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1

一、两个经济现象引发的反思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

二、经济转轨与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评价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调控对象的特殊性，看看实际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

（一）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内涵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又称凯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一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 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激化。财政政策的运用既是市场机制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既有效率为条件。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财政政策产生和有效的隐含前提，财政政策能否启动市场机制恢复，能否在短期内顺利退出这两个基本点，正是由此得出的。

（二）转轨仍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

但是这次重大转折并不意味着转轨已经完成，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完全按市场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和应对。从实际感受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推动这种渐变的路径选择、实施步骤以及市场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也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政府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到 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20多年都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具深刻性。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后短缺时期”。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取代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三）结构性问题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制约因素

由于渐进转轨策略的局限，结构性问题在这一阶段因累积而激化，制约着市场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压力：

1.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用市场化水平作简单考察，产品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官，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种不均衡意味着，由于市场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面和低效率的局面。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策的传导机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投融资体制方面。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

2.后续的转轨安排使总供求均衡经常性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均衡。中后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普遍会根据体制变动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压抑。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转折来划分阶段，在这之前的近20年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被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扫清障碍。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此外，市场开放度提高也使国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

处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政府将逐步学会按需求约束的特征来调控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的效率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些局部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的外部表象是市场运行的受阻和不畅，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则是传统体制因素的制约。某些局部矛盾激化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机制的周期性失灵更加严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更趋于市场经济下的通行做法，但其应对的问题既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周期性矛盾，也不是计划体制下的紧缩—扩张问题。

（四）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的必然出现

这里提出的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产出效果而言。工具性效果不足，是指在转轨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并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是很难的。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理论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二）发展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 ）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 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目前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刚一启动就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本文关于经济失衡的主要结论如下：

六、结语二：关于财政政策真实作用的看法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2

我认为，市场部工作应该是分析市场、研究市场、总结市场规律，具体进行市场开发工作。对市场工作则主要进行工作业绩的考核。医院市场部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企业的销售部。而作为营销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呢？形象要端正，市场意思强，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强，能够吃苦，有比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等。而从事医疗营销的市场人员，个人基本要求更高。

医院市场部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呢？发传单、挂户外牌、以及进行车套广告的维护等。挂多少牌？做多少车套广告？以及内容如何组织，设计等？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策划人员的宣传工作。而执行这些工作，更多的是要求体力活（很多单位是将类似工作直接交给广告公司来完成的）。本院的具体挂户外牌等工作，交给几个身手敏捷的人，应该可以搞定。

市场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能开展有效的市场开发工作？决定于医院制定的市场思路、市场开发人员基本的素质高低和市场部管理水平等。如果说策划工作要求的是有创意，求新，侧重于文字表达能力、平面设计能力等方面，是点对面的宣传工作；那么市场工作则基本上是根据市场开发工作的需要，侧重于公关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是进行点对点的宣传工作；工作本身更多的要求市场人员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及较好的工作主动性、自觉性等方面。如果市场人员总是等着别人来安排其工作，同时其又不能很好的与人沟通，那么这样的市场人员原本就不合格。

一般单位用人，是因为“岗位”而选择“人”、用“人”；而我们现在的市场部工作是因“人”而设置“岗位”。如此，市场部工作怎么开展？市场部的业绩考核如何进行？

二、本院市场部的工作职能描述

1、调查市场、分析市场、总结市场规律，制定市场开发工作方向。

①、通过适当方式深入市场调查，分析、总结市场规律；

②、及时收集本医院病人信息，进行客观统计分析，找准市场方向。

上述工作，一是为了更好的明确市场工作方向，二是检验市场工作的业绩。当然，对医院策划部来说，也有必要进行市场分析工作。

2、适当的时候，进行医院全员营销培训，逐步提高医院整体营销水平。

医疗服务营销，不同于有形产品的营销。产品营销，可能是与生产者关系不大的工作；而医疗服务过程是病人来医院后的具体医疗行为，涉及到医疗服务的各环节，联系到提供医疗服务的所有医务人员。如何让病人来医院接受比较满意的医疗服务，自然就涉及到相关医务人员的营销观念，以及具体的营销行为。

提高我医院医务人员的营销意思、营销水平，进行医院内部的营销培训工作、营销工作，有时候更重要。

3、客服工作。

规范医疗服务，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客服工作，提高医院现有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促进医院的良好口碑，从而促进医院的经济效益。客户服务工作也是销售工作配套的惯例。这同时也是全体医务人员共同的工作。

三、明确工作职能，有计划的有效率的进行市场开发工作

1、通过举办系列活动进行市场开发

①、策划、组织、举办各种活动：如大学生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女大学生人流总是比较多），针对农村市场的大型免费体检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公益活动等；

策划、组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对市场人员要求的素质更多。工作本身涉及到市场人员对相关政府职能部的公关能力，以及有效举行活动的执行能力，活动效果的分析、统计能力。

年后计划在湛江各高校，以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有计划、有目的开展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为此，市场部还需要配备一名健康讲座人员。活动能成功进行，既是医院形象、医院品牌的进一步推广，也可以直接促进医院经济效益。

年后计划针对湛江农村市场，做进一步的市场开发活动。主要以乡镇、甚至有代表性的村为单位，组织一定规模的免费体检活动，或者专题讲座活动，进而发现病人，从而直接带来医院的经济效益。适时组织、安排周边社区相关工作。

②、活动类人员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医学类、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毕业，25岁以上，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工作态度端正，团队意思强，从事市场开发工作一年以上，有医药、医疗器械，医疗市场开发工作经验优先。

2、转诊类业务工作

①、工作性质

一方面是针对大的医疗机构的转诊业务，主要是大的医疗机构的收费高而病人相对承受不起的病人。这一块操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医院的收费也不低。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3

【摘要】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显著的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促进农业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在土地制度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政策改变和在农业资金、生产要素流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分区域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积极态度和资金优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比东部和中部缺少技术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表现为负的作用。

【关键词】市场化程度 农业增产 区域差异

一、引言

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扭转了多年连续减产的局面。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粮食产量也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纪录，达到了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实现了8连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内农业来说，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扬长避短，加速调整国内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管理和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质量，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综合素质的增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参与世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我国农业发展也面临风险和挑战。但是对于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尝试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份数据，来研究市场化程度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区域差异。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研究农业一般采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总产出，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投入的资本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等，本文研究选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对数形式。本文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lnPit=β0+β1lnAPit+β2lnIRit+β3lnMCit+β4lnCHit+β5lnELit

+β6lnMAit+μit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总产出（P），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化程度（MA），控制变量为农业从业人员（AP）、有效灌溉面积（IR）、农业机械总动力（MC）、化肥施用量（CH）和农村用电量（EL）。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全国28个可以获得数据的省份，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来考察分析区域差异。在时间跨度上，选取2000-2010年的数据考察入世以来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因变量为农业总产值（P），并以2000年为基期将农业总产值调整为实际值，农业从业人员（AP）、有效灌溉面积（IR）、农业机械总动力（MC）、化肥施用量（CH）和农村用电量（EL）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市场化程度指标（MA）来自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于2001 年起陆续编制发表了中国各省的市场化指数，到目前为止已经涵盖了从1997 到2011年这十五年。利用时间跨度较长的分省市场化指数，既可以使我们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又为我们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可能。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面板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选取最常用的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LLC和Fisher-ADF进行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P、lnIR、lnMC、lnCH和lnEL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稳的，只有lnAP和lnM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但是这7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下是平稳的，即一阶单整I（0）。接下来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Kao检验法和Pedroni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协整结果表明，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直接对方程进行回归，此时回归结果是准确。

