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转正总结范文

职场转正总结篇1

关键词：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

（一）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尤其是适当的经济自由、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信用体系。

（二）加强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增进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的分散性、盲目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不可能或者即使达到均衡，经济上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而有必要针对市场调节在总量均衡目标实现上的局限，引入政府调节。

（三）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因而通过制定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兼顾公平就成为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

二、我国政府职能行使中的越位和缺位

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职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职能行使中仍存在许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所谓越位是指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未能随市场的发育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政府依然在做市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所谓缺位是指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未能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政府未能真正做政府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

（一）政府没有行使其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的特殊职能。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行使其对不发育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这一特殊职能。当然，这种补充和替代是有代价、有风险的，是具有过渡性的，应把握好补充和替代的度，减小由于“政府失灵”产生的代价和风险，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逐渐退出，而不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补充和替代市场的功能已经滞后，并有向长期化、制度化发展的趋势。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非常不利的。

（二）政府对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管得过多。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诱发投资和产业重组的双重功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融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进行，并同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政府没有必要考虑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

（三）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严重缺位。近两年我国的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使法律缺少了应有的威严。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择手段，违背市场运行规则，违反法律，导致整个社会信用水平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同时，我国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能，政府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职能缺位。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政府必须从转变行政观念、社会观念入手，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行政管理上引入服务理念，改变过去“官”就是“管”的观念，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向间接宏观管理为主转移，政府应当以服务为宗旨，要改变一方政府只管一方事情的狭隘思想，树立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力度。

（二）正确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并按有限政府观念与模式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中脱身出来，从“越位、错位、缺位”转向“归位、补位”。那么，政府权力界定的依据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理性，也就是政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在哪些事情上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便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的定位应当是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职场转正总结篇2

改革开放2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把政府体制的变革趋势概括为治道变革，也就是政府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府组织得以越来越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1]

本文将总结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以及隐含的基本逻辑，并分析其未来10－20年的基本走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五届政府的改革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也隐含着组织效率发展、职能配置效率提高和政治效率改善的基本逻辑。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走向。

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括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从具体管理去看，还包括国防、公安、科学、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

不过，从行政学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对于这些改革，社会舆论往往有一个误解：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没有什么成绩，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继续增加，人员依然膨胀，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是表面文章。

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改革运动过去之后，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潮。机构精简之后，又往往会膨胀；人员精简之后，又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不过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应该说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把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61个，除此之外，还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副总理职数下降，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一般一个部为若干个副部长，而改革前有些部门副部长有20来个。此外还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如省部级干部正职65岁退休，副职60岁退休。这些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组织效率，而且还为后来的实际上具有很多政治发展的意味。

1982年的改革成就是显著的，但改革后国务院机构数有回潮，增加了11个。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机构减少到41个，工作机构数继续减少到68个，编制减少9700多个，并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强化综合管理职能，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这次改革的特色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困难，开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来设计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但政府机构改革的种种设想在随后的改革中却得到了实施，这些改革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要建设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1993年从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但1997年膨胀到72个了。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政府机构精简与膨胀的循环，主要与政府机构设置与变更缺乏法律约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语言可以转变为非法律的行政学语言：政府机构能够很轻松地膨胀，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的改革，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坏怪圈，其关键是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转变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9个局，而这9个局没有在改革之后恢复原来的身份，在2001年2月19日，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7个局撤销，国家煤炭生产局改称国家安全生产局，只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然保留。到此为止，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不过，改革的动力虽然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改革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经验检疫局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了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为了加强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一些重点大学校长和书记升格为副部级。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但即便如此，改革成就依然得到了巩固。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春天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但通过机构调整，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是改革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每一次改革之后都有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所以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

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国营企业逐步萎缩，并且基本实现了股份化、市场化经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形成，政府职能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如通知等，依然发挥作用，但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强化，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条条的力量依然很强，但块块的力量越来越得到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让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府改革的焦点依然是机构、职能和人员编制数，但基本的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政务信息制度改革等，在宏观的机构和人员改革之后逐步推行。政府管理开始逐步重视质量。

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得到重视，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相对独立和协调，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等，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多借鉴。

二、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

通过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逻辑。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主要是追求三种效率，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隐藏着三种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效率如何，决定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组织效率，二是职能效率，三是政治效率。任何着眼于效率的政府改革，至少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从理想化状态来说，组织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来说，一个充分实现组织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总理，一个在总理无法正常行使职务权利时代行总理权力但平时是虚职的副总理，很多临时性的、没有行政责任的、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专家或专家顾问小组，10－15个内阁成员，由内阁成员领导的10－15个内阁部，每个内阁部内部合理的决策与执行组织结构、总理直接领导很多职能相对单一、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易于监督的执法性质的行政机构。

职能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几乎不需要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需要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自律制度，很多市场监管职能如金融、证券和一般市场监管不需要很强的行政监督，因为有很强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共服务是层级化的，不需要行政机构直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体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很多比较特殊的部门，政府的职能也比较有限，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自身组织，市场的运行，大多数情况下也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主监管，政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政治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框架是否合理，政治合法性机制是否到位。宏观政治框架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行政机关管辖行政事务，立法机关管辖政治事务，司法机关管辖司法事务，三个机关形成相互监督、相互良性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另外，一个国家体制、政策和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有专门的政治途径来完成，如果专门的政治途径如选举等没有充分发达，不得不让行政机构作为直接承担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功能，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方针之民间认可，主要由行政机关来承担，那么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就不是最合理的，其组织结构也将超出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水平。如果某个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过多地承担了太多的立法事务和司法事务，那么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就会下降，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得不夹杂很多政治和司法性质，政府职能无法达到最佳水平，职能配置自然不当，最终将导致组织结构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处于最大化状态的政府。如果在某个方面没有最大化，其他方面的效率也将随之难以达到最大化。

比如，如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效率的条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政治效率的制度化装置没有建设好，政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数量很难达到最佳精简的水平。

