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制范文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1篇

为：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基础上；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扩大了土地的经营规模，而又仍然坚持了地权均等的原则。因此，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形式。最后，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做好地籍的调查和整理、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坚持农民自愿互利原则等进一步完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规模经营

2000年暑期，我随福建师范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社会调查二队，到泉州的晋江

、永春、德化三个县（市）调研，访问了一些农业种植大户，与基层干部召开了多场座谈会。我对当地农村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规模经营的做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寒假，我又对家乡漳州农村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做了一些调查，对这种新型的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土地股份合作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本文谈点不成熟的见解，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一、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新尝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变了“一大二公”的体

制，扭转了陷入困境的农村经济，使我国农业连续登上几个台阶。从总体上看，家庭联产承包制仍然适应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适应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适应我国农村的社会状况。因此，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按人承包，肥瘦搭配，远近插花”的平均分配办法，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不仅规模小，而且分散化、细碎化。随着非农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大批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城镇郊区和工矿企业发达地区，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业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已经很低。在泉州市的石狮、晋江、南安，漳州市郊区、福州市郊区，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低于10%，在一些县已经低于5%。在这些地区，普遍出现了半自给性小规模土地经营的兼业化，成为“老大娘农业”、“老太爷农业”，甚至抛荒，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

在这些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如何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逐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沿着

“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线索，拉开了土地制度创新活动的序幕，培育土地流转的机制，逐步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福建闽东南地区的农民把股份合作制引入土地经营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日益引起重视。近几年，一方面，由于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从事农业企业化投资和经营的农民增加；另一方面，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金也日益增多。这就推动了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制度改革，具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综合各地试点情况，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产权变革范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非农业发达的城镇郊区，农村土地

属于城市规划区，迟早要被政府征用，征地费也是比较明朗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把所有农民承包的土地折价，与集体资金、固定资产折成村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份。第二种情况是，在非农业发达的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仅仅把农民承包的土地折成股份，由村股份合作企业统一规划，或统一经营，或招标经营。第三种情况是，不愿意继续种地的农民把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参股到农业企业。

其次，土地作价折股的方法灵活多样。一是在土地大量被征用，价格已明朗化的地方以

政府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为依据；二是在一般地区，土地价格不容易折算，由农民自发地与农业企业谈判确定，实际上还是以农业纯收入为基础的。

再次，在村集体范围内把所有土地折成股份的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中，在股权结构上集

体股和个人股并存。集体股是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股份，持有者为村委会或经济联合社。个人股是归农民个人所有的股份，其中包括农民承包的土地折成的股份，也包括集体组织分配给个人的股份。个人股一般不能转让、抵押。

第四，在土地利用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村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集中的土地，统一规划

和开发后，向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或专业队发包，发包办法多采用投标竞标办法。二是由农户自愿用土地参股的股份合作企业，由投资者直接用于粮食或其他作物的企业化经营。

第五，在利润分配上，也有两种形式。一是坚持股权平等，同股同利的原则，根据盈利

情况进行分配。二是农民用土地入股后，取得固定的股息。

目前，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试点，这些地

区一般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非农产业比较发达，较多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在这些地区，大量劳动力在

非农产业就业。小规模种植的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不再作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泉州的石狮、晋江、南安，以及福厦路沿线两侧地区，乡镇企业十分发达，年青人几乎都在非农产业就业，有的村几乎家家开店办厂，农业就成为“恋土”的老人的专业。

其次，有一定的资金力量和技术力量。在这些地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户积

累了一定规模的资金，掌握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实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后，规模扩大了的土地多用于种植引进的新品种、特种作物，以提高产出率，使土地经营者有合理的收入，又能使原承包户有一定的分红收入。

再次，地方干部队伍的素质比较高。在实行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改革过程中，由于各个农

户的情况千差万别，存在着有的农户愿意用土地入股，而有的不愿意入股的情况，对入股所要求的条件也不同。在一定区域内，若有不愿意入股的农户存在，几宗土地就不能连成一片，影响了规模经营和土地的开发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村干部就必须做好协调工作。没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工作就很难开展。

二、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一种有效形式

目前，人们对土地规模经营是否能够提高土地生产率，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土地规模经

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人畜力耕作为主和以机械耕作为主的两个阶段。在人畜力耕作阶段，农地的规模必须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和畜力的作用；

当农业生产由以人畜力耕作为主过渡到以使用农业机械为主时，决定农业经营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农机的作业能力，而在现代社会，机械作业的任务往往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承担，农业经营者本身则专职进行田间管理和辅助作业，因此农地经营规模主要取决于生产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土地规模经营就相应地分为“人畜力满负荷”和“管理能力满负荷”两个阶段。从“人畜力满负荷”的规模经济到“管理能力满负荷”的规模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只有先逐步实现“人畜力满负荷”的农地规模经营，劳动力成本逐步大于资本成本，才能逐步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过渡到机械化耕作的土地规模经营阶段。

无论是“人畜力满负荷”的规模经营，还是“管理能力满负荷”的规模经营，都是一个渐进

的、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要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必须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土地流转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唯一途径。土地流转过程，就是土地规模经营的逐步实现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具有多种形式，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其中的一种新形式。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虽然还处于试点阶段，推广面不大，但在多种土地流转形式和规模经营形式中，它已初步显示了生命力。在福建泉州地区，通过股份合作制，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有很大的提高。在晋江陈埭镇，有的农户种植的土地面积扩大到几十亩、上百亩，面积最大的达到1000亩以上，为农业机械化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我国农村土地基本制度。

这种土地规模经营形式的生命力就蕴涵在它的制度中。

第一，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基础上。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规模经营的推广，主要有两种土地流转机制，即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的流转主要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的。行政调整机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强制调整，动作简单，一般是集体组织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而不考虑农民是否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二是调整时不清算和补偿原承包户对农地的投资。这种通过行政调整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利用效率。但是，这种调整方式也产生了消极后果。首先，行政调整机制的特点是“一刀切”，往往切了一些不该切的人和地，解决了一部分农户的人地矛盾，却损害了另一部分农户的利益，干群关系紧张。其次，由于农村土地的复杂性和投资的多样化，只有农户自身才清楚投资了多少和土地质量的变化情况，社区集体组织难以测定农村土地质量优劣的变化。因此，行政调整一般无法对投资者进行合理补偿，这就影响了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强化了重用轻养的短期行为。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土地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调整机制的不足。首先，除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外，它是完全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不同农户的不同意愿，农户可以入股，也可以不入股。个别不愿入股而又连片需要，可以通过个别协商加以妥善解决。其次，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反映出农地质量的差异，农地质量高的折股多，农地质量低的折股少，有利于鼓励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

其次，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中较好的一种形式。自从1985年国家在政策

上允许有偿转包土地以来，农村土地的市场流转开始得到发展。农村土地市场流转首先是从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开始的，至今仍然是农村土地市场的主要形式。最初是那些承包土地以后又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找人代耕，随后是那些家庭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户和因家庭人口变动而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委托代耕先主要在亲友之间进行，后是同村其他农户及村外农户。随着代耕面积和范围的扩大，代耕形式很快就发展为土地有偿转包，成为农村土地市场的一个主要形式。据调查，1990年全国转包转让农村土地的农户208.9万户，占总农户的1.0%；转包转让的农村土地637.9万亩，占总面积的比重为0.44%。1992年转包转让农村土地的农户473.3万户，占总农户的2.3%；转包转让农村土地面积1153.9万亩，占总面积的0.9%。农村土地的转包转让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的逐步发展，对有效地利用农村土地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阶段，农村土地转包转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时间比较短，多为“一年一议”，比较长的也仅3-5年。这种转包转让方式不利于提高农民对农地保养、投资的积极性。其次，农村土地转包转让多在亲朋好友和邻近的农户之间进行。据对漳州一个村的调查，转包土地的农户有62户，其中，亲朋好友之间转包的有58户，占93.55%。这就限制了农村土地市场流转的规模，使农村土地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再次，农村土地转包转让的内容简单，很不规范。一般采取“口头协议”方式，转包方负担农业税和定购粮，受包方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偿付给转包方，或向转包方支付一定的现金。对土地的质量、保养等没有具体要求。交易内容简单化，交易各方的权责不明确，容易引起纠纷。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则可以克服转让转包这种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局限性。一是使土地流转长期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长期化，承包地折成股份后，一般不能单方面任意退股，入股的最长时间到承包期为止，即30年。二是规范了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内容，土地承包户一般要与股份合作企业签订入股合同，共同制定章程，由章程和合同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和原土地承包户都要受章程和合同约束。三是土地规模经营的范围突破了亲朋邻里、一个村的狭小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例如，在晋江陈埭镇的几个种植面积上百亩的大户都不是本村的村民。这就使土地规模经营可以在更加稳定、规范的轨道上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

第三，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统种分管”、“反租倒包”等改革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否定家庭经营。“统种分管”，即政府部门统一作物规划布局，农户负责生产经营。在不少地方，采取行政强制的办法推行“统种分管”

，通过层层下达计划指标，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并以下达的计划指标作为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的依据，而有关部门在收购农产品时又采取压级压价的办法。集体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的方式集中的土地，大多采取“农业车间”、集体农场等形式，进行集体统一经营。农业集体经营的低效率是众所周知的。据对江苏一个县的调查，集体农场的单产每亩

