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论文范文

屯堡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屯堡文化;变易;传承;保护;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2

一、屯堡溯源

屯堡人是对居住在安顺、平坝、镇宁等地明代屯军后裔的专称。而以屯堡人为载体所形成的屯堡文化是对江南汉文化的延续与展。“屯堡”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安顺府署纂修的《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载：“郡民皆寄籍，唯寄籍有先后。 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费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可见，安顺屯堡追溯其渊源都与明初朱元璋在贵州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朱元璋称帝建立新王朝后，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盘踞云南，不愿归附。为了达到经营西南边疆，重点控制云南的目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水昌候蓝玉、西平候沐英等为大将，统率三十万明军征讨云南并取得胜利。《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记“云南已克......至只霭翠（贵州宣慰使）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为确保经营西南，明朝在西南地区大设卫所。安顺是素有“滇之喉，黔之腹”之称的军事战略要地。安顺经营得当，可“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同时还可拥兵威服各少数族。因此，明洪武十五年在贵阳置贵州都指挥使，统领十八卫二所，其中贵阳以西的六卫就有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四卫的治所在安顺境内。随着卫所的大量设置，军士们奉命控扼要地，广开屯田以自给，这批屯军及家属从此落籍贵州安顺一带。因此，明初在安顺军事屯田的军民，是现今屯堡人形成之渊源，但是构成屯堡人群体的绝不仅是调北征南军民的后裔，它还包括后来以调北填南等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移民。

二、屯堡文化的界定

屯堡人的入黔祖先大都原籍江南，尽管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今天的屯堡居民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明代江南汉族文化内容。军事行动的展开使汉文化落地生根，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安顺地区看到的屯堡人及其屯堡文化。关于屯堡文化，学者界定不一，翁家烈先生如此定义说：“屯堡文化是古代汉文化在贵州的一份厚重的历史积淀，其发生发展变化及其对贵州历史文化的作用，通过屯堡人的这种特定的载体来实现展开”。[1]安顺学者吕燕平老师在他的贵州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的结题报告里对屯堡文化则表述为：“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吴羽老师在其《安顺屯堡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地域文化特征》又称“屯堡文化就是独特地地域历史文化，保持着中原汉民族已经消失的600年前的汉族文化的诸多特点，但又明显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后移民”。总结学界对屯堡文化的描述，屯堡文化的载体屯堡人这一群体实践的文化就是屯堡文化，他既有别于周围的少数民族文化，又和当地汉族文化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明代屯军后裔和清末以来江南汉族移民在贵州实践的地域文化”[2]。

三、屯堡文化的被发现与屯堡旅游的兴起

屯堡及其文化已经在安顺存在了几百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汉族群体却没有过多的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断地改朝换代和战乱使这个群体逐渐被中央政权和中原地区的人们遗忘了，戍边的后裔也不再刻意强调先辈当年的历史。尽管《安顺府志》和《平坝县志》都有“屯堡”和“屯堡人”这一称呼的记载，但对居住在堡子里的村民而言，无论是自称或他称都无所谓屯堡人，他们长期被官方和外人当作是少数民族的一支。20世纪80年代之前，屯堡地区是沉默的，既无外界的关注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80年代以前这里没有屯堡文化，尽管它事实存在。直到这一族群被民俗学者和专家们发现，从史料中将“屯堡”这一称谓再传递给事实上的屯堡人。

屯堡的被发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方圆不过百把公里的屯堡人家，屯堡风情被炒得河翻水涨，热闹纷繁。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是边远地区每个族群都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他们也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然而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每个族群获得的发展资本是不平等的，这样的现状下文化资本对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缺乏经济社会里起重大作用的资金和技术，唯一拥有的稀有资源就是自身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文化资源，当地人把它当作脱贫致富有效途径，这也是现在西部地区热衷于文化旅游业开发的原因。西南一隅的屯堡人固守600多年的民俗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大的文化财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屯堡人投身参与到屯堡旅游开发中来。

四、旅游开发中的屯堡文化及变易

屯堡旅游是一种乡村旅游，2000年以后，在西部大开潮的推动下，屯堡文化以其明文化的特点正式进入省旅游规划官员的视线，很快，安顺地区的几个屯堡村寨被包括进了省旅游规划中，政府先后拨专款为这些村寨修路，修酒店等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业像推进器一样加速着不同文化的渗透，扩大了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加剧了边远地区传统文化的变迁进程。深入安顺屯堡村寨，可感受到屯堡从沉默到活跃，从衰落到复兴经历了一个被发现到被包装再到被展现的过程。屯堡文化在这其中的变迁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再组合、再建构或者再塑造的过程[5]。当地政府，开发商，农民精英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核心目标就是把屯堡文化资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受着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但屯堡人有着步入现代社会的要求和脱贫致富的渴望。考量贵州省情，在广大农村里生存压倒一切，把旅游作为本省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经济战略，而乡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点为经济收入。因此，在文化旅游的实践中，各方的急躁心理必会使某些元素在屯堡旅游中失去本来的内核。归结起来就是文化表述简单化，节日文化日常化，仪式文化世俗化。所谓“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开发商目标锁定屯堡，大肆对屯堡文化进行商业包装，手段就是简化。事实上数百年来，屯军后裔不仅接纳了周边的汉族，也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屯堡文化早已不是旅游解说词中单纯的600年前的江南文化活化石了。

屯堡旅游中，文化资本化的另一手段即是节日仪式日常化，世俗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龙屯堡的地戏改革。地戏原本叫“跳神”，本是一方保平安的娱神活动，有着严格和神圣的开箱封箱仪式，主要在春节和七月半跳。过去跳神要先开脸，就是屯堡人说的“敬菩萨”，屯堡人认为脸子（即面具）就是菩萨，妇女和孩子是不能接触的。自天龙村寨成立了天龙屯堡旅游公司后，为了迎合旅游开发，这些严肃的仪式就不再遵守先辈订下的规矩，一切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游客想看，神头随时为其开箱，不再具有神圣性，抽去了传统脸子的精神文化内核。旅游业让地戏从娱神活动变成了纯粹的娱人活动，从节庆礼仪形式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表演。

文化和旅游整合创新，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旅游作为一个现代元素，它的介入，不可否认在一些方面的确强化了节日文化中的某些传统元素。在旅游业的开发过程中，一些随着时代变化而慢慢的被新一代屯堡人所忽视的传统元素得到了重新认识。至少，从文化的外在表征来看，屯堡服装，建筑，地戏表演等又得到了强化。从整个屯堡文化的认同方面来看，旅游的开展的确重新唤起了屯堡人对自己古老文化的热爱之情和保护意识。可冲击也同样巨大，这种冲击又会波及屯堡旅游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没有文化元素的注入，就只有表面的华彩，没有实在的内核，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所谓初级阶段看山水，中级阶段看文物，高级阶段看文化，可见游客的旅游品位是不断提升的。离开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目的地可能会热闹一时，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游者的视线之外。屯堡旅游中的文化变易正在逐渐使屯堡文化失去精髓与魅力，文化旅游中纯粹的市场导向会因忽视文化的特质而最终失去文化资源，但纯粹的文化导向又会因忽视当地人的发展愿望而遭到抵制。因此，如何在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中传承屯堡文化是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屯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举措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首先需要依赖人这个载体。年轻的屯堡人更多的接触到了外面世界，他们的眼界高于父辈。屯堡人世代的变化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加上开发商的参与，屯堡和各方利益相关，屯堡民俗就更容易被人能动的改变与塑造。所以传承与保护屯堡文化，新一代的屯堡人是关键。走访各屯堡寨子，就发现同样的难题：秉承屯堡传统信念的老人已逝去或步入高龄，而年轻人却对自己的文化毫无认识，只知村寨近年来的热闹喧嚣，却不知热闹背后的渊源何在。虽也有年轻人开始学习地戏，但不再是缅怀调北征南的祖辈，而只是以此从旅游公司领到一份固定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变成了专职演员。屯堡文化正处于迅速的消解中，为了避免文化的断层衰退，当地精英和相关机构应该对屯堡人进行专门的历史文化教育，理解屯堡文化本质在于它是屯堡人扎根西南最本真的生活方式，唤起文化认同感。屯堡与其他古村落相比，其优势在于它不只是历史遗存，而是有着“人”这一鲜活载体的存在。因此在屯堡旅游开发中首要是关注“人”。