（二）回归结果分析

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面板进行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发现F检验均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确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需要做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需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全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子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

市场化程度指数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市龌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业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从系数来看，全国、东部和中部的系数为正，说明市场化的发展对这些区域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正的效应，而西部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在逐渐落后。市场化程度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对先进技术、生产工具的接纳和可获得性的程度。东部地区由于其具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市场化程度最高，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积极态度和资金优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虽然近年来东部地区的农业耕地面积在减少，但是先进技术、工具和市场环境的优势条件抵消了耕地减少的副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正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由于市场条件比东部差，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东部较小。西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不具备土地优势、人员优势，在市场化进程中又比东部和中部缺少技术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使得西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表现在负的系数。从全国整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增产的贡献达到了2.26个点，影响显著。本文认为市场化程度对农业增产的贡献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促进了农业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方政府财政自筹的制度，减少了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税收的征收的随意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中央财政每年向农民种地提供补贴，在提高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了农业产量；在土地制度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了政策改变。市场化的发展促使家庭经营向专业化、组织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变，促进了一批农业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的产生。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土地的压力，从客观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从而实现了农业的连续增产；市场化的发展从农业资金、生产要素流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提供了便利。农业发展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业要素的投入需要资金，不仅在研发生产方面企业需要资金支持，在使用方面农民也需要资金来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现代交通的发展、流通体制的完善也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提供了便利。

在控制变量方面，全国和东部、中部农业从业人员在1%的水平下显著，西部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从业人员对全国和各区域都有显著地影响。从全国来说，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对全国、东部和中部来说有正的效应，对西部有负的效应。农业机械总动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农业机械化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能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繁重体力劳动中释放出来，加快农村劳动转移的步伐。对全国来说，化肥施用量将会使农业总产值下降，其对农业生产的副作用开始显现。西部地区由于环境土壤的脆弱性，施用化肥对土地的生产能力将产生很大的负效应，但是东部和中部由于生态环境的相对优越和充分的自净能力，化肥施用的负效应暂时还未显现出来。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农村用电量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随着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进行和农业电气化的推行，农村用电量的增加将对农业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显著的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促进农业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在土地制度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政策改变和在农业资金、生产要素流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分区域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积极态度和资金优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比东部和中部缺少技术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表现为负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增产的作用，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化。在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发展种粮大户和各种农业合作组织，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集财集智，又可以解决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土地荒芜现象；农村资金的市场化。总体上说，农村中资金供给长期，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要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增加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减少融资壁垒，增加外源融资规模；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农村劳动力要从农村土地中释放出来，缓解土地压力，需要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同时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土地市场化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增加农业产值；政府管理的市场化。要发挥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作用，增加基础设施、农民再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农业救灾等方面的供给。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3，2004，2007，2010）[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浩，陈昭.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分省非稳定面板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2008，（01）：61-75.

[3]杜江，刘渝. 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对外贸易[J]. 南开经济研究，2010，（03）：73-89.

[4]张永礼，陆刚，武建章. 基于MIV和GA-BP模型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06）：1026-1031.

[5]孙一平，周向.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5，（04）：108-119.

[6]U洪杰，刘德光，陈岩. 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12，（21）：139-141.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4

首先，在转轨期物价本身没有可比性。物价指数不是通胀通缩指数。从计划价格这种不是价格的价格，通过双轨制，逐步向市场价格这种真正的价格转变，是一个商品化、市场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变是我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变革的必然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价格逐渐反映价值和供求，愈来愈像价格，但至今还没有到位。随着交换关系的深化、交换范围的扩大，商品价值的质和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其货币表现也在发生变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质变快于量变。从时间序列上看不同时点上的价格不是同质的东西，因而转轨快时没有可比性，转轨慢时可比性也很小。今日物价与昨日之物价孰高孰低不可同日而语，和两年同期相比更是无稽之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还远没有结束，物价指数还能不能当通胀或通缩指数来使用，这是必须明确的大问题。不能用美国的理论解释、解决中国的问题。水100℃可以沸腾，但必须在一个大气压下，气压不同沸点则不同。物价指数可以作通胀指数，但必须在转轨完成之后。随着成本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核算范围的扩大，成本价格、商品价格上升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1994年、1995两位数的物价腾升并不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扣除正常的价格补位之后，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是计划需求膨胀造成的，根本不是市场行为。由各级政府计划需求膨胀向需求正常过渡实际上只有1996、1997、1998三年，还没有到位，没有真正着陆。按符号经济的总量统计以1978年为100，1998年总物价指数还高于1994年。1994年为310．2点，1998年为370．9点，只是比1996、1997年低，比1995、1994年都高。1994年被视为两位数通胀，1998、1999年又被视为通缩。真是不可思议。可见胀、缩之论没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用人家的理论解释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弄糊涂了。这种胀、缩之论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调控对策、有效的措施，还必须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什么总量的。过去没有多发票子，现在也没有少发票子，货币的贬值和升值不过是随着交换关系变化而变化，货币职能和流通速度呈现不同变化而已。它是结构矛盾转化的果而不是因。一个人气色不好，是得了胃病，治胃病吃胃药，为什么非要说是治气色抹脂粉呢？何必把抬牛腿，硬说成拔牛毛呢？我看胀缩之论可以休矣。

当前物价下降是总量指标，就具体物价而言有降也有涨，剩余产品物价下降，短缺产品如教育，垄断产品、新产品，准公品、住宅、服务等产品，有的价格正在上升，有的原来很高，降也有限。而目前的统计中，物价样本结构落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权重失当，使价格本身的可比性下降，在消费品零售额上升10％（扣除物价因素），进口增长两位数的情况下，物价还在下降，就很说明问题。不改变目前物价统计样本权重，下降几个百分点中多少是误差，说不清楚。在结构调整期，几个百分点也算不上什么大事。这些统计符号实质意义有多大，确实要重新估量。

第二、总量矛盾只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符号经济之中总量矛盾是一个永恒的主要矛盾。在实质经济之中没有总量矛盾，只有结构性矛盾。在运行中哪一个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们从事调控应该明确的问题。

当前物价指数同比下降，存在大量市场剩余，人们认为总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那么，1994年、1995年前后一个时期内，物价腾升，市场供给不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指数两位数上升说明总量矛盾比今天还严重，也应该说总量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过供求形势相反而已。物价上升供不应求，物价下降求不应供，何时没有总量矛盾？何时总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总供求平衡中存在理想之中，存在于历史的平均数之中。在符号经济中，总量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因而不是主要的。对于发展和运行而言实际上等于没有这个矛盾。短缺和剩余都是供方结构性矛盾的反映，而需求过旺是各级政府盲目跃进的产物，所谓求大于供是计划需求和实际需求、实际供给结构性矛盾的反映。在正常的市场格局中，不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因而也不能用市场调控的措施来解决。客观上只存在个别产品、要素的供求矛盾，不存在社会总产品的总供求矛盾。可统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同空不同时，在实质经济中缺乏时间上的统一性，形不成一对矛盾。

