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风险论文范文

合同风险论文篇1

医院在后勤合同签订流程方面，采取了10个步骤进行合同转签。从总务处下属科室准备并上报合同转签资料开始，依次报送主管副处长、总务处长、财务处、审计室、后勤副院长、经济副院长、院长进行阅批，完成后再报送后勤副院长签字，最后递交院长办公室盖院章，至此即是合同转签完毕，可以返回科室开始执行。这样，既能审核合同条款是否存在问题，又能从合同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以及医院建设的宏观角度分别进行把控。合同一旦签订就要执行，是涉及医院根本利益的严肃且重要的决定，必须做好权利和责任划分。

二、合同签订过程存在的风险

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很多比较容易忽略的风险，按照阶段分类，依次为前期准备阶段风险、合同签署阶段风险、合同执行阶段风险。

（一）前期准备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指从决定要进行某项工程、服务或交易开始，直到合同转签之前的时间段。期间，合同员主要负责收集资料并草拟合同文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存好有领导签字的申请、会议纪要、转办单或者上级发文等纸质文件，并复印留存以防合同转签时丢失。其次，是审核对方的资质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有些合同可能需要特殊行业许可证。另外，如果是进行公开招投标或者院内论证的项目，还要注意准备好招投标资料。最后，也是现在的新要求，需要准备好《廉洁协议书》双方签字盖章，附在合同后。此阶段的风险主要来自资质审核，资质证书复印件必须要求对方加盖红章，并审核是否年检，目的是为了防止对方从非正规渠道获得公司许可。还要审核对方的经营范围和注册资金，或特殊行业许可证，确保对方有足够的履约能力。另外，建议尽量不与分公司签订合同，除非对方向社会公开了分公司代表总公司的声明（如大型的银行、保险公司等），或者提供总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因为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二）合同签署阶段的风险

合同签署阶段的风险，主要是指合同文本的各项条款所存在的风险。通过由财务部门审核付款金额和方式，审计部门审核交易内容、履约方式、质保维保、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能够杜绝大部分的合同风险。对于招投标，交易内容和金额一定要符合最后的招投标结果。比如计划购置40张桌子，厂家称可附送10把椅子，签合同时并未明确此项条款，最后厂家以“签合未提及”为理由，拒绝赠送。条款“优先续租权”也易出现纠纷。一般房屋租赁合同都会有这样一条：“本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继续承租权。”此项乍一看并无明显错误，但实际上，它对“同等条件”的定义非常不明确。此前，医院决定对院内的小卖部进行重新招投标，组织院内论证会，现驻的商家作为合同期内的乙方，要求不与参加论证，等论证评出中标商家之后，价格若可接受，而算作与中标商家处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继续承租权。通过此事，足以说明该条款存在风险，由于出现漏洞，从而使医院在合同执行中处在被动的位置，后来决定此处房屋改做医疗用途，从而解决了此事。医院吸取教训，把此条款改为“本合同期满后，经甲方同意，乙方有优先继续承租权；或乙方参加甲方组织的招标论证中，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中标权。”医院建设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比较着急的项目，双方可能会同意在合同签订完毕之前先行履约，其中当遇到对方付款的就需要注意做好风险防范。比如，针对条款“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合同履行的不严格导致容易此类合同纠纷。曾有一个项目，是在合同期限起始日之后签字生效的，但实际上是从合同期限起始日就开始执行的，到了合同截止日，对方却提出合同是按照签字日期生效的，比合同起始日晚，要求截止日也相应地后延，虽然相差时间不多，医院损失也不大，但这说明了此条款的确存在被利用的风险。后来，再遇到此类合同，就会出具情况说明并经双方签字存档，或者把上述条款改为“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并盖章后，以‘第X条合同期限’（或工期等）为准生效。”尽量将纠纷遏止在萌芽阶段。

（三）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

合同履行阶段也存在着风险，但其实只要能做到“按时履行责任，及时保存资料”，就比较容易规避。执行合同就是交易，也是一种双方博弈，所以做好存档工作就是保存好对己方有利的证据，以免将来万一出现意外而处在被动的位置。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合同会有类似“合同到期前XX时间书面通知对方是否续签，否则合同自动续签/自动终止”的条款，注意做好备忘，按时出具通知，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类似需要及时存档的资料还有补充协议、撤场通知、合同续签通知、重新招标通知、合同解除通知、整改通知、会议纪要、收货凭证、验收报告、书面催告等。

三、结束语

虽然我国医院后勤管理水平总体还比较落后，风险管理刚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无处不在，但是只要通过严谨的合同编制、严格的合同管理，就能达到提高转签效率、减少合同纠纷、控制合同风险的目的。希望通过医院后勤人员以勇于探索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以促进国内合同风险控制体系的形成。

合同风险论文篇2

1.国际贸易合作的特殊性

国内企业在国外进行经营活动时，受到当地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就会带来经营风险。例如，一些国家有着严格的产品准入制度，尤其是在食品药品行业的准入制度要求十分严格，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食品药品的生产和对外销售时，需要熟知交易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免在进入国外市场时被列为不合格产品，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目前我国同许多中东国家有着密切的项目合作关系，对比发达国家而言，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国际贸易合作的风险较小。而中东国家的政治局势环境相对动荡，不仅无法保证生产原材料的正常供给，更无法保证我国企业主体和人员的自身安全。当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若不能对这些变化进行及时监测和预防，将承受猝不及防的损失。

