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投资论文范文

环保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 环境法制/环保投资/环保产业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从各国环境保护的实际历程来看，同一般的社会投资和产业发展不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是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所“引导”或者“转化”出来的。探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同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生态环保工作，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基本情况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法治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起了一个由宪法中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条款、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国际公约和条约以及配套的标准等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5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已达上百件。各地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与资源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达1500多件。我国批准和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条约48项。 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整个过程来看，从规划、项目决策到污染物最终处置的整个过程来看，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一些重要法律制度。如在规划和计划环节，形成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制度；在建设项目环节，形成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在生产、经营和污染治理环节，形成了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近年来，在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的影响下，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有了新的变化，调整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从源头防治污染成为立法的重要方向。随着《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有关清洁生产审计、环境管理认证、环境标志等制度也逐步得到实施。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新的《节能法》的颁布实施，鼓励清洁能源利用和节约能源的一系列新制度得到实施。 二、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近三十年的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过程中，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从两个方面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一方面是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引导形成环保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直接引导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初步消除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信心，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各类可再生能源开发规模增长迅速，风电2006年底吊装完成装机容量133万千瓦，比过去20年的总和还要多；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能力达到创纪录的30万千瓦，比2005年增长15万千瓦，超过世界生产能力的10倍；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1800万平方米，比2005年增长200多万平米，累计使用量接近l亿平方米。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入，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三大石油集团、神华集团、长江电力、申广核、广州粤电等，纷纷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风险投资和民间资本开始介入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到2007年底，大约有20家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一些大公司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分别在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和国内等主要股票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了200亿美元。由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拉动，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制造业发展迅速，上海电气、大连重工、东方汽轮机和哈尔滨电气等大型装备集团也开始进入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国际主要的风机制造企业或企业集团也开始进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到2008年底，我国已拥有70多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和大批配套厂商，其中18家已有兆瓦级风机样机，其中6家具有成机生产或集成生产的能力。年生产能力超过10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企业超过15家，其中进入世界十强的2 家；太阳能热水器制造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 在直接引导政府和企业投资方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曾对修订草案的预期效果及需要的投资作了一些初步的估算。从当时修订内容来看，如果在法律公布后，执法到位，各项法律规定切实得到实施，预计将取得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得到控制的基础上，开始逐年减少；重点城市大气质量明显改善；机动车排气污染得到控制；城市扬尘得到有效控制。实施有关法律规定预计所需投资是： 1.总量控制方面：控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实现到2010年使“两控区”内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000万吨左右的目标，约需治理投资180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180亿元； 2.重点城市污染控制方面：从当时34个重点城市（扣除达标的13个城市）来看，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沿海开放城市。如福州、汕头、苏州、湛江等，这些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大气质量也较好，实现大气质量达标不需要更多投入，平均约6亿~8亿元；第二类是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虽然经济条件好，但治理大气污染任务较重，实现达标需要较大投入，平均在250亿~300亿元左右；第三类是其他城市，如郑州、杭州、青岛、桂林等，实现达标平均需投入15亿~20亿元。综上所述，这34个城市若实现达标，约需投入1200亿~1500亿元。3.机动车污染控制方面，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使机动车污染控制达到国家新规定的排放标准，所需的控制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 ~0.7%。4.扬尘污染控制方面，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控制远比工业污染治理简单易行，只要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加强管理，不需要多少投入，就能够取得成效，根据北京市实例测算，防止施工扬尘费用仅占整个工程概算的0.1% ~0.3%。虽然法律实施后的情况与原来预计不尽一致，但有关法律规定会引导大量公共财政和企业资金投资环保投资是确凿无疑的。近年来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虽然未作类似的估算，但其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实际影响作用是相近的。 2001—2006年底，六年时间内，全国环境污染治理累计投资为10965.3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203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1834.5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2927.8亿元。 三、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 当前，由于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本身的缺陷和法律实施的缺失，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方面的潜力和作用还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尚不能为实现环境保护规划目标，落实环境保护规划的投资及其他各项保障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根源主要是： 1.一些重要的环境领域尚处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不能确保这些领域获得市场注意和社会投资。这结领域包括循环经济发展、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土壤污染防治、湿地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维护管理、生物安全等。同时，法律规定大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阻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制约了法律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引导效应的发挥。 2.市场调控手段缺乏，缺乏激励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激励机制。在这方面真正实施的只有排污收费、污水处理收费、电厂脱硫加价等几项制度和政策，并且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其他起抑制环境污染的环境税费和鼓励环境保护的环境补偿制度基本是空白。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和合理的制度设计，相应就不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发展环保产业。 3.公众参与缺乏有效的立法保障，相应的社会调控机制尚未有效发挥作用，社会自觉的环保需求不足。在发达国家，以自愿协议、环境标志、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社会调控制度，已经在法律上获得有效保障，成为政府、市场之外保护环境的重要社会调控机制，成为环保需求和投资的重要引导力量。 4.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问题相当突出，法律规范的环保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不能带动相应的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中央部门缺乏对地方部门的领导和制约能力；行政执法力量特别是基层的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力，许多违法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社会的守法意识还不够高，一些政府领导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干扰正常行政执法工作，为某些违法行为袒护；司法部门办理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件的能力不足，办案不及时，处罚力度不够。 四、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目标和方向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了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相应对中国的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目标、新方向。在今后长时期内，我国环保立法应当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基本方向，以循环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为重要领域，逐步形成涵盖全面、制度健全、法规与技术规范配套的环境法体系。 1.在立法目标上。应当从防治单项常规污染物和保护单项生态要素，转向重视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安全，转向重视保护生态系统的系统整体存在价值；从注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向注重生产全过程控制，注重优先采用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手段；从重视防治单项、局部的环境问题，逐步转向防治区域的和全球的环境问题；从注意防治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转向同时注重防治生活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从强调政府调控，转向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和社会调控机制相结合。 2.在立法框架上。在总体框架上应当逐步形成由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或者政策框架法、单项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构成的完整法律框架。当前要把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生物安全）、资源节约和有毒有害废物监管等作为法律制定或者修改的重要领域。对每一单项实体法律，应当大力加强配套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所构成的配套体系，强化法律的可操作性，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创造条件。根据各地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当努力制定一些更具有地方适用性和针对性的专项地方性法规。 3.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要在已经基本建立的常规污染物行政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危害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和机制，包括绿色GDP考核制度，以强制性的环境和资源标准为核心的产业指导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增强政府在产业调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综合决策和协调能力。在市场引导方面，应当逐步建立有关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价格形成的制度，探索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效率；研究探索由资源税费、环境税费构成的“绿色税收”制度和资源、环境使用权的交易制度，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市场运行机制。在引导和扩大公众参与方面，应当积极努力，逐步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各种权利；完善有关环境状况信息和环境决策信息公开化的制度规定，完善公众参与各种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完善相关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行政赔偿的制度和程序；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推进环境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健康文明和对环境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4.在法律实施机制上，要在改进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实施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效力。从行政主管部门来说，要加强监测能力、监督管理能力和紧急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要加强中央和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垂直领导；从社会公众来说，要引导和扶持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包括专业性组织和社区组织，支持其参与环境监督。在这方面，首先要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本身就是最好的监督手段。 注释: “三同时”制度，是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它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是防止新污染和破坏的两大“法宝”，是我国预防为主方针的具体化、制度化。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审议通过后，从价格、税收、强制性市场配额和并网接入等方面鼓励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如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 整。上网电价应当公布。” “两控区”是指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根据气象、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可以将已经产生、可能产生酸雨的地区或者其他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即“两控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005年2月28日通过，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环保投资论文篇2

