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基金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4 12:46:56
财富基金论文篇1
关键词：美国经济 美国文化 基金会 制度
美国的慈善团体众多，其中最具经济实力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公益基金会。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首先对公益基金会的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它是“一种依照各州法律建立的、以非营利性公司或慈善性质信托为形式的实体。它的主要目的是向那些与己无关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文化宗教或其他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至今依然强劲，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比2005年总资产增长11.6％，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390亿美元，比2005年的拨款金额增长7.1％。2007年美国公益基金会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相对于2006年，总资产增长9％，拨款金额增长10％。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公共事业、艺术文化等领域，2006年这几个领域所占总拨款金额的比重分别为23％、23％、14％、12％，可以说，公益基金会的贡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都不及当今的美国。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盛行并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来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得以兴盛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美国公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石。
一 文化传统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产生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设计，另一种是自发演进。英国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认为：“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纵观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情况：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慈善事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并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调整供需关系，使之趋于均衡，逐渐演化出公益基金会这种当今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模式。
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财富不断积累、集中；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暴露出纯粹的自由竞争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坚守“小政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福利机构和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矛盾。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心道义，美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某种制度创新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民间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需求，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供给的产生并非没有根基，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便带有偶然性，由于其报酬递增效应强化了这一制度的惯性，仍然会刺激该制度遵循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而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欧洲，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的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尽管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慈善机构都受教会领导，但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减弱，民间也开始涉足慈善事业。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和《慈善用途法规》是有关慈善事业最早的法律，它为支持或从事慈善事业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提供某些特权。这两部法律规定，凡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实体，诸如教堂、医院、学校，都能享受免税待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慈善思想随着北美移民而移植到美国，成为了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北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扶危济困的慈善组织，它们往往带有宗教色彩。
美国的慈善事业没有仅仅局限于“授人以鱼”，而是逐步转向“授人以渔”。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没有“旧大陆”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它推崇个人奋斗和勤劳节俭的品德，深信出生贫寒的有志者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美国社会还普遍认为给子孙留下丰厚的遗产会助长其惰性，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甚至贻害无穷。因而美国很早就有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使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圆其“美国梦”。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认为单纯的施舍可能加深贫困，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除生前开展的诸项慈善事业之外，弗兰克林在遗嘱中为波士顿与费城分别留下了1千英镑用于公益事业。尽管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但为日后的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确定了基调。
19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出大批富翁和慈善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创办了若干个公益基金会，并为其他公益机构提供大笔捐赠。他还发展出富有浓郁清教风格的美国式慈善捐赠思想――在其文章《财富》中，卡耐基表达了“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财富管理人”“带财而死的人可耻”等观点，号召富翁们把自己的财富看作大众的信托基金。他还认为，基金会不是局限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慈善事业，而是主要从事具有前瞻性的公益事业，要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基金会不仅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还要跨出国界；基金会不应该被死去的捐资者左右，而应该给予托管人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基金会能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性。这种财富观和慈善观使卡耐基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开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就深受卡耐基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一步给富人施加了思想压力，使回馈社会成为富人应尽
的一项道德义务。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除20世纪20年代略有逆转之外，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包括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新政”，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的主体政治基调。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和政府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并向各大财阀施压。富豪们作为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竭力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动乱和革命，“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曾一度令公益基金会黯然失色，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福利事业应该主要由私人承担，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作风，因而更有效率。在示范效应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公益基金会蔚然成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从1913年起才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1917年才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税收减免，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建立都在此之前，可见早期成立的大基金会并非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于公益慈善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创新，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根源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传统和政治上“政府越小就越好”的观念导致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对民间公益基金会的制度需求。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清教特色的慈善思想逐渐形成，并广受认同，促成了美国民间对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供给。
二 市场经济与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非财富最大化，从而使该行为模型更接近真实情况。换言之，行为主体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利益包含许多方面，有金钱、资产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也有名声、良心等精神方面的利益。人们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又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可能相互补充从而名利双收；也可能相互冲突而不能两全。人们往往要权衡利弊，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对二者维持均衡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成熟，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资本积累与公益基金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集中。面对巨额财富，美国富豪开始考虑如何“散财”。他们进行制度创新，捐出财产建立起公益基金会。