2.对交易方的基本资质缺乏全面调查

在签订合同之前，部分国内企业疏于对交易方基本资质的全面细致调查，而在进出口业务中，合同纠纷中的损失多与不了解交易方的资质有关。因此，在签订合同前，要对合同交易方的基本资质进行调查，了解其企业性质、法人代表、经营范围和注册资金等，包括当事人的姓名，经营机构的中英文名称，详细地址，电话传真、银行账号等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对交易方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解，包括企业的注册资本、财产及负债能力、企业的信用水平和公共关系水平等。交易方的基本资质可通过银行、资信咨询机构、进出口商会、外交机关、驻外使馆等查询，我国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选择资信良好的合作伙伴，不可在未充分了解对方的情况时就签订合同。

3.对合同条款的内容认识模糊

在签订合同前，我国企业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明确认识，包括标的物条款、价格条款、支付条款、保险条款等。签订合同时必须仔细研究每一项条款，对可能存在争议的条款在合同中应详细说明，使得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可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经济和物质损失。价格条款是合同的最核心部分，我国企业的涉外合同多采用外币报价，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时，企业将会承受一定的损失，同时，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也会发生波动，导致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偏离，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尤其需要重视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4.合同变更未进行书面说明

由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中出现的变化及市场的波动变化，需要对原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和修改。然而许多企业在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发生变化时，常常采用口头协商的方式进行说明，并未采用书面材料进行协议，而合同的变更只有协议一种形式，口头或书面的均不可。如果合作对象诚信不足，国内企业将承担损失风险。

二.国际贸易合同风险类型

1.合同签署风险

合同签署风险主要涉及合同的欺诈，合同欺诈是指合同交易对方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从我方获取利益，主要包括：欺诈方无合同规定的履行能力，欺诈方对合同履行能力的欺诈。前者主要是对合同方基本资质不了解造成的，例如对方公司的注册资金很低，无法履行合同中要求的支付款项，或者是对方公司只是虚构的机构，只是编制了一个虚假的公司名称和地址等信息，使得我方无法追讨相应的损失。后者是指欺诈方有相应的合同履行能力，但该方采用不正当手段，利用合同条款进行欺诈，尤其是利用合同中的担保条款、违约条款和索赔条款等。

2.合同履行风险

（1）原材料采购风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需要在国外进行材料的采购，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有些国家进行材料采购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如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材料的采购成本要高于预期，实际支出要大于预算，另外，若在当地采购的材料质量达不到所需要求时，也会影响到合同要求计划的顺利完成。

（2）人员聘用和管理风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由于当地招聘工人的技术经验和语言沟通障碍，将影响到合同预期成果的完成。在许多国家开展项目时，项目的开展需考虑到该地区工作制度和习惯的安排，相对国内8小时工作制，在某些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要少许多，这也将影响到合同规定计划的按期完成。

（3）目前在许多中东国家，我国都有大量合作项目，主要包括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这些国家出现较大的局势动荡、意外事故等不可控因素，若事先在合同中没有说明，也使得我方企业将出现重大损失。

3.合同履行后管理风险

合同履行后管理风险指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存在的风险，包括合同归档保管的风险、执行情况评价的风险等。合同归档保管风险是指合同在保管时出现丢失、泄密等问题，一般是合同管理人员的失误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因此需要健全合同的保管和检查制度，以及责任人监督制度。合同执行情况评价风险是指未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或是在评价过程中对各类因素未充分考虑，因此需建立合同执行评价说明书，落实责任制管理。

三.国际贸易合同中的风险管理

1.强化合同风险管理意识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30余年时间，许多国内企业正积极走出国门同国外企业进行合作，也有不少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要落后欧美国家许多年，在生产技术水平、法律体系完整性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由于我国许多企业往往不太注重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使得在项目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力不足等问题，使得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应注重提高合同的风险意识，积极参与项目研究，对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预估，包括设备风险、资金风险、人员风险，结合企业的自身实际能力，合理选择项目，以免在签订合同后陷入两难的境地。

2.增强合同风险的预防能力

国内许多企业缺乏对外贸合同的风险管理意识，在问题发生时又缺乏相应的掌控能力，使得外贸合同的纠纷屡见不鲜。国内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强化国际贸易合同的管理流程，在合同签订前要全面了解客户的营业资质，设计规范化的合同起草和签约章程，对合同的设计、签订、变更等文件进行规范化管理，强化合同的执行监督机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易产生纠纷的“风险条款”，在选择具有良好资信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应严格把握合同条款，根据自身实际能力签订合同，没有把握实现的条款不签署，对于自己不擅长的条款内容，可以灵活地将潜在的风险转移出去，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险体系，将可预测的风险用较低的代价转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内企业应密切关注合同对方单位的履约能力变化情况，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文档文件、电子邮件、传真等进行妥善管理，以防止对方可能出现的不诚信问题。如果对方单位发生违约情形时，应立即联系相关涉外机构和法律机构，尽早出示相应的证明文件，以最大化的增强合同风险的主动管理能力，使我方企业在争议中处于有利地位。

3.提高风险发生时的处理能力

在发生合同问题纠纷时，应迅速搜集证据，从合同文件中找出索赔的依据，证实自己索赔的合理性，还需了解交易方国家的法律法规，引证该国法律中索赔的条文，进一步证明自己的索赔权利。最重要的是抓住索赔时机，尤其是要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积极采用国际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问题。同时还需加强与合同交易方的沟通，通过协商解决合同中的纠纷。