750公斤，种田大户单产每亩740公斤，而集体农场的成本每亩480元，种田大户每亩420元，集体农场的成本比种田大户高14%。无论是“统种分管”，还是“反租倒包”，都打着规模经营的旗号，使农民对“规模经营”颇为反感。漳州的一位基层农业工作者说：“在农民中，现在怕土地归公的人不多了，主要担心的倒是‘规模经营’和‘连片种植’，一提‘规模经营’，农民就以为要改变分户承包，集中给大户经营。”相反，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保留了家庭经营这种经营形式。首先，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是对“两权分离”进行新的发展，农户保留了原有土地承包权，以股份形式表现出来，并据此参与分红，而把土地经营权交给股份合作企业，从而扩大了土地经营的规模。其次，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集中起来的土地仍然采取家庭经营方式，顺应了世界农业经营形式的发展趋势。再次，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没有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分配方式。土地经营的收入扣除成本、上缴合同规定的或根据竞包确定的费用和国家税金后，剩下便是纯收入，因此对土地经营者来说仍保留了“交足国家的，上缴集体的，剩下全部自己的”的分配方式。

第四，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仍然坚持了地权均等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后

期开始试点的“两田制”，强制地把农民承包的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部分。口粮田平均分配，以户定地；责任田由集体组织强制地集中起来，实行招标承包，承包给所谓的“种田能手”，一般没有中标的农户只能种植更少的土地。当然，在不少地方，“两田制”只是“动帐不动地”，即在帐面上把承包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部分，农户实际种植的土地面积不变，但责任田的税费负担增加了。“两田制”实际上成为增加农民负担的一种办法。通过“两田制”实现规模经营，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实现规模经营的只是责任田部分，而对口粮田部分仍然按人平分，这就不但没有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而且使口粮田更加细碎化；另一方面，对责任田部分虽然可以实现规模经营，但它是以打破地权均等原则为前提的。实际上，一方面，现有的城乡分割体制，无论是对务农还是务工（商）的农民来说，土地都是他们唯一的社会保障和生活退路；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成员，每个农民都天然具有平均拥有一份土地使用权，任何否定这种权利的做法，都是对农民的一次剥夺。相反，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的土地规模经营，仍然坚持了地权均等的原则。它把原承包户的承包权股份化，使他对土地的承包由原来的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行态。他的土地承包权继续保留下来，其权利大小与他原先承包的土地数量一致，完全符合均等原则。土地经营权则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交给股份合作企业支配，实现有效地流转，有利于土地的集中，进而促进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完善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建议

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还处于自发阶段，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

生产实践中找到的一种土地规模经营形式，其自身还不完善，其外部环境还有待于改进。为了使这一新的制度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稳定家庭承包制，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改革的前提。农户要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其前提是稳定他在一定期限内的承包权。因此，在承包期内承包权的稳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对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至关重要。为保证农户拥有稳定的、排他性的承包权，应加强立法工作，任何人不依法定程序不能取消农户的承包权。

第二，要做好地籍的调查和整理，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农村土地入股，必须办理交割手续，

标明它的境界、四至、面积、类别、质量以及权属单位。地籍资料不全或没有，就会影响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必须做好地籍的调查和整理工作。土地具有位置不可移动性的特点，因此土地权利变更的媒介只能是产权凭证。农村土地入股也是一种土地权利的变更，也要以土地产权凭证为媒介。目前，一些地区没有与农民鉴订承包合同，或合同的内容不规范。要通过统一颁发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来规范承包内容，保障农民权益，并为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创造条件。

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土地登记制度是对土地权利的确认，是解决土地纠纷

的重要依据，也是土地交易的法律依据。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土地登记制度。土地登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土地本身具有固定性和天然的相邻关系，土地的交易只是产权的变更，而不能移动其位置，因此容易产生与邻地的界线不清问题。通过登记制度，便于整理地籍，明确产权关系，并公示于社会，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二是因为土地产权关系比较复杂，为了保证土地交易的安全，必须赋予土地产权的公信力，使社会公众在进行与该土地有关的法律行为时，可以直接从土地登记薄中了解土地的权利状况。我国有关法规也有一些土地登记制度的规定，但还很不完善，表现在：登记的内容不全面，法律依据不统一，登记机关不统一，缺乏权威性。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要顺利进行，必须完善农村土地的登记制度。首先要充实土地登记内容，包括土地总登记、经常性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和其他登记等。其次，统一登记的法律依据和登记机关，统一法律程序、统一证书，提高登记的法律效力。

第四，加强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工作，保证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改革的健康发展。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还处于自发阶段，各方的利益关系还缺乏调整的法律依据，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面对的矛盾多，协调难，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大。当前，国家应根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及时出台有关指导和规范的法规，在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过程中，维护各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第五，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为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创造条件。目前，我

国户籍管理制度过分强调“城乡身份差别”，使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紧缚在农村走不出去。一方面，要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使已经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能够进入城镇，离开农村土地，为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后，会有更多的农民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对进入城镇落户的愿望更为迫切。为此，要为农民进城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政策，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和功能化分割，消除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身份歧视。第六，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要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建国以来

的实践证明，凡用行政手段强迫命令，不尊重农民的意愿，都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同样，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过程中，也应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盲目推行某一种模式。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农民是否愿意。在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城乡分割体制还未打破，因此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和不同的规模经营形式是符合规律的。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只是多种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模式。选择什么样的土地经营制度和规模经营形式，应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由农民根据当地的条件和自身的意愿进行自主决定。就大多数地区来说，还应当把稳定现有的小规模经营作为基本方针；部分地区还只能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转包、转让和转租等有限的土地流转，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无论哪种形式都应充分考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状况，都要能够达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1，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2，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3，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及合作组织运行考察》

，《农村经济问题》1991年8期、1993年11期；

4，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5，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中国农村观察》，

1996年6期；

6，纪永茂：《依靠市场调节实现耕地使用权有效流转》，《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11期

；

7，《湖南汉寿县安东村两田制的做法》，《农业发展战略研究》1998年13期。

参考文献：

1，陈征、李建平、郭铁民：《〈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福建教

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王维澄、李连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5，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股份合作制 农村股份合作制 立法探讨

一、股份合作制与农村股份合作制

（一）股份合作制的有关问题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中国农民的首创，最早的“股份合作制”法律性文件是1987年浙江省温州市通过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农业部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规定(1990年2月12日颁布)对股份合作制进行了定义性的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暂行规定所称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有三户以上的劳动农民，按照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劳力等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实行民主管理，以按劳分配为主，又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有公共积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批准建立的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制是不同于合作制、股份制的企业。股份制是指以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所有者的资金和财产集中起来，实行统一使用，共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企业组织制度。合作制是指劳动群众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谋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等原则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制度。股份合作制吸取了上述两种经济组织的优点，具备了自己的特色。

1、股份合作制是资合与人合的结合。

现代公司制度(股份制)是建立在资本信用的基础上，资本原则使公司的组织、管理、决策、分配严格按照出资额进行确定，因此我们说公司制度(股份制)具备典型的资合性质。而合作制是建立在对成员信赖的基础上，成员的身份对于能否成为合作制的成员起决定作用，第三人对于经济组织的信用也是建立在对于成员人格信用的基础上。而股份合作制既允许有一定的资金股，又有一定的成员股，按照股份合作制自身的特点，分配两者的比重(一般关于股份合作制的规定都要求成员股占较多的比例)，这样，股份合作制就兼具了资合人合的特点。

2、股份合作制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结合。

股份制是按资分配的典型，股权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剩余索取权与分红请求权等财产性质的权利，由于合作制非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分配是按照成员劳动进行的，以上两种分配方式都存在绝对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股份制是一种典型的资本剥削方式，不考虑劳动者的劳动，而合作制实行的分配又注重公平，忽视了资本产生的效益。股份合作制恰恰能够克服以上缺陷，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又结合资本构成不均衡的特点，实行股权加权表决制度，使大股东投资数额在分配上能够有一定的体现。

3、股份合作制是按人投票与按股投票的结合。

股份制采取一股一票制，使大资本股东能够结合起来对企业实行资本统治，但这往往忽视了职工、成员积极性的发挥。从股份制发展的潮流来看，已逐渐采用职员持股等方式来解决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赋予职工在公司管理决策上一定的发言权，但合作制在此又发展到另外一个极端，即重视成员的权利忽视了资本的作用。股份合作制恰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使企业管理朝着一种良性的方向发展。

(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有关问题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股份合作制可以有许多种，按照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可以分为农村股份合作制与城市股份合作制。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由农民出资举办的位于农村并承担一定支援农业生产任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①

1、农村股份合作制具有特殊性。

股份合作制产生于中国农村，农村特有的社区民情，使这种制度一产生就受到了很大的欢迎，研究农村的社区民情有助于人们了解股份合作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血缘与亲缘结合使农村情、理、法的结合具有独特之处，这种基于天然的熟人社会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为股份合作制实行一人一票与按股投票的表决制度奠定了基础。城市股份合作制是对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在中小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中被广泛采用，而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具备与农村社会相类似的特点，但如果在大型以上的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就会非常困难。

股份合作制在农村产生，因此股份合作制立法应该更加注重农村股份制积累的经验，这样可以把在农村运行中出现的弊端，在城市股份制中得以避免。可以说农村股份制是我国股份合作制立法更加合格的试验田。

2.农村股份合作制与三农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

农村股份合作制是依托农村社区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发展的大环境是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设立、运行受三农问题的影响，从而使两者之间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农村股份合作制必然受乡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转变进程的制约，股份合作制先进的产业管理经验是对乡村礼俗社会的挑战，同时股份合作制又会加快乡土农村原型的解体。具体地讲，农村股份合作制应该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的组织性问题、近似于原始阶段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等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农村股份合作制一产生就具备很强的社会功能。