近一百年来，美国经济虽不免经济衰退的困扰，但确实保持了较长的经济增长期。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垄断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正是这些“强盗爵爷”转变成慈善家的行动，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河。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又涌现了一批富豪(如靠投资起家的“股神”巴菲特)，再加上税率节节攀升的影响，战后掀起了兴建基金会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的大牛市中，信息技术产业催生了诸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新贵，公益基金会则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量人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他们中的许多成功人士会陆续将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捐赠出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进行了研究，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出现新一轮的公益基金会兴建浪潮，无论在个体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公益基金会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人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使美国社会具备了雄厚财力，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大的贫富悬殊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们不但有物质财富的需求，还有精神财富的需求，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所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此时就不得不散财。出于美国的慈善文化心理和社会改革的压力，富人纷纷建立公益基金会，以改良社会、增进福祉。慈善家们因其“散财”而得到名望和心理满足，同时也减少社会仇富心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公司基金会也能对母公司产生很强的正面效应，因为企业通过回报社会来扩大其知名度，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由此，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捐赠意愿二者兼备，公益基金会兴盛的条件就成熟了。
(二)资本市场与公益基金会
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运作和绩效管理，其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具体运作聘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士，遵循财务公开规则，接受外界监督。“一般说来，(私人基金会)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公益基金会能够进行正规化、企业化的管理，一方面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和普通企业一样善于经营其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以免坐吃山空而破产，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发生有损基金会名誉的腐败事件。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经济实力与资本市场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不仅因为股市行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关系到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资金的多寡，而且因为股市行情决定着基金会的资产金额。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大多不是现金，而主要以非现金的形式存在，如股票、债券、住宅、收藏品等。一方面，善款大多以非现金的形式捐赠，因为非现金的捐赠能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并且美国税法对财物捐赠的最高免税扣除额度低于现金捐赠；另一方面，公益基金会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将其绝大多数资产都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回报，使其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让公益基金会能够长久，甚至永久地维持下去。然而，一旦经济形式不妙，公益基金会也在劫难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信息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使许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资产与捐赠数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发展又恢复了增长态势。在2001年到2007年的短短几年间，从事慈善捐赠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从6万家增加到7万家，2007年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也刷新了2001年创下的峰值，达到429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是公益基金会防止自身资金的过快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三)税制激励与基金会
美国税收制度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对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税法有三个非常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高资产者的高税率、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这种制度安排激励了富人的捐赠行为，对于高税率的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高税率与捐赠免税的政策之下，保持巨额财富(尤其是遗产)并不能实现持有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适当的捐款反而能少纳税。
联邦政府税收以直接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所得税自1913年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之日起正式开始征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累进性。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税法的修改，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起征点逐渐降低。在1944～1945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一度达到94％(实际税率90％)。尽管肯尼迪和里根时期都曾大幅降低最高税率，但所得税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早在1917年，美国税法就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尽管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
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虽然二者并非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尽量阻止财富长期在家族高度集中的目的。由于如果一笔巨额财产不作慈善捐赠，则可能有一半将用来交税，所以为了合法避税，美国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税率高，所以涌现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事实上，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不排除含有个人的自私目的的可能性，即，利用免税优惠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遗产税显然有损于富人的资产，美国国会屡次提出取消遗产税的议案，但始终没有得到通过。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打算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计划，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损害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富人自觉地、而并非被迫地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遗产税对公益基金会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税制积累，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在短短几百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社会财富，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人们也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美国成熟的资本投资市场为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资金提供了保值增值的多元投资渠道，使之能够在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向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而对慈善事业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慈善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三 法治环境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建设
公益基金会能否实现长期稳步发展，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相关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产生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中，美国基金会一方面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享有各种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及舆论的监管和约束。
(一)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地位
公益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保证，尤其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如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美国建国伊始就高度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强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个人的财富积累，也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权益。从建立之初，美国公益基金会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权利、义务分明，能自主掌握巨额资金的接收、发放及合法地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它作为非营利机构，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其组织管理、人事聘用、财务安排等具体操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就不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了因管理过度而产生新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行政管理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主要防范公益基金会滥用优惠政策为私人牟利。美国公益基金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而且日益脱离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按照基金会自己的使命进行运作。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政治权利受法律保护，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只要不违反法规，就可以参与除具体立法之外的任何事务，例如，它们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宣传等活动。尽管美国也出现过不公正对待公益基金会的现象，但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掀起了对公益基金会的全面调查，看是否涉嫌“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这冲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但公益基金会没有被这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摧毁，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名声更响。最终，国会的调查结论是这些指控不成立。通过这场辩论，自由主义在美国思想界巩固了地位，公益基金会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情况日益复杂化，各种相关的协会、论坛纷纷出现，比较有名的有基金会中心、基金会理事会等。它们一方面研究、监督和促进公益基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组织和联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的权利服务，成为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政府一般都对公益基金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传统上公益基金会所发挥的扶危济困功能，但公益基金会在平衡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政府经常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性组织发放。……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并未成比例地增长。……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1983年，里根政府在行政部门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益基金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承认基金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美国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它们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美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正面效应，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成就与美国基金会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分不开的。