4.提高企业的国际贸易管理能力

为了提高企业的国际贸易管理能力，我国企业要积极从高校和社会中引进优秀的人才，加强建设综合素质较高的国际贸易合同管理人才队伍，以充分应付在国际贸易合作中出现的突发性问题，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还需要注重法律事务人员的培养，可让部分法律事务人员参与国外的项目合作，增强国际贸易合同的风险管理水平。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同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建立良好的联系，如海关部门、法律部门、驻外商会、银行保险部门等，应加强与上述部门的交流，提前预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可能存在的各种意外风险。企业还需主动学习交易方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文化风俗习惯及行业动态等，在合作中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企业需注重合同风险的分析和评估，增强合同风险的管理意识，提高合同风险的管理能力。企业可通过制定合理规范的合同风险管理办法，降低风险发生时给自身带来的财产损失，确保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合同风险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风险；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整合

一、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的可能性

国外学者有关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派别：一是以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在论风险观；二是以斯科特·拉什、玛丽·道格拉斯、维尔德韦斯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建构论风险观。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风险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事物，还是由实践主体能动建构的一种认知和判断？到底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增加了，还是人们主观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对前一种观点的肯定回答构成了现实主义风险观，对后一种观点的肯定回答构成了建构主义风险观。

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并非完全对立。从表面上看，现实主义风险观和建构主义风险观好像是截然对立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则是双向介入、互为融合、连续统一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仅仅是思潮与流派的区别，在承认它们之间差异和冲突的同时，也应当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融通之处。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是构建科学合理的风险观的根本路径。

1.社会风险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交叉综合体

现实主义倾向于本体论，建构主义倾向于认识论，而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相互融合、互为促进的。风险同时包含了一个本体论领域和认识论领域。作为对人们的客观的威胁或伤害，风险具备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主义，作为经过社会与文化因素过滤的有待解读的现实世界的一个元素，风险具备一种认识论上的不稳定性。只有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交叉、综合到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风险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活动。道格拉斯认为，作为概念的风险应该看作是出于一定的环境下的、有特定的背景信息和可以协商的东西。对风险的任何讨论既是有关文化的、制度的、认识的、控制的和行动的，又是有关专家如何建构风险的。研究已经表明，专家们之间的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常常使用的是修辞词汇而非经验术语。1贝克虽然坚定地站在制度主义风险学这边，但是他在坚持现实主义风险观的同时，也承认建构主义的风险观。贝克认为，“风险声明既不仅仅是真实的声明又不仅仅是价值声明。相反，他们要么同时是两者，要么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某事物，可以说是一种‘数字化的道德’。”2他认为，“‘风险’同时是‘真实的’并是由社会认识和解释所构成的。”3

2.社会风险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连续统一体

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社会风险研究中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化。贝克就认为实在论和建构论既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亦非纯粹的信仰问题；采用实在论或是采用建构论的观点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决定，一个如何选择合适的手段来达到预期目标的问题；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分析局限于一种视角或一种概念教条，他既是一个实在论者，也是一个建构论者；他可以同时使用实在论和建构论，只要那些元叙事能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风险社会中复杂而有矛盾的风险“本性”。贝克同意圣·隆的观点：只有按照现实，或更佳地，按照正在变成一种真实（一种事实）的方式来思考风险时，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按照一种建构来思考风险时，我们才能理解其难以描述的“本质”。可见，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只有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将它们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才能更有成效地防范和化解危机。

3.风险实践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目的与归宿

风险实践本身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事实性和价值性的二重属性。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作用与意义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1）风险实践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实践活动的客观性表明人们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对生活实践进行建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为风险实践活动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风险总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生相伴。（2）风险实践具有属人性的特征。风险对象和风险认知是人们思维建构的结果。特定类型的风险只有针对特定的主体，形成某种预期危害时才会表现出危险性，而对于其他不相关的主体并不会表现出风险性。（3）风险实践具有反思性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风险是人们对实践活动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反思即是人为建构的过程。贝克认为，个体化进程在理论上被概念化为反思性的产物；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性也可以通过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关系得到说明。因此，风险实践的过程是风险产生和风险治理的矛盾统一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是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过程。

4.制度与文化的互动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契合点

现实主义认为通过完善制度可以规避风险；建构主义认为文化有助于风险防控。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讲，制度与文化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文化是制度的内化。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抽象的文化只有以具体的形式和内容才会为人们更清楚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制度是文化的凝固形态。它凝结了特定社会主导着和支配者所主张或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念，是大多数社会主体接受的文化观念。第三，文化与制度的同一性表现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虽然制度和文化有局部或暂时的断裂，但制度与文化永远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所以，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成效地防控社会风险和化解社会危机。

