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6:10:58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信息对称优势
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农户的逆向选择同时农户资金需求由于农户经济体规模小、数量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于是信用社为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就会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抵押等行为，而这又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农村业务的开展。但对非正规金融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73)。在这种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村民间信息对称。而民间借贷放贷者又大都是村里信用较高的“能人”，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大信息源，对村庄的情况更为熟悉，对借款人的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可以说农村放贷人与借款人间信息对称，这基本避免了放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2．运作成本优势
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网络中，几乎不需要耗费专门成本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其抵押也因两人之间判断灵活而无需多少成本。而贷款后的监管，贷方可以及时催款和调整信贷政策，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减小损失。基于村庄信息充分的把握，贷款人也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处理抵押物品。但正规金融在抵押品的判断时，却要进行评估，处理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耗费的成本极高。这保证了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低成本特性，是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
3．风险控制优势
农村的社会生活网络天然存在信息对称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风险。贷前，贷款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后了解借款人的资金投向、收益情况、还款意向等，这样既有利于借款人谨慎用款，积极运作，还有益于降低贷款人的放贷风险。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是在当前农村严重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金融对人才、制度等的要求较高，而且它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制度安排的本土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问题。
1．资金互助社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合的法律来保障互助社的权益。已通过的合作社法否定了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但是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显然是不健全的，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当前生产要素流出农村，而农业有利润的流通领域和深加工领域又由于进人门槛提高和集团利益化的原因，金融权利的利益部门垄断只会加速农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使农村高利贷盛行，加速农村的贫富分化，强化当前二元经济体制。这无疑与国家以民为本、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趋势背离。政策表明，农村金融全面开放迫在眉睫，全国人大立法会力排“利”议，通过合作金融法，给予中国九亿农民金融合作权。
2．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安排有待于进一步本土化
在利率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及农业生产异质性特点，农村信贷必然表现为较高的利率。据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全国27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民间金融的全国平均利率为16．4％，大约是正规金融的3倍。孟加拉银行及我国大量小额信贷实践也表明，高利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和可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的利率浮动仍然有严格的管制。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
从目前资金互助社的微观层面来说，互助社资金规模太小，根本不能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
四、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设想
1．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目标，统一调整对农政策
在前期，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微观组织的建设倾斜，财政政策要向金融政策转移，以支撑金融体系的重建。
2．赋予合作金融“金融特权”
据奥尔森集团行动理论，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体根本不可能与小而能量巨大的工商资本阶层争食农村金融蛋糕，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开放很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的工商业资本与特权资本垄断，使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农村不稳定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授予“金融特权”，提供金融低息无息财政贷款，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积极进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给予合作金融利率浮动与存贷优惠等政策。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共同面对农村的金融需求，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
3．大力推动保险扩大农村市场份额，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医保，进行教育“两免一补”，农村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此，大力推动保险行业在农村的市场份额，降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以应对可能的挤兑风险，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4．逐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
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同时，以姜柏林资金互助社模式为范本，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最终形成以合作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为辅助，有农村保险支撑的农村金融体系。
5．实施农村大金融战略
(1)合理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尽快确：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金融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眼前农民合作金融运作状况的需要，而且还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长远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和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人股村镇银行被拒的遭遇已经证明，农民金融合作权法律地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造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要“规范民间信贷”，银监会并进行了农村金融试点，但是，确立其法律地位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2)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扩大农村利率的浮动幅度与范围。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实践证明，市场调节情况下，要想满足农区的金融需求，必须实行更具弹性的放贷利率。这不仅是弥补农业高风险的需要，更是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农村，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措施。
(3)修补体制漏洞，增加农村资本配给。国家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的比例，堵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村资本外流；同时，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基建领域投资。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协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稳步增加财政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配给，增加对农村资金的供应量，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这也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有效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措施。
(4)积极引导，大力鼓励建立社区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必须积极引导农村自有金融组织，建立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自发秩序的优势。但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面临着资金、人才、管理和规模效益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其在正规化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内部管理与监督上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人才培训、优惠补贴、注册以及内部的监督与管理上积极引导，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监管，鼓励农村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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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风波，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7)
【3】李伟“民间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金融与保险》，2005(8)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现实金融体系；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研究框架
Study on Informal Finance
Abstract Informal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financial system that has been omitted by the academe for a long time. It sometimes plays a principal role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ife. Much failure and delay of financial policies is related to omitting informal finance. This paper tries to set up a framework for study on informal finance, including the concept, the classification, the system, the existing and developing caus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formal finance, the important status, top 10 problem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development trend and proposals, etc. of informal finance.
Keywords real financial system; informal finance; formal finance; framework for study
一、研究非正式金融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中国高层领导人（戴相龙，2002）最近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面向中国改革和发展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其基本背景是，中国金融研究领域目前出现了“理论困境”。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主流金融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引进、沿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其最大弊端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的发展中大国），主要表现为经院化和非中国本土化；其结果，一是现有的主流金融理论在解决中国金融的实际问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的缺失。因此有必要从现在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中国金融研究领域的这一“理论困境”。而其中的关于非正式金融问题的研究，就是迫切需要纳入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中去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无论在金融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经济金融实际领域，都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倾向），这就是严重忽视甚至忽略“非正式金融”（李量，2001：informal finance/curb finance, IF）的存在及其有关问题研究的倾向。其基本看法，一是认为“非正式金融”属旁门左道，难登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甚至将其简单地归入违法乱纪的严打之列，贴上“黑色商标”；二是认为“非正式金融”即使存在，也规模不大，无碍大局，可以忽略不计。其主要表现，一是在学术理论上，“非正式金融”没有其应有的学术理论地位；二是在实践上，“非正式金融”的问题较少地被纳入经济金融决策和政策的分析和覆盖范围。其实际后果，就是造成有关的决策和政策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出现政策的预期效应降低、产生许多副作用甚至产生逆效应的情况。
现实情况却与上述对“非正式金融”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