(二)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管
在“委托－”模型中，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人拥有委托人
所没有的私人信息，他可能利用这种私人信息采取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其委托人的效用。捐赠人与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委托一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基金会是一种被寄予很高道德期望值、负有社会使命的金融机构。人们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基金会代为管理，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任何丑闻对于公益基金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旦名誉扫地，丧失公众的信任，它就会失去资金捐赠来源，因而美国公益基金会一般都非常重视自身信誉与公众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需要外在的政府管理和舆论监督。如果公益基金会不受约束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公益基金会的内部财务运作成为一种私人信息，就容易产生欺诈行为。此外，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往往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公益基金会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得加强自律并接受舆论和政府的监督，以维护该行业的信誉，从而争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捐赠者的权利、避免税收流失，还能促进公益基金会的行业规范，有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公益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依赖于员工的道德素质、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还必须受到外部的法治和舆论的“他律”。只有内外监管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可能避免公益基金会的潜在欺诈行为。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的，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氛围，反托拉斯、开征所得税等对垄断资本家不利的举措相继出台。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富豪开始建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但社会舆论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公益基金会成立不久，美国国会就对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审查，决定要通过税收手段对它们加以规范和监管，于是，美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国税局成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管理部门。
当20世纪50年代的基金会丑闻曝光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指出了有关公益基金会的税收漏洞。1961年，在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又一次对免税的非营利机构开展调查，发现许多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为己谋利。在60年代的激进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1969年美国出台了税制改革法案，加强了对公益基金会的规范和约束。美国的税法对享有税收减免的慈善机构进行详细定义，尽量从源头上杜绝以公益基金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公益基金会从注册成立到免税申请、从资格审查到组织运行，都有一整套法律程序。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公益基金会都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道德风险。
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仅限于经济手段――税收。在任何一个州建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经过国税局按照1986年通过的税法中的第501(c)(3)条款确认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才能享受税收减免。为了避免有些公司用“假”捐款的方式通过公益基金会来逃税，1969年的税法规定1979年以后，公益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虽然当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福特基金会，但如今福特基金会所持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极少，关系不再那么密切。
美国税法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公益基金会的特点，制定不同税收优惠法规和监管措施，一方面鼓励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防止私人从中渔利，因而详细得近乎繁琐。它把从事慈善捐赠的基金会分为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与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两大类。前者资金来源单一，包括家庭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后者获取资金的渠道多且互不关联，主要以社区基金会为主。私人基金会受到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定的限制，如对其投资收入征收特许权税、禁止自我交易行为、给年度资金分配设定下限、对其下属营利性企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实施管理投资的审慎标准和对基金会拨款的约束等等。按照美国税法中的支出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私人基金会须将每财政年度的资产平均市场价值中的至少5％贡献给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享受对净投资收益所征的2％(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降至1％)的特许权税。而国税局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没有对私人基金会的管理那样严格，并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拨款自由度等多方面特权，因为社区基金由该社区的民众建立，其决策机构一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而且能够受到民众的很好监督。
综上所述，美国健全的法治环境为公益基金会确立了合法权利和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的适当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保证了公益基金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论
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兴盛是由美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种子之于土壤、养料和阳光的关系。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奠定了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资本市场发达，能够提供各种收益丰厚的投资渠道；美国对富人课以重税、对善款免税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慈善捐赠，良好的经济制度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实体；享有充分的自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同时也被置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拥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财富基金论文篇2
据龙源期刊网的2007年第一季度国内、外期刊访问排行榜，《卓越理财》杂志在国内访问排名继续上升，由2006年的全国第38位，上升到第35位，同时首次进入国外访问排行榜的前100名，居96位。《卓越理财》杂志被全球中文电子期刊协会接纳为会员单位。
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正式启动
郭 晶
2007年5月14日，首届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新闻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成功举行。会上，学习型中国促进会的秘书长王富荣先生宣布，旨在帮助百万元中产家庭洞察理财机会和陷阱的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正式创立。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美国金融管理学会中国首席代表孙英等嘉宾出席了此次新闻会并分别致词发言。
史建平教授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富裕的中产阶层，但同时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而抵御风险，把握风险中存在的机会首先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主席、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指出， 2007年是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年，是2008北京奥运会备战之年，经济增长良好。2007年中国金融几乎全面开放，中国的爆炸式增长吸引了许多国际投资者的目光，海外资金大举涌入，刺激中国股票上扬，对于具备一定理财资源的中国百万元中产家庭来说，把握理财机会，洞察理财陷阱，实现财富增长，十分必要。
据王富荣秘书长介绍，首届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定于2007年6月16日-1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论坛主题为“普及国际化投资理念，引领中国家庭理财潮”，本次论坛的主题演讲和互动对话，涵盖家庭投资理财的政策、市场、技术到产品，涉及到股票、基金、房产、保险、外汇、债券、期货、股指期货、信托、黄金、储蓄、邮票、古玩等领域。主要包括以下讲题：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家庭理财现念转变及风险控制；中国股市10年“牛市”与财富增值――股票投资、基金投资、股指期货与境外股市投资；中国房产市场走势和国家对房市的政策与家庭房产投资；新型保险理财规划与人生保障；期货黄金字画古玩投资与理财新通道；私人理财管家服务与稳健生金；家庭财富增长与合理避税；金钱、财富与家庭幸福等。
财富基金论文篇3
关键词：养老保险；延迟退休；养老金财富模型
中图分类号：F84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74-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8
收稿日期：2013-12-2；修订日期：2014-02-25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Pension Wealth
YU Juyu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Postpone retirement is defined as “progressive” reforms， but most people worry about loss. Based on pension wealth model， this paper mad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ostpone retirement on pension wealth using cross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its impact depends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rameters. There is rising pension wealth range under possible parameter combinations，which means delay retirement does not equal loss； when life expectancy is predictable， the longest delay retirement age has a certain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extension space of retirement age for women is longer than men，to extend the same time， women will get more benefit than men. Therefore， the delay retirement polici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or different group， and implementing mandatory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flexible retirement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parameters for workers rational choice； to build corresponding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etc. based on changes of the impact parameters.