二、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的必要性

1.现实主义的优势与局限

现实主义的优势之处主要在于：（1）风险认知基础和背景的一致性。现实主义风险观坚持客观风险与主观世界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现实主义将风险认知的基础和背景——风险及风险事件统一反映到人们的脑海中，为人们消除差异和分歧、取得一致和共识提供了最主要的前提条件。现实主义并没有纠缠于是否主观脱离客观，还是客观决定主观的问题上，而是聚焦于风险及风险事件的客观性、真实性、有效性，以及风险和风险事件传播的信度和效度等相关问题上，从而为人们风险的追根溯源提供准确的知识背景。（2）制度功能和价值实现的合理性。现实主义风险观强调通过制度的完善来防控社会风险，因为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表现在制度规范对象的普遍性、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制度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制度的系统性和强制性等，从而为实现制度功能和价值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实主义的局限主要在于：（1）解释力和说服力比较匮乏。现实主义风险观缺乏对风险的彻底反思性。现实主义风险观看到了风险的表面特征，看到了风险的客观性和现存的社会风险，但是并没有看到风险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无法科学解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内生机制和外发机制。建构主义的深刻性、洞察力正好弥补了现实主义在这方面的缺陷。（2）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现实主义风险观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预设主义先验论，因此具有明显的预设主义倾向。尤金·罗莎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后果，认为不同时代文化的认识和表达的趋同不是现实主义的经验证据。相反，采取一种现实主义——客观主义的视角显示的是在两种竞争性的预先假定间的逻辑选择。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风险是以现实存在为基础建构出来的，社会建构则是现实风险的主观反映。因此，现实主义是建构主义的基础，建构主义则是现实主义的深化。（3）风险概率难以准确测算。现实主义风险观是技术取向的，以风险量化结果为尺度评判风险。有关风险定义及其计算方案大多认为，风险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在社会风险的研究中，以现实主义为视角，风险的定义及其计算成为困难问题。（4）制度功能和价值实现面临困境。现实主义坚持制度理性，认为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能够有效增强对风险的社会预警和社会控制。但是，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制度实践也面临一些困境（公地悲剧与囚徒困境；搭便车行为；合作模式），制度失灵现象无法避免（制度的不和谐、缺位；外在的约束性与内化的阻力等），从而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2.建构主义的优势与局限

建构主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1）深刻且有彻底的反思性。建构论者认为任何对于风险的感知、预测和评估首先是一种主观的反思性判断，只有依靠彻底的反思性，从反思的立场和审美的视角下研究风险，对才能摆脱风险认知上的形而上学主义倾向，将人们从风险是否确定的期望中解脱出来，树立和增强人们对生活世界的信心。（2）理性和信念的强大影响。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信念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建构主义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性和信念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风险，增进人际关系和谐、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3）对话和协商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强调有关风险的知识是主体间协商和对话以取得共识的结果，这样做有利于建立平等、友好、和谐、合作、共赢的关系，公平、合理解决矛盾和冲突，维护和增进双方的感情，对防控社会风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构主义的局限主要体现在：（1）风险认识的可靠性受到人们的质疑。建构主义对风险认识的可靠性是相对的，因为它有很强的主观化倾向，如果知识建构脱离现实情况，建构主义就会失去可信的根基。人类的感知能力和认识能力是具有先天局限性的。其后果是，我们既不能生产出关于世界的完美的知识，又不能创造出对于我们有形的和社会性的世界的“真实”的理解，而无论其是否是有风险的环境。（2）理性、信念和协商、共识的约束力有限。建构主义强调理性、信念和协商、共识在社会风险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们防控风险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理性主义、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行业规则等社会控制工具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3.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的优越之处

如果，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可实现优势互补，避免各自劣势，从而完善社会风险防控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活动。

⑴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确真事实”和“风险是由实践主体建构的认知判断”两方面问题统一起来，认为风险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产物，也是社会主体通过对社会事实进行反思性实践的结果，坚持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由此摆脱了风险的形而上学化倾向，增强了人们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能力。

⑵实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将风险研究从“科学地认知风险和精确地预测风险”转向依靠“彻底的反思性和审美的判断”，在风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做出符合实际的、可信有效的判断和决策。虽然也强调精确的数字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更多依赖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性和信念，从而使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感知、预测和评估摆脱了单纯的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定性研究，实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回归。

⑶实现了“风险防控”和“危机管理”的有机衔接。其一，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将社会风险研究的各个学科统筹起来，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连续统一。社会风险研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公共危机研究涉及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两者整合将这些学科统一到一个研究框架内。其二，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本身是前端与后端、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量变与质变、风险及时预警和危机有效消减的统一，达到了“防重于控、防控结合”的社会治理目标。

⑷实现了“政府、法制”与“民间社会”的双向互动和共同协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规范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与社会和个体层面的、解释的、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都看做治理的工具，将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人、信息传媒等部门都看做治理的主体，这些工具和主体共同致力于风险防控和危机治理的价值和政策目标实现，并探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持续而有效互动的路径，修正仅从国家层面出发进行社会治理的单向思维，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充分的互动与有序结合。

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的路径

如何实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整合呢？社会风险研究只有从现实主义走向建构主义，再从建构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才能架起本体论与认识论、客观表现与主观感知、宏观与微观、制度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结果与过程、前端与后端之间的桥梁，实现二者的真正整合。本质上，社会风险既是现实的，也是建构的，很难将其完全归于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社会风险来源于社会现实，一旦将其嵌入社会结构，社会风险就成为建构的了。因此，二者具有良好的融通性与互补性。