其次，避免文化变质，地方政府的引导非常重要。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的整合体，单纯的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开发商作为商家，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当地人由于渴求经济发展就会丢失族群里宝贵的东西。地方政府承担着一方的文化职能，应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引导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而政府对村民的引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把持“度”。步入现代社会后，国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动摇了屯堡文化的稳定基础，文化从物质到精神都在急剧改变，传统民俗衰退。这种衰退趋势不可避免，更难扭转。乡村旅游的兴起使传统民俗呈现出复兴和繁荣局面，但村落里凤阳汉装的再现，地戏的上演并不能说明屯堡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民俗文化的复兴只是因旅游兴起而出现的意外，是当地政府在旅游发展下做出的安排。政府资金拨款向典型屯堡寨子倾斜，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包装。政府的一切保护措施都停留在资金的扶持和景观的堆砌。这样的保护一种本质上就是使某个地方冻结起来，尽可能阻止因社会变迁而带来的景观变化;另一种保护就是恢复，让景观回复到从前的模样。基于后者，大量的摧毁和重建就在保护的名义下发生了，跟风现象层出不穷，追求不具内核的表面文化，政府的这种安排反而使屯堡脱离了真实。这正印证了王希恩先生的断言：“当今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复兴，更多还仰赖一种表层的人为假设，在它下面还泛动着衰退的潜流”[6]因此，履行文化职能要慎重把握尺度，不然引导只会造成文化更深层次的衰退与解体。

六、结语

旅游业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包装后连同其他资源一同出售所导致的传统文化变迁事实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衰”与“变”不只是安顺屯堡所遭遇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施加给人类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衰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变则是新挑站，不能因旅游业的负面影响而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裹足不前，还应充分考虑当地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所以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采取合理方式，为减少旅游“文化污染”，民族文化资源应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所谓特色是旅游之魂，文化是特色之根，只有保持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才能使旅游具有生命力，长盛不衰。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要避免牵强附会，低格调和不按民俗办事等倾向，这样屯堡文化才不会丧失其原初形态及意蕴，屯堡旅游也才能体现其价值并在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走得长远。

参考文献：

[1]翁家烈.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2]陈永志，李乐京，梁玉华.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及完善建议――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文化村为个案研究[J].旅游学刊，2007（7）

[5]吴晓萍.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屯堡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屯堡人 旅游开发 历史记忆 族群认同

一、屯堡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一般与族群认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1、屯堡人族源记忆

从历史渊源而言，屯堡人可追溯至明初，这是有史可证的。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王朝建立十余年后，云南仍为残元梁王势力所盘踞。贵州地当西南要冲，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咽喉。明洪武初定，元梁王盘踞云南，不愿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以傅友德“充征西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于贵州西南边陲远离国都，征南大军的给养是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出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西南统治的需要，认识到戍边必须与屯田相结合。《安顺府志?风俗志》云：“屯军堡子，皆奉话武救调北征南……家口随之至黔。”这样在军屯军堡的基础上，就逐渐发展起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的网络来，在贵州广设卫、所，并实行屯田驻军。

据有关研究表明，明洪武年间贵州之军士及家属合计人口约有42万人左右 。今安顺一带就有20万左右，占了一半，且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世居少数民族。后屯制既废，军户变为民户。与此同时或稍后，外省其他移民也相继进入。其中有商人和利用政府“开中”制度而招募商屯以换取“盐引”的豪富，也有 “奉旨填南”的农民，这也就是民间所称谓的“调北填南”。

2、屯堡人的家谱

而家谱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记忆，以及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家谱又称 “族谱”，是一个家族发展演变、人员变迁的叙述史，家谱的功能除了追寻祖先记忆，理清家族的演变源流，以训示后人，加强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外，同时也是规范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习惯法。

屯堡人非常重视家谱，他们以父系血缘为谱系根据而编写族谱。内容有祖宗的来历、家族兴衰变化过程、族内名人事迹等。屯堡人对家谱非常重视，并热衷于家谱的编撰，“”中“四清”工作组认为家谱是“封、资、修”，要搜来烧掉，就有屯堡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家谱拿去“躲”在岩洞里，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取回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姓，都应该重视家谱，否则就是不重视我这个姓，就是对祖宗不忠” 。

几乎所有的屯堡家谱均显示了其入黔事由与国家相关，记录了屯堡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使命。屯堡人借着这些历史记忆，他们祖先的事迹早已经成为后世子孙的神话，成为他们朝圣的中心。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屯堡人历史记忆

旅游开发使很多屯堡村寨过去的一些传统得以恢复。“征南”、 “老汉人”和“南京人”式的历史记忆被一遍遍叙说着，借以在“屯堡人”内部建立起新的群体边界，确立屯堡地域性认同之下的自我认同。这就使得屯堡人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提高，进而族群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今，当我们走在旅游开发过后的这些屯堡村寨，村民们总会热情地拿出作为其身份“合法性”的“凭证”家谱进行展示。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中央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这样一种认同意识包含两方面的寓意：一为身为屯堡人，出于血缘、情感等先赋性因素，本身对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有一定的认同，并通过这种文化纽带而建构起更高一层次的族群认同。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地方传统型的东西又被包装成“商品化”、“产业化”，资源的可利用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且，在与其他非本族人群的接触中，他们也进一步明晰了自身传统的独特性，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助于增强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同时，屯堡人的家谱在近几年也出现了“复活”的趋势，大家都纷纷重修家谱。族谱是一部包含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看法的“历史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实质上都是编纂者的族群历史意识的“忠实”反映。

三、结论

著名学者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remembering），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activate）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 在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人们正是藉此追溯他们祖先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四期.

[3] 张金奎，《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汪氏宗亲网，2007

[4] 帅学剑，安顺屯堡人与屯堡文化[J].安顺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

屯堡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旅游展演 民俗生态旅游 文化保护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

,6.

[4]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4.

屯堡文化论文篇4

穿过高大的石头寨门，在整齐的石板小路一侧，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石头的围墙，石头的屋子，石头的古桥，在石头丛中绵延向前的小河……

天龙屯堡共有5000余人口，一条人工水渠贯村而过，村庄结构紧凑，共有16条石板巷，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坚实的城堡。

2001年9月，“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首游式的主办者是一个名叫陈云的屯堡人。

天龙屯堡从此声名远播。

屯堡后人的眼光

明朝时，朱元璋曾两次派大军进入贵州平乱，战争持续了多年，30万大军就此立寨安居，构成安顺一带独特的社会群体――屯堡。

600年间，这支由江淮入黔的汉族遗民始终以汉族文化道统的优越姿态屹立于黔中大地，女人们仍旧穿着明朝江淮一带汉族妇女的正统装束――“凤阳汉装”，男人们仍旧嘶哑着喉咙骄傲地吼着“弋阳高腔”，跳“大明军傩”地戏，他们仍旧居住在石头垒成的“户自为堡”的石头房子里。每逢节庆，则又都操起老祖宗留下的家什按老传统老规矩做一些古老的事情。

很多屯堡人的家谱上，都记载着祖先原籍为江南应天府，对金陵都会往昔繁华的自豪维系着他们对家乡的认同。久而久之，其他来自安徽，浙江和江西的兵士后裔也把“南京”当作了家乡。

把自己当作南京人的屯堡人数百年来极少与外族人通婚。在少数民族眼里他们是汉人，而在后来的汉人眼里，他们倒成了少数民族。自满清以来就丧失屯军优越地位的屯堡人，几百年里只能通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和对故土南京的思念，来维持独立的文化特征并排解异乡的漂泊感。

直到今天，屯堡人后裔的居所，服饰、食品，就连口音等，依然沿袭着当年祖先们离开南京时的模样。

平坝县天龙镇便是散落在安顺数百个屯堡村庄中的一个。

陈云从小在天龙长大，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屯堡人，也明白安顺屯堡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早在1997年，陈云便萌发了利用屯堡文化这一独特的资源带动天龙屯堡村民致富的想法。这一年，他出资3000元钱，在天龙成立了民间民俗资料整理办公室，请村寨中的一些老人专门收集整理有关屯堡文化的资料。

据说当年朱元璋的平乱大军中，有4位南京籍的官兵情同手足，盟誓结为异姓兄弟，并按年龄顺序统一改名为张征定、陈征定、沈征定、郑征定。平乱后，皇帝下令征南大军就地屯田驻防，四姓兄弟便一齐择地聚居。这就是天龙屯堡的最早由来。