摘要：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高效的环保投资与企业的业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为此，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关键词 ：环保投资效率；企业业绩

一、引言

环境污染防治的方法之一是环境保护投资（简称“环保投资”），它作为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是针对防治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我国企业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虽然，有学者认为环保投入是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颉茂华，2009 等），但是如果没有较好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仅有环保投入的增加，产生好的环境效益是很困难的。

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否会带来较好的企业业绩呢？在国内外文献中，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现有的文献里，学者也未对此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的业绩之间究竟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为此，本文选取2009~2011 年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后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直接采用环保投资效率概念的较少，其他相近的概念有环境绩效、生态效率、环境效率、环保投资效益等。

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公司特征、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与环保投资效率。杨俊等（2010）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提高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工业比重上升、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胡海青等（2008）研究发现GDP增量是环保投资增量的原因。而王金南等（2009）则认为环保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缺乏关联性。

二是公司特征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何丽梅、侯涛（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安树民、张世秋（2004）认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低效率问题是由技术水平低、工艺质量差和设施运行管理方式的不合理所造成的。

三是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互相影响。许多学者发现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Cormier 和Magnan，1999；Hughes 等，2001；王建明，2008），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Ingram 和Frazier，1980 ；Uchida，2007）。

四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如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影响（Liu 和Wu，2009）、环保法规的影响（毛如柏，2010；李卫宁、陈桂东，2010）、环保信息沟通渠道的影响（张雪梅、万骞，2010）等。

（二）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企业承担环保责任、追求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这也有助于其构建良好的声誉（Fombrun & Shanley，1990 ；Linthicum et al.，2010；Verschoor，2005），从而为它带来丰厚的声誉效益，进一步对企业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从环境战略角度来看，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从长期来看，不仅可以确保企业高效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塑造环境管理能力、加大环境科技投入与研发的力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降低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业绩（Porter，1991）。

从风险角度来看，企业环保投资力度和效率的水平不同，其环境风险的大小也有所不同。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它所承担的环境负债与环境成本越低、产生的环境收益越高，从而影响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定价，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的业绩（田翠香，2010）。

然而，由于环保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往往缺乏环保投资的主动性和热情（Dasgupta 和Laplante，2001）。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企业对环保事业的投资完全不符合经济利益最大的财务管理目标，因为企业对环境治理与环保项目的投入，会迫使其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污染的预防与治理，从而挤占了其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资金，增加了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对企业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企业的环保投入效应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效的环保投资所产生的声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技术补偿效应以及环境能力的提升对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等都需要经过一定时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因此，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环保投资其实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费用，会挤占企业对其他营利性项目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降低企业业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1A：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好。

假设1B：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1 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作如下剔除：（1 ）剔除了ST公司；（2）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2009~2011三年共541 家样本公司。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以下几种途径：（1 ）企业环保投资额的初始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经过手工收集和整理而来。（2）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 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所有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数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perf=α0+α1EPIE+ΣαkControlvariable+ε

其中，Perf为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分别考察了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影响。其中会计业绩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市场业绩本文使用Tobin’Q来衡量。EPIE 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具体计算方法见后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成长性（Growth）、存货（Inventory）、总资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应收账款占比（Rec）、行业集中度（HHI）、高管持股比例（Mshare）和企业产权性质（Natur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后文。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我们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率（Roe）来衡量会计业绩；使用Tobin’Q 来衡量市场业绩。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环保投资绩效是构成环保投资效率的最主要因素，说明在环保投资效率的构成中环保投资绩效应占据很大的权重。正因如此，本文在探讨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时，以企业环保投资绩效（EPIP）作为替代指标。

并根据环保投资额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EPIE=EPIP/EPI，其中EPI 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投资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列示了本文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 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Roa、Roe 和Tobin’Q的均值分别为0.061、0.1136和1.6629，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6.1%、净资产收益率为11.36%，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的均值为1.6629。解释变量EPIE的均值为0.0347，中位数为0.0049，标准差为0.107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 和0.8116，说明样本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存在较突出的个体性差异，由于本研究的环保投资效率（EPIE）是由企业的环保投资绩效（EPIP）除以环保投资额（EPI），由此表中数据也反映了总体上企业在环保投资上取得的绩效偏小。