1.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理分工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首先涉及二者的合理分工问题：是强调现实主义多一些，还是强调建构主义多一些，抑或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平分秋色？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主义者强调：风险、风险事件以及两者的特点都通过各种各样的风险信号（形象、信号和符号）被刻画出来；这些风险信号反过来又以强化或弱化对风险及其可控性的认知方式与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或者文化的过程相互作用。张海波认为，强调社会风险的现实性，就强调了个体理性的力量，但无疑限制了分析框架的内容，而且社会风险无法计算；强调社会风险的建构性，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就可以局限于风险的感知与风险建构，客观结果仍然是风险管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一个经典困境就是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将风险的客观表现与个体的风险感知相结合，可视作突破传统鸿沟的一种尝试。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只有将二者有效结合，从现实主义走向建构主义，再从建构主义回到现实主义，才能对社会风险作出有效的解读和说明。此外，不仅作为“前端”的社会风险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复合体，作为“后端”的公共危机也是如此。新制度主义既尊重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又承认了制度环境的重要促进和约束作用。在危机研究中，个体感受的主观性感受将是更为重要的视角，建设一种危机文化，从理念上达成共识，才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之道。因此，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理分工是：在社会风险阶段，更多地应该研究风险是如何形成和被社会放大的，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社会”层面的反应和后果，建构主义优先；在公共危机阶段，更多地应该研究如何进行应急管理和善后恢复，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社会”层面的反应和后果，现实主义优先。现有社会风险相关、相近研究可以纳入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四种范式中，有些理论建构主义色彩很强，例如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和风险感知研究；有些理论现实主义色彩很强，例如社会控制理论和功能/冲突理论；有些理论很难将其归结为某种范式，例如风险社会理论；有些理论则跨越了两种范式，例如社会失范研究和社会燃烧理论。

此外，在制度约束与文化制约的取向上，应当坚持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之间的统一，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也克服各自存在的劣势。制度（主要是正式制度）作为一种由明确规则所组成的规范体系，为人们划定了行为的范围，指引和预测人们行为的后果；制度作为一种外部约束机制，具有唯一性、普遍性、确定性、稳定性、强制性、统一性、系统性的特征，通过权利义务的规定和责任的归结指引人们的行为，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较为客观和普遍的评价标尺，同时预防和制止一些危害经济和社会的违规、违法犯罪行为，使经济、社会在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内良性运行，形成高度有序、稳定的秩序和状态。文化（主要是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柔性规则，表现为传统习惯、良俗风尚、社会舆论等，具有自律性、协商性、地域性的特征，要求人们自尊、自律、自觉，因而文化能够深入人们的内心中去，与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信念相结合，通过内化的形式成为行动者的自觉向导，可以作用于只能依靠道德调节而不能依赖于法律的领域，能够将风险防患于未然，大大节约政策、法律的社会实施成本；它还降低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减少人们的信息获取和选择成本，调节了人们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减少了交易谈判费用和合约执行、监督、违约成本，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制度和文化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共同致力于风险防控与危机治理。

2.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整合路径

社会风险研究主要涉及（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两方面的实践活动，以及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将它们分别交叉综合，就形成“现实主义——社会风险”、“现实主义——公共危机”、“建构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公共危机”四种整合思路，当然每一种整合思路可能是强建构主义与弱现实主义，或强建构主义与强现实主义，弱建构主义与强现实主义的组合，从而形成比较全面的理论整合架构和社会实践机制。（见下图）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整合对策：①规范发展民间组织。②大力推进公民教育。③法治型社会的构建。④风险预警管理体系。⑤突发事件应急管理。⑥政社协同治理模式。

引文注释

1[英]芭芭拉·亚当，[德]乌尔里希·贝克，[英]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10.

2[德]乌尔里希·贝克. 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5.

3[德]乌尔里希·贝克. 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5.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12JCSH01YB，题名《温州民间借贷的互动行为链及社会风险研究——区域社会风险视角》，负责人：温州大学王尚银）]

合同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风险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亚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55-02

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在2007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2008）。

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以至该理论分别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都存在着矛盾冲突（，黄承愈，2006）。教授和王晓宁学者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们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来作为参照点，提出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王晓宁，2007）。教授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终结观――作为该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他们认为虽然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该理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该理论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2007）。通过以上论文可见，如果要克服以上所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具体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律性历史过程。

学者刘岩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两重性，这一理论缺陷导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聚焦于人本身之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上，忽略了风险社会中的人本身这一因素（刘岩，2008）。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的综合整理

国内的一些学者归纳总结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内容，归纳出贝克所提出的现代化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人为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以及自反性这些特征（赵延东等，200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关键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引以为豪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决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最后还有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是失败的现代社会管理（程新英，柴淑芹，2006）。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逐渐向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转变，因此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成了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闫顺利，吴晓梅，2011）。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以新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风险突破了地区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地域的方式传播，在此程度上，风险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风险，并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知识风险因此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同全球化主题结合一起提出了“文明风险全球化”。（章国锋，2006）。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包括倡导反思性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安全性策略和相关决策机制，建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崔德华，2010）。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科技、结构、政治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潜存着巨大的风险，在风险社会时期，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的专家会针对自己的不同利益偏好和不同的动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刘岩，2008）。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风险被科学化了（赵延东，2007）。贝克针对第二次现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个体化，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新社会模式（刘秦民，2012）。针对个体化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认为，从社会传统及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是无法容纳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与传统之间的拉锯战将会使每一次的个体化过程都相应伴随着传统的再次整合，并且对于这种整合之后所形成的综合体却不是由原子般的人组成的（谢友倩，2007）。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刘秦民，2012），为解决现代化风险转型所带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特别强调了“亚政治”（刘岩，2008）。除此之外，贝克还强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这是一种通过国际条约和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王小钢，2007）。

韩沛伦学者不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还批判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未能深入揭示现代化风险的根源所在，其次，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最后，因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文化批判就理论上而言具有片面性，导致了该理论最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也没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韩沛伦等，2007）。