除了具有其他屯堡共有的特色，天龙屯堡还有佛，道，儒共奉的三教寺和众多的历史名人故居。然而，这个风情独特、历史积淀深厚的古村寨，以前却一直鲜为人知，是一个以农为本，贫穷落后的地方。

1999年，在天龙镇政府的协助下，陈云成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旅游开发筹建组”，着手对天龙进行摸底调研，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商业计划书。通过多次到沿海的一些景区考察，陈云发现贵州不缺旅游资源，缺的是市场管理和市场运作手段，如果借用沿海一带的旅游包装和运作手段，屯堡文化旅游应该可以成功。

2001年暮春的一天，陈云找到了贵州风情旅游公司总经理吴比。陈云当时的想法是开发天台山，作为贵阳人周末游的一个景点。

吴比随陈云来到天龙镇天龙村。考察以后，吴比感觉如果仅仅是游览天台山，内容比较单一，没有特色。中午在陈云的一个亲戚郑汝成家中吃饭，饭后吴比在村里转了一圈。随意走在这个被人遗忘的村寨，踏着600年前铺就的石条子路，看着依然矗立的碉堡和家家户户还留着望窗的住宅，吴比感觉自己就像钻进了时间隧道，重回到600年前的明朝。

在三教寺里，吴比看到几十个老太太背着黄色的挎包正在唱歌，一个个慈眉善目，穿着独特的长衣大袖“凤阳汉装”。这个画面让吴比眼前一亮。

贵州西线旅游搞了几十年，主要是自然风光，黄果树、龙宫，红枫湖、织金洞，生命力很强，但新鲜感不够。而天龙屯堡有600年的文化，600年的沧桑，又正好是贵阳到黄果树之间的一个驿站，吴比想，如果把天龙建成一个活动着的，开放式的博物馆，肯定会受到游客的欢迎。

那顿中餐，是吴比事业的转折点，也是天龙人生活的转折点。2001年6月，陈云、吴比和郑汝成三人共同出资100万元，成立了贵州天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龙公司)，三人分别出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作为和游客直接接触的旅行社老总，吴比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屯堡文化，用市场的手段来推介屯堡文化，具体负责市场开拓、导游培训、线路，价格的制定；而陈云，郑汝成则着手恢复古镇原貌，发掘历史文化，发动村民积极参与。

2001年9月，随着“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的举行，天龙屯堡一下子热闹起来。600多年来祖祖辈辈以农为主、从未涉及过乡村旅游的天龙屯堡人，开始了半农半商的生活模式。

让村民回到600年前

康冰与范欢现在是天龙公司的骨干。康冰是贵阳人，范欢是凯里人，在到天龙屯堡工作之前，两人均是贵州风情旅游公司的员工。

康冰还记得2001年8月23日，他们第一天到天龙村报到，走进“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端过来一缸茶，搪瓷缸上爬满了苍蝇，他俩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到村里走一圈，到处都是垃圾，一脚踩下去，几十上百只苍蝇飞起来。村中的河沟成了一条臭水沟，里面还有村民们扔掉的死猪。村民们还习惯将牛粪堆放在自家院子前，村子里臭气熏天。惟一让他俩看到的希望，就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大明遗风”。

挨家挨户到村民家中拜访，听他们讲故事，也让两人耳目一新。当时有一个88岁的老人叫郑培珍，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过工兵营营长。老人相信旅游可以带动天龙发展，带动当地人致富，可以推广，保护，抢救屯堡文化。老人的信心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万事开头难。单是清运垃圾和大粪，陈云和他的员工们就用了10余天的时间。公司成立了8个人的卫生队，负责保洁工作；还成立了治安队，维护治安；建起了水冲式旅游厕所，定期免费为农户的旱厕杀虫，消毒。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一些村民对自家古老的石头房子随意乱拆乱建，贴上白瓷砖，破坏了原有景致。开发初期有40多个晚上，凌晨12点以前陈云与员工都是在农户家中，对他们做工作，让他们知道旅游将给他们带来的甜头，打消他们的顾虑，并承诺每平方米公司出资15元，

让乱拆乱建的村民恢复他们石头房屋原有的风貌。

一村民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位外地游客在景区问该村民：“洗手间在哪儿?”该村民顺手一指村中的小河沟：“要洗手就在那儿。”如今，村里就算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讲普通话了。

康冰最初打算只是到天龙屯堡看一下，干几个月就走，没想到这里越来越吸引自己。在天龙屯堡的6年时间，康冰和范欢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村民中。范欢还在当地找到了爱情，与一位叫郑丹阳的姑娘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郑家的“准女婿”。而康冰则有一种使命感，看到天龙从一个自然村寨，变成一个重要的旅游区，能够做一件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不知不觉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他十分高兴。

康冰记得，他们刚来时，当地4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都不穿传统服饰，大家也仅仅是模糊地知道祖先是南京屯兵，但对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如今，当地人大多为屯堡文化感到自豪，也自觉地穿上了传统服饰。村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穿上传统服饰，东西都要好卖些。

屯堡村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本寨的房子，云山屯的门子，天龙的“模子”。所谓“模子”，指的就是天龙公司发展旅游的模式。“企业介入乡村旅游，天龙是首创。”陈云曾不无自豪地说。

2001年，天龙镇政府在自身财力不济的情况下，把50年的经营权转让给当地农民。陈云与镇政府、村委会达成协议：天龙公司作为旅游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镇政府、村委会组建“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村民自愿发起成立旅游协会，由协会代表村民参与旅游开发事务，负责组织村民参与地戏表演、导游、工艺品制作、提供住宿餐饮服务以及维护和修缮各自的传统民居。这就是后来受到各方肯定的“天龙模式”，即“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

陈云在沿海景区的考察收获，成为他熟练整合，包装屯堡文化资源的决策依据。景区卫生、规划、宣传、培训等由公司统一运作，屯堡人的劳动工具和方式、服装、饮食、娱乐等元素，被开发成劳动作坊、凤阳汉装作坊、茶坊、本地小吃屋等单元供游客参观体验，100多名有文化或有特长的当地村民受聘于公司，担任导游、演员和服务员。公司制在天龙屯堡很快取得了看得见的效益。

天龙村村民陈贵宝，2002年以前携着妻儿在贵阳新路口卖肉，每年有1万多元的纯收入。听说老家在开发旅游后，便回到家，投资开起了“屯堡客栈”、“贵宝饭庄”，去年他一年的纯收入就是4万多元。

镇上专供游客饮茶的驿茶站负责人王恩英，现在每月可以从公司里领到350元钱的工资，“拿工资吃饭”是她以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演武堂地戏组的陈显松等12人每天负责为游客演地戏，他们平均每月可在公司里领到400多元的薪水。利用家里楼房开设“屯堡客栈”的村民陈先勇一家，每年仅接待游客食宿就能赚上一、两万元。开设银器店的个体户梁胜金每月可以赚1000多元钱。在上海，广东打工的天龙村村民罗文菊，刘小燕等纷纷回来了，在家乡当起了导游。她们说，在天龙推销自己的文化很自豪。

几年间，当地政府和天龙公司共投入1045万元，改建扩建了部分道路、民居等建筑，改造和新建了部分文化旅游设施，共恢复了12座石桥、13座门楼、98栋房屋、4个陈列室、19个茶站、作坊和食坊，修复了11600平方米的石头路面，有效地保护了屯堡文化资源。

陈云还从贵州省民族学院艺术学院请来老师，给村民培训屯堡木刻版画技艺，使这一濒于失传的民间艺术焕发了青春。他们还开展“天龙屯堡大型民间庙会”、“黄果树瀑布节・天龙屯堡傩文化活动周”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旅游者。

一时间，“天龙模式”频频见诸报端，天龙农民采用公司制管理，经营自己的文化资源、为当地人增加收入的创举，赢得各方称许。屯堡文化也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骄傲与困惑

公司制在天龙的成功运作，使屯堡人尝到甜头，也激起他们对“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生活的强烈胃口。对经济利益的狂热，悄悄地抹去了屯堡人的纯朴。天龙旅游借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资本――引人遐想的600年前的屯堡建筑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修民房。