职能转变也需要由组织效率和政治效率相配套。如果组织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往往会遇到各个组织部门利益的顽强抵抗。如果政治上行政机关承担了过多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承担了过多的执法监督功能，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很难精简，职能转变就有很大的困难。

政治效率，显然也需要政府组织效率和职能转变效率的支撑。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太多的事情，组织效率就会最小化，而且难以取得改革成就，政治效率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政治效率没有改善，反过来，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改善也将受到制约。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三个方面均不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并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继续改革，因为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实现，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没有最大化。

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回顾这五次改革，总结其成果，分析其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可以发现，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含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尤其是将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的理论思维与进一步操作方案的选择次序和空间。分析这一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改革的过去，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文革后开始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文革期间的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解决了文革期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机构数量达到100个，有些部门副部长达到20来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达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组织效率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为了改善组织效率，1982年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通过顾问委员会以及提高退休待遇的办法让老干部退居二线。组织效率，工作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以及妥善安排老干部，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手段。

1982年改革，组织逻辑推动很大，政治阻力很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得当，对老干部的利益给与了尽可能的照顾，减少了利益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老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职能逻辑构成了阻力，因为当时整个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部级机构精简，但职能不变，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越来越繁杂，这很难让机构精简下来。为了发展经济，精简掉的机构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时机构和人员已经迅速回潮。不过，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转轨，物资部门和流通部门开始通过双轨制改革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为机构精简提供了职能转变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提上日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这次改革，组织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但职能转变逐渐与上升到与行政效率同等的地位。经济改革，与组织人员精简一样成为机构改革的主要手段。

1993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建设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开始，政府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转轨。政府职能开始全面转变。但当时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刚开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机构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局部性的精简，所以成果有限。1996年各级政府开始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村，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这为1998年继续推动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提供了充分的职能逻辑的空间。1993年的改革，可以说是组织逻辑与职能转变逻辑同时并进。到1997年时，由于国营企业大规模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建设大规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尤其是组织机构的障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组织机构，变成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障碍。计划经济政府部门部门的利益集团借助其组织机构的存在，阻碍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1998年春，国务院以强有力的手段，排除各种干扰和部门利益的阻力，雷厉风行地进行机构撤并，把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部门撤并，铲除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组织基础，给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组织机构的空间。这次改革，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合并到经贸委，成为经贸委下属的若干个部级总局，集中等于弱化，总局等于是过渡。经过3年的过渡，2001年9个总局7个撤销。机构得到精简，而且成果得到固定。1998年政府改革的特色是，机构改革在现有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实现组织与人员精简的效率，同时进一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缩小国有企业规模，实行政企分开，然后再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为组织与人员精简的组织逻辑服务。组织逻辑与职能逻辑交叉并进，先依靠强有力的总理领导，强制撤并多个经济部门，包括国家体委，突破内部人控制的阻力，然后逐步进行经济改革，探索经济部门改革后的国营企业监管问题，中央企业工委成立，实行政企分开（企业暂时由党组织来管理）。这是1998年政府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职场转正总结篇3

[关键词]国务院；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整合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5-0011-04

按照党的十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启动了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第七次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的一次渐进整合式改革。看似庞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系统工程中，其实始终有一条逻辑主线，即组织整合与结构优化。本文基于系统、整体、协同的分析视角，观察和理解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一、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在渐进整合

（一）机构整合

整体效能原则是政府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原则。政府组织结构可以理解为部门职能分工和在分工的各部门之间达到协调整合的方式的总和。[1] 因此，机构改革首先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部门职权分化、行政管辖权与公共管理之间边界关系模糊、横向联系加强以及由于政策和管理“碎片化”[2]所导致的行政能力“软化”和功能失调问题。《方案》强调“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这次改革在过去基础上，加大了组织机构整合力度，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实行铁路政企分开，不再保留铁道部，将铁道部的行政管理职责一部分并入交通运输部，一部分纳入新成立的交通运输部管理的国家铁路局，构建大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体系，同时，整合铁道部的企业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把卫生和计划生育两个部门合并，是为了充分利用两个体系的资源，解决老百姓看病不方便、医疗机构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目的是整合行政资源，减少职责交叉，改变了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体制，有助于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效率。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便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借助这个跨部门协调机制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协调解决本领域的重大问题。

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提高执法效能，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为统筹推进能源发展和改革，加强能源监督管理，将现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同时，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解决这些机构过于分散、活力不强的问题。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再次以大部门制为整合手段，构造整体化行政组织系统。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5个。用高小平的话说，就是“大部门制轮廓初步成型”。

（二）职能整合

机构整合必须以职能有机统一或职能整合为基础。党的十七大对“大部门体制”改革是这样表述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注意，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体制”有一个重要的前置定语就是“职能有机统一”。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职能整合。职能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解决部门职责交叉和冲突问题。《方案》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国务院机构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做到该取消的必须取消，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该整合的必须整合”。

这次改革涉及的职能转变，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涉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转变和整合的基本方向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能转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系统内部不同部门间职能的科学配置和分工合作。所以，职能转变包括横向层面政府部门间职能调整或划转，政府减少在市场、社会等领域的职能，以及纵向层面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职能转变的第一步就要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加大部门职能整合力度，“合并同类项”，减少部门职责重叠和扯皮。《方案》提出“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最大限度地整合分散在国务院不同部门相同或相似的职责，理顺部门职责关系”。这次改革还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整合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登记、土地登记的职责，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分别由一个部门承担。

在解决行政系统内横向不同部门间的职能整合和调整后，职能转变的第二步就要重点解决如何向市场、企业和社会转移政府不够管、管不好的职能，以及中央向地方下放有助于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政府职能。《方案》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放权”，包括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许可和认定，减少转向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这实际上是政府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以及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充分挖掘和发挥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正能量，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与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相协调的公共治理结构。这次改革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整合，完善国务院行政一体化宏观调控体系。《方案》提出“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提出“大幅度减少、合并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下放项目审批权、资金分配权时，提出“加强财政、审计监督”，以确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公共治理结构的整体性以及整个社会的协同发展。《方案》特别强调“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畅通。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可以预见，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将在这场放权改革运动中得到再造和重构。

