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探险笔记范文
时间：2023-03-11 01:14:25
非正式探险笔记范文第1篇
1978年出生，1996～2000年在厦门大学生物系生物学国家教学与科研人才培训基地班学习，获学士学位；2000～2003在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2004～2009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2010至今在密歇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在Alluvium Biosciences Inc. 担任生化部总监以及研究科学家。
博士在读5年期间发表学术论文10篇，杂志包括PNAS、JACS、JBC、Chemistry&Biology等。
一
安娜堡（Ann Arbor），一座因为一所学校――密歇根大学和一支橄榄球队――密歇根狼獾队（Michigan Wolverine）而闻名美国的北方小城，我于一个灰蒙蒙的夏日黄昏来到这里，开启了我在异国他乡的求学旅程。
到达密歇根州底特律机场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约好接机的同学迟迟未到。长时间飞行造成的饥饿和脱水、强烈的时差反应，以及对陌生环境的兴奋和紧张使身体和思维变得极度困倦。望着机场小卖部货架上的矿泉水和食物，好几次在把价格乘以8后又把伸进钱包的手缩了回来。2个小时后，理智最终还是在饥饿面前举起了白棋，咬咬牙花了8美元买下了一小瓶水和一个味同嚼蜡的面包，完成了我在美利坚的第一顿饭。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与许多渐渐熟悉美国生活的同学、同胞们聊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乘8或是乘7的故事，也不失为中国留学生圈中的趣谈。
头2周，因为签下的公寓租约还未开始，暂时租住在一个中国同胞空置代售的房子里。屋外的自然环境优美，有一个小湖，野鸭和大雁在湖里悠闲地游着。路边夹道长着许多苹果树，树上结着一簇簇无人采摘的野苹果。不过当时正在倒时差，忙着适应新环境的我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每日在学校忙碌一天后，只是浑浑噩噩地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这个临时的居所中胡乱吃些东西，带着对国内妻子和父母家人的思念在孤独中睡去。而这些美景直到几年后故地重游才又重拾了起来。
就读于密歇根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专业，几乎是纯粹生物背景的我在这个对有机化学要求很高的专业面临着一门十分头疼的化学专业课――高级有机化学。在还未突破语言关的情况下，充满陌生专业词汇的课堂完全演变为对我自信心的一种摧残。更“可恶”的是课程没有教科书，完全采用以专业论文为模板的案例教学模式，任课老师仅仅是推荐了几本厚厚的参考书。刚开始，我对付这样“变态”课程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字不漏地记课堂笔记，然后利用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啃读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参考书。到了第一次阶段考试的那天，自认为考试天才的我平生第一次对一场考试感到了一种无助的绝望。但是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奖学金，也只能尽力而为之了。清楚地记得3个钟头的考试，5道大题总共就只回答了2道半。我木然地走出考场，只觉得自信心在凛冽的寒风中降到了冰点。
几天后，笼罩在失望情绪中的我戏剧化地被一个“38分”所拯救。没有看错，38分，满分100，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及格的成绩竟然让我进入了全班的40%。在我攻读博士期间，这次经历至关重要，它让我重建了自信，鼓舞我用远未熟练的第二语言来跟美国本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们竞争。从此以后，课程学习不再是一个问题，我开始慢慢适应美国的基于科研论文而非书本的研究生教学方式，习惯了小组学习讨论这一最具效率和启发性的学习方式，并且逐渐突破了语言的瓶颈。
二
对于一个学理科的研究生来说，理论学习只是敲门砖、铺路石。要想在你的领域内有所建树，进而开疆辟壤，选择一个好的导师引领你走入学科领域的前沿，在一个先进的实验室钻研你感兴趣的课题是至关重要的。研究生二年级，在经历2个实验室的实习研究（rotation research）之后，我很幸运地被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教授吸收进入他的课题组。作为天然产物生物合成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谢尔曼教授专注于理解一些重要抗生素的生物合成机理研究。当这种对机理的了解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够设计并通过生物工程手段来指导微生物创造出新的而且药效更好的抗生素来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作为导师，谢尔曼教授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启发式指导。在课题大方向的框架下，学生被赋予很高的自由度来设计并且实践自己的想法。定期的科研会议和不定期的非正式讨论用于解决一些难题和修正一些因经验不足而造成的计划不周。学生不仅被要求独立撰写科研论文，并且被鼓励参与一些重要科研基金申请材料的准备。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我们这些研究生也经常能够通过谢尔曼教授得到审阅一些国际顶级科研期刊，例如《自然》、《科学》、PNAS等手稿的机会。所有这些难得的全方位科研训练使我得以迅速成长。
正是在这种我最欣赏的模式下，我的积极性和潜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激发，因此才有幸在博士5年期间在国际知名杂志发表了10篇科研论文，并且提交了2项美国发明专利申请。进而得到祖国的认可，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荣誉。不可否认的是，在湖南师大附中的生物奥赛经历、在厦门大学生物学基地班的本科教育以及在厦门大学微生物专业的硕士研究经历对我的现在，乃至将来也都同样弥足珍贵。
三
努力坚持加上难得的机遇让我的学习科研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而在地广人稀的美国小城求学，学会轻松快乐的生活也同样重要，妻子的到来和陪伴使这一课题变得简单。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我们开启了对于海外生活的探险。妻子是个乐天好动的人，这促使颇为“宅男”的我也充分保留了对户外生活的热情。每逢假期，我们都会动用我们不甚充裕的积蓄出去游玩。5年中，我们携手在春天里去感受冰雪消融后壮丽的尼亚加拉瀑布；夏日登上希尔斯大厦楼顶俯瞰密歇根湖畔的美丽的芝加哥城；秋天去北密歇根观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冬季逃离冰天雪地的安娜堡去到美国的最南端基韦斯特（Key West）目送夕阳远去。的确，美国是一个美丽而强大的国家，但每当我和妻子享受这种美丽，感受这种强大的时候，我们又会不约而同地思念起我们在地球另一边那同样美丽而伟大，并且养育了我们的国家，想起美轮美奂的九寨沟、浪漫的鼓浪屿、开满油菜花的故乡小城、令人垂涎的中国美食，以及最可爱的亲人、朋友和同胞。
来美转眼已经6年多，身居异乡，我们却仍然说着中国话，吃着中国菜，上着中文网，哼着中国歌，因为我和妻子都确信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根依然在中国。当学有所成，羽翼丰满时，我们会毅然地回到故土，侍奉老去的父母，养育我们的孩子，服务日益强大的祖国。诚然，作为海归我们对未来有着很高的期待，那是源于每个人都拥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非正式探险笔记范文第2篇
一、巧设悬念，创建“愤”、“绯”情境
学生学习新知是一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感，它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在导入新课时，需要教者巧设悬念，精心设疑，创建“愤”、“绯”情境，使学生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必然促使学生自觉地去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使情、知交融达到最佳的状态。如在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我先写出一个数“321”，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学生经过计算后，回答：“能！”接着我让每个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多位数，先自己计算一下能不能被3整除，然后来“考考”老师，每个同学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迅速判断出哪些数能被3整除，哪些数不能被3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似乎都想来考倒老师。但老师对学生所报的多位数都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能否被3整除，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觉得老师都“神”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学生因疑而生趣，接着，老师进一步引导质疑：“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3整除吗？”学生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被难住了。此时，掌握新知便成了学生们最大的愿望。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自然也就高涨了。
二、巧用旧知，营造“启”、“发”氛围
数学学科的特点是逻辑性、系统性强，新知是旧知的发展和深入。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教者可以把它当成联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和桥梁。奥苏伯尔称之为“组织先行者”。在教学“认识几分之几”时，我先给同学们讲一段“朱八戒分月饼”的西游记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位卖月饼的老爷爷，望着那香喷喷的月饼，孙悟空和猪八戒谗得直流口水。老爷爷说：“你们要吃月饼可以，我先得考考你们”。他拿出四个月饼，说：“四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两人很快答出“两个”。然后他拿出一个月饼问：“一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悟空和八戒回答说：“半个”。那么“半个”用一个数表示怎么写呢？这下便难住了悟空和八戒。这里利用学生们喜爱的西游记故事，很自然地从整数除法向认识分数过渡，利用旧知做铺垫，过渡到新知。真正做到了“启”而能“发”，激起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三、巧借道具，构建“愉”、“悦”情感
学生学习新知总是在一定的情感中进行的。新授前，教者应构建“愉”、“悦”的教学情感，使学生在一节课开始，就被一种愉快和谐的气氛所陶冶。而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熟悉的事物、图画等教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例如在教学“角的初步认识”时，先出示红领巾、五角星、学校的多边形花池等实物图，让学生从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来寻找角。再例如在教学“比的意义”时，老师出示一面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满怀激情地说：“同学们，澳门已经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这是我们祖国日益强大的像征！这是一面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它的长是3分米，宽是2分米……”。然后再引出比的意义。这里，既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师生共同营造出无比自豪的“愉悦”氛围，同时，美丽的区旗也使学生受了艺术美的熏陶。
当然，新课的导入方式很多，正所谓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如讲故事。猜谜语、做游戏、听音乐，简单的一个设问，普通的一声问候，甚至一句无声的体态语。都可以激发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要围绕一个目标，那就是为学生学习新知创造一个愉悦、和谐、科学、民主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唤起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愿学、善学、乐学。这就是数学课堂教学新课导入的艺术。
放飞想象空间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辽河小学 赵艳
作为数学教师，要坚持不断地更新教育理念，与时俱进，提高业务水平，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踏踏实实地上好每一节数学课。在教学中，要把生活情境引入课堂，放飞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给学生一双探究生活的眼睛，让他们感到“数学有趣”、“数学有理”、“数学有用”“数学有魅力”。正如荷兰数学家、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所说的那样：数学教学就是要源于现实、扎根于现实。教师要关注课堂信息，把握有利时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让课堂更精彩！更和谐！
一、激发学生探究――“数学有趣”
我们都知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的兴趣对学生新知识的获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我在教学中非常注意激趣和引趣，并由此作为数学教学设计起点，是教学成功的重要保证。
1、精彩的问题激起学生的兴趣。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这些内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因此，要让学生真正主动地参与数学探究活动，我力争做到为学生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把学生引入一种要求参与的渴求状态，给学生提供主动探究的时间与空间，并对学生进行鼓励、积极引导探索。我在教“分数的初步认识”时是这样巧妙设计问题的：（1）、谁说说自己知道哪些分数？（2）、给你一张长方形彩纸（纸大小不一），你打算怎么折成相等的两部分？（3）、（展示同学的作品）确定哪些是平均分？（4）、为什么这两个部分都是用1/2表示，但图形的大小不一样？（5）、谁能说说在生活中，你知道哪些分数？（6）、请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分数折一折，并说说你是怎么折出来的？等等 。以上的问题设计是认识1/2后马上引导学生认识几分之几部分，虽然学生感到困难，但是学习的起点的确定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扩大了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结构的空间，提供学生“再创造”的机会，重视所学的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增加学生课堂交流的时间。让学生在动手动脑中直观，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所学的数学就在自己身边。激起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
2、生活化问题，激起学生兴趣
数学内容生活化，让学生学习现实生活中的数学，是新课标的重要理念。所以数学教学必须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使他们体会数学就在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力。如：在教学小数除法的时候，我把枯燥的除法题编成了一道学生们最熟悉的购物的问题。今年由于物价上涨，老师买豆角13元才买回2千克豆角，同学们知道多少元一千克吗？这是一道小数除法题，很多学生马上就能“猜出”6.5元，可是6.5元是怎么算的呢？一下就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注意身边的数学，体验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这样一来学生感兴趣了也就爱学数学了，课堂效率也自然就提高了。
二、启发学生探究――“数学有用”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在教学中如果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而只是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因此，我们的教学应营造一种轻松愉快和谐的情境，使学生乐此不疲地致力于学习内容，让内因起决定作用。数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在教学中，我们应该科学地用教材教，注重密切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设轻松愉快的数学情境。现实的学习情境，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诱导学生积极思维，使其产生内在学习动机，并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做课堂学习的主人。
三、体验探究活动――“数学有理”
我们知道，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是以活动为中介的，学生只有投身于各种数学活动之中，靠自己去“悟”、去“做”、去“经历”、去“体验”，数学的知识、思想、方法和过程。才能在现实的活动中理解和发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为学生预留足够的探究空间和时间，努力实践：“凡是学生能自己探索出来的，决不替代；凡是学生能独立思考的，决不暗示”。让每一个学生都真切体验探究的全过程，让他们体会到数学有理。如教学“圆柱的认识”，我是这样设计这一课，把教学展开部分设计成：提供素材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成果三个环节。先为每四个同学准备了一份圆柱特征探究的学习包，包内有茶叶罐、杯子、纸做的圆柱模型、一个装有各种形状纸片的信封。然后让学生在足够的时间内思考与讨论两个问题：1、圆柱的特征有哪些？2、你是怎样发现的？最后以成果会的形式，通过师生互动交流，跟进操作，发展和深化普遍认同经验，质疑和共享独特的个性经验，规范和校正非正式甚至错误的经验。由于提供了丰富而且有差异的、可以动手操作的学习材料，保证了学生的探究时间，让学生亲历了思考、发现的全过程，使学生获得了学习成功的体验，得到了空间观念和空间想像能力的培养，课堂也由此焕发了生命的活力。沙夫萨马认为：“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那些有助于他们生活的数学知识”，对小学数学，能够活学还不够，还应在活学的基础上学会活用，使数学知识真正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服务，所以说用好数学也是一门技艺。通过这种把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活动，学生兴趣倍增，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让数学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四、动手实践探究――“数学有魅力”
数学教育家波利亚说过：“数学教师的首要责任是尽其一切可能，来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们过去的数学教学往往比较重视解决现有的数学问题，即课本上已经经过数学处理的问题，学生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显得不知所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要善于发现和挖掘生活中的一些具有发散性和趣味性的问题，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的过程,注重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感受和体验。“我听了就忘了,我看了就记住了,我做了就理解了。”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墙壁上的三句话,它形象地说明了动手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学生自主操作、动手实践,经历探索知识的过程,对知识的理解才能更深化。在“年月日”的教学中,学生们知道了每“四年一闰”后,不少人猜想用年份数除以4后没有余数的是闰年,反之是平年。我提出让学生验证,并出示2000-2007年的平年闰年表,学生们纷纷拿出课堂练习本,和周围的同学自由分组用4除这8个年份数,并且很高兴证明出这个猜想是对的。体验成功,学生们是愉悦的,许多小脸都展示着兴奋的微笑。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教师,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研教改科研，并与创优争先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在前进中思考,在思考中前进”,每一次反思教学中的点滴体会,对自己而言,将是一次心灵感悟,更将是下一次自我尝试和飞跃的新起点,我们要在把握新课程标准的精神的基础上,积极思考,大胆探索，积极科研，与时俱进，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服好务。用最科学的教学方法把最先进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让我们带着激情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放飞学生的想象空间，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让课堂动起来、充满生机和活力!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初中历史教学的作用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古城子学校 唐丙明
随着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当今教育的主流之一。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是教育现代化的体现。 多媒体技术,是信息传播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印刷技术的组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极其广泛,然而,多媒体技术最令人振奋的发展莫过于在教学中的应用。多媒体技术集视、听、触等多感官作用于一体,丰富了学生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使其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还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担当更为主动的角色,从而使其学习变得更赋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多媒体技术还有助于教师对教学经验的总结、积累 ,延长知识的存储期限。多媒体教学可以使这些苍白抽象的历史事实以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出来,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回归历史环境,再现历史场面,感受历史时代的氛围。真正使学生“闻其声、见其形、临其境”。下面,我就谈谈多媒体技术在初中历史教学的作用。
一、多媒体技术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
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役;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多媒体教学这种形式多样、新颖独特的教学手段,易吸引学生注意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已过去的历史现象生动、具体、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比如在课前开展一些活动，演播一些多媒体素材，如放一段歌曲、视频文件，或放一些与本节教学有关的片断，就能在短时间内平复学生兴奋的情绪，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使学生能够主动活泼地学习和发展自己,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重点,而战争的尾声――日本无条件投降更是学生关注的热点。然而,让学生了解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仅仅让他们侧耳倾听教师精彩的讲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学生的思维只是跟着听觉在行动,而没有与视觉、触觉有机结合在一起。没有观察、缺乏想象的思维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如果利用多媒体技术,让学生操作计算机,选择所需了解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某些片段进行思考、研究。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到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场面;日本首相铃木声嘶力竭叫嚣“本土决战”的声音;美国的“小男孩”、“胖子”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卷起的蘑菇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壮观以及向中国人民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长梅津美治朗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垂头丧气签字的神态。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场面,会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历史刻骨铭心,激发学生无穷学习兴趣。