3、农村股份合作制对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实中，农村股份合作制有多种模式，有的是跨越行业、跨越地区的，有的是单独对全村土地资产实行的，更多的则是以整个农村集体资产为基础设立的。其中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单独以全村的土地资产为基础实行的股份合作制，以及以这个农村集体资产为基础设立的股份合作制。

这两种股份合作制的意义在于：首先，股份合作制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化为股份合作制法人所有权，解决了所有权主体不清的问题;其次，股份合作制实现了集体土地资产资本化，使农户对于集体土地的权利由对实体的占有、使用转化为通过股权对于土地价值的支配;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减少了因为耕种单位小而导致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的现象。

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法律性质及特点

（一）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法律性质。

1、合作社说。

经济学界有学者认为，农村兴起的股份合作制是初级社，认为“初级社又回来了”。该学说认为股份合作制符合初级社的条件。

初级社是私有、共有和公营复合型的产权结构，土地、牲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人所有，而交初级社集体共同使用；在分配政策上，既按劳分配，又按股分红。这一制度，承认个人产权，把生产资料由个人占有变成共同占有，由个人支配变成共同支配，由个人决策变成共同决策，是公私混合的利益共同体、富有绩效的产权结构。②

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就是合作社，该说认为所谓的股份合作公司相当多的实际上是合作社，在强调公司法以规范公司的情况下，过多的利用行政手段推行股份合作公司将会弊大于利。③

2、全新的企业模式说。

该说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模式，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企业、合作制(合作社)、合伙企业都不同，这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从法律上加以肯定。④

我们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不同于合作社、股份制的新的企业类型。作为农村体制改革中的一种制度创新，特别是它适应了集体资产(包括土地)所有权清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要求，采用了现代公司理论实现了土地价值化，预示了农村的一种新的模式，因而，应该通过立法加以规范。

(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特点。

1、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企业。

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企业，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虽然股份合作制具备一定的社区性、福利性，但是成立股份合作制的目的在于盈利。明确这一点，一方面在于使股份合作制能够与其他企业，如股份制企业、合作制企业相对应。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股份合作制而言，他们还是乡镇企业，能够享受到我国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优惠政策，由于农村股份合作制是企业，导致农民职工化、股东化，从而使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

2、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出资方式多样化的企业。

股份合作制的出资方式多样化，既有土地所有权入股又有承包经营权入股，还有劳力入股等，出资方式的多样化与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方式的限制形成对照。农村股份合作制当中的土地股不同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设置的土地股，股份本身分化为多个种类，以解决所有权人、物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另外，股份的设置也必须反映农民的身份性特点，因而在配售股、股东地位的取得等方面的规定与普通公司不一样。

3、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兼具资合人合性质的企业。

农村股份合作制符合了农村的社区民情，既将资产量化到人，又使农民社会的团体得到充分的发挥。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资本，所以土地出资的过程就必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土地上利益分配的特有机制，对于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设立影响很大。比如，配售股的设立往往是为了解决新增人口对于土地权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股权的设立是为了解决不同主体间利益的分配，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里股权的种类就必然会是多样化的。比如：江苏无锡北塘区，2003年底将全区6亿多元的村级集体资产全部量化，各村将其中的经营性资产作为股本金，纷纷组建起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近5万拥有集体资产权益的当地农民成为合作社的股东。他们将村级集体资产在股权设置上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分配股，个人分配股又划分为人口股和贡献股。总股本中40%的股份被设置为集体股，人口股的设置依据农村集体资产归全体村民的有关规定，将20%的股本金设置为人口股，平均分摊到所有拥有本村户籍的村民。股本金的40%设置为贡献股。村股合作社的出现打破了村集体资产的混沌状态。

4、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适合土地现代化经营的企业。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农村土地股的设置问题。调查表明，土地股的设置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发挥了现代公司制度先进管理理论的作用，解决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通过这一措施，土地转变成为一种资产，土地财产价值化。通常情况下，以企业法人面目出现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具有完备的法人治理机构，解决了所有者主体不清楚的问题，使农村土地有了一种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农村股份合作制解决了土地分散到各户零散经营的缺点，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为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5、农村股份合作制必然赋予村民自治全新的含义。

对于土地等重要资产的处置属于重大村务，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这种权利应该归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种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实际上起到了类似于村集体的“法人治理机构”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村民、村集体之间对于村务的发言权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分配机制，从而使村务往往控制在村委会手中，股份合作制的建立，尤其是全村范围内的股份合作制的建立，使农村社区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村务与股份合作制的厂务结合起来。使人人都有表决权，土地经营方面按资表决，重大村务的处理以改农村“暗箱操作”的弊端转化为按照公司章程、股份合作公司法操作。这样村民大会变成了股东大会，村委会的地位往往被企业的董事会代替，村民变成了股民。由此可使中国传统农村发生了质的变化，村民自治也就具备了新的含义。

三、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立法现状

股份合作制创始于农村，现在已经在改造国有中小企业问题上被广泛采用，并且已经从探索阶段向着酝酿立法阶段发展。与理论界对于股份合作制的模糊认识相对应的是，我国的股份合作制立法也严重滞后。突出表现为：法律效力层次低，立法主体多元，由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股份合作制法，因而主要以部门立法、地方立法为主，地方立法又包括了省级、地市级；立法思路不明确，目前规范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法律性文件主要有《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农业部《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以及各省市地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的规定；法律定性不准，一个简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否是法人的问题，仅仅在深圳市的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其法人地位。这些立法现状显然很不利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健康发展。另外，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基础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属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典型，但是与土地制度的稳定相反的是企业的经营必然有一定的风险，如何使企业经营的风险与土地制度的稳定要求不相违背，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四、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立法建议

当前，应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立法工作，以有利于农村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立法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应采取单独立法与统一立法相结合的模式。

由于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着特殊性，在规定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之外，还必须联系农村实际，制定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法。

2、应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地位。

首先，必须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不同于合作社、股份制的新的企业类型。由于我国采用的是民事主体法定主义，因此凡是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主体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获得以及完善都值得怀疑，因此，只有通过立法授予股份合作制法人地位并且明确合作制企业应依法成立，才能确保股份合作制企业合法的参与市场经营，以确定其市场信用。其次，要使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就必须完善这种企业的设立、运作终止机制，特别是要完善其破产机制，以使对外偿债有制度上的保障。

3、应加强土地承包权的物权立法。

土地的股份合作制是以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的物权为基础的，⑤因此，建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础是必须加强土地承包权的物权立法。一方面应明确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另一方面在进行物权立法的同时必须完善农地的登记发证制度，土地的定价、资产评估机制，而且也只有通过物权立法，增进土地权利的流通机制，才有可能使农村土地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价格。

4、应保障股份合作制设立人的自愿地位。

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一种适合于不同区域的改革，因此应该因地制宜的推行，不能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立法上必须保障股份合作制设立人的自愿。

5、应明确村委会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地位。

在土地承包经营延长到30年的前提下，村集体的地位没有确定，但是在股份合作制的推行过程中必须有村委会的主导作用，立法上必须使村委会具备一定的民事法律地位。

6、应保障股份出资形式多样化。

单纯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较少，股份合作制出资形式必须具备多样化，才能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于农村土地这种重要的财产而言，通过股份合作制，使其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体现为法人财产权)分离，才能符合农村土地价值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土地作为一种资本的性质也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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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有贵，中国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研究综述[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3)。

[3]郭明瑞，房绍坤，唐广良.民商法原理(四)[M]

[4]金福海，张红霞.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合作企业法[M]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3篇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同于股份制企业，也不同于合作制企业和合伙企业，它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吸收了一些股份制的作法，使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是我国合作经济的新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调整和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或法规，有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政府文件和部分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中。但从目前各地的改革实践和法律原理夹分析，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以下特点；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企业法人的必备条件，依法定程序设立，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主要是本企业的职工，原则上不吸收其他人人股。但是企业职工人股实行自愿，应鼓励和采取优惠办法吸引职工投资入股，不得强行要求职工人股。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依法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现代企业的管理机构，企业职工通过职工股东大会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股东大会既是企业的股东大会，又是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股份民主和劳动民主的适当结合，是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最有效的形式。

四、、股份合作制体现了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有机结合。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既是企业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出资者，这种企业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了股份制的做法，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

五、股份合作企业兼顾营利性和企业职工间的互。作为一种企业，它是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但营利性不是其追求的唯一目标，企业职工间的互是推动这一新型经济组织形式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在取得适当营利的同时，始终将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互助一定范围的利益群体、满足职工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更高层的需要作为又一重要目标。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　分成制　产生原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广东南海以来，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和国家发展战略地调整，土地股份合作制又一度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实践界纷纷探索的热点问题。然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在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方产生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而有些地方则没有?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相同吗?如果不同，那分别是什么?这些带有源头性质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矛盾分歧较大。本文尝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解释和分析。本文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已有文献做一个回顾和评述；第二部分是阐述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第三部分是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解析；第四部分是小结。

一、文献回顾和评述

对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和条件，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一)利润与矛盾说。这是一种最普遍最宽泛的解释。当外部利润凸显，原有的体制导致村庄内外面临许多矛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来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补偿导致的村集体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征地收益和集体经济收益在村集体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人地合一的“凝固效应”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土地分户承包、农民分散住居与村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股份合作制的办法实现土地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分离才能解决。土地股份合作制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内核，又实现了相关主体对利润的追逐。