Keywords：pension insurance； postpone retirement； pension wealth model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已进入“怎么做”的讨论阶段，而不是“要不要”的辩论阶段。尽管延迟退休政策被定调为“渐进式”改革，但其前景仍不容乐观。根据近日媒体开展的“关于延迟退休及缴纳社保年限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0%的市民不愿延迟退休，支持者多为政府公务人员。不愿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是“不愿多交少领退休金”；而“在职收入比退休高”是愿意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1]。
那么，延迟退休的收入效应是否正如市民的主观感受，或部分学者的观点？――收入较高的人群因延迟退休将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则相反，出现“多交少领”呢？为了减少短视或心理惯性造成的现实障碍，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厘清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延迟退休对个人利益的客观影响。本文基于养老金财富的视角，通过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力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延迟退休后个人养老金财富是增还是减？二是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如何？三是延迟退休有无最适年龄？如果有，又是多大？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关于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做了大量研究。格斯特曼（Gustman）和斯顿莫尔（Steinmeier）以及克里（Coile） 和格瑞博（Gruber） 等根据不同方法，运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养老金财富及其变化等关键变量对个人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2～3]。安卓（Anderw）的研究表明，决定退休可能性的重大经济因素不是恰好在某一时点上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而是由于继续工作所带来的养老金财富的增长[4]。邦德（Bound）等发现健康状况好的人提前退休的概率远小于健康状况差的人[5]。
国内关于退休年龄决策的定量研究，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二是非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年龄决策的激励作用。对于个体特征因素，如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家庭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封进、 孙佳佳、钱锡红等学者主要运用统计学和计量模型，基于微观个体的调查数据，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6～8]。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失业或下岗可能性越大的个体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高；而劳动者收入水平越高，则越不愿意离开劳动力市场，越愿意推迟退休年龄。
对于非个体因素，如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给付办法、养老金替代率、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国内代表性研究主要基于养老保险精算原理。汪泽英、曾湘泉运用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模型，计算出分年龄退休人数比例，发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对企业职工选择提前退休有激励作用[9]。彭浩然测算的结果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激励提前退休，并且这种负面激励作用的行业差异性较大，低收入行业职工的负面激励更严重[10]。刘万根据精算中性原理，分析了
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延迟退休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取决于养老金参数的不同水平组合[11]。李珍、袁中美等运用养老金替代率模型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延长退休年龄，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都将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延迟退休更有利于提高退休后的经济保障，而高收入者将更低[12～13]。
以上研究对于中国养老保险退休年龄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个体特征因素方面，如工资收入、健康状况等对主观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种主观决策行为，到底是否理智，需要客观标准检验。其次，微观个体调查数据的质量能否保证，并非不可置疑；此外，个体特征因素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外在因素，它们不可能成为退休制度改革的主要决策因素。
关于非个体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学者主要运用社会保障财富增减原理，基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具体模型构建和参数假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如在构建模型时未能区分制度中人和新人；一些研究未区分男女退休年龄的现实，一律假定为60岁退休；彭浩然根据一组假定的参数组合，得出的相关结论无疑存在片面性[14]；刘万在模型构建时，假设延迟退休期间不继续缴费，基于此假设测出的最优退休年龄显然虚高[15]。替代率只能反映养老金的相对水平，不能说明总量的变化，而终身养老金财富的增减才是退休者最终关心的，只是员工的有限理性，还不能从整个生命周期的得失来进行理智选择退休年龄。
养老金财富是指生命周期内养老金收入减去养老保险缴费后的期望净现值。本文基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分人群构建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运用交叉分析法，分析主要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于不同的参数组合，测算养老金财富的损益系数，据此判断最优退休年龄，以期修正个体主观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设计和职工最优退休年龄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是1991年提出的，经过试点实施后，在1997年全面确立的。统筹账户采用现收现付制，体现社会公平；个人账户采用完全基金积累制，体现经济效率。 2005 年底国务院又出台《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2005〕38 号），其改革核心在于进一步调整基本养老金制度的缴费和计发办法（后面简称新的计发办法）。根据38号文件，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8%，完全来自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不再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的再分配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基本养老金的给付办法做了较大调整，新的计发办法建立了缴费与养老金待遇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多工作，多缴费，多得养老金。新的计发办法如下：制度新人：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人的基本养老金相比新人多一块“过渡性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月标
准=（1+本人月均缴费工资指数）÷2×参保人员退休时该区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月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职工每年缴费指数之和/缴费年限；职工每年缴费指数=职工每年缴费工资/缴费时当年度本市在岗职工年平均缴费工资；个人账户养老
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
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由统筹账户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支付；目前退休人员调增的养老金也全部来自统筹账户。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可做如下假定。
（1）在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养老金财富变化时，不考虑个人账户养老金。因为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具有完整的个人产权。如果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账户没支付完，可以继承；此外，个人账户如果支付完了，还可以按照退休时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由统筹账户继续支付。
（2）基础养老金假定为非缴费型公共年金，即无缴费成本。因为个人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缴费完全来自企业，甚至在2000年前，企业的部分缴费还要进入个人账户。所以从个人缴费成本来看， 基础养老金属于非缴费型公共年金。
故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的养老金财富净值可以统一转化为“基础养老金财富净值”的变化。
2. 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的构建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
假定某类职工开始参保年龄为a 岁，正常退休年龄为T岁，预期寿命为e0岁，参保后第t年的年缴费工资为Wa+t，统筹地年均缴费工资为w β（x）为养老金财富损益系数，如果 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减少，相当于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延迟退休施加了一个隐性税收（implicit tax） ，说明延迟退休导致职工利益受损，对延迟退休有负向激励；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增加，相当于个人因延迟退休获得一笔隐性补贴，说明延迟退休增加了职工利益，对延迟退休有正向激励；β（x）=1，表示不同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相同，符合精算中性原则，即无论何时退休，面临的退休激励都一样。
三、 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7）和（7′）可知，不同参数组合，同一退休年龄下的β值有所不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规定： 男性60周岁， 女干部55周岁， 女工人50周岁，同时工龄满10年；此外，对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做了相应规定。
对此假定，女性职工a=20，T=50；男性a=30，T=60。根据目前养老金实际收益率2%～3%的现实，设r=3%；运用Excel编程，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β值。
1.基准组合下的定量分析
当g1=14%，g2=10%，e0=74 时，根据图1中的对应曲线，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延迟退休的β值均为抛物线，β值由起点1先升后降，先升至最高点后下降至0，男女最高点（x，β）分别为（6，1.21）、（15，2.25），即男性延迟6年到66岁退休，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1.21倍；女性延迟15年到6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2.25倍。这说明在这一组合下，男女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限分别为6年和15年，小于这一年限的延迟退休都是有利可图的。
其次，在参数组合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对应的曲线普遍低于女性，说明延长相同退休年限，女性获利程度高于男性。
此外，延长相同年限，中人的β值小于相应的新人，即中人因延迟退休的获益程度小于新人。因为中人有过渡性养老金，它是对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工龄的认可和补偿，是对个人账户积累不足的弥补，它主要由“视同缴费年限”决定，即中人在未建立个人账户之前的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受延迟退休年限的影响。若考虑之，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加上一个正数。如果β>1，结果会变小，对应区间的曲线呈现下移趋势。同理，当a增大，即缴费年限降低时，根据公式（7）和（7′）可知，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减去一个正数，如果β>1，则会使结果增大，对应区间的曲线就会上移。这说明延迟退休对缴费年限短的人更有利。