（三）制度整合

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无法解决职责交叉重叠所有问题，必须注重配套制度机制设计，通过优化政策过程、改进行政流程，多部门协作才能提升整体治理效率。因而，除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外，还需要国务院各部委政策过程的有机整合和跨部门协调配合，以增强国务院跨部委调动政务资源的能力。《方案》提出“注重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方案》中“关于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部分提出了十项改革重点，最后五项都强调制度建设，提出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等。在政府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职能，以及中央向地方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过程中，中央必须加强对市场、企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督，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方案》强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能”。要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把逐渐转移到市场、企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资源置于中央的宏观管理体系中，实现“整合型公共治理”。[4]

《方案》特别提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进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强政务诚信制度建设；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信息网络、金融账户等实名登记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等。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锐意改革形成长效机制，要注重发挥体制机制的作用；把有限的钱花在建机制、增效益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这“三大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更加注重制度机制创新驱动，注重基础性制度机制资源的战略性整体性开发。

（四）技术整合

在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ICT）成为一种战略工具，并被整合进政府改革的总体战略中，在政府管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1999年1月，中国“政府上网工程”启动，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务在我国正式启动。在政府部门管理中推广电子政务不仅促进了政务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而且推动了部门业务流程再造和政府组织结构变革，推动了网络化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发展。2006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这是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国际互联网上政府信息和提供在线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实现了国务院各部门政务资源的信息化集成整合。2007年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通过立法解决部门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瓶颈问题，促进跨部门信息资源整合。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相关法律制度、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变革的有机融合，这对于国务院行政系统乃至地方各级政府都是一个全面的效率提升。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建设，推动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方案》提出“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这次改革在现行电子政务体系建设基础上，加大了政务服务信息化平台整合力度，把分散的政务服务平台整合集成起来，建立起整体化、网络化、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从这个意义说，这是一次信息化驱动的整合式改革。

二、从渐进整合揭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先后进行了七次（1982、1988、1993、1998、2003、2008、2013）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这段历史，记录了一个政府用改革创新精神建设现代政府的步伐。这是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国务院行政系统治理结构战略性转型。国务院行政组织系统稳步地实现了结构性革新，机构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0个工作部门，到现在25个组成部门，走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次《方案》的出台是以现行机构规模和先前改革成效为基础，根据公共治理目标，选择整体设计、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整合式改革”路径。如果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把国务院机构改革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将这次改革与前6次改革进行比较，分析依次发展的阶段，将有助于揭示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虽然本文的分析不可能囊括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所有要素，但是仍然可以让我们从改革历史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笔者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转型之路，基于对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研究，将“机构改革”与“发展目标、政府职能、治理工具、财政结构”作为政府转型的综合框架。可以说，本文的一些观点是作者基于博士后期间的思考和总结。结合上述对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总体逻辑思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国家建设议程和公共治理挑战，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渐进整合式改革为抓手，从“精兵简政”转向“简政放权”，从“精简机构”转向“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机制”，从“直接管理、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宏观调控”，从“党政分开”转向“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从“规模控制型”改革转向“结构优化型”改革，从“单项推进”、“零碎改革”转向“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构建面向市场、企业和社会，全面履行政府职责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框架。这种改革的推动力量有来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机构的和技术的。这种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无法令所有人满意。其关键就是在稳定性和连续性与适应性与革新性之间找出某种动态平衡[5]，积极稳妥推动旧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转型。

图1整合式改革战略框架

国务院公共治理面临的根本性议题形塑了机构改革的战略与方向。在这种渐进整合式改革中，大致上有四种主要战略如图1所示：一是机构整合战略，二是职能整合战略，三是制度整合战略，四是技术整合战略。机构整合要求以机构改革带动全面的组织结构再设计及其整合，把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合并为一个较大的部门（如，大部门制）。职能整合要求以职能转变和部门间职能划转、职能再配置带动组织整合，把相同或相近的职能整合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制度整合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宏观调控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以政策过程的协调合作及其制度设计带动组织整合。技术整合则以信息通讯技术打破部门间的行政界限，建设跨部门网络化办公平台，完善整体政务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国务院行政系统政务资源集成整合，提升整体行政系统的施政能量。

这四者相辅相承。机构是职能的载体，如果职能不转变、不整合，仅有机构整合，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反过来，职能转变和整合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机构设置。机构整合、职能转变和整合后，机构间、职能间仍然有边界，必定出现协调配合问题。因此，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都要配有制度机制整合，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推进跨部门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期望通过大部门制解决部门职责交叉问题，其作用有限。最后，无论是横向层面的机构整合、职能整合、技术整合，还是纵向层面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合，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机制设计。从目前改革的发展态势看，职能整合与转变是核心战略，但要更加注重制度整合和技术整合的战略，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

三、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思考未来改革的议题

协调部门间关系是政府管理中的永久挑战。[6] 当代公共治理议题的复杂性更是加剧了政府部门间内在的协调问题。如果行政系统缺乏有效的协调制度，即使机构整合了、职能转变了、采纳了新技术，整体运作制度还是旧的，整合后的行政系统仍然按照原有的制度框架运作，则很可能引发政府系统中部门间激烈的权力扩张和政治斗争。因而，国务院机构改革到现在，关键的问题可能不是机构整合和大部门体制，而是国务院各部委的职能转变、政策过程整合和行政运行机制优化，持续改善机构间的互联治理（Connected Governance）与政府互通性（Government Interoperability）。过去行政体制改革更注重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对跨部门协作（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缺乏足够的重视。