个别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公式P=WD／S（W为价值，S为供给，D为需求。当D=S时P=W，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时点。一般情况下不是D>S，就是DW，就是PW时，该产品价格大于价值，有价值转入，当P?W时，该产品价格小于价值，有价值转出。对社会总产品来说，这部分产品获得的转入价值总和等于那部分产品未实现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品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需求等于总供给。∑D=∑S。也就是总剩余∑（S－D）等于总短缺∑（D－S）。全社会投入的总劳动在一个时期是定数，总量不变，而在区域、产业、产品间的分布是可变的，不均衡的。在甲地投多了，在乙地投少了，在甲产业、产品投多了，在乙产业、产品投少了。因而从理论上总需求应该等于总供给，因为总剩余等于总短缺，有剩余必有短缺。

第三、符号经济中的统计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关键是统计时空不对称，剩余掩盖了短缺，或短缺掩盖了剩余。这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品格、性质不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不对称，生产结构一般都滞后于消费结构变化。供给的内含和数量只能代表过去和现实，而需求的内含和数量代表现实和未来。它们对称的等量的只是现实，因而总是部分产品价值得到实现，部分需求得到满足，过去的产品成为现实的剩余，未来的需求成为现实的短缺。我们说总供给和总需求时间上没有统一性，就是因为过去和未来不在一个时点上，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构不成一对矛盾，时间上缺少统一性，它们时间上有统一性的部分只是供给和现实需求相当的部分。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S1=D2代表现实供给和实现了的需求。S1代表剩余，不符合现实需求的供给，D2代表未实现的需求，但对需求而言是现实的，不是没有购买力，而是实现不了，相对现实供给而言未来才能实现。只要在剩余没有丧失使用价值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费，生产剩余的社会劳动量在再生产中投向短缺，去创造需求，实现未实现的需求，结构就逐步调整到合理结构。从社会总劳动看问题，圆S和圆D是两个面积相等的圆，不过由于投入结构不符合需求结构，两圆心不在一点上，而在图形上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状态，实际上S1逐步缩小，S2逐步扩大，D2也会逐步缩小，在某一个时点上两圆心重合，两圆重合S1为零，D2为零，S=D。当然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错位是常态。而在符号经济中，统计总供给时反映的是S1=S2为总供给，统计总需求时只统计了D1，无法统计D2，甚至观念上根本就没有D2这回事。所谓需求不足，在人们眼里，需求只是D1。其实在有剩余和大量储蓄存款同时并存时期，D2转化为储蓄，等待短缺的供给。版权所有

我们当前的供求关系正是如此。从统计上看，存在大量剩余，物价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有效需求只统计了实现了的一部分D1，而D2没有统计出来。无效供给的剩余掩盖了有效供给的不足。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性是相对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运行体制机制、特定的交换分配关系前提下的有效性。离开了特定的交换前提无以判断有效无效。

我们暂且不谈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供给结构和新的需求结构的矛盾。仅就现存分配交换关系而言，某些供给也是无效的，没有有效需求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

一部分产品，从使用价值上看符合现阶段供给，但在现实市场上变成了剩余，在交换关系上成为无效供给。这部分产品对有购买力的人已不需要，需要的人又无购买力。因而对现实购买力它们是无效的供给。排除使用价值问题，无效供给和无效需求是等量的。无效需求是收入分配分化过大的产物。

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剔出违规违法收入，在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个人收入差异，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从市场分配角度看问题，这种收入差异不管多大都是公平的合理的，只要符合按要素分配原则，任何人都无可抱怨。因为分配尺度是公平的，人人都面对的是同一杆秤。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城乡居民中出现最高、最低收入阶层，这都是市场经济中应有之义。因而对城里人从使用价值角度看已经不需要的东西，对农村人还很需要，因为收入水平不同消费结构不同，但从价值角度看农村人没有购买力，高收入人不需要的东西低收入的还很需要，也是缺少购买力。这种制约于收入的有效需求只有靠增加收入来解决，而不是刺激需求，鼓励消费所能办到的事。目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是运行调控所能办成的事，是必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办到的事。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5

关键词：民航产业；规制效果；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30-06

一、引 言

最早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规制效果进行研究的是Stigler & Friedland[1]，他们利用美国47个州1912―1937年的数据，通过对电力产业规制下的价格水平、价格歧视的程度、收益率等变量进行规制效果的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规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较低的电力价格。自此以后，众多学者逐步加强对垄断行业规制效果的实证分析，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民航产业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Pablo T．Spiller[2]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民航规制对企业和市场的不同效果，采用客座率作为检验指标，描述了基于需求特征的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规制具有不同的效果，同时，还运用了货币资产价格模型检验价格规制对民航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效果；William N．Evans & Ioannis Kessides[3]对放松规制之后的民航产业进行了分析，该文章在肯定以前学者对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研究（放松规制能够提高客座率和航班数量，增加票价折扣，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深层次地讨论了规制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影响效果。随着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规制效果这一层次的研究，张会恒[4]通过对英国规制效果的实践过程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规制效果是检验规制政策的很好的标准，中国应该及早引入这种规制效果的评价制度；唐要家[5]和肖兴志[6]分别对电力产业规制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推动了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效果研究的进程，为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我国关于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马唯星[7]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规制导致了中国民航产业的产业结构和绩效的不一致性；孙泽生和顾卫平[8]则通过对中国民航价格规制和市场准入规制的分析指出，虽然民航总局对在位企业进行保护，但是企业仍然亏损，规制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本文将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在总量、服务质量和利润三个方面对中国民航产业规制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将规制变量视作一个动态指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不同时期的规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二、 变量、数据以及指标说明

（一）变量设定

总量检验中，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是由民航运输距离和实际运送旅客（货物）数量的乘积累计而成，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民航产业的综合水平，张永莉和程志超[9]在分析民航业科技技术进步率时经过可行性分析指出，对产出指标使用运输周转量和可用周转量，影响的只是生产力弹性系数，并不影响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结构参数。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产出指标，因为行业内业务收入的重复计算，人为地放大了产出效果，测算结果不可靠，因此，本文采用运输总周转量作为总量检验指标。人均GDP越高，代表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从而乘坐飞机的旅客增多，运输周转量增加；本文中旅游收入为国内外游客给中国带来的旅游总收入，其中包括因旅游而花费在民航方面的收入，预期旅游收入和民航旅游收入呈正向关系，民航收入的提高源于民航的乘客和货物运输增加，因而导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增加。

服务质量检验中，航班正常率普遍被作为考核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检验标准，同时也和旅客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本文选用其作为此项的检验指标。本文中企业个数为民航运输中民航总局直属的企业数量，并不包括地方航空公司，此阶段由于地方航空公司数量少并且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小，所以，用民航总局直属的航空公司个数代表民航业中航空公司的数量。预期市场上民航企业数量越多，各个企业之间竞争相对激烈，因此，服务质量越会得到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航相关的大专院校逐步增多，所以为民航部门提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民航提高服务质量奠定了人才基础；规制的目标之一在于提高服务质量，因此好的规制质量一定能够带来高的服务质量。