2.主要参数对β值的敏感性分析
（1）预期寿命e0对β值的影响。
根据图1可知，当其他参数一定时，随着e0值的增大，同一退休年龄对应的β值越大，且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相应更大；在曲线的上升阶段，女性前10年即60岁之前，三条曲线几乎重合，说明β值的增速相差不大，但之后，三组曲线的纵向距离显著拉开，即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β值的增速明显放大；在曲线下降阶段，三条曲线基本平行，说明β值下降的速度基本相同。
此外，根据图1和表1可知，在g1>g2的不同组合下，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如e0=74岁时，最高退休年龄基本为65岁。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有利于更大程度提高养老金财富，且在预期寿命一定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优年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3. 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
根据相关参数的可能组合，通过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男女最优退休年限，即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延迟退休不等于职工利益的受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取决于参数组合。根据几组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参数组合，测算的结果表明，β值均存在大于1的上升阶段，说明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加职工终身养老金财富。当g1=14%、g2=10%、e0=77岁时，女性养老金财富最大可以增加为原来的2.79倍；男性增加为原来的1.42倍。
（2）延迟退休的最大提升年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和参数组合，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并且最高退休年龄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而加大。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且在预期寿命可预知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长年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e0=74岁时，女性最高可延长15年，男性可延长5年。
（3）延迟退休对不同人群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一定的参数组合，延长退休年限相同时，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相对更高的人群――女性大于男性；制度新人优于制度中人；缴费年限短的人群高于缴费年限长的人群；养老金增长速度小的人群高于增速大的人群。
2.政策启示
（1）延迟退休具有客观必然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应扩大；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养老金财富，而且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也会因之扩大。此外，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会增加，且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16]。所以民众应理性看待延迟退休，不能仅凭主观感受而否定这一改革，从而阻碍改革进程，延迟退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2）延迟退休政策应坚持强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因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男女职工间的差异较大。如在基准参数组合下，男女养老金财富净值达到最大的退休年龄几乎一致，为64～65岁，但由于目前女性正常退休年龄主要为50岁，而男性主要在60岁以上，所以他们能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差较大。另外，延迟相同退休年限，女性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高于男性。故建议女性延迟退休的力度高于男性，或女性先延迟退休，男性延后再实施。与此同时，为了尽量降低延迟退休对特定人群的影响， 提高民众的认同度，必须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实行法定延迟退休的同时推行弹性退休制度。
（3）政府有必要保持养老金参数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以便职工结合自己的收入-闲暇偏好、身体状况、预期寿命等情况，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灵活而理性地选择退休年龄。同时，根据养老金财富影响参数的变化，建立相应的利益调整机制，如果延迟退休引起养老金财富降低，应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如延迟退休后第一年基本养老金绝对值小于不延迟退休的数额，应予完全补差。
（4）协同推进其他退休政策的调整。一是原有的提前和延迟退休政策仍应保持，如对从事高强度或有害健康的工作可提前5年；对于高级职称、高级专家等可以延迟退休。同时，要特别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下岗等弱势群体的最低退休年龄。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应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否则扩大不同人群延迟退休效应差距，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不建议同步增加其法定最低缴费年限。因为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的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两个账户的缴费义务全部由个人承当，而职工只需承担个人账户的缴费义务。相比之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是缴费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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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袁中美.延迟退休与养老金替代率的探讨[J].人口与经济，2013，（1）.
[14] 同[10].
[15] 同[11].
财富基金论文篇4
然而,理财并非仅仅是选择几只基金、买卖几只股票那么简单么,它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成熟。不同国家的人民理财观念和市场的差异除了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外,更与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理财思想和理财观念原本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财,原本就是一种文化在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财富管理理念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理财思想的萌芽。吴越时期的范蠡便是中国古财的典范性人物之一。范蠡善于捕捉机遇,适应市场,最终令其财富从“居无几何”到“致产千万”。
中国理财文化的成熟则以《史记》中《货殖列传》的问世为标志。
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认为勤和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而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始终不乏经典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精英,这种朴素的理财思想更是在清朝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的实践中达到巅峰。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依然是勤俭和储蓄,对于合理运用财富实现资产增值重视不够。同时,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老百姓往往羞于谈论财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早期的卓越的理财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老百姓的致富愿望被充分激发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现财业务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在中国兴起。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推出,标志着现财制度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为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
回首中国理财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可以发现,尽管现财业务是以西方金融理论和金融思想为基础,但她在中国兴起这股激荡的潮流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经济文化背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国内目前比较可行的理财业务涉及到的资产保值、增值方式,已经包括了证券、基金、信托、外汇、期货、保险、收藏品、教育基金、个人消费贷款等。众多的理财方式,正被人们逐步认知并接受,不仅已经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更在人们日常的理财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来看,在众多的理财方式中,证券投资基金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希望,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资产管理机构,在积极扩展理财业务、繁荣理财市场的同时,更应当致力于传承和融合中西方理财文化,通过现代金融理念和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结合为理财市场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基金投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回首过去的十年,证券投资基金是众多理财方式中发展速度最快、风险收益最为匹配,资金安全最有保障的一种理财方式,为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尤其是2005年末以来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更使基金行业迎来了一次“”式的发展。当前,基金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从低风险到高风险、从固定收益到股权受益、从内地市场到全球市场的相对完善的产品线结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基金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个人理财工具,中西理财文化的差距必然会对其在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由于投资者教育的滞后,老百姓对于基金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远远没有跟上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基金公司之重外延式扩张,内涵式的积淀远远不够。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摒弃急功近利的思维、全面提升管理能力和素质应当是首要任务。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当前基金产品种类繁多、风格迥异、业绩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遴选基金产品、构建适合自己的基金组合至关重要。
财富基金论文篇5
【关键词】产权；所有者权益；会计计量理论
一、引言
现行会计计量理论中，所有者权益作为会计计量的最终归属和结果，其计量的理论基础是否科学、计量方式是否正确，不仅直接影响着企业经营的目标，而且还决定着它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然而，同样作为会计六要素之一，所有者权益的计量与资产、负债的计量相比，似乎并没有得到人们同等的重视。本文试图在系统阐述会计权益理论的基础上，从产权视角出发对现有会计权益理论进行解读，进而推演出适合我国现代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计量的理论基础，以打破所有者权益计量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二、所有者权益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础
经过会计界长达数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今天众多权益理论流派相互并存的局面。本文主要以业论和主体论这两大主流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从产权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以期有新的发现。
（一）业论与终极所有权