（二）相关系数分析

表3 显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环保投资效率（EPIE）与企业会计业绩（Roa、Roe）负相关，与市场业绩（Tobin`Q）正相关，但均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企业成长性（Growth）、存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行业集中度（HHI）都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Nature）、两职合一（Chair_CEO）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Size）、存货（Inventory）也与企业业绩显著相关。地区（Zone）和资产负债率（Lev）也都与环保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从表中来看，除了流动比率（Liq）和资产负债率（Lev）的相关系数为-0.67 之外，其他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5，而且基本都显著，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但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表4 报告了本节的实证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列（1）和列（2）是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的系数在列（1）和列（2）中均不显著。对市场业绩的影响如列（3）所示，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在列（3）中也不显著。我们可以发现，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当今绿色环保的理念盛行，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环保投入的重要性，开始追求绿色行为。然而，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其在环保上的投入究竟是否能够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呢？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08~2011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中国A 股上市公式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企业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环保投资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上面，而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绩效状况，总体均比较低下，因此，两者不存在很稳健明确的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11BJY136）。

参考文献：

[1]Charles Fombrun and Mark Shanley.1990.What’s in aName Reputation Building and Corporate Strategy [J].The Academyof Management Journal，33（2）：233-258.

[2]Ingram, R. W. and K. B. Frazier.1980.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8(2): 614-622.

[3]Hughes, S. B., A. Anderson, and S. Golden.2001.Corporate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re they useful in determining environmentalperform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217-240.

[4]Liu, C. and C. Wu.2009.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Reputation and Voluntary Investment[J].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June:124-137.

[5]何丽梅，侯涛.2010.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8：99～104.

[6]杨俊,邵汉华,胡军.2010.中国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49～55.

[7]李建,胡海青,张道宏,常伟.2008.环保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模糊综合评判[J],统计与决策,6:186～188.

[8]王金南,逯元堂,吴舜泽,朱建华,刘瑶.2009.环保投资与宏观经济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4：1～6.

环保投资论文篇3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二、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进入现代化比我国要早很多，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历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以保护。其中对于生态的投资，也较之我国早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在分析了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之后，提出了新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得出要通过降低生育率以稳定人口、调整经济的手段（包括财政引导、税负转移、补贴转移、许可证交易和对财政调整的支持等）、加速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转变等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地球。书中其实就涉及到了生态投资的主要议题：生态投资的来源，生态投资的多样性和生态投资的方向。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纳特拉斯,玛丽•奥特梅尔著有《与虎共舞:环保导向带来企业成功》一书，介绍了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在满足持续财务绩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加大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视，投资于生态环境，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而具体的关于生态经济的学说，国外和国内一样，也是从环保投资中引申出了生态投资的概念或是就认为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是同一个内涵。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环保投资包括：（1）环保设备的投入；主要是指“三废”处理和污染控制设备的投入，用于自然保护和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投资；（2）环保服务投入；（3）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而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于生态投资的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体现，发达国家中，瑞士生态环保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家庭三部分承担，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投资方向上，废弃物的管理花费最大，占整个环保投资的1/3强，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治费用次之，各占25%左右。而加拿大则设立了环保开支账户(EPEA)作为环境和资源账户体系(CSERA)的一个分支，其范围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土壤改造等方面的费用，但是，提高健康水平、美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则不包括在内。其投资的主要方面有：（1）关于环保的家庭开支。家庭环保开支是指居民对控制和减少日常生活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而支付的费用。（2）政府对环保的现金和资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3）商业资本运营对环保的支出。而意大利对环保投资的分析以账户的形式反映在区域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并影响着环境政策。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已着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和实践。美国生态环保产业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市场融资、企业自筹和公私合作（PPP）模式筹集更多的资金。而日本则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于贷款项目基金、政府金融机构支持融资、会计预算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融资来满足其生态投资的需求。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态投资概念是由环保投资概念演化而来，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新形势下,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忽视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活动；忽视了生态产业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难以真实反映生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我国新时期生态投资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本文的着重点之一就在于剖析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扩大生态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加以探讨。

环保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 地方政府； 环保行为； 环保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10-04

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企业总是试图避开环境责任，尽最大可能使污染成本外部化，由社会承担企业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资本的逐利性也使得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影响，从而要求政府从环境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投入等方面，对企业进行积极促动和引导。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权威性、不可替代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政府在促动企业环保投资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4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加入了完善行政强制措施，明确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完善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加大环境违法责任，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等措施，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将加大力度，逐步成为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首要驱动力。基于这一制度背景，本文将对地方政府环境行为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探究地方政府环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的作用，并提出政府环境保护行为层面的实证证据和监管建议。

一、文献回顾

张功富[1]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 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污染不是企业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政府干预对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唐国平等[2]认为政府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存在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充分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姜锡明和许晨曦[3]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规制压力之一，政府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投资有着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胡应得[4]认为，排污权交易政策通过改变企业的资本要素分配，增加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环保行为决策。

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一是股权特征。大股东和管理层出现“合谋”倾向，均缺乏环境保护投资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会投入更大的环境保护金额[5]。二是董事会构成。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一般为法律、财务、经济等方面的专家，能够以独立于公司管理层的角度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决策发表意见，进而影响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决策，企业内部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减少企业环境保护投资不足的状况[6]。三是资产负债率。单位自筹资金比例与环保投资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环境保护投入较多的企业会比环境保护投入少的企业实力强，进而受到银行的亲睐，优先发放贷款[7]。四是公司绩效。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就企业本身来说，其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动因依然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和企业的荣誉[8]。

因此，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环境政策等对企业污染排放和资源浪费等行为进行管制和相应惩罚，约束企业的环保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又积极采取税收减免、现金补偿、信贷优惠、环保宣传等手段鼓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引导企业主动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由此，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断，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对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同样具有推动力？