利润检验中，本文利用民航收益率作为利润检验指标，其中，名义收益率是直接用运输总收入除以相应年份的总运输周转量得出的指标，真实收益率则是名义收益率除以相应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后的值，并且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民航收益率指标实际上表示的企业每单位产出带来的收入，也是市场上的消费者为其使用的每单位产品实际付出的代价。名义市场票价即名义企业收益率除以市场平均载运率得到的结果，表示不计算飞机上空余运力的情况下，企业的单位生产能力的实际获利能力，该指标可以近似地看成消费者在市场上面对的价格。真实票价是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真实收益率计算得到的，预期票价水平与收益率正相关；同时燃油消耗率的减少会减少企业成本 ，所以预期其与收益率成反向关系；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收益率的增加源于企业的控制力增强，所以预期民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与收益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水平是一个行业技术状况的主要体现，本文采用民航总运力与职工人数的比例来表示这一指标，并且预期其与收益率正相关。

（二）数据说明

1987年为中国民航产业政企分开的开始年度，因此，本文采用数据时间跨度为1987―2006年。部分检验由于现实原因，时间跨度有所缩小。在所有的检验变量中，民航旅客总周转量、货物总周转量、平均载运率和平均运距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经由作者根据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的加总而得；民航职工从业人数、民航业总收入和燃油消耗率数据来源于《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交通运输业》，作者通过计算总运输周转量与职工人数之比来表示民航业劳动生产率，民航业总收入除以相应年份的运输周转量得到中国民航产业的收益率；人均GDP和旅游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并且作者通过计算国航、南航、东航和西南航空的周转量占民航产业周转量的比重作为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近似值，即CR4。

（三）规制指标说明

本文把规制变量设定为0―3的参数，根据中国民航规制改革的具体过程对规制变量设定3个不同的维度，分别为：规制主体和客体的成熟，规制内容的规范以及规制法律法规的完善。

自1987年我国民航产业政企分开以来，规制主体和客体规制改革过程如下:1987年，我国政府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将原民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沈阳6个地区管理局的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分离出来，组建了6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1993年4月1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12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机构规格由副部级调整为正部级。2002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对中国民航业再次进行重组。主要内容有：航空公司与服务保障企业的联合重组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及服务保障企业，合并后于2002年10月11日正式挂牌成立，组成为六大集团公司，分别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成立后的集团公司与民航总局脱钩，交由中央管理。民航政府监管机构改革民航总局下属7个地区管理局和26个省级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对民航事务实施监管。机场实行属地管理按照政企分开、属地管理的原则，对90个机场进行了属地化管理改革，民航总局直接管理的机场下放所在省（区、市）管理，相关资产、负债和人员一并划转；民航总局与地方政府联合管理的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属民航总局管理的资产、负债及相关人员一并划转所在省（区、市）管理。首都机场、自治区区内的民用机场继续由民航总局管理。2004年7月8日，随着甘肃机场移交地方，机场属地化管理改革全面完成，也标志着民航体制改革全面完成。因此，本文将规制主体的行政体制成熟过程指标进行如下设置：1987―1992年为0．3，1993―2001年为0．6，2002―2004年为0．9，2005年至今为1。

规制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了价格规制、市场准入规制等相关内容。市场准入的放松主要表现在航空分公司和地方航空公司的组建上，民航局于1990年2月公布将飞行大队、机务大队以及售票处划归航空公司的实施办法，组建为各个航空公司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为骨干航空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行二级核算。同时，民航总局支持地方、部门兴办航空企业，以民航所属骨干航空公司为主力，帮助地方发展民航，先后成立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浙江航空公司、四川航空公司、武汉航空公司等企业，同时，还建立了深圳、黄岩、义乌等十几个机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国家整个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对民航客运价格的政府规制。1997年9月，民航总局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放开运价，即“一种票价，多种折扣”的策略，结果，航空公司开始了票价大战，并且在1998年亏损29亿元人民币，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民航总局迫于效益压力继续对价格进行规制。2003年《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于2004年开始实施，同年3月，民航总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布了《民航票价改革方案》。该《方案》给予了航空公司较大的折扣范围，航空公司票价可在基础票价46（每吨公里0．75元）的55%―125%之间浮动。同时对垄断订价行为实行限制。至此，这一价格规制政策的实施使中国民航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宽松的票价政策时期。所以，在规制内容方面可以把规制变量进行如下设计：1987―1990年为0．3，1991―1997年为0．6，1998―2003年为0．9，2004年至今为1。

对于民航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说，1987年，我国颁布了《民航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成为民航规制发展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诞生于1995年，由该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是适用于民航企业的航空器适航、人员管理、飞行安全、机场建设等的综合性法规。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草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将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这一法律的出台，将会规范对我国民航产业的规制，进而取得全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本文将对民航规制的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制变量做如下设计：1987―1995年为0．5，1996年至今为1。

综上所述，本文把规制主体和客体、规制内容和规制法律法规三个方面的规制变量加总，结果如下：1987―1990年为1．1，1991―1992年为1．4，1993―1995年为1．7，1996―1997年为2．2，1998―2001年为2．5，2002―2003年为2．8，2004―2005年为2．9，2006年至今为3。

三、模型建立和计量结果

为了分析中国民航产业的规制效果，本文借鉴了Pbalo T．Spiller[2]和John Cubbin & Jon Stern[10]分别关于航空业和电力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模型，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对变量和数据进行了调整，依据本文检验标准得出以下时间序列模型。

（一）总量检验

其中，ZZL为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亿人公里＋亿吨公里），由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的总和表示；PJYJ为平均运距（公里），由旅客运输平均运距和货物运输的平均运距的总和表示；RJGDP为人均GDP（元），用来代表人均收入水平；LYSR为旅游收入（亿美元）；GZ为规制变量。

总量检验中所使用的指标数据描述如表1所示。

总量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93，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991，D-W值为1．150，F统计量P值为0．000。从而充分说明，人均GDP、平均运距、旅游收入和规制四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变化，其中旅游收入和人均GDP两项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平均运距在10%的水平下显著，规制变量在0．6%的水平下显著，非常好地解释了总周转量的变化，但是规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不符。

服务质量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12，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862，D-W值为2．468，F统计量P值为0．001。从而充分说明，民航企业个数、民航高校毕业生人数和规制三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用航班正常率来表示的民航服务质量的变化，并且企业个数和规制变量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民航高校毕业生人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民航企业个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说明民航企业数量增多并没有使得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得到提高，相反，可能是随着规制机构对市场准入的放松，更多的小公司进入市场，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规模来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导致航班延误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正如预期一样，大量的优秀民航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给民航产业的服务质量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利润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00，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729，D-W值为2．667，F统计量P值为0．032。其中规制变量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票价、燃油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量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但是集中度的显著性水平为14．28％，显著性水平偏高，且系数为负，所有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规制在控制垄断利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是在这个模型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的图中显示，有两个时间点拟合的不是很好，大致为1992年和2001年。这可能是因为，1992年，尽管政府首次允许航空公司以基础票价为准上下浮动票价10%，放松了票价规制，但由于基础票价本来处于较低水平，中国民航产业收益率水平不升反降。到2001年，航空市场面临燃油成本上涨压力，政府出台航空公司征收燃油费和允许提价政策，航空公司降价竞争局面有所收敛，中国民航产业收益率出现短暂上升。另一方面，2002年，民航总局指导下的民航企业并购大潮更使得市场集中度急剧上升，这种集中度上升的趋势直到2005年市场进入政策再次松动，新企业进入市场之后，才开始扭转。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总量检验、服务质量检验和利润检验三个方面对中国民航产业的规制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规制在服务质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良好的规制水平使得服务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并且很好地控制了民航产业垄断利润的获得，但是，在总运输周转量代表的总量检验方面，规制产生了负效用，这违背了本文的预期假设。因此，今后我国民航产业规制改革要在保证良好的服务质量水平的前提下，继续控制好该行业的垄断利润,提高总量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完善民航规制方式，提高民航产业总量水平

