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 非正式金融；中国非正式金融状况；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

Study on the Outline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and Its Important Correction to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s ZHANG Ning (DBA Stud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Aim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weakness of the study on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emerg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l fi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gives the study on the outline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provides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to the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and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y for consider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informal finan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makes the important correction to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s from the financial business circle and academic circle. Keywords informal finance; outline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in China; important correction to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s

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 curb finance, IF），是由来已久、长期存在而在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重要金融现象、金融活动和金融力量。近年来，各国政府对非正式金融问题的日益重视。国际学术界也正兴起一股研究非正式金融的热潮。但在中国，对非正式金融问题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理论界应有的重视，仅限于金融业者的非学术性的交流和处理；而学术界尚基本处于空白，仅在个别领域偶尔地、就事论事地、局部性地提及。而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其非正式金融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金融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研究中国的非正式金融问题，具有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要研究中国的非正式金融问题，就应首先对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概貌性的了解，就要有一个分析研究中国非正式金融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即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个抛砖引玉的探索。一、非正式金融及其体系（一）非正式金融的含义当前学术界之所以忽视对非正式金融问题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非正式金融的概念界定不清或过于狭隘，没有看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性、渗透性及其与正式金融（formal finance，FF）的交叉性和交替性。因此，要深入研究非正式金融，必须从明确非正式金融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开始。总括目前对非正式金融概念的认识，非正式金融的概念可有狭义、广义及本文所要提出的标准义之分。 1．狭义的非正式金融，就是指犯罪金融（记作IF1）与违法金融（记作IF2）。即：IF = IF1 + IF2 这里主要是指直接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对抗的、对经济金融生活产生直接破坏性影响的金融活动。其基本特征是隐蔽性，或形式的公开而实质的隐蔽性。 2．广义的非正式金融，是指官方或法定金融体系以外的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它除了包括上述狭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地下金融（非公开或秘密金融，也称黑色金融/黑市金融/灰色金融，记作IF3），民间金融（局部半公开金融，记作IF4）。即：IF = IF1 + IF2 + IF3 + IF4 这是目前对非正式金融的最普遍的理解。其主要特征是将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并隐含着“官方的或法律框架内的即为正式的，而非官方的或法律框架以外的即为非正式的”这一基本判断标准。而这一判别标准实质上是静态的、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事实上，官方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3．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standard definition）。本文提出，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应是指未得到法律法规及其他正式形式认可或直接认可的金融。它除了包括上述广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记作IF5），民间及官方的非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记作IF6），以及暂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创新（IF7）。即： IF = IF1 + IF2 + IF3 + IF4 + IF5 + IF6 + IF7 此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仅以一切非正式金融的共同特征，即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作为判别非正式金融的唯一标准。其基本思想是：不再静态地、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甚至人为地划定非正式金融的范围，而是认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有着历史的辩证关系，是彼此渗透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一定形式相互转化的。即正式之中有非正式，而非正式之中又蕴涵着正式。（二）非正式金融体系（informal financial system）非正式金融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1．非正式金融产品（informal financial products）这是非正式金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金融产品总量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非正式银行类产品（informal banking），非正式保险类产品（informal insurance），非正式股票类产品（informal stocks），非正式债券类产品（informal bonds），非正式基金类产品（informal funds），非正式类产品（informal gambling）及非正式金融衍生工具（informal derivatives）等。 2．非正式金融机构（in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非正式金融行为的主体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都是非法组织，而是包括有相当一部分的正式组织（包括金融性和非金融性单位，甚至还包括官方机构和重要媒体）。即从总体上看，非正式金融主体与正式金融主体之间是没有一个严格清晰的界限的。它主要包括：非正式商业银行（informal banks），非正式保险公司（informal insurers），非正式基金管理公司（informal fund managers），非正式证券公司（informal brokers），非正式金融咨询机构（informal financial counselor），非正式金融主管部门（informal financial supervisors）及非正式金融传播媒体（informal financial broadcast media）等。 3．非正式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非正式金融市场是非正式金融产品交换的媒介场所。其也分为有形市场（tangible markets）和无形市场（intangible markets）。它主要包括：非正式股票市场（informal stock markets），非正式债券市场（informal bond markets），非正式基金市场（informal fund markets），非正式资金借贷市场（informal loan markets）及非正式市场（informal casinos）等。 4．非正式金融规则（informal financial rules）非正式金融规则，以不成文的形式，以长期信用利益为基础，以正式金融规则为借鉴，以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为具体内容。它主要包括：非正式金融准入及退出规则，非正式金融调控规则及非正式金融交易规则。它不仅作用于非正式金融，而且是面向整个金融体系的。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正式金融规则的缺陷；二是非正式金融操作规则；三是现实金融惯例。 5．非正式金融活动（informal financial actions）依据非正式金融活动的范围及其影响，非正式金融活动又可分为体系内和体系外两大部分。（1）非正式金融体系内活动（internal actions）。就是指非正式金融依照其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进行的活动，一般不对正式金融产生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非正式金融交易（inform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2）非正式金融创新（informal financial innovation）；3）非正式金融并购（informal financial M&A）；4）非正式金融退出（informal financial exit）。（2）非正式金融的体系外活动（external actions）。就是指非正式金融作用与正式金融的活动，一般对正式金融产生重要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干预；2）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法定主导地位的争夺；3）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所遗留空白的填补；4）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冲击和破坏。（三）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关系 1．历史渊源关系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先于正式金融。其实，以历史的角度审视，金融（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先是以非正式金融的面目出现的，就是非正式的，就是先以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金融创新也都是先以非正式金融的形式进行的。从历史根源上说，正式金融是来源于非正式金融的；它可看作是非正式金融经法制固化后的产物。一句话，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非正式金融是正式金融的初级或原始形态。 2．辩证关系首先，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存在相互排斥、对立的关系。此点无需多言。其次，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互为补充的关系。非正式金融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正式金融的各种“覆盖空白”、缺口或缺陷，如：地区空白、产品空白、行业空白、需求缺口、体制缺陷及管理缺陷等。第三，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严格的界限。他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既可相互转化，还可相互包容。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非正式金融可转化为正式金融，正式金融也可转化为非正式金融；同时，正式金融内部往往也程度不同地包含有非正式金融成分，非正式金融往往也承担着正式金融的任务。这种相互转化与包容，归根到底，是由实际金融需要与现实金融体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二、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状况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状况，离不开中国的基本金融国情，即中国是高速发展着的发展中大国，存在着比发达国家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市场弱有效，现代金融体系正在建立之中。由此造成的中国非正式金融状况有着鲜明的本国特点。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游离于正式金融之外的部分，二是蕴藏于正式金融内部的部分。而后者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如下：（一）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主体当前，中国有着特殊的非正式金融主体构成。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分类。若按非正式金融主体的业务性质，可如表1进行划分： 表1 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主体中国非正式金融主体 主要的非正式金融行为 相应的典型举例（1）非正式金融主管 以媒体社论干预金融市场/ 以司法解释超越主体金融法律/ 政府机构对金融活动的干预 人民日报/ 最高法院/ 政府机构（2）非正式商业银行。 民间资金存贷/ 向证券投资客户违规融资 浙、闵、粤等的地下钱庄、标会/向客户融资的证券公司（3）非正式基金管理公司 未经正式批准或登记而从事基金或委托理财业务 私募基金/ 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的委托理财部门（4）非正式保险公司 从事未经核准的保险业务 福建、潮汕地区的地下外资保险/ 农村互助保险会（5）非正式证券公司 从事非法的证券经纪业务 各类地下投资/咨询公司（6）非正式金融控股公司 虽未被正式承认或注册，但实际已控股国内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中的两个以上 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中国银行的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控股公司 此外，中国非正式金融主体，若按从事非正式金融活动的直接程度，可划分为：直接参与者与间接参与者；若按从事非正式金融的期限，可划分为：长期参与者与临时参与者；若按从事非正式金融的主动性，可划分为：主动参与者与被动参与者；若按从事非正式金融的专业性，可划分为：业内参与者与业外参与者。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各级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重要新闻媒体往往也是中国非正式金融的临时、主动、直接或间接参与者；而中国的许多正式金融机构则往往成为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的长期、主动、直接参与者。（二）中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中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除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内容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中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更多地蕴藏于正式金融市场当中。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中国非正式金融市场 典型举例（1）非正式股票市场 民间产权交易市场/ 股票的大宗场外交易/ 股票衍生品市场（2）非正式债券市场 未经正式批准的单位集资、乡村集资/ 金融机构高息揽存/ 民间票据市场/ 债券衍生品市场（3）非正式资金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 地下钱庄、标会贷款/ 证券公司违规向客户融资/ （4）非正式基金（理财）市场 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委托理财业务/ 私募基金市场/ 民间委托贷款/ 基金衍生品市场（如：智能理财帐户）（5）非正式市场 深沪股票市场/ 地下非法赌（球、马）场/ 发票抽奖市场（6）非正式保险市场 福建、广东地下境外“黑保险”市场/ 民间互助会/ 未经核准的创新型保险产品市场/ 未经核准的网络保险市场（7）非正式集资市场 各类集资性会员卡市场/ 垄断或局部垄断组织的各类无偿性收费（如机场建设费；电话的初装费、月租费；学校赞助费）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中国禁赌的法律环境下，深沪股票市场在承担着中国正式金融市场功能之外，实际上还承担了一项为中国巨额游资（约5000亿元）服务的非正式金融市场功能——（casino）功能。（三）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产品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产品相当一部分蕴藏于正式金融产品当中。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产品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产品 典型举例（1）非正式银行类产品（informal banking） 民间钱庄的储蓄及借贷/ 洗钱/ 资本外逃（2）非正式保险类产品（informal insurance） 民间互助基金会（3）非正式股票类产品（informal stocks） 私募股权凭证（4）非正式债券类产品（informal bonds） 单位集资/ 民间个人集资（5）非正式基金类产品（informal funds） 私募基金/ 委托理财/ 行政事业基金性收费（6）非正式类产品（informal gambling） 中国部分A股、ST股/ 税局可抽奖发票等（7）非正式金融衍生工具（informal derivatives） 外汇黑市中的货币互换/ （8）非正式货币（informal currencies） 金银贵金属/ 网络货币/ 政府白条/ 假币（9）其他非正式金融产品 融资性会员卡/ 未核准的其他金融创新产品（四）中国的非正式金融规则所谓的中国的非正式金融规则，就是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之外实际存在的指导和调控正式金融或非正式金融的金融规则。本论文提出，中国现阶段存在以下“五大非正式金融规则”： 1．境外例外原则。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及中信集团等在境外可不受国内金融混业经营的限制，进行跨业并购，从事金融混业经营，从而成为例外。 2．个别例外原则。如：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在中国国内普遍实行分业经营的总体框架下，被默许或允许以个案方式从事金融混业经营的试点，而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例外。 3．边缘例外或交叉例外原则。如：中国各类体育/福利事业、中国股票市场的普遍做庄行为在中国法令禁赌的环境下而成为例外的边缘性赌市。 4．改革例外或创新例外原则。如：海尔集团被默许参股金融业而成为中国由非金融机构主导金融集团的企业改革例外或创新例外。 5．约束局限例外原则。也可俗称为“鞭长莫及”例外原则。即由于种种约束局限，正式金融无法或难以发挥效力而形成的非正式金融的既成事实。这里的约束局限包括观念约束、物理约束、经济约束、人力约束、地理约束、体制约束及法律约束等等方面的局限。如：中国股市中非正式金融占统治地位的现实情况，就是体制约束局限的例外结果；对农村金融的相对放任或无可奈何，就是自然地理、经济、人力、体制及法律等方面约束局限综合作用的例外结果。（五）中国的非正式金融活动根据文中对非正式金融所作的定义和定性，本论文提出，中国目前所存在“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如表4所示：表4 中国现阶段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序号 中国现阶段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典型实例 1 中国的非正式金融创新 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非金融机构向金融业渗透（如海尔集团）；网络金融创新 2 中国正式金融主体的非正式金融行为 “基金黑幕”；金融机构的帐外经营问题；证券公司为客户地下融资 3 中国民间金融和地下金融市场 温州民间钱庄；温州民间资金借贷市场；福建地下外资保险；宁波慈溪民间票据市场；非正式市场；非法金融；洗钱 4 中国股市的多重非正式角色 中国股市的“投机市”、“市”问题。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冲击，非正式金融市场承担着正式金融功能 5 中国的私募基金和基金泛化问题 附加性收费的泛化问题；非正式基金 6 中国非正式金融的局部主导性问题 中国股市普遍存在的“庄股主导”现象 7 中国网络金融问题 网络银行、网络保险、网络证券及网络金融服务机构的崛起与跨业联盟 8 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扭曲和市场分割 中国股市一、二级市场资金分布不均衡、风险-收益不对称；中国股票市场的分割；中国债券市场的分割 9 中国金融监控的非正式机制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主特征；正式金融主管机构（监管机构）对中国股市的非正式金融监管行为；非正式金融主管机构（如人民日报）对中国股市的非正式金融干预；金融管制例外政策和金融行为例外法权问题；非金融主管机构的介入 10 中国金融的非正式或初级混业经营 银行、保险、证券的临时项目性/区域性/境外性/ 性等混业交叉经营/ 非正式金融控股公司 （六）中国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趋势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趋势，就是“三大趋势”并行。即“正式化趋势”、“升级化趋势”和“国际化趋势”并行。 1．正式化趋势。这是与世界非正式金融发展趋势相吻合的。其突出地表现为良性非正式金融的建立在日益增强的不可取代性、重要性和公开性基础之上的日益迫切的向正式金融的转型要求、现实和趋势。 2．升级化趋势。这既是非正式金融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压力或助长的结果。其突出地表现为非正式金融创新与正式金融创新日益融合，如网络金融。 3．国际化趋势。这是中国加入WTO后金融整体系统发展的需要和趋势。非正式金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过去我们关注较多的是正式金融的国际化而较少关注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化。中国非正式金融国际化，目前突出地表现为：不良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化（如：跨境洗钱）；非正式证券投资的国际化（如：外资对A股市场的地下渗透，内资向境外投资、市场的地下渗透）以及非正式保险市场的国际化等。三、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界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非正式金融问题的存在，使我们对中国现实金融体系及其发展格局的认识和判断大为改观。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业界和学界关于中国金融几个重大基本问题的主流认识的重大纠正，如下列所示： 1．对中国基金/理财市场（wealth management market）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表5 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基金/理财市场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基金/理财市场 主流观点 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基金总规模/ 结构 经正式批准设立的600亿元/单一结构 600亿元正式基金 + 5000亿元私募基金和委托理财资金 / 多元混合结构主导力量 正式基金主导 非正式基金主导主要问题 两大问题：（1）规模问题：正式基金规模占股票市场流通规模的比重还太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机制问题：正式基金的各项管理机制还未实现完全市场化 两大矛盾：（1）普遍低下的正式基金管理水平与需要较高基金管理水平的正式基金目前主流品种（股票基金）之间的矛盾；（2）正式基金目前主流品种（股票基金）与新兴的具有重大缺陷的中国证券市场之间的矛盾战略措施 扩大基金规模；推进基金管理机制市场化改革 以债券基金取代股票基金作为中国现阶段基金主流品种，以回避上述两大矛盾 2．对中国证券市场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表6 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证券市场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证券市场 主流观点 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投资者规模/ 结构 6800万户/ 散户为主 400万实活户 + 4000万虚户 + 2400万休眠户/ 大户为主主导力量 正式基金及大型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规的投机性大户（庄家）主要问题 国有股减持流通；正式基金规模不足；缺乏对冲机制；资金贫血 市场的整体性失信 、结构性失衡 、体系性失缺 ；市场功能的异化或非正式化 战略措施 壮大机构投资者；实现股票全流通 确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股-债并重”战略 和中国股票市场的“低价-小波”长期战略 ；设立C股市场（非流通股转流通市场） 3．对中国金融政策及监管状况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表7 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政策及监管状况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金融政策及监管状况 主流观点 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政策状况 连续性较好，有效性较强 战略方针有较好连续性，但具体政策法规缺乏连续性，存在较大的跳跃性、反复性和临时性；政策效力出现短期反效和局部失灵监管状况 力度较大，效率较高，效果较好 力度集中在少数大要案，对众多中小案无暇顾及而仅仅施加有心理压力；抑制金融创新；效率受到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束缚而大大降低；效果是大案偶发、中小案频发主要问题 监管法制建设薄弱、滞后 监管的战略性目标定位摇摆不定，并由此不断引发监管决心的起伏不定战略措施 加快监管立法 确立以“长低长稳”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战略性目标定位 ，并坚定相应的监管决心 4．对中国金融总量及其结构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表8 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总量及其结构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金融总量及其结构 主流观点 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金融总量 正式金融总量（FF）+ 民间金融总量（IF3 + IF4） 正式金融总量(FF) + 非正式金融总量（IF1 + IF2 + … + IF7）中国金融总量结构 以正式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占少数 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结构的动态性和可转化性；非正式金融力量可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局部)占据主体(支配)地位中国金融主导力量 正式金融主导 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主导性的动态性中国主要金融力量的性质 正式金融为正面力量，非正式金融为负面力量，少数民间金融为补充力量 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历史进步性和创新性主要问题 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难以控制，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干扰，对民间金融左右为难 对非正式金融缺乏历史辩证的认识和科学动态的战略方针和体制性安排战略措施 对正式金融与民间金融区别对待，相互分割，强调壮大正式金融，谨慎开放民间金融，把非正式金融排斥于壮大金融总量战略之外 对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中的IF3~IF7实施统一战略，以非正式金融督促正式金融，统一对待正式与非正式金融，区别对待非正式金融中各类别，以壮大金融总量为目标 5．对中国金融竞争格局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表9 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竞争格局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中国金融竞争格局 主流观点 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金融竞争者 正式金融，外资金融 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外资金融金融竞争重点 国内正式金融与外资正式金融之间的竞争 国内正式金融、国内非正式金融、外资正式金融、外资非正式金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主要问题 国内正式金融力量薄弱，正式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缺乏国内金融总体力量的整合，总体金融战略及体制滞后战略措施 加速改革正式金融体制，壮大国内正式金融竞争力 制订国家总体金融竞争战略和体制，将国内非正式金融纳入国家总体金融力量，壮大国家总体金融竞争力 由以上各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界对中国金融若干重大问题的主流观点与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偏差；由此所引出的许多重大战略措施则要么是基本无效的，要么是走了大弯路的，要么甚至是干扰金融改革开放大局的。以上中国非正式金融对中国金融界主流观点的纠正还仅仅是初步的。随着对中国非正式金融问题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现实金融问题的认识还将进一步深化。四、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非正式金融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针（一）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非正式金融的基本原则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非正式金融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深入挖掘和充分调动一切金融资源、壮大中国金融总体力量的原则。中国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的大国，其金融总量包括正式金融力量与非正式金融力量两大组成部分；其金融资源总量，也同样包括正式金融资源和非正式金融资源两大组成部分。因此，对其中任一部分，特别是对非正式金融力量和资源的忽略或不正确对待，都将是对国家总体金融实力的浪费。（二）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战略方针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非正式金融问题的战略方针，就是“扶持积极型，引导或默许中性，限制、转化消极型，禁止破坏型”的总方针。具体来说：扶持积极型非正式金融，就是对那些最有希望成为正式金融的、作为正式金融后备军的非正式金融，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和政策。引导或默许中性的非正式金融，就是大胆发现和慎重界定那些介于积极型非正式金融和破坏型非正式金融之间的那些非正式金融，既不要轻易否定其存在和发展，也不要放任自流。限制、转化消极型非正式金融，就是对那些有明显消极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在总体上限制其发展的同时，根据其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禁止破坏型非正式金融，就是排除那些有害于正式金融、有害于积极型和中性非正式金融发展的非正式金融的干扰和破坏。五、结论与建议（一）结论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由来已久，是现实金融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式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动态的、复杂的辩证关系，普遍存在、渗透于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非正式金融，总的来说，在数量规模上，积极型的虽不多、但有朝气，中性、消极的不少，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在地位上，因时因地因部门因条件而异，发展不平衡，有时可占据主导地位。在历史作用上，总的来说，是推动金融体系完善和发展的，即使是破坏型，也是反面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二）建议因此，必须以长远的、战略全局的、辩证的、动态的观点和眼光去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的非正式金融问题，以充分调动一切金融资源为主线，采取“扶持积极型，引导或默许中性，限制、转化消极型，禁止破坏型”的总方针，深入挖掘各种金融资源潜力，同时排除各种有害金融的干扰，以达到从总体上壮大中国的金融力量的总目标。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和发展真正面向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金融理论体系，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深入研究非正式金融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非正式金融问题，形成中国非正式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体系，开发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学”这一新学科。 2．制订《金融创新法》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法》，准许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引导扶持其按一定的市场定位进行发展。对现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甄别，扶优限劣。为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开辟正道、大道，使其少走小道、邪道。 3．有序地逐步削减中国的各种各项金融抑制政策、法律和法规，积极寻找突破口，允许有实力的非金融机构办金融，鼓励发展多种多层次金融咨询服务机构，使之成为现有金融体系的重要配套、补充和环境，同时成为孕育未来新金融的肥沃土壤，从而改变现有新型金融机构来源单一、单纯和仅仅是“换招牌”的现象，使新金融的诞生真正做到从金融实践中来，而不是目前的只能从官方指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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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民间借贷；非正式制度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0－0030－04中图分类号：F830.3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金融借贷是全球性的金融交易现象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都像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美国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民间金融中的天使融资(Wetzel，1986)，民间风险资本是美国小企业外部股权资本最大的来源，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股权资本的总和( Gaston ， 1989)；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一直处于一个重要位置 (Ghate，1992；Adams & Fitchett，1992；Meyer & Nagarajan，2000)；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抽样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等(1999)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1)的调查表明，湖南常德的334家个体工商户中，有过民间借贷行为的占76.6%，成为农村融资的主渠道；张胜林等(2002)对50 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发生率分别为82%、94%和24%；陈锡文（2004)估计认为中国2.4 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 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 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连续跟踪调查资料，1985-2003年每年农户借贷资金中约70%以上来源于民间金融；另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我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借贷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 倍，对于农民来说，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IFAD ，2001)；2005年中央银行的《2OO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96%左右”。还有其他学者也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借贷规模和发生率做过估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虽然，研究人员调查所取得样本的区域范围、样本量及测算方法均有很大的不同，但从以上研究人员所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肯定农村民间金融借贷的发生率是远高于农村正规金融的。就我国来说，在农村金融存在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的条件下，民间金融借贷为农村拓宽了融资的渠道，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用资金短缺的窘况，为发展、繁荣农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农村民间金融是如何运行的呢？这也正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