二、多媒体信息技术能更好地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历史学习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规律为目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很难从表象阶段直接过渡到概念阶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的历史概念，仅凭教师的讲解往往难达到很好效果，死记硬背一定也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不能够理解历史知识生成的过程，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的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学生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忘掉的现象。而采用信息技术，利用多媒体课件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将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巧妙的动态演示代替抽象的说教，学生就会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学习。历史教材中的一些知识点，其间的关系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如何条分缕析、清晰明了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这就需有效地运用多媒体教学软件，通过视频播放、图形动态演示、老师生动讲解点拨，使学生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用笔在黑板上费时费力地划写描连，要美观便利得多，也更能顺利实现突破教学难点的目的。
三、多媒体信息技术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多媒体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视觉感宫,视听并用,拓宽了信息传输渠道,能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各种感官配合思维都具有吸收知识的功能，其中视听并用的学习效率最高。科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学习时，通过视觉获得的知识占83％；听觉占11％；嗅觉占3.5％；味觉占1％。而且省略板书,使教师能增大知识容量,有充足时间进行讲解、分析和培养学生能力。课件界面美观、色彩丰富、纲要信号齐备;版面保留完整,通过超级连接,前后切换方便,达到过去手工板书无法企及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还是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来辅助教学,教学必须重视教学的直观性。而多媒体教学软件的直观性是任何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无法代替的,它通过多种媒介的交替演示,可以多渠道地向学生传递多种多样的教学信息,使学生的各种人体器官对新知识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地交叉吸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四、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够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一直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过去传统的教学手段践行时有一定的约束和阻碍，而多媒体电教手段的运用则能更好地达到提高学习能力的目的。它能更好地调动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处在高昂兴奋的状态；能有效创设历史情境，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发展，加强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再加之教师的循循善诱和适时点拨，便为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搭建了极佳的平台，在这样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学生的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必然会步步提升。
比如:新航路的探索和开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段中世纪历史,其内容相当丰富。通过多媒体技术,学生可以自己选择途径来了解哥伦布的航程、他的家庭、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他的发现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由学生自己来进行模拟探险和发现,在完成模拟探险和发现的过程中,学生又可以了解十四、十五世纪时发生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各种人物与事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生在了解世界上着名探险家的同时,自己也几乎成为一名探险者;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进行学习的新方法。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学生独立性充分施展的过程中,便会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多媒体技术对学生独立性、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是其他教学手段无与伦比的。
五、多媒体技术有利于强化对历史课教学的德育功能
初中学生正处于过渡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历史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大纲基本的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历史教师应该充分依据教材内容,挖掘教材德育因素,根据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优化历史课堂教学,创设良好的德育情景、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以达到内化学生道德情感的思想教育效果。如在讲中国近现代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范人物"时,在课件中加入介绍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人先进事迹的影片片段,并在看完影片片段后设问"我们应向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什么?"。典型感人的片段剪辑,虽然只有几秒钟时间,却能引起感情上的广泛共鸣,不仅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而且总结出的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内容、要点,培养了学生根据材料进行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另外,多媒体技术还能使历史教学由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地应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恰到好处地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知识的内在规律,突破时间、空间、抽象的限制,让学生充分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开拓学生视野,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体性,优化初中历史教学的课堂效率。要想充分发挥多媒体信息技术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优点，不仅要有熟练的应用技术，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现代化教育理论。先进的技术只能和科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才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浅谈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
辽宁省古城子学校小学部唐丽凤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深深知道一个小学生在接受初级教育时识字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会对他们今后的系统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识字尤为重要，《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教学时要重视掌握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和识字习惯。
对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要教给他们正确的识字方法，掌握音序和部首查字典的方法，尤其要掌握利用汉字造字规律的识字方法，逐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加强技能的指导。要让学生有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在课堂上采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帮助学生识字、了解字词的意思，要引导学生学会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字。要达到“多识字”的目标,须构建开放的识字教学体系,将识字与阅读、生活巧妙地结合,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帮助学生养成主动识字的良好习惯。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学生们的识字质量呢?怎么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识字兴趣呢？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识字，更好的记字。在教学中我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去做，要求和提高自己的同时也有效的提高了学生的识字能力。我现在把我的点滴体会简谈如下：
一、唤情感，激兴趣，乐学字
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兴趣是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有了兴趣,学习就不在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在教学实践中,要注意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特征,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使之乐意学。教学设计中，我精心制作儿童熟识的动物图画，色彩明亮的多媒体课件，同时插入充满童趣的语言、活泼、轻快的音乐，用它拉近学生与教材的距离，赋予词语的生命力，这样唤起了学生识字的情感，激发了学生识字的兴趣，学生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就能自主地交流合作，感受到识字快乐和自己获取知识后的喜悦，达到乐学的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能使学生饶有兴趣的主动地投入到汉字的学习中。
二、轻松愉快，“玩”学字
为了创设轻松越快的学习氛围，我利用顺口溜识字，如在教学“乔，桥，侨，娇”这组字时，我编了一句顺口溜：乔乔乔，有木也念桥，没木也念乔，加“人”也念侨，加“女”就念娇。学生读来顺口，又从字义和字型上区分了这组字。这种识字方法，生动有趣，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单纯的读字、抄字的效果好得多。
我有时也巧编故事记字形。在教学中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构字的特点，充分发挥学生的联想去揭示汉字的造字音、形、义的关系。通过直观手段、形象语言、生动故事，把一个个抽象的汉字演绎活化成一幅幅图画或一段小故事。如：学“默”字时，我边讲故事边写笔画：我有一只可爱的小黑狗，它总是默默无闻的在看家。如果来了陌生人，它总是毫不客气的在咆哮，用黑狗引出“默”字，小学生很容易记住默了。
同时我引导学生变换形式,不断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促进学生学习信心。玩游戏是学生的本性，在课堂中,我常常开展游戏,使学生真正“动”起来,做到在玩中学,玩中思，效果较好。使我的语文课堂充实、有趣、耐人寻味。
三、教方法，会识字
为了让学生都想学,都会学。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与规律。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其中70 %以上是形声字。因此,正确掌握形声字是完成小学识字任务的关键之一。新课标对识字有这样一个要求: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我考虑了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比较符合“多认少写”的原则,把认字和学习汉语拼音、学习儿歌韵文以及学生生活紧密相连,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但是,具体实施中我们发现学生识字难度大，发现小学生当中普遍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生看到一个学过的字读不出来,但是他马上把这个字所在的儿歌念出来,等念到这个字时,就想起读音了。这个现象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学生会认；离开它,学会就不会认。说明学生并没有真正学会这个字,教师要做的主要工作是让学生能从会认，过渡到在其他语言环境中也能认识这个字的良好效果。以上几种简单方法的识字教学，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了识字方法、理解字义、发展了组词造句的能力，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识字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性，开发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四、自己和学生力求读准字音。
低年级学生必须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这是最基本的识字要求。这要求我们教师必须会普通话，尤其是生活中的易错音。如舌边音L与鼻音N的发音、翘舌音与平舌音的发音、前鼻韵母与后鼻韵母的发音。注意了这些细节，就不知不觉的培养了学生的良好习惯。
为了更好的识字，我要坚持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读准字音。尤其是预习课文或在阅读课外书籍时遇到生字，借助生字上的注音或者查字典，为了提高学生的拼音能力，使学生能准确、熟练，并逐步做到直呼音节。为了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鼓励学生多看课外拼音读物针对思想上有些懒惰的同学就布置课外作业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识字教学，由于小学生自我控制力差，对于识字不懂“温故而知新”这个道理，学过的有些不常用生字时间长就忘了，因此每天放学我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做卡片，学习生字，第二天把自己的卡片向其他同学展示并读出来。通过坚持不懈，大部分学生能流利的阅读儿童刊物了。真正做到“多读心中有本，勤写笔下生花”的良好效果。
五、自己和学生都用心去感受优美字形。
汉字本身就是美的集合体，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感受汉字结构美、形态美，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增强记忆，发展思维。我上课时坚持标准的书写，力求做到横平竖直等等。写出轻重、快慢、顿挫，各种字的结构和所占的比例。让学生感受书写笔划时的自然美，让学生感受中华书法传统艺术的魅力，激发学生写好汉字的兴趣。
六、要求自己和学生记准字音和字形，及时巩固所学汉字。
根据小学生遗忘规律，对暂时记住的事物要及时强化，才能记得牢，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低年级识字教学，可采用课前听写、相互纠正、激励表扬、课后辅导等措施强化效果。
七、要求自己变换课堂模式，激起学生的浓厚兴趣。
过去的教学一般是老师教，学生学，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新课程充分体现了让学生自学，用多种方法思考、记忆、分析字形的思想，培养学生自主识字能力，放手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识字的兴趣，对字形的记忆也会更加扎实牢固，还可以从中摸索体会汉字的构字规律。
为了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在教学时，从实物图形到象形字，再到现代简化汉字，采用富有动感的画面，如教学告诉的“告”时，让凶狠的狮子一口咬掉牛的尾巴，引出“告”。教学生休息的“休”时，利用一个人靠在一棵大树下，引出“休”字等等。既形象又有趣。利用学生丰富的联想，使枯燥无味的笔画结构和生动鲜明的表象统一起来，诱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识字成为自身的需要，迫不及待地要去探究汉字的奥秘，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总而言之识字是阅读和写作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记忆、理解、想象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同时通过我们的教学使学生在了解中国汉字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汉字的熏陶，感受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对祖国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所以作为教师的我们，我认为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教学，要以形象思维为主，设法丰富学生的感知和表象，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识字就不再是一种乏味的机械的记忆，而是一种有趣的活动。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独立识字能力，又能陶冶学生的情操。让识字教学百花齐放,那么识字教学将不再是学生的负担,而会成为学生学习的一种乐趣。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深深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要时刻把握住低年级这个阶段学生的特点和这个时代的特色，探索出更适合低年级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为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努力奋斗。使自己的语文课堂充满生机,达到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的美好效果。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汉字的历史添上精彩而浓重的一笔！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生的阅读水平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古城子学校王 侠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少年时期的阅读更是美好人生的起点，审美情感的起点、人生体验的起点。《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每个小学生在小学六年的阅读量至少达到145万字。新课程标准还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这实际上也是给语文教师提出了重要的要求，即如何完成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阅读要求，为小学生提高阅读能力提供帮助。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多数学习成绩好，而且学的轻松；阅读能力差的学生多数成绩上不去，学的还挺苦。因此，我在教学时格外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一、 激发兴趣
一个人做他感兴趣的工作，他的全部才能可发挥80％以上；而做他不感兴趣的工作，只能发挥20％。这些告诉我们：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没有任何兴趣，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兴趣是鼓舞和推动学生课外阅读的巨大动力。学生有了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主动需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初学阅读的学生来说，教师应该大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动机，使他们在头脑中将阅读与乐趣相联系。那么如何激发阅读的兴趣呢？
首先，针对学生阅读了大量的读物，希望能得到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认可与赞许，从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这一心理特点，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朗诵、猜谜语、成语接龙、歇后语对接、讲故事比赛；还可以开展一些名人名言交流会，读书心得、读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比如：我在班里开展了一次“读一本好书”讲故事比赛，参赛同学讲得滔滔不绝，观众听得津津有味，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阅读兴趣。所以大力开展多样的读书活动，能极大地激发学生阅读的信心和热情。
其次，我们还可以根据学校组织的活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自办手抄报和手抄小杂志。这学期，为了了解学生阅读的情况，我们班办了一期以读书为主题的手抄报。学生为了办报，大量阅读了怎样读书的有关知识，然后再对所读知识进行选择、编辑、抄写、插图，还真办出了像模像样的报纸。学生办的报纸无论好坏我都给他们张贴展览。学生在相互观摩、互相学习比较中，又悟到很多东西。这样的活动每学期可组织多次，使学生在办报刊的过程中，提高选择及加工信息的能力。
二、选好读物
小学生年龄小，阅历浅，阅读时往往带有盲目性、随意性，这样就不能提高阅读的质量。因此，指导学生选择健康、有益的读物很重要。
大量的阅读益处多多，但开卷未必有益。别林斯基说得好：“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时下出版物众多，鱼目混珠，所以指导学生正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读物非常重要。
（l）思想健康。好书，以健康的思想教育人，以感人的事迹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以科学的知识丰富人。我们要教育学生读好书，使他们从好书中认识真、善、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而受年龄、阅历、水平限制，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强，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不良读物给我们小学生带来的副作用。
（2）因人而异。据有关方面调查，因学生年龄、学段、性别、性格、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其阅读兴趣也随之不同，一般来讲：小学低中年级以童话、神话、寓言、民间故事为主，而高年级学生除故事外还对传记、传奇、惊险小说等感兴趣，可以说进入了文学期。女生一般喜欢看有故事情节的书，而男孩则对史地、体育、科学等方面感兴趣。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的爱好进行了解，到介绍时就有的放矢了。
（3）有趣味性。知识的海洋对于少年儿童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宇宙的奥秘，诸如地球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海底世界的趣闻，森林中的动物之王，历史上的人物故事，以及关于未来世界的科学幻想……都会引起他们认识世界的炽烈欲望。教师要有计划地帮助学生选择适合他们阅读程度的课外读物。
（4）注意阅读的广度。鲁迅先生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告诫青少年：专看文学书不好，只看一个人的著作也不好。《教学大纲》要求六年制小学生课外阅读不少于150万字的分量，无疑是我们要注意阅读的广度，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只有广泛地阅读，才能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课本阅读的不足。