(二)合法规避法律说。王小映认为，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不能彻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农地转用过程中极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才是诱致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既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要想实际取得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只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制度创新来合法规避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王小映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做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既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联营、人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

(三)明晰产权与处理集体成员权说。韩俊等认为由于社区集体经济处于缺乏“人格化”产权主体的模糊状态，所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变迁的动因在于明晰产权。蒋省三等以广东南海为例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由于集体成员权问题。在1992年前后，南海县政府为规避征地引发的矛盾，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进行“三区规划”后以土地进行招商引资。这在当时与法律(老《土地管理法》)不相违背，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阻力。对南海地方政府来说，唯一要应对的是集体经济内每个农民的财产权利(最大的财产是土地)，以及处理土地非农化后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南海于是做出了用集体土地股份制代替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的制度安排。

(四)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在土地股份合作制，特别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处处能看到政府推动和乡村干部组织的身影。有学者指出，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由政府主导，基本没有投票表决，农民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政府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缓解政府的制度危机，有助于实现政府的农村发展目标；乡村干部组织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团结在乡村干部周围，增强乡村干部谈判的筹码，有利于实现乡村集体诸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收取、公共物品供给等非经济目标。

(五)路径依赖与节约交易成本说。当人地相对价格变化引发农地制度变革需求时，土地均分、收益大家分享的传统思想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初级社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城市中进行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构成了具有制度遗产性质的路径依赖，使得土地股份合作制进入了当事人的制度选择集。同时，农地股份合作制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节约了农民与乡村集体、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

(六)制度变迁综合说。钱忠好等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一致同意，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又导致了该制度变迁模式的效率损失。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发展或衰败源于外部利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对比。

以上各种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的观点都不乏深刻性，但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及产生条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使得以上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深刻性”的问题。比如利润与矛盾说难以解释全国其它面临同样外部利润和矛盾的地区为什么没有产生土地股份合作制；合法规避法律说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蒋省三等指出，南海的做法在产生之初与当时的法律并不相违背，但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南海的做法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农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出现了“以假乱真”、“无证用地”的应对办法避开同法律的正面冲突；对于明晰产权说，傅展认为农村社区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是解决社区集体经济成员的“第二次分配”问题，而不是明晰产权。另外，明晰产权似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处理集体成员权说和利润与矛盾说一样，也难以解释其他地区在处理集体成员权时为什么没有出现土地股份合作制；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的问题在于乡村集体为什么不通过“两田制”或“返租”的形式来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呢?因为那样的交易成本较小；路径依赖说如果能够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那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次要的原因。节约交易成本说的解释太宽泛；制度变迁综合说虽然较有解释力，但缺乏针对性，因为其他组织的产生发展也都可以用它来解释。

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以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研究对象，在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又以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诸多。对于其他地区、其他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如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以个人或合作组织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等)的产生原因研究较少。而从文献搜索的情况来看，有关后者的文献也较少，即使有，大多论述也比较宽泛，信息量缺乏，给文献研究带来一定难度。

那么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倒底是什么呢?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否不一样?这些问题我们尝试从经济学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

无论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还是农民以个人或合

作社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理论本质上，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就是一种分成制，即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为生产出某种相互同意的产出而把私有资源组合在一起，然后合约当事人根据他们所放弃的生产资源来约定一个共同所接受的报酬比例，据此来分享实际的产出。分成制自亚当，斯密以来就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关注，对于他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假说：

(一)交易成本与风险规避假说。这是由张五常提出来的。一般来说，分成合约比定额租约和工资合约的交易成本都要高，但是由于生产中面临自然(农业生产中自然风险更甚)、市场等风险，而人们又更偏好分散一些风险，而不是一点风险也不分散，因此，只要较高的交易成本至少可由分散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予以补偿，人们就选择分成合约，而不是选择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

(二)分散风险与提供激励假说。这是由斯蒂格利茨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监督努力程度(劳动供给)费用太高的情况下，分成制是一种既可以用来分担风险，又可以用来提供激励的制度性协议。分成制表示一种折衷：当租赁契约(在没有完全破产的情况下)提供充分激励时(因为个人保留了其全部边际产品价值)，则不再分担风险；另一方面，工资契约将全部风险转嫁给承担风险处于最佳地位的地主，但不提供任何激励。为了确保劳动者不开小差，地主还必须花费财力来监督劳动者。所以，在地主必须能够从其土地中获得一个特定价值的期望租金约束下，分成制契约通常被描述为使劳动者福利最大化。

(三)交易费用假说。这是巴泽尔提出来的。他认为风险厌恶并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分成合约。对风险的态度只是一个嗜好问题。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分成制本身并不是分担风险的好办法。在现实中，交易是有费用的，所有的合约形式都是有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分成合约不是因为，至少不仅仅是因为风险的影响，而是因为交易费用的某些性质。外界环境和要素属性的变化因交易费用的改变而导致不同合约的选择。假如土地均质而劳动不均质，那么固定租赁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假如劳动力均质而土地不均质，那么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当市场工资相对于土地租金上升时，合约形式就将由工资合约转向固定租金合约(可能首先转向分成合约)；信息问题是交易费用的核心，如对于从外地移民来的地主不甚了解的新佃农，地主倾向于固定租约，而对于十分了解的老佃农，地主可能倾向于工资或分成合约。

(四)企业家才能假说。这是hallagan提出来的。他认为对租赁合约的使用并不依赖于有关地主和佃农对风险承受能力的相对偏好这一假设，而是与信息甑别有关。地主知道市场上有高、中、低三类具有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但是不能进行具体的区别，即使能够进行区别，但是由于监督成本(契约执行成本)和计量成本特别高昂，具有中高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将没有激励去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提供工资、租赁和分成三种合约进行甑别，那么企业家才能禀赋低的工人会选择工资合约，企业家才能禀赋高的工人会选择租赁合约，而企业家才能禀赋处于中等的工人会选择分成合约。

以上四种假说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分成制产生的原因。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就是分成制，因此，下面我们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案例，依据这四种假说对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的解析。

三、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由于入股的主体、方式、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形式，但这里为了分析的简洁，主要分析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两种。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农户以承包的土地入股，使实物土地集中于村或组而形成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从当前实践来看，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依据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不同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农地非农用收人为主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另一类是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前者以广东南海为代表，后者以山东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为代表。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以土地为纽带和主要资本自主自愿组成的合作组织。下面分别论述其产生原因。

(一)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存在于沿海和大中城市效区。这些地区正在或即将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这样导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及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非常可观，而且这种收益还是不断增加的。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要求农村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使用，那么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组集体采取什么方式集中农民具有法定使用权的土地呢?一种是租，另一种是入股。有学者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采取入股的方式集中于村集体，是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农民和集体都会愿意以租的方式，因为固定的租金对农民来说更有保障，而且相对于股份制，对双方来说，交易成本会节约很多。那为什么没有采取租的方式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处于集体成员权下的土地是不断增值的，而且这种增值效应农民还可以预期，所以具有集体成员权资格的农民将土地集中于集体，他们会要求以股份的形式来分享不断上涨的土地增值，而不是只要求固定的租金。例如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社区的土地收入是不断增值的，农民的股份分红也不断增加。根据南海部分村社的调查统计，1994-2000年，农民人均股红分配从1，016元增加到1，951元。而且农民据以要求不断增加的股份分红，还给村组集体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种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成原因为什么

和一般分成制的形成原因不同呢?这主要是因为集体土地的收益和增值过程并不是由于土地入股，而是由于土地或建于土地上的物业出租给企业而产生的。社区内部的这种股份制主要是因为集体收入第二次分配才引发，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不以固定的租金形式，而是以不断上涨的股红分配形成，是集体成员权和持续上涨的土地收入导致的。

(二)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前一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相同呢?我们认为是不同的。这类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一个特点是以种植特定经济作物，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为主。这意味着和传统的大宗农产品如粮棉油相比，种植收益要高，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更高，投入也更大，资产专业性更强。这类社区型土地合作制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分担风险，提供激励。从实践来看，这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往往与农业产业化相联系，属于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一种创新，即龙头企业+社区型土地股分合作社+农户。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呢?因为普通商品契约，即所谓订单农业，由于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高达80％的违约率使得农民和企业都“望单兴叹”。龙头企业和农户通过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变商品契约为要素契约，龙头企业实现了后向一体化，使双方节约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例如山东蓬莱市，该市中粮葡萄酒公司旗下的30余个葡萄专业村都建立了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变原来以葡萄交易的商品契约为以土地产权交易的要素契约。这样使中粮葡萄酒公司获得了稳定的高质量的葡萄原料，规避了市场风险，农民也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实现了企业、社区、农民的“三赢”。这类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主要产生原因是分担自然和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提供激励，在农村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三)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

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与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相比，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分成制。其产生原因主要是分担风险和提供激励。由于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相比，同时面临较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而不同农民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又不同，所以农民通过以土地等生产要素入股的形式组建股份合作组织来分担风险，又为入股的农民提供激励，并且通过分工还能充分发挥不同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特别是在当前农村信贷市场不发达、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优势更为明显。例如湖南浏阳普迹惠农蔬菜合作社以农民土地入股(2.3亩作价500元为一股)，同时农民又参加合作社的劳动。这样农民既凭股分红，又凭劳领取工资，而且合作社通过内部分工还充分利用了不同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如此，既分散了蔬菜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又为农民的劳动提供了激励。另外，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也有甄别企业家才能的作用。当农民在自己生活的地区面临将土地出租和入股的不同合约选择时，那么他就可能去甄别入股对象的企业家才能即经营能力，如果对方的经营能力弱，他可能选择出租土地以获得稳定但较低的收入；如果对方的经营能力较强，他可能选择入股土地以获得较高但不稳定的收入。这种情况在农村较为常见，即农村的能人经济和带动效应。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由于信息问题而导致的交易费用节约。