业论产生于18世纪的经济环境中，其产生的最初动因是对记帐规则的解释。当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独资和合伙企业。业论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导向的，它认为会计的重心是计算和分析业主净值，业主居于权利的中心，资产是业主所有的，企业的资产和业主自己的物品没有本质的区别；负债则是业主的债务，当企业的所有资产不够清偿时，业主负有当然的偿还义务；企业的收益也归业主个人所有，未分配的利润则相当于业主将财富存放在企业，现金股利则是将存放于企业的财富的一部分收回用于消费，股票股利仅仅表示业益之间的内部转移，并不代表股东的收益，业益代表企业所有者所拥有的企业净值。业益体现了经济学上的财富概念，即它代表业主所拥有的净财富，代表终极所有者存放于企业的财富总量。此时，业主对企业的财富拥有绝对的支配、处置等方面的权利，这种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就是产权体系的核心和最基本形式―终极所有权。同时最能体现业理论的会计等式就是：资产一负债=业益。
（二）主体论与法人财产权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业理论的局限性开始日渐显露。这一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作为法人的公司与作为自然人的股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受到了来自主体理论的挑战。主体理论一般是以收益表为导向的。主体论认为，企业是独立的经济主体，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企业与所有者是分离的，会计的着眼点应当是企业这个主体，企业主体才是会计关注的中心。股份公司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本身是独立的主体，具有法人资格，负债是企业自身的特定义务，资产代表企业自身收受特定物品和服务或其他利益的权利，收入是企业的成果，费用是企业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务，其差额净收益不被视为直接属于股东的收益，而是代表必须以股利形式分给股东和以再投资形式留给企业的公司收益。因此，留存收益应视为公司自有的权益。当终极所有者将资源投人企业后，企业法人即对其拥有所有权，与此同时，终极所有权便受到限制，如不能随意收回和处置等。在这里，法人所有权与终极所有权是各自独立的，而且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基于此，主体论将业理论的基本会计等式“资产一负债=业益”改写为“资产=权益”，解决了业理论在论述公司会计方面的不足。
三、所有者权益会计计量的重新思考
（一）现代企业的产权观
我国的现代企业是指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相分离的，两者分离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即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的重要特征，属于财产所有权范畴，因为财产所有权可分为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利，所以法人财产权也应具有这些权利，只是其拥有的是出资者财产上设定的权利，其中收益权和处分权会受到一定限制。同样地，投入企业的终极所有权在企业整个存续期内也是受到限制的所有权。
（二）现代企业所有者权益会计计量理论及会计等式的选择
1.所有者权益会计计量的理论选择――一种改进的主体论
现行的会计理论和实务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业论和主体论的基本观点。但是，业论强调企业所有者的终极所有权而忽视了现代企业最重要特征―企业法人财产权，而主体论强调了企业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却忽略了企业所有者终极所有权的重要性。所以，本文试想将主体论“忽略终极所有权”的缺陷规避掉，提出一种改进后的主体论，即在强调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同时也不忽视终极所有权、在承认企业主体权益的同时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正如美国会计学家Robert N.Anthony所讲：现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的确反映了许多团体提供的资金来源，其中包括贷款人、供应商等等，但股东权益这一项并不反映来自股东的资金来源。为此可以将股东权益部分重新组织，通过确认存在三类资金来源，而非两类。这三类资金来源是：①负债②股东提供的资金，称之为股东权益，反映股东的投资及已确定分配给股东的净收益③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所创造的资金，称之为主体权益，反映除股东投资外，由企业赚得而有待分配的其他净收益和留存收益。
2.会计等式的选择
企业与资金提供者的关系在本质上无非是资金关系，要想更好地体现所有者的权益，就要求按资金的不同来源及其特点对权益进行分类。由上述改进的主体论可以得出，企业的资金来源有三类，分别是负债、股东提供资金、企业经营创造的资金。其中，负债是有明确偿还期限和报酬的资金；后两者是无明确偿还期限和报酬金额不固定资金，终极所有者权益只能是其投人企业的那部分资金，而一切来自企业经营及其他既非终极所有者亦非债权人提供的资金的权益持有者只能是企业主体本身，这种企业主体的直接利益同另两类权益一样源于资金提供关系，不同的是其对资产求偿权的实现形式，要通过企业清算时的终极所有权来体现，那时，企业主体权益与终极所有者权益便合二为一。因此，在持续经营期间的会计等式为：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十企业主体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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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6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财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二辑) [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财富基金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文献综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果，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却愈加严重。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我国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国外研究综述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发表的《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一文率先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设金融市场有一个较高的门槛。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金融市场不发达，只有少部分人有能力跨国这门槛，因而金融的发展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进入金融市场，这样金融发展就会逐渐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呈现“倒U”关系。
Galor and Zeira于1993年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一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主要从资本投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假定人的寿命分为两个阶段，技术非凸，可以采用技术简单或密集两种劳动来生产一种产品。不熟练劳动工作隶属于传统部门；熟练劳动工作隶属于现代部门。同时人力资本的投资存在一个门槛，那么个人初始财富大小决定了能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初始财富少的不能达到这个投资门槛，并且在初期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也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少数初始财富超过了这个门槛的人可投资于人力资本。因此，在金融发展的初期，初始财富的多少会影响未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初始财富多的人收入高而初始财富少的人收入低。
同年， Banerjee and Newman建立“三部门模型”来考察职业选择与财富的关系。他们首先假定财富投资有三种途径：一是无风险资产；二是有风险的自我雇佣生产；三是风险性的企业生产。他们通过静态和动态的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初始财富较低的穷人因无钱进行投资，只能选择成为雇用工人，而初始财富较高的富人则开办企业并监督工人劳动，因此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市场越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大。
Aghion和Bolton（1997）基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构建了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涓流效应”。他们认为富人财富的上升会导致信贷市场资金变得充裕，借贷利率就会降低，这样便有利于穷人参与金融市场。他们的模型内生出收入分配的库兹尼茨曲线，并强调政府应当进行必要的收入分配政策来作为涓流效应机制的补充，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和加速收入公平。
Li，Squire和Zou（1998）利用49个样本国家，从政治经济情况和资本市场不完美方面分析了跨期和跨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各国初始财富分配差距如何，金融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高增长，进而降低了收入差距（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
Imran Matin，David Hulme和Stuart Rutherford（1999） 从微型金融（向穷人提供金融服务）角度对金融发展的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专门针对低收入者的特殊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重要意义。
Clark，Xu和Zou（2003）通过对9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研究金融中介部门的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差距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而缩小，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不存在倒“U”关系。
Barr（2005）从金融服务供求不均衡的思路入手，认为“微型金融”应该作为一种发展政策，通过向穷人提供小的金融服务（如信贷、储蓄、保险等），从而实现贫困的减少。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大都是根据我国现实的金融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
章奇等（2003）发表的《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一文中，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温涛等（2005）合理利用我国1952―2003年的金融和经济数据，通过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后，对中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以及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姚耀军（2005）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了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马萍、梁雁（2006）基于协整分析，对中国1978―2004年间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并不会一定导致城乡分配差距的缩小，但金融发展效率的不断提高会逐渐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的只有制度因素。
四、综述启示
基于国内外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知：要使一国的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
（一）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形成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让更多人能进入金融体系。
（二）应该加大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力度，通过像穷人提供小的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体系覆盖面，从而减少收入差距。
（三）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合理的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达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的目的，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而且也能反过来促进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Jeremy Greenwood and Boyan Javanov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076-1107
[2]Galor， Oded an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1）：35-52
[3]Banerjee，Abhijit and Newman， Andrew，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274-98
[4]章奇，刘明兴，陶然，等.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2004（1）.
