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屯堡与安顺屯堡人

摘要：安顺屯堡人是600多年前江南汉族文化的鲜活样本。这个特殊的汉族群体，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与明代卫所屯田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安顺的地域，汉代已开始少数的屯田，据《元史》所载，元代今安顺一带已有屯军。明代大力推行的屯田制度促进了安顺屯堡的形成，同时也造就了安顺屯堡人群体。不过屯堡人的形成并非单一的，而有着复杂的演进过程。一般说安顺屯堡人是指这个妇女还保持“凤阳汉装”的汉族。随着卫所的解体，屯堡村落化加快，出现了屯堡区域的居民。对于屯堡人的考察，应从历史现象、文化现象、生活习俗、社会发展变迁等层面来审视。

关键词：屯堡；屯堡人；形成；变迁

中图分类号：TU-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07-05

安顺屯堡人是汉民族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同它毗邻的少数民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又与其它的汉族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按清代和民国所编的地方志书的记载以及综合考察现当代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安顺屯堡人主要是对明代卫所屯田制废弃后，生活在今西秀区、平坝、镇宁、普定、长顺等地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其境域，以西秀区为中心，东至平坝县和长顺县西北，西至镇宁县，北到普定县，南达紫云县界，大约1340平方公里。根据专家们的田野考察，安顺屯堡人大约有30余万人口，由聚居在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大姓的家谱来看，这个群体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国的江南地区，故清常恩《安顺府志・风俗志》称说：“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家口随之至黔”，是明王朝“调北征南”的军事策略的遗踪，与明代卫所屯田制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群体已经传承了600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从聚居的地域来说，安顺屯堡人大多住在以屯或堡为名的区域内，保留了明代的一些军事遗迹；从文化的传承上讲，安顺屯堡较好地留存着明清江南汉族文化的鲜明特征。安顺屯堡人是600多年前江南汉族文化的鲜活样本。自1902年，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到饭笼铺(今平坝县天龙镇)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安顺屯堡人“真是不可思议”，到1980年以后，安顺屯堡人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对安顺屯堡人的研究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安顺屯堡文化研究与旅游业的发展相结合，引起了国内国外广大旅游者的兴趣，安顺屯堡和安顺屯堡人群体得到广泛观注，由此也出现了一些对安顺屯堡人理解不透的误区，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安顺屯堡和安顺屯堡人群体略书窥管之见。

屯田制度是历代政府为军队取得给养和税粮，而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荒弃田地而采用的一项制度。这个制度由来已久，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唐以后各代屯田又称营田，有军屯、民屯。元明清各代沿袭屯田制度，卫所屯田称为军屯。明代“盐商在边郡募民开垦耕种，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称为商屯。明代屯田的范围最广，直到明末屯政废驰，清代除有漕运的地方屯田仍隶卫所外，其余卫所屯田改隶州县，属于民屯。在安顺屯堡地域，存在的主要是军屯和民屯。

两汉时期，汉武帝为一代雄主，大力开疆拓土，在西南地区进行屯戍，汉代舸郡中的少数据点也有屯田。元代，今安顺一带属于普定路管辖。贵州为三省的毗邻之地，属于边荒地区，元代统治者鞭长莫及，屯田显得更加重要。蒙古统一中国后，控制天下的国策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通过“寓兵于农”的方式，从而达到“养兵息民”的目的。普定路受曲靖宣慰司节制，元代统治者亦“置屯田为守边之计”，《元史・兵三・屯田》：“壬午，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乌撒、乌蒙指贵州威宁与云南昭通，说明元代今安顺一带已有屯军。《元史・本记》也提到屯田之事，“赦免云南从征交址蒙古屯田租”，又《元史》中提及“普定路所隶部曲”“连结蛮寇，杀掠良民”之事，说明元代今安顺一带有蒙古屯军屯田。这些史料表明在今安顺一带屯田由来来久，为明代大规模驻军屯田打下了基础。

明代大力推行的屯田制度是安顺屯堡形成的历史前提。明朝初年，由于元末统治阶级的残暴和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土地荒芜，经济衰败，明王朝略仿唐代的府兵制，采用“寓兵于农”的措施，奖励屯田垦荒，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在卫所设军屯，府州县设立民屯，招募盐商于边地组织商屯。屯田制在贵州大为兴起。贵州属战略要地，所设卫所极多，军屯更为发达。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又丘浚《大学衍义补》说：“惟我朝之制，就在卫所所在有空闲之地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战。”这说明凡有卫所之处就有屯田，卫所与军屯关系密切。文中还把“屯堡”作为一个专名使用。贵州卫所众多，明初建有二十四卫，由于运粮艰难，数十万大军只能靠“屯种自食”。

明代在安顺设军屯，开始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王朝建立十余年后，云南仍为残元梁王势力所盘据。贵州处于西南要冲，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要长久控制云南，就得先巩固云南；要巩固云南，就得先稳定贵州。《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说：“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当洪武中期，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就令汤和、周德兴、陈桓、唐胜宗等经理屯田，务使卫所官兵军食不乏。又《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载：傅友德等上奏于普定、乌撒等卫“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今安顺一带主要属普定卫，是明代贵州屯田最早的卫所之一。贵州各卫下的军屯，一般以百户所为单位，有的称屯，有的称堡，有的称哨堡，这些各称现今安顺一带仍保留着。有人以为“屯”指“军屯”，“堡”指“民屯”，是失之片面的。军屯是安顺屯堡形成的主要源头。民屯则由明王朝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而形成。据《明史・食货志》所说：“屯田之制，日军屯，日民屯。”又说：“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据《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记载：“贵州军民鲜少，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居”。在明代中期以后，外省流民因遭兵祸、荒灾，大量移迁黔境。民屯，在贵州主要采取“调北填南”、“调湖广填贵州”的“移民就宽乡”的方式，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人、犯官等迁徙贵州，对农民还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实行三年纳税的优惠政策，以安定移民，保障移民大量开垦土地，以便州县增加赋税。从现存资料来看，今安顺一带民屯甚少，大多为军屯转化而来。贵州的地名中，军屯与民屯有所区别，《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说：“如名屯名堡者为军户居住，名村名庄名寨名院者为民户居住”。民户的社会地位与军户的有区别，在卫所官员的控制下，民户不仅受到军户的歧视，还受地方官吏的盘剥。