以上述国内学者们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来看，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理论化及系统化，其研究主体有待进一步凝练，特别是该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险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发展。

二、国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乌尔里希・贝克所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最先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生态、文化以及环境三个视角分别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分析评价。

合同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风险；保险；民生

一、风险与风险管理理论

（1）在研究风险的时候，常常还有个词伴随着它――危险。风险和危险经常混用，但实际上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风险的概念比较宽泛，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而危险相对来说含义比较窄，它是一个具体的，相对固定的形态。在学术上分类一般把风险认为是一种不确定的损失时间，而这种不确定的瞬时时间发生的结果可能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有损失，另一个是没有损失。但是讨论到危险的时候，危险是一个确定的损失性的事件，如酒后驾车肯定有危险，这种结果的损失是确定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和政治家对于危险与风险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人类行为导致的风险、自然债还导致的风险和认得生老病死形成的风险。

（2）无论如何评价风险，风险仍然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正是在认识风险、研究风险和处理风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在风险管风险的研究和发展当中，目前形成的风险管理理理论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公认风险管理的实践源于五千年前的中国三峡航运业务。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当中，源于人类实践所形成的风险管理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处置风险的理论基础，如分散风险，把一个整体的风险划分为各个局部，这样的损失就会降到最低。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保障的管理方法。在我们实践当中，都在对自己生活或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一个认识，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判断，从而找到一个以最小的财务代价，来获得最大保障的管理方法。风险管理有两个目标，由损失发生前的目标和损失发生后的目标所构成。前者是避免或减少风险事故形成的机会，包括节约经营成本、减少忧虑心理；后者是努力使损失标的恢复到稳定的收入、损失前的状态，包括维持企业的继续生存、生产服务的持续、生产的持续增长和履行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也有着基本的程序，由风险识别、风险估测、风险评价、风险控制和故那里效果评价等环节构成。在风险管理理论尚未形成之前，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就将以小额的货币支出获得较高经济保障的保险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而实践证明，保险是人类社会最经济的风险应对工具。

一、民生保险与保险合同

（1）保险是对于可以用货币衡量或标定价值的物质财产、经济利益及人的生命和健康提供经济保障的商业活动。保险本身有它的优势，这个优势变现在四大方面，第一个优势是大量的同质风险的集合，实现了最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因为保险首先在运作当中会有考虑，一定要有大量同质风险，相同质量和相同内容的风险集合起来，达到最大范围的风险分散。第二个优势是它以较少的经济成本的支出，彰显了社会互助的优势，保险是一种互助，是协议的双方通过买卖保险的方式达到经济利益上的互助。第三个优势是严谨的合同约束与严格的监管规则，充分保障风险转移的效率，保险是人类创造的两大经济工具之一，保险是通过合同的方式来规范，通过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对于风险转移的效率是非常高的。第四个优势是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服务，可以将不确定的损失降到最低。当与保险公司签订保单后，保险公司一定会对客户的封信啊管理加以关注，而关注的结果是双赢。一方面帮客户减轻风险，另一方面较少公司的财务损失。完善的保险安排有助于提升投保人的商业信誉，当企业有这良好的保险安排，在商务谈判尤其是在贸易谈判或交易性谈判当中有着很好的资信，这是因为这个企业相关制度得到很好的保障安排。、

（2）保险合同与普通的合同是有所区别的，从保险合同的形式来看，它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是投保单，投保单是一个申请文件，购买保险首先要有一个申请的过程，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一般都有投保单。第二个是保险单，保险单是正式的保险合同文本，也就是在将来索赔，处理保险纠纷的时候都需要提供保险单。第三个是保险凭证，保险凭证是一个简化的保险单，在很多保险业务或相关的保险行为当中，有些时候不方便携带正式的保险单，为了说明自己的保险身份，可以通过保险凭证的方式进行安排。第四个是批单，批单是一种特殊的保单，这种保单是对保险单做出某些事项的肯定或否定的一个修正性的文件。所以也通常吧批单称之为修正或者是修订保险单的文件。在保险合同执行当中，保险公司发现客户有新的保险需求，或者更高的保险需求或关于风险转嫁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保单已经签发了，这时候可以临时的增加一些内容。在保险合同中，很多附加条款是通过批单的方式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基于风险管理的质量监督方式探讨》.白凤凯，蒋兴宏.《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 2006，4.

[2]《社会保险理论分析的新视角――兼论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林义.《社会科学》 1997，4.

[3]《我国执法风险管理体系存在问题探讨――基于风险管理理论视角》 聂慧、牛倩.《财政监督》 2013，4

作者简介：

合同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工程投标；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6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138-03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影响国际工程承包投标市场的风险因素日益增多，企业必须在投标阶段就预见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为工程中标及项目实施打下良好基础。本文主要是从理论上对国际工程投标阶段风险管理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相关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一、概念的认知

国际工程招投标是当前世界各国经常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是国际贸易中一种商品、技术和劳务的买卖方法。作为一种跨国家地域形式的商业活动，国际工程投标风险较高，国际工程承包商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相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是自然环境以及工程业主、监理工程师和相关单位等多种因素,为了提高投标命中率以及中标后项目的顺利实施，投标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认真分析招标文件，并经历招标文件准备、招标通知的发出、资格预审、招标文件获取、标书准备、开标、评标与决标直到合同签订等过程。对这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管控就成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