从理论上讲，对于现实金融体系（或金融系统）而言，理应包括“正式金融”（formal finance）系统与“非正式金融”系统两大基本组成部分，即“非正式金融”是与“正式金融”相对的、在学术理论地位上平起平坐的金融体系中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从实际活动中（实际活动）上看，“非正式金融”无论在微观效应还是在宏观效应，包括在规模、形式、范围、活力、发展态势、市场经济渗透力等方面均大大超出一般人们的意料，有着与“正式金融”质与量相当的实际经济金融实力和地位，起着“正式金融”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国家/地区、某些领域、某些时期成为了（或担当了）经济金融的主导角色（主角）。这时，“正式金融”反而已不能体现和代表整个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而必须把“非正式金融”充分地考虑在内；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映整个现实金融体系的基本情况；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以偏概全，造成对实际基本情况和形势的判断失误，导致相关经济金融决策的偏差和政策的全部或部分失效，甚至出现或发生“副作用”或“逆效应”（adverse effect）。这一点已经被多年的无数的实践所证实，然而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为此，我们有必要及时填补这一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实践中的相对空白，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深入研究“非正式金融”，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近年来的非正式金融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基金黑幕》（赵瑜刚，2000）首次披露了合法、正式基金的普遍的非法、非正式金融行为；《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夏斌，2001）首次披露了存在于的正式基金之外并蓬勃发展的中国非正式基金及中国证券市场其它隐性问题的情况，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乃至了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统计结果和基本格局判断。这一系列的事件，对金融理论研究具有重大警示和启发作用和意义，引出了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实际中一个被长期严重忽略却又十分重要的课题，这就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我们应充分重视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和政策指导。对非正式金融进行严肃、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非正式金融概念的澄清与重新界定
当前学术界之所以忽视对非正式金融问题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非正式金融的概念界定不清或过于狭隘，没有看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性、渗透性及其与正式金融的交叉性和交替性。因此，要深入研究非正式金融，必须从明确非正式金融的概念开始。
总括目前对非正式金融概念的认识，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 IF）的概念可有狭义、广义及本文所要提出的标准义之分。
1．狭义的非正式金融，是指犯罪金融（记作IF1）与违法金融（记作IF2）。即：IF = IF1 + IF2
这里主要是指直接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对抗的、对经济金融生活产生直接破坏性影响的金融活动。其基本特征是隐蔽性，或形式的公开而实质的隐蔽性。
2．广义的非正式金融，是指官方或法定金融体系以外的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它除了包括上述狭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地下金融（非公开或秘密金融，也称黑色金融/黑市金融/灰色金融，记作IF3），民间金融（局部半公开金融，记作IF4）。即：
IF = IF1 + IF2 + IF3 + IF4
这是目前对非正式金融的最普遍的理解。其主要特征是将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并隐含着“官方的或法律框架内的即为正式的，而非官方的或法律框架以外的即为非正式的”这一基本判断标准。而这一判别标准实质上是静态的、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事实上，官方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3．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为了更加科学全面地重新界定非正式金融的概念，本文提出，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应是指未得到法律法规及其他正式形式认可或直接认可的金融。它除了包括上述广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记作IF5），民间及官方的非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记作IF6），以及暂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创新（IF7）。即：
IF = IF1 + IF2 + IF3 + IF4 + IF5 + IF6 + IF7
此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仅以一切非正式金融的共同特征，即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为判别非正式金融的唯一标准。其基本思想是：不再静态地、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甚至人为地划定非正式金融的范围，而是认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有着历史的辩证关系，是彼此渗透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一定形式相互转化的。即正式之中有非正式，而非正式之中又蕴涵着正式。
三、非正式金融的分类
非正式金融可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当然，这些类型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的。其主要有：
1．按非正式金融所处地域的不同，可划分为：
（1）国际非正式金融（international informal finance）。即非正式金融发生、活动及影响的地域范围是国际性的。如：国际宏观对冲基金（hedge fund），国际游资（hot money），国际洗钱，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及各国各种违反国际金融规则的行为（日本政府对日元贬值的放任及以邻为壑的做法）等。国际非正式金融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各种非正式金融机构，也可以是正式金融机构（如某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国际非正式金融按其活动及影响的范围大小，还可进一步划分为：1）全球性非正式金融（global informal finance），即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影响的国际非正式金融；2）区域性非正式金融（multinational informal finance），即仅对某个国际区域产生影响的国际非正式金融。
（2）国内非正式金融（domestic informal finance）。即非正式金融产生、活动和影响的地域范围仅限在一国范围内。国内非正式金融按其活动及发生作用的地域范围大小，又可具体划分为：1）全国性非正式金融（national informal finance）；2）地方性非正式金融（local informal finance）。
2．按非正式金融发生作用和持续的时间长短，可划分为：
（1）长期性非正式金融（long-term informal finance）。即对经济金融整体系统及正式金融发生长期作用和具有长期影响的非正式金融。如：正式金融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
（2）中短期非正式金融（moderate-term informal finance ）。即对经济金融整体系统及正式金融仅发生中短期作用和仅具有中短影响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权威官方媒体发表社论干预股市的阶段性价格的行为及其阶段性影响。
（3）短期非正式金融（short-term informal finance）。即对经济金融整体系统及正式金融仅发生短作用和仅具有短影响的非正式金融。如：股市中主力机构的短期“坐庄”行为及其影响。
以上这三种类型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根据当时的一定经济金融条件确立的；若这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非正式金融的时间类型也将随之发生转化。
3．按非正式金融对国民经济及正式金融所起的作用性质的不同，可划分为：
（1）积极型非正式金融（positive informal finance）。即对国民经济及正式金融具有直接、积极、促进作用和贡献的非正式金融。如：网络金融产品创新。
（2）中性非正式金融（neutral informal finance）。即对国民经济及正式金融没有直接但有间接影响的非正式金融。如：非正式、较规范的委托理财业务。
（3）消极型非正式金融（negative informal finance）。即对国民经济及正式金融具有直接、消极、干扰、抵制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如：福建“地下外资保险”。
（4）破坏型非正式金融（destructive informal finance）。即对国民经济及正式金融具有直接、破坏或取代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股市的“恶庄”行为。
这四种类型的非正式金融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
4．按非正式金融主体性质的不同，可划分为：
（1）正式金融单位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的“基金黑幕”事件。
（2）非正式金融单位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官方权威媒体受权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
5．按非正式金融的公开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
（1）显性非正式金融。即完全或基本公开发生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如：暂不被正式认可的金融创新及中国目前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赔偿的诉讼难现象等。
（2）半显性（或半隐性）非正式金融。即采取半公开方式发生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股市的一、二级市场的不均衡现象。
（3）隐性非正式金融。即以非公开或隐蔽方式发生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如：中国的私募基金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显性非正式金融不一定就是积极型非正式金融；半显性（或半隐性）非正式金融和隐性非正式金融，也不一定就是消极性甚至破坏型非正式金融。
四、非正式金融体系
非正式金融作为与正式金融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基本组成部分：
1．非正式金融产品（informal financial products）
这是非正式金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金融产品总量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非正式银行类产品（informal banking，如民间钱庄的储蓄及借贷），非正式保险类产品（informal insurance, 如民间互助基金会），非正式股票类产品（informal stocks, 如私募股权凭证），非正式债券类产品（informal bonds, 如民间集资），非正式基金类产品（informal funds, 如私募基金及行政事业基金性收费），非正式类产品（informal gambling, 如中国相当一部分A股、ST股及税务局的凭发票抽奖等）及非正式金融衍生工具（informal derivatives, 如外汇黑市中的货币互换）等其他暂未得到法律法规正式认可的创新型金融产品。
2．非正式金融机构（in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非正式金融行为的主体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都是非法组织，而是包括有相当一部分的正式组织（包括金融性和非金融性单位，甚至还包括官方机构和重要媒体）。即从总体上看，非正式金融主体与正式金融主体之间是没有一个严格清晰的界限的。它主要包括：非正式商业银行，非正式保险公司，非正式基金管理公司，非正式证券公司，非正式金融咨询机构，非正式金融主管部门及非正式金融传播媒体等。
3．非正式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非正式金融市场是非正式金融产品交换的媒介场所。其也分为有形市场（tangible markets）和无形市场（intangible markets）。它主要包括：非正式股票市场（informal stock markets），非正式债券市场（informal bond markets），非正式基金市场（informal fund markets），非正式资金借贷市场（informal loan markets）及非正式市场（informal casinos）等。
4．非正式金融规则（informal financial rules）
非正式金融规则，以不成文的形式，以长期信用利益为基础，以正式金融规则为借鉴，以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为具体内容。它主要包括：非正式金融准入及退出规则，非正式金融调控规则及非正式金融交易规则。
5．非正式金融活动（informal financial activities）
依据非正式金融活动的范围及其影响，非正式金融活动又可分为体系内和体系外两大部分。
（1）非正式金融体系内活动（internal activities）。就是指非正式金融依照其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进行的活动，一般不对正式金融产生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非正式金融交易（inform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2）非正式金融创新（informal financial innovation）；3）非正式金融并购（informal financial M&A）；4）非正式金融退出（informal financial exit）。
（2）非正式金融的体系外活动（external activities）。就是指非正式金融作用与正式金融的活动，一般对正式金融产生重要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干预；2）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法定主导地位的争夺；3）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所遗留空白的填补；4）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冲击和破坏。
五、非正式金融存在和发展基本原因
本文认为，非正式金融存在和发展基本原因是现实经济金融生活中存在着“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正式金融局限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的金融供需矛盾。金融需求的多样性（variety）和复杂性（complexity）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金融产品需求的品种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日益发展；二是金融产品需求的时间机会性（time’s opportunity）；三是金融产品需求的空间机会性（physical opportunity）；四是金融市场本身不完全（imperfect）。正式金融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正式金融产品品种供给的普遍滞后性；二是正式金融产品供给的时间低效性；三是正式金融产品供给的空间低效性；四是正式金融体制本身的缺陷或不合理性。正是这些矛盾，客观上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发展留出了可观的市场空间。
此外，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发展还是金融创新的客观需要和金融抑制的必然结果。金融创新的方式或途径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非正式金融的方式进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特别是对正式金融发展的抑制，客观上为非正式金融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还有，金融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平台，为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超越正式金融规则的新的技术可能性。
六、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关系及其重要的经济金融地位
（一）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关系
1．历史渊源关系
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先于正式金融。其实，以历史的角度审视，金融（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先是以非正式金融的面目出现的，就是非正式的，就是先以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金融创新也都是先以非正式金融的形式进行的。从历史根源上说，正式金融是来源于非正式金融的；它可看作是非正式金融经法制固化后的产物。一句话，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非正式金融是正式金融的初级或原始形态。
2．辩证关系
