法上看,尽管做法不一,但主要区别在股权设置和股利分配上,而导致其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入股或折股要素的不同。所以以入股或折股要素为标准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进行分类,既抓住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核心,同时也有利于今后的管理和指导。因此,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即以承包土地入股或折股量化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以承包土地加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或折股量化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两大模式在入股或入社自愿和开放性上、组织机构设置和民主管理(股东大会实行一人一票制)上基本相同,区别主要表现在股权设置和股利分红上。

以承包土地入股或折股量化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股权设置上,一般只设置土地承包权股和现金股,在有现金股时,土地承包权股折价,反之不折价(一亩一股或一人一股),在股权分配上,实行人均分配。在股利分红上,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现金股是基于新增人员而设置的,股利分红是同股同利,按股分红。二是如果现金股不是基于新增人员而设置的,土地承包权股优先分红。

以承包土地加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或折股量化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股权设置上,一般设置土地承包权股(资源股)、年龄贡献股(物业股)和现金股(现金股的配股对象只限于本社的新增人员),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全部折价量化折成股份后,按一定标准分配股权。土地承包权股(资源股)实行人均分配,年龄贡献股(物业股)按年龄差异分配。在股利分红上,一般是同股同利,按股分红。

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含义及特征

(一)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含义及特征

从上述所罗列和各地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来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呈现出如下特征:

1、入股或配股资格上,具有社区性。入股或配股对象,一般是村民小组或行政村区域范围内的人员,有的也可以打破队界、村界按土地区域布局界定股东资格。股东人数的确定,有的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人员为标准,有的以某一基准日的在册户口人数为标准。

2、入股(入社)和退股选择上,入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一般不能退股。如根据北京市《关于加强乡村合作社建设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决定》规定:“社员有退社自由,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土地和集体积累基金”。北京西红门镇村社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规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增人口,可以以现金的方式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申请购置新股,每股股金为6万元,购置新股多少参与股份分红就多少,购置的新股可以在本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内继承、转让、赠与,但不能撤资”;“在村、社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确定后,作为股东分红的依据,此股权不能撤资”。还规定:“全家户口迁出本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由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收回其股权。新股东所用现金购置的股份由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退回其以现金的方式购置股份的股金”。广东南海的夏西三联村在其章程中规定“下列人员必须退股:一是迁出户口的外嫁女。二是义务兵由国家安排工作、转志愿兵、部队提干者。三是考上大中专,5年内不迁回本村。四是户口迁出者。五是死亡。”从上述规定上看,退股包括两种情况:一般退股,即在不失去社员身份情况下撤出股份;特殊退股,即在失去社员身份情况下的失股。入股自愿主要表现在以土地承包权入股上,各地都以自愿为原则。

3、股权设置上,采用折股和募股相结合,设立个人股和集体股。集体股(又称集体资产股)是指将用于农业生产的集体资产评估后折股或以资金入股,村股份合作社所拥有的股权。如温岭市,集体股是由集体固定资产、货币资产、其他资产折价后形成。再如辽中县,集体股是由机动地、荒地、林地、鱼塘等作价后形成。不过设置集体股情况,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中为数不多且具有过渡性。如从浙江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抽样调查结果分析,抽样调查的20个股份合作社中,只有6家股份合作社设置了集体股,占样本总数的30%,其余14家股份合作社只设置个人股,占样本总数的70%。个人股是指本社区社员所拥有的股权,一般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或称土地资源股、土地权益股、基本股和人口股等)、物业股(或称年龄或劳动贡献股)和现金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是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承包土地评估量化后,按人平均或按一定比例平均分配给本区社员。如温岭市泽国镇牧南村,土地承包权股是把农户的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折成股份,每0.1亩为1股。如北京大兴西红门,土地承包权股是每亩地折价6万元为1股。土地承包经营权体现出农村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性质。物业股,是指根据社区成员年龄差异分配的股权。这种股权设置,多在以集体全部资产折股量化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由于每个成员对集体资产的贡献不同,在股权设置中,以年龄因素来体现其中差异。如南海市夏西三联村,物业股设为5档:10周岁以下0.3股;11周岁-20周岁0.6股;21周岁-30周岁0.9股;31周岁-40周岁1.2股;41周岁以上1.5股。物业股体现出对集体资产存量分配的一种设计。现金股是指本社区新增人口以现金方式购置的股份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初建时期为经营所需向本社区人员募集的股份。因新增人员购置的现金股,有的从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如北京大兴西红门),有的从属于物业股(如南海某些地区)。购置现金股的人员,有的在章程中列明,有的只做原则规定即“购置现金股的人员范围、时间由股东代表大会决定。”集体以资金入股,属于集体股(如苏州市做法)。现金股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是对社区人口变动调整的制度安排,后者是在建设初期为筹措资金所生债权的解决。