一般而言，对国际工程投标风险都需要经历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的过程。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计和风险评价，并以此为合理地使用多种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对项目活动涉及的风险制定相应的对策，实行有效地控制及监控，妥善地处理风险事故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最少的成本保证安全可靠地实现项目的总目标，加强风险识别的准确性，以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对风险的管制能力，确保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加强风险管理成为从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关注重点。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

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工程风险领域兴起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风险分析技术的应用开始出现在系统工程和运筹领域，而真正将风险管理引入工程项目管理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开始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Jack show[1]认为，公司风险管理必须从专业风险管理团队的组建和培训着手，通过积极调查发现公司的潜在风险，利用专业智库测算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其与机会的关联度，采取先进的管理技术对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最好是组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来加强企管风险管理活动。美国权威机构COSO指出，风险管理应当在企业战略制定中得到重视并贯穿企业管理的始终，从而使影响企业正常运营的因素在可控范围之内。

随着战略管理工具例如平衡计分卡(BSC)的的出现，许多学者将其与企业风险管理(ERM)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BSC和ERM之间有不少相同点，例如都关注战略的实现、管理过程的视角、各关键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及其联系，要求整个管理过程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强调责任的落实，把BSC与ERM相结合，可以拓宽风险管理的研究视野。Mark. B[3]等人建议把企业战略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与企业风险管理相互融合，以达到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目标。McWhorter[4]等的研究认为使用使用战略业绩评价可以增强ERM系统，并有效提高组织和员工的绩效。

近年来，随着项目风险管理的日趋成熟，学者们对风险管理特别是技术风险、设备风险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工程招标方如何建立有效的工程项目费用支付控制机制及相关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5]。F．H．Griffis and Symeon Christodoulou[6]在研究中对投标风险中的工期风险进行评估则主要是利用PERT和Mente-Calo方法；Ming Lu和S．M．AbouRizk[7]通过对PERT网络的改进，减少了计算工作量，对工期风险进行了重新估计，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风险管理与信息网络技术的结合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Jiang[7]等人从用户合作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信息技术对项目成员合作的影响，指出信息技术支持下项目管理绩效提升的显著性；也有不少学者对投标决策风险评估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akker[9]认为风险管理应当与信息项目建设同步进行，并以实证分析方法指出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对项目风险管理有正效应。

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在项目投标风险评介研究中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D．K．H．Chua and D．Li等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投标风险进行了评价[10]，他们着重分析了指标层次内部之间各因素之间关系，却没有深入研究指标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他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弥补，如Seung H．Han和JamesE．Diekmann，运用CIA对项目投资中的风险关系进行分析[11]； Leroy J．Isidored和W．Edward运用工期―费用组合和多重模拟分析，去研究风险的相关性[12][13]；Vito F Uricchio等利用模糊决策支持系统对污水处理系统工程的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其结论认为利用基于知识的模糊决策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项目风险[14]。

目前，在企业投标的风险管理研究中，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引领着风险投标管理的主流，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目前的风险管理理论大部分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在被引入我国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取得了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习俗等的差异，国外的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企业的实际应用中遇到了本土化难题，

我国学者对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价研究较多。房颖等从国际工程投标风险相关理论出发，分析了菲律宾国家电力公司钢杆工程投标过程中所遇到的几种风险，并指出了相应的策略。赵朋等(2004)提出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即利用专家调查对各个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和影响后果及其影响进行估计，再通过综合评价，考虑所有风险因素的影响之后得出建设工程承包总的风险水平。郭鹏(2005)等针对项目风险评价中专家评判信息的模糊性与灰性，利用灰色聚类理论得到指标灰色统计量，并构造项目风险模糊隶属矩阵，建立了一种灰色评价与模糊评价相结合的风险综合评价方法。张朝勇等(2007)在模糊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工程投标多风险因素综合决策算法，并通过案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项目投标风险决策的研究中，张英宝(2006)运用价值风险的相关原理，尝试将VaR风险管理技术应用于建设工程投标风险评审，为建设工程投标报价评价提供了新的风险分析方法。彭锟等(2002)结合巴基斯坦鞭水电工程项目的投标实例，验证了Fuzzy-AHP方法的投标风险评价与决策模型。刘睿等(2004)从投标风险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出发，AHP方法和改进的两两比较判断方法，对投标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投标报价风险的研究方面，肖维品[15]用概率统计方法计算投标报价总报价风险，其他如刘静[16]的分项计算法和综合系数法等都对工程投标风险费用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已充分认识到了工程投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相关的风险识别、评价等理论方法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多将目光聚焦在我国国内投标风险管理的研究上，对于国际工程承包风险管理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从市场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进一步对国际工程承包投标风险管理进行研究有助于我国相关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风险管理发展趋势

风险管理从个别理论发展到全面理论，从小范围的初步运用到整体的精密动作，从组织内部到组织外部甚至是整个企业的联合体，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总的来看，国际工程投标风险管理发展趋势可归结如下：

第一，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标志，风险管理从理论方法到实现手段实现了全面的科学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计算机在网络计划分析中的成熟运用，信息系统及管理科学等理论逐渐被引入到风险管理活动中，风险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空前提升。主要表现在：从现代管理理论中汲取新知识，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强化了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管理方法，如评价决策技术、预测技术、排队论等又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成熟的工具和方法，极大的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效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第二，社会化和专业化成为风险管理重要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项目类型多元化、运作规模复杂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风险管理不再只是一种理论科学，其实用的技术性体现的更加明显，整个社会对专业化、职业化的风险管理人员爆发出较强的需求，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或公司也开始出现，专职的风险管理员和风险分析师成为新兴职业。