首先，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存在相互排斥、对立的关系。此点无需多言。其次，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互为补充的关系。非正式金融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正式金融的各种“覆盖空白”、缺口或缺陷，如：地区空白、产品空白、行业空白、需求缺口、体制缺陷及管理缺陷等。第三，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严格的界限。他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既可相互转化，还可相互包容。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非正式金融可转化为正式金融，正式金融也可转化为非正式金融；同时，正式金融内部往往也程度不同地包含有非正式金融成分，非正式金融往往也承担着正式金融的任务。这种相互转化与包容，归根到底，是由实际金融需要与现实金融体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二）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相对地位
1．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交替占据主导地位
是由非正式金融还是由正式金融占据金融体系全局或局部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以人的意志或法律的规定为转移的，不是所谓理所当然的或一成不变的，尤其不能认为正式金融理所当然地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实际情况是，金融主导地位的取得，是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相互博弈的结果。其主要表现为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交替占据金融整体或局部的主导地位。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非正式金融有时可承担正式金融的一些职能，甚至比正式金融更强，有时甚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中国当前的股票市场就基本是由非正式金融力量主导的市场。
2．非正式金融的经济金融地位的基本计量指标
从理论上看，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往往不仅仅是使原来经济金融分析曲线发生平移式位移，而是使之发生变形或扭曲。为能进一步定量分析和研究非正式金融，本文特提出以下衡量非正式金融的经济金融地位和作用的基本定量指标：
（1）IFIR = QIF / GDP
这里，IFIR = 非正式金融相关比率，QIF = 非正式金融总量
该指标反映了非正式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实力与地位。
（2）WIF = QIF / QF
这里，WIF = 现实金融体系中的非正式金融比重 ，QF = 金融总量
该指标反映了非正式金融在现实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
（3）WIF’= QIF’/ QFF
这里， = 正式金融内含非正式金融比重 ，QIF’= 正式金融内含的非正式金融量，QFF = 正式金融总量。
该指标反映了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侵蚀”程度。
（4）非正式金融警戒线和压抑线。前者即上述三项比重的理论上限；实际值如达到或超过此警戒线，则说明非正式金融的比重过高，金融体系处于官方失控状态（并不意味着金融体系必然混乱）。后者即上述三项比重的理论下限；实际值如达到或低于此，则说明非正式金融受到的金融压抑过分，金融创新极其困难。
七、当今世界非正式金融的十大问题及发展趋势
1．当今世界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对此，本论文特提出如表1所示。
表1 当今世界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序号 世界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典型实例或解释
1 国际宏观对冲基金的崛起及重要影响 量子基金1997年对亚洲经济金融的冲击
2 不定期发生的国际区域性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3 各类非正式的金融创新 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es）的层出不穷
4 网络金融的迅猛发展 Charles Schwab的崛起；Egg的崛起；Etrade的崛起
5 网络虚拟货币的酝酿 Cybercash的发展；Cybercoin的发展
6 金融的超混业经营及跨业并购重组 花旗银行与旅行者保险的合并；安联保险与德雷斯顿银行的合并
7 国际金融监管的非正式协调 G-8协调机制
8 国际货币战（汇率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各有关国家的汇率贬值竞赛；2002年日本放任日元汇率下滑
9 国际洗钱 属较普遍和突出的国际金融犯罪
10 金融霸权（也称金融主导） 超级金融集团对国际经济金融和政府的主导性影响
由表1可见，当今世界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影响大，对国际经济金融具有重大影响；二是均不为国内国际正式金融法律法规及规则所认可或涵盖，即均超出了现有正式金融机制的约束范围；三是其既包含有破坏性因素，也包含有建设性、改革性和积极创新性因素，需要区别对待。
2．中国现阶段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根据文中对非正式金融所作的定义和定性，本论文提出，中国目前所存在“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现阶段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序号 中国现阶段的十大非正式金融问题 典型实例
1 中国非正式的金融创新 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非金融机构向金融业渗透（如海尔集团）；网络金融创新
2 中国正式金融主体的非正式金融行为 “基金黑幕”；金融机构的帐外经营问题；证券公司为客户地下融资
3 中国民间金融和地下金融市场 温州民间钱庄；温州民间资金借贷市场；福建地下外资保险；宁波慈溪民间票据市场；非正式市场；非法金融
4 中国股市的多重非正式角色 中国股市的“投机市”、“市”问题。非正式金融对正式金融的冲击，非正式金融市场承担着正式金融功能
5 中国的私募基金和基金泛化问题 附加费的泛化问题；非正式基金
6 中国非正式金融的局部主导性问题 中国股市普遍存在的“庄股主导”现象
7 中国网络金融问题 网络银行、网络保险、网络证券及网络金融服务机构的崛起与跨业联盟
8 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扭曲和市场分割 中国股市一、二级市场资金分布不均衡、风险-收益不对称；中国股票市场的分割；中国债券市场的分割
9 中国的金融监控的非正式机制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主特征；正式金融主管机构（监管机构）对中国股市的非正式金融监管行为；非正式金融主管机构（如人民日报）对中国股市的非正式金融干预；金融管制例外政策和金融行为例外法权问题；非金融主管机构的介入
10 中国金融的非正式、初级混业经营 银行、保险、证券的临时项目性/区域性/境外性/ /性等混业交叉经营
3．世界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趋势
本文认为，世界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趋势，就是“正式金融的非正式化与非正式金融的正式化的并行趋势”。所谓“正式金融的非正式化”趋势，就是指当今世界的正式金融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和竞争的需要，必须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业的“再造”；如银行、保险、证券机构的跨业并购与全能式经营。而所谓“非正式金融的正式化”趋势，就是指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非正式金融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已日益成熟化和普遍化，已到了需要以正式金融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地步；如：网络金融创新和网络货币的合法化进程。
这两大趋势之间并不矛盾。他们并行发展，交替发生，相互衔接。
八、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非正式金融是现实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金融资源，具有重要的金融力量，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是制订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金融领域的重要、热点问题，是一国乃至世界金融实力发展壮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贡献力和推动力。加强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扭转目前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超越西方金融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式，建立面向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的新的金融学科理论体系，是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为此建议：
1．尽快正式建立“非正式金融学”学科，将非正式金融问题系统化、学问化，并将其纳入到金融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围，将其分解到资本市场等各个分支领域当中去，使今后的金融学研究从体系的完整上更加全面地贴近和符合金融现实。如可建立“非正式金融机构管理学”、“非正式金融市场学”、“非正式金融行为学”及“中国非正式金融学”等非正式金融学的各分支学科。
2．确立、制订正确对待和处理非正式金融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针，将非正式金融纳入国家整体金融力量规划范围。全面的金融安全本应包括正式金融安全和非正式金融安全。全面的国际金融竞争本应包括正式金融竞争和非正式金融竞争。具体制订《金融创新法》，调动和引导一切积极金融因素，以法律形式将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进行有机的衔接，使具有积极意义的非正式金融为国家金融实力的壮大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整体性地壮大现实金融体系。应有意识有选择地将具备一定条件的有希望有前途的非正式金融放纵、引导、培养进而扶持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对抗和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后备军和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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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杯华南地下揭秘．21世纪经济报道，2002-06-12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非正式学习；理念；知识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22-0113-03
Key to Understanding Informal Learning//Gao Yu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formal learning， the external differences of informal learning reflect its internal changes， which is the change of learning idea in informal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of learning idea is the key to distinguish informal learning and formal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ke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l learning.
Key words informal learning； idea； knowledge concept
1 非正式学习的研究现状
所谓非正式学习，是相对正规学校教育或继续教育而言的，指在工作、生活、社交等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识的学习形式，主要指做中学、玩中学、游中学，如沙龙、读书、聚会、打球等[1]。非正式学习英文称为Informal Learning，是一个外来词汇，国内对非正式学习的关注和研究时间不长，始于20世纪末。
2005年，国内学者余胜泉、毛芳在《电化教育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非正式学习：e-learning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的学术论文，论文不仅介绍了非正式学习的概念，还对非正式学习的时代意义、内涵和特点、理论基础、典型形式、促进与实施策略进行了介绍。论文对非正式学习阐述全面、系统，在国内非正式学习研究领域堪称转折点，随后有关非正式学习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并且不少研究都引用了这篇论文。
笔者通过CNKI（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12月，和非正式学习有直接关联的论文有318篇，其中2014年、2015年共有论文90篇，占文献总数量的28.3%，说明国内有关非正式学习的研究成果尚不算丰厚，但近两年又有上升趋势。笔者根据学者王妍莉等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国内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国内对于非正式学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相关技术、资源建设、实践成果等应用方面，综合来看，应用方面的研究超过研究内容的80%[2]。杨欣、于勇的研究也证实，有关非正式学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备受学者青睐，成为研究的重点[3]。
任何理论的创立最终都是为了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应用，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人们把非正式学习理论应用到很多具体领域，说明非正式学习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应用和研究价值，得到实践的欢迎。笔者以为，非正式学习越是在实践中受欢迎，就越需要加强对其理论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其不断发展完善，更好指导实践。
当前人们对非正式学习理论层面的探讨倾向于对其特征的关注，非正式学习的特征是其区别于正式学习的关键，也是人们认识和研究非正式学习的主要抓手，更是其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但从研究的历程来看，对事物的认识还不能止步于此，还需μ卣鞅澈笏隐含的东西开展深入研究。事实上，对非正式学习的认识容易为其特征的表面所吸引，也容易因其表面的特征而疏忽对其内在的认识。
笔者认为，与正式学习相比，非正式学习外在的不同反映了其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蕴含在非正式学习中的学习理念实现了转变。学习理念的不同是非正式学习区别于正式学习的关键，也是人们需要透过非正式学习特征的表面认识其内在的关键。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对非正式学习所蕴含的学习理念进行探讨，并求教于大家。
2 非正式学习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的特征。现代知识观对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和实用性及功利性的追求虽然消除了知识的主观性、个体性和不确定性等缺陷，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使知识缺少人性的温度，变得生硬、冷漠，这样的知识缺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知识因人的参与而生成，所以知识应体现人类的价值取向，现代知识观下的知识缺失价值取向，它异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和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只重视以符号系统形式保存、积累下来的社会知识，注重社会知识向学生个体的传授，而忽视了社会知识的个人化，把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简单地对立起来。忽视了从个人经验中获取自下而上的知识，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抑制了个体对知识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对非正式学习的理性认识反映了人们的知识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集中体现。
1）不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而是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知识不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直观的“镜式反映”的结果，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沟通和对话的结果，沟通和对话的过程基于主体的经验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4]。这样的知识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这种主体性的存在导致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2）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相对立。知识系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各种突发事件、外部干扰、错误都有可能转化为学习契机，最终形成有价值的知识。