我国民航产业目前采用对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进行管制的规制方式，主要是以限制航空公司价格的形式来实施规制政策，对机票价格限定浮动区间，在制定最低价格的同时，弱化了市场竞争；市场准入政策也是阻止竞争的一个门槛，规制机构通过禁入的方式，把一些竞争企业排除在产业之外，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就没有动机去改善和提高业务水平，运输总周转量增长并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总量规制力度越大，就有可能越会阻碍行业的发展，因此，规制机构放松对民航产业的相关规制强度，将有利于其总量增长。在放松规制的同时，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目前，我国关于民航产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护条例》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等，对航空公司的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和完善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减少相关部门的行政干预，利用法律手段来规制航空公司行为，民航产业的总量水平一定会得到提高。

（二）继续增强服务质量规制，维持和发展民航产业服务质量水平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要求便捷的交通相匹配，因此，航班正常率成了人们衡量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中把航班正常率作为民航产业服务质量的检验指标，经过验证，我国目前对民航产业的规制提高了该产业的服务质量。中国民航总局针对航班正常率等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已经又开始了一系列的规制行动。在2007年8月召开的民航运输服务工作座谈会上新修改的《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和《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评定》两个国家标准已于2007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会议上指出争取利用半年多的时间，使民航服务质量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强调，今后除继续在航线航班评审中将事故征候万时率、航班正常率等作为标准外，要加强对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和执行率的监管，对正常率、执行率低的航班，要取消其时刻乃至经营权。还要把航班正常率与扩大经营范围、设立分公司、购租飞机挂起钩来，通过相关规制，进一步提高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

（三）合理推进对民航的规制，控制民航产业的垄断利润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民航业的市场集中度与民航企业利润水平负相关，即该行业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导致应有的市场行为，这与传统的SCP范式不一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提高市场价格（收益率），这种背离说明，中国民航产业市场上的政府规制作用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中国民航产业的市场结构受到政府进入规制的较强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票价水平受到政府票价政策的较强干预。这样一来，这两项规制政策的调节时间和调节方向就实际上左右着市场结构与市场票价之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民航市场进入管制放松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变化，但是价格管制并没有与其并驾齐驱，因此出现了集中度与民航行业利润水平负相关的状况。因此，这就要求规制机构在进行规制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准入和价格两个方面的影响来制定和执行具体的规制规则，以提升市场绩效。

本文在论述中国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过程中，将规制变量进行了具体的细分，并且在总量、服务质量和利润三个方面对其规制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在对民航企业利润检验时不仅考虑了票价等经济因素，还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等技术因素对民航企业利润的影响，是对现有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研究成果的继续推进和完善。但是，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有限，可能会影响到本文的实证效果，同时，在设计服务质量检验变量的时候，由于事故征候万时率部分年份的数据不可获得，所以运用航班正常率作为检验指标，忽略了安全这一服务质量因素，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 George J．Stigler,Claire Friedland．What can the Regulators Regulate:The Case of Electricity［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2，(5)．

［2］ Pablo T．Spiller．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irline Regulation on Individual Firms and Markets: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3)．

［3］ William N．Evans , Ioannis Kessides．Structure ,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Deregulated Airline Industry［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3，(3)．

［4］ 张会恒．英国的规制影响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

［5］ 唐要家．电力行业规制绩效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与创业,2004，(1)．

［6］ 肖兴志．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9)．

［7］ 马唯星．对中国民航产业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

［8］ 孙泽生,顾卫平．中国航空运输业规制实证分析与对策思考［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2004，(2)．

［9］ 张永莉,程志超．对中国民航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分析与研究［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2002，(2)．

［10］ John Cubbin,Jon Stern．Regulatiory Effectiveness：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and Regulatory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on Electricity Industry Outcomes［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5,(3)．

［11］ 胡峰．政府规制的理论基础及效果评估［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1)．

［12］ 毛兴纲．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改革――以民用航空业为例的思考［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4)．

［13］ 胡瑞娟．中国民航运输市场结构与竞争绩效的实证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4)．

［14］ 邓崧，彭艳．基于资源和业务流程的集团化管理机制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in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s the Time-serial Model and takes a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in three aspects: the total output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profit ．The ecnomitr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tion of Chinas civial aviation industry is working well on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profit test ,but doesn't do a good job on the total output ．

Key Words:civil aviation;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empirical study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6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classific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nsfer pricing of enterprise， on this basis， presents the role of group internal transfer pric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groups and the inadequate for enterprise groups using internal transfer pric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rational use of internal transfer pricing.

关键词： 企业集团；转移定价；市场价格；跨国集团

Key words： business group；transfer pricing；market price；multinational group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141-03

――――――――――――

作者简介：郭凤林（1966-），男，河南驻马店人，副教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中国总会计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与管理。

0 引言

在企业集团内部，当集团下属成员企业业务关联度很高、产品的交换繁多时，集团总部或下属子公司的一些策略可能会对某些成员企业有利而对其它成员企业没有什么好处，总部的某些决策执行不到位还会影响集团整体价值最大化财务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避免这样不利局面的出现，集团总部应当通过制定合理的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策略，在完善公司内部财务核算制度基础上，以达到充分挖掘集团内部成员企业的潜力，降低内部交易的成本和费用，从而实现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间的业务协调发展、企业集团整体管理秩序化，最终提升集团总体价值。

1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概述

集团内部转移定价是指企业集团内某个成员企业或责任单位因给同一集团内的其他企业或责任单位提品或劳务而制定的内部结算价。其主要特点是只反映企业集团内部各责任主体之间的经济业务关系，一般不直接与外部客户发生联系，只是为集团内部企业之间产品转移提供定价指导。

集团内部转移定价可以为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两大类。

1.1 以成本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 这类定价的共同点是以各类成本为基础，依据定价的方式和选择的成本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形式。

①实际成本定价：即以产品或劳务提供方实际消耗的成本多少为定价依据。②标准成本定价：即以产品或者劳务提供方标准消耗成本为定价依据。③成本加成定价：它是在产品成本基础上再加上一定的利润，以计算其内部产品转移价格。

以成本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主要优点是成本资料易收集，使用比较简单方便，选择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缺点是选择的成本标准不一致，有一定的随意性，易于被管理人员进行利润操纵。

1.2 以市场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 集团内部转移的产品或劳务也存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以市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方式更加有利。内部的市场价格可以来自外部市场公开的同类产品或劳务的价格表，也可以是生产或加工部门对外部客户收取的价款。以市场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的主要优点是比较公平合理，有助于客观评价责任单位的业绩。以市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的局限性是当中间产品或劳务的公允市价无法获得时，市场法就失去效用法。以市场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有以下四种形式。