二、研究假设

政府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行为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李建发和肖华[9]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自主的环境保护投资行为主要是为了遵循环境法规对环境保护支出方面的要求，对于未来预计的环境保护投资也同样是为了遵循环境法规的规定，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受环境法规的影响较大，随着我国环境立法的不断完善和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的不断更新，企业遵循环境法规的环境保护投入将日益加大。来自政府环境政策与环境监管的外部压力，通常是企业采取主动环境行为的最初动因。强制性环境政策的实施，包括政府的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配套标准的制定和颁布，会“逼迫”企业进入主动环境管理的轨道，也就意味着在政府环境监管压力下企业会“不得不”采取环境治理策略，以避免可能的环境处罚成本和政治风险。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本文考察的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主要包括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筑项目“三同时”环境保护投资，这部分投资一部分会流入工业企业，另一部分会流入建筑行业企业。政府环境治理的投资会给予这类上市公司更大的自主性进行环境保护，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主动的环境保护投资必然构成企业的产品成本，而基于市场上多数企业选择规避环境投资的行为考虑，多数上市公司会选择不进行环境保护投资以降低产品成本。如果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保护投资，这项成本就不会被加入到企业的产品中去，进而促使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因此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成为促使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因素之一。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政府环境监管力度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的关系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市场失灵，需要通过政府监管手段进行协调。排污费作为一种市场环境污染调节的手段，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重要途径。第二，政府环境监管手段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是庇古税和科斯定理，而排污费交易的理论依据也是庇古税和科斯定理，排污费的征收有助于上市公司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由此可见，政府环境监管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存在必然的联系。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监管的处罚力度越高，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排污费用，更可能面临严重的行政处罚，这样企业不仅面临着收益的减少，更可能使信誉受损，因此在政府严格的环境处罚力度下，企业为避免环境污染行为和触犯环境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而依照国家规定主动投入污染治理设备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实现节能减排。由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通过环境宣传、环境教育、能力培训和环境影视等方式，组织和开展针对企业、社区、学校、公众等各类形式的环境知识宣传与教育，致力于提高社会各界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而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与企业合作，组织环境保护方面的竞赛及媒体宣传活动等，使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受到更普遍的公众关注，对于促使企业主动采取环境保护的投资决策有着很好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将环境保护知识及相关政策传递给企业员工、消费者、投资者以及管理者，促使消费者选择具有环境保护效应的产品，潜在投资者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具有较低环境风险的上市公司，因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间接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由此提出假设5。

假设5：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定义

本文以“环境保护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来量化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同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包含的范围较广，为了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带来的外部监管压力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本文选取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金额、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五个方面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监管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的影响。同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公司规模、公司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性质、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行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二）模型构建

在以上理论研究与变量设计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采用企业环境保护投资规模（EPI）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3年四年间上海证券交易所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样本并进行数据整理。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部分被ST、*ST、SST的上市公司；（2）剔除部分金融证券行业的上市公司；（3）剔除存在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257家样本。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取自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环境年鉴》。

四、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对数据的分布情况进行简单分析，并据此推断各变量的分布情况，对实证检验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观察表2可知：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为16.9397、11.5129和22.2206，但其方差大于11，说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整体分布不均匀，浮动比较大。

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最大值为14，均值为1.71，其标准差为2.2400，大于均值，说明各地区环境政策的制定差异较大，且多数地区环境政策出台较少。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最小值为2.4765，最大值为5.9164，而其均值为4.3825，说明大多数地区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较大。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的均值为10.4190，接近最大值12.2097，说明全国对于排污费的征收并不懈怠，环境污染监管强度高。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分布较均衡。地方政府环境宣传教育的均值较接近于极大值，且方差和标准差较小，说明多数地区环境宣传效果较好，且差异不大。

（二）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表3得出以下回归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就是复相关系数R为0.704，调整R方为0.473，说明本文的模型解释了被解释变量近一半的变差，由于影响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接近50%的解释度已经很好，达到预期，因此模型的拟合度通过检验。模型的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D.W值为1.962，接近2，说明方程整体效果显著。模型F统计量大于21，解释度较高，且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说明在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效果很好，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的相关系数为0.064，回归系数为0.088，说明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假设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的相关系数为0.030，回归系数为-0.471，说明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负相关，实证结果与假设2相反，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环保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造成企业并不主动采取环保措施；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的相关系数为0.000，回归系数为0.464，说明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假设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的相关系数为0.238，假设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呈现微弱的正向影响。由唐国平和李龙会[5]的研究成果可知，地区环境监管强度对上市公司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呈现“U”型线性关系，在监管强度达到“拐点”之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额会随着监管强度的提高而逐步增加，因此本文认为地区监管强度正逐步走过临界值；地方政府环境宣传教育相关系数为0.816，假设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说明政府的环境政策会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负相关，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推动企业进行环保投入，政府需要逐步转变自身环保投资主体的地位，逐步推动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说明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大，对企业征收的排污费越多，征收的排污费用于环境保护的越多，而对辖区内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行为越能产生正向的影响。

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地方政府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及规章制度建设，保证有法可依。第二，地方政府需要在政府职能和市场本身机制之间进行投资主体的角色平衡，逐步转变自身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机制，把作为环境污染主体企业逐步推向环境保护投资主体地位。第三，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监管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充分发挥“污染者付费”的导向作用，完善排污权交易以及污染许可证的执行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功富.政府干预、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9）：38-44.

[2] 唐国平，李龙会，吴德军.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境保护投资[J].会计研究，2013（6）：83-96.

[3] 姜锡明，许晨曦.环境规制、公司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J].财会月刊，2015（9）：9-13.

[4] 胡应得.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传导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6）：88-91.

[5] 唐国平，李龙会.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J].财经问题研究，2013（3）：93-100.

[6] ENG L L， 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olicy， 2003，22（4）：325-345.

[7] 李志敏.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 阳静，张彦.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财会经纬，2008（5）：89-91.