[JP2]公共管理进入了更加需要多元利益主体更多协作治理的时代。跨部门协同创新是当前和今后政府治理的鲜明特色。对于现代政府治理来说，政府部门间的有效协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科学的分工协作是科学管理的基础，也是公共治理必须遵循的准则。[7] 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是一种行政联合劳动分工。机构改革、机构合并重组、职能转变后，更要注重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预防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后出现机构“再膨胀”和政策重新“碎片化”问题。那么，如何增强国务院协调各部委间横向关系的能力？制度机制的科学设计是关键，重点是解决跨部门整合协作的激励问题，特别是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机构设置中的结构和制度缺失问题突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抓紧落实改革方案，保证改革中各项工作‘无缝对接’。各部门要自觉行动，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决不能‘换汤不换药’。如果被部门和局部利益牵着走，不仅损害全局，从长远看对部门也是不利的。……机制建设要尽可能完整，不能‘碎片化’”。[8] 新一届国务院明确提出“建设创新政府，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发展”。制度创新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空间。[JP]

要深刻思考和预测下一场新科技革命对政府治理模式构成的主要挑战，强化预见性治理思维，超前研制有针对性的治理战略和策略。这是政府成功转型的重要机遇。遵循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实施整合式治理创新驱动战略，要加强战略思维，以一种整体的、全盘的、联合的方式来设计和实施改革，确立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制度机制建设”和“信息技术创新”的战略方向，强化政府的协同创新意识、协同创新精神和协同创新能力，以完善制度机制为重点，把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成效通过法律制度稳固下来，改革驱动政府行动的基本激励机制，形成和集聚建设创新政府的制度优势，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制度机制建设要有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以制度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驱动，全面地设计政府改革中较为核心的部门职能分工协作体系、部门利益整合机制和政治问责机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国家电子政务互联互通框架和统一网络空间，善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构造出高效政府的无缝隙公共行政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美]乔纳森·R·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说史——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8.

Jonarthan R.Tompkins.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ublic Management.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Publishing House， 2010.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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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小平.大部门制轮廓初步成型[N].人民日报， 2013-03-13.

Gao Xiaoping. The Big Department System Outline is Preliminarily Forming.People's Daily， 2013-03-13.

[4]Charles T. Goodsell. A New Vi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4）：623-635.

[5]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98.

Wang Huning. 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89. p298.

[6]B.Guy Peters. Managing Horizontal Government：The Politics of Coordin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8， 76（Summer）：295-311.

[7]汪玉凯.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N].人民日报， 2013-03-26.

Wang Yukai. The Main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2013. People's Daily， 2013-03-26.

[8]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面履行政府职责 努力实现民之所望[N].经济日报， 2013-03-22.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Put Stress on Performing th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Comprehensively and Working Hard to Achieve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at the first Plenary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Economic Daily， 2013-03-22.

职场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山寨机；政府职能转变

1　解读政府职能及其转变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其属性包括公共性、法定性、执行性、强制性、动态性和扩张性。总体来说，政府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经济职能是指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①宏观经济调控职能，②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③市场监管；④社会管理。

山寨机的出现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秩序，这与当下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冲击、使得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人们对于大品牌的消费锐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在于山寨机自身的优势：廉价、实用、更新速度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汤铎铎博士这样定义山寨：“山寨一词最初、最本质的含义，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从而形成了所谓山寨文化现象。之所以说是最初的含义，是因为山寨这一标签最早是贴在手机上的。”山寨手机的出现源于两个关键壁垒被打破，一是技术壁垒，一是政策壁垒。此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垄断，市场垄断和山寨机的出现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因为垄断使得这些小的生产企业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山寨机出现后居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打破了市场垄断，很快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当然，山寨机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它在名称、外形、商标等方面存在侵权，甚至很多人批判山寨机说这是剽窃。但山寨现象的出现让我们更加反思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而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日趋完善，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但由于行政理念的转变、宏观经济体制转型以及政府身身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国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存在典型的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亟待克服。政府的经济职能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既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

2　透过山察现象反思政府职能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要解决政府到底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哪些权力应该下放，下放给谁，等等。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得很明确：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权交给企业；二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力留给综合经济部门}三是大量的服务、协调、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山寨机的出现使得政府职能转变迫在眉睫，要求政府改进行使职能的方式。加强监督和激励机制建设，成为高效政府。

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我国政府职能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行根本转变；

(1)明确政府与市场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为保证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应当发挥作用，从各得其所又各尽所能的要求看，应当努力做到优势互相补充。政府应当着重加强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做的产品方面的职能，更多地承担起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引导者、经济规则的提供者和经济争端的裁判者、环境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等角色。在市场已经能够自行发挥作用的地方，从这些领域有序退出。

(2)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中国是一个具有政府超强势历史的传统国家，因而改革必须注重历史，强调历史重要的观念，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渐进式改革、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角度看，要求政府在职能转变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决心，同时要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员工作，降低变迁的阻力。

(3)在职能转变中要更重视发挥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存在，使政府有干预经济活动的理由，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而不是去代替市场。同时还应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发挥中介组织的组织、协调、自律、服务作用，使社会经济运行有序化，也才能为政府有序退出提供组织和制度基础。各国的历史教训无可争辩地表明，政府过多干预，常常扼杀民间的创造力，使得经济缺乏效率和活力，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协调功能。

(4)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要突出微观经济管理的服务性质。“管理就是服务”是管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比企业、比市场更高明，把管理上升为指挥、控制，在资源配置中搞拉配，在市场监管方面瞎指挥。严重干扰了经济的健康运行。事实证明，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如企业有优势，政府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服务。

(5)政府在调节经济时要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攻击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依据，也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成就。要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是不干预，但在现代社会，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在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现在能做的减少时间不一致性的主要办法就是让政府调节经济的行为法制化，实现依法行政。同时政府应尽可能少用指令性的计划和行政手段，更多使用具有灵活性的经济手段。