3）具有复杂性，与单一性相对立。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各种联系的网状世界，由多种交互作用的要素组成，个体处于这一网络之中而非网络之外，于是形成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的、复杂的知识状态。
4）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往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教师课堂传授和书本两种方式，当下知识的传播却可以依托各种技术，实现传播方式的大跨越。
3 非正式学习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学习的权利
以往，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学习行为只能发生在教室中、课堂内，是那些走进学校坐在教室里的人的特殊权利，走出学校大门或无法进入学校大门的人不能享受学习的权利。这样的观念显然建立在传统的机构化和结构化了的教育体制之上，认为知识传播的活动和学习的行为只能以正式学习的形式发生在正规的教育机构中。这种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热切渴望，也折射出人们对正式学习的非理性认识，更是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的人们失落心理的真实体现。很明显，这种狭隘的认识自然地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可以产生学习行为的主体之外，使人们无法平等地享有学习的权利。
相对于人的一生，人们在学校中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何况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如果按照上述逻辑进行认识，能够进行学习的主体只能是人类社会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不能学习或不能继续学习的。现实给出的回答并非如此，常说不学习就会为社会所淘汰，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继续进行学校中的学习行为而并没有被社会淘汰？答案只能是人们在以学校为代表的正规教育机构之外仍然进行着学习活动，即非正式学习的活动。非正式学习没有正规教育中过多的限制，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已经结束学校教育或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们，他们依靠非正式学习很好地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不仅未被社会所淘汰，甚至成为紧跟时代步伐的不断创新的群体。非正式学习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人。
4 知识来源的渠道不再局限
建立在传统的机构化和结构化了的教育体制之上的学习观念很自然地会认为知识来源的渠道主要是书本和教师。书本和教师固然是知识来源的重要渠道，尤其是那些已被高度程序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如果是在过去，人类知识总量不多和更新速度较慢的情况下，人们依靠书本和教师获得的知识完全可以应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但当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所述：“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即当下的社会）与以往工业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的广泛特征上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5]丹尼尔・贝尔还用中轴原理来形容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变革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知识社会初见端倪的当今世界印证了丹尼尔・贝尔40多年前的预见，在当下，知识具有绝对的核心地位。学者Blair通过长时间对数千家非金融企业的资产组成研究发现，以知识为主的无形资产在1978年的企业资产组成中平均占据20%，到1998年这个数字变成80%[6]，可以肯定，目前这一比重会更高。同时，知识还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更新。有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5年翻一番。知识如此重要，并且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那种试图通过书本和教师等有限渠道来满足人们学习需要的做法与当前的实际是格格不入的。
非正式学习的知识是通过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往来获取的[1]，因而非正式学习中知识的来源渠道是多元化的。从人的角度看，非正式学习中的知识可以来源于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等工作和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触到的所有人，也包括那些无法直接接触但可以借助媒介发生联系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从来源的媒介看，可以是书本、报刊等传统媒介，也可以是电视、电脑、移动媒体等新媒介；从来源的场所看，可以是办公室、生产车间、会议室、图书馆、博物馆、地铁站等多种场所。
5 学习可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虽然不能对这句话进行简单解读，却可以明确地看出孔子认为学习是可以带来快乐的。学习不仅是智力活动的过程，也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学习与人的内在心理、情绪等联系紧密。学习应该既是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因内心得到满足而愉快的过程。因为人类不仅有学习知识的现实需求，同时在知识面前也充满好奇心，学习使人们的现实需求和好奇心可以同时得到满足。而现实中发生在教室中课堂里的正式学习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带给学习者快乐，反而使他们面对学习充满畏惧。
正式学习的过程经常是学习者被牵着鼻子被迫学习的过程，教师主导整个过程，从学习的发起到知识的传递，再到学习的结束，学习者都处在被动地位。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曾说：“我随时准备投入学习，但是我不喜欢被教。”教师主导权的过度发挥限制了学习者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正式学习中传递的知识往往是脱离真实情境而高度抽象化的知识，如果教师再不注重教学的方法艺术，而是一味填鸭式地灌输，坐在教室里的学习者产生厌烦的痛苦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更令学习者担忧的是正式学习往往伴随着考试，学习的结果都要通过考试成绩进行鉴定。考试应该是检验学习者学习状况的一种手段，目的应该是更好地促进学习。现实中，考试却成为学习的指挥棒，学习者沦为考试的奴隶。有的学习者因为考试成绩不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怀疑，使本来就不积极的学习心理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在正式学习中产生的失败学习心理其破坏性影响极大，不仅是学习成绩不佳的学习者在学校期间的困扰，也会使其在走出学校后面对以后的正式学习而唤起学习失败的记忆，从而失去继续学习的信心。
非正式学习中，学习者完全主导学习的过程，学习由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控制、自我负责。知识不仅是学习者当下的现实需要，而且传递发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学习的过程甚至不易察觉，学习的结果也不被别人量化考核，学习者对结果自主负责，失败了也不会对学习者产生挫败心理，甚至会启示学习者寻找新的学习方法。非正式学习这种学习者内心对知识的真实需求，学习过程的自我主导和情境化，使得学习者在学习中处于一种自然放松状态，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尤其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高度发达，更使非正式学习的过程充满愉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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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式金融支持 ；投资规模
一、文献综述
农户徘徊在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的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曹力群（2001）[1]、周天芸和李杰（2005）[2]等人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经营性小规模短期贷款，而非正规金融贷款机制比较灵活，通常没有抵押和担保、期限灵活、程序简单，主要是以农户的偿还能力作为放贷依据，因此，农户普遍偏爱非正规金融。[3] 如此看来，农户在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时最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农户借款成本不仅包括利率等名义上的财务成本，还包括借贷数量额度、借贷附加条件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比财务成本更能影响农户的融资行为。
二、理论分析
在正式金融市场上，典型的银行是一个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因此，那些收入不稳定、靠天吃饭而且没有担保和抵押的农户是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的。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态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
（1）搜寻成本。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资格审查严格，包括申请人身份、家庭情况、工作单位、个人信用以及还款能力。然而，农民没有固定工作单位，银行要想查清农民客户有几亩地、几间房就必须去农村实地考察，这样就比较困难，需要较高的搜寻成本。
（2）监督成本。即银行在农户贷款使用过程中的监督行为。如果银行发现资金使用超出规定范围，违反了信贷协议，则马上终止信贷协议。但是，农户的空间分布极为分散，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也同样呈现出极度分散的特征，这显然是会增加银行的监督成本的。
（3）违约成本。如果贷款申请人一旦投资失败，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则冻结抵押品，对申请人实施破产清算；如果贷款申请人投资成功却不按规定偿还贷款，则银行可以向法院，请求采取强制措施收复贷款。然而，银行最终必须面临的现实是，很多农户一贫如洗，强制执行的结果终究是差强人意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所获无几。
三、实证分析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论文的调查地为河北省清河县，总共发放200份问卷调查，并收回200份合格的调查问卷。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首先提问被调查者是否有借钱或贷款经历，来甄别这份问卷是否对研究问题有效。然后考虑到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还款期限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所以一一进行了提问。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方程一中，CB（家庭年生活成本）系数为2.18，RK（家庭人口规模）系数为1.55，这两个系数均为正，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生活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因为人口越多和生活成本就越高，也就说明该家庭劳动力资源充足，将来创造的收入多，还款能力强，符合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然是亲朋好友的一个负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寻求正式金融支持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SR（家庭年收入）系数为0.02，该系数为正，但是比较小，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取得正式金融支持。从银行的角度分析，家庭的年收入越多就越有取得正式贷款的机会，因为银行时常着眼于农户未来的还款能力。另一方面，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如果家庭的收入尚可支撑日常花销，就不会寻求贷款，而且在中国量入为出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情况下不会向银行贷款，所以系数显著性不是太高。
JY（户主受教育程度）系数为1.22，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成功获取正式金融的支持。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往往收入越高，就越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的认识越深，更清楚非法借贷的危害，所以就更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
NL（户主年龄）系数为-0.01，说明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调查问卷中户主的平均年龄是38.64岁，即多为青壮年。因为农民年龄越大，干的农活越少，收入越低，越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而且老年农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银行贷款流程和必要条件，当他们有资金需求时，多会采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种非正式金融渠道。
QX（还款期限）系数为-0.02，说明还款期限越长就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因为银行往往有严格的还款期限，如果不能及时还款付息，就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农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很难确保在一定期限内归还贷款。
XB（户主性别）系数为-4.62，说明男户主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由于调查问卷由户主作答，而在农村户主多为男性，而且男性与社会接触多，更清楚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门槛高，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难以取得贷款，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门槛低、要求少的民间借贷方式。
TZ（家庭投资规模）系数为-4.12，说明家庭投资支出越多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农户多投资于购买农作物种子或购买农具，这笔资金比较大，投资回收的周期长，所以农民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四、研究结论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二元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其中家庭生活成本、人口规模、年收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正影响；户主的年龄性别、还款期限和家庭投资规模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负影响。尤其是当家庭投资规模越大时，风险就越高，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大，户主就越难获得正式金融支持。究其原因，农民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银行认可的抵押品。而且交际范围窄，一般农民不认识能够被银行认可的担保人。因此，当农户投资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多时，由于不能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人和抵押品，往往不得不寻求于非正式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研究，2001，（2）.
[2]周天芸，李杰.农户借贷行为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5，（11）.