环保投资论文篇5

按照投资的定义划分，我们通常将投资划分为实物投资和金融投资两类，实物投资是指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厂房、设备、住宅等方面的实物资本的投资行为，而金融投资则是金融投资学中对于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的投资行为，本文探讨的主要是金融投资行为。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扩大再生产理论，实物资本投资应该是投资的本质，那么，本文认为金融投资只是对实物资本投资的外在表现或补充，它只是为实物资本投资筹措货币资金的手段之一，也可以说是进行实际投资的前期准备。而投资环境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投资者的金融资本投资活动营造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是金融投资必须依靠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运行系统。这一复杂的系统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等。

根据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环境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指投资环境中的金融环境（一般也包括在经济环境中）；另一种是指对金融产业投资起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即金融产业的投资环境。而且金融环境和金融产业投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之间很难清晰划分出一个界限。金融产业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提高将极大地促进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兴旺，进而改善其他产业投资的金融环境。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中的金融投资环境得到响应和改善，必将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资金融通，增加资本供给，并使其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由于货币资金在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以及货币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作用，将会使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充满活力，金融投资业务量急剧增大，进而推动金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产业的投资环境是指围绕金融资本存在和产生，并影响它的规模、结构、投向和方式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总和。其主要包括金融运行的外部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等；金融系统的现状，如金融产业的区位优势、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金融政策法规、利用外资规模、上市公司数目、自身存贷水平和金融人才状况等。

本文所要论述的金融投资环境是指第一种含义，是指投资环境的一部分，是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方面中与金融投资环境有关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投资环境。

二、影响金融投资环境评估的因素

（一）科技与管理环境系统

现代社会的科技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创新产品已融入了各行各业的各个环节中，且良好的管理水平会带来良好的投资保障，因此，金融投资环境会受到其很大的影响。

1.科技水平。如今无论是证券交易所市场还是场外市场，通过电子交易系统的投融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金融交易系统又足够高的安全保障，从而尽量避免操作风险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这也要靠科技的发展水平来提供保证。

2.创新水平。金融创新发展已越来越快，对于各种风险的规避，对于各种获利机会的追逐，都使得金融创新成为当今金融投资的热点，金融创新活跃对于一个金融投资市场是充满活力的元素。

3.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管理水平和充足的人力资源能使得金融投资环境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空间，能不断完善金融投资环境。

（二）金融企业环境系统

金融企业在当代金融市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为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融资者提供各种服务，有时还起着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作用，对金融投资环境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1．专业机构。金融行业的专业机构的数量是衡量这个金融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投资环境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而金融专业机构可以为金融投资活动提供更好的更加专业的投融资服务，这有利于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的形成。

2．存贷款、信用、保险情况。现在，人们持有金融资产的形式多样化，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人们还是大都持有储蓄存款，企业也更愿意向银行贷款，而当今的信用经济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保险资产的投资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3．硬件设施。金融投资环境的建立，是要依靠必要的物质设施投入来完成的。硬件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金融投资环境的好坏，它是投资者直观的视觉感受。

环保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融资租赁、环保设备、环境保护

一、融资租赁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融资租赁交易最早出现于美国。1952年美国人H·杰恩费尔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裘国国际租赁公司，从而开创了融资租赁交易的先河。该种交易方式颇受当事人各方的青睐。[1]相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国融资租赁，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起步较晚，直到1981年我国才成立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交易方式在我国发展迅速，融资租赁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和引进外资的重要途径。[2]它是一种集金融、贸易和租赁为一体的新型交易方式。我国1999年《合同法》的出台，将融资租赁合同作为专章予以规定，这对保障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历经3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融资租赁业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可以说无论是从经营规模、服务领域还是业务范围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提升。

资料显示，近年来，国外金融机构、投资机构、跨国公司及国有大型设备制造厂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民营投资机构等争相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截止2011年1月底，中国已有超过200家融资租赁公司，其中金融租赁公司 7家，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53家，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140家，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二、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特征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成立，要有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和出卖人。两个合同包括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3]其中出租人是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公司，而不能是自然人、一般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目前具有出租人主体资格的机构有二种：一是，依据2006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制定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由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二是，依据2005年2月17日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对于承租人的主体资格，我国《合同法》并没有特别规定，但我国曾签署的《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第一条规定："融资租赁交易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规格要求及其所同意的条件同供货人缔结一项供货协议，据此，出租人取得工厂、资本货物或其他设备；并同承租人缔结一项租赁协议，授予承租人使用该设备的权利，以补偿其所付的租金。"公约明确了适用范围，排除不适用于个人或以家庭为目的的交易。

三、企业环保设备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企业如何能够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保设备的投入是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大部分企业由于过去环保意识不强，对于环保设备资金投入少，环保技术相对落后。有企业没有资金投入环保设备或者是原有的环保设备已经无法适应企业的发展又没有后续资金进行设备升级。如何在激烈的市场中不被淘汰，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环保设备的投入也是适应市场发展的实力体现。

环保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企业为改变资金短缺的现状，企业又急需引进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技术。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的情况下，如果要改变这种资金短缺的情形，就不得不寻找资金的支持。再者企业的融资渠道也极其狭窄，也需要融资租赁投资人的支持。国际租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运用融资租赁可以帮助企业增加环保设备的投入，运用融资租赁可以支持企业设备改造，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环保设备融资租赁模式社会化认识程度低。

很大一部分污染企业基本上都是自己投资购买建设环保设备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投资建设环保设施。由于对融资租赁模式认识程度低，环保设备投入后，没有后续资金维持设备的运转。而与此同时，我国环保服务业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工业污染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运转而影响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根据融资租赁集融资与融物的这一特征，不仅要体现融资的特点，同时也要发挥融物的功能，但是就我国目前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看，它更多的是发挥了融资的功能。

（二）由于现有的环保设备运营管理方式的不合理导致的。

由于企业管理方式落后，技术水平低，工艺质量差，未达到环保设计的预期效率和效果，一些环保设备投入建成之后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一些环保项目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便仓促上马，致使治理技术不过关，运行成本高，使得环保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环保投资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造成大量的浪费。投资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环保投资的缺口。