4、在股权流动上,在个人股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和物业股有的规定不能抵押、赠与、转让,在社区范围内可以依法继承;有的规定在社区范围内可以赠与、转让。因新增人员购置的现金股在本社区范围内可以继承、转让、赠与。可见,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权具有不开放性,既具有组织生产和决定分配等经济功能,又具有社区福利等职能。

5、在利益分配上,以重点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利益和盈余全部返还为基本原则,按股分配。如北京西红门镇村社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规定,经镇财务审计科年终审计后,按总利润的60%提取进行分红,其余40%利润用于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扩大再生产。北京房山西潞街道安庄村,在税后利润分配中,其分配顺序是:第一提取企业风险金,用于弥补上年度经营性亏损;第二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第三兑现土地权益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第四支付现金股。根据湖州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关于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土地股份合作社收益扣除经营成本和管理费用后的净收益,可提取10%-20%的公积金和风险基金后再按股分配;也可将收益全部用于分配,年终分配时土地权益股作为优先股,按收益或收益的一定比例进行优先分配。根据中共常州市新北区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北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股份合作社当年收益按以下程序进行分配:“第一弥补上年度经营亏损;第二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第三剩余部分按股分红。”同时还规定:“为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主组建的股份合作社,在建社初期前3年,必须实行土地股权保底分配和浮动红利分配相结合的办法,保证农民当年的土地收入不低于入社之前的收入。保底分配的额度根据当地集体财力和合作社盈利能力,经股东代表协商,民主议定,并经镇(街道)经营管理部门批准核定。”可见,在收益分配上,凸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股的保护。

6、组织机构和股东表决权上,一般将公司与合作社的组织机构设置方法结合起来,按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股东表决权实行一人一票制。根据中共常州市新北区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北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股东代表大会制度。股东代表大会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实行一人一票制。股东代表按全体股东5%-10%的比例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3年,可以连选连任。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发展规划、重大投资决策、年度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财务预决算和年终分配方案,须经股东代表大会审议,由2/3以上股东代表同意方可通过。董事会是股东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日常工作机构,一般由5人-7人组成。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体股东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全体股东的民主监督。董事会候选人可以采取由股东代表民主推荐提名和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候选人报镇(街道)党(工)委批准后,获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同意方可当选。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2人-3人。董事长是股份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的任期一般为3年,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成员离任、调任和罢免等须按照《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的规定程序办理。根据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需要,经董事会提议,并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可以聘请经理,具体负责股份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处理日常事务。监事会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监督机构,承担对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一般由3人-5人组成,其中必须有1名-2名普通股东的代表。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体股东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候选人可以采取由股东代表大会民主推荐提名和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候选人报镇党委、街道党工委批准后,获到会代表2/3以上票数同意方可当选。监事会选举1名监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和监事的任期一般为3年,可以连选连任。监事会主席列席董事会会议。监事会必须加强对股份合作社的投资、经营、收益、分配和非经营性开支等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有效监督,防止合作社资产流失,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不得相互兼任,监事会成员不得由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财务人员兼任。

实践中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国际上通行的合作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较大差别:一是产权构造上,典型的合作制其产权归属是明确的,归合作组织成员私人所有。而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在将集体产权界定给其成员或以土地承包权入股时,只是将其看作分红、参与管理的依据,其仍属于社区集体组织所有。二是分配制度上,合作制奉行资本报酬适度原则,现金股金一般只获股息,不能分得红利,即使分红也受到一定限制。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按股分红,资本报酬适度原则被突破。三是股权流动上,合作制中的股东可以退股,但是不能转让,而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一般限制股权转让,也限制退股。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农村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的一个区域范围[或打破内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界限],将集体全部资产作价入股,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或者不作价入股,把集体土地集中规划、管理和经营,所得收益按照股份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实质是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通过股权实现社区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民主管理和利益分享。

其本质特征表现为:自愿入股;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为主体;股东表决权实行一人一票制;以重点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利益和盈余全部返还为基本原则,按股分配。