[3]陈鹏，刘锡良.中国农户融资选择意愿研究[J].金融研究，2011，（7）.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国家发展战略的利弊
世界银行 布莱恩・莱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福山
“发展战略：治理与增长的综合”
《比较》2011年第4期
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一个多维现象，且发展的不同方面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彼此关联。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国家发展事务时需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法战略性地思考实现目标的途径。
战略性思考意味着优先与排序，优先实施有利于之后目标实现的政策。然而，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很少以这种方式思考。不同的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把自己所专长的领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本文提出的发展战略有五个维度：经济增长、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构建、法治和自由民主。这五个维度就其本身来说又是发展的目标，且大多可以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没有社会发展的时候依然可以实现增长；没有国家能力或民主，也可能出现社会发展。还有第六种对增长十分重要的无形要素，即国家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不同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先后取向。注重国家能力建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变革型治理的拉美及非洲部分国家；“刚刚足够的治理”，以增长作为切入点的孟加拉国、肯尼亚、泰国等；自下而上的发展，公民社会作为切入点的乌克兰，它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都各有利弊。但依旧有一些普遍的原则可供其他转型国家参考，除了重视战略思考，对发展目标的厘定也十分重要，这些战略性的考虑要优先于具体的政策选择。
不同的发展路径被一国独特的历史环境所影响。由于这些因素的复杂性，故很难通过直接的实证进行验证。但阐明多个动态性顺序，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它们的选择可能会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渐进式和非渐进式变革的不同偏好而不同，是未来对治理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制度制度的演化
斯坦福大学 阿夫纳・格雷夫
博科尼大学 圭多・塔贝里尼
“文化和制度分化：中国与欧洲的比较”
《比较》2011年第4期
在历史过程的逐渐演变中，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依靠外部（正式和非正式的）执行制度和内在动机的不同组合以应对这个挑战。区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常重要。一些社会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执行及其所构成的群体内部的道德义务，而其他社会则更多依赖正式的执行和面向全社会的普适的道德义务。
通过比较中国的宗族与欧洲的城市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宗族形式削弱了对正式制度的需求，而这种传统的宗族形式就有一种强有力的非正式制度；而在欧洲，普适道德加上10世纪以前血缘团体的缺乏，导致其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增加了对正式制度的需求。
之后西方的崛起带来了对中国传统的强烈冲击。然而，尽管制度改变了，文化特性却继续存在，影响了现代中国制度变革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正式制度的建立受到外来冲击，但非正式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影响了中国的制度变迁。
观点
加拿大置身危机之外
罗格斯大学经济系Michael D. Bordo等
“为什么加拿大没有在2008年遭遇银行业危机”
NBER工作论文 17312号
2008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包括欧洲等多个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都产生了巨大冲击。然而，加拿大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加拿大躲过了多次世界级的经济危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加拿大没有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
实际上，加拿大在19世纪起就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高度重视，政府对信贷系统和投资系统的监管非常严格。相比之下，美国的银行业监管更宽松一些。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子银行”在美国快速壮大，投资信贷泛滥，但此现象并没有在加拿大出现，这些危机的祸根在19世纪的美国就已种下。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 P2P
现阶段，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以互联网金融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涉及到概念界定、模式探究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尽管如此，其研究格局尚不清晰，至今尚未发现对互联网金融研究成果的详细梳理。本文试图按照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脉络和逻辑关系对文献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使学者们可以更为高效地从事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后续研究。文献分析拟从发表数量、贡献得分、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基于统计结果，将对未来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方向与趋势进行展望。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Web of Scicence（包括三大引文库――SCI、SSCI和A&HCI）筛选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文献SCI和SSCI作为研究样本，以主题、标题（Subject/Title，以下简称S /T）选取的S/T包括Network Finance、e-Finance和Internet Finance，搜索与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文献，文献的时间锁定在2004-2014年，经检索并剔除伪相关或相关性较小的文献，最终符合要求的文献共计20篇。本文借鉴了Ke等人的方法对析出文献中涉及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二、互联网金融研究文献的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研究文献的发表数量
如图1所示，从2004年到2014年，利用S/T在Web of Scicence上限制条件（指1中所限定的条件）进行搜索，并利用数据库自带软件创建引文报告，结果发现，2004-2014年的10年里文献数量存在波动，但自2008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1 2004―2014年发表的满足条件的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文献数量
（二）互联网金融研究作者的贡献得分
Howard（1987）等人提出了这样的公式：Score=1.5n-i/■1.5n-i（n为作者的总数，i为文献中作者的顺序），用来计算文献中作者对文献的贡献得分，根据公式，每篇文献的总分为1，若一篇文章存在多位作者，每位作者按照公式中的比例计算每位作者的贡献得分。统计结果显示，英国学者Wainwright Thomas贡献得分位居首位，贡献得分排在前五的作者，英国有3位，美国2名，西班牙1名，均属于发达国家。
（三）互联网金融研究作者的地理分布
从所收集的20文献共39位作者看，发达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问题予以了更高的关注。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研究文献数量居多，发展中国家只有越南学者发表了2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互联网有更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更加发达，互联网金融在市场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四）互联网金融研究文献的被引用次数
本文统计出2004―2014年被引次数超过30次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文献。所有文献被引用次数均用Google Scholar查询，其中Chang， SJ（2004）年在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上发表的Taci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Sharing in a Project Work Context一文被引用次数最多，达到113次。被引用次数超过30次的文献共有5篇。被引次数较多的集中于2004年和2008左右两个时段，其原因为2004年是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开端，2004年的文献具有开创性，2008-2009为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时期，这让研究者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给予了更多的研究。
（五）互联网金融研究文献的研究类型
经分析，所收集文献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研究：主要对互联网金融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者提出互联网金融研究的概念或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收集互联网金融的相关资料，通过定量分析提出理论假设或者检验理论；文献研究：通过总结、述评互联网金融的已有研究文献来获取相关观点；其他：如案例研究等。在20篇文献中，理论研究10篇，实证研究6篇，文献研究2篇，另外各有1篇专门针对P2P和ESF进行了研究，可见，理论研究在互联网金融研究中的首选方法，其原因在于网络金融的研究很难量化，也很难建立合适的模型。
三、互联网金融研究热点分析
（一）网络金融风险
关于网络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网络安全遏制了网络金融的发展：许多客户害怕他们的私人信息被泄露或滥用；技术发展通过促使金融交易更快更便捷推进了网络金融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网络金融的发展，但这种程度往往因商业银行顾忌到自身名誉而被夸大；如何将全球性的技术运用于解决当地实际需求值得给予更高的关注。
（二）网络金融中的P2P借贷及中小企业融资
国外已有的关于P2P（peer-to-peer）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P2P借贷市场的案例研究，如Prosper和Zopa；P2P贷款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调查；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论证P2P借贷市场对于提升信用市场效率。通过实证检验P2P借贷市场信用机制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加，ELM模型依然是常用的基本模型，如Greiner， Martina E和Hui Wang（2010）通过建立详尽可能模型（ELM），测度了P2P借贷中态度改变、信用机制的建立等，结果表明，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质及在线交流的高风险，在P2P借贷市场，通过建立信任机制并提供信任信号，使得各个参与者的行为得以区分开来。
（三）网络金融对参与者的激励
诸多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分析非正式的网络在企业外部性融资中的激励机制，结果显示：网络金融中非正式的信息存在市场激励作用；市场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信贷市场低估了高级经理人的兴起，同时也高估了底层经理人的发展，虽然在此之前的文献压倒性的认为，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信息因为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而对整个社会具有正的外部效应。Inci， Eren和Parker， Simon C等学者持不同观点。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趋势的展望
从已有的文献，尤其是本文的析出文献来看，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激励机制以及P2P借贷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但是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也理所当然的成了未来的研究趋势，主要有：实证研究中数据的收集具有地域性，关于更大范围的、适用性更广泛的结论尚未得出；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因地域不同而不同，针对特殊地域的特殊风险治理对策没能出现；P2P借贷中，如何检验在何种环境下，能更好的建立信任机制并引导信任行为依然存在争议。
当然，本文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甚至是值得继续探索的方面。通过检索所得到的样本文献太少，存在误差的概率较大；缺少对国内网络金融相关文献的分析。
参考文献：
[1]Tsai，C.C. and Wen，M.C.L. Research and trends in science education from 1998 to 2002：A content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in selected journal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05.
[2]Ke，Y.J.，Wang， S.Q. Chan， A.P.C.and Cheung， E.Research trend of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in construction journals[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ASCE，2009.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在他们之中到处存在的替换储蓄和信用协会——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是远古的起源。被贫穷的和非贫穷的当地人拥有自我管理的自助组织，通过动员他们的自己资源,在他们的利润扣除成本后，他们获得了成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已经进入新的领域且数量增多，规模和多样性，但最终，大多数仍然受制于规模、推广和存续时间。他们最好是单独下，还是应该得到帮助，以提高他们的业务，并融入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在有利的政策条件下，其中一些会自发地利用机会，演变成半正式的或正规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机构）。这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金融深化，可持续性和推广。捐助者可以利用这些土著基金会和支持各种体制方案的发展，其中包括：激励主导的互动;鼓励在缺乏金融服务的地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连接国际金融、小额信贷机构与银行;加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发起人的良好做法，以及在非抑制的政策环境中，促进恰当的法律形式，授予审慎监管和监督。
关键词：小额信贷，微储金，非正规金融，自助团体
1.非正规金融，自助组织
在1967年3月，在我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在利比里亚，我有机会观察一组12个属于马诺的在田地中砍树的农民。在他们开始工作，他们带上锄头形面具，变成动物，唱歌。一个变成了狮子，另一个为布什猪等。他们在整个一天中继续模仿这些动物，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我知道我遇到严肃的事情；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当他们脱掉面具和变回人类，我开始提问。我了解到：我获悉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工作，依次处理每一个的地，实行被人实施的所有任务。对由于性别的原因，女性组织他们的自己团体(Seibel，1967)。在接踵而来的二年的时间里，对利比里亚的每个17个族群的后续访问期间，我继续提出问题。研究开始于团体工作；以非正式金融结束。
在利比里亚，我发现人们组成的自助团体，其中每个人定期等量的贡献宝贵的东西：劳动力，大米，金钱或其他物品。在东北的戈班迪，洛马和基西，你仍然可以发现大量被扭的铁棍棒，有着平和圆的外形，所谓的Kissi便士。在阿梅利比里亚介绍了美元之前，它曾是当地货币。在所有这些团体，在一定时期内，一位参与者可以获得数倍于他个人的好处：砍树木种水稻等均能获得相应团体的帮助。当每个会员收到了总额超过一次时，这个周期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周期可以从相同或不同的成员中开始。
劳动积累和分配，大米和金钱似乎是三个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然而，在我于1985年在象牙海岸会见的一个农民看来，它们都是关于金融中介：“Letravail,c''''estnotreargent!”。在加纳，1979年，我看到了妇女群体的共同生产棕榈油。在一定的时间里，他们在市场上出售棕榈油，所得收益分配给小组的成员。大多数这些团体还提供了社会保险的分配稀缺资源，而且向紧急情况下的各成员提供援助，早期这主要是食品，而现在它通常是金钱。
随着经济的钱，这些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并没有失去其活力。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成倍增加，无论在数量和多样性。银行，其不恰当的产品和做法，都没有阻止IFIs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商业和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如印度尼西亚银行）已经被发现参与。一些银行甚至通过了金融技术的使用，如每日存款收集是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的商业银行和在菲律宾的北棉兰老岛开发银行。