四、小结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5篇

现阶段，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大体可分为改组型和新建型两类，其中改组型占主要地位。所谓改组型，就是在原有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基础上改组设立。改组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点有下文几个方面：

（一）职工投资入股

职工投资入股遵循自愿原则，反对采取不当手段强迫或威胁职工入股，允许少数职工可暂时不入股，未出资入股的职工可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与经营者之间的持股数额可以有一定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企业不能吸收企业以外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股份不能带走，可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

（二）股权设置体现多元投资主体

经出资人商定，企业可设置国家股、法人股、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其中，国家股和法人股是指已投入和后续追加投入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折股后形成的股份，集体股是指本企业职工以共有资产折股或向本企业投资形成的股份。职工个人股是指职工以自己合法财产向本企业投资形成的股份。在股权设置中，职工个人股和集体股应在企业总股本中占绝大部分。

（三）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实行一

人一票制从法人治理结构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权力机构为职工股东大会，大会议事决策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职工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为职工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董事长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同时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负责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监事会对职工股东大会负责，其职责是对董事会和总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未设立监视会的企业，可设立若干名监事履行监督职责。（四）多种分配方式并举职工工资和奖金分配既要体现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制度。在按股分红方面，企业按规定对税后利润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后，剩余部分可实行按股分红。同时，经职工股东大会同意还可以在可分配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进行按劳分红，用以奖励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劳动关系的性质体现为劳

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劳动关系的性质是由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由于企业资产的出资者是多数职工，这就使得劳动者除具有以劳动联合为基础的劳动者身份外，还具有以资本联合为纽带的出资者的身份，使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体现的更加鲜明，即由抽象宽泛的国家职工变为实实在在的企业职工。

（二）劳动关系主体明晰

尽管职工兼有劳动者与出资者的双重身份，但依照法定程序由他们共同推选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双方结成的劳动关系及其主体则十分明晰，而且双方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也更加鲜明。这是因为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和经营者的投资回报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劳动关系双方必须通过权力义务的界定，明确各自在企业经营中的角色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谋企业发展。

（三）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经济

利益关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劳动者不仅关心自己的资本投入及回报，而且也因此更加珍视自己的岗位和企业的发展，同样经营者较之以往在敬业精神以及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愿望也有明显增强。这说明，无论职工或经营者都清醒地意识到，一经作出投资入股选择，也就意味着将自身利益与企业命运捆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职工与经营者在共谋企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要求。作为职工来说，追求劳动报酬的公正待遇和福利与保险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成为投资入股和付出劳动的内在动力。作为经营者来说，面对市场竞争，不断强化管理，降低人工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则成为不可懈怠的奋斗目标。

（四）劳动关系趋于市场化

主要表现为，有关涉及企业劳动关系的重大事宜，诸如劳动用工、劳动报酬、劳动标准、职工福利、考核与奖惩等，不在受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和管制，而是由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自行调处解决。

三、探索职工民利和劳动权利的实现途径

就职工民利而言，其实现载体可以有多种选择，诸如职工股东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制度以及职工持股会等，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应当把握三点。

（一）职工民主管理的实现载体

必须纳入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整体设计之中。

（二）应通过立法或规范性政策

文件明确工会同上述实现载体之间的权责关系。

（三）职工股东大会制度

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凡属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重大的决定，均应采取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6篇

农地股份合作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农地股份合作制最早起源于1992年的广东南海宝安等地，由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提出并加以实践。随后在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省市发展迅速，并初具规模。近几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土地规模经营制度不断改革，农地股份合作制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及很多大城市郊区拓展开来。例如：随着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郊区县“撤村建居”过程中推行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目前这项改革在京郊农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他形式的农地股份制在山东、安徽等地均有所发展，黑龙江的部分地区也在逐步试验这种制度。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展现出了许多制度优势：农地股份合作制引入了股份制的权力制衡机制，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配置农地资源，实现了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人格化，有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求。

目前，按土地经营内容和股权设置的不同，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原则上入股土地不作价，土地入股经合作组织整合后，统一对外公开招租，所得租金收益按农户入股土地份额进行分配。这种形式操作较为简便，政策矛盾小，风险小，能够保证农民的长期、稳定收益，实施空间大，发展势头较好，在农地股份合作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第二种是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以土地折价入股为主，吸纳资金、技术参股经营。分配一般实行保底分配与见利分红两段结算，先是确定一个保底分配基数，减少农民入股风险，再按合作组织实现的利润(扣除保底分配额)进行股份分红。这种形式经营收益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实践中采用的较少。

建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存在的问题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作出的创新和探索，通过将农地的经营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把农地经营权作价为股份参与农村合作化进程，以求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产权不明、土地流转困难、经营权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并提高土地生产率，优化利用结构，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扩大农业融资渠道，提升农业合作组织运行效率。但作为一种新型制度探索，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存在违背农民自愿原则的现象

农业作为农民的第一职业，一旦他们放弃了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虽然他们成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股东，可以依身份取得股利，却不像手中拥有土地那样具体。农民对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安排认可程度小，对此仍具有疑忌。但部分地区不是对农民进行政策引导，而是在村委会、社区组织的统一调度下，以行政干预代替农民的自愿选择，忽视了农民的自愿原则，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自愿的最基本要求。

(二)农村社保体系缺失制约农地股份合作制推广

建立农地股份合作制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规模化、标准化经营的展开，势必造成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该类人口将转移至二三产业从事生产。但由于我国城市社保尚未将农民工纳入体系，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农民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单一，运筹资金匮乏，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管理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土地经营者是否获利，必须保证农民土地股份有一定的收益，这无疑加大了经营者的经营风险，而这一部分资金如何保证，也需要制度的规范。因此，农村社保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推广。

(三)推广农地股份制缺乏政策及法律支持

农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认识不同，因此各地的农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在产权、内部组织、分配关系等方面并不十分规范。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较早进行规定的是1990年2月农业部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1992年农业部又颁布《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1997年8月，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近年来，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外尚无其他专门政策和法规出台，因此在实际推行中出现了大量政策与法律的盲点。例如：农地股份合作组织是否是法人组织，应该不应该设立保底收益，发起人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等。

(四)经营风险阻碍农地股份合作制推广

农业生产作为易受自然条件、市场供求等外部因素干扰的弱质产业，其经营风险较高。在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经营，各种风险的冲击被分散到每一个单独的农户，因而农户只需面对自身风险，而不必考虑其他外部风险，众多农户在观念上认为自身经营所面临的风险是“可控的”。农户一旦以农用地入股到合作组织当中，农民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农地股份合作制中价值形态的股份，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实物上的权利，甚至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股权的保障程度取决于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作用下，如果农地股份合作组织效益不好，股份分红很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就会受到侵害。部分农民认为这是“不可控的”，自己无形中“为他人承担风险”，且根据大部分农地股份制合作条款，入股农民不得随意退出或索回自身入股农地，使其更加坚定“一旦合作组织发生经营风险，将严重影响自身生产生活”的信念，因此拒绝投资入股。

在实际中，各地政府该如何推动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当把农地进行集中之后，对农地进行经营的股份合作组织应该如何定性?农地股份合作组织如何防范风险?对这些问题的规范，无疑影响着农地股份合作制的顺利推行。

推动农地股份制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多数农民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是发展前提

推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必须循序渐进，农地股份合作制是适应农村经济

发展、有序推进土地流转的一种制度创新。任何新生事物在其诞生之初，总有它的局限性，需要有一个不断规范、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以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为基础，而我国农村的情况是人多地少，因此实现这一分离，就要求有多数农民能够摆脱以农业为生的局面，因此这一新生事物最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流动，而农业比较效益差，致使部分地区农地出现撂荒。当农民摆脱了农地的束缚，使用权就必然要求和承包经营权相分离，农地股份制经营就应运而生。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相差较大，所以各省可以选取部分土地使用权流转比例大的地区，结合农业项目试点搞一些农地股份合作组织。因此应当允许试、允许闯，但不能盲目推进，搞一刀切、一轰而起，必须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以维护社会稳定。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有限，在各地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势必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农村原本就已存在的农民隐性失业问题，导致大量的农民失业。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在农村各级党组织及县乡两级政府的大力领导下，首先是要求使用农地的企业要优先吸纳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农民，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转化为农业企业的雇佣工人；其次是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农村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非农产业的专业队，诸如建筑队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各种技能培训学校，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为城市工业企业输入多种多样的熟练工人。

(二)确立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特殊法人地位

各地在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有的是建立股份制企业，有的是建立股份合作公司，有的是建立股份合作社，由于改革的目标定位不清，引发不少矛盾，农民的权益缺乏保障。