让学生独立地查找资料，弄懂字词意思，理清文章写作顺序、主要内容，画出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并在初读中思考、提出不懂的问题，然后再抓重点词句读读、想想、画画、演演，运用多种感观体会语言含义，与课文情感产生共鸣，探究语言规律。最后让学生谈谈自己读懂哪些语句，文章为什么这样命题？这样开头、结尾？课文写了什么？怎样写？这样写好在哪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写？所有的这些让学生自己体味出来。
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现在不少小学生到毕业时还不会读书，朗读时丢字加字，甚至读破句；看课外书籍，走马看花，不求甚解。所以我们从低年级起就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比如：认真读书的习惯；带着问题读书的习惯；不动笔不读书的习惯；自己我评价习惯等等。
（1）、坚持以读为本，重视多种形式的读
阅读理解能力是以感悟，体验为基础的重要能力。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的熟，不解说自晓其义也。”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整体感悟，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学生可以以多种阅读方式，如：自由读，轻声读，默读，大声朗读，分角色读，分组读，吟诵，背诵，表演等等。
（2）、学会积累
指导学生从课外读物中吸取营养，学会积累。语文学习的基本途径是积累与训练。常言道：“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道理就是如此。中国古代学习论认为“积渐成学”是读书之规律，如孔子主张“博学于文”；荀子论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近现代的学习理论研究揭示，心智技能的学习与形成有赖于积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就认为 “学习的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激发其读书兴趣，积累尽可能多的典范性的语言材料，积淀尽可能多的语感经验，不断丰富学生的“心理词典”。
因此，规定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积累本，把自己在阅读中学到的佳词美句抄录下来，以便今后运用，这是必不可少的。在学习中，要经常给学生讲积词的好处，告诉他们“好脑瓜比不上烂笔头”。有了积累本，就向有了个词汇小仓库，写起文章来再也不愁没词了。在积词中，有些学生可能辨别不出那些是该积的好词，我们就应该选读几篇短文，告诉他们那些词用得好，好在哪里，提高他们的鉴赏力。
四、 开展一些实践活动
小学生都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创造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能使学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感受到阅读的重要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他们阅读的热情。课前三分钟，轮流朗读。利用课前三分钟，举办朗读，讲故事比赛。通过举行比赛，在班里掀起读书的热潮，引发课外阅读兴趣，促进学生大量阅读。结合课文内容，编课本剧。结合一个话题，开展有趣的辩论会。在阅读的基础上，巩固读书成果，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开展“向你介绍一本好书”的读书活动。由学生经过自己筛选后，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读过的一本好书。学生为表现自己，必定行动起来，积极阅读并认真比较。这样既达到了训练阅读的目的，又培养了学生的概括表达能力。
五、重视课外阅读的作用
课外阅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对小学生来说，做好课外阅读，不仅可以大大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语文能力，还可以丰富学生的人文涵养，塑造良好的品质和健康的人格。许多作家、学者成功的经验表明，语文素养的提高，大都得益于大量且广泛阅读。新课标第一次规定了小学生课外阅读量，并提出阅读速度的要求。这是对语文教育改革的一次突破，对小学语文教学有着较好的指导作用。因此，教师必须把指导学生课外阅读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面我想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怎样指导小学生课外阅读。
1、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班级读书会也是小学生在学习伙伴间形成课外阅读的氛围重要形式，开展读书笔记评展、精彩诗篇朗诵会，以及利用影视作品开展影视主题活动都是营造阅读氛围的好办法，都可激发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促使学生把课外阅读当成一种自发性、有渴求欲的自我行为。
2、指导小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
张之洞曾经说过：“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小学生课外阅读个体性强，随意性大，受控因素小。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会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1）.加强课内外沟通，拓宽阅读渠道
首先，我们要充分利用教材，指导阅读方法，拓宽阅读渠道。在教学实践中，我经常以课本为出发点，有计划地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根据不同文体，进行分类指导
各种课外读物的阅读方法是不同的，应根据不同的文体，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我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从怎样阅读连环画、童话、寓言、故事、小说、科普读物、优秀作文和少儿报刊进行分类指导。如指导学生读少儿报刊，运用浏览和细读两种方法。指导学生拿到报纸先统览全貌，大致了解有哪些消息和文章，然后选择重要的、新鲜的和自己感兴趣的细读。还教给学生根据专题收集资料剪贴、写摘要、做卡片的方法。
（3）．重视技能训练，培养阅读方法
非正式探险笔记范文第3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贝多芬的生平经历及著名作品。
2．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理解本文的主要内容及情感。
（二）能力目标
1．学习抓住要点进行精读。
2．学习文章描写人物外貌的技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引导学生聆听音乐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人格魅力）。
2．在熏陶感染中培养学生顽强乐观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
1．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理解本文的主要内容及情感。
2．学习文章描写人物外貌的技法。
教学难点
1．学习抓住要点进行精读。
2．在熏陶感染中培养学生顽强乐观的人生态度。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听一段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问：你从交响曲中听到了什么？（乐曲奏出了与命运抗争的最强音）
贝多芬的耳疾起于28岁的时候（1798年），自此至57岁（1827年）逝世，其间二十余年时光全是聋疾为祟的时期，然而大部分的作品却在这时期产生。站在演奏台上听不见听众掌声的时候，他仍是继续作曲，终于作出了最伟大的《第九交响曲》而搁笔，所以，贝多芬的伟大，决不只在于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勇于直面人生的极度苦闷并将他的音乐融入与命运的不屈抗争之中，他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就是这英雄心的表现。
当雄浑激昂的《命运交响曲》叩击着你的心扉时，你也许想起了贝多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贝多芬的心灵，看看耳聋后的贝多芬，这个被称为扼住命运咽喉的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形象？
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
1．生字词
厌恶深邃门槛下颏重荷踌躇磐石徒劳杂乱无章惹人注目凝重
2．理清思路
客人是怎样访问贝多芬的？其间写了哪几件事情？文章的思路是怎样的？
客人来访——女佣开门——女佣介绍贝多芬的情况——参观贝多芬工作室——贝多芬下楼并开始和客人交谈——贝多芬和客人共进晚餐——贝多芬回忆往事。
主要事件：“客人”参观贝多芬工作室，贝多芬和“客人”会面，贝多芬回忆他最后一次指挥音乐会的情形。
按照访问的顺序，首先从贝多芬日常生活的见证人——女佣的角度交代了贝多芬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精神状态。接着，以一个初次拜访贝多芬的陌生人的眼光，再现了贝多芬的形象。最后，以谈话的方式让贝多芬自己袒露他的内心世界。以贝多芬对厄运的态度为中心，从外表逐步深入到内心世界，表现了他独特的气质和坚强的个性。
三、研读课文，理解贝多芬的内心世界
学生细读课文，找出自己不理解的句子，或者是能触动心弦的句子，用笔划来。四人小组讨论，合作探究，理解句子含义，然后全班讨论明确，教师适时点拨或补充。
“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
一般人都认为他不可理喻，很可怕。
“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比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
音乐是心灵的颤动，乐器演奏出的是演奏者的心声。他强调是“我心里发出的”表明他极度的孤独和无人企及的心灵震撼。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耳聋了，连树都比不上，因为树尚且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耳聋后的他远离了人世的喧嚣和纷争，获得了心灵的纯净和安宁。人在孤独的时候需要放松，大自然的一切都会激发人的想象。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拼命巴望挣扎出来。”
贝多芬将耳聋了的自己比作是“倒落了的火山”“熔岩”是他的创作激情。“拼命”“巴望”表现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他的音乐事业，要与不幸的命运做斗争的决心。
“请看一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本书里流着一条大河，那条大河就是从贝多芬身上流出来，并且加以引申开的。”
《约翰》以集中表现克利斯朵夫的生活遭遇和人生追求为基本内容，贯穿在小说中的是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他的经历和性格与贝多芬相似，罗曼·罗兰在此之前完成的《贝多芬传》是最著名的贝多芬传记，《约翰》就是因为受贝多芬的精神感召而创作的。
“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贝多芬以他整个生命和热情从事音乐创作，音乐在贝多芬的笔下和心里，已经成为生命的象征，而乐队只能奏出有声的音符，却不能完美地传达心灵的律动和生命的节奏，也就是“心里的音乐”。
四、品度课文，赏析其中的肖像描写
①我们已经进入了贝多芬的内心世界，初步了解了贝多芬，却仍对他“对面不相识”，他的相貌如何？文中怎样刻画的？勾画出关于贝多芬外貌的句子，并说说这些描写反映了贝多芬怎样的内心世界。
讨论明确：
两肩极宽——能挑起整个生命的重荷及命运的担子。
衣服陈旧不整洁，衣服后面拖着失效的助听器——浪漫不拘小节，典型的艺术家性格。
有力的大手——弹奏出世界最美妙、最动听的音乐不朽之作。
外貌描写（神情、脸、头发、鼻子、嘴）——是一位刚毅、顽强、善良、执着的人，透出坚韧无比的生的意志。
总之：贝多芬是一位独立而骄傲、沉郁而坚强、严肃而善良、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献身音乐的艺术家。
②描写人物外貌的要旨——抓住最能反映人物个性的外貌特征重笔刻画，要做到以形传神，切忌面面俱到，切忌脸谱化。
③你认为贝多芬是一个怎样的人？
明确：独立而骄傲，沉郁而坚强，严肃而善良，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献身音乐。
五、课堂总结：
贝多芬的伟大，决不仅在于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有对于人生的大苦闷与精练的美丽的灵魂，他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就是这英雄心的表现。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亡，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亡。整个世界死亡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亡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这样一种超生的创造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
通过本文的学习，了解到贝多芬在失去听力以后，与生命顽强的斗争，创造了音乐的辉煌，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学习他这种精神，做生活的强者。
六、体验与反思
①学以致用：用学到的描写人物外貌的方法，作5分钟人物速写，所刻画的人物均是同班同学，不说出姓名。然后，全班交流，由大家根据所写的外貌来判断是谁，最后学生互评，论其写法的得失。
②听莫扎特的一段音乐，说说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不同？
明确：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是灵魂的声响，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
七、作业布置
1．听贝多芬其他名曲，提高艺术素养。
2．将外貌速写整理出来，写在作文本上。
3．课外阅读《约翰·克利斯多夫》。
习题精选
一、基础知识题
1．给下列词语中画线字注音。
重荷（）流氓（）磐（）石
喧嚣（）踌躇（）蓬勃（）
2．下列选项中，标点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他不肯接见你的。”一个女佣站在门槛上为难地说：“他谁都不肯接见……”
B．“还有他那个流氓一样的侄子，一天到晚来麻烦他。——瞧，他下来了，我希望他不会责怪我。”
C．“倒霉，今天！哦，今天我碰到的是那些孩子，嘲笑我，捉弄我，模仿我的样子。”
D．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3．下列各项中全部属于形声字的是（）
A．模、铅、休B．挣、聋、囚
C．怜、蓬、巨D．蓄、懂、株
4．文章中“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是什么意思？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测试题
贝多芬说：“谁？那是谁？”
他又粗着嗓子喊道：“你们说的声音大些，我是个聋子。”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贝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视了一会儿：“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出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枝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着：“我们要知道您的生平，把您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您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零地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比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贝多芬神往地说：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拼命巴望挣扎出来。”
贝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停地记下来。
1．在选段中找一个比喻句，指出它的“本体”和“喻体”。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选段中主要运用________描写来写人，其中贝多芬的一段“独语”对人物描写有什么用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贝多芬在看见客人时，会问女佣：“谁？那是谁？”接着又“粗着嗓子喊”？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文中画线的句子“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试用自己的话加以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一、基础知识题
1．略
2．A
3．D
4．这是一个比喻句。贝多芬的意思是说，一般人都以为他很可怕，很难接近，而这个客人居然敢来拜访他，女佣也未经他的允许就让客人进门，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吃惊。
二、阅读测试题
1．“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子的毛”：本体是贝多芬的家、贝多芬，喻体是“兽穴”“老狮子”；“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已倒落了的火山”：本体是贝多芬，喻体是“火山”。
2．语言细腻地再现了贝多芬的内心世界，使贝多芬的独特气质和个性更加鲜明。
3．因为贝多芬不愿意接见陌生人，所以有些不耐烦。
4．一方面，耳聋给贝多芬造成了交流障碍，常常被人误解，社会交往受到极大的约束，耳聋的他比不上一棵树，因为一棵树尚且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另一方面，耳聋后的贝多芬远离人世的喧嚣，获得了心灵的纯净和安宁，就心灵的纯净而言，社会中的人不如树好。
扩展资料
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傅雷
一、贝多芬与力
十八世纪是一个兵连祸结的时代，也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是古典主义没落的时代，也是新生运动萌芽的时代——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历史上从未停止：最混乱最秽浊的地方就有鲜艳的花朵在探出头来。法兰西大革命，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到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殉难生活已经开始：人类几曾在一百年中走过这么长的路！而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照耀着一颗巨星：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预言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德意志联邦——他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
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内，第一先得解放个人（这是文艺复兴发轫而未完成的基业）。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
要肯定这个“我”，在帝王与贵族之前解放个人，使他们承认个个人都是帝王贵族，或个个帝王贵族都是平民，就须先肯定“力”，把它栽培，扶养，提出，具体表现，使人不得不接受。每个自由的“我”要指挥。倘他不能在行动上，至少能在艺术上指挥。倘他不能征服王国象拿破仑，至少他要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象贝多芬。是的，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我们不在这个题目上作一番探讨，就难能了解他的作品及其久远的影响。
从罗曼罗兰所作的传记里，我们已熟知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平时的生活除了过度艰苦以外，没有旁的过度足以摧毁他的健康。健康是他最珍贵的财富，因为它是一切“力”底资源。当时见过他的人说“他是力量的化身”，当然这是含有肉体与精神双重的意义的。他的几件无关紧要的性的冒险，（这一点，我们毋须为他隐讳。传记里说他终生童贞的话是靠不住的，罗曼罗兰自己就修正过。贝多芬一八一六年的日记内就有过记载。）既未减损他对于爱情的崇高的理想，也未减损他对于肉体的控制力。他说：“要是我牺牲了我的生命力，还有甚么可以留给高贵与优越？”力，是的，体格的力，道德的力，是贝多芬的口头禅。“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底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一八零零年语）这种论调分明已是“超人”的口吻。而且在他三十岁前后，过于充溢的力未免有不公平的滥用。不必说他暴烈的性格对身分高贵的人要不时爆发，即对他平辈或下级的人也有枉用的时候。他胸中满是轻蔑；轻蔑弱者，轻蔑愚昧的人，轻蔑大众，（然而他又是热爱人类的人！）甚至轻蔑他所爱好而崇拜他的人。（在他致阿芒达牧师信内，有两句说话便是诬蔑一个对他永远忠诚的朋友的。——参看书信录）在他青年时代帮他不少忙的李区诺斯基公主的母亲，曾有一次因为求他弹琴而下跪，他非但拒绝，甚至在沙发上立也不立起来。后来他和李区诺斯基亲王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是这样写的：“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这种骄傲的反抗，不独用来对另一阶级和同一阶级的人，且也用来对音乐上的规律：
——“照规则是不许把这些和弦连用在一块的……”人家和他说。
——“可是我允许。”他回答。
然而读者切勿误会，切勿把常人的狂妄和天才的自信混为一谈，也切勿把力底过剩的表现的傲慢视同一律，以上所述，不过是贝多芬内心蕴蓄的精力，因过于丰满之故而在行动上流露出来的一方面；而这一方面，——让我们说老实话——也并非最好的一方面。缺陷与过失，在伟人身上也仍然是缺陷与过失。而且贝多芬对世俗对旁人尽管傲岸不逊，对自己却竭尽谦卑。当他对邱尼谈着自己的缺点和教育的不够时，叹到：“可是我并非没有音乐的才具！”二十岁时摒弃的大师，他四十岁上把一个一个的作品重新披读。晚年他更说：“我才开始学得一些东西……”青年时，朋友们向他提起他的声名，他回答说：“无聊！我从未想到声名和荣誉而写作。我心坎里的东西要出来，所以我才写作！”（这是邱尼的记载。——这一段希望读者，尤其音乐青年，作为座右铭。）
可是他精神的力，还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大家说贝多芬是最后一个古典主义者，又是最先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不错，在表现为先，形式其次上面，在不避剧烈的情绪流露上面，在极度的个人主义上面，他是的。但浪漫主义的伤感气分与他完全无缘。他生平最厌恶女性的男子。和他性格最不相容的是没有逻辑和过分夸张的幻想。他是音乐家中最男性的。罗曼·罗兰甚至不大受得了女子弹奏贝多芬的作品，除了极少的例外，他的钢琴即兴，素来被认为具有神奇的魔力。当时极优秀的钢琴家李哀斯和邱尼辈都说：“除了思想的特异与优美之外，表情中间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成分。”他赛似狂风暴雨中的魔术师，会从“深渊里”把精灵召唤到“高峰上”。听众嚎啕大哭，他的朋友雷夏尔脱流了不少热泪，没有一双眼睛不湿……当他弹完以后看见这些泪人儿时，他耸耸肩，放声大笑道：“啊，疯子！你们真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火，他是不哭的。”（以上都见邱尼记载）又有一次，他送一个朋友远行时，说：“别动感情。在一切事情上，坚毅和勇敢才是男儿本色。”这种控制感情的力，是大家很少认识的！“人家想把他这株橡树当作萧飒的白杨，不知萧飒的白杨是听众。他是力能控制感情的。”（罗曼·罗兰语）
音乐家，光是做一个音乐家，就需要有对一个意念集中注意的力，需要西方人特有的那种控制与行动的铁腕：因为音乐是动的构造，所有的部分都得同时抓握。你的心灵必须在静止（immobilitè）中作疾如闪电的动作。清明的目光，紧张的意志，全部的精神都该超临在整个梦境之上。那末，在这一点上，把思想抓握得如是紧密，如是恒久，如是超人式的，恐怕没有一个音乐家可和贝多芬相比。因为没有一个音乐家有他那样坚强的力。他一朝握住一个意念时，不到把它占有决不放手。他自称为那是“对魔鬼的追逐”。——这种控制思想，左右精神的力，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较为浮表的方面获得引证。早年和他在维也纳同住过的赛弗烈特曾说：“当他听人家一支乐曲时，要在他脸上去猜测赞成或反对是不可能的；他永远是冷冷的，一无动静。精神活动是内在的，而且是无时或息的；但躯壳只象一块没有灵魂的大理石。”
要是在此灵魂的探险上更望前去，我们还可发见更深邃更神化的面目。如罗曼罗兰所说的：提起贝多芬，不能不提起上帝。（注意：此处所谓上帝系指十八世纪泛神论中的上帝）贝多芬的力不但要控制，控制感情，控制思想，控制作品，且竟与命运挑战，与上帝搏斗。“他可把神明视为平等，视为他生命中的伴侣，被他虐待的；视为磨难他的暴君，被他诅咒的；再不然把它认为他的自我之一部，或是一个冷酷的朋友，一个严厉的父亲……而且不论什么，只要敢和贝多芬对面，他就永不和它分离。一切都会消逝，他却永远在它面前。贝多芬向它哀诉，向它怨艾，向它威逼，向它追问。内心的独白永远是两个声音的。从他初期的作品起，（全集卷九之三的三重奏底Allegro；全集卷十八之四的四重奏底第一章，及《悲怆朔拿大》等。）我们就听见这些两重灵魂的对白，时而协和，时而争执，时而扭殴，时而拥抱……但其中之一总是主子的声音，决不会令你误会。”（以上引罗曼·罗兰语）倘没有这等持久不屈的“追逐魔鬼”，挝住上帝的毅力，他哪还能在“埃林耿希太脱遗嘱”之后再写《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哪还能战胜一切疾病中最致命的——耳聋？
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也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是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着一切的大沙漠中间，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给你一片水草！