根据贵州民族研究资深学者翁家烈的观点，“屯堡人”是“清代载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 族谱》初修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重修于公元1990年，据文中所载，在明代郑氏家族就出现了多次迁居的情况。其四世祖郑国清，明成化年间迁到了今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背陇坡，有一支迁到关岭县凡化(今坡贡、五里牌、碓窝田)，郑贵吾一支在嘉庆年间迁到郎岱的折溪，七世祖郑登福、郑登方，明嘉庆年间迁到安顺羊武，七世祖郑登祟，嘉庆年间迁到郎岱打志村，八世祖郑天祥，明万历年间迁到平坝县白云镇上坝村。这些材料说明，除了留在“屯军居住地”的“屯堡人”之外，还有许多未留“屯军居住地”的“屯堡人”，留屯黔地的屯军后裔并不是完全固定在一个地点居住，他们分布的范围是广泛的。

早在明代，军屯就已经出现衰败现象。《明史・食货志》说：“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其所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万历年间的策衡说“屯法之坏，一坏于余粮之免半。……屯粮日亏，征发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则倍征而不以为苛；难制者军，遂弃置而数间，非法之平也”。由这些论说，可看出屯田制度到明代后期存在许多弊端。屯军破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军屯制度与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不相适应。明代中期以后，官僚、豪绅、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国有土地制与地主土地私有制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出现了“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K月削”的局面。在商品经济的撞击下，卫所军官大肆侵吞屯田，盘剥屯军，许多军官暴发成为地主，大量的屯军则不堪忍受而四散逃亡。屯军逃散成为了屯军衰败的直接原因。嘉靖《贵州通志》卷三，“贵州自国初置军卫设屯田……百八十余年以来，地方多事，逃亡事故，十去七八。坐是田地荒芜，子粒无征，节年逋负”。又《明实录・代宗景泰实录》载，景泰四年，贵州按察使王宪奏：“贵州卫、所、站、堡、旗、甲，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嘉靖《贵州通志》卷七，“堡军逃亡过半，村寨迁徙不常”。查贵州都司所属各卫，原有旗军159928名，按照“三分守城，七分下屯”的常制，应有屯军十万人以上，到了明万历年间，屯军不及十分之一。如普定卫仅有1680名、永宁卫仅683名，安庄卫仅629名，平坝卫仅615名等，逃亡现象极其严重，据郭子章《黔记・兵戎志》卷二载，贵州都司所属各卫所，仅存屯军9060名。同书记载普定卫旗军原额6905名，仅存2439名(与嘉靖《贵州通志》所记有出入)，军田原额94713份，仅存32726份。使屯田大量荒芜，出现了“屯军逃尽田何在，鸡犬无声宿莽滋”的荒凉景象。屯军锐减，对荒芜的田地，统治者只能采用招佃的办法，把屯田招佃给一般民人，形成了“有屯田之名，而无屯田之实”的状况。对此万历时的贵州提学谢东山《屯田议》亦有记载，如平坝卫“抛荒屯田六十二亩，招集民人等六十二名”。这样出现了汉民和少数民族进入屯堡与屯军杂处的现象，有的甚至取代逃亡的屯军而成为了屯堡区域的居民。随着卫所的渐趋解体，屯堡村落化逐渐加快。同时屯堡人的成分也渐有变化，已经不完全是屯军或屯军的后人。

综合言之，汉代今安顺已有中央王朝的军队屯田驻守，大量的汉墓群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由史料可知，元代安顺屯军渐多，这些军屯都是险要之地，后来被明朝军队接收，并同化了这些异族军民。今安顺一带为明王朝重点屯兵之地，从《安顺府志》、《滇宁县志》、《安平县志》可知，明代的平坝卫有44屯堡，普定卫有87屯堡，安庄卫有98屯堡，屯堡分布密集，三卫合计就有229屯堡。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所载，宣德7年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奏报，“贵州诸卫城池二十有六，屯堡七百有余”安顺明代屯堡占贵州屯堡35.5％，这在黔省是罕见的。“调北征南”的一般属于戍边的军户的后裔，“调北填南”的多属于来自江南等地汉族移民中民屯的后裔。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军屯的衰败，安顺屯堡人的成分也不断发生变化，屯堡人群体不再是单一的屯军后裔，其构成的成分呈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的分布也更广泛，有的虽然不着“凤阳汉装”，但许多生活习俗和文化习俗仍然保留着屯堡人的特征。如果仅以妇女是否着“凤阳汉装”来论定是否为安顺屯堡人，显然不完全妥当。对于屯堡人的确定应进行综合考察，应从历史现象、文化现象、生活习俗、社会发展变迁等各个层面来审视，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安顺屯堡人群体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