二、理论综述

关于农村民间金融的研究浩如烟海，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的看法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一种理论是不支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这种理论多沿袭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以麦金农为代表，他们并没有给予民间金融足够的重视，在麦金农-肖的分析框架里，民间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无论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重要(爱德华・肖，1988)；另一种理论是认同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认为农村民间金融是高效的。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专家学者对民间金融高发率的原因也衍生出两种观点。一种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民间金融对金融系统有很大的危害性，对这种高发态势应采取遏制手段，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限制其发展；一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民间金融按照市场运行机制配置金融资源，具有很高的效率，是农村民间金融高发率的直接原因。如，Braverman & Guash(1986) 、Steel ，et al. (1997) 、林毅夫和孙希方(2005)等从信息优势的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Stigliz (1987、1990)、Besley & Coate (1991)、Bell et al. (1997)、Smith et al. (1999)、Arndt et al.(2001)、Chakrabarty & Chaudhuri (2001) 等从担保优势方面诠释了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张建军（2002）等人认为正规金融缺位、政府监管缺失为民间金融兴起创造了条件，杜朝运（2001）、邓大才（2004）、苏士儒等（2006）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的兴起。现在，各方的观点渐趋一致，认为民间金融对弥补农村资金短缺的作用巨大，中国人民银行也在2005年中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正名”。