一八零零年，十九世纪第一页。那时的艺术界，正如行动界一样，是属于强者而非属于微妙的机智的。谁敢保存他本来面目，谁敢威严地主张和命令，社会就跟着他走。个人的强项，只有吞噬一切之势；并且有甚于此是：个人还需要把自己溶化在大众里，溶化在宇宙里。所以罗曼·罗兰把贝多芬和上帝的关系写得如是壮烈，决不是故弄玄妙的文章，而是窥透了个人底深邃的意识。艺术家站在“无意识界”的最高峰上，他说出自己的胸怀，结果是唱出了大众的情绪。贝多芬不曾下功夫去认识的时代意识，时代意识就在他自己的思想里。拿破仑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幌子踏遍了欧洲，实在还是替整个时代的“无意识界”做了代言人。感觉早已普遍散布在人们心坎间，虽有传统、盲目的偶像崇拜，竭力高压也是徒然，艺术家迟早会来揭幕！《英雄交响乐》！即在一八零零年以前，少年贝多芬的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年音乐界，也已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诱人（莫希尔斯说他少年时在音乐院里私下问同学借抄贝多芬的《悲怆朔拿大》，因为教师是绝对禁止“这种狂妄的作品”的）。然而《第三交响乐》是第一声宏亮的信号。力解放了个人，个人解放了大众，——自然，这途程还长得很，有待于我们，或以后几代的努力，——但力的化身已经出现过，悲壮的例子写定在历史上，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或争辩，而是如何继续与完成……
当然，我不否认力是巨大无比的，巨大到可怕的东西。普罗曼德的神话存在了已有二十余世纪。使大地上五谷丰登、果实累累的，是力；移山倒海、甚至使星球击撞的，也是力！在人间如在自然界一样，力足以推动生命，也能促进死亡。两个极端摆在前面：一端是和平、幸福、进步、文明、美；一端是残杀、战争、混乱、野蛮、丑恶。具有“力”的人宛如执握着一个转捩乾坤的钟摆，在这两极之间摆动。往哪儿去？……瞧瞧先贤的足迹罢。贝多芬的力所推动的是什么？锻炼这股力的洪炉有是什么？——受苦，奋斗，为善。没有一个艺术家对道德的修积，象他那样的兢兢业业；也没有一个音乐家的生涯，象贝多芬这样的酷似一个圣徒的行述。天赋给他的犷野的力，他早替它定下了方向。它是应当奉献于同情、怜悯、自由的；它是应当教人隐忍、舍弃、欢乐的。对苦难命运，应当用“力”去反抗和征服；对人类，应当用“力”去鼓励，去热烈的爱。——所以《弥撒祭乐》里的泛神气息，代卑微的人类呼吁，为受难者歌唱，……《第九交响乐》里的欢乐歌颂，又从痛苦与斗争中解放了人，扩大了人。解放与扩大的结果，人与神明迫近，与神明合一。那时候，力就是神，力就是力，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冲突，力的两极性消灭了。人已超临了世界，跳出了万劫，生命已经告终，同时已经不朽！这才是欢乐，才是贝多芬式的欢乐！
贝多芬的一生和创作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827）是维也纳乐派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莱茵河畔离法国国境不远的小城市--波恩。父亲是个宫廷乐团的男高间歌手，母亲是个厨娘。他的祖父是波恩宫廷乐团的乐长。
贝多芬自幼便已显露出他的音乐天才，父亲很早已洞察儿子的音乐天份，为了急于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象莫扎特那样的神童，四岁即开始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八岁时他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但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所受的音乐教育一直是非常零乱和没有系统的。贝多芬十一岁便辍学，专心在家学习音乐。十二岁时，他已经能够自如地演奏，而且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1748－1798）的助手。十三岁贝多芬已受雇于波恩剧场担任大键琴演奏者，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就在这时他开始正式跟聂费学习音乐。聂费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的目的的理解。贝多芬的正规的学习和有系统的教养，实际上是从聂费的细心教导和培养开始的：聂费还引导他在1787年到维也纳就教于莫扎特。莫扎特听过他的演奏之后，就预言有朝一日贝多芬将震动全世界。
贝多芬到维也纳不久便接到母亲的死讯，他不得不立即赶回波恩。由于家庭的拖累，一直到1792年秋他父亲死后，他才常二次来到维也纳，但这时莫扎特却已不在人世了。贝多芬第二次来到维也纳后，较快地便赢得了维也纳最卓越的演奏家（特别是即兴演奏）的地位。以后，他先跟海顿学习，后来跟申克、阿勃列希贝尔格和萨利耶里等人学习。贝多芬一直在莫扎特与海顿的音乐中成长，以致开始创作时风格也酷似两位前辈。
作为维也纳的自由职业音乐家，他比莫扎特的处境顺利，但因个性关系备受痛苦。他在波恩通过同知识分子勃莱宁的交往，接触到当时许多著名教授、作家和音乐家，并从他们那儿，受狂飙运动"的思潮影响。他的民主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已臻成熟，但在革命年代中成长尤为迅速。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步的思想意识给他了很多启发，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个性自由，憎恨封建专制的压迫。他曾说：“一年的自由比一百年的专制主义对人类有用得多。”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初步确定了当时最先进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他曾在自已的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王座面前也不会背弃真理！”“在艺术界里，如同在一切伟大的创造里一样自由前进就是目标。”这就是贝多芬创作的誓言，他的创作实现了这些誓言，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篇章，实现了他的“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走向胜利”革命英雄主义理想。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等作品里，特别是《第九交响曲》宣告了贝多芬理想的目的——全人类的团结友爱。
乐圣贝多芬是最富于独创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是交响音乐，其中又以九部交响曲占首要地位。
贝多芬的创作构思宽广、形象宏伟、感情深邃、对比鲜明，这使他偏重于采用并扩充奏鸣曲式；同时由于创作的形象丰富多样，运用在各作品中的奏鸣曲式又各有特点。贝多芬的其它管弦乐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五部钢琴协奏曲，两首序曲、钢琴乐队、合唱幻想曲、两首小提琴与乐队浪谩曲等。尽管维也纳古典乐派中的三位著名作曲家所处的生活年代相当接近，但是贝多芬的思想同海顿和莫扎特显然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海顿一生备受，他虽也偶而激怒过，但却总是逆来顺受，当时进步的文学思潮和革命情绪都很少能使他激动，他的音乐同斗争也是永远绝缘的。莫扎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难并不比海顿少，他勇敢于反抗，宁愿贫困而不能忍受大主教的侮辱，但在他的音乐中，从那充满阳光和青春活力的欢乐的背后，往往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一种痛苦、忧郁和伤感的情绪。只有贝多芬，他不但愤怒地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而且用他的音乐号召人们为自由和幸福而斗争。
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的创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和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还只是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他在维也纳最初十年（1792一1802）的创作，比较著名的作品也只有《悲伤》、《月光》和《克罗采》奏鸣曲及《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但在这期间，他对社会与政治诸问题又有进一步的理解，也能意识到他的努力探索，802－1812年，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成为他的"英雄年代"。
合唱曲有两部弥撒（c大调和d大调）、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第九交响曲》等。
戏剧作品有歌剧《菲德里奥》、戏剧配乐《爱格蒙特》、《斯泰芬王》、《雅典的废墟》、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等。
室内乐有七重奏、钢琴和管乐五重奏、弦乐五重奏、弦乐四重奏十六首及《大赋格曲》、弦乐三重奏四首，长笛、小提琴、中得琴小夜曲，钢琴三重奏六首，单簧管、大提琴、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十首，大提琴奏鸣曲五首和圆号奏鸣曲以及很重要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等。
歌曲有声乐套曲《致远方爱人》，女高声和乐队场景《啊！不忠的人》以及其它声乐与钢琴曲等。
从乐派归属来说，贝多芬基本上是古典的，但其后期明显具有浪漫因素，因此似该归为浪漫派。其代表作：第三、五、六、七、九交响曲（op．55、67、68、92、125），序曲《爱格蒙特》（op．84）、序曲《林利奥兰》（op．62）、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op．73）、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61）、c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第三号（op．59-3）、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op．13）、#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op．27-2）、f大调第五钢琴奏鸣曲《春天》（op．24）、f大调第二浪漫曲（op．50）。
贝多芬的创作活动的成熟过程表面看来是相当迟缓的，但实际上却非常稳固。他三十岁时才开始写第一部交响曲，而在象这样年纪的莫扎特已经写了四十部左右的交响曲了。
贝多芬从1796年开始便已感到听觉日渐衰弱，但是直到1801年，当他确信自己的耳疾无法医治时，才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朋友。但是，他对艺术的爱和对生活的爱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苦难变成了他的创作力量的源泉。在这样一个精神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的乐观主义的《英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标志着贝多芬的精神的转机，同时也标志着他的创作成为“英雄年代”的开始。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后一阶段，由于欧洲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反动时期，即梅特涅的反动统治特别的猖獗的时期，他的创作也暂时呈现颓势（1813－1817）。从1818年起，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十年当中（1818一1827），他在耳朵全聋、健康情况显著恶化和生活上受到痛苦，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况下，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合唱）交响曲》，总结了他光辉的、史诗般的一生和展现了人类的美好愿望。
贝多芬于1827年3月26日在维也纳辞世。他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旁，但是在同月29日下葬时却形成了群众性的一个浪潮，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表示哀悼，有两万群众护送着他的棺枢，他的墓碑上铭刻着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1791－1872）的题词："当你站在他的灵柩跟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贝多芬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作物家之一，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获得胜利"加以概括。他的作品了既壮丽宏伟而又极朴实鲜明，它的音乐既内容丰富，同时又易于为听众所理解和接受。
贝多芬的音乐集中体现了他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欢乐。斗争和胜利，因此它过去总是那样激励着人们，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即使在现在也使人们感到亲切和鼓舞。
他的九部交响曲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极其独特的地位。这些交响曲可以比作一篇完整的大型交响叙事诗--描写英雄生活的长篇史诗。虽然没有故事情节借以联系起来，但它所揭示的是英雄的生活、活动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也即是英雄所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生活问题，例如：英雄和他的斗争、英雄和大自然、英雄和他的内心世界、英雄和人民等等。他的九部交响曲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贝多芬特点
贝多芬生于德国莱茵河流域的波恩，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当地的宫廷歌手。这个家庭是个不幸福的家庭，父亲嗜酒成癖，使贝多芬很早就被迫接过了抚养母亲和两个弟弟的担子。十一岁半，他在宫廷教堂里担任了助理风琴手，一年后，成为宫廷乐队的古钢琴手。十七岁那年，他访问了维也纳。在那里他有机会为莫扎特演奏，他用莫扎特给的一个主题作了辉煌的即兴演奏，使得莫扎特对朋友说：“注意他，有一天他将名扬全世界。”
贝多芬是音乐最高级的建筑师，他的天才在奏鸣曲－交响曲的思想结构形式中得到了表现。他的速记本显示出他构想的乐思是怎样一步步地最后形成的，也显示出他将这些素材注入必然的形式时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贝多芬继承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式，并把它改造成庞大的结构适于自己的思想。他把第一乐章的规模扩大了，特别是扩大了尾声。他向海顿和莫扎特一样，把展开部看作是奏鸣曲式的动力中心。他的短小而深刻的主题为扩展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它们以猛烈的力量和气势展开。慢乐章在贝多芬手中具有赞美诗的特点，体现了贝多芬式的悲怆。他把小步舞曲乐章变为谐谑曲乐章，成为具有节奏动力的乐章，情绪从“纵情大笑”到神秘的和惊奇的。他把终曲扩大，成为在规模和意境方面与第一乐章相仿的一个乐章，使交响曲在凯旋中结束。
在贝多芬的艺术中，钢琴曲占据了中心位置，他的32首奏鸣曲，无论是对业余的钢琴家还是对音乐会独奏家来说，都是曲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被恰当地称为是钢琴家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是指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力度的对比。爆炸性的重音、高低音区的对置、切分音以及强有力的渐强都是贝多芬钢琴风格的基本特征。他对主题变奏曲的爱好也很有特点，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他运用无穷尽的思想把最简单的素材建造成高耸云天的大厦。
贝多芬英雄的十年
莫扎特或许可以被认为是西方音乐最天才的作曲家，可是路德维希·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927）却名望最高。知道贝多芬名字的人比知道莫扎特或柴可夫斯基名字的人更多（这一结果是从对收音机听众的电话调查和对唱片、磁带、唱盘销售情况的统计中得来的）。贝多芬三十五岁时已经成为欧洲最著名的作曲家了，而且他的听众从未减少过。他长久的影响力波及整个十九世纪的历代作曲家们；他们认为自己或是贝多芬的追随者，或者最起码是贝多芬接力棒的接棒人。布拉姆斯（JohannesBrahms，十九世纪晚期作曲家）感到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象巨人的脚步声直逼他的脊梁，以至他的第一部交响乐公演时，他已年过四旬。
贝多芬的作曲过程毫无酣畅淋漓可言。幸亏他一生有记下乐思灵感的习惯，我们今天才能见到八千多页他的作品手稿；其中既有完成的作品，也有未完成的。灵感给他带来的乐思初看平淡无奇，简陋得让人诧异，然而随后的作曲手法却令人折服。他以惊人的不懈努力，把那些乐思发展、升华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贝多芬生前身后的大作曲家们的乐思一开始就都比较成形，但是却极少有人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尽管他从未放弃维也纳古典主义的音乐语言，但是他对这种语言的极富个性的运用，却孕育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雏形。
贝多芬是西方作曲家里最早以独立艺术家身份生活的人之一，他坚持不当任何贵族的仆人。莫扎特在维也纳也为此做过努力，但他去世时却债台高筑。与莫扎特不同，贝多芬却是个精明的个体户。他在维也纳逐步发了起来；从出售作品、在公开音乐会上的偶然登台、以及富有的赞助人的捐款中积累了不少钱财。他对赞助人的态度从不温顺，而且他也从不指望靠教私人学生和从别人那儿接活儿来糊口。贝多芬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个跟人吵架般地挥舞着拳头的、愁眉不展的火暴汉子。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他就野心野心勃勃地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他不满三十岁就开始逐步丧失听力，将近五十岁时，就医学的标准来说，已经彻底聋了，只好停止演奏。巴赫、海顿、莫扎特都是结了婚的，而贝多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他的“不朽情人”的认真恋爱也闹得不欢而散。他有生之年就被认为具有诗人气质，然而他在画家笔下无一例外地被置身于一派浪漫气氛的风景中。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人民把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开始的节奏¾三短一长¾和摩尔斯电码表示V字（既是罗马数字“五（V）”，也是英文“胜利（victory）”的第一个字母）一起作为反法西斯必胜的符号和象征。
1812年前的贝多芬
贝多芬1770年生于波恩一个座落于莱茵河畔的德国北方城市。他是长子，父亲是宫廷男高音歌手约翰·冯·贝多芬，母亲叫玛利亚（MariaMagdalina）。约翰的音乐天赋属二流，还是个酒鬼，所以年幼的路德维希便开始分担家庭重担。好在约翰及时发现了儿子的天赋，尽管粗暴无理，但还是开始教儿子学音乐了。贝多芬家的一位常客曾经回忆道：“可怜的小路易·[路德维希的法语叫法]冯·贝多芬站在键盘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另一位常客指出，父亲“有时候把他反锁在酒窖里”。贝多芬在以后的生活里也绝少提到他父亲，却经常说他爷爷的好话。路德维希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爷爷的名字里取的。
贝多芬的母亲曾经向她的年轻女友卡西丽亚·菲歇尔抱怨道：“你要想听我一句话，那就别结婚，那么你就算是享受到了你命运中的最大安生、美丽、愉快的生活。结婚为的是什么？一点点的欢乐，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悲伤”。她一共生了八胎，只有三个孩子免于夭折。
尽管年幼的贝多芬音乐天赋极高，但是他却没能象年幼的莫扎特那样在演奏上引起轰动；也许约翰对此颇感失望。小贝多芬上学的功课不好；甚至他成年后对减法和乘法都感到头疼。1781年左右，他开始跟一位叫内夫（ChristianGottlobNeefe）的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学习。内夫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向社会介绍贝多芬：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一个年仅十一岁并具有无量音乐前途的天才少年。他的键盘技巧非常娴熟，演奏刚劲有力，视奏很好……这位年轻的天才值得人们的资助，使他有能力去旅行。他将一定会成为第二个沃尔夫冈·阿马丢斯·莫扎特，如果他得以保持目前的进程的话”。
当时的选帝侯被贝多芬的天赋所打动，两度出钱让贝多芬去维也纳。第一次是1787年，他大概期望过拜莫扎特为师的机会，但是到维也纳才两个星期就传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他回到家里，“一无所获和一屁股债”，大概连莫扎特也没见着。（据未经证实的说法，莫扎特曾赞扬过贝多芬的天赋）母亲死后，贝多芬便掌管了家里的开支，并肩负起了照顾父亲和两个弟弟的家庭重担。
那位选帝侯第二次出钱让贝多芬赴维也纳是在1792年。这次资助一定使贝多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家庭和经济负担。波恩的一位伯爵，沃尔德斯坦（FerdinandWaldstein，后来成了贝多芬的主要赞助人之一）在贝多芬的小笔记本上以预言家的口吻写道：“通过勤奋的劳苦，你会从海顿之手接过莫扎特之灵”。
贝多芬在维也纳最初以钢琴独奏家赢得声誉。不久他便应邀到富有的贵族家里即兴演奏，既使听众们高兴，也使他们开开眼界。1800年起，里奇诺夫斯基亲王（KarlLichnowsky，贝多芬的另一位主要赞助人）开始付给贝多芬一笔可观的年金。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头十年里潜心学习海顿和莫扎特的成熟古典音乐风格。他的老师是年迈的海顿，但是他对海顿的指导并不满意。1799年，他第一次举办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academy）。
虽然莫扎特死后才不过几年，维也纳古典音乐风格似乎已经转了风头。许多作曲家已经开始以一种较为松散的风格写作了，而且有一段时期里，看来贝多芬也会随大流而去。但是到了1892年，他表示了对自己以前的音乐的不满，并且发誓要沿着“一条新路”走下去。这条新路引导他强化和扩展了古典音乐风格的音乐语汇。
他的第一部这种新风格的主要作品是降E大调第三交响乐，作品55号。他自己称之为《英雄（Eroica）》，因为这部作品与拿破仑有关。Eroica一词原为意大利文。虽然用意大利文作为音乐作品的标题在当时是一种传统，但是毫无疑问，贝多芬用意大利文的“英雄”暗指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来自意大利的科西嘉岛。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至此后十年，人们把拿破仑当作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自由的保护人。但是1804年5月，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来，贝多芬撕毁了原来的题词，并说：“这么说来，他也和别人一样”。《英雄》交响乐长达五十分钟左右，比他几年前的交响乐长出一半以上。
今天最常上演的贝多芬乐曲，有许多创作于1803年至1812年之间。它们包括了从第三到第八交响乐，第四和第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五部弦乐四重奏，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七首钢琴奏鸣曲，两部钢琴三重奏，第一首堪称大提琴音乐杰作的奏鸣曲（A大调，作品第69号）。
英国作家艾伦·泰森（AlanTyson）给这些年起了一个雅号“英雄的十年”。同时，这也是贝多芬不断与耳聋搏斗的十年。在一份写给他两个弟弟的非正式遗书里（1802年夏季），他抱怨了的自己的疾病：
“虽然我天生脾气暴躁…但是不久我就要被社会开除出去，过着孤独的生活。一旦我试图忘掉这一切，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被我糟糕的听力抛回了双倍的愁苦之中。然而我却不能对别人说：‘说话大点声，放开嗓子，因为我是聋子’！嗨，我怎么好承认自己在这一感官上的疾病；我的这一感官本应该比别人的更完善，而且它曾经的确是属于最完美等级的”。
整个这段时期，贝多芬似乎沉浸在“英雄”的精神状态里。在写《英雄》交响乐的同时，他开始创作他唯一的歌剧作品《费德里奥（Fidelio）》。故事讲的是丽奥诺尔女扮男装，化名费德里奥，救出蒙冤入狱的丈夫费罗热斯坦。1807年，贝多芬为一部悲剧《柯里奥兰（Coriolan）》写了一首序曲。悲剧的故事讲一位英雄人物，由于在现实生活里无法维持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了死亡。1809年，他位另一部悲剧作序曲和场景音乐。这部悲剧是德国作家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的作品《艾格蒙》，故事原型是十六世纪荷兰一位政治家的生平。他因受陷害被捕，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也许贝多芬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精神力量，使自己勇敢地面对不幸的命运。
谁害死了贝多芬——铅
一项对贝多芬一绺头发的分析显示：贝多芬有铅中毒迹象。这样，长期困扰这位音乐天才的病痛、他的种种乖戾的行为、他的死亡甚至有可能他的耳聋都可能自此得到解释。
贝多芬死于1827年，死时56岁。分析用的头发明显是从他死后剪下来的。根据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健康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发现：在贝多芬头发中发现的铅含量是普通人的100倍。
■贝多芬未得梅毒
铅中毒果真是贝多芬身体的致命杀手吗？中国法医协会副秘书长蒯应松表示，铅中毒在医学上属重金属中毒，毒素进入人体后一般渗透在人体骨骼中，当然头发中也有残留。
据说，研究人员开始是试图在贝多芬身体中发现汞（在贝多芬生前那个年代通常用来治疗梅毒），结果没有发现，这就证明贝多芬没有得过梅毒。在这一点上研究人员的看法一致。
按说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铅中毒会导致耳聋。蒯秘书长说铅中毒可以解释贝多芬的耳聋是因为他的神经因此受到伤害。但国外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铅中毒是否引起了贝多芬的失聪。
■暴躁的大师
贝多芬一直被人描写成：情绪变化富有戏剧性，起伏不定。蒯秘书长说铅中毒可以解释他的这种特征。贝多芬行为乖戾、脾气暴躁的原因是因为铅中毒破坏了他身体的生理代谢功能，从而引起他的烦躁不安。