（三）环保投融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要求。

我国目前针对融资租赁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合同法中规定，针对行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有银监会制定《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和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在我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融资租赁模式目前在医疗设备，大型工程机械等领域有较好的发展经验，但是在环保设备领域的发展却是举步维艰，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限制约束了融资租赁在环保设备领域中的发展。

（四）企业环境责任意识淡薄

公司环境责任是公司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谋求股东及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所负有的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义务，主要指的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应履行行的作为与不作为义务，与公司环境义务含义相同。按外延式界定方法，则可将公司环境责任具体化为各种保护环境资源、对环境污染与破坏采取预防、治理措施的公司义务。如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清洁生产义务、环境有害预防义务、达标排放义务等。[4]

四、环保设备领域引进融资租赁模式的对策

国外环境保护投融资立法及其发展经验，对我国在环保设备领域探索这种新型的融资模式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发展着种模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环境保护，减少环境污染，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方式，创新环境保护融资机制。

（一）在社会中加大宣传环保设备运用融资租赁的优势

面对融资困难，很多企业管理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同时也缺乏专业知识指导，由于不了解融资租赁的相关法律规定，仍不愿主动接受新型的融资方式。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利用多种宣传媒介，在环保设备融资领域加大对融资租赁这一新型融资理念和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不断提高融资租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强行业交流与国际合作，支持举办国内外研讨会等各类交流活动。

（二）进一步开放融资租赁市场，允许民间资本投入到融资租赁行业中，培育社会化投资环境。

在租赁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投资人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建立租赁公司来经营租赁业务，还可以通过投资于租赁基金、杠杆租赁等交易，只投资但不参与经营来进入租赁行业，并以此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融资租赁这种模式为社会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领域。政府应制定一些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税收和价格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于环保设备领域。

（三） 完善法律法规发挥融资租赁模式在环保设备领域中的优势

我们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设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与之相关的还有银监会制定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和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但是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而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也不能使融资租赁的权属关系得到有效保障。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局面很热现状也严重影响了交易双方的权益和交易的稳定性，约束了社会投资主体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积极性。由此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融资租赁经验和立法，加强融资租赁相关法率法规的建设和完善至关重要，应积极解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配套问题。同时加强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研究出台各项促进其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

（四）强化企业环境保护理念

运用法律强制机制使得企业强化环境保护理念，法律强制机制是目前最重要的强化企业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的措施。但强制不是万能的，强制是否成功，既取决企业是否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在道德上认同环境保护，还取决于强制的力度和持续性。当企业不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强制的成本就会很高。运用法律强制机制毕竟使得企业被动强化环境保护，我们认为应当同时采取市场引导和政府激励机制，创新融资租赁的功能，使得企业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获得利益，这时企业会主动强化环境保护的理念。

结语

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环境不断改善，社会需求巨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应转变认识观念、不断完善融资租赁服务体系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扶持环保设备融资租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拓展新的租赁业务和租赁市场，大力发展环保设备融资租赁。

参考文献：

[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9

[2] 张稚萍.论融资租赁和我国融资租赁立法[D].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3]佟强.关于融资性租赁问题的理论探讨[J].中外法学.1992年（1）：17

[4]吴晶.公司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长安大学硕士论文

环保投资论文篇7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影响甚至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内学者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的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总体来看还存在着以下问题：（1）一些研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较小，在进行E--G两步法分析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时可能造成参数估计的误差较大。（2）一些研究没有考虑误差修正对Granger因果关系的影响。（3）很多研究在建立C--D生产函数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力这一因素没有考虑其质量的变化。（4）一些研究忽略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因此，本文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我国1990～2009年近20年的统计数据，采用VAR模型下的JJ协整检验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建立长期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进而寻求GDP、劳动力、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以及TFP全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

1模型的构建

1.1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与C—D生产函数

GDP用来衡量经济产出，在生产函数中常以Y表示。经济产出Y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劳动投入（L）、经济建设投入（K）、环保投入(H)以及综合衡量知识与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与制度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1.2参数的确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时间序列数据来源均为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GDP：采用1990～2009年我国GDP历年统计结果，并折合为1999年的不变价格。（2）K(t)：由于相关的数据比较难收集，因此这里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经济建设资金，并折合为1999年的不变价格。（3）L(t)：本文的劳动力L使用历年统计的全社会职工工资总额，而非传统方法采用的历年从业人员总计，原因是前者包含着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质量变化等因素。应用时以1999年为基期，折算成以1999年为不变价格的职工工资总额（如图1）。（4）H(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环保投资的主要部分，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中环保投资数据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代替，并采用历年统计的并折合为1999年的不变价格（如图2）。

2数据统计与模型的实证分析

2.1统计数据的处理及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模型的“虚假回归”或“伪回归”的问题，要求各时间序列的变量具有同阶平稳性且相互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首先需对时间序列Lny、Lnk、Lnh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在ADF检验过程中最优滞后阶数选取的原则为:在保证残差不相关的前提下，AIC值或SC值越小越好，本文采用AIC准则。

2.2VAR模型与变量协整分析

在确定了时间序列变量Lny、Lnk、Lnh同阶平稳性后，通过协整分析来判断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能排除“虚假回归”或“伪回归”问题的可能性，本文运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J检验法。在采用JJ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先构建Lny、Lnk、Lnh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构建模型中滞后阶数的选取尤为重要，确定时要综合考虑LogL、LR统计量、FD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HQ信息准则。运用Eviews6.0建立VAR模型并进行滞后阶数的选取（见表2），可知LR、FDE、AIC、SC、HQ均指向1阶滞后。因此，本文选取1阶滞后（见表2）。为准确地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还需对VAR模型进行滞后排除检验（见表3），可知内生变量Lny、Lnk、Lnh的第一阶滞后χ2统计量分别为7.487764、10.44207、8.739941，相应的概率P值为0.04787、0.015159、0.03295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说明在VAR模型中，Lny、Lnk、Lnh所有的滞后内生变量是联合显著的。第一阶滞后和Joint所在元素的χ2统计量=35.40513，相应的概率值=5.05e-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VAR模型选取一阶滞后（见表3）。之后进行内生变量的协整检验，根据式（2）协整方程应包含截距项且有线性趋势。在此前提下，将检验的滞后阶数选取为1阶，则基于VAR模型的JJ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存在零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41.46278,5%的临界值=35.01090，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从而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13.96667,5%的临界值=18.39771，迹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进而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拒绝没有协整方程的零假设，支持存在1个协整方程的假设。也就是说内生变量Lny与内生变量Lnk、Lnh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具有线性趋势。