(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特征形成原因分析

1、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进行生产经营不能改变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最基本的政策和法律前提。农民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就是农民集体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一种)。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学术界有四种观点,即抽象集体所有形态说、共有说、法人和个人共同所有说、总有说。抽象集体所有形态说认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高度抽象的,既不是由劳动者或集体组织的成员所构成,也不一定是法人组织,这些组织所有也不等于由农民共有。那么,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应建立怎样的关系,用该观点难于解释。共有说认为:集体所有权就等于共有权,是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同对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其主体是集体组织的全体成员。按照此观点有可能导致集体财产完全私有化,与现实法律规定精神不符。法人和个人共同所有说认为:应当用公司制度或合作制制度来改组集体经济组织。总有说认为:集体所有权应当转化为总有权,即以团体的资格共同所有某项财产。总有是广义的共同共有,但是与一般的共同共有不同,其主要特点是:一是特定的处分权能属于团体;使用、收益等利用权能分别属于团体成员。二是团体成员的上述权能因团体成员的身份而取得,并随团体身份的丧失而终止。我国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一种新型的总有,集体成员对集体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并且依法按照平等、自愿原则来行使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在农民集体内部,全体农民是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但他们对集体财产整体不可分割地享有所有权。按照“总有”观点,农民集体所有权其性质表现为:一方面在所有权的行使上,应当是集体成员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的统一,任何一个集体成员组织的负责人不能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成员意志之上。另一方面在收益权处分上,集体所有的财产必须与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有密切的联系,但不等于说,将集体财产划分成份额归每个集体农民所有,集体财产所生利益应由全体成员共同享有。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及收益的分配应当实行民主管理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密切农民与集体的关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法律赋予农民稳定的、长久不变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权利。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明确“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因此,土地股份合作制,不能剥夺和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者自己决定是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并符合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原则。

2、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背景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是其产生的法律基础。物权是权利主体根据法律规定,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排出他人干涉的民事权利。按照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只能根据法律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能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创设的一种物权,属于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以支配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物权。一般由不动产所有人设定,以所有权为基础。在用益物权设定之后,所有权人受自己意识的约束,不得在直接对物的使用价值加以支配,基于所有权的弹力性,在用益物权消灭后,用益物权中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支配权,自然回归到所有权人手中。用益物权与所有权比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用益物权在法律规定和设定人意思所确定的特定范围内对物进行支配,不具有完全支配权。二是用益物权有限制所有权的作用,其效力优先于所有权。用益物权通常是根据所有权人意志和法律规定所设立,以所有权的一定权能为内容,因此其为所有权上的负担,有限制所有权的作用。三是用益物权有一定的期限。一般而言,法律对用益物权的最长期限加以限制,以避免因用益物权的永续存在而使所有权虚化。

按照物权和用意物权的基本理论,以及《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特征表现在: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各项权利为法定权利,不得随意变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是承包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发包人不得干涉和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长。《物权法》第126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前款规定的承包期限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物权法为国家以政策形式规定延长土地承包权期限奠定了法律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延长30年,长久不变,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牢固稳定。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任何人不得强迫和阻碍。《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因此,土地股份合作制中,无论是股权的设定、组织机构的设立、利益的分配等制度设计,应当以土地流转基本原则为基础。

根据《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是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得改变,不得借土地股份合作制将集体土地资产分配据为己有。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土地农业用途,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特别是承包地为耕地的应当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能擅自改变耕地属性,对于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禁止“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土地用途不得改变,不是指土地上生产经营产品种类的改变,相反承租方可以自主组织生产经营的产品。不得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基本精神是严格限制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土地用途不得改变,是土地用途管制原则的具体体现。土地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要实现可持续性利用,就应当强化土地利用的政府调控。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用途转变实行严格控制,达到引导土地合理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目的。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对集中起来的土地,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合理规划和布局,依法进行土地经营和生产。三是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性所决定的。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条件下,这条原则已不具意义。四是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农业经营能力如何衡量,法律并未规定。实践中多为农业公司(如种业、养殖、畜牧等)、专业合作社、农场和农户等。它们有的具有对承包地合理利用与开发的雄厚资金(如农业公司);有的具有土地利用的经验(如农户、农场);有的具有服务于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能力(如专业合作社)。因此农业经营能力表现为投资能力、耕种能力和服务能力。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其统一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应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组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规定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经打破区域(村)界限,具有开放性。

法律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效力的力度越来越大,提供了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越来越超出“人地合一”的凝固效应,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可以作为资产进行投资入股,获得投资收益,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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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农业部软课题项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z2000808);北京农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法律问题研究”研究成果。