第三，标准化和规范化成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特征。由于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因此，风险管理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倾向，要求专职人员具备数学基础、计算机操作能力、风险管理理论以及企业管理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何从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出发，降低风险管理所带来的次生风险，使风险管理逐步工作流程化、作业规范化，从而全面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促进风险管理专业化、社会化和通用化的实现，最大化风险管理水平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成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五、结论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国际工程承包投标的复杂性更加凸显，给我国建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本文的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内容涵盖了国际工程投标过程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演进、方法及发展趋势，不仅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企业风险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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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PPP模式 风险管理 风险评价 风险分担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进步，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铁路机场、医院学校、还有博物馆文化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国家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公共财政资金不足，公私合营的PPP融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引入PPP模式进行融资管理，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建设大型项目，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精神物质水平，有利于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当然，PPP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何高效完成工作，分析风险和规避风险，保证公共资产保值增值，加强风险管理就十分必要。目前在国内外，对PPP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分析。

一、PPP模式概述

PPP即为公私合作伙伴，西方的发达国家针对PPP项目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国内对PPP模式也有深入的研究。国外对PPP模式的研究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相结合方面入手，其中理论研究主要从关系性合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社会博弈四个角度出发。关系性合约理论以Tony Bovaird为代表，认为PPP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关系契约的特点，但认为其与交易契约关系具有区别；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以Michael Essig 和 Alexander Batran 为代表，提出了交易成本在PPP项目中的作用，论证了信任在关系合约中的重要性；产权经济学理论以Peter Scharle 为代表，对公共产品之间的产权安排和选择做出了必要的解释，同时阐述了产权在公私合作关系中的作用；社会博弈理论以Grout 为代表，将PPP项目内容放入博弈视角中进行分析和解释。

与国外成熟的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相比，我国对于PPP项目模式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李秀辉（2002）是我国早期介绍PPP模式的学者，他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引入PPP模式进行了论证和展望，此后王撷（2005）等学者对城市的交通建设工作引入PPP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王雪青（2008）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实行PPP模式的困难，并就该类困难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意见。2008年成功运用PPP模式实现国家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等，不断深化了公共项目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并扩大了PPP模式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的运用。

二、PPP项目风险识别综述

PPP项目有其优势，但并不意味这就没有风险存在。由于项目涉及到的资金数额大，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多样，建设时期长短不一样，资金回笼慢等因素，PPP项目实际上也面临巨大风险。风险识别需要人们运用各种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认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及风险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同的风险识别角度导致风险的分类也是不同的，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中的基础和前提。

在国外对风险识别研究中，Lib（2005）将PPP模式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作为核心，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对风险进行分类，将项目外生风险视为宏观风险，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内生风险视为中观层面风险，将项目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利益分配带来的风险视为微观风险。Martin Loosemore（2007）将PPP项目风险分为项目风险和一般风险，项目风险主要是指与项目相关的风险，一般风险主要是指与由项目宏观环境引发且与项目不直接相关的风险。Francesca Medda（2007）则将PPP模式风险划分为技术风险、商业风险、政治风险和融资风险。Thomas（2003）则从项目不同的开展阶段进行风险划分，将风险划分为前期阶段风险、建设阶段风险、运营阶段风险和项目生命周期风险。

国内对项目风险识别的研究也参照了国外风险识别研究成果，比如范小军（2007）将风险划分了7大类，主要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建设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以及自然环境风险，并根据PPP模式的特点设立了33个风险指标，以便做好风险识别工作。王振坤（2009）将项目风险识别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并根据风险因素列出了详细的风险清单。

三、PPP项目风险评价综述

风险评价方式主要有定性和定量风险评估风险方法，国外的学者Skitmore（2004）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来对PPP模式风险进行了定性评估，但是定性分析方法无法将项目风险进行量化，因此风险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得到推崇。Songer（1997）用定量分析方法蒙特卡罗模拟技术对收费公路进行了风险评估，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条件。国内学者李胜等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法，对BOT 项目风险进行评估；陈玲在专家打分法 、统计概率法等风险分析论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础设施项目风险的基本管理程序；台湾学者Cheng（2001）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建立多准则模式对项目风险进行较为准确和科学的评估，对PPP项目风险进行了合理的量化分析，为风险分担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保证。

四、PPP项目风险分担综述

国内学者对PPP项目风险分担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王守清提出PPP模式风险分担的三条原则，并论证了PPP项目风险的表现形式，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国内学者刘新平（2006）提出了项目风险分担程度应该与取得的回报向匹配，应该合理设定风险承担的上限，保证风险分担和控制力之间的配比，协调好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工作。学者周鑫 （2009）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项目风险分配比例进行了论述，并对风险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但是其对定量风险分担和实际PPP项目风险分担的研究不一致，缺乏可靠的准确性。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PPP项目风险管理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不同风险分担模式之间的不同点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二是在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做好风险控制，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作为国民资产代表的政府，建立什么的治理结构机制，才能兼顾社会效益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四是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PPP项目的科学可行的风险评价方法和风险分担机制。

参考文献：

[1]李虹，黄丹林.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综述[J].建筑经济，2014.06.05

[2]王舒，何寿奎.我国PPP/BOT项目风险评价综述[J].价值工程，2012.05.28

合同风险论文篇8

【关键词】科技风险；公众认知；跨文化比较；建构主义；公众理解科学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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