综观现有的民间金融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大多数是借助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结合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从政府角度来分析农村民间金融的兴起、特点等问题，也就是用国家制定的正式制度或规则来衡量民间金融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而少有从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站在民间金融组织立场，利用非正式制度来分析农村民间金融运行机理成因的研究。

以上的分析表明，现有的研究仅从民间金融生存的外在环境即外因来解释民间金融的运行机理，而没有从内因去分析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引起辅助作用，内因起主导作用，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显然仅用外因解释民间金融运行的机理有失偏颇。因此，利用非正式制度理性地来研究民间金融运行机理，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了解民间金融运行的内在原因，帮助我们合理的制定农村的金融政策，利于农村金融和谐、有序地发展。

三、“独立国”的相关假设及解释

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通常都发生在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生活的地理位置相同或相邻，或是亲戚朋友这样的群体内部。因此，生活习俗趋同，观念相似，地域相对狭窄，乡村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小，在时间和空间上就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看作一个圆形的“独立国”。在“独立国”内我们假定存在以下非正式制度约束集。

假设1.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彼此信誉的真伪，信誉包括社会认可度、诚信度、负债能力，其大于商业信誉的内涵。这种假设符合农村地域狭小，信息量小的特征，可以认为“独立国”内的市场信息是完全的。

假设2.资金充足，每个成员都可按其信誉获得需要借贷的资金。这里我们并不假定每个人的信誉能力是同量的，这符合个体的差异性和每个人的现实情况，同样有信誉，但每个人的信誉度不同。

假设3.每个成员都能按时还贷。这对所有成员的要求是同质的，每个人都要遵守规则。

假设4.违约成本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还包含本人及其家族信誉的丧失，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无限大的。

假设5.非正式制度是以每一个成员为圆心发生作用的，圆的边界即非正式制度作用的边界。

假设6.单位内部的个体不与外界发生任何借贷关系，仅同内部的成员发生借贷关系。这主要是从假设5推理而来，在假设5的约束下，成员理性的行为只可能同内部成员或组织发生借贷行为。

根据“独立国”的相关假设，每个成员必须遵守非正式制度才能得到贷款。“独立国”内每个成员必须给其他成员有一个良好的印象，要表现的诚实守信、言必行、行必果、与人为善、不做违背“独立国”约定俗成潜规则的行为。成员付出努力，建立好这样的信誉只有被其他成员识别后，他的个人信誉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样他在申请借贷时，才能依靠个人信誉得到款项。而没有良好信誉的成员是不可能从其他任何成员或组织获得借贷的。借贷行为发生后，如果出现违约事件，违约者失去的不仅仅是信誉和下一次贷款的机会，同时还要受到一定的经济制裁及其他成员的谴责或唾骂，更为严重的是他及其家人或家族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整体失去信誉，即违约成本是无限大的。因此，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促使借款者借贷时需慎重考虑，并及时还贷。这些假定及推理已有经济学者作过理论和实证研究，马克斯・韦伯认为：“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增加了你的信用”；在张维迎教授提出的“乡村社会的信用机制”里，他解释到：乡村人由于居住和活动范围的影响，他们对失信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并且不守信用的信息传递很快，所以人们很少违约；西南财经大学周殿昆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村家族关系及家族文化复归，家族信用逐渐复兴。它成为现今乡村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协作和生活互助的主要依靠。

在“独立国”内，成员之间及成员和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经过多次博弈，违约者受到惩罚，遵守契约者受到尊敬和认可，正的激励机制经过长期的实践沉淀，最后会稳定下来，形成一种人人遵守的内部潜规则。所以“独立国”内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独立国”内的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约率就越高。为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借款者的信誉一般都表现得比较良好，更加重视偿还民间金融贷款，所有这种行为的集合就表现为民间金融的高发率。

四、“独立国”假设的扩展及对现实的模拟分析

为更接近于实际，在前面假设的基础上，放宽假设6，“独立国”可以同外界发生借贷关系。这样我们就放大了圆形区域的面积，即认为“独立国”内部非正式制度扩大作用边界，在放大的区域内非正式制度仍有约束作用。事实上这种假定是不可靠的，与假设1是相违背的，依据Fukuyman(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原理，当超出“独立国”的边界时，受地域、家族、习俗等因素不同的限制，一个人的信誉真伪就很难识别，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就可能不再起作用。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都不愿意贸然扩大经营范围。当经营业务超出他们的经营范围，依据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识别信誉很难也较不可靠。民间金融偶有发生超出非正式制度作用边界的借贷，一般都需要 “关联借贷”（指发生借贷关系的双方，一般还有其他层面或形式的借贷或关系）。若发生违约行为，除非农村真正的高利贷放款者有措施（一般是黑社会暴力等）收回本息外，放款者对违约者一般缺少相应的惩罚手段，非正式制度在“独立国”形成的软约束对违约者几乎不起作用，就会损失严重，而违约者的违约成本却不会像在“独立国”那么高昂。这一方面使借款者产生了投机心理――竭力借贷，同时也加强了放款者的惜贷行为。这充分印证了中国社会信誉是以亲人、熟人为主线的人际信誉史。费孝通先生对这种现象作过述评，认为中国农民通常是依据假设5，根据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半径来决定信誉度的，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信誉度最高，依次次之，波及陌生人即半径的末端时则基本无信誉可言。所以说，“独立国”内的非正式制度虽可以确保区域内民间金融借贷利益机制的顺利实现，但往往对超地域边界的借贷关系毫无约束力。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现实农村中却存在以前没有什么借贷关系的区域，后来发展到借贷关系比较密切的相关联区域，最后成为一个借贷完全相关区域，即区域借贷的完全融合。是什么原因诱发民间金融超越地域空间，与其他地域范围的组织或个体发生借贷关系的呢？这是否与我们“独立国”的假设相违背呢？有些专家学者对这种区域间借贷活动是从正式制度或资本逐利的本性等角度来研究的，有些学者从前述的金融压抑和金融约束的视角来研究这个现象。这里并不否认上述学者从外因角度认识事物的正确性，不过我们认为运用非正式制度来解释农村区域间民间金融借贷的成因，得出的结论会更令人兴奋。

为便于研究和理解，我们在原来假设的基础上放宽原假设并增加新假设：假设7.有两个“独立国”A和B（A、B完全符合我们对“独立国”的相关假设）相互独立；假设8.“独立国”A的资本相对充足；假设9.“独立国”之间可以发生借贷关系。

“独立国”A的地理位置及土地面积是有限的，根据假设“独立国”A的资本相对充足，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即“独立国”A相对于B而言，人均收入高于B时，A国的资本投入量就会受报酬递减的影响而减少，那么理性的选择是“独立国”A寻找合适的资本投资渠道。由于在农村，这种民间资本的良性借贷或流动，大多受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边界又很清晰，所以“独立国”A的民间资本很需要正式制度或新的非正式制度来保护其利益。但中国目前的正式制度是不保护民间借贷利益的，往往还视民间金融为异物，采取打压手段。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催生一种新的非正式制度，来保证这种民间金融借贷行为的发生和利益机制的执行。

在农村，家庭往往是上述非正式制度形成、扩散的载体。根据经验，一个农村地区的成年男性是否能够成婚立家，往往取决于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高低及男子经济能力的强弱，一般男子在这些方面有优势，结婚成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不妨认为这完全可能，并设男子在“独立国”A。作为理性人，成年女性的婚姻一般都偏好于经济比其未婚地区发达的地区，我们设女子在“独立国”B。男女婚后组建家庭，A、B两个“独立国”的非正式制度以家庭男女的思想、习俗、价值观、道德观等为表现，首先在这个家庭内部进行“碰撞”，然后形成数学上的交集，最后融合形成并集，即家庭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言行规则，也即非正式制度。A国内可能会有很多个这样的家庭，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家庭集合。这个集合通过扩散作用，就会对A、B两个“独立国”产生影响，“独立国”A的非正式制度会同外界“独立国”B发生联，最后A、B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独立国”。事实上中国的农业文明史，可以证明这两个假设及推理的合理性。在这个新形成的大“独立国”内，人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就可以按照“独立国”假设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参照标准，遵守合约者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和尊敬，可以连续性得到贷款；而违约者的成本将会无穷大，在“独立国”内可能会面临无立锥之地的境况，更不可能有再次获得借贷的机会。

当然，A、B两个“独立国”还会有其他的融合方式，比如说通过市场的力量发生的诱致性变迁，或通过政府安排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比如三峡移民政策，打破人们之间原有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制度关系，形成新的关系），都会产生新的“独立国”。那么，这里就产生了非正式制度是否稳固的问题。因为只有稳固的非正式制度，民间金融借贷的行为才会受到约束，借贷双方的利益才能完全得到表达。否则，会产生类似于正规金融的惜贷，而借款者无款可借的金融压抑现象。当然，非正式制度也会随着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的变化发生强制性或诱致性变迁。如果发生强制性变迁，新的正式制度和已有非正式制度就会产生是否兼容的问题，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不会存在此类问题。非正式制度因此而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这也正是它广泛存在于民间，且历史深远的原因。所以，在“独立国”内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按照制度的惯性运行下去，不但作用力强大，兼容性也很强。因此，农村民间金融的借贷关系依靠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很有效果，而依靠法律至上论即正式制度解决论往往约束不了这类借贷关系问题（威廉姆森，1985）。这也表明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作用的边界，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的经济、生活的作用是高效的，完全超过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若使民间金融借贷行为良性发生，我们应该更加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打下坚实的信誉根基。

五、对现实的启示

论证至此，在中国从定性的角度看，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对民间金融发生率的影响程度是深刻的。那么，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在农村非正式制度是否也会对正规金融的借贷关系产生约束作用呢？许多人可能都会期待这种作用发生，达到正规金融高发率的目标。从理论上讲，事实并不如此。正如前文所述，就制度作用的边界来看，农村非正式制度只能在有限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发生作用。而在现实中，农村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一个村或一个乡镇，即使我们前文假设的较大的“独立国”，通常也就是几个村或乡镇的集合而已，当超出这个地域之外，其作用就会减弱甚至失效。正规金融借贷通常不是在较小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发生（农村信用社除外），而是在县域甚至是在省际或全国范围内发生。因此，农村非正式制度对较大地域范围的借贷关系通常无法形成约束力，对正规金融的借贷行为也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这就可能导致违约风险，借贷关系破裂，产生扩散效应，使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出现惜贷的行为。另一个反面的解释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政府管制和正规金融机构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因为，在农村正规金融依靠非正式制度约束借贷行为，会诱发人们产生逆反心理，从而缺失行为主体，缺少作用的根基，使人们更青睐民间金融借贷，导向更高的民间金融发生率，而正规金融发生率相比较就更低。