身为SanJose州立大学贝多芬研究中心主任的莫瑞斯说：“贝多芬的朋友们都说贝多芬脾气暴躁，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拜访贝多芬，你从来无法预测结果会怎样。”他的长头发经常蓬乱着，脸上也脏兮兮的，经常会与侍者发生口角。
■铅中毒是怎样发生的
蒯秘书长说以前的铅字印刷、某些地方的饮用水、食物中，当然贝多芬演奏用的乐器中都可能蕴含铅。芝加哥健康研究所研究人员说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贝多芬曾在含有矿物质的水中游泳并因此误饮了池中的水。
贝多芬死于肺炎和由此引起的腹痛并发症。蒯秘书长说，这是铅中毒的一般症状。蒯秘书长还说，贝多芬曾长期受到周身疼痛的困扰，那是因为铅中毒使他的骨骼受到破坏。
据说，当贝多芬的遗体躺在他维也纳的寓所被送葬者瞻仰时，许多人拿走了他的头发。贝多芬研究中心的创建人布瑞廉说贝多芬被埋葬时实际已成了秃子。布瑞廉和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外科医生阿尔弗蕾多古瓦拉于1994年花7300美元从伦敦拍卖会上购得贝多芬的头发，总共582根，从8厘米到15厘米不等，均为灰色，也有两根是棕色。
（《北京青年报》2000-11-8）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蒙
我至今忘记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不知道这算不算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慢慢知道，声音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有。我喜欢听雨，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
我学着唱歌，所有的动人的歌曲似乎都带有一点感伤。即使是进行曲、谐谑曲，当这个歌曲被你学会，装进你的头脑，当一切都时过境迁的时候，记忆中的进行曲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温柔吗？即使是最激越、最欢快的歌曲，一个人唱起来，不也有点寂寞吗？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激越着和欢快着的人，未必会唱很多的歌。一个财源茂盛的大事求必会去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大约不会去做特型演员演革命领袖。一个与自己的心上人过着团圆美满的夫妻生活。
天长地久不分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谱写吟唱小夜曲。
莫非，艺术是属于弱者、失败者的？
我喜欢听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它似乎用闲适并带几分粗犷的声音吐出了心中的块垒。我喜欢听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绕来绕去的腔调十分含蓄，十分委婉，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曲子做背景音乐是最合适的。河南坠子的调门与唱法则富有一种幽默感，听坠子就好像听一位热心的、大嗓门的、率真本色中流露着娇憨的小大姐的白话。戏曲中最让我动情的是河北梆子，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哦，我的燕赵故乡，你太压抑，又太奔放，你太古老，又太孩子气了。强刺激的河北梆子，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滚石乐”吗？
青年时代我开始接触西洋音乐了，《桑塔露棋亚》《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夏天最后的一棵玫瑰》《老人河》，所有的西洋歌曲都澎湃着情潮，都拥有一种强健的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派生出许多悲伤和烦恼，哪怕是痛苦也痛苦得那样强劲。
很快地，我投身到苏联歌曲的海洋里去了。《喀秋莎》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打头，一首接一首明朗、充实、理想、执著的苏联歌曲掀起了我心头的波浪，点燃了我青春的火焰，插上了我奋飞的双翅。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样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音乐毕竟不是公文，当公文失效了的时候，（尽管与一个时期的公文有关的）音乐却会留存下来，脱离开一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规定，脱离开那时的作曲家与听众给声音附加上去的种种具体目的和具体限制，成为永远的纪念和见证，成为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这样说，艺术又是属于强者的了，艺术的名字是“坚强”，是“恒久”，正像一首苏联歌曲所唱的那样，它是“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的。说老实话，我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水准并不怎么样。我不会演奏任何一样乐器，不会拿起五线谱视唱，不知道许多大音乐家的姓名与代表作。但我确实喜爱音乐，能够沉浸在我所能够欣赏的声音世界中，并从中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有所超越、排解、升华、了悟。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深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得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所有他们的作品都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沐浴的通畅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一切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听他们的作品，是我能够健康地活着、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战胜一切邪恶和干扰、工作下去、写作下去的保证和力量的源泉。
流行歌曲、通俗歌曲，也自有它的魁力。周漩、邓丽君、韦唯，以及美国的约翰·丹佛、巴色拉，德国的尼娜，苏联的布加乔娃，西班牙的胡里奥，都有打动我的地方。我甚至于设想过，如果我当年不去搞写作，如果我去学唱通俗歌曲或者去学器乐或者去学作曲呢？我相信，我会有一定的成就的。并非由于我什么事都逞能，不是由于我声带条件特别好，只是由于我太热爱音乐，太愿意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了。而经验告诉我，热爱，这已经是做好一件事的首要的保证了。
非正式探险笔记范文第4篇
一、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历史人类学的定义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我们将避免把我们给历史人类学所下的定义当作一种定论。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今天它如同50年代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一样，正吸引着大量的新方法和新研究课题。”“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1]总之，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指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主要体现在饮食史、体质体格史、史、家庭史方面。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他所谈的历史人类学，我们分别看看他是怎样论述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学术旨趣的。关于饮食史，他认为：“在饮食行为的演进中，我们既可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研究文化系统史。历史人类学的明确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学科的交叉点。”再看体质体格史，他说，1348年欧洲发生黑死病，“只将这些瘟疫现象置于社会经济背景中，还不足以具有一个历史维度。如果这些现象看上去是受一些生物机制支配而社会控制力量又对此真正无能为力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要隐瞒这种独立性了。但是重构一种时疫现象的历史，这同样也是分析一个社会的组织、文化规范用来理解并对付自然环境的限制的方式；这同样也是发掘每一个时代通过其生物的行为所表示的社会目的和联系人体的各种方式。历史人类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任务，便是突出自然限制和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结合机制及结合点。”还有史，他论述道：“没有什么问题比史更能说明要想给历史人类学规定一个领域和一系列特殊主题是多么困难的了。然而，也没有什么其他研究方式能像这类研究途径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希望了。如何使性进入史学家的领域？将性看作是一种习俗？人口学材料和法律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参考基点，从这些基点出发，我们能够整理出性习俗的演进过程。”至于家庭史，他总结说：“15年来对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情感历史的研究同样反映了分析生物的行为、社会构成和心态表象这一整体的需要。亲属关系状态这一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支柱，是连接人类生物性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层次。”“长期以来我们曾相信：在我们这种复杂的、有很长历史的社会中，是社会组织决定着联姻方式；然而，今天通过一系列详细的专题研究，我们发现结构人类学的一些亲属关系的概念还是能够运用于对我们社会的分析的。”[2]综合起来，他的历史人类学就是把民俗习惯现象看作一个自主的社会过程，从人的行为入手，探讨起导致民俗习惯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人对事物的态度与观念。
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也对历史人类学的特点概括过：“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所关心的是，如何让20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会活动。这种取向反映出学术界发现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显示他们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可透过它们来验证其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态度之间所暴露出的相似性。”[3]他除了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人们的“信仰与态度”外，特别突出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二）年鉴学派与法国的历史人类学
1、年鉴学派
应当说，法国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故乡。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4]看来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此后，米什莱1869年版《法国史》序言已经体现出对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历史的摒弃和对一种总体的、深层的史学的追求，勒高夫称他为“新史学的预言家”：“在为新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大声疾呼：要求有一种更物质化的历史——它预示着一种注重气候、食物、体质状况的文化史的出现；要求有一种更精神化的历史——这是一种有关习俗道德的历史，正如伏尔泰所召唤的（他的《习俗论》）那样，但它宣告着历史人类学的诞生和在我们的时代恢复‘习俗’这一美好的概念。”[5]就是说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历史人类学早在此前已有类似的学术主张。
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那里得到重视。马克·布洛赫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他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掌握人类，重要的是掌握人类意识：“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6]他的这种追求，离不开借助人类学。他的《国王的幻术》（1942年，或译为（《国王的触摸》）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一本典范性杰作，该书所讲（英法庆典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这种仪式具有一种带点民俗色彩的趣事轶闻价值。马克·布洛赫说：“在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民俗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要比任何理论学说都经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指出：“这也表明了一条从民俗学研究走向真正历史人类学的道路。长期以来，民俗学只是一些寻奇探胜的业余研究工作者才感兴趣的，如今由于它的社会边缘性才给史学家带来了意义。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看没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的意义。……一再重申存在于仪式中的这一初始的或神秘的职能，这就证明这种职能对近代还继续有着它的意义：它象征性地并具体地创立了王权的神圣特性（因此也是一种合法性），而这正是制度或法律家所乐于肯定的。”[7]
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提出“心态”的概念，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他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1942年）一书，“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即在拉伯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8]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9]米歇尔·伏维尔在《历史学与长时段》一文中指出：“心态”是长时段的优势领域，“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如果我们使史学研究从注重于明确的思维或文化转变为注重于心态史的新领域，也就是注重于态度、行为举止以及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阿里埃斯语）层次的研究的话，长时段所显示的重要性则更加确凿无疑。”[10]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11]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专门探讨“人类学式的历史学”，他说在70与80年代，已可大致看出社会历史学相当不同的发展形式，即所谓的人类学式的历史学和作为话语的历史学。“‘人类学转向’是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这种方法也一定会吸取人类学的理论以作为说明历史问题的资源。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消亡》即是这方面的名著。他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例证来进行类比与比较，并在最后的分析中，以传统的史学记述说明了人们对巫术的信念是怎么丧失的。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辩证用语，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的强烈影响。”“因此，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是从心态史发展的兴趣中引发出出来的，它可说是把心态史大多数的研究取向扩大移植到其他国家。”[12]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继续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3]
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得到光大。雅克·勒高夫等新一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1971年勒戈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作者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勒高夫的书进行了“文献革命”：“为了记载商人时间的前进足迹，必须发掘和考察忏悔录，并追踪研究罪孽的定义和分类起了哪些变化。为了从时间角度上认识人们精神的急剧变化，必须注意时钟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因为时钟用精确时用取代了农业时间和祈祷时间，即根据古老的教堂钟声作为标准的时间。为了理解人们对劳动的看法的演变，仅仅考察神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够的，相反，必须进入道德规范的深处，去考察合法劳动与非法劳动之间的界线变化，以及被禁职业的不断解禁、不被认可的职业不断受到认可等等与人们对体力劳动的看法变化有什么关系。另外，还必须认识到，大学教授进行智力劳动的观念，是怎样同商人和艺人的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中世纪价值体系的转变的。”研究在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任何东西均可成为文献。”关于该书的人类学特点，他继续评论：“当历史学家把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作为中心问题时，才尤其表现出人类学家的特点。因为在此时，他开始从民俗文化和世俗文化（例如《武功歌》）中发掘被长期埋没、压仰并视为非法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表明了“中下层贵族创造独立于宗教观点的文化的愿望”。……但是，勒戈夫并不信任向符号学和结构人类学借用的历时分析。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他拒绝接受那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文化人类学’，并认为历时分析赖以发挥作用的根据是‘抽象的转换系统，而这种系统与历史学家用来研究具体社会发展过程的进化图式迥然不同’。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必须超越‘结构—情势的困境，尤其是结构一事件的困境’。实际上，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价值系统”和变化的阻力（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小的难道不是人们的态度吗？），而是二者的缓慢转变。我们也许要问，为了保存历史的特点，信史可否不必根据‘准事件’来阐述缓慢演变，因为它已经用类似快速摄影的方法把它们浓缩在记忆中了。我们在前面审慎地举过一例，把思想冲突称为‘这几个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方面，为了发掘历史学不愿意系统阐述的历史时间这一话题，必须清理与时间有关的全部语汇。”[14]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也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作者描述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该地区的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
1978年雅克·勒高夫又在宣言书《新史学》中对历史人类学有所总结，指出：“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历史人类学的杰作：埃马纽埃尔·乐鲁瓦·拉迪里的《1294-1324年间澳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一书便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就是说历史人类学最能体现新史学总体史学的愿望。他还预测史学的前途，假设明天或后天的史学有三个可能性，其中之一：“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15]20多年过去了，历史人类学的确在全球扩展，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2、莱维-斯特劳斯论历史学与人类学
年鉴学派提倡历史人类学，是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反映了历史学借鉴人类学以及这两门学科的融合。费弗尔、布洛赫都希望历史学家向毗邻学科学习，两人也都了解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研究“原始心态”的成果。不同的是，费弗尔对地理学和心理学尤感兴趣，布洛赫则更接近涂尔干的社会学及其学派。[16]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还提倡人类学家的研究应当结合历史，他的论文《历史学与人类学》扬名世界。此文1949年以法文发表于法国，英译本发表于1963年，中译本有三种之多。[17]如同题目所示，该文是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鉴于这篇大作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作用，此处不妨详细介绍如下。莱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他的学说是在批评先前的人类学流派——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的方法论逻辑缺乏具体的历史证据，所重建的普遍性序列忽略了各地区具体历史过程的严格考察。也认为功能主义学派：“拒绝考虑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的任何历史资料，或由相邻的或遥远的社会引入的比较研究的资料。”（第1页）莱维-斯特劳斯主张从人活动的无意识层次上寻找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强调比较研究和吸收历史方法。这是人类学家所谈的“历史人类学”。
他认为对社会现象的把握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特定历史，他说：“关于社会事实的知识必须基于对确定时空中的社会集团的个别化与具体的知识的归纳。反过来，这种特定的知识又只能从每个群体的历史中获得。可是民族志研究的主题的性质正是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无法把握历史。”（第10页）不满意民族志没有历史。他又分析了历史学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他说：“历史学家与民族志学家所能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能期待他们做的一切，就是把一项特殊的经验扩大到一个更一般的经验的程度，从而成为其他国家和别的时代的人们可借鉴的经验。为要如愿以偿，历史学家与民族志学家都必须具备一些相同的素质：技能、精确性、同情心和客观性。”但是“历史学与民族志经常被对立起来，原因是前者依靠的是对大量由观察者提供的，因而可资比较与相互印证的资料的批判性研究，而后者根据定义却归结为对于一个单一的个体的观察。”（第21页）他劝告历史学家说：“关心自己学科前途的历史学家，绝不应该去怀疑民族志学家，而是应当衷心地欢迎他们。”“民族志学家是一些收集资料以及（如果他是一名优秀的民族志学家的话）按照与历史学家相同的要求来表述它们的人。而历史学家的作用则是在这些研究具备了足够长时期的观察资料后利用它们。民族学家也在利用民族志学家的观察资料，如果它们已经包含足够数量的不同地区的话。无论如何，民族志学家提供了历史学家可利用的资料。而如果资料已经存在，并且民族志学家选用其中一些成为其论著的内容，那么，历史学家——当然须假定民族志学家有良好的历史方法——不该羡慕他们对于撰写一个他们有着亲身体验的社会的历史，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吗？”（第22页）他的结论是：“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第22页）