2.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Lny与Lnk、Lnh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则各个变量之间必然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然而对于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首先要通过差分的方法使变量达到平稳，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趋势，因此在VAR模型中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包含短期趋势，而得出的结论会有一些误差。因此本文采用基于VCE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2.4回归与实证分析

以（2）式为基础，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即回归方程为：Lny=1.948983+0.014652t+0.029014Lnk+0.005896Lnh由R2值可判断，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能满足分析的要求，F统计量下的P值很小，说明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对单个解释变量Lnh的P值=0.0977，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系数不显著的原假设。虽然Lnk的系数不显著，但可以作为综合分析的参考。由回归方程可知，经济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α=0.029014，环保投资的弹性系数θ=0.005896，故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β=0.96509。在这20年中，考虑到在长期均衡情况下，GDP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原因，而短期内GDP是环保投资的单向Granger原因，可以认为我国的环保投资短期内是由于经济增长带动的，长期内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小。包含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制度等因素的全要素TFP年均增长率为1.4652%。说明了全要素TFP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正的作用，因此在环保过程中，要提高技术水平，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2.5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本文利用VAR模型建立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描述对一个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而方差分解分析每个信息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从而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以劳动力平均GDP增长率gy、劳动力平均经济建社投资增长率gk、劳动力平均环保投资增长率gh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取为1阶。在脉冲响应分析之前，要对gy、gk、gh建立的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以确保脉冲响应标准误差的有效性。先给出VAR模型的AR的特征多项式根的图，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所有根的倒数的模都小于1，并且位于单位圆之内，因此所构建的VAR模型是平稳的。之后对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重点关注gy对加在gk、gh之上的冲击的脉冲响应（见图5）。从图5中可以发现，当gk、gh受正冲击时，两者都会对gy产生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第2年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减小，在16-17年后基本趋近与零。这一结论看似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单位人均资本投入越多，产出越多的观点相矛盾，但在这我们仔细分析gy、gk、gh的含义不难发现：本文中gy、gk、gh分别代表劳动力平均GDP与劳动力平均经济建设投资与劳动力平均环保治理投资的变化率，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均产量，和人均资本意义不同。对gk、gh的正冲击，可理解为经济建设投资和环保投资的增长率均高于全社会职工工资的增长率。对全社会而言，能够使劳动者工资增长的经济建设投资和环保投资的投入成本均增加了。对gy的负影响可以理解为GDP的增长率小于全社会职工工资的增长率，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其GDP增长的劳动成本升高了。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投资和环保投资的增长相对过快，而劳动者工资的增长没有跟上,将会致使劳动的产出效率下降或者对GDP增长的劳动成本相应提高。对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重点关注gk、gh的变化对gy的方差分解（表7）。gy列是劳动力平均GDP变化率预测方差中由自身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gk列是劳动力平均GDP变化率预测方差中由平均经济建设投资变化率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gh列是劳动力平均GDP变化率预测方差中由环保投资变化率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这三列的百分比之和为100。可见，在不考虑gy对自身变化贡献率的前提下，gk、gh对gy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其中gk对gy的贡献较大。

3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均衡关系，但目前后者对前者的弹性系数比较小。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GDP是环保投资的单向Granger原因，而GDP、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两两之间存在双向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总的来说环保投资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很大，但是长期而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增大，这也符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对环境问题逐渐重视的发展阶段。

环保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吉林省；节能环保服务业；投融资；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S210.4文献标识码：A

1吉林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服务业的政策和理论基础1.1政策基础

党的十报告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集中论述，并系统性提出了今后5a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吉林省人民政府深入贯彻十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结合贯彻落实《吉林省节能“十二五”规划》，制定《吉林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实施方案》。

吉林省能源资源种类虽然较多，但从已探明的储量看，仍属于能源资源欠丰富的地区，常规能源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足0.3%。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较低，油气大幅增产的空间不大。水电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装机总容量已占到可开发建设容量的80%左右，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已经不大，且开发的难度较大。而作为吉林省主要能源消费品种的煤炭，其供需矛盾更为突出，自给率不足40%，且地产煤炭的质量较差，热值较低。2012年，吉林省工业企业煤炭产量仅为6310.45万t。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吉林省的GDP平均增速在10%以上，而能源的供给产量增速不足2%，能源供给的缺口越来越大[1]。

同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吉林省，多年来逐步形成了以汽车产业、医药产业、石化产业、电力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这些主导产业均具有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的特点，如果不进行绿色升级，将进一步加剧吉林省能源短缺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大力在吉林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尤其是发展节能环保服务业，并使之更好、更快地融入汽车、医药、石化、电力等产业将会对吉林省经济的绿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理论基础

在国外，针对节能环保服务业的研究开始的很早，Shippee（1996）[2]从营业、需求管理项目减少、市场竞争、节能服务公司与公共事业间的关系、新产品与服务等5个方面分析了节能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指出节能服务公司能够为商业和工业客户提供充分有效的节能服务，并且未来将有大量节能服务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出现具有公共事业特点的新型节能服务公司。

Vine（1999）[3]实证分析了美国节能环保服务业的发展，指出服务公司需要进行服务整合，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且通过投资于兼并，最终成为超级节能服务公司（super ESCO）。同时他提出，公共事业部门重组将影响节能服务业的格局。

Goldman（2005）[4]等人基于面板数据对美国节能环保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节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将逐渐增加。