①以市场价格定价：以产品或劳务的现行市价作为内部转移定价基础。外部市价是制定内部转移定价的较准确的依据，因为市场价格较为客观，对提供和接受商品或劳务的双方均是公平的，不存在欺诈行为，而且能促使买卖双方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成本费用，以获取最大利益。②以市场价格减去一定折扣定价：以现行市价为准，加一定的折扣率作为调整的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的基础。③以双方协议价格定价：集团内部“卖”、“买”双方协商得出一个都愿意的接受的结算价格。这个方式尤其适用于专门生产、具有特定规格的或者不存在外部市场的商品，由于协议定价结算，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因此能够满足不同方面的利益需要。④双重定价法：对同一样中间产品用一种标准对转出单位定价，用另外一种标准对转入单位定价。其目的是为了对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的业绩进行评价考核，通常都是选用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定价方式作为本责任单位内部交易计价基础。

2 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的作用

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格可以提高企业集团内部的竞争力，同时还具有节税、风险的转移、客观评价各责任主体经营业绩、调动责任主体工作积极性等作用。

2.1 减轻企业集团总体税赋 一方面是跨国集团通过设在避税地的子公司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来实现，尽管货物和款项均不通过避税地，并且低价卖出子公司没有利润同时高价买入的也无效益，但是设在避税地的子公司取得了双方利益从而降低了企业集团的总税赋；另一方面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税率的差异提高利润，通常的赢利是从高税率国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从而减轻了整个企业集团的税赋而增加利润。

2.2 适当规避风险 ①减少或避免外汇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金融危机以后，各国货币汇率波动较大，使跨国企业集团面临外汇变动风险，合理利用集团内部转移定价和采取一些套期保值措施，可以降低一些外汇变动风险。②避免政治风险对集团的影响。东道国政府没收或国有化企业资产是跨国企业集团最为担心的，尽管一些跨国企业集团也在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但在具体投资中，跨国企业集团常常使用内部转移定价对子公司实行更高的销售价格、索取高额管理费、降低子公司出口商品价格等使子公司陷入严重亏损状态，甚至成为空架子，从而将投资利润从东道国转移到集团总部，将资产损失风险降至最低。③应对价格管制。为维护本国市场和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内工业，东道国往往制定一些市场价格控制政策。为避免东道国倾销等指控，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利用转移定价来提高产品价格，将产品或生产该产品的中间产品以高价转移给子公司，形成高成本，从而可以提高产品售价，赚取超额利润，又可以防止子公司售价过低，受到东道国的制裁。

2.3 实现跨国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合理转移 跨国企业集团的全球经营需要利用资本市场，以实现集团内部各单位统筹资金，并能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但是不少的国家都实行一定的外汇管制，因此，合理利用集团内部转移定价，使各子公司对集团总部的各种生产、科研、管理等支付高额费用，对子公司高价售货或低价购买，可以从子公司逐步抽回资本。跨国企业集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时，可以凭借整个集团系统的资金等实力，运用转移“低价”，为新建子公司供应低廉的原料、产品和劳务，高价买进子公司产品，帮助子公司迅速打开局面，树立良好信誉，站稳脚跟；当跨国企业集团的某个海外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时，集团总部以转移低价，高成本付出，维持低价销售，集中财力、物力支持在那里开拓市场的子公司，直至把对手挤垮，最终占领市场，取得市场单键的优势地位。

2.4 有利于集团总部公证评价各责任主体的经营业绩 集团内部提品或劳务的责任单位可以根据提品或劳务的数量及内部转移定价计算销售的“收入”，并可根据各生产耗费的数量及内部转移定价计算自己的“成本”。这样各责任单位虽然没有对外实现销售或提供劳务，但也有自己相应业绩。所以正确制定内部转移定价是评价各责任单位的工作业绩，明确划分经济权责，使各责任单位的工作业绩评价公平、公正的基础。从而有利于调动各责任单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出正确的财务分析和经营决策、顺利实现企业集团总体发展目标。

3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策略运用不足之处

3.1 跨国集团对内部转移定价的认识不深入，利用有限 我国部分跨国企业集团已在避税地设立了一些子公司，为实现集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地，但这仅是转移定价策略作用发挥的一部分。我国跨国企业集团对转移定价的使用仅仅还局限于避税层次上，不少企业集团对转移定价的深层次的作用了解不够，当然也无法合理地加以利用，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服务。

3.2 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对转移定价利用不充分 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各生产、销售单位之间的产品划转和协作越紧密，业务往来越频繁，内部转移定价的运用也就越有成效。而我国目前大多数跨国企业集团的国外子公司主要还是国内集团总部的必须补充，只进行单一的分割式的生产经营，国内集团总部对海外子公司很难实施有效的控制，其业务往来也不多，跨国企业集团未能形成国际化经营销售网络，也就是说，跨国企业集团内部进行内部交易不多，特别是和国外子公司的交易更少，集团的内部分工和合作体系不够完善，还不具备成熟地运用内部转移定价的条件，因此对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利用不充分，使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3.3 信息系统快捷反馈机制不健全，影响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的高效使用 快捷高效的信息系统是促进集团内部转移定价有效实施的条件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国企业集团管理人员素质不够高，管理者对东道国的政策、法律不够了解或了解得不够透彻，缺少高水平的会计、税务、法律等专家的协作，再加上信息系统建设力度不够，网络安全和管理存在隐患，使我国跨国企业集团很难取得外国投资环境的全面、详细的经济信息，有时得到的经济信息也不能充分及时地反馈回国内，错失一些良机，影响集团对海外子公司转移定价的制定，从而也影响企业集团在海外的竞争能力。

3.4 企业集团对集团责任主体业绩评价重视不够，致使内部转移定价使用不够 一个企业集团下属可能有很多的成员单位，各单位的经济交往也非常频繁，企业集团总部可能为了减少麻烦，对下属成员单位之间产品和劳务转移定价缺少统一指挥，每个单位随意为之，和预算指标脱离，内部利润计算标准不一，使集团对成员企业的业绩评价无统一的标准可寻，经营业绩评价重形式，走过场，甚至轮流坐庄，最终导致集团内部的交易和资产转移混乱，使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策略完全失去作用。

4 合理运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定价，实现集团战略发展目标

使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的优势得以发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4.1 加强学习与实践，提高对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认识 要努力学习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集团的管理经验，多考察，多总结，特别关注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的使用。结合自己集团的实际发展需要，合理、巧妙地利用各国家、各地区税制不同，税率差异，选择税收优惠地区进行投资，并通过集团内部转移定价调节利润，节约成本，增加企业资本积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对164家美国跨国企业集团的调查结果，在集团内部交易中采取正常交易价格的只占35%，而其余集团主要是采用非市场价格的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策略。

4.2 加强一体化管理，构建跨国企业集团科学经营模式 集团总部应对海外成员企业进行科学管理和有效控制，加强跨国集团内部业务指导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促进内部交易市场的协调发展，这样能够充分利用集团内部化优势，减少海外投资的经营成本，从而使企业集团的海内外经营一体化，形成集团优势，增加集团总体价值。跨国企业集团为了协调集团各部门之间利益的关系，实现集团在全球战略目标，要充分利用行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策略。跨国集团各单位间的内部交易，是跨国集团的一项整体功能体现，反映了集团内部分工与合作的要求，只要有内部交易就有交易的定价。

4.3 建立适应内部转移价格需要的信息系统，培养高级跨国经营管理人才 为了有效地利用集团内部转移定价谋求全球利益，集团总部必然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来进行决策管理，因此，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信息系统，及时把握世界各市场状况是实施内部转移定价策略成败的关键。

4.4 把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制度作为集团的基本管理规范 企业集团内的成员单位一般比较多，他们之间内部产品转移也非常广泛，因此集团应充分挖掘集团内部管理潜力，加大管理控制力度，制定和完善内部转移定价政策，并且落实到具体经济责任制考核之中，把成员企业的财务业绩计算建立在集团内部转移定价的基础上，统一计算口径，使集团内部的转移定价成为一种基本的管理规范，让企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单位内部交易严格按照内部转移定价去执行。同时还应根据自身在本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结合集团经营发展目标，不断地调整和完善集团的内部转移定价的政策。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不少企业资金链紧张，出口困难，加之内需饱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企业集团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企业集团要向国际化发展，必须治理好集团内部的环境。集团内部转移定价就是企业集团内部治理和调整的一项重要决策，合理的使用集团内部转移定价不但能集团调动各预算责任主体的工作积极性，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更能建立起集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实现集团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罗翠云.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研究[J].企业研究，2012-12-20.