从寨门一路走进去，一条狭长的石板路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一幢幢现代建筑的民居。沈家桥新井旁边两间漂亮的石头屋不见了，原石头屋地基上耸起了两幢新建的洋楼，据说是修来开旅馆。仅2003年，寨子里先后有十多户人家动工拆建，大多已完工迁入。

对村民一窝蜂似地乱拆乱建，陈云一度极为头疼，但毫无办法。

“天龙模式”要长久运行下去，开发与保护都很重要。屯堡文化是以古镇“石板房民居”及“居民形象”为主要的资源依托，如果社区居民等各方主体利益分配不均，就会给天龙的发展带来许多麻烦。经过一番思索，陈云认识到，只有从体制上认真研究和解决好公司与村民的利益分配问题，才能使屯堡乡村旅游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2004年起，天龙公司加大力度对村民进行旅游技能培训，使村民不仅有旅游意识，更在参与旅游开发中有经营技能，使屯堡文化旅游成为有别于周庄、丽江之类的旅游，走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公司采用各种方式使80％以上的村民与公司形成风险与利益共存的关系，真正使村民达到“旅游发展我发展，我与旅游共兴衰”的境界；在这3年里，天龙公司还启动实施“走进屯堡人家”项目，投入1200万元，对景区资源进行完整而实用的保护与开发。

屯堡文化论文篇5

——高堡村民间民族文化艺术节活动总结

2009年度高堡村首届民间民族文化艺术节活动于8月29日在高堡村硐口组落下帷幕，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本届民族文化艺术节的目的是丰富高堡村屯堡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着力提高高堡村村民的文化品位，全面开展文化传播，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努力向着文明村前进，活动紧扣“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月”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突出了马路乡高堡村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活动的内容以集体比赛为主要形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篮球、民族舞蹈和卡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从筹备到结束历时近一个月，广大村民与参赛演员投入极大的热情，从组织发动到节目演出，马路乡政府、各村委及村民十分重视，认真准备，广泛参与，本届民间文化节活动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情致高雅，活动期间，整个会场充满欢声笑语，气氛欢快，其乐融融，各项活动均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为搞好本届民间民族文化艺术节，村委专门成立了组委会。各村组积极参与和支持，经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加上乡政府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支持。本届艺术活动成功的落下帷幕，艺术节期间，村委专门聘请专业人员做评委，对各项活动表演认真评比和总结，评出了优秀节目，并当场颁发奖品，极大增进了广大群众和各族民族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宣扬了马路乡的文化特色。

八月的马路，风和日丽，无花也艳；八月的高堡，稻浪普天，生机勃勃。在这美好的季节，高堡硐口的上空飘荡着那种让人心动震撼的歌声和笑语。

这种快乐带着一种艺术的魔力，艺术会让人生活的更加美好更加精彩，多彩的屯堡文化，多样的屯堡生活，捎给我们无限美好的期盼，这次活动融入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知识性于一体，本着“增强名族团结，促进和谐发展”的活动主题，创造了一个和谐文明的舞台，活动的举办丰富了村民们的民间生活，陶冶了村民们的审美情操，提高了村民们的综合素质，丰富了民族气氛，增进了广大群众和各民族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并宣扬了马路乡的民族文化特色，让村民们其乐融融的度过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月。

屯堡文化论文篇6

屯堡文化在安顺"旅游兴市"中的SWOT分析

佛教禅学与王维诗风

解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批评家的良心——当代文坛批评健将李建军

论华语的两种发展模式

三部西方语言学中的方言理论比较研究

袁昌英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与接受

法律文书与公文语言表述问题评析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形势下高校党建模式探析

杜威教育理论的构建、启示与反思

构建学校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利用创新视野做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心理契约下的高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关怀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论家庭教育中的激励教育

话题选择与口语语法教学的选择均衡——高级汉语口语教学发展探析

关联理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听力中的应用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口语测试实验分析

贵州省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探析

新时期文科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机制探论

民族声乐语言的艺术魅力

多媒体技术与《美术史论》的整合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

青年志愿者服务立法及其对共青团工作的影响

WT2类微分形式的Holder连续性

Sylow定理的注记及其应用

"反例"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网页设计》项目化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安顺屯堡数字化建设探析

论屯堡人的孝道思想

晁错政论文的风格论析

解构李商隐《乐游原》"夕阳"之多义性

斯佳丽的女性自我意识

在对比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

电影《阿凡达》精神分析的美学解读

自由三部曲:用超验主义解读萨拉之谜

音乐剧的古典风格及演唱分析

当代中国钢笔画语言探究

高校学生"集体性"衰减之因与对策

贵州省地方本科高校定位的个案研究

批判性阅读能力提升方法的应用

英汉语调特点对比论析

墨家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

简论我国犯罪构成的改造

服刑犯的人权保障述评及制度重构an

从贵州出土汉墓看汉代礼学在贵州的传播

贵州出土汉墓与贵州汉代农牧业的发展

屯堡文化论文篇7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委员会在曼谷授予中国贵州安顺鲍屯明代水利工程保护项目亚太遗产保护最高奖项“卓越奖”。评委会对鲍屯古代水利工程保护及水碾房修复项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树立了在中国进行农业景观保护的卓越范例。参与保护项目的各个机构开展了富有创见的合作，注重基地的整体性。修复项目复原了以水碾房为代表的有着600年历史的水利设施，通过水坝、水道、堤和水碾房全面恢复，恢复了农业生产的秩序。项目高度敏锐而周到地确保了复原它们的真实面貌，重现了历史光辉”。

鲍屯水利工程的形成和发展

贵阳-安顺间的黔中屯堡是600年前明朝政府统一云南及稳定西南战略部署的产物。朱元璋在重新行使中央政府对的管辖和平定四川割据政权后，开始征服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步骑30万人由贵州进入云南，开始征南战争。征南战争期间，驻扎贵州的明军相当有限，主要任务是执行滇黔驿道上的军事戍守和后勤保障。战争之初，军粮短缺，朱元璋甚至以向云南纳米六斗给淮盐二百斤的优厚条件征集粮食。为了战争和今后边疆稳定的需要，明王朝不得不把就地屯田养兵放在重要的位置。

洪武元年（1368），为稳定贵州全境，明政府首先在镇远设清浪、梅溪、相见、柳塘四堡。随着战争的推进，以安顺为中心的黔中屯堡迅速增加。至洪武中期，以屯堡为据点的滇黔交通线形成。时以安顺为中心的卫所屯堡也已建立起来，其密集程度远远超出贵州其他地区，成为以后屯堡人的聚居区。

明代贵州屯堡主要为军屯，各屯分属各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他们大多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河南大部）。各地的屯田兵由卫所负责，卫所置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卫所给屯田军户发放农具种子，各军户所得耕种土地的数量与其军职有关，没有统一的分配标准。时人谢东山在其《屯田议》中称“总旗十八亩，小旗十四亩，军人十亩，皆得其籽粒之输，以充月粮之食”。然而，这只是当时土地分配的一个大概原则。实际上，每户所能耕种的土地一般在二十至五十亩不等。以驻守为目的，以屯田保障守军的粮食供给，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西南地区的效果。明代，军屯制度伴随始终。贵州都司所属卫所有屯堡700余处，屯田总额约一百万亩，有灌溉之利的池塘93处，形成屯田与民田犬牙相交，“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局面。

鲍屯村水利工程概述

鲍屯村隶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西距安顺市约24公里，东距平坝县约21公里。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名。河谷平地散布在崇山峻岭之中，自成一方天地，其间有溪流穿过，适宜人类生存定居，贵州人称为“坝子”。鲍屯村所在就是这样的“坝子”之一。从高处俯瞰鲍屯，但见村落坐北朝南，分布于山丘之阳，半坡之上，左右皆有青山相拥，地形呈“凹”字状的南北高中部低特点。村前有大田坝，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通风向阳，气候温和。乌江支流型江河从村西南流入，蜿蜒而过，河水清澈，终年流淌不息。河床中泉眼众多，灌溉条件极好。即使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旱，上游河水断流，鲍屯依然是“春夏一片葱绿，秋来十里稻香” 。