中国现行《民法通则》规定了四类法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但机关法人依其性质不需要登记，事业单位法人原则上不需要登记。要求必须办理法人登记只是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两种。因此，中国存在两种法人登记制度：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由民政部门负责办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农地股份合作组织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工商法人，也不同于行政事业单位法人，更不同于社团法人，它既承担着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职能，又承担着社区公共管理的职能。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农地股份合作组织法》，各地在进行农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时，往往无法可依。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国规定的公司只有两类：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二者都承担有限责任，但是都有最低注册资本额的限制，有限责任公司为3万，股份有限公司为500万。而作为其他的企业形式，例如合伙企业是承担无限责任的组织。但是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参加者是农民，保守的经营观念，使大部分农民惧怕风险，也没有能力承担太多的经营风险。为了减少农民的责任，农地股份合作组织应该采用有限责任制。

2007年7月1日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其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责任，而且没有规定最低出资限额。比照该法的规定，我们应该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经济性质，发展方向是建立农地股份合作组织，一般不宜实行公司制。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的股权设置、组织治理结构等因素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其特殊的法人地位。

(三)农地股份合作制必须在制度上确立农民长期、稳定的收益权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针对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的程度上，发挥着社会保障的作用。农民交出土地的经营权实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其优势在于改变一家一户经营分散、效益低下、抗御各种风险能力差的局面，让农民从合作组织中获得比直接经营更高、更稳定的收益。

目前无论是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还是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制度设计上都以保障农民长期、稳定的收益权为目标，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让农民有稳定感、保障感，吸引农民的加入。其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保障的作用。因此在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土地仍然要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即使在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入股之后，在收益的分配上仍然应该体现其保障功能。因此在制度上应该规定，保证农民的保底金在合作组织的经营利润中税前优先支付。

(四)区分发起人和其他农民股东的风险责任

发起人是指最初倡导、筹办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带头人，可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许多农村的经营探索中，农民曾经跟着一些带头人的指挥棒，满怀热情地追随，最终由于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或者自然风险，以失败而告终，使农民遭受了经济损失，投资热情受挫。

笔者在调查时了解到：农民希望有人带动他们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他们又十分惧怕风险。因此农民在参与农地股份合作组织时，表现出愿意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但是如果合作项目经营亏损，不愿意承担责任。在目前的农地股份合作经营中，大多数农民尚没有考虑过经营亏损之后，该怎样分担责任。

笔者认为，在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制合作模式中，租金的固定性、低风险性迎合了农民的这一需求。在参与型土地股份制合作模式中，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利益和风险关系。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用途不得随意变更，因此即便是农民用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地股份合作组织也不可能用集体所有的农地对合作经营的亏损负责。因此，在用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同时，可以要求发起人必须用一定的货币出资。发起人要对农地股份合作组织产生效益前的亏损负责，其他股东要牺牲农地的保底收益对风险负责。此后从每年的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以备将来弥补经营亏损。这样做既可以增强发起人的责任感，也做到了经营风险的分担。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7篇

关键词：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设想；法律框架

股份合作制企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深化企业改革的产物。鉴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筹集资金、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增加职工收入、实现职能分离、强化企业的民主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它必然成为中小投资者设立企业时优先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今后一个时期，对国有、集体小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仍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制定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从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来看，内容大多残缺不全，未能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全面的规范和调整。法典的缺位，制约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这反映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股份合作制企业20多年来的实践和各部门、各地方的立法经验以及学术界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研究，使立法的时机趋于成熟。尽管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对制度设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论，现实的需要已不容得我们再犹豫，尽快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是明智的选择。

一、现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依据

由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产生的时间较短，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法律，股份合作制改造只能依据一些已经相对滞后的行政法规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政策进行。我国现有的调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国家体委的规范性文件、中央各部委的规章、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等。

（一）《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股份合作制企业一般使用国有或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有少数企业还使用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但企业的资本由职工投入，这种局面使人们对企业的经济性质产生了疑问：股份合作制企业属于公有制经济成份还是属于私有制经济成分？中共十五大明确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指出它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既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就应当由《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调整。但是，《条例》于1991年，其中没有具体调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范，并且股份合作制改革措施大部分与《条例》相抵触，如果企业改制仍依据《条例》进行，深化企业改革将寸步难行。

（二）《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改委于1997年6月下发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当前国有、集体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内容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在法律渊源上仅属于部门规章，不能对抗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与之相矛盾的规定。股份合作制立法的滞后使股份合作制改造呈现出一种相对混乱的状态。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形式不一，五花八门。《意见》毕竟是第一部系统地调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范性文件，它甚至可能成为今后股份合作制立法的蓝本。股份合作制改革应当遵循《意见》进行。《意见》的指导性特征又决定了律师参与股份合作制改革不能囿于《意见》的束缚，应当允许改制过程中出现一些变通措施。

（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必须具有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意见》中也有同样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有权支配其全部资产包括股东的出资，有义务以其全部资产包括股东出资清偿企业债务。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进行登记注册时应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必要性

实践证明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存在价值及必要性，但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制定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一法律形式的缺陷，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主体地位未能得到有效肯定

根据企业主体法定的原则，一切企业主体法律地位的取得或确定，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里的“法”，应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如果允许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创设新的商主体，将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保护交易安全。虽然中共中央的文件、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以及各地方的立法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多有肯定，但在法治的中国，只要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尚未制定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地位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肯定。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形式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

出于对公有制经济的政治偏好，各地区对于打着集体所有制旗号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特别地偏爱。企业渴求贴上“股份合作”的标签，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企业贴上这一标签。许多本应是公司企业、合伙企业形式的经济组织也都贴上了这一标签，这样，《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的规定就被规避，其实施的效果就因这些所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存在被打了大折扣，并会带来诸多其他问题。例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应负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摇身变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后，合伙人也就成了股东，对企业债务就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这样，明显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

（三）制约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

就理论研究而言，近二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生存问题，而对如何科学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制度的研究却明显不足。立法虽然不能也不应该对学术争论起到“止争”的效果，但国家立法的态度无疑对学术研究有导向作用，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生存问题虽然仍可继续，也仍将继续，但更多的目光无疑将集中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上去。就实践而言，同样由于法典的缺位，实践中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未来命运充满了疑虑，因而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四）现有立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规和规章的分散立法，必然带来立法的差异和冲突。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家现有其他法律、法规的冲突，如与《民法通则》有关法人制度的冲突。二是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冲突。差异和冲突的存在，一方面使不同法律文件的效果互相抵消，执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使市场主体无所适从，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不安全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具体操作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立法予以规制，现实上的需要与立法上的空白决定了立法的必要性。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立法设想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企业形态，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有属性，所以应该单独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处于并列地位，立法框架主要包含总则、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设置、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机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与分配、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变更与终止、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责任、附则等八个部分。下面择其要点加以阐述：

（一）总则包含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界定、性质及立法原则

1.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界定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依法成立的，资本由职工股份或以职工股份为主构成，企业成员按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民主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为分配原则，由出资者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组织。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一般是企业法人，职工或其他组织购买股份的行为实际上是拿财产所有权换取了股权。职工或其他组织一旦将自己的财产投入企业，就不再对此财产享有所有权，而投入到企业的财产形成了企业法人财产，企业法人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即企业法人所有权。这种企业法人所有权既不是混合所有制，又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我国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应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

2.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判断一种企业形态是否独立的标准是，这种企业形态在运作机制上不同于其他企业形态。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两者不可偏废，规范其他企业形态的股权设置、内部管理、分配机制的办法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不适用。所以不能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归入到股份制与合作制中。股份合作制企业也不是一种过渡性经济形态。首先，它符合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实践中大部分股份合作制企业都是由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发展而来，同过去相比，解决了国有中小企业所有者虚位问题，劳动与资本相结合调动了劳动与资本的积极性，使企业在脱离政府的行政管理后，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确实存在股权结构的单一性和不可流动性，但是只有在企业规模日益增大后才会显现出来。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的，它适合于众多的国有中小企业。对于这类企业来讲，股份合作制完全不是过渡型经济形态。它有它本身的制度优势。

3.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基本原则

《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应确立下列基本原则：一是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二是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三是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按劳分配应根据职工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效率制订相应的工资标准，并在劳动法规定的幅度内浮动。按股分红应作到同股同利。企业根据经营情况，在留足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基础上，在税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分配给持有股份的股东。不持有股份的职工只领取工资，不能分得红利。四是政府扶持（建议折股时对劳动者入股的价格优惠，企业融资方面优惠、税收优惠、职工红利所得税优惠）。五是坚持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程序

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两种方式，即通过对原有的企业进行改组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直接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无论采用哪种设立方式，都必须经过以下程序：

1.签订组建企业协议和签署企业章程

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前，必须由发起人组织出资人签订组建企业协议，明确出资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达成协议后，应由股东共同签署企业章程。章程对企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股东、普通职工具有约束力。

通过改组企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签订组建企业协议及签署章程之前还需要经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企业主管部门同意。

实践中有些企业在改制时只签署企业章程，不签订组建企业协议。没有组建企业协议就不能明确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会产生许多弊端。不签订组建企业协议的做法是不妥的。

2.审批程序

组建经营特定行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须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改组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须经政府体制改革部门审批。直接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无须审批。

3.评估程序

出资人以实物、工业产权等出资的，要由国家认可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通过改组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评估机构对投入新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整体改制的，应当首先对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评估时，企业欠缴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费用应按《劳动法》的规定从企业资产中扣除。

4.登记程序

股份合作制企业属于集体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时，企业名称不能使用“公司”的字样，更不能将企业名称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经济性质应明确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不能仅登记为“集体企业”，更不能登记为私营企业。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设置