在实践中，有些组织和部门试图借鉴非正式制度与民间金融部门的作用机理和运作机制建立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比较知名的有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还有我国的正规金融部门在农村地区成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来满足农村的借贷需求，但还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借贷方面仅满足了农村高收入阶层的借贷需求，仍无法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或者是仅满足了县城近郊或城市郊区的需求，而贫困的山区则无法实现。事实上，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基本还是基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体系运行的。在中国，农民一般还是把其作为国家的银行对待。这些新的金融机构无非是把农村具有潜在借贷能力的客户资源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增大自己资金盈利的能力和安全度而已。

有些学者认为，利用正式制度收编民间金融成为“正规军”，这是极为不可取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正如上文所述，从制度作用的边界来看，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正规金融借贷的约束是非常弱的。那么，同样正式制度对农村民间金融借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往往还会催生民间金融的发展，这恰恰又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反面结果。

小结：任何一种制度都起作用的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人为的改变其作用的边界往往适得其反。中国农村非正式制度对民间金融运行机理的影响是有其特定的范围的。因此，民间金融发生地域的限制因素决定利用正规金融借贷体系改造民间金融是不可取的，同样靠非正式制度来约束正规金融的借贷关系亦不可能实现目标。

六、总结

本研究在对其他学者的研究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农村非正式制度分析民间金融运行机理的内因。首先通过设立“独立国”模型假设分析，得出农村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民间金融借贷存在着极强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利于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使得这种借贷关系具有持续性。但农村非正式制度有其作用的地域和经济边界，超过这个边界，非正式制度对民间金融借贷的作用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如2007年浙江东阳本色集团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就印证了这一理论假设，表明非正式制度约束力的边界是很清晰的。然后放大假设条件，论证了没有非正式制度融合的情况下，超越边界的农村民间金融借贷的风险很大。降低民间金融扩张风险的途径可以通过在有限的区域内融合非正式制度，扩大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边界。因此，在农村非正式制度作用边界范围内，民间金融借贷的风险很低，发生率高，而对于起作用范围之外的民间金融借贷，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很大，也较难控制。

鉴于以上，我们认为只要民间金融的发展没有超越一定的地域边界，就没有必要限制其发展。相反，政府部门应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多做工作，进一步强化、放大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及作用边界，促进民间金融按照市场化的作用机理健康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我们不但要鼓励正规金融扩大业务活动范围，同时在承认民间金融合法性的基础上，还要积极支持民间金融借贷，允许其参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补充正规金融没有达到的业务边界。当然，对于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应该依法打击。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所研究的民间金融更接近于现实中传统的农村和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工业化水平还相对落后的地区，不适于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农村地区。对人口流动性强的现实情形没有纳入条件假设，也没有探讨非正式制度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对民间金融运行的影响，这些是本研究的缺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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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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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dams,D. & Fitchett,D.: Informal Finance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 West View Press, BoulderCo.,1992.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非正式制度;非正式金融;习俗

Abstract:Nowadays,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is facing lots of bottlenecks where in the rural finance is especially highlighted.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RCCs)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ial reform. However,China’s RCCs not only are not normative in the formal institutions,but also has been affected by informal institutions. For one thing,RCCs are lack of good enterprise cultural and thus directly affect their operation. For the other thing,the intrinsic customs and habits,that is, informal finance derived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s,indirectly bring about some effect.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hat inform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CCs should be Speed up the reform, and be coordinated or cooperated with 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informal institution,informal finance,custom

中图分类号:F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69-07

一、引言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尚面临诸多难题,其中农村金融问题倍受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节约成本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据统计,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了31,000多家县以下基层机构。另一方面,虽然外资银行己经进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资银行对激烈的城市金融市场的规避而转向缺乏竞争的农村市场,而且目前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各项业务尚未完全满足农村金融发展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任就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农村信用社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经营效率与绩效方面,农村信用社曾连续多年处于亏损状态。据统计,1994―2003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连续10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04年才扭亏为盈,并在2006年实现轧差盈余281亿元。不仅如此,其贷款质量也差强人意。2006年,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比率为11.6%,较之国有商业银行(9.22%)、股份制商业银行(2.81%)与城市商业银行(4.78%)高出很多。其不良贷款金额高达2,399.1亿元,远远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为1,168.1亿元和654.7亿元)。其次,在经营网点覆盖率方面,虽然我国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网点是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最多的,占网点总数的40%,其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县以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的机构网点数只有1.26个,而城市则达到了2个。换言之,如果以城市2个机构网点/万人作为标准来衡量,那么农村人均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在农村贷款的服务对象方面,农村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的贷款比例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从制度经济学来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非制度的原因。农村信用社不仅受到产权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影响,而且受到农村非正式制度,如习俗、社会关系抵押、企业文化等的制约。其中,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发展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相比之下,间接影响的力度更大,即由非正式制度衍生而来的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式金融信贷规模已经超过了正式金融信贷规模,而且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由于非正式金融组织结构简单、运行成本低廉及具有信息优势,因而受到乡镇企业和农户的欢迎,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农户通过非正式金融进行借贷的比重较高。在制度背景下,农村信用社如何提高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如何面对非正式制度的制约,成为摆在农村信用社面前的首要问题。

因此,本文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农村信用社的非正式制度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影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其次,通过路径分析找出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然后,利用某市的调查数据,对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影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非正式制度

影响我国农村信用社的非正式制度是农业文明和历史在长期演进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主要包括习俗、社会关系抵押、农村信用社的企业文化等方面。

(一)习俗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所谓习俗,是指虽然没有正式约束和规定、但在无形中通过规范着人们行为活动而发生作用的“惯例”或者“行为准则”。在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存在一系列习俗,使得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障碍。

1. 习俗一:轻不言债。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的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而不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正是由于这种小农家庭制度独立性的广泛存在,使得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我国的许多农户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自给自足、轻不言债等习俗。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之所以一时难以实行,与这种家庭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关联性。

2. 习俗二:友情借贷。在我国,农业的脆弱性导致单个农民抵御风险能力明显不足,因此便会自然地寻求某个集体的庇护,因而家庭和家族成为他们的选择,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圈层结构”。中国农民与自己关系比较亲密的亲属和朋友感情非常好,彼此之间非常信任,但是对与自己关系比较疏远的亲属和朋友的信任度就下降得非常快。这与费孝通的“差异格局”理论具有相似之处,即从个人角度考虑,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是按照以“已”为中心水波纹式往外推分布的,最中心的部分是个人所在的家庭,再往外推则是他所在的家族等。因此,家庭乃至更大圈层的家族成为农民日常活动的核心和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农民在需要进行借贷时,对家庭的依赖使其形成一种“惰性”,偏重于在家族内部融资。

3. 习俗三:特殊贷款。对于中国的许多农村家庭来说,会面临突发性、特殊性贷款的情况,例如丧葬、婚嫁、修缮房产、祠堂等支出,但此类消费一般都是突发的、大额的、特殊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短时间内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对此类贷款通常不太感兴趣,即使放贷,其条件也非常苛刻。因为这需要农村信用社把握贷款用途,或者付出过高的成本甄别优劣。因此,农民便会寻找亲朋好友并不计息的融资。

4. 习俗四:人情贷款。农村信用社与农民之间还存在着双重不对称问题:一是农村信用社不了解农民的信用情况;二是农民也不了解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员与贷款户的人情关系反而成为能否进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依靠二者间的人情关系进行借贷成为农民从农村信用社贷款的习俗。可见,我国农村有着其独特的借贷习俗,农民不习惯借贷行为,他们满足于自给自足。即使发生借贷行为,尤其是面对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等事件时,农民还是习惯于友情借贷,通常发生在熟人或家族之间,很少想到向农村信用社借贷,或者由于关系贷款的习俗而放弃从农村信用社贷款。

(二)社会关系抵押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在经济交易中,社会关系可以起到抵押的作用,使得经济交易按照交易各方达成的协议来实现。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虽然可能是自由交换的障碍,但也可以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催化剂。通常,经济行为人在制定经济战略时,会有意识地、主动地利用社会关系来取得经济优势。因此他们把社会关系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称之为“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突出了其作为经济担保形式的角色。

张杰(2003)也发现,正如物质资产可以作为确保经济成果的抵押品一样,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也可以作为保证。事实上,解决经济问题除了货币化和市场化的手段之外,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解决。社会关系虽然是经济交换的累赘,但是它也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例如若某人对其交换方的道德有信心,或者相信社会舆论和制度压力的有效性,那么社会关系就会使交换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并减少监督成本。

在我国,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时必须有严格的抵押品。农户在申请贷款时,被金融机构认可的担保方式有三种: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和小组联保。对农户而言,抵押担保基本上行不通。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不能抵押;房屋是生活资料,变现有困难,同样难以抵押;农具、牲畜等虽能够抵押,但是农村缺乏抵押物变现机制,执行成本太高;存款质押受制于有限的货币化财富积累;小组联保受困于联保组织的不稳定性。联保制的实施必须要求农户找到合适的担保人,如果农户找不到担保人,农户利用联保制获得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联保贷款额度相对较大,但存在系统性的行业风险。此外,因为农村信用社与农户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如果贷款人向农村信用社提供虚假信息,容易造成贷款风险。总之,出于信贷资产的安全性考虑,农村信用社必然要求执行严格的担保机制,以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而使农村信用社的市场难以有效拓展。

在三类保证性贷款均无拓展空间的情况下,作为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关系,同样可以发挥其作为抵押品的作用。因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纯粹的信用关系尚未建立,广泛存在的是建立在血缘、亲缘、业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关系就成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三)企业文化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巨大无形资产,主要体现了四种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宣传功能。对于我国农村信用社来说,良好的银行信用、安全稳健的经营、优良的服务技术、高效的办事作风等企业文化,均可以更好地树立形象、提高声誉、扩大影响。但农村信用社没有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许多基层农村信用社领导还存在忽视良好内控文化建设,缺少竞争和风险意识,缺乏相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农村信用社多年来形成的“子承父业”的供职传统,难以摆脱悠然自在、简单朴素的农村文化的束缚,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和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三是缺乏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使员工素质无法有效提升,以至无法接受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四是内部法人治理并不完善,其经营和管理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道德修养,以至经常发生盲目违规、习惯性违规等现象。

三、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农村信用杜的影响路径

(一)非正式制度衍生非正式金融

我国农村非正式制度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衍生出非正式金融:

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中的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同样,在农村借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会对非正式制度衍生非正式金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农户与农村信用社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农户无法提供有效抵押品的情况下,迫使农村信用社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区分借款者的优劣,但这又进一步加剧逆向选择效应,诱使高风险偏好的借款人滞留下来,进而从总体上提高了贷款的风险水平。

如图1所示,农村信用社的预期收益率不是利率的单调递增函数,而是倒U型函数。当利率较低时,农村信用社的收益会随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因为在此阶段,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农村信用社预期收益的影响较小。但是,当利率上升到一定比率时,挤出了有贷款需求且信誉良好的农户,吸引了从事高风险项目的农户,因此农户还贷的风险就会加大,农村信用社的预期收益就会转为下降趋势。与之相反,非正式金融在信息方面更具优势,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他们对借款者提供的农村特有抵押物品有较好的接受度,通常情况下,对抵押物品的要求比农村信用社要灵活得多,有利于其开展信贷业务。由此,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非正式金融产生的路径是:信息不对称农户与农村信用社相互不了解农户得不到贷款、农村信用社丧失贷款业务非正式金融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非正式金融出现。