屯堡人根据地形和水资源条件，对村落的位置和引水方式进行了周密的设计，使鲍屯村落与水利体系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鲍屯村的地势总体是西南高东北低，村落以南约100米处（水碾房所在）是南渠（即干渠，称新河）和北沟（即村落自北而南的排水沟）的汇合点。大坝河（型江河在鲍屯村的称呼）由南而北向村落所在方向流来，村民通过不同高程的沟渠获取灌溉和生活用水，而污水和区间洪水则自北而南经村南端的门前塘汇合后，排入北沟，至水碾房入新河，然后东流，至回龙坝与老河汇合，进入第二 个水仓。

鲍屯水利系统的布局既保障了村落灌溉、生活用水和污水排放的要求，也避免了洪水对村落的袭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研究员鲍世行将该水利系统与皖南村落的“水口”设计进行过比较，并指出两者的类似之处。毋庸置疑，来自江南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水利技术。然而，鲍屯的先民并非简单地照搬江南水利技术，而是结合当地地形和河流水文特点，对全村的引水和渠系工程进行了布置，以最少的工程设施满足了村落生活、灌溉用水的需求，同时为区域洪水和生活污水排泄提供了通道。从工程技术的视角看，这一水利系统不是某一类工程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本土再创造，是经过不断完善后形成的。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体系。以大坝河（型江河上游段的河名）为水源，以移马坝为渠首枢纽，采用引水、蓄水、分水结合的方式，将上游河道一分为二，形成老河（天然河道）和新河两个输水（兼行洪）干渠、3个水仓、1个门口塘，再经过二级坝分水，将水量分配到下级渠道，实现了全村不同高程耕地的自流灌溉。另外，还充分利用河水落差和地形条件兴建多处水碾房，为全村人提供生活用水和粮食加工的便利，是具有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体系。

渠首枢纽――驿马坝。驿马坝是由顺坝（与大坝河方向同向）和横坝（横截大坝河方向）两道坝构成的“L”型拦河坝，驿马顺坝是主坝，坝下为老河。横坝下游为新河，即后来开挖的河道。

驿马坝呈“L”型的布置，构成了区间的蓄水池，当地人称为“水仓”。顺坝和横坝上设有不同高程的分水涵洞或分水口，可在不同水位时向老河和新河放水。据安顺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测量，水仓以上流域面积约80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1.51立方米每秒，实测枯水流量0.138立方米每秒。顺坝、横坝的堰体为干砌条石，迎水面及龙口有水泥抹面，但是堰体仍有少量的漏水。龙口是分水辅助设施，在低水期向老河、新河供水。汛期大坝河主流由顺坝分流，经由老河下泄，少量的洪水仍进入新河。顺坝长128米，高1.4米，堰顶宽1米，矩形断面，堰顶高程1310.4米；横坝长30米，高1米，宽0.70米，水仓水深1～2米，水域不大，但在水稻栽种用水最紧要的时间，水仓调节水量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龙口分配，上下游不同高程的农田都能获得灌溉水源。

渠系配套工程。新河和老河是鲍屯水利系统两条骨干渠道，其中新河为人工河道，全长 1613米；老河即原型江河故道，全长1009米。新老河平均引水量2.1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3250亩，具有灌溉、防洪、排水（污）、粮食加工等功能。新河和老河共分出7条支渠，分布在不同高程的沟渠既是引水渠也是排水渠，总长5080米。经过现代改造，部分支渠合并，其中驿马井支渠、小果园支渠、大西桥支渠是控制面积最大的三条。

新老河岁修制度至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中断，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河道淤积。其中新河淤积在1～3米，老河淤积0.3～3米。由于淤积，渠道的过流能力降低。因行洪不畅，大小青山堰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冲毁，汛期沿河农田或房屋时有被淹。

鲍屯的排水由专有的排水沟承担。排水沟分为三级：干沟、支沟和毛沟。干沟平行等高线布置，分为两级，位于最高地势的排水沟，主要排泄坡面洪水。干沟之间由纵向的支沟连接。毛沟兼有灌排双重功能。干沟呈窄深的断面形态，利于渍水排出。排水沟汇集的雨水或灌溉弃水最后回归新河，然后排到老河中。鲍屯完善的灌排渠系，为农田创造了良好的水利条件，这里没有西南地区常见的下湿田，农田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新河至此与村外门前塘的沟渠相汇，坝上有水碾房，下有水轮，至今仍可以运转。水碾房是村民鲍奇冲的祖产，1950年收归集体所有，1983年土管部门发还宅基地使用证，恢复为私产。据房主回忆，该水碾房的建成约在6代以上，即其高祖父时即已存在。目前水碾房已成为危旧房，每年汛期乡镇防汛部门都要下发防汛避险通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出资对水碾房进行修复。这一修复工程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亚太遗产保护最高奖项“卓越奖”。

回龙坝――水量控制调节的关键工程。新、老河在回龙坝汇合。长77米、平面呈S型的砌石坝形成了这一水利系统的最后一个水仓。在坝北端还有最后一道支渠分出。回龙坝当地人称老獐洞坝，是这一水利系统的主要控制性工程。拦河坝可以在枯水期囤积来水，维持水仓较高水位，就是维持鲍屯新老河道的水位，也抬高了鲍屯村整个区域的地下水位，满足枯水期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要。回龙坝由本地的石灰岩修筑，过流面呈流线型，坝溢流堰顶宽1.6米，顶高程1306.2米，汛期流线状的坝型，溢流时，形成一道长77米，落差2.2米 的瀑布，与青山绿水相映，成为鲍屯魅力独具的景观。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价值

鲍屯乡村水利工程的兴建、完善和运行时间约600年。它是屯堡演变、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实证，是本区域人民伟大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鲍屯水利工程规划及建筑合理，以最少的工程设施获得多方面效益。坝是鲍屯水利系统的关键工程，因地制宜地布置成与河流方向平行或垂直的顺坝和横坝，再通过对地形的利用而形成具有蓄水功能的水仓，以保证枯水期生活和灌溉用水需求。

龙口的设计显示出鲍屯先民用水的智慧，分布于坝上不同高程的龙口对水稻栽种之际水资源的公平分配发挥着重要作用。龙口或分布在坝顶、中部和底部等部位，或分布于坝的一端，作为支渠进水口。龙口不设闸门，以所在位置、断面大小决定分水量，不需专人管理。设于坝体底部的龙口则具有排沙孔的功能，一般高30～40厘米，宽不足1米，在汛期高水头的压力下，可将渠道的泥沙带出，排到下游。迄今，鲍屯的渠道已30年没有清淤，尽管行洪不畅，但仍然可以运用。这说明龙口的设置有利于工程管理，能有效地减少工程维护成本。

独特的坝工设计及结构，产生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溢流坝型和结构。鲍屯水利系统的坝有的长达上百米，短的也有数十米，高1～3米，以本地石材砌筑。其中，驿马坝和回龙坝最为典型。它们以低坝和优美的曲线型坝轴线，获得最大瞬间溢洪效益；以有意延长溢流堰长度，减小堰顶单宽流量，降低洪水时垮坝风险。

鲍屯水利工程的坝大多建在基岩上，如大青山堰处至今仍能看到出露的基岩。对基岩的利用，既可减少筑坝工程量，又可赋予坝体稳定的基础。坝体材料来自本地的坚硬石灰岩，每块砌石都凿成楔形条石，以方便坝体修筑时控制收分，使坝体外观自然流畅。坝体的胶结材料采用黄泥混合石灰，鲍屯村有指定的专门取土的料场，以保证工程质量。

完善的渠道系统，实现了最优的输水条件，并极大地降低了工程维护难度和成本。渠系规划是鲍屯水利系统的又一特点。新河和老河是干渠。新河是人工河，以输水为主，纵比降为1.8%。这一比降，使之能够在当地地形条件下获得最大供水范围。20世纪80年代新河最后一次清淤，距今已30年，虽淤积较为严重，但仍能工作。老河是天然河道，比降为3.2%，以行洪为主，兼有灌溉输水功能。较大的比降能够满足其行洪的需要。老河河床是基岩，不存在淘刷问题，淤积主要发生在弯道和水仓回水段，河道基本冲淤平衡。鲍屯水利系统的维护工作主要是渠道和水仓的疏浚。据近30年的运行情况看，其工程设计非常科学，在正常工程维护条件下，疏浚工程量很少。