1.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职工股东持股总额不得低于企业股本总额的51%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产应当分为等额股份。把企业资产分为等额股份是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最佳方案。职工作为股东每人只持有一个股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劳动合作的特征，决定了企业的管理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持有的股份不应当比普通职工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是纯粹的资本合作的企业，不具有劳动合作的性质，其大股东必须靠持有较多的股份来控制企业、管理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并非来自出资，而是来自特定的民主管理程序包括选举、任命、选聘，他们不持有较多股份仍可以对企业实施正常的、有效的管理。

2.职工个人股及同股同权原则反映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特征

职工个人股是指企业的职工向企业出资形成的股份。职工个人股股权的实质是一种身份股权，不具备企业职工的身份不能持有这种股份。职工每人持有一个股份。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同股同权的原则，便于职工个人股股权的行使，同时兼顾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两项特征，比较容易为企业职工股东接受。

3.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应为8人以上

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企业法人的从业人员应为8人以上。《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为2人以上50人以下。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职工都是股东，因而股东的人数一般要比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多。《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体工商户一般可以雇工7人以下。综合起来，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的人数应限定在8人以上为宜，不应规定股东人数的上限。

4.职工集体股、法人股、国家股不宜引入股份合作制企业

国家股、法人股、职工个人股并存于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弊大于利。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采用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但决不是股权设置门类越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越清晰。集体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渗入，反而使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显得不伦不类。而且，一个现实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职工集体股、法人股、国家股的股东无法参与企业决策，不能按一人一票的方式行使表决权。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机构

1.股东大会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股东大会的成员。股东之间同股同权，每人享有一票的表决权。企业重大事项由股东大会决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设职工代表大会。

2.董事会

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设立董事会，作为企业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也是企业的日常决策机构。董事会的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可以聘任经理，经理负责董事会决议的执行。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设董事会，由股东大会直接选举厂长或经理为法定代表人。

3.监事会

设立董事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是企业的监督机构，负责对董事会、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的监督。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对股东大会负责。

4.股东

由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股东身份的取得、股东责任的特殊性，应对股东身份的取得和股东责任详细立法进行规管。

（1）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身份的取得。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企业：企业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的出资者；不具备企业职工身份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企业的股东也不能脱离生产劳动成为单纯的自有资本的受益者。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中应当包括企业股东必须是本企业职工的内容。

应当允许具备职工身份的人不持有企业股份，并保护改制企业中没有能力出资入股的职工的合法利益。一方面应鼓励职工自愿出资，同时也要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入股的职工可在企业增资扩股时出资入股。

应允许职工个人股在企业职工内部转让。因职工每人只能持有一个股份，故股东只能向未持有股份的职工转让股份。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的股权为身份股权，故职工个人股份不能继承。在股东丧失企业职工身份（包括死亡、脱离企业）时，股份可以由企业内未持有股份的职工出资买受。企业不承担退还股本的义务，否则会引起企业注册资本的减少。

股东丧失企业职工身份后，如果原持有的股份暂时无人买受，则原股东或其继承人只能享有卖出股份的期待权，直至股份实际卖出时才能收回该项出资。在此期间，原股东或其继承人可以收取相当于当期股份红利的收益。

（2）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的责任。股份合作制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有权支配其全部资产包括股东的出资，有义务以其全部资产包括股东出资清偿企业债务。

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对企业负责，当企业资不抵债时，股东无须以自己的其他资产清偿企业债务，股东对企业承担责任以其持有的股份为限，这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合伙企业的主要区别。

股东一般应以货币出资，遇有特殊情况应允许股东以实物、工业产权等出资。后者出资必须经过中介部门评估。股东的出资是企业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一般不可减少，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不能撤回股份。

（五）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分配、变更和终止、法律责任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收益分配、企业的变更和终止、法律责任等事项，因其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大的相似性，这部分立法可以参照《公司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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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林飞.股份合作制的难点分析[N].天津日报,2008-02-03.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劳动者 个人所有制 剩余价值 生产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后，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 1871年， 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马克思将“重建个人所有制”修订为“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更加明确了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强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再度统一的新型产权结构。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把马克思的设想变成现实，农民股份合作制的诞生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一、我国农民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特征

我国新一轮的农村经济产权改革，是以马克思设想的“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为标志的农民股份合作制展开的，以“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为产权特征的农民股份合作制度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等方面释放出明显的制度优势。我国农民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制度特征相一致。

（一）坚持集体共同占生产资料的产权结构特征

马克思强调新型所有制产权结构的第一特征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是消除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制度保证。苏南模式的经验就是将全村土地和资产等生产资料归全村农民共同占有，虽然，土地等生产资料以股权的形式量化给村民，并且实施股权多结构设置，如设置村民量化的土地股、资金股和岗位股等，但是，农民在股份合作社的股东权利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法人资格，而是以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共同占有为标志，以股份的形式划分成具体的份额，但并不具体分给某一个成员，保留原来合作社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可以从法律上杜绝了由个人意愿随意转出属于个人股份部分的可能，充分保证了集体资产的积累问题。华西村模式体现的集体产权意义在于：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再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目标，而是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目标。

（二）坚持体制内实施按劳动产权结构分配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初，华西村就开始了中国特色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他们保持了集体土地和资产的共同所有，仅仅是在资产分配方面对收益进行股份式的量化分红，集体仍然拥有村级绝大部分资产的所有权，生产和收入均取得了快速增长。华西村的示范作用促使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村镇也开始了农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这部分农民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加农民股份合作制，并根据股份进行分配的。虽然表现出不同的产权结构，但是，在快速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效果。总结苏南模式共同富裕的经验：一是股份制中村民们共同占有股份，解决了“重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在制度内消除了资本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可能性，真正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是消除了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必要劳动报酬的不合理性，保证了每一个村民同时拥有参与生产资料分配的可能，劳动者终于拥有了超出保证自身再生产的收入，劳动者彻底摆脱了贫困，拥有更多享受物质文化需要的可能；三是出了对资产进行量化式的股份制分配，还按照这劳动者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把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给与更多的报酬。华西村是将每年企业利润收入的1/3分给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体现多劳多得原则。消除制度内剥削的农民所创造的劳动剩余价值是我国广大农村共同致富的唯一途径。

（三）坚持成员间生活资料产权结构的消费

恩格斯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联合体内劳动产品仅仅就全体成员的消费进行分配，多余部分重新作为联合体的生产资料再投入扩大再生产，成为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苏南模式的经验告诉我们： “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独特的产品分配方式——只针对消费品进行分配，生产资料永远不参加或进入产品分配的范围，这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在体制内防范资本侵占劳动剩余价值的关键。一般来说，在实行农民股份合作社的初期，大都实行固定报酬或保底分红和浮动红利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从分配入手，在积累和分配的平衡中实现逐年的发展。实行“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转制”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使闲置资金在统一经营中实现裂变增值，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又保证了广大农民在资产的不断增值中持续增加收益。华西村30年坚持两点分配原则：一是每年无论管理人员还是普通社员的分红，根据当年社会消费水平设分红上限，超出上限的分红必须作为集体扩大在生产的资金；二是如果富裕的农民想出华西村， 全部财产清零。华西村的分配被指责违反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长期以来饱受非议，但是，它却恰恰符合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制度设想，也是苏南模式发展集体经济成功的制度保证。

二、农民股份合作制发展的主要问题

考察我国农民股份合作制实践的发展状况，在榜样的示范和政府推进下，原家庭联产承包的农民在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竞争中，深感家庭式经济的困境，农民股份合作制就成为农民的现实选择。但是，各地区农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并不平衡，特别是产权结构的不合理已经成为农民股份合作社发展的瓶颈，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民股份合作制集体产权界限不明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股份主要包括：农民的个人股、集体股和企业股等。旧体制的集体资产产权的不明晰成为农民股份合制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的村镇还存在着集体股，使得既得利益团体在“维护集体经济”口号的掩盖下，通过经营项目、分配方案等重要决策，仍然按照村干部的意愿实施，通过加大各种以集体名义的提留比例获得好处，干部分配和行政开支不公开，在混合制的农村股份合作社里等于增加了庞大的集体股的分红。农民个人股份的产权遭到严重侵，参与集体股剩余的股权分红，利益得不到根本保证，意味着个人产权的丧失。集体股和国家股的设置会导致政企不分，企业无法通过改制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产权结构等。这种股权设置直接导致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不清、主体不明。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企业的积极性并没有很大地提高，企业决策的速度等也因产权界定不清、股权设置不合理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设置封闭

根据华西村等成功范例的经验，农村股份合作制中股权不允许自由流动和转让。他的合理性就在于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股份合作社发展初期是该类企业成长的必要保证。但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排斥转让权，将产权限制在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范围，一方面：必然导致企业产权交易和重组等资源重新分配难以实现，限制了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为寻求企业自身发展进行合理资源配置的能力；另一方面：农民所持有的股份长期限制在不可交易的内部股，容易弱化农民“用脚投票”的方式对自己企业和管理者的监督能力。同时，定义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可以改变企业产权主体虚置状态，增强农民爱社如爱家的积极性，有利于明晰产权，但也容易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和某些成员必结成利益同盟，使其他股东权益就会遭到侵蚀。管理人员和职工可能通过转移方式将本应是股利收入的部分转换成工资、奖金或福利等其他收入，造成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这容易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危害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农民股份合作制成员普遍均衡持股