[2]万善军.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方法的比较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06.

[3]吕振宇.集团化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2011-06.

[4]周谦.浅谈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制定[J].大众科技，2010-04.

[5]王辉.浅谈分权体制下的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J].网络财富，2010-23.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7

[关键词]非农劳动力市场 农村转移劳动力 就业弹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部门:城市正规部门(第一部门I)、城市非正规部门(第二部门II)和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第三部门III),这三大部门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有效空间。

一、三部门关系概述

从组织形式上看,城市正规部门主要包括传统的党政机关、正规企事业单位,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包括微型企业、家庭企业、个体经营组织,而农村非农产业部门主要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组织。城市正规部门与城市非正规部门穿插于第二、三产业之中,通过正规部门向非正规部门的辐射、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流动来相互影响。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非农产业部门通过在组织形式、就业的产业结构、劳动力需求特点上的相似来顺序承接与相互替代。

二、就业弹性模型选取

就业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比,直接按定义测算=就业增长率\产值增长率。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来测算就业弹性:

三、面板数据模型下三部门吸纳农村转移就业能力的分析

对于年份选取2005至2008年四年内的数据,对于省份选取主要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对于行业选取部分主要行业,第一部门I主要集中在煤气水电生产及提供业、科研教育行业,第二部门II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餐饮、家政等服务业,第三部门III主要集中在乡镇工业企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通过对采自各省统计局网上公布的各行业相关数据进行行业汇总,得到表格中显示的数据(Y亿元,L万人)。 (如表所示)

参照表中数据求均值,按照上述模型公式可得以下结果:

(1)第一部门的就业弹性:

(2)第二部门的就业弹性:

(3)我国农村非农产业一直处于发展中的状态,目前还不够完善,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不明显,由于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第三部门的相关数据难以统计,所以在此不做就业弹性的具体计算。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广下,城镇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兴起了大批乡镇企业的建设高潮,而这也正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好时机。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现状下,由就业弹性的相关数据说明,主要从事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要求相对较高,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正在努力发展,相信会被越来越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所认识并接纳,有望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辅助部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2]李伟.现阶段我国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及对策分析[J].理论导刊,2006;1

[3]张本波.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5;8

[4]蔡防,王美艳.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2

市场部转正总结篇8

关键词：体制性约束/经济转轨/财政政策/经济失衡

作者吕炜，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大连116025）。

一、两个经济现象引发的反思

1998年以来是中国经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由于转轨尚在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体制性约束和政策取向之间的碰撞十分剧烈，并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冲突。其中有两个现象相互联系又最具代表性：一个是积极财政政策在启动消费、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始终存在比较严重的失灵，现代财政政策原理的适用性受到挑战；另一个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刚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就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用增长速度自动解决结构矛盾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这两个现象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体制与政策碰撞的内涵，也反复证明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这是本文剖析的对象。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7.6%，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1998-2002年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9.2%、28.2%、21.3%、24.7%、25%，已经成为投资、消费、外贸之外的“第四驾马车”。这些现象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直接产出效果要大于调控作用，其实质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掩盖了政策传导受阻的事实。政策的这种失灵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近年来经济运行中的失速、失业等问题是否具有市场经济下的短期非均衡特征？如果问题并不主要产生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那么我们一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设定就有偏差，对这项政策使用过度的负面影响也缺乏准备。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回答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财政政策为什么不能消除这些制约？目前积极财政连续实施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未来真正使经济实现自主增长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迹象，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后续影响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一次增长刚启动就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人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1）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1998—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4%，投资快于消费2.4个百分点。2002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差距持续扩大，2003 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个百分点。伴随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走势。（2）经济增长回升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出现。 1998—2002年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撑下，GDP 年均增长7.6%，但同期就业人数年均仅增长1.1%，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4，比1990—1997年减少了一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每年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却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下半年经济连续5个季度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从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达到4.2%.（3）通胀现象与通缩现象并存。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所伴随的信贷膨胀、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显示经济运行已处于通货膨胀状态。2003年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接近7%.另一方面社会最终消费始终还没走出通货紧缩状态，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徘徊在8%-9%之间，居民消费物指数虽然摆脱了2002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但上涨幅度没超过1%，2003年1-10月消费物指数上涨0.8%.指标的背离反映出结构性矛盾已十分突出，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利用经济高速增长来自动解决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增长与就业的矛盾。现在看来这种政策已经出现失灵，增长一旦放缓结构性矛盾仍然会更突出地暴露出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包含着怎样的体制性约束？投资扩张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关系？消费疲软作为两个现象中的共同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进一步讲，两个现象发生在同一阶段，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

二、经济转轨与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评价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调控对象的特殊性，看看实际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

（一）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内涵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又称凯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一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存在，市场本身无力自行调节，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同时由于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消费需求也相对稳定。因此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种对策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市场机制本身的成熟程度和运行效率既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财政政策工具性效应发挥的前提；（2）其政策目标是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周期，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即存在“财政政策调节充分就业均衡实现 市场机制恢复”的内在机理。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必然具有短期的、周期性特征，其实施的方向则是反周期的。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激化。财政政策的运用既是市场机制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既有效率为条件。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财政政策产生和有效的隐含前提，财政政策能否启动市场机制恢复，能否在短期内顺利退出这两个基本点，正是由此得出的。

（二）转轨仍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即初步完成了改革旧体制的任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个转折点从政治决策的角度考察，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从经济运行状态的实际变化考察，则是随着短缺现象逐步消失在1996年以后才明显反映出来的。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被定义为资源约束型的，短缺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并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开始逐步打破原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中主要的手段是通过计划放权、财政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受到限制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原有资源配置格局的打破，一方面使旧体制下供给的低效率受到遏制，一方面使民间资本增大，储蓄的增加和企业自的扩大促成市场化的储蓄— 投资转化机制逐渐形成。加上对旧体制下大量闲置的各种设备的利用、对短缺压抑下需求的释放，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被迅速拉动起来。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很大，这种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持续了近20年。直到1996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监测显示供求平衡的商品占89.4%、供过于求的商品占5.3%、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3%.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部处于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状态，其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3.8%.社会供求从总量上已基本实现平衡，这种增长方式才算结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供求机制的形成，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随处可见的票证供应、排队等候、强制替代、“瓶颈”等短缺现象基本消失，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用短缺状况检验改革进展程度，改革已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功，市场机制已经在大部分领域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据世界银行测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但是这次重大转折并不意味着转轨已经完成，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完全按市场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和应对。从实际感受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推动这种渐变的路径选择、实施步骤以及市场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也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政府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到 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20多年都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具深刻性。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后短缺时期”。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取代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三）结构性问题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制约因素