他介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说：“人类学从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性质中获取其创造力的原则是来自于泰勒的一个说法（虽然它还只是暧昧不清和模棱两可的）。他在把人类学定义为关于‘文化和文明’的研究之后，把文化描述成‘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在内的复合体。’”（E·B·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第1页。第22页）进一步说明这种人类学需要历史学的加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无意识的结构呢？在此，人类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便殊途同归了。在这里尚无必要涉及历时结构的问题；对它们来说历史知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生活的某些发展无疑要求有一个历时的结构。但是人类学家从音位学这个例子中知道这种研究比之对于他们刚刚才开始考虑的共时结构的研究更为复杂，而且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然而，即使对于共时结构的分析也需要不断求助于历史学。只有历史学，通过展示处于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使人们有可能将蕴含在许多现象后面并始终存在于事件的连续过程中的结构抽取出来。”（第26页）可见他主张人类学研究结构问题应当将共时性和历时性结合起来。他还引用马克思的名言说明“历史”本身就是具有人类有意识和无意识创造的产物，他说：“人类学家不能对历史过程和社会现象的具有最高意识性的表现保持冷漠。但如果人类学家像历史学家一样对它们致以同样的审慎的注意，这也是为了通过一种倒退过去的过程来弥补他们在历史过程和有意识思想方面所欠缺的一切。他们的目标乃是超出人们所持有的那些有意识的和变幻无常的想象，去把握全部无意识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且相互之间皆有联系的一些相容或不相容的关系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这个框架虽然也许是不可预见的，但决不是任意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懂得他们正在创造它’，便首先是肯定了历史学，其次也肯定了人类学。与此同时，它也表明了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分割的。”（第28页）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也认识到，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他说：“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第28-29页） “因此，任何一部好的历史书（我们将举出其中的一本杰作）都将受到人类学的渗透。”并以费弗尔《16世纪的信仰危机问题》一书作为例证》。他还指出历史学和人类学相异互补的关系：“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是不准确的。相反，他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他们的这条共同的道路在他们各自看来似乎是各有千秋的——就历史学家而言，是由明确而转为含蓄，而就人类学家而言，则是由特殊进入一般，但这一事实丝毫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方法上相同的特征。他们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沿同一个方向走着同一个旅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进的，寻求通过他们早已深知的有意识现象获得对无意识的越来越多的了解。而历史学家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他们把眼睛死盯着具体和特殊的行为，只在为了从一个更全面和更丰富的观点上来考察这些行为时才把眼光离开它们。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面神伊阿努斯。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第29页）
最后他呼吁打破学科界限：“按传统的做法，我们总是根据所研究的社会中有无文字资料来区分历史学与人类学。这种区分并非不正确；但既然它是由那些我们一直企图予以定义的基本特征中产生出来的，而并未解释它们，我们便不认为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分。……人类学家首先感兴趣的是无文字的资料，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他所研究的民族不能书写，而是因为他所主要关心的东西与人们通常想到要记录在石头或纸张上的一切都不相同。直至今日，一种由古代的传统及现时的需要证明为合理的分工，一直在助长区分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混淆，并因此而助长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不应有的分离。一旦人类学与历史学开始在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中实行合作，那就将清楚地看出，在这里亦如在别处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离开其他科学的帮助便将一事无成。”（第30页）总之，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探讨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的无意识行为。
（三）欧美的历史人类学
1、E·P·汤普森论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
不仅在法国，在欧美历史人类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开展。英国民族学家挨文斯-普里查德于1961年在曼彻斯特所作的著名报告中，“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18]特别是英国学者E·P·汤普森1976年在印度历史大会的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19]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如果说前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论文是一篇以人类学为本位来谈史学与人类学的名作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则是历史学家以史学为本位论述二者关系的重要论文。我们仍用较长的篇幅加以介绍。
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对此，他希望作进一部解释。（第184页）他首先认为人类学的价值在于方法论上：“人类学对原始社会魔术的研究（或别的信仰和仪式）以及对比较先进的当代美洲社会的研究，不一定为伊丽莎白时的英格兰或18世纪印度的魔术信仰提供必要的解释范畴，因为后者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具有诸多信仰。因此，对来自某一背景的范畴或‘模式’必须加以考证、推敲，并尽可能在历史考证中进行重新组合。……对我们来说，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强调仪式，注意各种暴动和骚乱所体现的功能，强调权力、控制和领导权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而不是建立模式。”（第185页）当他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决定将研究时间后移，去研究18世纪平民意识和反抗形式（如粮食骚乱）时，碰到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求把研究范围越过发生工业革命的地区，探讨有时被称作前工业的社会。他说“从第一个社会转到第二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从变化速度日益加快的社会转到在很大程度上由习俗控制的社会。这包括习惯的农业劳动，习惯的传授技艺的方式（学徒），对角色的习惯追求（包括家庭的和社会的），习惯的工作模式，习惯的期望、‘希望’或‘需求’。但是，考虑习惯会遇到许多经济史学科本身不能当作‘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为了获得习惯及其意义的证据，我不自觉地转向了民俗学家的资料汇编。”（第186页）
他列举了一些研究事例，说明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首先是18、19世纪英国的典妻习俗。这种在劳工、农夫和其他人中出现的做法，有相当的例子（300个）和充足的证据可以表明被下层群众中普遍知道。这种仪式得到劳动性社团的认可，表明婚姻保护人的合法转移。但总的来说，这一惯例受到最严厉的绝大多数是说教性的批判。他指出：“事实上，这种仪式是英国人在没有其他分离形式可以获得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分离形式，几乎在每一个例子中，典妻都是经妻子同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先前的婚姻已经破裂，有证据表明公开拍卖只是虚构的——购买妻子的人都是预先选定的，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妻子的情夫。”（第190页）因此，他对仪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表明仪式复杂，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纯动产买卖：仪式（不管其起源于什么或象征着什么）被用于新的用途，它调节经双方同意的配偶交换。”（第191页）探讨仪式离不开历史进程。他还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第191页）
他进一步强调社会史的历史学特点决定了借鉴人类学的限度。他说：“当我们将社会史同比较复杂的人类学挂起钩来时，我们面临的理论困难显然更大。有时人们认为人类学能提供一些不是特定社会而是一般社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基本功能或结构已被揭示出来，在现代社会中，不管它们多么复杂，戴着何种面具，仍然都具有现代的形式。但是，历史是一门有关因果和过程的学科：每一个意义都只是相对的。当旧的形式表达新的功能或旧功能在新形式中得以表达时，结构就发生变化。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评论的：使历史学家大为绝望的是，人们每当改变自己的习惯时，并没有相应地改变词汇，有关仪式形式的词汇也是如此。”（第194页）他举出事例，如加雷恩·斯塔特曼·琼斯在有关19世纪末《伦敦流浪者》的研究中，其中有一章题为“礼物的变形”， 琼斯分析了中产阶级对贫困或慈善的态度，依据的是社会人类学家揭示传统社会中赠予活动的“三个结构性特征”：赠予者具有牺牲感——主要是为上帝；礼物是威望的象征，说明接受者的服从；接受者具有义务。汤普森指出：“第一个似乎根本不是结构上的特征。……我更想用结构的术语来考察另两个特征，因为威望、服从、义务和社会控制意味着‘赠予行动’所体现的关系同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间具有一致性，尽管这种社会结构发生了大变化，赠予行动仍能保持一般特征。但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优先考虑而且只考虑这些特征？是否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传统社会’研究所揭示的一些比较深奥的结构肯定比随后揭示的功能更重要？因为赠予活动中别的特征很容易找出。这样，上文提到的‘从上往下’看的；而‘从下往上看’看则完全不同，如果方法比较正确的话，特征也许能揭示出来。”（第195-196页）“他的文章忽略了都铎时期教会慈善活动的停止，伊丽莎白时的济贫法，18世纪为了私人利益地盗用慈善基金，粮食骚动所显示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复杂的结构关系，1834年造成的全国性危机等等。……没有一个具有永久不变特征的经常性的‘赠予活动’可以同特定的社会背景隔绝开来。的确，结构是在社会关系整体的历史特殊性中发现的，而不是在特定的仪式或与这些仪式相隔绝的形式中发现的。在历史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新特征的产生和结构组织整个地改变，这种把人类学成果用到历史的模式中是错误的。”（第197页）
汤普森也强调历史学需要同人类学展开对话，但不能中止对历史过程的探讨，（第199页）也不能是反经济的，“‘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第204页）汤普森的看法，反映出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场，特点是在“经济”之外再加上“文化”。汤普森的的研究与一般排除了政治关系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不同，调研的重点在阶级及统治权问题，是“从下边”来观察历史，“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最终成为政治思想史朝着平民文化的观察的过渡，也就完成了朝着要求有另一种解释学的程序的历史人类学的过渡。”[20]
2、微观史学与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显示出“微观史学”的特点。微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于70年代未形成于意大利，其著名代表有卡尔洛·金兹伯格等人。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也主要取材基于描述宗教裁判所审讯可疑异端分子的记载。作者将这些档案比作录像带，理由是不仅被审讯者所说的话，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他们在酷刑下的都被—一记录在案。这大概是微观历史研究方法的极端例子，它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后来，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互影响。法国年鉴派就是其中之一。与意大利微观史学派相似的有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和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oas history）等。“他们多注意历史中那些具体的较易于观察的方面，但并不是简单地以微观的共同体（村社、家庭、个人）来取代宏观的东同体（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对这两者研究的原则，也就是要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有不少微观史学家（包括金兹伯格和拉卡普拉）也怀疑对微观过程的研究可以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说明。”[21]
德国，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著文《劳工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日常经历、文化与政治》，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22]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有关巴厘斗鸡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有更大的影响力。格尔兹借用杰里米·边沁的“深度游戏”（deep play）（换句话说就是高风险的）这一概念剖析斗鸡“本质上关乎身份的戏剧化”，由此，他从所谓的“显微例证”转向对整体文化的诠释。吉尔兹在欧洲的“新文化史”中相当有影响，他的目标是解释各种文化。对他和其他帕森斯学派的学者来说．文化是集体性意义的领域，社会集团的本体在这一领域内得以表达和加强。吉尔兹提出的”重笔描述”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但是“这种受符号学方法影响的解释方法，局限于一时一地，不考虑历史、不考虑时间的变化，满足于寻找各社会领域间的平行和共振，但仍然不能深入到它们的根源。”[23]人类学家萨林斯具有“历史学的转变”，他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一方面，文化各范畴的总和构成结构，而文化范畴使历史和历史事件成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历史对世界的结构化的表现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结构在体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历史的影响并发生着变化，其表现是历史地再现自己。[24]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25]
总之，西方史学界50、60年代的社会史家普遍使用计量方法，他们关注百万人的生活，分析一般趋势。然而到了7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微观史”。历史学家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社会人类学家的研家成果有关。美国学者伊格斯尔在80年代初评论道：“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26]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备受瞩目，但既有赞同者，也有人不赏识。有人指责：微观史学家研究的是无足轻重人物的生平或小社区的麻烦，这就把历史琐碎化了。有些著作的确没有讲出比新闻记者所写的“趣闻轶事”更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自然，这些断言引起了有关典型性的问题：对多大的集团作个案研究才具有典型性？基于什么来支持这些断言？蒙塔尤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村庄，还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村庄？抑或它干脆只是阿列日省的一个村庄？一个包含有如此多异端嫌疑人的村庄能被看作是典型的吗？至于梅诺其奥，他是一个有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他的行为似乎在他的社区被看成是怪诞的。当然这并不只是勒鲁瓦一拉杜里和金兹伯格这两位历史学家的问题。人类学家借助何种手段将他们的田野笔记（大多建立在对单个村庄的观察上）转变成对整体文化的描述？他们声称，与他们相处的人即代表“努埃尔人”或“巴厘入”，那么他们根据什么理由以证实这一点？尽管如此，仍然有几个理由可以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像吉奥瓦尼·列维那样的微观史家也许会将目光集中于某个人、某个偶发事件或某个小社区，将它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观察点，从那里观察大社会大文化系统的断裂、社会结构中的漏洞和缝隙，那种地方允许某个人有那么一点点自由的空间，正如在两块岩石间钻出来的植物。”“ 如果微观历史研究想要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27]
“社区和认同”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问题。社区概念在历史著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类研究作为借以理解更为广阔社会的一种手段。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1992年指出，“有关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区研究也揭示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的定居类型在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农耕地区和放牧地区之间的区别，就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区别，甚至关系到宗教态度或者在内战中对比鲜明的效忠程度。例如，林木茂盛地区的定居点就比种植谷物的村庄规模更小、更孤立、文化水平更低且态度更为保守。这一类研究，强调社区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把村庄当作孤岛处理，以及忽略宏观和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等等危险。”“最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开始把城市当作一组社区或“城市村庄”来看待。研究这类社区的建立、延续和灭亡，乃是城市史学家面对的挑战。近年关于仪式和象征符号的研究可以帮助城市史学家迎接这个挑战。例如，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发展了徐尔干关于“创造力兴奋”时刻对社会复兴的重要性的思想，并创造了“群落”这一术语来指代自发的、无特定结构的社会聚合（他举的例子从早期方济各派修士到嬉皮上都有）。这些聚合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一个非正式的团体要么消逝，要么凝聚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同时，由于仪式或被称为“社区的象征建设”的其他方式的作用，群落还会时不时地在社会机构中复活。例如，在早期的近代城市中，教区、行政区、行会和宗教团体都有一年一度的仪式，随着城市日益扩大和增多、日益（并非完全彻底）混饨，这些仪式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并没底有完全消失。”他还指出集体“认同”这个概念在许多学科变得越来越突出。“认同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是什么刚好引发了强烈的认同意识？新近许多卓越的论著特别关注民族认同的形成。对认同的化身，例如国歌、国旗、国庆，如“攻占巴士底狱日”的研究，已不再被仅仅作为是对古物研究的兴趣而不予理会。记忆，想象和象征符号——特别是语言——在社区建设中的力量已日益被人们所认识。”[28]
二、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既有人类学者，也有历史学者，其主体是社会史研究者。
（一）通向历史人类学的社会史研究之路
历史学者采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滥觞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现实社会生活各种禁锢的解除，学术界对于流行30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反思，人们不满意公式化、教条化的诠释经典理论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方式，提出史学革新的新设想并加以实践，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便应运而生。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年。年初，冯尔康先生提出：建国以来前30年的史学，主要研究经济史和政治史，对社会史几乎没有接触。认为“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29]这种“有血有肉”的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同年在天津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把社会史作为史学专门史或流派对待的共识，强调借鉴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开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十卷本断代丛书），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30]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把探讨社会生活作为重心，应该说是适应了世界历史学发展的学术潮流。台湾学者杜正胜比较大陆复兴的社会史与法国心态史的学术追求后就指出：“历史研究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应是二十世纪历史学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普遍要求。”[31]他提出“新社会史”就是要研究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概括起来即“生活礼俗”。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十年之际，我作了学术史的清理总结，认为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32]下面让我们论述体现这些研究特征的学术主张。
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生活。请看冯尔康教授的定义：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通领全部研究内容。“讨论同一事物，可有不同的关注内容，不同的研究角度，用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个内容，就可以抽象为一种研究方法；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变化的，从某种角度审视问题，把它当做方法来用，它就是方法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史也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总而言之，立足于专史，面向整体史，这是我们界定社会史的基本思路。”[33]这个概念将“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置于重要地位。他与常建华著有《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是他们对社会史研究的尝试之作，并编有《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论文集。