2.从传统的小额贷款组织到微观金融
我的第一个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用于传统组织（赛贝尔与安培，1974年），一项条款那，充其量，唤起人类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技术援助机构发现这些组织是（根据弗森100年前所使用的一个古老的名字）：自助团体（赛贝尔＆Damachi，1982年）。在1980年代中期，他们变成了非正规金融机构（赛贝尔与马克思，1987年）。最后，在1990年，在1989年关于微型企业的世界银行会议上，我向在科罗拉多的博耳德经济学院建议，它提供的计划一部分，其在世界银行业和金融项下的小额信贷，既包括微储金和小额信贷（赛贝尔，1996年）。这种新的条款反映它愈加地难以清楚地识别正式和非正式的起源和实践的事实。
3.Dhikuti，小的企业家的自我帮助财政公司
Dhikuti的小商人自助金融公司，在全世界能找到许多其他形式的体制。在尼泊尔，体制改革已采取了不同的路线。直到20世纪50年代，dikur或dhikuti是一个简单的微储金之间的塔卡里贸易商协会。自那时以来，在尼泊尔，它已经扩展到所有城镇和大多数民族，并成为小商人的自助银行（赛贝尔＆什雷斯塔，1988年）。当商业机会成长和钱成为不足，秘密的招标（也在中国和越南广泛分布）按取代分配。例如，在第一个轮回，最低的投标人可能接受600美元的1000美元的一个罐，减少个人捐款的40％或将余额400美元到一个新出现的贷款基金。
在回应允许财政公司的机构一条新的法律，第一，dhikuti现已开始登记为金融公司，这大大改变了传统模式的微储蓄和信贷。最突出的是喜马拉雅财政节余公司，把各种储蓄和信贷产品提供给整个尼泊尔的穷人和近穷的人。一度，在新的中央银行规则导致储存中收藏家的数目和增长缩减以前，多达600个日常的储金收藏家搜集每日0.15美元的押金总计。（赛贝尔和施拉德，1999年）4.金融服务协会（FSAs）：被农发基金开拓的一项选择
金融服务协会(FSAs)的概念和发展是是农发基金创新的原则基础上的土著式储蓄和信贷协会：，由穷人所有和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可持续性的，接近地方的金融中介。为了在没有银行设施的在村一级的地区，促进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金融服务，1994年，农发基金第一次在南非共和国引入这个模型，随后在1996年是在刚果共和国，1997年则是在几内亚和贝宁湾共和国。在加纳的模型介绍，尤其在带银行设施稀少的北方乡村区域，被在计划。FSA模型通过以公平的形式动员本地储金，避免使用外部基金，而且以快速的周转机制把它们转化成股东所需的小额贷款。FSA模型的显著特征如下：
(a)接近.FSA是一家有可变资本且被股东（当地居民）拥有与运营的合资公司。
(b)储蓄.动员地方性的储蓄作为股份，而非存款.购买股份的主要激励措施是地方性资源的积聚和储蓄的安全。
(c)会计.记录，包括年度账户的结束，是由当地的FSA自己完成。会计和行政程序的简化和透明基于当地的做法和经验。
(d)管理的自。所有的股东作出决定并实行，包括他们自身的信用检查。一个会员的股份数目没有上限，但没有股东可以有10个以上的票，所有主要的管理一般在大会作出决定。
(e)控制.机制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快速实现高度自治和自我调节。
(f)收益性.盈利的能力。股东为自己利润的生成而确定FSA的战略;关注盈利能力是所有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g)贷款项目业务.FSA以公正的形式动员金融资源,在其职权业务范围内，为投资到该地区。协会的主要金融产品代表是非常短期小额贷款，能服务其80％的成员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可能是扩大参与，但只有在两种分析信贷的成本和方式，以实现一个可以接受的之间的权衡的财政状况和金融厅对借款人的盈利能力。
(h)可持续性。成员确定自己的战略，对储备的构成，为了管理风险、资本报酬和决策拨备营运成本，坏帐准备和对抗通货膨胀以实现资本的保值。
(i)网络.FSAs的创新能够刺激当地的机构和网络提供核心服务给FSAs。同样地，FSAs能够提供便利给正规的金融机构到农村市场。因此，FSA的概念是一种村民自己发起、拥有和经营的，灵活的小额信贷模式，它向农村地区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建立村一级的财务结构。它又解决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实体之间缺乏互动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Tounessi，2000年）
5.连接银行业
在他们的自己倡议（有时借助顾问的建议），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开始了很多的连接，大部分在合作社和银行储存话。但是非正式的，这些机构很难从这些银行或合作社获得信贷。这是在亚洲和太平洋的亚太农村和农业信贷协会（APRACA），曼谷协会中央和农村，农业银行，进行干预。越来越多的会员机构，如印度尼西亚银行，菲律宾的土地储备银行，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印度国家银行（NABARD），和支持农业和农业合作社（BAAC）的泰国的银行，鼓励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在商业的条款上，与现有的金融自助团体合作（Ghate，1992;Kropp等。1989;赛贝尔＆Parhusip，1992;赛贝尔，1996），从而降低了贷款人和借款人以及存款者和储户的交易成本。
这是亚洲国家的政策框架下，有利于金融创新，行之有效的方法，成本包括利率和体制的可行性。在非洲，那里的政策环境是不利的，或不太稳定，如在尼日利亚，APRACA的姐妹组织，非洲农村和农业信贷协会（AFRACA）发现它更难以促进银行的连锁。然而，在布基纳法索，它的一些成员机构，如国家银行农业信贷杜（国家推行的）；津巴布韦农业金融公司（AFC）和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进行了有希望的倡议。在加纳，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行动，以联接土著储蓄和信贷协会，即所谓的苏苏俱乐部，并每天向银行存款收藏家。
6.作为好的实践促进者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促进健全微观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它们可以传播信息和组织培训计划，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通过培训（视需要而定），他们可以协助小机构改善其生存和提高他们的法律地位。它们还可以开展金融业务的，在许多国家，妨碍存款收集。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对金融业务感兴趣，他们应该登记为农村或商业银行，金融公司或储蓄和信贷合作社。有些已经成功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仅举几例：玻利维亚的BancoSol银行，在印度尼西亚银行的Danarta银行和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和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心支柱——农村银行（赛贝尔和托雷斯1999年）。
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传播小额贷款的良好的做法（但并非最佳做法，引起普遍有效的概念的最佳解决方案）。好的实践对于小额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可能包括：
*调动内部资源的体制，通过吸收储蓄、更高利益、贷款利率、股本、利润和保险保费，以自力更生。
*动员微储金作为微型企业或农户的自有资金，包括自愿可撤回的储蓄，定期存款，强制性定期储蓄，奖励储蓄和日常储蓄的收集。
*适当的小额信贷产品，越来越根据偿还的表现和吸收能力，短期信贷主要是根据客户分期付款的能力，坚持及时还款，市场利率覆盖每个产品的成本。
*小额保险产品有助于贷款的安全，如生命保险、健康保险和牛保险。
*产品互惠，搭售储蓄和信贷保险，以强化金融纪律和银行努力。
*互惠储蓄是预防拖欠的一种手段，储蓄和贷款相结合的创新，或分期付款金融产品和商品的结合。
*向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是金融机构而不是政府，包括健全的财务管理，方便收集和存款设施，获得适当的贷款处理，充分的风险管理，及时还款收集，监测和会聚有效的信息。
*获益于正式与非正式机构经验的条款及条件，服务这两个机构及其客户的和利益。
7.促进谨慎的调整和监察
7.1本土的自我规则
从替换对非替换信用团体的储蓄团体，从口头的规则和规则到书面的议事程序的一个改变。在他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中，他们可能象在1967年在利比里亚内地的一个单一的村庄里，找到的一家所谓的钱公司的那样阅读规则：
所有的成员须达成每一星期日支付钱的总数，且迟于星期日将有五分钱的利息增加到他本应支付的总数.成员须从收入中支付;无论生意如何难做；你将会必须要求收入.在钱被借出之前,五个官员须一致同意借给某人.他们有责任支付从银行会计收不回来的任何钱.收入催收时间:每一星期日.(Seibel,1974)。
7.2谨慎的调整和监察
在一种压抑的政策环境，IFIs和其他小额信贷机构不受管制，与被管制的机构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的利率和其他合同条款。许多IFIs保持非正式的，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法律形式提供，或至少没有充分的法律形式与最低股本要求，或与资本充足比率代替。但是，一旦放松管制的政策环境和删除准入的障碍，但可能会获得的谨慎管理和监督。三年的改革措施至关重要，用于改善IFIs纳入规范小额信贷机构：
1.撤销存款和贷款的利率管制：允许每个机构调整利率，以有效成本，包括服务边缘地区和收集微储金和在门口的微职薪金。
2.修改银行法：允许当地居民建立自己的小金融机构，要求合理的最低资本，或资本充足比率（高于商业银行）。此外，法律制度应应该提供为可让与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以抵押和有效地处理索赔所产生的坏账。
3.提供有效的银行监管：同时对小额信贷机构和他们的客户提供指导和监督机构微观金融服务的利益。对于众多的当地的小额信贷机构，这种监督可能是单独提供的，即下放管理和监督给二级管理机构，也就是说，组织自我网络的微型金融机构又是监督的金融当局。
8.MFIs的状况
小额信贷机构受益于银行业的地位？或者，他们应该隐藏在一个非正式的金融部门？答案明显是，他们应该留在非正式，如果是压抑的政策环境，加强利率调控，不恰当的监督，或干脆禁止机构健全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有自有资本的要求，例如，银行的地位未达到地方小额信贷机构;IFIs的唯一途径，进行登记，从而变成根据社团法半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作为非股票，非营利性公司，私人或公共信托基金，或者合作社。升级到一些法律地位可能使该机构大幅增加其资产并继续建设，而不是定期在各成员之间进行利润分配，这是大多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做法。
一个例子是在西方苏门答腊岛，印尼的Minangkabau中间的LumbungPitihNagari(LPN)。他们来源于两次非正式体制的发展：社区米店——lumbungpitih和替换储蓄集团替换——julo-julo。作为货币代替大米，大约500大约500LPN被转换为其成员所拥有的和被省政府注册的半正式金融机构。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的省级法的建立，它不属于国家银行法，法律体制不断升级、演变。省政府给LPN注入股份，其中约一半的财政是用在不断增长和推广其实力上。1988年，通过一个村庄银行法，LPN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法律发展，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注册为正式的乡村银行，如银行Perkreditan人民（赛贝尔，1989年）。越来越多的LPN已利用这种办法，近年来，大量提升了其业务的影响。
9.目标：非正式的金融机构(IFIs)被升级和主流
1.IFIs之间的联网提供便利
1.1形成草根金融体制的格局
组织进行了分析（例如，替换与非替换储蓄和信贷协会，自助金融服务团体，如水用户协会或妇女团体，存款收藏家，放债）。
1.2现有的穷人的IFIs的确定
1.3协助穷人加入为穷人所拥有和管理的地方性IFIs
1.4在IFIs中提供便利
1.5促进中央的网络服务来激励IFIs叁加网络(例如:训练，顾问,簿记工具，法律援助,交流经验,感兴趣表现,与地方和国家当局对话，审计和监督,流动换,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
1.6帮助主动登记的IFIs
1.7支持非政府组织，协助IFIs的网络和培训IFIs
1.8达成谨慎的监管
2.倡导、鼓励IFIs应成为主流
2.1提供基本的会计培训，以鼓励IFIs注册一个网络
2.2提供财务管理培训，来激励IFIs注册网络
2.3奖励提供良好咨询服务的实践者，获得法律地位
2.4提供流动流和再融资服务，作为遵循审慎准则的奖励
2.5提供一个质量认证的证书，作为遵循外部监督的奖励
3.IFIs的改善提供便利
3.1升级法律,以为实现一个合适的法律地位提供便利
3.2通过工作人员和财务管理培训，实现人力升级
3.3组织升级，转换贷款基金替换团体（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养老储金会），丧葬社会，存款收藏家和其他IFIs借助股票、存款和费用或保险费建造，进入常设机构的贷款基金
3.4业务升级，提供包括适当簿记，有效的金融产品，网络
3.5财务方面的升级，自力更生（动员内部资源），活力（收入扣除营业费用）和可持续性和推广（增加、扩大收入）
4.给银行（连锁银行）商业化运作提供便利条件
4.1提供再融资服务
4.2提供存款服务
4.3付款服务
4.4财务顾问服务
附录2
图及其解析
图（补充2）解析：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第一产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把它置于图中的核心。
第一产业的存在是农民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资源型小企业,它一般以农产品的加工为主营业务）的基础。
现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催生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民的载体。支持、引导和规范合作社能有效地实现规模的扩大与品牌的升级，实现产供销与农工贸于一体的产业化，以适应超市连锁、量贩、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商战，进而提升农民、农民合作社的利润空间。预期利润甚至超额利润的出现，将会激励农村经济主体与金融机构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并促进它们的良性互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问题。
有关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我在论文（P33-34）的：
（2）“信用证”农户信贷创新模式
（3）“龙头企业+信用社+农户”的“三方协议”信贷创新机制有较详细的解析。
“资金融通（红色箭头）”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国家政策以及自身的发展需要,决定资金在城乡及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流动。
黄色箭头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如何分工协作,以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我在论文P28的做了相应的解析:
5.坚持合作、适度竞争、有进有退以及竞争与产权改革相结合的原则
图（补充1）解析：
广西北通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主产亚热水果,地处亚热带,蚊虫较厉害.因此,发展以频振杀虫灯和沼气池为主的生态循环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沼气池提供的有机肥是发展绿色农业的前提。因此,把它置于图中的核心。
经济作物(我当时,认为是能给农民提供收入的作物）：荔枝龙眼香蕉
非经济作物(我当时,认为是农民自给自足的作物）：水稻薯类作物
个体户是指从事化肥饲料等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的农户。
农民是指主要从事上述经济作物和非经济作物的。
企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教育等事业单位、农村企业（以工艺品编织厂为主）
信用社获得在多大影响最大。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中国的融资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原来的不涉及既有主体利益的增量改革、边际改革逐步向涉及既有利益集团的存量改革深化，融资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利益调整阶段，使各利益主体的冲突更加激烈。可以说．中国融资制度改革已经到了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到了改革的中后期阶段，必然要涉及存量改革，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制度框架，就必然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动现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到了后期，这个过程变成了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各个利益集团所维系的现有制度越是达到均衡状态，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才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四、融资制度的低效均衡的路径依赖与融资制度变革的长期性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营企业“翘起的竞技场”关系型合约
一、引言