总之，鲍屯乡村水利工程体系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水利规划的科学性方面。通过坝线走向、坝的高度进行水资源总量控制，通过不同高程的龙口，从微观上对分水、配水量加以节制，从而使得水稻栽插季节用水户可基本公平地得到灌溉用水。整个工程系统没有一处闸门，不需常规管理人员，维护费用亦可降至最少。整个工程布局合理，实现了灌溉、生活供排水、水能利用等综合效益。人工开挖的渠道，弥补了天然河流的不足；顺坝和横坝造就的水仓，可以调节水量；水利工程又增加了区域水域。因而，鲍屯水利工程体系不仅具有工程效益，而且为鲍屯人提供了娱水的空间，创造了山、水、村寨融合的优美环境。整个工程体系简洁却功能完备，以极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持续运用600年。

屯堡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苗疆；明清；边墙；社会变迁

位于湘、黔、川诸省界邻山区的苗疆边墙，近期因与长城拉上关系（诸如被称为中国“南方长城”、“苗长城”或中国长城最南端等），而成为传媒报道的热点，引起了社会以至学界的关注。就笔者所见之相关报道来看1，传媒或者对苗疆边墙之故实语焉不详；或者阻于时空久远和文献缺失，将明代边墙与清代边墙完全混为一谈；个别报道甚或不加考稽，信口开河。而参与考察的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及当地学者过去的讨论，也有一些舛误或偏颇之处。本文根据笔者手头能查阅到的史料，对明清两代在苗疆构筑边墙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必要的澄清，并描述边墙兴废所反映的明清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侧面。

一、明代苗疆边墙的兴筑及其背景

在历史文献中，苗疆是一个较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所指往往相去甚远。这里与边墙并称的苗疆，亦称湖南苗疆，特指今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的《苗防备览》所载《苗疆全图》，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阳、凤凰、辰溪、吉首、泸溪、花垣、古丈，黔东铜仁、松桃，四川秀山等地，属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诸支流流域。大致而言，湖南苗疆是随着自明代开始的中原朝廷对西南地区开发经营的渐次深入，而慢慢进入地方官员和朝廷的视野的；而在特定的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下，在苗疆构筑边墙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廷所采取的诸多防苗治苗措施之一。堪称清代为官苗疆者必备手册的《苗防备览》和《苗疆屯防实录》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均对明代构筑苗疆边墙有较详细记录。如乾隆《辰州府志》载：

（万历）四十四年乙卯（1616），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觑，请发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边防藉此稍固，……天启间，水西乱，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游击邓祖禹，自镇溪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2蔡复一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扎于辰州，因奏请征剿红苗、改州设卫未允，而请帑兴筑了这道沿边土墙。至天启初年，贵州水西安氏反叛，时任辰州知府的胡一鸿被擢升为辰沅兵备道副使督运援黔军饷，为防御镇筸诸苗，命镇筸游击邓祖禹添筑北段六十余里的边墙，作为其运饷和防苗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3

明代先后两次所筑苗疆边墙为土墙，在明清各种史料记载中俱确凿无疑。其走向及起止，乾隆末年“膺沅州明山讲席”、乾嘉苗乱时入幕赞议军务的湖南溆浦人严如熠有考曰：

考苗疆边墙旧址，自亭子关起，东北绕浪中江，至盛华哨，过长坪转北，过牛岩、芦塘，至高楼哨、得胜营，再北至木林、湾溪，绕乾州城、镇溪所，又西北至良辛营、喜鹊营止。4

这道边墙把苗疆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分。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湘西苗族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已注意到苗疆边墙遗址，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看法，认为“明代建筑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是因为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耳台地，凭险以守……当时的边墙，虽为汉苗的界线，而同时亦即为两个自然区域的区分。”5汉人的屯垦移殖，被视为明王朝于万历年间修筑苗疆边墙的主要动因。

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即在湖南苗疆建立了卫所制度，先后设立沅州卫和辰州卫，并有“左右中前后所附焉”6；以保靖军民宣慰司领五寨（即清代凤凰厅）、筸子坪二长官司。后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又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分其地为十里：

惟下四里颇遵汉法，然常与永顺连壤互争，遣官勘议，经百余年乃定。至上六里苗民，则阳顺阴逆，叛服无定。永顺苗与保靖苗为仇，每唆上六里苗攻保靖，招抚反复，为边境忧。7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始抚定上六里生苗，建设永绥厅。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有汉人身份的人群的屯垦移殖和土著苗人渐化为民，当为其时苗疆开发相辅相成的同一个过程。此过程的结果之一，自然表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户口田粮从无到有和不断增加。史料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辰州府有19491户、127220口，正德七年（1512）增至19691户、141705口；成化八年，辰州府官民田地塘共4007余顷；而辰州卫有屯田928顷37余亩、地31顷22亩，沅州卫的屯田数也不下此数。8时人对苗疆屯垦事务有详尽的讨论：

镇筸营哨相距各数十里，土城之内尚有房屋，出城则崇山峻岭，一望苍莽，绝无人跡。然各哨土地膏腴，溪洞之水，足资灌溉。宜令各哨之民，不论土著流寓，悉听籍名，照州县保甲之法，一甲五户，一户若干丁，联为乡兵，任其于无主之地，自议开垦，各分疆界，创结茅庐。十年以内，虽有丰收，免科粮税。每岁终，哨官以乡丁某垦田若干亩，申抚彝官为稽覈，以杜争冒；抚彝官仍每岁于哨官中，择其善能劝相、开垦最多者，详请优奖，以示激劝。久之，阡陌既富，则庐舍栉比，即以此民抽选训练，平居互相守望，有警协为防守，则屯卒募兵之道均得矣。9

无论事实上屯垦是否按此模式开展，讨论已反映了当时屯垦情形的某些重要侧面。

这样，我们大致可明了与此开发过程相伴随的官府军事征剿和苗人叛服无常，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明末苗疆边墙修筑所映射出的这一地区有明以来发生的某些重要变化。史载：

明宣德间，萧授筑二十四堡，环苗地守之，捣苗巢穴，而苗近百年无事矣。至嘉靖中年，苗大猖獗，张岳改为十三哨。其后，或因或增，至为四营十四哨，卒无以防苗也。10

于是才有了万历年间三百余里边墙的修筑；而且，边墙不仅成为“民苗之限”或“汉苗之界”，后来也是“生苗”与“熟苗”相区分的一条界线。苗疆的人群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此外，从整体上来看，“湖南苗疆东、南、北三面周围七百余里，环列苗人二千余寨”11，唯筑边墙于东南一带，或当另有深虑。

虽然边备要臣蔡复一请公帑筑成此苗疆边墙，“复设营哨，养汉土官兵七千八百名，各哨选游兵头目、巡墙队长，领兵数十名，虽雨夜接替传签、沿墙巡视；墙圮则令兵时为补葺”；然而，其界分民苗、防御“苗患”的功能尚未及充分发挥，崇祯年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12明清之际边墙已是残垣仅存，但清初乃至清中叶，当朝廷重新经营苗疆之时，边墙故址仍被引为“汉苗”界址，成为各级官员讨论苗疆事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转贴于 　二、清代苗疆边墙的议与筑

清初数十年间，固国基，灭南明，平三藩，无暇关注僻处南服一隅的苗疆。直到康熙年间，作为控制及经营边疆可供选择的一种“一劳永逸”的策略，苗疆边墙的修筑才先后两次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康熙十九年（1680）起任辰州知府、乙丑苗乱时“摄分巡道篆”监军的刘应中，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命会同有关官员，在实地考察并访询寨老的基础上，根据苗民家藏《传边录》，厘清了明季苗疆边墙创筑及巡防始末，作《边墙议》，对边墙修筑持慎重的态度：

欲兴筑，必先议费所出，今既无公帑可捐，又不便累民以疑众；且所需金以数万计，边荒文武岂能自捐？况近墙各寨皆熟苗，常资以卫内地，其田亩绣错，非荒壤比，岂便复筑土墙隔之于外？是以未敢轻议。

他还强调边墙修筑的困难所在：

工程浩大，先年原系分守湖北兵备道蔡公创建，今事隶司牧，非边方末弁所能捐助。窃思旧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有陈迹；若欲复旧，则实需创而非修矣。盖修不过因其间有缺坏而酌量补葺，所费有限也；创者，则从新建造，自无而有，所费则钜也……且当日虽有边墙，亦须七千八百汉土官兵，沿墙分布看守，日夜巡逻；若遇倾圮，则以游兵修葺，方可随时保固无虞。然此乃后来之虑，今且不必预计。但墙今须创而非修，则所捐亦须捐创而非止捐修。13