王玉波先生主张社会史以研究生活方式为主。他指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演变史”。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社会主体的人的自身状况，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及其规范，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和社会调节。“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所以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中心或中介，把历史科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整体系统。社会史的综合性也有助于促进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协作，应用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学不断创新和发展。”[34]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生活方式的范畴的内涵及研究它的价值所在，指出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范畴，既包括浅层次需要的含有较多本能性、感性、经验性、自发性的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人的如尊重与自由、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人内在深层次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活动。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生活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文化性。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是日常用语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属于综合性的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体有着个人、群体、（全）社会三个层次。“归根结底，是否把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到社会史应否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上的人即我们的前人是怎样活着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35]8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主要研究历史上的生产方式，王玉波倡导的生活方式研究，在理论上是别开生面的。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史是历史学界最先兴起的学术领域，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社会史与文化史具有交叉关系，产生了互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继社会经济史之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
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刘志琴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36]。而收入《中国社会史论》中的《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一文集中代表了她的认识，我们据此加以介绍。她论述社会文化史的崛起说：“80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思。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第98页）她的社会文化史主要从大小传统的关系角度展开，指出“在讨论社会文化史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呢？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建设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思路。”（103页）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入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104页）“从世俗理性剖析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现代人具体地认识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向联系，认识深潜在一般行为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是真切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109页）还主张“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109页）她的同事李长莉发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作了分类，引入文化学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分为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鼎足而立的领域，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从探讨人类社会生活来说，它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均探讨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内容。社会史与文化史也有区别，前者更注重社会结构和运动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37]这个定义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味道，其实社会文化史相当程度上就是历史人类学。刘志琴还主编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本书分社会变革与国民意识，传统观念与习俗演变，近代化与经济伦理三篇，重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观念。
不仅在以上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中涉及人类学，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也使社会史研究者有意识地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多借鉴人类学。如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一文中，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以社会生活为主的特点出发，针对社会史研究偏重借鉴社会学宏观框架建构的情形，强调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认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唯一理论基础和方法，恐怕也不能说社会史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学理论只是一般原理，而社会历史复杂多变，新时期的社会史又重在探讨民众日常生活，揭示其文化特点，这样社会学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最适合该类研究的方法，则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以之诠释人们生活及行为中仪式和符号。当然，地理学、计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对社会史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倡导社会史之初，因为借鉴社会学有利于建立社会史大的研究框架和圈占学术领地，而对其有所强调的话，那么，现在更应该多借鉴以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第180页）
还有学者直接倡导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例如治先秦史的杨希枚教授就是如此，早在1960年他就在台湾撰文论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表示未来中国史学，尤其是古史学的研究，应采取人类学的途径，或至少应参考人类学的研究。从台湾回大陆后，继续介绍人类学的重要著述，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翻译了莱维-斯特劳斯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在译者按中指出该文“为当代社会科学重要文献之一，极具参考价值。”[38]又翻译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B·M·施瓦茨等《文化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一书中人类学进行调查、研究和写作的具体方法的内容，成《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写作方法》一文。译者序言中说：“如果我们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改为在史料文献领域中的浏览或漫步，改为对于史料的广事收集和比较分析等等，则这篇关于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史学研究方法，至少可以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参考。”[39]我们知道研究先秦史会涉及早期人类生活，需要掌握考古学、神话学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质上是属于人类学的。因此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容易同历史人类学发生关系，新时期先秦史学者谢维扬、李衡眉等教授的研究就具有历史人类学的色彩。[40]
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为社会史下定义中涉及人类学，他们还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实践。历史研究借鉴人类学，或者说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历史学者特别是社会史学者重视。
彭卫也是在史学方法上努力变革者，“坚定的主张人类历史活动是以‘人’为本位的，历史最深的层面是以人性为支撑的；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同样也是以‘人’为本位的。人的因素的被漠视，最终必将导致历史研究者的被漠视。”[41]他的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心态史，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等理论方法，著有《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三书，不过我以为前两书特别是第一种书，更接近于美国人讲的心理学史，而最后一种书的内容，近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收有七篇论文，即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研究、汉代复仇风尚考察、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考察、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考，并附有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该书是作者承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秦汉社会生活史》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他会写出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史来。
我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于风俗感兴趣。我曾提出从风俗史研究社会生活，[42]认为注重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特征。[43]在探讨中国岁时节日的过程中，我从有关虚耗鬼等习俗研究了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44]体会到长时段对于探讨民俗、心态的重要性，尝试利用剪纸等非文本资料。研究火葬、消费、祠庙祭祖、溺婴等习俗，使我加深了理解从风俗入手研究社会与历史的重要性。[45]
赵世瑜研究明清社会史，发表了不少探讨庙会的论文。他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46]他运用神话学的方法，从传说解构历史。[47]从钟敬文先生学习民俗学的经历，加强了他眼睛向下的史观，他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特别是他对东南沿海太阳生日及其信仰文化隐喻的破解，解释了所凝聚的明遗民对王朝鼎革的历史记忆。[48]
王振忠研究徽州社会史，近年来关注瘟疫、灾荒与民俗。他在徽州民间文献的田野调查中，掌握大量资料，特别是一些以前人们不太注意的文书，从信仰习俗了解民众日常生活。[49]
从书斋走向田野的一个典型事例是钱杭。他原是研究周代宗法制度的学者，后来他把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宗族形态。[50]使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他，有一种本专业以外的特殊收获。钱杭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最大魅力，就是可以使学者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从而就能够纠正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偏见，使研究更加符合实际。”[51]
有的学者专门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52]杨念群著文《历史学如何人类学化》，主张引进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对具体历史场景作“深描式”分析，以找到历史大框架叙述无法触及的深层衔接点，打通思想与制度相互阐释的途径。[53]他选编的“新社会史”论文集，就体现了这种学术主张。[54]
至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三个特征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最有特色的是华南地域社会史研究。我们在下面介绍。
（二）华南地域社会史研究者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华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特色。从80年代初开始，有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研究区域社会史，华南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
《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总结社会史研究的新认识，在该刊1993年第2期组织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陈春声《中国社会史必须重视田野调查》一文引人注目，他指出：“社会史研究的源源不绝的活力，来自于它从不圈定自己的领地，始终保持边界的模糊性，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内部要素和各组成部分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尽力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的学术传统。因此，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不急于讨论‘社会史’的定义、对象、研究范围之类的纯理论问题，而是先拿出一批资料实在、学风谨严，既富于时代气息，又具有学术生命力的具体成果在说。学术史一再证明，最有价值的作品往往不是那些高谈宏论，而是可能一开始会被看不起的所谓‘微观’的研究。当然，进行具体研究时必须有良好的学术史素养和开阔的眼界，能见微知著，通过个案或局部的研究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历史’，但其代表性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他敏锐地抓住了结合田野调查的社区研究这种“微观研究”，并从文化的层面解释历史，应和了国际学术潮流。他继续说：“随着近几十年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相互影响、渗透，小社区的社会变迁日益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发现，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而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的方法就成为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把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是一个自然村，也可以是一片有相近文化特征或社会经济联系的地域）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倡导小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陈春声倡导运用人类学研究社区历史，实际上代表了几位从事华南社会史研究中年学者如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的看法，可以视为他们学术追求的共同宣言。[55]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上述华南学者的研究。
刘志伟、陈春声在80年代初就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使得他们的研究别开生面。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甚至出于附会和传说，他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提出了诸多新见，也使的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他以番禺沙湾何氏宗族积极重构祖先谱系的典型个案，揭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56]又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族谱为例，揭示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57]他探讨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指出：“我们看到地方社会文化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用一种不合乎士大夫的价值和规范的行为，去建立以士大夫文化为指向的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58]这些见解是深刻的。科大卫与刘志伟还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推广，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59]
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发表了系列的学术论文，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是他主要探讨的问题。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60]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问题，[61]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历史性的综合分析。[62]民间信仰的正统性与国家认同是他解释潮州民间信仰产生、发展及其意义的重要概念工具。
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2001年5月24日他应邀以《从民俗研究历史——关于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思考》在南开大学演讲，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具有“草根性”，是从民俗研究历史，实质上是国外学者所讲的历史人类学。因为他眼睛向下，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不仅学习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将民俗的研究同制度史、通史甚至思想史结合。他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神庙祭典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63]
1998年有人就区域社会史采访了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邵鸿四位学者，他们进一步表达了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的学术关怀。他们从三个方面谈了研究的取向：一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底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与生活”，郑振满如是说。二是把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刘志伟认为：“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就无法真正读懂文献”，“做田野是为了能更好地读懂文献”。“人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如果没有对于空间历史的认识，我们解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条单纯的时间线索，而且即使是这条单线我们也把握不好。”田野调查后，“回过头再看文献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没有意义的内容在田野经验的积累中都变得有意义了。”三是研究区域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人类的历史。郑振满说：“我们要立足于华南研究，超越华南研究，将华南这一区域史的研究和全国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三四十年代以来，通过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形成了一个中国通史的体系，后来就很难突破这个体系。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不好，而是说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体系被教条化了，很难发展。这个通史体系的特点是过于强调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据这个体系编写的各级各类教材使历史学的从业者很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这种模式在全国都是统一的，其实我们都明白它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所以，就需要先把这个通史体系放在一边，到地方上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其内在逻辑。这是我们之所以走到民间去，不在通史里打转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刘志伟指出：“区域社会史的难点之一就在于，要从一个个小村子、一个个具体的地方中讲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对话，才能够对别人的研究有所启发；另外一个难点则是，一个小的个案里面往往会牵扯到很大、很深远的历史背景”。梁洪生说：“我们是要用不同地方的材料回答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过程。”邵鸿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史学本身学术发展的要求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结果。”[64]
如果说前引陈春声1993年的笔谈是华南学者学术追求的宣言的话，那么2001年程美宝、蔡志祥的《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65]一文，则是华南学者多年历史人类学实践的总结。他们认为：所谓华南研究是以华南地区为实验场，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建立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力图在研究兴趣和方法上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取向。“打破传统学科框架，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具体而微的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的创造过程，是华南研究的主要取向。”他们深有体会地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著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帐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这些经验之谈是在坐在书斋中搞研究的文献家们说不出的。
2001年2月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宣布中心成立的消息说：“中心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近期将重点发展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方向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同时，重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努力使研究中心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的资讯资料中心之一。”[66]志存高远的华南学者带来了中国历史学21世纪进行突破性发展的新希望。
（三）人类学者的历史学转向