2. 基于供给需求的原因。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农村的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所致。目前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要包括农户需求和乡镇企业需求两部分。但农户金融需求金额小,自偿性差,其消费性需求主要集中在医疗和子女上学等重大消费上。乡镇企业金融需求量在不断增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业务单一、门槛较高,正常需求难以满足,形成巨大的资金缺口。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虽然比较正规、正式,但是在支农信贷方面则过于呆滞、死板,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客户、企业,经营时间、贷款审批、贷款程序等方面无法同农村实际需求全面对接。相比而言,非正式金融的贷款管理费用很低,把握农时准、利率水平适中,风险责任明确,经营机制灵活,与农村实际需求较吻合。因此,从供给需求的角度来看,非正式金融产生的路径是:农户和农村乡镇企业存在资金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支农信贷不能满足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要求农村信用社不能弥补资金缺口非正式金融出现。

(二)非正式金融影响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抽查显示,2003年全国非正式金融的地下信贷绝对规模在7,450―8,300亿元之间;在全国农村地区,有15个省份的农户通过非正式金融取得的借款占55.78%;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非正式金融借贷的比重就越高;并且17个省份的乡镇企业有超过30%的融资来自非正式金融,有的省份乡镇企业通过非正式金融贷款的比例甚至接近70%。无独有偶,200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表明,20,842家被调查农户平均每户借款l,414.25元,有71.84%属于非正式金融的民间借款(私人借款)。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每户非正式金融借款占户均借款总额比重分别达71.2%、75.4%和57.6%。另据央行调查统计司2007年对我国非正式金融融资的调查推算,其融资规模己经超过了1万亿元,占GDP的7%还多。

1. 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储户的影响。高于正规金融组织的存款利率,使非正式金融在竞争中占有价格优势,快速聚集了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对正规金融组织构成了威胁。并且由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大量吸储,致使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因储蓄来源受到影响。二是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贷款数量的影响。非正式金融对抵押品要求灵活、手续简单、交易时间较短,竞争优势同样在发挥作用。在从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面临着诸多困难的情况下,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受到农户和乡镇企业的欢迎,造成了农村信用社贷款业务的流失。三是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影响。非正式金融的高额利润使很多有能力的投资主体对入股农村信用社不感兴趣,进而使农信社丧失了多元股份改革的参与者。四是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金融信号的影响。正是由于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存款、贷款、改革等一系列活动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地位受到了很大影响,其金融信号的功能也大打折扣,减弱了农村信用社等正式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和支农功能,不利于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调节。

2. 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的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非正式金融是农村信用社支农的补充。非正式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弥补了信贷供需的缺口,提高了供需对接的实际效率。二是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在拥有资金和拥有高收益投资机会的经济体间进而合理组合,对农村信用社产生示范效应,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

四、实证分析:以某市为例

由于非正式制度是通过非正式金融来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因此在考察我国农村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影响时,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方面。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对2002年第1季度―2005年第2季度某市11个县(区)87个乡镇的150个乡镇企业,90户个体工商户和50户农户的非正式金融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来研究非正式金融的融资规模、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一)某农村非正式金融的特点

1. 融资渠道多样化,非正式金融崭露头角。某市农村民间融资方式既有初级形式的融资渠道,包括私人借贷、集资和乡镇企业间借贷等,俗称“民间借贷”;也有高级形式的融资渠道,包括互助资金会、基金会、地下钱庄等各种民间金融中介机构的信用活动,融资方式多样化。民间借贷,主要包括个人在亲戚、朋友或其他社会关系范围内所进行的借贷、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等。其中以个人相互借贷为主(企业借款也是以企业主个人的名义借入的)。这种直接借贷有些不收利息,有些按合理的市场利率收取利息,而有些则纯粹是“高利贷”。而互助资金会、基金会、地下钱庄等各种民间金融中介机构则是由个人所有或者由一个家庭、几个朋友所合伙拥有,专门从事吸纳存款、发放贷款等活动的组织,起初是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的中介人,后来逐渐发展为经营存贷业务的职业货币经营者。2005年在某市的乡镇企业之间,还出现了股东集资、员工集资、民间票据融资等融资方式。

2. 凭借信息优势与担保优势,偿还情况良好。与信用社的贷款相比,某市的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和较强的道德约束力,这对信用风险的控制非常有效。某市农村非正式融资一般没有抵押或担保,多采用口头协议、打欠条和第三方保证的方式。就2005年的情况而言,乡镇企业非正式金融的融资金额为12,321.06万元,其中以打欠条形式借入的金额为8,686.5万元,占总额的70.5%,而口头协议和第三方保证分别占总额的14.2%和15.3%,几乎没有乡镇企业采用抵押或质押的方式借款。与此同时,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贷款几乎全部采用口头协议和打欠条的方式。

3. 融资属于小额信贷,利率、期限灵活。首先,某市农村民间融资的单笔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万元至十几万元,但超过20万元的并不多见。因此,非正式金融基本上是一种小额信贷,采取小额信贷的方式固然与其性质、活动隐蔽、资金来源的范围较小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小额、零散的贷款,有利于分散信贷风险,这也正是小额信贷的优势。其次,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随行就市,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利率根据资金用途的不同、借款人信用度的不同而变化,其中家用消费借贷的平均利率最高,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较低。通过调查发现,某市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户通过非正式金融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从2002年第1季度的9.56%上升到2005年第3季度的11.42%,提高了1.86个百分点,各季度加权平均利率为10.28%。其中,乡镇企业非正式融资利率最高,达到10.98%,农户次之(9.65%),各体工商户最低(8.23%)。这种利率的差异,体现了民间借贷风险与收益的有机组合,同时也反映了利率的调节功能。

通过问卷调查还发现,农村民间贷款期限分布比较均衡,没有出现贷款过度集中的现象:对于农户来说,其通过非正式金融贷款的期限多集中在6个月―1年,2005年在这个期限内的贷款更是占到了贷款总额的75.1%,进一步说明农户之所以进行非正式金融借贷,是为了满足短期内资金需求,这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是基本一致的。对乡镇企业来说,贷款则多分布在6个月以内和6个月―1年,分别占总贷款额的21.2%和63.9%,两项合计占比达到85.1%。这说明,乡镇企业贷款多为了满足短期资金周转。

4. 机制灵活。某市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出于民间自发的行动,多以个人名义开展业务,形式隐蔽,但产权清晰。经营者负责存款的吸收和贷款的发放全部工作,直接面向客户,业务环节少,信息反馈迅速。

(二)数据说明及模型建立

由某市11个县(区)的农村非正式金融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户通过非正式金融进行融资时,其选择的融资渠道、借贷形式、贷款期限、利率水平都与农村信用社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逐年变化较为明显。因此,利用我们抽样调查的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分析非正式金融是否会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效率和发展产生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公式中,代表所考察的某市第个县、区第个季度(从2002年第1季度―2005年第2季度)的相关情况。被解释变量 表示样本农村信用社每个季度的利润收入(万元),代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利用效率和总体发展情况。解释变量中:A表示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通过非正式金融获得贷款的金额(万元),代表非正式金融的规模;T表示非正式金融贷款中6个月以内的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例(%),代表非正式金融的交易者对贷款期限的选择情况;I表示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非正式金融贷款的综合加权利率(%),代表非正式金融的贷款利率;R表示在非正式金融贷款中按期偿还贷款额占总贷款(按期偿还、延期偿还、拖欠未还)的比例(%),代表非正式金融的资金偿还情况;M表示非正式金融贷款中采用抵押、质押、第三方保证方式的贷款金额占总贷款额的比例(%),代表了交易者对借贷形式的偏好;是变化的常数;是随机扰动项,包括影响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其他因素。

(三)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s6.0,利用面板分析方法进行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R2达到0.8986,调整后的R2为0.8998,DW值接近2,表明拟合优度较好。解释变量中,非正式金融的贷款期限(T)、资金偿还情况(R)及借贷形式(M)都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贷款规模(A)和贷款利率(I)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正式金融的贷款规模和利率对农村信用社利润的增加、资金效率的提高没有太大的影响。

为了更加充分地验证上述几个解释变量对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影响,我们剔除了非正式金融利率和金额两个解释变量,而对剩下的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R2及调整后的R2更接近于1,而DW值更接近2,模型的拟合程度更高。具体到各个变量:

1. 交易者对非正式金融贷款期限的选择(T)与农村信用社利润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1.6239。说明期限在6个月以下的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每增加1%,农村信用社利润增加1.6239%。究其原因,短期资金需求多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获得,而长期资金需求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

2. 非正式金融资金偿还情况(R)与农村信用社利润额呈负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1.4012。即非正式金融贷款按期偿还的比例每增加1%,农村信用社利润就会减少1.4012%。究其原因:一方面,非正式金融借贷资金按期偿还情况越好,越会吸引更多的借款者通过非正式金融的渠道进行融资,另一方面,非正式金融部门的贷款利率高于农村信用社利率,而且其明确的风险责任制度使供款人往往优先偿还非正式金融贷款。

3. 非正式金融中交易者对融资方式的偏好(M)与农村信用社利润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8012。即非正式金融采用抵押、质押和第三方保证方式的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每增加l%,则农村信用社的利润就会增加0.8012%。原因在于:许多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或者农户之所以选择非正式融资的形式,主要是基于其手续简便,借贷方式灵活多变。如果非正式金融的放贷方也要求借款者必须采用抵押等正式借贷方式,那么这部分客户就会转向农村信用社。

4. 非正式金融的贷款规模(A)和借贷利率额(I)并没有对农村信用社的利润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选择非正式金融进行借贷的乡镇企业或农户,并不关心非正式金融总体规模的大小和利率的高低,而是看中了非正式金融借贷手续简便,借款额度、期限比较灵活,不需要提供质押、抵押、担保等优点。

总之,通过对某市非正式金融各种经营方式对该地区农村信用社利润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非正式金融中交易者对贷款期限、融资方式的偏好和其资金偿还情况等都与农村信用社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非正式金融的确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五、结论

通过对非正式制度与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制约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如农民特有的习俗,如轻不言债、友情借贷等,导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面临很多的困难;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的缺失也影响了其健康发展,而社会关系抵押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正式金融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第二,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信用社的作用路径,即首先基于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不匹配的原因衍生了非正式金融,进而通过非正式金融对农村信用社产生了正面和负面效应。其中,非正式金融中的交易者对融资方式的偏好、期限的选择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有正向关系;而非正式金融借贷资金的偿还情况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非正式金融的规模及其利率则不会对农村信用社产生显著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必须在注重产权与监管等正式制度改革时,加快农村信用社的非正式制度改革,通过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担保机制、建设农村信用社的企业文化来改造非正式制度。然后,对非正式制度衍生的非正式金融加以引导、完善。即承认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合法性;为其建立相关的规则框架,由此来辅助其良好运作;促使非正式金融转变为社区银行。第二,要促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合作,对于二者衍生的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要促使他们的垂直合作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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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联结；农贷模式；正规金融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99-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基于一次性博弈和匿名交易等假设，正规金融机构按新古典市场的基本原则要求农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这样一来，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便遭遇到金融排斥(世界银行，1989)。协调不同主体的预期并实现资源的最优动态配置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失灵使农民失去了通过正式金融市场来优化跨期配置资源和实现最大化效用的机会。在中国的2.4亿个农民家庭中，只有15％左右的农户能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其余农户依赖于非正规金融(陈锡文，2004)。2006年实施的农村金融新政使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所倚重的正规金融有资金优势但因无成本效率而难以向下适应；发挥重要作用且内生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却因金融风险担忧等因素而被管制。

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固然重要，但微观结构设计也必不可少。要扩展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基于既有组织体系，但又要通过微观结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农贷模式。“金融联结”因融合正规金融和乡村中介优势互补而得以将机构贷款投入到农村，并实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这种信贷模式在印度等许多国家获得广泛成功，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我国亦初现端倪。然而，现有研究对金融联结理论机理之认识，仍然局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范式；对其实践绩效的分析，也存在诸多误区。基于此，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全面归纳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辩证分析实践绩效；根据一般原理，基于中国情景，提出建议。