我国农民股份合作制的产权设置均衡化的现象较为普遍，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现在的农民股份社通常是由原来集体所有制时期，生产队的全部资产进行折股量化到个人，即全体社员均衡地持有集体的股份；二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转制后，将农民的土地再次组合起来，即平均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次以个人股权的形式的合作化的原罪特征；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保证了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但农民收入普遍不高，主要以土地的方式入股而产生的均衡化。因此，企业成员均衡持股是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企业成员均衡持股的弊端：一是企业成员均衡持股影响提高企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成员均衡持股就相当于股份制中的“大锅饭”，这种均衡持股不能使职工真正地成为企业的主人，不能使职工真正地关心企业的发展；二是企业成员均衡持股削弱了经营者持大股的激励和约束效应。经营者持大股制度是一种经实践证明了的高效率激励与约束机制，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均衡持股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营者持大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利于企业长效机制的形成，而降低企业决策效率和运作效率。

三、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关系需进行的调整

农民股份合作社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当代现实版，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关系，这种新型产权的明晰和界定是发展和规范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关键。根据我国目前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断发展和规模化的特点，产权关系可以进行四方面的改革和调整。

（一）减少和明晰集体股比例

我国农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中，“集体股”的设置问题成了最大的难题，旧体制的集体资产产权不明晰。在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的村镇还存在着集体股，使得既得利益团体在“维护集体经济”口号的掩盖下，通过经营项目、分配方案等重要决策，仍然按照村干部的意愿实施，通过加大各种以集体名义的提留比例获得好处，干部分配和行政开支不公开，在混合制的农村股份合作社里等于增加了庞大的集体股分红。农民个人股份的产权遭到严重侵占，造成强大的集体股使农民只获得名义所有权，参与集体股剩余的股权分红，利益得不到根本保证，意味着个人产权的丧失。一方面，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要减少集体股的比例，村级集体资产直接参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现有集体资产的股权部分或者全部以合作股的形式分给对形成资产有贡献的村民和企业职工，对企业日后经营中所形成的积累也要定期界定股权，转增股本。积累比例可适当降低，适当提高分红比例，以刺激股东的投资积极性。对于企业的存量资产，要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划分。另一方面，对企业中的公积金也要进行界定。对公积金的界定可以按下步骤进行：首先，要搞清楚企业公积金的来源。从形式上来看，公积金是从税后利润中分割出来的。在目前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工资报酬普遍较低，有相当一部分本属于职工报酬的收入划到利润范围，从利润中分割的公积金中必然包含了一部分职工的报酬。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公积金的产权主体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各类股东，一部分是企业职工。同时，不同的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股东与职工的权益分割比例。

（二）引导农民股份合作制股权合理流动

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成立之初，由于其规模小，收益较低，股权合作只能以抱团取暖作为企业的有效行为，限制股权的流动是保证农民股制企业生存的底线。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均处于这个阶段。但是，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设置的封闭性特点，容易弱化农民“用脚投票”方式对自己企业和管理者的监督权利。同时，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权不能自由流动，限制了企业进行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的可能。引导农民合作社股权合理流动，是农民股份制企业规模发展的关键。通常适合该类企业股权流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农户加企业的模式促进企业股权的流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二是在证券或产权市场的股权转让模式。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规模、效益上都还没有达到国家上市发行股票的程度，因此它们希望向社会发行股票。周村区委、区政府适应这种需要，果断决定在社区内通过柜台交易发行股票，探索股权合理流动机制；三是新建或规模较小的企业股权流动可以采用企业内部流动的方式。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可以在股票市场尚未建立之前，由企业财务部门或内部银行行使对股份的管理职能，允许股份在企业和合作经济内部转移流动。但是随着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它们希望吸收更多的资金发展自己，也希望提高企业知名度，同时增强发展企业的动力。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三）适度提高企业经营者持股比重

股份制企业经营者持股比例问题是长期以来争论最多的问题，中央在规范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系列文件中强调：“职工之间持股可以有差异，但不宜过分悬殊”。这种规定目的是希望解决经营者和职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是，实践结果证明：持股比例的限制导致了农民股份合作制股权的平均化，即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持股所差无几，这实际上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一种“大锅饭”现象，这种做法不但无法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无法增强普通员工的竞争意识和约束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调动两者的积极性，经营者只有成了大股东以后，才有积极性去监督职工，并努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而且，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办法，并不是要他们持有与经营者一样多的股票，成为一样大的股东，最重要的是实行合理的分配原则，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改善职工福利等等。当然，我们在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持股比例时要注意一个度的把握。这样才能使股权设置在既提高经营者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强职工对企业运转的关注。华西村提高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营者的持股主要是通过绩效工资的途径解决的。华西村经营管理者的工资比例占到企业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时限制经营管理者的高收入的分配额，并规定多出的收入只允许再投入到股份中。华西村经营者是通过劳动取得的更多的企业股份，家大业更大，在庞大的村体集体股份中，华西村经营者也仅占企业总资产的4%左右，保证了企业的“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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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

股份合作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8-0181-02

1 农地股份合作制：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新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这一制度创新，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生产经营的实践中，我国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在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很好的探索，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是它的确推动了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制度。

学术界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股份合作制是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实行劳动、资金及其他要素的联合，容纳多种所有制；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从经济内涵上，农民集体所有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以特定的土地为股份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或以此种土地作为有价值的要素，实行股份合作制生产经营。从法律内涵上，它是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将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换算成股权，加入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从而变农户直接在承包土地上的经营模式为合作经济组织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全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它进一步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达到了农地流转和市场化的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它不能变更家庭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和原则。200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该通知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必须长期坚持。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这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基本前提。”股份合作制是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形式，所以它必须遵照中央的这一要求。

首先，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土地承包制的“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实施的，并进一步扩展到所有权、经营权和价值权的“三权分离”。农地股份合作制本质上是把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为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户把农地经营权交给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仅保留农地的收益权，并以股份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参与监督股份合作企业的决策、参加分红。在农地股份合作制下，农村土地上的法律权利被分解为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经营权（具体经营土地的农业合作社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享有）和价值权（农户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人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而该法第46条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时明确：“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而且无论怎样的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土地的股权必须在法律和承包合同确定的承包经营权的期间之内。可见，农地的股权基础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其次，农地股份合作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分配方式，而是进一步把它与股权分红结合起来。在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按照合同的规定或者根据竞包确定的费用上缴给农地合作经济组织，形成该合作组织的收入，然后将收入在集体股与个人股之间分配，或先扣除集体提留后在个人股之间分配。可见，股份合作制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交足国家的、上缴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股份合作制克服了在土地承包制下产权不清，集体与农户之间对剩余索取的模糊问题，因为农地股份合作制下的股权收益是由合同或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的。

再次，农地股份合作制并不违反土地承包制的地权均等原则。它把实物形态的土地经营转换为价值形态的土地经营，同时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成价值权（股权），但是并不改变原先农户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最后，农地股份合作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本质上说，它是在农户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之上再设立一个土地使用权，但是无论土地使用权如何变化，也无论使用权流转到哪一个经营者手中，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始终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制度的。

2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立法完善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兴的农村土地制度，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它毕竟只是个别农村地区的实践，还没有推广开来，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对这一新事物在法律上的性质及如何规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上来说，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原则上是获得承认的。这可以从我国正式的法律和党的有关政策中得出这一结论。

从我国的政策方面来说，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给予扶植、培养的。1995年，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续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严禁擅自将耕地转为非耕地。……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并有稳定收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在充分新生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适时加以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个文件已经承认“入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流转方式，而且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农地的“规模经营”方式，根据农业部的要求，对这种制度应该“加以引导”、“适度发展”。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农民采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形式兴办经济实体，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积极扶持，正确引导，逐步完善。”该决定提出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并且把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模式。而农地股份合作制恰是实践中出现的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股份合作制，因此对其应“积极扶持，正确引导，逐步完善”。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立法首先开始于我国某些省份的地方立法。1995年甘肃省颁布的《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承包方可将承包的特点经营权入股参加农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但不得将耕地转为非耕地。”1999年《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在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入股。……入股是指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折股加入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经营。”2000年《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31条规定：“承包期内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本着自愿有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对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入股。……入股，是指承包方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折股，加入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经营，以入股土地经营权作为分红依据，原承包合同继续有效。”

在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和有关制度规定的基础上，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确立了“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进而2002年12月修订后的《农业法》第28条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总结现有的关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看出制度层面上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法律和政策把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作为发展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它同时要实现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双重目的。

（2）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它与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农地经营方式是并列的，在有的法律文件中称为“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股权的基础。

（3）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具体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它要结合股份制与合作制的“自愿”、“民主管理”、“按劳分配”、“按股分红”等决策、生产和分配的原则。

但是，这些法律和政策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有待完善的地方实在太多。宏观地说，我国在农地股份合作制立法时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要确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的农业用途，以及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等股份合作的法律原则。

（2）土地成本经营权折股和分配的方法，包括社区土地的统一测量、评估，根据土地的数量还是根据人口数量折股计算，按照户籍分配股权，对迁入和迁出社区的农户如何分配，等等，特别要注意土地成本经营权转换成股权的衔接以及严格限制土地的农转非问题。

（3）农民土地股权的具体权能，包括股权的转让、继承、赠予、担保等流转方式，以及作为股东的社员权利和法律责任。

（4）股权分红方法，包括股权收益的计算、保底分红或者效益浮动分红，以及股权的调整等问题。

（5）设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形式，确立其法人资格，规定其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及其决策和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根据[J].调研世界，2002（7）.

[2]蒋励.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最优选择[J].农村经济问题，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