(6)政府在管理经济时要重视激励机制。中国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追求的目标是“利为民所谋”。因此社会利益最大化应当是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所在，而经济主体追求的则是个人或集团利益最大化。要使多方利益一致。一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消除人们通过非法途径获利的途径；二要加强经济激励，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经济贡献与利益所得尽可能地相一致。总之，政府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应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

3　结论

职场转正总结篇5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三)不科学的政府系统自身的政绩评价机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我国政府政绩评价机制可以归纳为一种只看产出,不看投入”的机制,也就是说,在评价完成某个政府行为时,考察的指标仅仅是完成的结果,横向或纵向的对比,而忽略了为完成这个政府行为而进行的投资。因此,这种政府政绩评价机制极易造成某些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盲目地扩设机构、增加人员。我国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的裁了又增加、增加了又裁”的现象,就是这种政绩评价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是造成政府机构膨胀的原因。这些消极因素主要有:官本位思想、缺乏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观念、缺乏限任和选任的观念等等。从官本位思想来看,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一元化官本位成就取向在社会上一直居主导地位,因此,官本位思想是机构膨胀的文化根源,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官本位成就取向的价值观成为机构膨胀的内在动力。由于社会以级别作为价值判断标准,那么各个政府机关要求增加编制、升级升格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象征地位的行政级别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就使得人才流动向机关倾斜,大批人才涌向国家机关,加上各种关系网的纵横交错,迫使国家机关不断因人设职、扩大规模,从而使官本位思想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外部压力。从合理的社会流动来看,人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象其它资源一样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受中国传统的一业而终”和落叶归根”思想的影响,政府官员很少主动跨出政府大门去经商或从事其它职业的,也很少自愿跑到外地为官的。缺乏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思想是政府机构膨胀的思想根源。此外,我国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缺乏限任、选任的观念,也是造成机构膨胀的原因。

(四)缺乏对政府系统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律机制、财政机制和其它社会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系统的行为常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以撤换领导来制约和保证政府系统有序运行,这种方式常伴有主观的随意和感情的冲动。如有的领导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撤换部门负责人或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增加上开口子,批条子,因人设事,因人设机构,缺乏公正严肃的约束机制。一是机构编制没有法律依据,缺乏硬约束、硬保障,机构改革缺乏硬配套支持,这就使得机构膨胀问题在软环境、软约束中可以自由地延续泛滥;二是财政拨付与支持随机构和人员的增多随意增加,僧”多则粥”多,僧”少则粥”少,人浮于事仅对行政效率有影响,对部门利益则丝毫没有损害。由于没有通过财政硬约束来限制人员和机构的增加,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增编、增员的冲动和可能。因此,要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利益约束的办法,以部门为财政支出单位,实行政府包干制,即财政对政府各部门实行硬约束,增员不增工资总额,减员不减工资总额,把裁员的任务通过利益约束的方式下放给各部门;三是干部选拔任免缺乏制度保障,没有竞争的动力和压力,没有切实保证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

(五)政府组织自身的原因。政府作为一个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组织,一旦被人们理性地设计出来,就会成为控制人、支配人的东西,具有天然自我膨胀的倾向。其一,政府同企业一样,政府行为是按个人成本收益原则来计算的,追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这样每个政府官员都存在一种谋求特殊利益的冲动,为保持官位、升职、发财,必然培植亲信,选用自己的人,造成机关人员膨胀;其二,从组织学角度来说,在任何组织里,组织成员的收入和组织产出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为了保证组织成员的收入,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组织机构得以发展,因为规模的扩大,有可能使薪俸提高、职务提升更加便利,职务权力更大,含金量更高;其三,政府官员为了保证下属单位工作顺利,会尽最大可能争取保险系数,即加大投入维系更大储备。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由于他们由上级任命,要赢得上级的认可,就必须完成上级的指示,满足上级的愿望,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在我国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便会演化成对高数量的追求,产值、速度等数量性指标成为衡量政府领导者、官员的标准,这迫使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数量冲动:要更大的机构规模、更大的管辖范围、更高的社会指标。为满足数量冲动,政府官员行为方式的另一特征就是囤积,即政府尽可能扩大规模以滞存更多的资源;尽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此外,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建设等要求政府系统不断加大调控能力;全球性的民主化发展会不断拓展政府边界,拓宽政府职能;政府系统和特定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会不断促使行政系统走向增长。因此,政府增长、机构膨胀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客观的一面,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趋势。二、职能界定———改革的逻辑起点

我国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而要转变政府职能,首先就要界定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界定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将由政府指令分配方式为主逐渐转向以市场配置方式为主。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使得社会事务的分类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和重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对立和互补关系成为社会事务的主要分水岭。政府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组织。所谓社会公共事务,就是指无法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事务。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仍停留在对社会事务的板块”划分的惯性思维中。因此,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质的突破,就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事务合理分类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一)确定公共事务范围,界定政府总体职能。将社会事务划分为私人事务、公共事务及中间事务,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自发游离出来的客观结果。公共事务领域是政府职能实实在在的介入点,因而政府职能的界定,首先取决于公共事务领域的界定。由于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变化,社会事务的公私之间的界线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界定政府总体职能的难度。所谓政府总体职能,就是指政府在社会组织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就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而言,显然处在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政府的总体职能是:提供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纯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利用价格、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等。

(二)加强协调和统一,合理安排政府间职能结构。政府职能结构是指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配置,既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配置,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配置。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职能配置关系主要是依据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确定的。从法律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配置明显趋于同构化”,除国防、外交等职能归中央政府专项管理外,其它职能基本相似或雷同,只是在作用区域上有所区别。这种结构是社会事务板块”切割的必然结果,明显带有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因此,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府间事权关系模式,就必须对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进行适当调整,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中央政府主要处理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如国防、外交、宏观经济调控、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全国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等等;地方政府主要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公共事务,如本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社会救济等。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努力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关系,重点解决地区间交叉的公共事务,如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流动、市场统一等。