股份合作制篇7

论文关键词 治理结构 股东会 表决机制 加权

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依照法律设立的，资本与合作共融、股东以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的封闭式资合性法人企业。企业治理结构尤其是股东会表决机制是企业法人独立人格的要求和当然内容。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对提高股份合作企业经营效率，形成有效决策至关重要。因此，科学设置组织机关、管理机制等治理结构是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问题

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根据学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条：

1.参照有限公司原则；作为一种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企业与公司法人存在许多共性。它有必要而且能够参照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构建自身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各机构的权力与公司基本相同。

2.治理结构简化原则；股份合作企业的特征说明，其本身就是熟人间的一种组合、创造，职工、股东主要是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单位人、集体人，股东、资本均具封闭性，而且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选择形式，为节约成本计，简化治理机构就成为设置组织机构的原则。

3.自由选择治理结构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更多的适用于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人数较少；设置哪些机构，则应由企业章程自由决定。根据上述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构成如下：（1）股东会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必设机构，根据是否与董事会合一，其职权也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职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基本相同。（2）董事会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3）监事会以不设置为原则。股份合作企业多规模小，人数少，视距短，企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职工、股东的视线范围内，设置监事会徒增企业成本。（4）经营与营利是企业的存在目的，决定经理为股份合作企业的必设机关、经营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5）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由于股份合作企业各治理机构之性质、地位、职权与有限公司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直接参照公司法设定。下文仅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的部分问题进行讨论。

二、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会

股东会与职工会是否合一，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着不同的作法。一是分设型。《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第21条规定：“企业设立股东会的也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为民主管理机构。”该条也明确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表决办法。二是企业自主决定型（或曰无明确规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第34条规定：“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三是合一型。《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15条规定：“股份合作企业实行职工大会和股东大会合一的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北京市的规定也属于这种类型。全员性是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股的特点之一，如若职工全部入股，则股东会和职工大会合一无任何异议。然而，全员性也允许少数非股东职工的存在，若设置职工会不设股东会，股东与非股东按照同一表决机制决定企业大政方针，将直接影响股权的激励机制，与资本企业性质相悖。分设型的立法，考虑到了非股东职工的存在，却也增加了本身规模有限的股份合作企业的负担和运行成本，而且该企业中，绝大多数股东和职工的身份是双重的，会议分设职权又当如何分设，易生事端，徒增成本，与效益、效率相悖。笔者认为，应该保留股东会，不设职工会，即股东会吸收职工会，非股东职工（或其代表）可以列席股东会，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企业工会表达。

三、股东会的表决机制

（一）相关法律规范中的不同规定

1.一人一票制。一人一票制，即每位股东按照人头都享有一票表决权，而不考虑股东持股额的多寡。《陕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20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代表会由股份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指定的人主持，表决时采取一人一票制。”《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41条规定：“每一股东代表享有一票表决权。”《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也规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

2.一股一票制。一股一票制，即指按照股东持股额多少分配表决权，持有一股即享有一票表决权，表决权数与所持股份数成正比例关系。《湖南省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第25条规定：“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必须有代表半数以上股权的股东通过。股东按股权行使表决权。”从实践来看，相当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采用的是一股一票制；山东诸城、周村两地多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采用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机制。

3.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1）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人一票制：决定董事、监事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修改企业章程；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股一票制：决定企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2）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制度。即在股东会表决时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适当增加较大股东的票数，即适当考虑股东持股的差距，对持股多的股东给予相应增加票数。 《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34条规定：“股东（代表）会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对较大股东可以适当增加投票人数。每个较大个人股股东投票人数最多不超过三人。”

（二）对前述规定的评价及笔者的主张

“无论一人一票制还是一股一票制，历来被认为是合作制与股份制最明显的区别，在涉及到股份合作制的问题时，学者也认为，正是这二者的区别，是使合作制与股份制交融于一体的最大的障碍。” 主张一人一票制的立法与观点，通常认为股份合作企业是合作制的一个支脉，是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合作制企业形态，因此才应实行体现职工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把股份合作企业作为一种股份制经济，是吸收了合作制良性的股份制经济形态，或者说更加注重股份的作用。单纯的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的作法都是以股份合作制某一因素作为考量的基点，都有其固有的弊端。单纯的一人一票制的作法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单纯的一股一票制的作法，无法体现股份合作企业合作民主的特点，职工民主管理的初衷难以保障，而且多持股者享有多数表决权，会使大多中小股东的表决流于形式，加之该种企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易使企业被少数人控制，同改制或设立此种企业的目的相悖。