[5]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303.
[6]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
财富基金论文篇8
然而，农户创业选择行为过程中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发展经济学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发展中的金融压抑和农民面临的金融约束(Gurley & Shaw (1960, 1967); Mckinnon (1973); Shaw(1973))。Banerjee & Newman (1993)以及Ahlin & Jiang(2008)的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约束对农民选择成为企业主并雇佣工人，还是成为自我雇佣的业主，或者成为雇佣工人等职业选择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Black & Strahan(2002)、Klappera & Laevena et al.(2006)则直接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企业的成长。原因包括信贷市场能缓解即时性的资金约束，使缺乏初始启动资金的人获得融资而进入创业领域，同时宽松的信贷环境能降低人们的风险规避程度，提高创业倾向。国内的研究也注意到了金融环境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比如张海洋和袁雁静(2011)的研究表明，金融环境确实对农户的创业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不但有助于农户创业，而且有助于已经创业的农户扩大规模变成“企业家”。程郁和罗丹(2009)则主要关注信贷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信贷约束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但会影响农户创业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创业的层次和水平。
所谓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指的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但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即金融约束的成因是什么？最近20年来，经济学家们将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对于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剖析。1989年，Evans和Jovanovic就指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或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金融约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Limited Liability)。农户可以以其拥有的自有资产为底而借款，当不能完全还清借款时，他能为此付出的最大偿还量就是他的已有财富。因此贷款者在发放贷款时会根据借款者的已有财富来决定发放贷款的数量。在受到有限责任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具有创业机会的农民可能因为借不到钱而无法成为企业家，已经创业的农民也可能受到信贷约束而使得投资的数量受到限制。于是，农户的发展就会掉入“财富水平低→小信贷规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陷阱。这就是说，金融约束、金融压抑本身属于财富积累效应。
形成金融约束的另一种原因是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这集中体现为“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的努力需要付出成本，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而努力是看不见的，努力会带来项目成功概率的提升，但一旦项目成功就意味着该还本付息，使得努力的好处由他自己和贷款人共同分享。这种还贷与努力挂钩的机制会产生反激励效应：财富越是少的借款者，因为借款人在投资中下的赌注相对的小，便会越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这就增加了破产和坏账的概率。这样，就会形成另一个陷阱：金融机构惜贷→借款人偷懒→项目失败概率上升→金融机构惜贷，借贷利率上升→借款人偷懒→…。道德风险问题会同时造成金融机构惜贷和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限制了农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Aghion & Bolton, 1997)。
Paulson & Townsend et al.(2006)运用泰国农村的金融数据，对于形成农户创业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上述两方面原因做了研究，他们发现泰国农户所受金融约束主因是道德风险而非有限责任。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给出了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与方法；并且给出了判别形成金融约束的不同原因的方法：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有限责任”，则农户的个人财富上升会与其得到的信贷规模同向变化；如果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主要是“道德风险”，则当农户个人财富上升时，对于外在的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便会降低，农户的个人财富会与其获得的信贷规模成相反方向的变化。
然而，在应用Paulson、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以下简称PTK)的模型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第一，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各种行为会有重要影响(Widnet & Mundt, 1998；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但PTK(2006)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第二，PTK(2006)在家庭财富的计算时，取的是单一的时间点(调查之前6年)，这样的计算方法导致农户创业和他财富之间的内生性没法解决，如果农户在6年之前已经创业，则不能断定是财富影响了创业；第三，农户的创业并不一定从事工商业，也可以在农业生产方面扩大经营面积，PTK(2006)仅仅考虑了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没有把那些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创业的农户纳入分析。
我们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2008-2009年“北大—花旗中国农村金融调查”获得的中国6省18县的4000多户农户的家计数据，在PTK(2006)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的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
在信息完全的金融市场中，一个人的创业行为不会受到他自身财富的约束。因为如果他有创业机会，即创业的期望净收益为正，那么市场会知道这种创业的价值，在他的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创业的需求时，会得到足够的融资。这样，金融市场能够让所有具有创业机会的人实现创业，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所以，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并且经济中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与他已经占有的财富没有关系，而仅仅与他的能力、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等状况有关，那么我们应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财富和他创业与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然而，由于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个人的财富会显著地影响 到他的创业行为。
首先，根据我们的调查获得的农户家庭信息，可以发现，农户创业的概率和他的财富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当对于财富作了规范化(0－1)处理以后，农民的财富越高，则他创业的概率越高；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小于0.01)，财富多寡对创业影响最大；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大于0.03)，财富对创业影响变小，但两者之间依然正相关。
其次，农户创业的项目可以为工商业项目，也可能选择农业项目，即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在包含这类农户以后，由于创业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财富的分布也随之改变。但是同样可以发现，随着财富增加，农户创业的概率会增加；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财富增加对创业概率的影响比较大；当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财富的数量依然和创业概率正相关，但其影响变弱。