同时，也有不少国外学者关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Ellis（2010）[5]便指出，所有国家的节能环保投资都受到了能源价格的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面临着诸如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等障碍。他从融资困境、较高的管理和交易费用、政府能源政策制约、节能知识不足、人力资源短缺、客户对内部解决方案的偏好、对EPC商业模式的质疑等7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节能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在我国，随着国家对能源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学界也开始在节能环保服务业领域进行大量研究。陈柳钦（2011）[6]通过对合同能源管理基本运作机制、基本类型及我国合同能源管理政策的分析，得出在我国强力推进节能工作的政策背景下，我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空间极大，节能服务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的结论。

韩岳峰（2014）等人[7]运用脱钩模型分析了吉林省2006～2011年5大产业的产业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脱钩偏离度概念，对吉林省4大产业与第一产业的脱钩状态进行偏离分析。得出绿色技术开发和绿色政策实施是吉林省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的建议。

2吉林省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吉林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迅速，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初具规模。截至2013年年末，吉林省共有54家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在国家备案，服务范围涉及工业、建筑、交通等多个领域，城市污水净化、污水处理厂脱磷脱氮、垃圾无害化处理、大型火电厂脱硫脱硝、电除尘、袋式除尘等多项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被广泛的在吉林省内推广和应用。但该数量离吉林省节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2015年节能服务公司的数量达到200家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从技术创新上来看，吉林省的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吉林省节能环保技术投入明显不足，其R&D投入仅占总收入的1.6%。而在发达国家，如德国，节能环保服务业的R&D投入占其总收入的3.1%，约为制造业R&D投入的1.7倍，是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R&D投入的1.94倍。通过对全球较大的节能环保跨国公司进行财务分析后，其R&D投入更是占到其收入的8%～10%，作为新兴的生产业，其高速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撑。

无论是扩大产业规模还是进行技术创新，都绕不开资金问题。然而吉林省合同能源管理专项资金投入不足，融资困难。从全国财政奖励资金拨付情况来看，吉林省仅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好于国内尚未拨付资金的浙江、福建等8个地区，但与国内财政资金拨付较大的山西、湖南等省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其中，2013年山西省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64个，拨付财政奖励资金约8200万元，湖南省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136个，拨付财政奖励资金约6500万元。从融资方面来看，吉林省绿色信贷制度还未完全建立，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着绿色贷款困难，缺乏流动资金以支持绿色升级改造的问题。

3吉林省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的路径分析

结合目前吉林省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状况及相关研究，资金的大力支持是吉林省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吉林省需要进一步加强节能环保服务业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拨款力度；构建完善的节能环保服务业投融资体系，创新投融资运营机制，扩大投融资规模，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多样化。笔者从政府、节能环保服务企业和金融机构具体剖析提高节能环保服务业投资力度的路径。

3.1政府是节能环保服务业资本运作的指针

3.1.1吉林省政府需要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依托于吉林省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建设一批部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和节能环保技术研发产业园区，建立节能环保共性技术和通用设备科研基地等，通过创新的技术获得更大规模的国家财政支持，从而培育一批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节能环保服务龙头企业，使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以技术为依托，以资金为支持，实现健康高速的发展。同时，政府需加大对节能环保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注重平台的搭建，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节能环保服务交易平台。进一步促进组织先进、成熟的节能环保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和应用；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交易，降低节能环保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

3.1.2吉林省政府应积极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和企业投资进入节能环保服务领域，并在政府办公楼节能环保改造、公共设施节能等领域加强政府采购力度，加强对节能环保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由政府注资 组建节能环保服务业投融资公司，对碳排放管理，污染权配额等进行市场化运作。盘活节能环保服务业资本存量，优化节能环保服务企业资本结构；政府主导设立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基金，搭建产业投融资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对吉林省大规模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针对中小企业，在政府提供一定资金补助及政策优惠的同时，基金对其提供基础的创业和发展支持，努力孵化一批具有活力的节能环保服务新型中小企业。

3.2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作为节能环保服务产业的市场主体

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可以从企业内部整合资本存量和加快资本增量扩张，壮大企业资本实力。同时，节能环保服务企业间要建立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机制，通过加强合作，实现资本共享和优势互补。具备条件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和发展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型节能环保服务企业可以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做大做强，同时引进更多的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为节能环保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同时，相关节能环保服务企业组成企业协会，架起企业和政府的桥梁，加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扩大节能环保企业的影响力及话语权，削减市场竞争给节能环保企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3.3金融机构是节能环保服务业资本运作的中坚力量

开展多样的金融创新活动，将有力的推动节能环保服务资本市场的发展。如银行业除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融资等传统业务外，可以推出适应节能环保服务产业特点的金融创新产品，如节能量收益权质押、环保效益质押节能环保合同收益质押等无形资产的质押方式。保险业也可开展绿色保险等，为节能环保服务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节能环保效益保险、节能环保设备保险等，作为合同能源管理的补充，控制节能环保服务的风险，更多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在条件成熟时，鼓励风险投资机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对节能环保服务产业进行投融资，将进一步扩大节能环保服务资本市场的规模。

参考文献

[1]方恺，沈万斌，董德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吉林省能源足迹的影响分析[J].干旱区地理，2013，36（01）：186-193.

[2]Shippee GE.The Future for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Changes and Trends[J].The Electricity Journal，1996，9（06）.

[3]Vine E，Nakagami H，Murakoshi C.The Evolution of the US Energy Servicee Company（ESCO）Industry：from ESCO to Super ESCO[J].Energy，1999，24（06）.

[4]Goldman CA，Hopper NC，Osborn JG.Review of US ESCO Industry Market Trends：an Empirical Ananlysis of Project Data[J].Energy Policy，2005，33（03）.

[5]Ellis J.Energy Service Companies（ESCOs）in Developing Countries[R].IISD Paper，2010.

[6]陈柳钦.合同能源管理创新节能商业模式[J].中国市场，2011（50）：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