二、金融联结的现实背景：传统农贷模式的失败

(一)资本转移理论与农业信贷补贴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的高风险性(系统性风险)使其难以成为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既然农村金融的基本问题是资本转移，那么就应该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的资金和建立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从事资金分配；政府以补贴方式向农户提供贷款，并尽可能消灭职业放贷者(Marie Luise Haberberger，Ramakrishna，2006)。“二战”后，在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根据上述理论主张来设计农村金融制度。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理论假设前提与现实偏离较大，实践绩效也差强人意。它使官方信贷的分配偏向于照顾富裕的大农户，穷人难以成为受益人(速水佑次郎、拉坦，1986)，金融排斥问题更加严重。农户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放贷者仍控制农村市场(Bell，1990)。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吸收农民储蓄来获取资金来源，农村信贷机构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Avishay Braverman，1991)。现实表明，资本转移理论及其具体形式即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被证明是虚幻原理(The Falsification Principle)(K.R.Poppe，1959)。

(二)世界银行学派与纯市场模式

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在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冯・皮司克为主的俄亥俄学派和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1973)双重影响下，基于自由运作经济哲学的农村金融市场论成为主流理论。与信贷补贴理论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农民以及贫困阶层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市场充满竞争；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农户贷款问题可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得到解决。

因认识到农民储蓄能力和对市场机制的强调，该理论有一定意义。然而，它假设农村市场充满竞争不过是一时的天真，其实践也必然是“市场幻象”(Hulme and Mosley，1996)。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深化，但金融机会的配置更有利于城市居民。在印尼和拉美，因储蓄资金大量流入中心城市，农户贷款问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反而恶化了(Lensink，1996)。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导致农村资金持续外流和贷款供给不足的状况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徐忠和程恩江，2004；田力，2004)。

(三)不完全竞争理论与政府干预模式

导致信贷补贴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是共同的：忽略了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及其内在机制，这促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此重要问题。通过规模经济、声誉机制和信息不完全等渠道，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施信贷补贴模式的结果将是恶化农户贷款条件并导致信贷配给(Hoff and Stiglitz，1990)。当市场是不完全竞争且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时，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既然市场过程传递了那些不为自发的学习者所知道的知识(Kirzner，1979)，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合适的方式促使商业银行去利用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部知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使得学者对开始从演化经济学和市场过程的角度去深入研究乡村中介的比较优势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内在机制。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一)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不完全竞争范式主张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来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1989)。虽然它并没有对如何利用农村信贷市场的私人信息与局部知识提供多少创见，但它使人们认识到调整金融制度，充分利用乡村中介的优势来传递机构信贷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借款人组织化的重视促进了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连带责任的团体贷款(小组贷款)能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Ghatak and Guinnane，1999)和道德风险(Besley and Coate，1995)，它也通过格莱明乡村银行的实践而在孟加拉取得广泛成功。小组贷款被其他国家大量模仿，但因导致邻居关系紧张等原因而效果不佳。微型金融机构的经验表明了充分利用民间信用关系等农村金融市场内在机制的重要性，其教训则告诉人们，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Gul-

li，1998)。它表明了以市场化方式，实现两部门的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来自于银行所没有的优势即乡村中介的信息与契约实施优势。

信息不对称、缺乏适宜的担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是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扩展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Beslay and Coate，1995)。这些因素对内生性的民间金融来说并不重要。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是农民因应形势，自发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它是在农村信用文化的内生机制启动下“不知不觉”形成的，不存在人为刻意雕琢的痕迹。内生状态一般包含着较为完备的金融激励、创新、约束和努力机制，从而能够持久地对金融成长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郑耀群和曾凯，2007)。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使其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凭借信息(刘民权，2003)和监督(Udry，1994)能力，它们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通过使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房屋抵押、劳动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各种灵活的抵押条款，乡村中介能够较好实施信贷契约。Calomiris andRajaraman(1998)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减少违约风险。作为隐性担保机制，基于社会联系而产生的社会担保(Bes-ley and Coate，1991)、互联易和基于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声誉机制(Schreiner，2000；高艳，2007)进一步增长了信贷契约的自我实施性。Aleem(1990)发现，在巴基斯坦，民间金融的贷款违约率为2％，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违约率则高达30％。

既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刘民权等，2003)，而正式金融机构也无法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机制来解决金融冲突，那么就有必要对金融制度进行战略调整(Seibel，1997)，通过金融联结(Financial Linkage)来扩展农村金融服务(Pagura and Kirsten，2006)。根据专业化分工原理，借助于金融联结，通过将筛选、监督等环节委托给乡村中介，正式金融机构得以节省信息、监督(Jain，1999)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Adel Varghese，2004)。

(二)金融联结的形式

金融联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水平联结和垂直联结：前者是指通过正规金融部门的溢出效应向农户传递信贷，后者是指正规金融部门通过乡村中介的合作向农户提供贷款。垂直联结又包括三种形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联结、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的联结和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的联结(Ghate，1992)。按乡村中介划分，垂直联结有四种模式：银行－放贷者－农户、银行－互联易－农户、银行－NGO－农户和银行－SHGs－农户(米运生，2010)。垂直联结按功能可分为直接联结和便利联结。直接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先将信贷批发给民间中介，后者再以零售方式转贷给农户或自助团体(SHGs)。乡村中介(含微型金融机构)既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任务，也决定信贷规模和利率。便利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向其支付佣金，后者代表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业务。按照联结的内容，金融联结可分为信息联结和贷款联结。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部门与乡村中介的互惠性合作以垂直分工为主。进一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联结以直接联结为主，并主要表现为信贷联结(Pagura，2007)。学者还发现，在美(王曙光，2008)、日(速水佑次郎，1986)等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李树生，2004)，正式金融机构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信用部)等中介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功能

正规金融机构将相对低价的信贷资金提供给乡村中介，一方面可以降低其直接面对中小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乡村中介因获得充裕的资金而实现规模效益；乡村中介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贷款利率，改善贫困农户的融资环境(Ghate，1992)。通过银行与放贷者的联结，银行不仅能够向高收入者提供贷款，也能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银行一放贷者的信贷联结可解决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Varghese，2004)。

然而，随市场结构的不同，联结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新进入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Bose，1998)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时(Hoff and Stiglitz，1998)，金融联结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如放贷者间是战略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会加强放贷者间合谋的能力，最终使得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恶化(Bose，1998)。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联结都能够促进放贷者间的竞争，降低市场利率，满足小农户的贷款需求(Floro and Ray，1997)。

四、发展中国家金融联结的实践及绩效

因为与传统理论相反，金融联结的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新鲜。其实，早在1903年，德国人类学家Westermann(1935)就曾经向多哥当局提出建议，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要重视土生土长的信贷与储蓄协会等乡村中介的内在优势，鼓励乡村中介与正式机构之间的互惠合作。由于多种原因，类似的政策建议长期被忽略。不过，当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垂直联结的自发实践(Wells，1978)。民间自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市场模式的失败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金融联结。在德国技术合作局专家Seibel的长期呼吁下，亚洲太平洋地区信贷协会(APRACA)于1986年正式采纳垂直联结建议。印度于1992年实施“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泰国等实施了PKBK工程(杜晓山，2001)。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和非洲农业信贷协会相继在拉美和非洲采用该模式。到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联结已很普及(Berry，2005)。

正如世界银行(1989)所料，垂直联结一旦被付诸实践之后便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该战略被APRACA采纳之后，立即被有“世界农村金融市场实验室”美誉的印尼付诸实践。不过，金融联结最成功的是印度。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之后，印度于1992年开始正式实施金融联结战略。之后，印度金融联结开始爆炸式增长。截至2008年3月31日，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SBLP)已经为3477965个自助小组(SHG)提供了高达22268千万卢比的贷款。

印度的垂直联结绩效斐然：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提高机构贷款的广度与深度，改善农户的贷款条件。联结之后，获得贷款的家庭比例从46.5％提高到93％，覆盖面增长一倍；平均每个家庭的贷款数量从5384卢比增加到14640卢比，年均增长率达20.5％；随着信贷配给的缓解，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程

度相应提高，81.7％的成员的贷款需求通过自助小组而全部得到满足；自助小组成员支付的利息从81％下降到31％(V.Puhazhendi C.Badatya，2002)。垂直联结还大幅度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Pu-hazhendhi(1995)发现，银行每笔贷款(100美元)的交易成本由联结前的3.68美元下降到每笔贷款2.19美元。贷款者减少的交易成本更可观：从9.40美元减少到5.70美元(McGuire and Conroy，1997)。在印度，垂直联结(银行－自助小组联结)还能解决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在增加农户收入，促进资本形成，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和提升农村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Anushree Sinha，2008)。

五、讨论及其启示

(一)理论启发及其局限性

随着信贷补贴计划和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金融联结也逐渐从民间的自发实践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首选模式。金融联结的兴起促进了农村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它使学者们重新去思考农村信贷市场的内生机制，并以此作为金融联结的理论基础。不过，金融理论机理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显然，现有研究主要从正式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和乡村中介的信息及契约执行优势去分析金融联结的内在机理。学者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些变量，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在威廉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产生理论认识偏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学者关注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忽略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

信息及契约执行成本固然很重要，但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乡村中介的优势仅仅是信息和契约执行，那么为何在社会征信体系发达、农户抵押品充足、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良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和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联结这种农贷模式也非常普及?Aleem(1990)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放贷者执行成本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交易成本总额中，执行成本占39％，甚至超过资本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和坏账)后者是27％。其余的，数量也更多的44％的其他成本长期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了。显然，除了信息和契约执行成本之外，农村信贷的市场结构和乡村中介的沉没成本、运营成本也非常重要。农村信贷市场的微观结构也是制约正式机构向农村地区渗透的重要因素。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对金融联结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

(二)实践经验及其启发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农户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在讨论农户时，它们的内心几乎都带着近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农户是没有信用的，对穷人的贷款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穷人不是银行服务的对象(The poor are not bankable)，他们需要的是慈善而不是贷款；对穷人的贷款是社会部门(而不是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的事情。然而，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农户贷款是有利可图的，其风险甚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通过市场化手段，金融联结同时兼顾农户贷款和银行的可持续性，它也因而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贷模式(Erhard W Kropp and B S Suran，2002)。它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同时解决了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在中国，这种两难困境导致了正式机构对农户尤其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金融联结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鉴戒价值。实践中，针对传统农贷模式的缺陷，我国也出现大量自发的金融联结。一些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韩俊，2007)、农民专业合作社(左臣明、马久杰，2006)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而使农户获得机构贷款。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也通过村委会这种传统权威作为中介向农户提供贷款。金融联结在我国已初现端倪。为通过金融普惠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同时基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我国亦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推广金融联结。

1　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基于风险和控制金融资源等因素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管制措施。在国有银行改革基本成功和农村金融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政府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应该充分吸收那些内化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并学习它们在长期实践中所采纳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鼓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刘民权等，2003)，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

2　以行动改变商业银行的传统观念。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认为农村地区不适宜开展商业性业务。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排斥是“市场行为”。这种观念的错误有二。理论上，责任与权利应该是对等的：既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通过国家“专署保护”并以存贷利息差这一形式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那么它也应该视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为基本社会责任和金融伦理。实践中，国内外金融联结的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实现扩展农村金融服务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可能的。就像印度一样，中国也需要将金融联结视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金融战略，通过这一战略来改变正式机构的传统观念，创新市场化的农贷模式并实现金融普惠(吴成颂，2009)。

3　金融联结的辩证态度。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成果是建立了以政策性银行为核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主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中介发挥积极作用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金融联结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信贷模式，它的实施可以期待使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产生引爆效应，有望一揽子解决农户贷款难等问题。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5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虽举世瞩目，但制度演进的时滞，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定位远远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导致金融制度供给落后于产权制度分散化时期对融资形式的相应需求，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一、在我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配比存在体制与增长两方面的问题