人类学20世纪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学者作了很好的总结。[67]我们看到，尽管人类学在清末就已传入中国，但远不如社会学发展迅速，解放后也有一段时间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缔。80年代人类学重获新生，相关的海外人类学理论大量引进，在学术界影响日益扩大。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是8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界十分流行的一部介绍国外史学状况的书籍，该书专章探讨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首节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人类学自然跃入历史学者的视野。国内的人类学者在探讨本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系的时候，也涉及到与历史学的关系。王海龙、何勇所著《文化人类学历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73页）是较早而且以较大篇幅论述与历史学关系的著作。他们指出：“人类学和历史学都对人的生长和生命活动进行描述、记载、评价和研究，同样注重人本身和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都以人和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内容为研究对象来解释人和考察人的行为：它们都专注于人们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又兼顾时间的发展线索和空间的延伸。”从本质上看，人类学和历史学有很大的区别，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和主要贡献体现在：（1）人类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具体表现为时代和学科大发展对历史学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历史研究变革的要求使它必须引进崭新的科学观，研究观念的革新与拓展；（2）人类学为历史科学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指导，具体表现是综合研究、扩大主题、以深广求新，废除了历史学等于“政治史”的传统观念，引入了人类学考察证据的方法，打破了被认作是既定常识的错误概念，人类学为历史学提供了数量分析技术，人类学为历史学引入了类型学的概念。当然，历史学也给予人类学积极影响；“史学给人类学增添了极为重要的新领域，即时间领域，一般都承认人类学是对这一领域的某些方面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的。”他们对人类学与历史学相互借鉴意义的说明，即使是今天也应当引起上述两个学科的学者的注意，尽管目前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已经深化了很多。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还是接受他们的告诫：“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推动作用，也是对当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挑战。在今天，社会科学的发展已进入全新的阶段，而历史学与这种前进速度尚有一定的距离。历史学的方法论著要达到其他社会科学那样高的水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不过这段1988年所指明的现象，现在已经大为改观，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特别是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中国历史学的学术水准。
一般来说，人类学学者都不太注重历史，但从80年代起，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学者便开始注重历史的重要性。“在这种新的风气下，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便成了人类学的新宝藏。”[68]王崧兴先生强调指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必须熟悉中国的古典与传统汉学的著作，而中国的人类学家更应与中国史学和研究大传统的汉学汇合。”[69]
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者试图将自己的研究同历史学结合起来，进行历史人类学的实践。王铭铭就是这样的人类学者，他提倡社区史研究，试图在具体的地方性研究中叙述文化过程的复杂性，其多部著作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强调以经验性的地方史料为基础来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地方史的具体过程，类似社会史的探讨。之后他又出版《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开拓历史、文化、权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空间，从而为历史人类学的运用提供一个具体研究的范例。”（第14页）这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福建泉州及其附属区域的历史，作者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泉州城市变迁史的研究和历史人类学的尝试这两方面。作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可以是人类学的历史化，也可以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其前提是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意义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历史决定论自身的历史缺陷，还体现为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人类学的文化论告诉我们的是，不应轻易地强调历史的不连贯性，而应注视文化（即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出的结构）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持续影响；历史学的过程论则告诉我们，尽管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它的持续性，但它在历史中的影响力（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的影响力），是由特定历史时期定的权力（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格局所规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辨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辨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而且也为我们反思支配意识形态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第418页）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界定，具有人类学的本位特点，强调了民族志方法的田野调查。无庸置疑，作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意义。
宋蜀华就中国西南（云贵高原）民族研究，探索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在研究中由于受到历史民族志等资料的局限，往往和考古学以及语言学的研究相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现代有关各民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因而它的研究应当着眼于过去而又面向现在和未来。……云贵高原具有多生态环境、多民族和多文化以及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的特点。因而在方法上应具有以下重点：（1）共时与历时相结合；（2）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相结合；（3）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70]
庄孔韶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趋向介绍了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仍如此。但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或研究主题上并非各自截然独立。……现在，‘人类学转向’成了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促使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项。这是指历史研究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普通人的态度与信仰。”[71]并具体讨论了意义的历史、人类学看历史：文化的镜头、整体性研究的目的、变迁的关注点等问题，使我们了解到人类学家眼中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复兴人类学的过程中，不少人类学者是由历史学专业或设在历史系的考古学专业改行的，这些人同历史学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或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或在人类学的研究表达着一定的历史意识。以我国人类学的几个重镇来说，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本科时代在厦门大学学习考古学，毕业论文从人口史的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泉州港市勃兴的原因，显然是历史学方面的选题。周星和麻国庆本科均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周星的研究具有多学科融合为一的特色，[72]麻国庆在中国家庭、宗族与社会结构的研究中，较多地参考历史学的研究成果。[73]再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周大鸣毕业于该校历史系历史学专业，作潮州凤凰村的追踪调查，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史的研究。[74]还有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石奕龙毕业于该校历史系历史学专业，目前主要从事民间信仰的人类学研究，也有历史人类学方面作品。[75]此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人类学者张小军，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探讨的问题具有历史意识。[76]需要谅解的是，由于我的学识所限，以上列举的学者及其学术特点，可能有挂一漏万和不准确的地方，祈请鉴宥。
总之，中国学术发展的趋向以及现代历史学理论对国内学者的影响，使得大陆不少学者把目光投向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提出水到渠成，展现出21世纪中国历史学乃至人类学的光辉前景。
三、结语
我们论述了法国年鉴学派三代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及欧美其他学者的研究。可知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诞生于西方，他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年鉴学派的提倡，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潮流则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目前这种学术取向方兴未艾。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
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由于探讨早期历史与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有密切的关系，也由于近世历史资料丰富、历史遗存众多、便于田野调查，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先秦两汉与明清时期两头热的特点。先秦两汉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偏重于心态史和社会组织与形态，明清时期则立足于社区与田野实践历史人类学，信仰研究受到重视。华南地域社会史学者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对历史人类学的创建贡献良多。
70年代末，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山大学座谈，勒高夫不改初衷，继续鼓吹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77]今天中山大学历史系与人类学系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足以令这位新史学的布道者欣慰了，这大概不是历史的巧合吧。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你们是中国新史学的代言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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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法]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239-240，256-257页。
[2]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247，249，254-255，256页。
[3] [英]辛西亚·海伊《何谓历史社会学》，收入S·肯德里克等编《再现过去 了解过去——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4]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5]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6][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110页。
[7]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238页。
[8] [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9]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257页。
[10]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144页。
[11] 所以有学者将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一起评述，见徐浩《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年鉴学派对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评述》，《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2期。
[12] [英]辛西亚·海伊《何谓历史社会学》，收入S·肯德里克等编《再现过去 了解过去——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38页。
[13]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14] [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6-90页。
[15]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16]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7] 蒋斌译《史学与人类学》，载《食货》复刊第12卷12期，1983年；杨希枚译《论史学与人类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谢维扬、俞宣孟译，载《结构人类学》第1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笔者以下引文出自该书，引文页数随文注出。
[18] 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9] 收入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引文随文注出页数。
[20]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48、151页。
[21] 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年第2期，第115页。
[22]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3] [美]冯珠娣、何伟亚《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载《文史哲》1996年第6期，第15页。
[24] 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年第2期，第116页。
[25]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48、152页。
[26] [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27]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51页。
[28]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70页。
[29]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
[30] 浦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讨论会简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
[31] 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
[32]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3] 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90-91、91-92页。又，冯尔康教授对社会史定义的表述不断完善，此前的表述可以参看以下两篇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社会史专辑”。
[34] 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
[35] 王玉波《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史论》第358页。
[36] 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37] 收入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38]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第19页。
[39]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40] 谢维扬借鉴人类学亲属研究理论，从世系入手研究家庭，著有《周代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还借鉴酋邦理论研究早期国家形态。李衡眉把昭穆制度作为周人的民族习俗，借鉴民族学两合氏族婚姻理论，著有《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版；他还著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等。
[41] 彭卫《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42] 常建华《从风俗研究入手》，《北京日报》1996年10月19日，四版“文史”。
[43] 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44] 常建华《“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清史室编《清史论丛》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45] 常建华《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常建华《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等主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6]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的关系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赵世瑜等《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年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7] 赵世瑜等《黑山会的故事——明清京师的宦官与地方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8] 赵世瑜等《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49] 王振忠《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0] 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该书绪论的第二个问题论述“心路历程的探索：人类学与历史学”，较早摸索历史人类学的理论。
[51]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52] 贾宁《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4期。
[53] 《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54]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5] 可参看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年版。
[56]刘志伟《系谱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57]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8]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9] [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0] 陈春声《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潮学研究》第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1] 陈春声《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春声《地方神明正统性的创造与认知——三山国王来历故事分析》，《潮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2] 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年第2期；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63] 请参考郑振满以下论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近百年闽东沿海的婚姻、家庭与生育率——连江县浦口镇官岭村调查报告》，李中清等主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4] 史克祖《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65]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2期，2001年1月15日出版。
[66]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3期，2001年4月15日出版“封二”。
[67] 如王铭铭《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见李培林等著《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第八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8] 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二十一世纪》总第27期，1995年2月号，第156页。
[69] 王崧兴《汉学与中国人类学》，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7页。
[70] 宋蜀华《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71] 庄孔韶《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3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博士向我提示这篇论文。
[72] 周星《史前史与考古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星《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3]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74] 周大鸣《潮州凤凰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年版。
[75] 石奕龙《宁化石壁张姓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社会史学会编《社会史研究通讯》第4期，2001年7月印行。
[76] 张小军《儒学何在？——华南人类学田野考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29期，1995年6月；《女性与宗族》，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7期，1996年10月；均收入刘青峰、关小春编《9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机会与困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