尽管刘应中也认为边墙可为“御苗之藩篱”、“全楚之保障”，但他对捐修边墙持异议的情形跃然纸上。作为辰州知府，刘应中以“辰属冲残荒瘠”、边墙修筑“非独辰州一郡之事”，将这一难题上交“各宪裁夺举行”，自在情理之中。证诸后引的史料可知，清代第一次修边墙之议并未付诸实施。

清代的又一次议筑苗疆边墙，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湖广总督鄂海在其所撰《抚苗碑铭》中，言康熙帝灭郑氏收台湾、平噶尔丹拓喀尔喀，宏威远播，“由是薄海内外，尽入版图”，接着话锋一转：

惟红苗僻处南服，虞夏以来未闻向化，依岩据谷，时出为民患。康熙五十年，臣鄂海膺命总督湖广，披图按籍，以镇筸边墙宜用旧址修筑，绘图奏请。皇上睿虑渊深，谓：如尔议，未足扞御红苗，命同提督、巡抚会勘。臣鄂海于九月己酉，偕提督、巡抚、总兵诸臣，自五寨司城北出旧边墙，驰入苗地；庚戌至毛都塘，苗人吴老铁等率其子弟导迎，申述诚款；壬子复自司城至乾州苗境，宣上德意，徧谕诸寨渠长，群苗踴躍忭舞，咸顿首曰：……皆愿为编氓，输赋供役，以奉天子。

于是先后有毛都塘五十二寨、盘塘窝八十寨生苗归服。康熙皇帝闻奏，表示“朕视天下内外一体”，要求地方文武“令皆安堵乐业，咸遂生养，从容化导，教之礼让。”14不难看出，此次奏议修筑边墙，或许因为地方官员意识到，此时以边墙事妄渎圣听不合时宜，以至有了与“睿虑渊深”的皇帝的意志相配合的大转变；或许有别的缘由，总之是不了了之。

大体而论，清初朝廷对苗疆的治理，是其经营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一环。或许，地方官员两次提出修筑边墙，都与王朝统治进一步深入苗疆的实际需要有关。这种统治力量的渗透，如苗疆五厅县的先后设置，势必对苗疆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永绥厅为例，康熙年间，镇溪所上六里苗民前后数次奔诉有司，愿归版籍，改土归流，最后一次地方官查议称：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据土弁宋纯汉禀称：六里苗人龙德思等愿得复归版图，请令土弁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臣（布政使佟国勷暨乾州同知蒋嘉猷等）查镇溪所六里苗民从前虽听保靖司管抚，今龙德思愿为圣朝编户，归汉纳粮，似难阻其归诚，相应准令复业。但宋纯汉土弁微员，镇溪既设流官，应将六里苗民责令土弁专司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辰沅靖道经辖，则抚驭得人，而苗民永沾圣化矣。15

于此似可看出，土著苗人势力的成长在推动改土归流，而地方政府也在利用苗人的力量削弱土司势力，增强对苗疆社会的直接控制。不管怎样，雍正八年（1730）建立了永绥厅，次年议于吉多坪筑土城，十一年又改筑砖城。16此后，“民自内地而迁，历年开垦，渐觉充裕。”17到了乾隆初年，民、苗之间的冲突和争讼已令永绥厅乃至湖南巡抚等官员头痛不已。18湘南邵阳人魏源深悉乡里近事，对此有简捷而深刻的叙说：

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19

嘉庆年间傅鼐经营苗疆时，不得已将永绥厅城迁往花园（今花垣县）。20

综合各类文献观之，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中，尽管苗疆并不平静，苗人叛服与朝廷剿抚的文字不绝于史册，全面修复或重新构筑苗疆边墙却一直议而未决。倒是随着朝廷经营苗疆力量的加强，在苗疆“修城筑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基本手段。从“苗疆全图”中可以看到，“营汛堡坉”的标识符号几乎环绕住整个腊耳山生苗区。

乾隆六十年（1795），以贵州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起事为起点，出现了一场迅速遍及苗疆全境，并持续到嘉庆十一年（1806）才平息的“苗变”。苗变之初，尽管清廷派出名将重臣督办，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官兵，但由于“兵至苗去，兵过黄集”，清廷不得不面对现实，任用“出身佐贰”，“资格不及亲贵”而“有文武才”，时任凤凰厅同知的傅鼐总理苗疆边务。最终，经傅鼐十年苦心经营，苗疆底定。21正是在傅鼐策划苗疆事务的过程中，修筑了为数甚多的碉卡堡坉，以及百余里清代苗疆边墙。据《圣武记》载：

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民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以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闲，遥以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踰；有三便，组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至嘉庆四年）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有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铳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22

这样，在傅鼐主持下，苗疆五厅县共筑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濠沟一百一十余里”。23与此同时，又大力推行屯田，“均亩养丁，自穑自卫；始于所属，次暨于乾州、麻阳、泸溪、保靖、古长坪……先后合屯十有二万余亩。”24

清代的这一段边墙主要以条石筑成，当较为坚固，它是否因袭明代苗疆沿边土墙凤凰至乾州段故址而筑，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25转贴于 　三、明清苗疆社会的变化及意义

以上我们对明后期380里苗疆边墙和清中叶110里苗疆边墙之修筑始末作了尽量简洁的描述。作为明清两代经营苗疆的一种手段，边墙在不同时期界分民苗、防御“苗患”的作用自不待言，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苗疆边墙或有更深的历史意蕴，折射出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中原王朝对西南部滇黔“苗人”聚居地区逐步实施直接的统治，始于明代。明初30万大军平滇，主力溯沅水至贵州镇远，再沿“黔中通滇孔道”通过黔省腹地，进入云南曲靖。无论是西南土司朝贡，还是朝廷命官上任，多经由这条传统驿路；而以嘉靖、万历两朝为甚的向湖广及黔省征派的“皇木”，也多由沅水顺流而下。湖南苗疆就在沅水辰州至沅州段的西侧，且区域内辰水、武水、酉水也在这里汇入沅水。因此，不管是万历间蔡复一修筑苗疆边墙，抑或此前宣德间萧授筑堡、嘉靖间张岳设哨，拱卫这条重要驿路的目的显而易见。

即使到了清代，灭南明、平水西、削吴藩、辟“新疆”（今黔东南地区）等行动，仍资沅水为军队及给养的主要通道。而其作为经济大动脉的作用，在清代益显突出，如随着朝廷对沅水上游另一条支流清水江的控制和疏浚，自乾隆至民国初年，清水江流域大规模的木材采运贸易，完全依赖沅水与外部市场网络相联接。由此一来，苗疆地区的稳定就成为维持区域内和区域间政治、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一。因此苗疆地区明代后期设有偏沅巡抚、辰沅兵备道等重要军事机构；清代也设有辰沅黎靖道或辰沅靖道或辰沅永靖道，偏沅巡抚因事或置或罢，而临时为西南边疆事务设置的多省总督也常常驻跸沅州。

当然，清代嘉庆年间傅鼐完成的110里边墙工程，其背景和意义与明代苗疆边墙已大不相同。乾嘉苗变之初：

时乾凤二厅难民，虽招徕复业，而孤落僻村尚有痞苗逗留。同知傅鼐练乡勇、团壮丁，驱逐痞苗，清复一处即筑坉一区，拔壮丁给军器屯守，于要隘筑卡捍御。厅之黄罗寨、水打田等处，各筑大堡，其他烟户零星、地势逼仄者，则令分作数坉，互相联络。坉制因地制宜，宽数丈、十数丈，长十数丈、二三十丈不等；坉身用毛石砌脚二三尺，家封土砖二层，高四五丈；上筑排墙一道，旁开鎗眼，备瞭望、施放火器之用；沟坉容壮丁数十人，牲畜籽种亦贮积其间。26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南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傅鼐乃于贵州边缘筑设螺狮堡，对苗人形成了包围之势。27因而，清代苗疆边墙就与数以千计的碉卡堡坉一起，组成了将“生苗”圈限于腊耳山台地的一道屏障。在某种程度上，苗疆边墙成为中原王朝势力进一步向生苗区渗透、逐步将生苗“化外”之区变成“化内”之地的桥头堡和中继站。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筑沿边土墙时，区分生苗、熟苗的观念还较为模糊。主持修筑边墙的蔡复一在《抚治苗疆议》中提出治苗诸法，其中之一就是“制熟苗”，理由在于熟苗不仅常为生苗之向导，而且更有甚者：