（1）在体制层面，中国的正规金融是否能够促进产权改革依然缺乏理论和经验上的论证，当前政策界不断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正规金融层次上的市场准入障碍（中小企业融资专题调研组2000）。虽然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分别从规模和产权角度给出的不同定义，但两个集合存在事实上的较大“交集”。延展到政策设计上，谢平（2001）就提出了应就金融制度与企业组织与制度形式的配比问题进行重新设计，换句话说，当前融资形式以间接金融为主，在间接金融中又以国有或国家控股机构为主的市场格局是否与企业产权多样化相适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2）在经济增长层面，我国当前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宏观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对微观角度讨论金融体系的作用不足。没有分析金融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各关键要素(如具备快速增长潜力的部门或产业)的关系，在理论上，产权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都属动态范畴。

二、非公有制经济融资局限问题的基本面分析

就个体代表而言，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开辟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及民间借贷等多种途径，这为满足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融资渠道承载规模的广度和深度均非常狭窄和肤浅：（1）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在非公有制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自身原始积累的资本投入，以及在经营过程中利润生成后的再投入是其资金主要来源，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对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求量无济于事。（2）在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的融资总额中，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例很大，而时下管理机构对民间借贷管制比较严格，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民间借贷融资规模的拓展潜力非常有限。（3）非公有制经济直接融资的约束因素多，市场进入不充分，现代市场融资的参与机会以及主体介入者在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中可谓微乎其微。

三、非公有制经济融资局限问题的原因

（1）非公有制经济融资不畅的根源在于制度演进时滞。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至今不足20年，整体上只能算是处于向规模化扩张的初始阶段，即规模边际效益递增的上升初期，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差距甚远。首先在资产规模上无法与国企相比拟；其次在各种分类制度上非公有制经济比国有企业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与不公正待遇，包括税收政策、财务制度、市场竞争、投资方向等。从资产负债关系理论上看，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度演进时滞是导致非公有制经济融资不畅的根源。经济主体抵抗风险及社会融资的能力由资产的规模及质量决定，而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个体规模普遍很小，因此通过举债融资的规模必然受限制。（2）对于非公有制经济，金融制度改革时机不成熟。转贴于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及其小额、快捷便利的需求特征使地方性、中小金融形式成为其最适合的融资方式，就融资环境而言，其时机并不见佳。随着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信贷制度的完善，间接融资的条件越发严厉，而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缺乏抵押质押条件、信用担保中介或信用担保体系组织。因此，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资质条件约束了其间接融资。（3）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的扩大与深化受其投资约束影响。相对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领域、产业实业的后进入性使其在投资方向选择的竞争上处于劣势，另外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进入门槛高于公有制，不少非国家必须垄断的行业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介入。基础性、利润来源稳定的垄断或半垄断行业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进入，原始积累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其创业之初仅能介入一些边缘产业并分享边界利润，因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源融资主要靠自身缓慢的利润积累来，由此其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效益受到制约，进而影响投资规模的扩大，丧失投资的机会。非公有制经济因其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而丧失社会信用影响力，难以开展以商业信用为中介的融资方式，参与商业票据市场融资的机率降低，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陷于投资约束融资、融资又反约束投资的怪圈。

参考文献

[1]谢平．《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的主要问题：在国家计委和哈佛大学“加入WTO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2001

[2]“中小企业融资专题”调研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途径》．《金融研究报告》．2000（31）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信用社;民间金融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金融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金融的发展，其改革改革的阻力和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在困难中裹足前进。同时，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严重阻碍着我国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所以，在国家强调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新时期，如何选择合适的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就成了理论界关注与探讨的热点和焦点，本文尝试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该问题的文献研究，梳理理论界关于农村金融改革路径选择问题的脉络。

二、文献综述

（一）改革的总体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要改革农村金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大方向问题，农村金融应该走向何方。农村金融市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适合豪门与草根共舞，正规与非正规并存。同时，农村金融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应该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何广文）。对此，杜晓山和何广文将普惠性金融体系理念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认为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构建一个涉及全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强调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而在普惠金融的构建方面，学者们的思路则不尽相同。卢清波提出应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引导和监管来进行发展与完善。刘明等则从山东省普惠金融的实证研究出发，提出了政府政策扶持、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建议。王曙光和李冰冰通过构建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分析解释和实证检验，提出库兹涅茨效应的系统性矫正框架来构建普惠金融。

（二）农村信用社改革

长久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农信社的改革至关重要。对于我国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效率低下的问题，理论界普遍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的因素，缺乏改革的依靠力量;二是政企不分;三是产权不明晰（徐滇庆），因此必须引入企业的竞聘制度，通过竞聘来确定农信社的管理者。而同时，如何明晰产权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学者们异议很少，普遍认为股份制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在股份制改革的大方向下，结合各个地方的经济特点选择具体的组织形式。为适应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信用社的组织模式可以多样化，包括股份合作制信用社以及合作银行等，可以根据各地方实际，灵活发挥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在改革中，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组织形式创新，最终要通过经营机制的创新来体现，都要求信用社进行经营机制的转换，在服务三农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徐芳、王波）。对于金融服务业来说，其发展的核心在于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所以，王国荣提出了为适应农村经济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需要，须注重改善农信社服务方式。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建议在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发展社区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

（三）完善政策性金融制度

我国是农业大国，对三农需要且必须有政府的扶持，所以，一些学者从政策性金融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加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完善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要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到农业重点地区设立机构，提高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加快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张皓）。而在这些学者中，史建平另辟蹊径，他认为从我国目前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来看，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应定位于“培育市场”而非纠正市场失灵，即通过各种政策来促进农村市场机制的形成。

（四）促进非正规性金融的发展

1.非政府小额信贷。在构建普惠金融方面，小额信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应该努力探索农村非政府小额信贷，用小额信贷的发展来撬动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针对目前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一方面，应该由政府财政来解决最贫困农户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实际，可以将小额信贷分解为政策性小额信贷体系和和商业性小额信贷体系，分别按运行成本最小标准和商业机构标准来衡量它们贷款的运行效果（曹凤岐、郭志文）。有两种操作模式：一种是在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治理结构调整中，引进私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培育和引导商业化的小额信贷机构;另一种是通过市场化的重组与合作来建立独立的、专业化的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忠），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偏远地区可将资金形成资金池使用，形成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在非政府小额信贷方面，争论激烈的是其吸储问题。有学者认为，吸储是小额信贷扩大覆盖面和规模的关键，但也有学者以印度的银行和自助小组（Self Help Groups，简称SHG）的联合模式为例，认为依靠批发贷款而不是吸储同样也能有效地扩大规模（杜晓山）。

2.民间金融。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各个农村地区十分普遍，事实上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之一，但快速发展的民间金融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一般性法规无法满足民间金融的需要，因此应充分考虑民间金融的特点，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这也是下一步农村金融改革的一大重点。

对于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的路径，管述学和庄宇提出了三种方式：一是农村民营银行，选择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将其联合组建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二是建立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三是放开农信社股权限制，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可在农信社股本中设置资格股和投资股。而在这一方面，洪正则用借款人融资条件决定的道德风险模型解释了农村发展民营资本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必要性，杜婕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民间资本的进入方式。

民间金融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其高利贷问题，学者们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费孝通指出，高利贷之所以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归根结底在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少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张德强认为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与正规金融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国家应在监管上承认其合理性，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合法民间金融的发展，同时取缔非法的黑色民间金融。

（五）发展农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

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特性，导致农村金融发展的异常滞后，在广大农村地区，相对于城镇地区来说，农村的金融机构比较单一，基本上局限于存款性金融服务机构，所以要形成全国真正统一的金融市场，就必须大力发展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在非存款性金融机构中，学者们呼吁最多的是发展农村金融保险机构（叶启麟等）。而在保险机构的具体组织方式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彭莉戈认为，应当由国家组建专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农业信贷机构提供风险保障，监督和管理众多农业保险基层机构。王顺、梅国辉和赵勇提出组建农业风险投资银行，负责新技术、新项目的初期工作，替代农民承担前期风险，替代农民承担科技新项目的前期风险，等项目成熟且有稳定的收益之后，再将项目转移给农民。另外，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来分担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

三、小结

总体来看，理论界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的，只不过每个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结合实际来说，不难发现文中所涉及的五个问题正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后的进一步改革中，如何解决文中的五个问题以及以后遇到的新问题关系改革的命运，而关于新一轮的改革，毫无疑问会在理论界掀起一场争论与变革，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理论界的探讨与思考会指导着农村金融进一步沿着市场化、开放化与集约化方向前进。而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仅仅依靠商业性、政策性或者合作性金融机构来推动农村金融的改革都是不够理想的，建立一个互相补充、互相推动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才是改革的必然途径与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曹凤岐，郭志文.我国小额信贷问题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08，（9）.

[2] 杜婕，霍焰.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分析[J].财贸经济，2013，（3）.

[3] 洪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可行吗――基于监督效率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1，（2）

[4] 陆磊.在变革中做活农村社区金融[J].中国农村金融，2012，（1）.

[5] 刘明，刘震，郭峰.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实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12）.

[6] 卢清波.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困境与破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4，（24）.

[7]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成效及深化改革路径[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2008，（10）.

[8] 史建平.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J].中国农村金融，2012，（3）.

[9] 王曙光，李冰冰.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效应的经验验证与矫正框架[J].财贸经济，2013，（2）.

[10] 王顺，梅国辉，赵勇.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路径探索[J].中国金融，2010，（22）.

[11] 王一鸣.资金互助社：农村金融的一条有效途径[J].中国乡镇企业，2011，（Z1）.

[12] 叶启麟，古学彬，方茂扬.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运行机制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4，（12）.

[13] 张皓.对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思考[J].西南金融，2010，（8）.

[14] 忠.农村小额信贷拓展研究[J].经济界，2010，（2）.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非正式金融；中小企业；新融资优序理论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非正式金融发展迅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根据2005年12月的《中国地下金融调查》内容，我国2003年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3－8164亿元，全国20个被调查省、市、区的地下融资规模占正式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达到28.07％。长期以来的政策打压和金融体系的排斥不但没能减少和控制非正式金融的规模和范围，相反，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非正式金融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本文将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新融资优序理论出发，探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非正式金融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并对我国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安排提出几点建议。

一、新融资优序理论是一种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理论

(一)新融资优序理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对称信息理论被引入了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为研究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根据非对称信息理论，外部投资者很难了解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因此往往只能通过对企业筹资决策的判断来进行投资决策，企业要想获取更多的外部融资，必须选择合理的融资结构。

梅耶斯(myers)和麦吉勒夫(majluf)在考察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时，提出了新优序融资理论，进一步强调信息对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次序的影响。他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管理者是企业内部消息的掌握者，管理者比市场及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通常，管理者的行为模式是：如果企业预期新项目的净现值为正，即该项目能够增加股东财富，那么，代表旧股东利益的管理者就不会发行新股，以避免把投资利益分割给新的股东。投资者在了解了管理者的这种行为模式以后，很自然地会把企业发行新股看成是企业不能有效增加旧股东利益时一种被迫融资行为的坏消息，导致投资者对新股出价的降低。因此，当管理者拥有对企业有利的内部消息时，最好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以避免发行新股反而造成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尽管债务融资有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但通过发行股票去融资会使投资者认为企业发展前景不佳，致使新股发行时股价下跌。因此企业偏好的融资顺序应为：先考虑内部融资，后考虑外部融资；不得不进行外部融资时，则应首先选择债务融资。