(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职能结构。所谓政府部门间职能结构,即一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职能划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游离出来的公共事务与政府原来所承担的事务之间,没有及时进行有效地转换,政府部门间的职能配置仍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按行业和产品进行部门分类。这种状况使得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共同渗透到政府管辖范围之中,从而造成政府的总体职能难以界定,政府部门间的职能配置也缺乏科学依据。加上部门之间的逐利行为,使得政府各部门纷纷退出资源配置权很小的领域而跨越本部门界线涉足资源配置权很大的领域,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机构重复、推诿扯皮、管理脱节等现象,更成为政府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为此,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政府部门职能设置的总体原则,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对那些带有经济实体性质的部门必须撤销;对边界模糊的政府职能要严格划定所属部门,同时注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对介于经济实体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公司”不宜滥设,而应当把组织生产和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下放给企业。

总之,界定政府总体职能、合理调整政府间及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归根结底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因此,要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之间及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改变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促进政府机构高效、协调、规范运转。

三、人员分流———一道难解的题

人员分流是机构改革的难点,也是机构改革的关键。人员不能安全有序分流,不仅不利于机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易使已有的改革成果丧失贻尽。回顾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我们虽曾制定过一些分流安置措施,但有的并没有真正落实,有的因措施不够彻底,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鼓励机关富余人员分流到事业单位,加重了事业单位的负担,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富余人员难以真正分流,是机构、人员回升、财政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克林顿政府近年来大幅度成功裁员(裁了28万人)的作法,给我们以很大启示。其具体做法是:将政府一些机构成建制转移出政府,实行企业化管理,与国家财政脱钩;鼓励提前退休,对一些年龄较大、业绩平平且工作年满30年的公务员,允许其提前退休;对自愿脱离政府的公职人员,采取一次补助的办法,让其自谋职业,平均每人补助25万美元;对裁减下来的公务员,政府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咨询,促其尽快重新就业等。

此次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编制要精简一半,为历次机构改革之最,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又必须努力做到。因此,要按照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基本原则,妥善解决好人员分流工作。为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现状,并对国内就业状况和分流人员的基本情况有足够估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要坚持人员增减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不改革体制,不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实现人员增减;反过来,不精简人员,精兵简政,这么多行政人员干预经济,部门林立,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必然增多,权力执行必然无度,职能转变将成为空话。三是要妥善处理好留与分的关系。既要按机关人员精简的原则办事,又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注意机关人员的优化组合。要把一些年富力强、有开拓市场能力的年轻干部选派到企业去,帮助企业扭转经营不善的局面。同时,对于离岗人员在尚未安排工作前,保留职级,对他们不能有任何歧视,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好实际问题,免除后顾之忧。四是要大力培育人才市场,使机关干部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中寻找想动员和帮助找出路并举,政府安置和社会安置相结合,同时要加强干部培训工作,提高干部再就业能力,实现分流人员的顺利转岗。

四、法制建设———改革成果的保障

职场转正总结篇6

达州市地处川渝鄂陕结合部，是四川的人口、农业大市、川东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也是四川的教育文化大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川东明珠”。目前，全市共有高职院校2所，中职学校38所，其中民办中职学校10所，另有乡镇成人教育学校240所，并拥有一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2005年，全市完成中职招生任务(按生源计)24768人，是2001年的3．1倍，中职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底达43777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重点的多形式、多规格、多门类的短期职业培训，成效显著。2005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达413000人次，培训农户科技当家人53286人，完成系统实用技术培训423689人次，完成职工教育培训89326人次。至今，全市已建成部级重点职校5所(含劳动部评定的1所技校)、省级重点中职校3所、市级重点中职校6所；省级重点专业2个、市级重点专业9个。骨干示范中职校在校生占全市中职在校生总数的73．9％，2005年骨干示范学校所招新生占全市中职校所招新生总数的75．6％。全市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政府办、企业办、联合办、个体办的多元化办学格局；目前，我市民办中职校招收中职生达2845人，在校学生7365人，占全市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16．8％。

二、达州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有的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忽视职业教育的倾向，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都还没有完全到位。同时．群众心理也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有所抬头，鄙视劳动和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职业教育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还是二流教育，再加上职业教育质量不高，自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群众及其子女不愿就读职业学校。

2．职业教育与市场、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职业教育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的衔接不够紧密，职业教育适应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还比较薄弱。

3．职业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普、职发展比例失衡，职业教育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达州市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仅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0．1％和38．5％，民办职业教育只占职教总量的13．6％。

4．办学特色不够鲜明，教学质量不高。一些学校以学科教育、学历教育为导向，用升学来吸引生源，技能教育和实践教育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实习实训设施不配套，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学校毕业生质量不高，就业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三、加快达州市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对策思考

职业教育要适应市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体制创新的关键，必须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

1．转变教育观念。首先要树立市场观念，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做到市场和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职业教育一定要有市场意识，要努力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专业学科向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转变，彰显自身的质量、品牌和特色，提高就业率，增强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

2.创新办学体制。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办学体制是基础。一是要加快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要大力扶持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支持民营企业举办职业学校，在学校用地、税收、基本建设、师资队伍、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二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的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劳动等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公办学校进行股份制、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体制改革试点，允许各地引入民间资金改造薄弱公办学校，鼓励公办学校利用社会资源、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推动公办学校重组和整合。三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各地要采取有力措施给职业学校松绑放权，在招生、学籍、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经费使用等方面扩大学校自，帮助学校构建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

3.创新办学模式。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各地和职业学校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学校自身特点，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和完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探索和建立根据市场、企业“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机制，为市场、企业“量身定做”培养人才。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企业、行业直接参与学校招生、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设置、知识技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以就业为导向，改革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需求，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实行“学分制，为受教育者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要加强实训基地建设，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毕业生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有机衔接。