既然财富的多寡会影响到农户的创业概率，那么就需要分析其背后的机制。第一，财富的数量可能影响到农户的企业家才能，进而影响到其创业的选择行为；第二，因为创业需要资金，财富的数量足够多的农户创业时不需要借钱，财富数量少得农户需要借钱支持其创业，因此财富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农户创业的资金的可获得性来影响他创业的概率，这也是文献中常涉及的金融约束影响创业的机制(Evans & Jovanovic, 1989; Magnac & Robin, 1996)。在下文的分析中，称前者为间接机制，称后者为直接机制。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既然财富会直接通过金融约束影响到农户的创业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中广大农户仍然得不到必要的外在金融市场支持？即我们要探究，在中国，形成对于农户的金融约束的原因是什么？也像PTK(2006)的模型和他们的发现那样，是由于信息和激励机制的扭曲造成金融压抑，还是还有别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利用我们亲自组织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所收集的六省农户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约束的成因。数量分析所用模型以PTK(2006)的模型为基础，但在模型里加入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并且加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创业农户，还改进了农户资产的计算方式。所以，我们的可计算金融契约模型是一个修改过的PTK模型。
我们之所以要在模型里放人社会资本，是由于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户金融约束，进而影响其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ian & Qiu, 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的关系越来越重视，这些研究包括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信用水平(陈晓红和吴小瑾，2007)、企业创新能力(王霄和胡军，2005)、投资决策(潘越和戴亦一等，2009)以及获得社会政治资源的能力(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等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关注农户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多。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基于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确会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然而，这些研究同样没有就社会资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农户的金融约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进行分析。
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比如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拓展农户的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其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因此可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研究表明打工经历对职业非农化转换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打工时间的长短与创业之间有系统性关联，外出打工的收入也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朱红根和康兰媛等，2010)。Ma(2001)研究发现，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的掌握和应用上日趋熟练，接触业务全流程和经销渠道的机会逐渐增多，对市场和商业的运作规则日臻熟悉，人际关系网络慢慢形成，从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从而更可能实施创业。本文将把社会资本纳入农户创业选择模型，认为他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也会通过改变金融约束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
在平时工作实践中，我们听到太多的议论，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不发展、对于三农的金融支持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涉农信贷的道德风险问题太大，因此金融结构不得不设计抵押、质押、担保等等详细的金融契约来管理涉农信贷和金融。但是，这样在一种认识和理念指导下，我们涉农金融和信贷期以来陷入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金融机构惜贷的陷阱。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模型里不加入社会资本，那么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的信贷约束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道德风险，这和泰国的情况一致。但是，如果在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后，我们发现，我国的农户之所以面临比较严重的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原因既有面临道德风险问题，又有有限责任问题，即中国农户的平均财富水平低这一基本事实本身仍然阻碍着农户获得外在的金融支持。本文同时发现，从事农业创业的农户和从事工商业创业的农户所受的金融约束的成因也有区别，前者主要是由于有限责任约束，后者主要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即发展水平越是落后一些，有限责任所导致的金融约束便越是会主导一些。
总结我们的发现，如果在理论模型中不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仅包含道德风险约束的模型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最后是仅包含有限责任约束的模型。这样的结论和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使用泰国数据得到的结论相同。
如果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则既包含有限责任又包含道德风险约束模型解释力最强，它显著好于另外两个模型。这样的结论和不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有比较大的区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农户的融资和创业活动。如果不考虑社会资本，容易忽视有限责任约束的存在，正如Paulson, Townsend & Karaivanov(2006)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加入社会资本以后，由于社会资本放大了农户的资本规模，使得农户的融资规模往往不会突破资本规模，这样会凸显有限责任约束。
而道德风险约束起作用与否并不依赖于社会资本，因此在加入社会资本后，道德风险约束还是有解释力。
这说明，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上，有限责任仍然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产生金融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是，大多数农户的财产水平仍然很低，农民尚未彻底走出“低财富水平→小信贷规 模→小投资规模→低投资回报→低财富水平→”这样一种低财富水平、缺乏金融支持的陷阱。即使是在非农经营的产业与企业中，道德风险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农户的财产水平低仍然制约了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规模。
在这样的格局下，引入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使农户的融资需求得到提升，使得“有限责任”形成的金融压抑现象得到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积累的社会资本又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让农户对外融资的可得性随其社会资本规模的增长而提高。因此，社会资本在农民走出低财富水平、低金融支持陷阱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功能，并且还会继续起到正面的作用。
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逐步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实践中，国外和国内已经发明出诸如“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这实质上是借助于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共担风险。一方面，集团融资”(group credit)的机制可以克服由于财富水平低所形成的“有限责任”型的金融约束；另一方面，这又可以帮助降低由道德风险所产生的金融约束。
这是不是说，在中国农村，道德风险，信息与激励扭曲问题不再是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原因呢？不是。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在非农的工商业里，创业的农户面临的金融约束仍然主要来自于道德风险问题。这实质是意味着，非农的工商业的创业农户面临的利率水平，大体上是与存在道德风险相对应的一种激励相容利率水平，是与私人金融结构相对应的比较高的利率水平。这的确是目前中国广大农村中非农的工商业的创业农户所面临的金融环境。不过，即使是在中国农村非农的工商业创业农户所面临的金融约束中，“有限责任”仍然是产生金融约束的一个原因；运用社会资本，仍然有助于农户提高借贷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结论是，应当切实解决中国农村中由于“有限责任”所导致的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切实提高农户的财富水平和财产性收入水平。在涉农信贷和涉农金融中，尽可能地降低抵押、质押这类以农户财富为底的融资方式比率，利用农民在参与市场经济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力量，发展集团融资(group credit)和土地抵押。让组织起来的农民逐步走出金融压抑和低水平的金融约束，掌握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