新优序融资理论鼓励企业经营者少用股票融资，尽量用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筹资，扩充其资本实力。另外，利用平时储备的借款能力负债筹资，直到债务负担达到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危险区域时才考虑发行股票。由于该理论以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为背景，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严重，越应该考虑这样的融资次序，因此，对于信息流通不顺畅的中小企业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融资优序理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

中小企业的融资特征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这主要表现为企业经理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产品和劳务的开发、行业前景、市场潜力、销售情况及其资产的真实价值，特别是其无形资产的评估及其预期收益等情况知之甚少，往往导致其面临过高的投资风险。大企业特别是那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是公开的，投资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企业信息。对于非上市的大中企业，银行还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如经销商、供应商、消费者等方面去主动了解企业信息。而中小企业则不同，其信息基本上是内部化的，通过一般的渠道很难获得。同时，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并不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因此，在中小企业向外部投资者进行融资时，很难提供其信用水平的信息。

另外，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单个企业需要资金量少、财务管理透明度差，这就造成中小企业信用水平极低。同时，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淘汰率高，融资风险大，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将可能成为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信贷，而中小企业也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相关会计信息。为了降低贷款风险，银行必须大规模搜集中小企业信息，如此一来，致使银行的贷款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银行由于缺乏有关中小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不能做出适宜的风险评价。

正是由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信息非对称性特征，即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符合新融资优序理论的基本前提，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中小企业应首先选择无交易成本的内部融资，其次是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债务融资，而对于信息约束要求较高的股权融资则应被排在企业融资次序的最后。也就是说，如果中小企业希望获得外源融资的话，债务融资应该是首选的渠道。

二、我国正式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根据新融资优序理论的观点，中小企业合理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融资(以留存收益等增加企业资本金)、信贷融资(银行信贷和其他信贷)、资本市场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使得它们很难从正式金融获取外部资金，正式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一)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获取信贷融资仍然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

1、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是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方式。为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2000年以来各商业银行普遍推行了抵押、担保制度，纯粹的信用贷款越来越少。在这种形势下，中小企业贷款越来越受到抵押和担保要求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可供抵押物少，而且抵押物折扣率高，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收费高昂，客观上面临抵押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人，担保难进一步制约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

2、中小企业信贷活动“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成熟，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产品有销路、企业有效益、资信质量高的优质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各金融机构争夺的现象。而一些有发展潜力但目前状况并不十分好的中小企业，由于银行方面尚缺乏识别能 力，往往受到冷落。至于那些效益差的中小企业，大部分由于看不准好的项目和产品，缺乏有效的贷款需求。即使它们对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也会因不符合贷款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3、固定资产贷款越来越少，流动资金贷款期限越来越短。在现行的银行信贷授权授信制度下，直接与中小企业发生信贷关系的基层银行机构授权很小，大部分没有固定资产贷款投放权，而只有规模不大的流动资金贷款权限。根据有关调查，60．5％的中小企业没有1－3年的中期贷款，即使有，也仅有10％能满足需要。从银行获得长期资金对中小企业来说则基本不可能。

4、基层银行授权有限，办事程序复杂繁琐。中小企业借一笔数额不大的贷款至少要办十几道手续，少则一周，多则数月，即使钱到手，商机可能早已错过。许多中小企业视银行贷款为畏途，不得已走上民间高息借贷的道路。

(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证券融资

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等直接融资行为对我国中小企业而言，更是存在着明显的障碍。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上市公司中已有一定比例的民营企业(2006年为157家)，但据统计，这个比例到2003年也只有13％，而且多数不是通过正常途径上市，而是以高价购买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所实现的“曲线上市”。即使是在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的数量也是很少。根据2007年3月的统计数据，上市公司的家数也只有125家，而且多为高技术企业。实现海外上市的中小企业数量更少，截止到2006年6月底，共有48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而在纳斯达克、伦敦等地上市的企业还不到100家。

另外，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规模很小，总体上看，到2006年，企业债券融资额还不到股票融资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个体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的概率就更小了。债券发行的审批标准凭中小企业的规模根本就达不到，债券市场融资对中小企业来说只是“空谈”。 　三、非正式金融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非正式金融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即正式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或股权筹集的融资活动，如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相互之间的借贷行为、合会、标会、各种基金会的融资、地下钱庄、抬会、银背，甚至洗钱、外汇黑市交易、金融诈骗等各种方式的金融行为，外延非常广泛。我们排除掉现行金融制度法规明确不允许的洗钱、外汇黑市交易和金融诈骗等金融行为，其他的非正式金融活动为活跃资金融通、调节资金供求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和制度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的地位，只能被认为是处于“灰色地带”的金融活动。

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资金问题难以通过正式渠道解决，而非正式金融往往就会成为中小企业现实的选择。此外，非正式金融也具有一些正式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非正式金融的地域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商业银行不得不将款项贷给能够提供充分抵押担保的企业，这是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很难提供的。而在正式的资本市场上进行股权融资则需要满足最低资本规模和经营年限的要求，以保障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在现实中的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非正式金融往往是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之内进行的金融活动，一般发生在亲戚或熟人之间，因此正式金融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这一最大融资障碍。

(2)非正式金融的利率特征能够提高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金配置效率。非正式金融处于政府的金融监管之外，通常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实行风险与交易费用加成定价法，基本上属于没有管制的自由定价。因此，利率水平可以更客观地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并由资金供求影响利率变动，从总体上看，非正式金融的借贷利率普遍高于受到金融抑制的正式金融利率，这是由资金使用的高风险性决定的。当市场上资金供给短缺的时候，非正式金融体系能够以较高的利率吸引社会闲置资金，引导其流向，提高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金配置效率。

(3)非正式金融的股权资本和借贷资金能够兼顾企业的长短期资金需求。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寻找各种途径来满足不同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在中小企业成长初期的融资活动中，非正式的金融渠道往往可以兼顾企业长短期的资金需要。通常，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利率与期限的关系同正式金融的情况恰好相反，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高；而期限越长，利率却反而更低。这是由于非正式金融中的资金供给者包括储蓄者和投资者两部分，短期资金供给反映的是债权债务关系，而长期资金供给则反映了投资关系，即股权关系。非正式金融可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提供方便快捷的资金借贷，利率和期限安排灵活，抵押品的要求也更宽泛，满足了借贷者的短期资金需求。另外，非正式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的可能。有资料显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小企业的股权融资的比例达45％－55％，这显然不是非有效或弱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做到的，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在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成长中的作用。

四、完善我国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的几点建议

由于处于金融制度和法规监管之外，非正式金融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较低，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对一些非正式金融活动进行强制性的整顿，造成了目前这种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事实上，非正式金融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融资安排，也不是简单地对正式金融的拾遗补缺，而是与正式金融并存的必要的融资方式，尤其是对发展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促进非正式金融健康有序地发展、有效控制其风险并在最大限度内弥补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是目前我们对非正式金融应该持有的态度。

1、消除歧视、肯定非正式金融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非正式金融经历了从产生到繁荣、再到禁止、最后转入地下进一步繁荣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曾经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和供销社股金服务部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针对当时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现象，进行了集中整顿。多次反复整顿金融秩序给公众造成了非正式金融就是“非法金融”的错觉。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里，非正式金融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部门，并且与经济发展目标不相关、甚至相互抵触。但事实表明，非正式金融活动能够在其所及的领域内有效率地配置资金。为此，政府应当正视非正式金融活动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肯定非正式金融活动已经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约束的一种有效途径，并通过适当的政策安排，引导和规范非正式金融活动，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

2、加强监管，引导非正式金融的健康发展。整个金融行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一直以来，非正式金融出现的问题很多，但这并不能说明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是政府没有摆正对它的态度并进行应有的监管。正式金融是理所当然在监管范围之内的，而对非正式金融往往是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堵”，宣布它是非法的。如果能够在正确认识非正式金融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纳入监管的范围，是可以促进它的健康发展的。事实上，这种监管并不是很难。关键在于，给非正式金融一个合理合法的地位，让它能够自由的浮出水面，进入监管者的视线。

非正式金融论文篇8

【关 键 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司法推定

一、关于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争论

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应当以此为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需也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1)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92条和第193条写明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写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立法的疏漏。相反立法者的本意是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各该罪的构成要件。(2)虽然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不能用普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来套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一章中，表明了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3)从司法实践角度看，不将主观目的限定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利于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注：这几点理由可参见罗欣：《关于金融诈骗罪的两个问题》，《法律研究》2000年第9期；顾晓宁：《简析票据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1期，第35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要求所有金融诈骗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对于占用型的金融诈骗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不符合立法精神。（注：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4～26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第62页；孙军工主编：《金融诈骗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召开）纪要也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应当看到，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这样在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多种金融诈骗罪中，就只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其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否定。第二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第二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其实还是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实施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行为，也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这既是遵循立法原意的要求，也是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笔者主张，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除了考察行为人客观上具有金融欺诈行为以外，还必须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刑法法理的分析

金融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这是由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所体现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刑法对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规定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

（一）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的要件是由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了准确理解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关系，有必要分析一下诈骗罪的立法方式。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诈骗罪，这与当时的诈骗行为方式的单一性，与立法者对诈骗行为的认识不足以及“宁粗勿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具有密切关系。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了金融诈骗八种犯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堵漏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形成一个罪行系列，同时又规定该罪的一般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之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注：陈兴良：《法条竞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既然金融犯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其主观上就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可否认，金融诈骗行为具有易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数额巨大，一旦得逞会给社会经济秩序构成较大破坏），刑法对其专节规定是因为刑法在保护正常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侧重于保护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诈骗所具有的财产犯罪性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金融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刑法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注：林纪东：《法学通论》，中国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转引自张明楷：《保险诈骗罪的基本问题探究》，《法学》2001年第1期。）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59、66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00、906页；等等。）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既然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诈骗罪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那么刑法为什么对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又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来说，如果立法上不明文规定和限定非法占有目的，则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往往难以将其与刑法中的其他类似行为的犯罪区分开来。集资诈骗罪，其特点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的行为方式也可用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因此如果在集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如果虽然是非法集资，并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至于贷款诈骗罪，其行为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但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符合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的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具有转贷牟利目的，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关键。其他六种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中则不存在上述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但由于主观目的的差别而出现易混淆的情况。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我们这里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44页。）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注：马克昌教授也指出，“……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参见马克昌：《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第6页。）

正因为如此，在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时，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提出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并指出刑法第195条第（三）款的规定“骗取信用证的”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且法律上不要求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们已就所有的金融诈骗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说明。这里想进一步就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作一分析。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们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上文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必须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明呢？我们认为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对司法推定的认识

有学者在肯定金融诈骗罪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提出在金融诈骗罪中，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因而无需推定（证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变相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除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外的六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已定还款计划，正在筹措资金准备还款等。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呢？应该说，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但它并非是脱离客观外在活动而存在的。对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解释》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肯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列举了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随后最高院刑一庭一负责同志在对该座谈会所作的综述中提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的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因此，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概括了以下11种情形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注：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很多学者也提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该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在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因而这种非法占有目的就需要专门加以证明，而这种证明的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定。（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有论者在其专著列举了八种情形的贷款诈骗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注：鲜铁可：《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国研究还并不是很深入的司法推定问题。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我们认为，在根据客观行为推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唯一的情况下，运用司法推定是可行的。也即根据司法推定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但是在以上所列举的情形中，由于不能排除民事金融欺诈的存在，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最终导致与他们所坚持的所有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何况司法推定对法官法律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当今的司法人员素质总体上还不高、理论界对司法推定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会使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总之，笔者认为，上述主张以客观行为必然推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否认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部分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我们认为，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也即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行权威教科书在论述犯罪主观心理态度时提出：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154～15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确定人的心理状态只能从人的行为入手，综合所有相关事实，周密论证，并排除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