由于渐进转轨策略的局限，结构性问题在这一阶段因累积而激化，制约着市场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压力：

1.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用市场化水平作简单考察，产品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官，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种不均衡意味着，由于市场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面和低效率的局面。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策的传导机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投融资体制方面。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

2.后续的转轨安排使总供求均衡经常性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均衡。中后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普遍会根据体制变动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压抑。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转折来划分阶段，在这之前的近20年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被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扫清障碍。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此外，市场开放度提高也使国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

3.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供给方面，产权改革滞后导致企业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过去重复建设、无效供给的状况仍然存在。无效增长、低增长加剧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国有经济部分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产生了产业结构偏差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等问题。需求方面，日益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消费的两极分化和消费链的中断。有消费能力无消费需求和有消费需求无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形成的最终消费能力差异十分明显。1998年最终消费对GDP 的贡献率为33.1%，其中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仅为15.8%，而且比1980年的24.8%下降了9个百分点，当时预测中国城乡之间至少存在着15年的消费断层。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基本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水平，一些生命周期本应较长的耐用消费品在城镇推出后，还未出现普及趋势，很快就出现低水平的饱和特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扭曲，限制了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处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政府将逐步学会按需求约束的特征来调控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的效率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些局部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的外部表象是市场运行的受阻和不畅，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则是传统体制因素的制约。某些局部矛盾激化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机制的周期性失灵更加严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更趋于市场经济下的通行做法，但其应对的问题既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周期性矛盾，也不是计划体制下的紧缩—扩张问题。

（四）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的必然出现

这里提出的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产出效果而言。工具性效果不足，是指在转轨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并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是很难的。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虽然也表现为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不足，但其体制背景不是发达的市场机制，而是转轨条件下的市场机制，这种差异决定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性质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实际经济运行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难以用一般的短期非均衡矛盾解释：第一，为什么我们刚刚告别短缺、进入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运行状态，总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市场发展阶段，就会碰到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什么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意义的小康，整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老百姓就不敢花钱、反而拼命攒钱？第二，1992年以来我国的GDP 增长从14.2%单边下滑，至今已持续10年。各种指标持续走低是短周期波动解释不了的。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什么我们一面给予财政政策积极的评价，一面却不得不面对投资—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不得不面对经济运行中日益激化的结构性矛盾？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理论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从转轨的实践路径来看，“休克疗法”将转轨成本随同产权私有化过程一并抛向社会，试图将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市场化一次性解除。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问题，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延期支付的与产权改革等相关的成本，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已有的实践表明，旧的“社会契约”事实上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Clearing），即使选择激进改革的国家，只要政府是负责任的，在解除“社会契约”的某些问题上也仍然不得不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来过渡，政府必然是解决这些历史债务的最终负债人。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其挑战性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20年前，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方式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教育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中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长期预期和消费倾向，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在消费环节发生障碍。

（二）发展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 ）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准确地讲，中国贫富差距之所以形成长期拉大的趋势，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为1，下同）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不仅如此，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增长也很不平衡。以20%低收入农户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77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5%.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受既有认识框架的限制，储蓄的过量漏损问题一直未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传统体制因素对需求的明显制约，投资、消费膨胀的内在动力已明显不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17.3%，储蓄增速比投资增速高5.1个百分点。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2002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16.1%和 17.8%，投资与储蓄差距缩小源于国有投资的迅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表明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储蓄的过量漏损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的不足。

储蓄过量漏损的原因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而制约消费的正是前面提出的转轨过程中的两个特殊的体制性因素。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所引发的储蓄漏损主要是总量上的，表现为储蓄构成中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在近年的历次居民存款动机调查中，教育支出、养老支出所占比重最大。多“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储蓄过量漏损主要是结构性的，表现为不同收入群体潜在消费能力差异导致的有效需求总水平不足。2000 年与1995年相比，从最低到最高收入分五个档次的家庭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2.3%、31%、37.6%、44.9%、51.1%、56.4%和 61.9%.其中中低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由3.7倍扩大到5倍。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使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扩大消费的能力。

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使积极财政无法实现预期的扩张和传导。近年来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投资率也由1997年的33.5%攀升至2002年的42%以上，已经影响到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比例和经济的长期稳定。消费环节的这种脆弱性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效率的发挥。由此判断反推的结论是：由于改革尚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和困境，财政政策只能作为弥补GDP 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防止经济失速、防范财政风险的治本之策必须是进一步推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改革。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同样由于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足，政府投资的行政性拉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措施。这种特征的拉动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拉动，连续发行国债和增加预算内投资是主要的方式。为了提高乘数效果和拉动作用，这些资金在使用上采取了配套和“捆绑”的政策，国债资金与银行新增贷款、地方资金的配套比例大致为1：1：1.另外还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以扩大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调整税收政策以加大出口导向的力度。在此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提高，从1996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7.3%；国债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2000年达到4.6%.

尽管如此，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的通缩程度较为严重，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显得十分吃力，经济运行很不稳定。1998—2002年国债资金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 34.9%、23.9%，其比重和波动幅度都反映了这种特征。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 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目前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刚一启动就遇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本文关于经济失衡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度提速主要由投资增长引起，地方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起着主导作用。其实质是传统体制下投资冲动与饥渴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变异。由于投资—消费的体制性制约阻碍了价格的传导，这种过热没有直接通过消费、通过实体经济反映，而是表现为固定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品的价格上涨并不反映投资—消费关系和最终需求的变动。其实质是经济运行并没有走入良性增长和自主增长，长期需求不足的体制性原因仍然存在，通缩阴影可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2）与改革开放以来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三次过热不同，新一轮增长加速伴随着突出的体制性矛盾。由投资的体制性冲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由消费的体制性压抑而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使得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我们已很难像改革前半期那样简单地通过GDP 增长来自动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3）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正如当年城市居民家用电器消费拉动下形成的1984—1988年GDP 超过15%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一次拉动进一步缩小到城市中一小部分高收入群体，这种收入增长和消费提升将使长期增长很难持续，社会容易发生断裂，是与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制度相悖的。（4）当前经济运行的失衡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政策的产物，而是体制性约束的结果。但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可能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变化，也可能掩盖问题或延缓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对决策者而言，不应将失衡原因过多归咎于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退出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根本的还是要消除体制。另外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等，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平衡总供求关系，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5）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投资扩张可能拉动消费，但如果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投资扩张又受到推动，供给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出来，对物价下跌造成压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可能加速这一过程，从而可能加速整体经济从过热向过剩的转化。

六、结语二：关于财政政策真实作用的看法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仍然处在转轨途中的中国经济在实践和认识上都存在着如何判别经济运行的体制性约束与周期性约束问题。1998年以来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明显的，但是寄希望于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启动消费和经济自主增长，则缺乏理论前提。中国的积极财政实践表明，虽然经济中的矛盾是以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表现出来的，但制约市场效率的原因是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我们只有从导致市场不完善的特殊体制性因素去分析，才能对财政政策实际可能起到的作用有一个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