4．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好转移培训工作。县(市、区)要依托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加快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统筹各项职教职能，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转移培训网络，开展各种形式多样、长短结合的职教与培训。要形成培训、转移、就业后管理教育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转移一人，致富一家”。

5．加强领导，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发展职业教育，主要受益在地方，主要责任在县(市、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制定的改革与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对职业教育的规划布局、政策、经费、办学、资源配置等进行统筹协调。

6．强化经费投入、劳动准入和法制建设三大保障措施。一是各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和生均事业费逐年增长。要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市已有的政策规定，如市、县设立职教专项经费、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20％；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各地方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职场转正总结篇7

改革开放2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把政府体制的变革趋势概括为治道变革，也就是政府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府组织得以越来越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1]

本文将总结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以及隐含的基本逻辑，并分析其未来10－20年的基本走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五届政府的改革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也隐含着组织效率发展、职能配置效率提高和政治效率改善的基本逻辑。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走向。

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括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从具体管理去看，还包括国防、公安、科学、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

不过，从行政学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对于这些改革，社会舆论往往有一个误解：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没有什么成绩，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继续增加，人员依然膨胀，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是表面文章。

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改革运动过去之后，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潮。机构精简之后，又往往会膨胀；人员精简之后，又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不过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应该说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把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61个，除此之外，还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副总理职数下降，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一般一个部为若干个副部长，而改革前有些部门副部长有20来个。此外还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如省部级干部正职65岁退休，副职60岁退休。这些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组织效率，而且还为后来的实际上具有很多政治发展的意味。

1982年的改革成就是显着的，但改革后国务院机构数有回潮，增加了11个。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机构减少到41个，工作机构数继续减少到68个，编制减少9700多个，并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强化综合管理职能，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这次改革的特色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困难，开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来设计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但政府机构改革的种种设想在随后的改革中却得到了实施，这些改革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要建设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着，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1993年从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但1997年膨胀到72个了。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政府机构精简与膨胀的循环，主要与政府机构设置与变更缺乏法律约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语言可以转变为非法律的行政学语言：政府机构能够很轻松地膨胀，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的改革，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坏怪圈，其关键是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转变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9个局，而这9个局没有在改革之后恢复原来的身份，在2001年2月19日，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7个局撤销，国家煤炭生产局改称国家安全生产局，只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然保留。到此为止，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不过，改革的动力虽然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改革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经验检疫局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了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为了加强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一些重点大学校长和书记升格为副部级。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但即便如此，改革成就依然得到了巩固。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春天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但通过机构调整，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是改革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每一次改革之后都有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所以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

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国营企业逐步萎缩，并且基本实现了股份化、市场化经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形成，政府职能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如通知等，依然发挥作用，但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强化，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条条的力量依然很强，但块块的力量越来越得到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让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府改革的焦点依然是机构、职能和人员编制数，但基本的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政务信息制度改革等，在宏观的机构和人员改革之后逐步推行。政府管理开始逐步重视质量。

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得到重视，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相对独立和协调，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等，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多借鉴。

二、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

通过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逻辑。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主要是追求三种效率，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隐藏着三种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效率如何，决定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组织效率，二是职能效率，三是政治效率。任何着眼于效率的政府改革，至少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从理想化状态来说，组织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来说，一个充分实现组织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总理，一个在总理无法正常行使职务权利时代行总理权力但平时是虚职的副总理，很多临时性的、没有行政责任的、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专家或专家顾问小组，10－15个内阁成员，由内阁成员领导的10－15个内阁部，每个内阁部内部合理的决策与执行组织结构、总理直接领导很多职能相对单一、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易于监督的执法性质的行政机构。

职能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几乎不需要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需要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自律制度，很多市场监管职能如金融、证券和一般市场监管不需要很强的行政监督，因为有很强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共服务是层级化的，不需要行政机构直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体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很多比较特殊的部门，政府的职能也比较有限，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自身组织，市场的运行，大多数情况下也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主监管，政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政治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框架是否合理，政治合法性机制是否到位。宏观政治框架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行政机关管辖行政事务，立法机关管辖政治事务，司法机关管辖司法事务，三个机关形成相互监督、相互良性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另外，一个国家体制、政策和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有专门的政治途径来完成，如果专门的政治途径如选举等没有充分发达，不得不让行政机构作为直接承担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功能，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方针之民间认可，主要由行政机关来承担，那么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就不是最合理的，其组织结构也将超出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水平。如果某个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过多地承担了太多的立法事务和司法事务，那么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就会下降，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得不夹杂很多政治和司法性质，政府职能无法达到最佳水平，职能配置自然不当，最终将导致组织结构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处于最大化状态的政府。如果在某个方面没有最大化，其他方面的效率也将随之难以达到最大化。

比如，如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效率的条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政治效率的制度化装置没有建设好，政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数量很难达到最佳精简的水平。

职能转变也需要由组织效率和政治效率相配套。如果组织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往往会遇到各个组织部门利益的顽强抵抗。如果政治上行政机关承担了过多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承担了过多的执法监督功能，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很难精简，职能转变就有很大的困难。

政治效率，显然也需要政府组织效率和职能转变效率的支撑。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太多的事情，组织效率就会最小化，而且难以取得改革成就，政治效率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政治效率没有改善，反过来，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改善也将受到制约。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三个方面均不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并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继续改革，因为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实现，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没有最大化。

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回顾这五次改革，总结其成果，分析其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可以发现，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含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尤其是将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的理论思维与进一步操作方案的选择次序和空间。分析这一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改革的过去，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文革后开始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文革期间的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解决了文革期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机构数量达到100个，有些部门副部长达到20来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达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组织效率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为了改善组织效率，1982年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通过顾问委员会以及提高退休待遇的办法让老干部退居二线。组织效率，工作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以及妥善安排老干部，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手段。