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的作法，看到了单一表决办法的利弊。但决议事项如何划分，难以把握，同一企业中的事项是相互联系的，机械的划分，不利于企业的规范运作。

笔者赞成在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首先，一人一票为基础，突出了该类企业劳动民主的特点。适当加权的作法，考虑到了资本因素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发挥较大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其二，适当加权的作法，有利于筹资，扩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封闭性使该种企业不能从外部吸收资本。而加权的作法，有利于吸收内部职工多投资；同时，“适当”的加票也在其他股东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不会改变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民主和劳动民主相结合的制度特征。其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是当今合作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一人一票制本身是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优点与传统，但随着现代合作社对资金需求量的激增，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许多合作社开始赋予大股东较多的表决权。例如在德国，对某些对合作社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社员，在章程中可规定他们最多享有3票的表决权，而且这一多票制只适用于简单多数表决制；美国有的州的合作社立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法国合作社有允许一个社员可享有一个以上表决权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对于联合社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允许参照出资比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既然体现劳动民主的合作社可以对出资较多者增加表决权，则具有股份制因素的股份合作企业就没有必要严守“一人一票”的阵地。同时，国际和我国的合作社立法也为适当加权提供了借鉴经验和作法。

（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规制

在肯定了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后，重点在于如何把握加权的幅度。股权均衡是股份合作企业的本质要求。但绝对均衡存下如下弊端：首先，没有考虑到各个体职工的实际情况。职工之间存在着资金量，信心，参与企业管理程度等差别，不同职工出资的积极性不同，绝对均衡的作法为愿意多出资的股东关闭了大门。 其次，绝对均衡的作法，片面强调股东均股，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作主，极易形成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再者，绝对均衡使经营层和一般职工享有相同的剩余索取权，扼杀经营者和能人的积极性，造成自身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在企业决策中不易达成有效决策，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制约企业发展。

绝对均衡存在弊端，持股份额差距又不能太大，如何平衡？1995年到1998年的四部股份合作企业的立法草稿对职工个人入股额的差距都规定为十倍，1996年股份合作企业立法草稿规定的十倍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最低持股额的十倍”，而1997年和1998年草稿的规定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平均持股额的十倍”。

考虑到“适当”加权的要求，笔者赞成作如下规定。普通股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最低持股额或基本持股额的若干倍数（比如10倍），超过倍数的部分作为职工优先股对待；任何股东较最低持股额多一倍者最多加一定比例的投票权（比如加0.2的投票权），超过规定倍数的不予加权计算，即最多增加两票的表决权数。“不得高于”、“最多”是立法的硬性设计，企业可在此限度内，通过章程做出较低的制度设计。

股份合作制篇8

为加快农村体制改革的进程，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本村的建设与管理，建立起一个既体现农民合法权益、又能为集体经济注入活力的新的农村体制。根据**市委《关于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委[20**]5号）、**市政府《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办法》（**府[20**]54号）文件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结合我镇的实际，现就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深刻认识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普遍进行改分包为投包的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使农村各生产要素得到进一步的优化组合，调整了农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集体财产的产权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土地、劳力等问题较为突出，缺乏相应的管理责任承担机制，容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这势必影响农村稳定，影响农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务工经商的信心，阻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考虑到国家今后户籍管理的改革。因此，目前这种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对于我镇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农村剩余劳力向城镇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保持农民收入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速同步，维护农村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原则

1、实行“股权固化，固化后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一次性固化股权，给予每位股东配置股份，股权可继承和赠与，但不可转让和买卖。

2、集体控股占总股本30%以上。

3、按尊重历史和承认历史的原则。实行股份制后股东享有的权益，不能往前追溯。

4、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工作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并兼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

5、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工作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和要求，但要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来界定股东及股权。

三、清产核资

各村在工作中根据实际进行，可分别以行政村、村民小组（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具体可按照以下的办法进行：

1、凡属集体的资源（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山地林地等）、资产（包括：厂房、仓库、办公楼、办公设备、车辆等）、资金（包括：现金、存款）以及有价证券、应收款等都要认真核查，并造册登记。

2、凡集体资源今后转为资金的(如土地征用、出租等)，其收入应留50%以上作集体发展资金，余下部分可作股民分配和其他福利。

3、集体资产应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良性和不良性两类进行登记造册，良性的生产性资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应扣除成本后按比例提留分配。