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的一个要害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2000)。改革初期,国家通过有约束的价格双轨、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保证了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对比重的缓慢下降(张军,1998)。与此同时,集体经济依赖其特殊的“模糊产权”结构和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获得持续快速增长,从而及时而有力地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下降的影响。不过,集体经济产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增长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停滞趋势,暴露出“模糊产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而民营经济的崛起又迅速弥补了由此带来的增长缺口。由于民营经济的增长依托于一种合理的产权结构,因此它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同时也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可是,民营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面临着越来越紧的发展约束。由于意思形态等因素,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得不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即所谓的“翘起的竞技场”(Atitledplaying field)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常常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制约,即法律的障碍、政府干预或行政的障碍,以及融资难的问题(Bai等,2003:李稻葵和梅松,2005)。面对“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关系采取了各种措施以规避这三方面约束,如寻求政治关系或政治庇护以规避法律与政府管制的不利影响(Fan等,2007a;罗党论,2008);通过漏损效应、寻求非正规金融支持等来解决融资难问题。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漏损效应与非正规金融,都与一定的“关系”有关。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型合约,其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的自我实施机制(Levin,2003)。这些措施至少起到了两个效果:第一,规避了“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所带来的约束,为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例如,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中,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与政府的政策推动是密切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就必须努力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在政府有关的制度的变化中得到保护,又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关系来获得相应的资源。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对正式制度的效果产生了影响。例如,一定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规避法律管制,甚至可以从法律管制中得到好处,这会导致有关法律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失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基本逻辑是:考虑到“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法治的完善、政府干预的减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应是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但如果一些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制度(或治理环境)的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有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有所减弱。再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不同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基于这种逻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Alien等,2005;李涛等,2004)基础上,采用上市公司有关数据,进一步考察三个问题:即在“翘起的竞技场”的背景下,在关系型合约的影响下,在有关制度(主要是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地区金融发展)因素中,哪一个因素是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考察这三个因素(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地区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即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而根据Roland(2002)的总结,转轨经济中有关制度常常具有互补性,本文认为一定的关系型合约可能会使这些互补性失效;从樊纲等(2006)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是否相同,以我国沪、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共计1546个观测点)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发挥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效应提供理论支持,为关系型合约与“中国之谜”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诺斯(1990)的看法,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这种博弈规则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规则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用以规范化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具体是指“确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的排列顺序是,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明确的规则,最后到个别的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其中,政治规则可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们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人的权力,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正式规则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其具有强制性。非正式规则包括习俗、传统、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可以统称为“文化”的一些东西。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需要一定的治理机制(或实施机制)来保证其实施。Li(2003)区分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基于关系的治理模式(relation based governanee),一种是基于规则的治理模式(rulebased governance),前者是通过固定主体之间的长期博弈来自我实施的,后者则是通过第三方(如法庭)来实施的。关系型合约是一种隐性合约,这种合约的维持仅要求双方知道合约变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对结果有着共同的预期。这种合约的可自我实施性来自于如下事实:长期博弈使得短期欺骗得不偿失,因为欺骗者将失去未来所有的收益或者合作剩余。规则型的治理则需要相关的合约信息是第三方可以验证的公共信息,而且需要在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关于关系型合约与正式制度(或正式合约)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观点认为,正式合约与关系型合约互为替代品(Baker等,2002;Leuz等,2006)。正式契约甚至削弱了企业发展关系的能力,因为它会显示出对交易伙伴的不信任并削弱信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系型合约与正式合约是相互补充的,精确设计的正式合约不会阻碍或取代关系型合约,实际上会促进更多值得信任的长期合作交易关系。综合有关研究,可以得出:一方面,这些关系型合约并未违背正式合约;另一
方面,这些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合约的实施又产生不同的影响,既可能促进了正式合约的实施,也可能抑制正式合约的实施。针对关系型合约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的分析,在转轨经济中尤为重要。在一些关于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Allen等(2005)采用LaPorta等的法律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现与LaPorta等研究中的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一些非正式部门推动的,恰恰是在这些部门,正式法律体系的影响很微弱。Alien等指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因此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王永钦(2006)的理论分析得出,关系型合约的自我实施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产权体系下取得骄人绩效的“悖论”。而企业政治关系、漏损效应,以及对非正规金融的利用,都与一定的关系有关,具有关系型合约的性质。政治关系主要是企业与政府、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漏损效应主要是企业利用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将资金转移的过程;对非正规金融的利用,主要是企业家利用个人信用或社会关系,在民间筹集资金的过程。根据Baker等(2002)、Levin(2003)的分析,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制度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替代效应,也可能是互补效应。再结合有关制度背景,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1: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设1的得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第一,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符合近年来在经济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法、金融和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对企业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大(Allen等,2005)。他们认为,如声誉和私人关系等其他机制,支持了中国私有企业的迅速增长。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发展是会产生正面影响的,一方面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一定的负债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然而,在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金融发展水平也会抑制民营企业的漏损效应,即金融发展与漏损效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效应。漏损效应实质上是私人部门利用金融系统的缺陷转移金融资源的过程。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可以利用的缺陷也就越来越少。考虑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漏损效应存在的普遍性,漏损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上市公司从国有企业或国有银行得到大量资源,必然会对民营上市公司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地区金融发展既可能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其影响不会太大。第二,政府干预与政治关系之间也会相互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企业利用政治关系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一方面政府干预会扭曲企业目标,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从而给企业价值带来幅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干预又会迫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需求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Fisman,2001),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因此,综合来看,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影响不会太大。第三,法治水平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应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效应。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非正规金融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非正规金融虽然是一种非正式合约,其存在与信用或社会关系有关。但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可以通过对违背信用的当事人进行惩罚,改变当事人的效用函数,使当事人更愿意遵循非正规金融融资过程中的各项条款。hPorta等的一组文献论述了法律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加之法治水平可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因此,本文预期: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设2: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这个关系则不存在
假设2的得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有关正式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例如,法治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法治是造就有限且有效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钱颖一,2003)。反之,一旦政府行事可以不按程序,干预的任意性依然很大,必然会破坏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同理,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效应。政府干预下的金融系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金融系统资源更多地涌向国有企业。考虑到国有企业效率并不太高,这实际上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抑制金融发展。再考虑到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着更多的政府干预,政府即使不能直接干预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也可以通过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即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而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其所面临的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弱,这些公司也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等途径避开金融系统、政府部门对其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期: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时间段为2001年至2005年。对样本执行如下筛选程序:一是剔除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环境;二是剔除年末股票价格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在做了筛选后,2001年至2005年共计5540个样本,(表1)为这些样本按终极控制人性质划分的分布情况。在这5年中,民营上市公司1546个样本。除终极控制人数据外,其余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本文还在整体样本选择出两个子样本: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前者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等8个省(市)的民营上市公司,后者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内蒙、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10各省(市)的民营上市公司。国内研究一般均是将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等8个省(市)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有研究将辽宁和海南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本文稳健性检验将包括辽宁和海南的10个省(市)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通过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
TobinQ=α+β1+Index+β2NO1+β3NOIS+β4NO2to5+β5NO6to10+β6size+β7lever+β8Year01+β9Year02+β10Year03+β11Year04+ε
(1)因变量。TobinQ是因变量,代表年末公司价值。这个变量反映的是公司市场价值与公司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重置成本难以获取,采用年末总资产代替。市场价值为公司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之和。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采用账面的短期负债