官粮之外，胁称耽守某村，勒取岁月常例，名曰“烟火钱”。既廪于官，又食于民；倏为顺苗以领粮，又倏为生苗以行劫。是彼两利而我两害也。28

可见，生苗与熟苗（或顺苗）还是很不确定的、在特定具体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身份标志；在蔡复一所代表的官府的视野中，领粮与行劫已经是确认生与熟、顺与逆的基本标志。在明代后期，各种用于界分苗疆人群的称谓符号也在不断变化，许多称谓同时并存。万历《铜仁府志》的记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苗有二种，其在湖广镇筸、四川酉邑、贵之铜平诸处者，曰“红苗”，即前苗人是也；其在省溪、水（石艮）、黄栢诸山，曰“水苗”，本名下里苗，湖广辰州泸溪县镇溪土千户所粮民也。29结合第一节有关引文可知，明初苗疆的上六里苗，此时被称为“红苗”；而“颇遵汉法”的下四里苗，则称“水苗”，已是镇溪所粮民，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入清以后，相对应的还有镇苗、筸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筸苗即红苗，向系筸子坪长官司抚管。”30

由此看来，明代兴筑苗疆边墙，其本意或许并不在分隔和界划生苗与熟苗。不仅明代文献在记载沿边土墙时没有明确其界分生熟的作用，而且生苗、熟苗在当时作为一种身份符号，与其他多个称谓并行不悖，内涵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后来人认为苗疆边墙与生苗、熟苗相关联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清人追记明代边墙故事时的一种表述及其不断重复，这种表述和重复背后的理念，与明代修筑边墙者当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只是到了清代，尤其是施行改土归流后，生苗、熟苗的区分才变得确定起来，由此在官员们的讨论中，边墙也才作为与“生苗”、“熟苗”和汉人的界线相关的问题而出现。从历史文献看，如同清代台湾地区的“生番”与“熟番”的区分一样，苗疆地区“生苗”与“熟苗”的划分，是清廷开发经营边疆地区，在那里逐步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的常用策略，是一种与赋税、徭役、科举等权利与义务相关的身份确认尺度。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苗疆乃至整个西南“苗”人聚居地区，“熟苗”中实际上可能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明代屯军后裔和其他随屯垦展开而逐渐迁来的人群的后裔。至清代，“熟苗”就成了他们自觉的或被迫的，在新的国家秩序中的一种身份符号。刘应中《边墙议》中所云不宜复筑土墙将近墙各寨熟苗隔之于外，这部分熟苗不管是生苗所“化”，抑或熟苗（甚或汉人）越过边墙旧址在生苗区垦荒开地而聚居成寨，其实从中都可以见到身份象征符号背后的王朝的土地赋役科举制度的影子。《苗疆屯防实录》记载，嘉庆八年，明代由江西迁居辰溪的周麟现等一族十五名生员，被讼冒占凤凰厅学额而拨回辰溪县；嘉庆十三年，傅鼐也查处了一桩乾州、凤凰、永绥、保靖四厅县冒籍和民占苗籍的讼案，31这两个个案都反映了身份符号与国家制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地方社会不同人群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

此外，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乱，有相当数量的避难之民入居苗疆，加之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苗疆也吸纳了不少移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鼐募练乡勇，步步为营，在苗疆实施其所谓“雕剿法”；同时招徕流亡，劝筑民堡，令民自耕自保：

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周卹，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刁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32

尽管清代兴筑凤凰至辰州110里边墙，与明代边墙故址及沿边碉卡堡坉一起，把“生苗”与“熟苗”和汉人严然分开，但沿边内外的往来和贸易却一直存在着。《苗防备览》记载：

乾隆二十九年（1764），巡抚陈宏谋等奏许民苗结婚。当其时，急于化苗，以民苗婚姻洽比，可使气类相感，自当闻风慕义，仍著令；凡结亲者，必设立婚书报官，以便稽查。于禁驰之中寓防维之意。久之而娶苗妇者日众，官不胜其繁，报官之令不行。地方棍徒勾结痞苗，贩卖苗妇女射利。沿边厅邑几于村有苗妇，其父母兄弟往来探亲，与内地姻娅无异。或佣工亲贯家中，径路无不谙熟。一旦变生，呼吸村落徧受其害。苗妇虽在外数十年，无不从其寨人归者。33

湖广总督和琳嘉庆初条陈苗疆善后事宜时，也把“奸民”出入列为引起乾嘉苗变的原因之一。

自乾隆二十九年弛苗民结亲之禁，客土二民均得与苗人互为姻娅。因之奸民出入，逐渐盘剥，将苗疆地亩侵占错处。是以苗众转致失业，贫难无糜者日多。经石三保、石柳邓等假托疯颠，倡言焚杀客民、夺回田地，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起衅之端，实曲于此。34

至于民苗贸易，也有较多的记载可供查考。如《苗疆屯防实录》卷之四有云：“其实苗地之盐斤布匹等物，胥籍客民负贩，以供日用。如一概禁绝，又多不便。嗣后民苗买卖，应于交界处所听其择地设立场市，定期交易。官为弹压，不准以田木易换物件，以杜侵占盘剥衅端，则民苗永可相安无扰矣。”可见，虽然边墙在文献的表述中已然为民苗界线，而实际生活中沿边民苗的往来和贸易仍然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转贴于 注释：

1.笔者所见到的有相关报道的传媒包括：《光明日报》（6月16日）、《湖南日报》（5月9日，6月8日）、《中国文物报》（5月31日，6月11日）、《羊城晚报》（5月2日）、《生活时报》（5月29日）。《南方周末》（6月9日），以及中央电视台（6月5日）、中国地方新闻联报网（5月25日）等（以上所引报道的年份均为2000年）。

2.乾隆《辰州府志》卷十二《备边》。

3.均见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十四《名宦传》。

4.（清）严如熠：《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又，同样文字亦见于《苗防备览》卷八《风俗》。

5.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册，台北南天书局1947年版，第30页。

6.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辰州》。

7.（明）侯加地：《边哨疆域考》，载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另，卷一《沿革考》云将地分为十六里，“自高岩下谓之下十里，高岩上谓之上六里”。录此存疑。

8.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辰州》。

9.（明）王士琦：《苗地屯粮议》，见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

10.（清）严如熠：《苗防备览》卷十七《事略》，屯堡。

11.《苗疆屯防实录》卷之四，湖南巡抚阿林保嘉庆十年十月十六日奏折。

12.（清）刘应中：《边墙议》，载《苗防备览》卷二十一《艺文》。

13.《苗防备览》卷二十一《艺文》。

14.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纂》，碑铭。

15.（清）赵申乔：《题明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见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

16.乾隆《辰州府志》卷七《城池考》。

17.乾隆《辰州府志》卷十四《风俗考》。

18.参阅冯光裕：《散陈苗地情形宜加整饬疏》，见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

19.（清）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

20.（清）魏源：《苗疆敕建傅巡抚祠碑铭》，见《古微堂外集》卷四。

21.参阅孟森《明清史讲义》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嘉庆间兵事——三省苗》，中华书局1981年版。孟森先生在此节中详细考辨了乾嘉苗事与官书记载正好相反的事实，指出“平苗有表里二役”。此一发现使（清）《国史传》等官书“所叙傅鼐之功，竟不知建碉置卡，屯勇均田，一切所为何事”的矛盾和困惑迎刃而解。

22.（清）魏源：《圣武记》卷七《嘉庆湖贵征苗记》。

23.《苗疆屯防实录》卷三《屯防纪略》。

24.（清）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

25.（清）贺熙龄：《条陈苗疆事宜九款》（道光六年十一月），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九十三《兵政》。

26.（清）严如熠：《苗防备览》卷十二《城堡考》。

27.（清）魏源：《圣武记》卷七《嘉庆湖贵征苗记》。

28.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

29.万历《铜仁府志》卷二《方舆》。

30.（清）赵申乔：《题明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见乾隆《辰州府志》卷四十《艺文纂》。

31.《苗疆屯防实录》卷二十九、三十。

32.（清）魏源：《圣武记》卷七《嘉庆湖贵征苗记》。

33.（清）严如熠：《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杂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