四、股权界定

1、统一配股截止时间，以20**年9月30日24时为全镇统一配股截止时间。

2、统一股权设置。股权界定后不分档次每人1份。

①统一以经济联社、经济社为村组级的独立核算单位，以后经济联社、经济社组成村组级股份经济联合社和经济合作社，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②在配股截止时间后起，取消自然配给，新生或迁入的农业人口只能通过继承或接受赠与成为新股东。

③个人股东迁出或死亡后，其所持股份可以赠与及继承。继承时根据《继承法》中规定的承继人顺序依次继承（五保户去世后的股权则收归集体）。赠与时，赠与人必须向股份合作社董事会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核准同意后方可办理赠与手续，但不能赠与给本村以外的人员。

3、下列人员应配置股权。

①在配股截止时间前一年享受集体分配，现户口在本村（村民小组）的农业人口。（外嫁女及其子女等股东资格界定及股权配置问题，要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办理）

②原属本村（村民小组）农业户口，因读书而迁出的在校学生以及未被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吸收为在编干部、职工的大中专毕业生。

③原属本村（村民小组）农业户口，因入伍而迁出的现役义务兵。

④五保户的股权证不发给个人，由本社托管，股份不能继承及赠与，其本人去世后，股份划归集体。

⑤原没有享受集体分配的，包括：

一是在配股截止时间前结婚迁入的人员；二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配股截止时间前出生的子女，未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的，必须凭有效出生证明在配股截止时间前申报，并在配股截止时间后2个月内办妥入户手续。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含收养）的子女，违反者必须在落实处罚和节育措施或与村委会签订相关协议后，在配股截止时间后2个月内办妥入户手续。处罚期内不予股红分配。

⑥原属本村（村民小组）农业户口，现正在服刑和劳动教养以及强制戒毒的人员，在服刑和劳动教养、戒毒期内，不予分配股红，其股权不能赠与。刑满和解除劳动教养及强制戒毒后，经公安和治保部门出具证明，其表现良好的，可给予分配股红。否则，股权由集体代管。

⑦在90年代以后因征地指标转统的，其户口一直没有迁出，属村管理的人员，可按一定比例配股。

4、下列情况者不配置股权：

①上述第②、③、⑦点除外的所有居民户口人员。

②在结婚迁入前，已在原籍取得股权的人员。

③在入户口时已明确不享受集体分配而迁入的农业人口。

④原来不是本村人，因某些原因迁入，一直以来没有参加生产、承担义务的空挂户。

⑤在配股截止时间前死亡，或者因意外失踪二年以上和自然失踪四年以上，但未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农业人口（对失踪的怀疑对象，应直接知会失踪者的亲属通知失踪者本人必须在配股截止时间前到村委会确权）。

五、收益分配

股份分配按当年效益决定分配的原则，实行盈利共享、义务共担。集体收入首先确保本村（村民小组）运作，扣除成本后进行分配。本村（村民小组）当年的税后利润按照下列的顺序进行分配：

1、资源收益来源为工商业土地的出租或经营、农业承包地收入、土地转让后提留的收入等，其分配如下：

①农业承包地收入，提取一定比例的农田水利建设基金和支付管理费用，余下部分参与分配。

②土地转让后按比例提留的收入直接参与分配。

③工商业用地的出租或经营收入，扣除税费后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余下的参与分配。

④上述资源的收益累计按集体股和个人股的比例分红。

2、资产物业的收益来源为物业部分的经营或出租收入，其收益按如下顺序分配：减除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内的管理经营成本、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发展基金后，再按集体股和个人股的比例分红。

3、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内的个人股东，今后如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暂不分红，其分红计入集体公积金。

①因犯罪被判处劳教、有期徒刑的，在刑期内取消分红，待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后恢复下年度股份分红。

②股东被发现有吸毒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受到公安部门处罚的，取消其当年股份分红。

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及有关规定的，在处罚期内取消其股份分红。

④没有履行相应义务的，董事会有权扣除其当年一定比例的股份分红作为处罚（各村自定）。

以上分配必须经村委会审核并报镇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集体股的股红，主要用于本村（村民小组）公共事务管理和福利事业开支，包括：公共福利设施的投入及其维护（如道路、桥梁、学校、幼儿园、老人院、公园、办公楼等）；文化体育活动开支；治安和环境卫生开支、办学经费补贴、义务兵优抚金、村民社会保障开支、优抚对象补助及其他福利开支。

各村（村民小组）必须按要求设置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并制定章程，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村委会主任、村民小组长是当然的董事长。为节约开支，董事会内其他董事70%以上的人员应由村和村组两级干部担任。各村（村民小组）章程的制订可参考《**镇农村股份合作制章程指导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