和长期负债的合计数来计算。另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权益资本的总市值等于流通市值加上非流通股份的价值。而非流通股份的价值,由于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数据,并且非流通股的转让价格通常是以净资产为基准,因此采用非流通股份数与每股净资产之积计算。这样,公司价值的计算公式为:Tobin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每股价格×流通股份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份数+负债),总资产。(2)自变量。自变量为Index,Index分别为Law、Gov、Finance分别表示各个省份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樊纲等(2006)根据大量的统计和调查资料,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出中国各地区2001年至2005年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这一指标涉及五个方面,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其中,本文参考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的研究,采用第一个方面代表了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第五个方面代表了各地区法治水平。本文还采用樊纲等(2006)指标的第四项(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的一个子项目,即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来反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这些指数越大,反映法治水平越好、政府干预程度越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NO1、NO1S、N0OtO5、N06to10、size,以及Year01、Year02、Year03和Year04,4个年度虚拟变量。其中,N01和N01s分别是经过中心化处理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值,用以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由于在检验模型中直接纳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会引起共线性问题,需要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中心化处理。具体来说,为各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的差额。NOIS为N01的平方。N02t05和N06to10分别是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第六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用以控制公司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角度来看,公司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大股东可能会对第一大股东形成制约,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大股东也可能与第一大股东合谋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因此,N02t05和N06to10对公可价值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Size为公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用以控制规模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系数矩阵见(表2)。初步分析,可以发现,Law、Gov、Finance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都不高,表现为Law、Gov、Finance与TobinQ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31、-0.135、-0.079,均未显著为正。然而,排除size之后,Law、Gov、Finance与TobinQ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128、0.067、0.103。这是因为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Law剔除TobinQ之后偏相关系数更能反映Law、Gov、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仅从偏相关系数来看,Law与TobinQ的偏相关系数最高,假设1得到了初步验证。
(四)研究思路 对假设1的检验,主要通过模型,通过多元回归,以检验Law、Gov、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考虑到Law、Gov、Finance都是影响公司价值的影响,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仅考虑某一指数的影响,可能会得到有偏的估计(大样本下则为不一致的估计)。本文还将这三个指数同时放人回归模型,如果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后,某一指数依然显著,则表示该指数确实影响了公司价值。对假设2的检验,主要通过模型,通过多元回归,检验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则表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显著为负,则表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效应;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不显著。则表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
(二)回归分析 (表3)、(表4)和(表5)分别提供了整体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从整体样本(表3)来看。回归(1)、(2)、(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有正面影响,t值分别为4.581、2.319、3.819,均通过至少0.05的显著性水平。虽然Law的回归系数与值最高,分别为0.025和4.581,但并不能得出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的结论。这是因为樊纲等(2006)的有关指数是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而成,反映了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该指标并不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因此,回归系数并不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在回归(4)中,指数Law,Gov,Finance均放入了回归方程。考虑到Law、Gov、nance都是影响公司价值的影响,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因此,回归(4)更易得出无偏估计(或一致估计)。在回归(4)中,Law,Gov,Finance的回归系数分别反映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Law,Gov、Finan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4)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依然显著(t值为2.554,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Gov和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Gov和Hnane对公司价值可能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而Lawg对公司价值依然稳健存在。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不显著,t分别值分别为0.055、0.083、0.246。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表4)来看,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不显著,t分别值分别为0.509、0.794、-0.556,第二,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表4)来看,回归(1)、(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有正面影响,t值分别为2.413和1.842,均通过至少0.1的显著性水平;但从回归(2)来看,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等方式绕开政府进行发展有关。从回归(4)来看,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Law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依然显著(t值为1.683,通过了0.1的显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Gov和Finance
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Gov和Finance对公司价值可能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而hw对公司价值依然稳健存在。第三,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表5)来看,回归(1)、(2)、(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无正面影响。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竟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回归(1)、(2)、(3)均是有偏(或不一致)的估计;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治关系与漏损效应分别抵消了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回归(4),无法看出,在Law、Gov、Finance三个因素中,哪一个因素是影响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表5)来看,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则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显著为正,t分别值分别为2.375、2.478、1.711,分别通过了0.05、0.05、0.1的显著性水平。综合得出:假设1在整体样本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得到支持,但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未得到支持。LLSV的一系列研究研究认为,法治水平之所以可以起到促进公司价值提高的作用,在于它保障了企业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约的顺利实施。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法治水平可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而非正规金融对普遍存在融资难的民营企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法治水平在促进公司价值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并未积累足够的资金,非正规金融也不发达,因此法治水平对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抑制。由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占整体样本比例较高,整体样本也表现出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基本一直的特征。同时还可以发现,假设2得到了检验。在(表5)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项也显著为正,表明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法治的完善将推动金融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该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了公司价值。
综上所述,法治水平是影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但法治水平并不会通过金融系统来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表现在(表4)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项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法治水平的提高并不会促使金融系统更多地为民营上市公司解决融资难问题。法治水平并不是影响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这一地区政府干预较为严重,过度的政府干预弱化了法律机制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干预较为严重西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也并未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表现在(表5)回归(4)中,Gov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于该地区政治关系普遍存在有关,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政治联系获得额外好处,这减轻了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政府干预对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多地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来实现,即政府干预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了公司价值,这表现在Law与Gov、Finance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而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间接机制并不存在。这是因为该地区市场化环境已基本形成,该地区政府并不会随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条款来影响该地区民企。同时,虽然金融系统依然在很大程度受地方政府影响。但非正规金融等民间金融已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使得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绕开政府,绕开政府控制的相关机构进行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有关结论未发生改变:一是考虑到Law、Gov、Finance三者之间相关系数较高(见表2),本文计算了各模型自变量的VIF值,VIF值均未高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在回归中增加行业控制变量;三是将TobinQ的计算公式中非流通股每股价值按照A股股票价格计算;四是删除了2005年末已经完成股改的公司,删除了TobinQ异常的公司;五是参考陈斌等(2008)的做法,将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辽宁和海南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余地区作为经济落后地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我国沪、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几个结论:(1)相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这两个因素,法治水平对促进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的提高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对于经济发达落后地区样本,这个结论并不成立。这是因为法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保障东部地区非正规金融有效运行的作用,而非正规金融在西部地区并不普遍。(2)但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来看,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政府干预相对较弱,且这些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等方式避开政府进行发展;而在西部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很难避开政府进行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地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对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应减少政府干预,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以发挥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效应。这是因为要使有关制度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配套;要使相关制度发挥作用应减少政府对法律系统、金融系统的不必要干预。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致力于推进法治的进一步完善,以保障一些合适的替代机制,使之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发挥良好的替代作用。对于经济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等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促进了这些地区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应关注关系型合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的局限性:本文希望证明关系型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上市公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未能提供直接的证据。关注关系型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上市公司或民营企业的影响应当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此外,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关系、漏损效应与非正规金融等三个角度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所利用的关系型合约,但这可能并能涵盖所有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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