1982年改革，组织逻辑推动很大，政治阻力很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得当，对老干部的利益给与了尽可能的照顾，减少了利益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老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职能逻辑构成了阻力，因为当时整个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部级机构精简，但职能不变，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越来越繁杂，这很难让机构精简下来。为了发展经济，精简掉的机构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时机构和人员已经迅速回潮。不过，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转轨，物资部门和流通部门开始通过双轨制改革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为机构精简提供了职能转变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提上日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这次改革，组织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但职能转变逐渐与上升到与行政效率同等的地位。经济改革，与组织人员精简一样成为机构改革的主要手段。

1993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建设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开始，政府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转轨。政府职能开始全面转变。但当时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刚开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机构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局部性的精简，所以成果有限。1996年各级政府开始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村，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这为1998年继续推动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提供了充分的职能逻辑的空间。1993年的改革，可以说是组织逻辑与职能转变逻辑同时并进。到1997年时，由于国营企业大规模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建设大规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尤其是组织机构的障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组织机构，变成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障碍。计划经济政府部门部门的利益集团借助其组织机构的存在，阻碍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1998年春，国务院以强有力的手段，排除各种干扰和部门利益的阻力，雷厉风行地进行机构撤并，把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部门撤并，铲除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组织基础，给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组织机构的空间。这次改革，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合并到经贸委，成为经贸委下属的若干个部级总局，集中等于弱化，总局等于是过渡。经过3年的过渡，2001年9个总局7个撤销。机构得到精简，而且成果得到固定。1998年政府改革的特色是，机构改革在现有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实现组织与人员精简的效率，同时进一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缩小国有企业规模，实行政企分开，然后再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为组织与人员精简的组织逻辑服务。组织逻辑与职能逻辑交叉并进，先依靠强有力的总理领导，强制撤并多个经济部门，包括国家体委，突破内部人控制的阻力，然后逐步进行经济改革，探索经济部门改革后的国营企业监管问题，中央企业工委成立，实行政企分开（企业暂时由党组织来管理）。这是1998年政府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1998年的政府改革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在反****斗争中发现，人事管理领域、行政审批领域和财政制度领域，最容易发生****。鉴于这一认识，政府组织变革从组织机构和人员规模转向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是2002年夏天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在宏观上控制行政审批项目数量，在组织上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在审批方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取消各个工作部门的预算权，把财政预算权力集中到财政部门，并对财政预算收支进行集中和透明化管理。

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政府改革，政府组织继续调整，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上次改革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局部得到了解决，如外贸部，1998年因东亚经济危机而保留，此次撤销，和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商务部，而计划经济委员会也被撤销，与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次改革，组织逻辑从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为少量精简机构，主要为调整内部机制。2003年8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则标志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了有法可依的阶段，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了行政审批权力的设定和审批活动。

2003年机构改革没有大幅度精简机构，也没有大幅度转变职能，并且还建立了国资委等特殊机构，主要原因是，在当前条件下，组织效率的提高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主要取决于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取决于如何完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等，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广泛的行政监督无法淡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刚刚开始，立法和司法部门发展不充分，无法替代国务院对行政部门比较独立的直属局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监督。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运作没有充分展开，国务院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应该承担的工作，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2003年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主要工作是讨论和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草案；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党的群众路线，即以民为本的工作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行政机关的复杂运作，还取决于行政机构的公共服务等政绩。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构的复杂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组织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决策失误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

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的新的构想。笔者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在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与此同时，也给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如果说，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年为止，可以说已经是驾着船过河或者架着桥过河的阶段了。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政府发展不到位，市场经济也很难得以完善。这是10多年来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决定》特别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具体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举措，提出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方向。这说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到了具体实践的阶段。也可以预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政府职能的有限化、政府管理权力的多中心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从组织、效率与政治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未来趋势依然将遵循组织逻辑、效率逻辑和政治逻辑三个逻辑主线，在三个领域展开：组织变革、职能转变和配置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此期间，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但其基本趋势

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政府还将进一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精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部门，把内阁级的机构继续逐步精简，并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但是这需要进一步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并需要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组织方面的变革至少在今后10里将不会是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都不会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数量。

今后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将转向职能转变和职能配置的领域：

转变政府职能，从投资型的经济发展型政府走向公共服务性的经济促进型政府，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通过直接投资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来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

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

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份，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

进一步改革财政制度，逐步提高人代会在财政预算方面的权力，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在起草和公布《公务员法》的基础上，着眼于反****，并着眼于人才兴国，进一步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的制度变革。

为了给组织效率的改革进一步拓展空间，并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职能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合理配置，必须提高政治效率，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但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没有特别的变化，本届政府和下一届政府，将会认真思考政治文明的发展问题，但都不会实质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两届政府以后的事情了。

但即便如此，新一届政府政府改革的任务依然是艰巨的。今后每一届政府的工作都不会轻松。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应该关注如何在多个层次推进改革，在操作、集体和立宪三个层次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并继续推进政府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与前五届政府的政府体制改革相比，其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但可以预料，今后的几届政府，势必会遇到政治改革的挑战。如何使政府改革给政治改革创造条件，让政府改革适应政治改革，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进行政府改革，显然是新几届政府所面临的新的也是艰巨的挑战。

当然，在未来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基本上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除了自身组织效率目标和政治效率目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从而更好地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服务。而在两届政府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成为主导政府体制改革主旋律的逻辑了。

结语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非公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基本背景。回顾20多年来五届政府的努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实现了组织效率，提高了职能配置效率，也改善了政治效率，在多个方面实现了政府治道变革。

当然，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任务也依然是艰巨的。对于这些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着眼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思考，理解发展的长期趋势，了解当前行动的空间，着眼于当前的行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短期的实质性的可行对策和长期改革的战略，从而确保政府治道稳定成功地变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府体制的良好条件。

职场转正总结篇8

关键词：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

 

1、政府职能与体育管理职能定位

政府职能又称公共行政职能，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承担的国家管理职能，“是相关政治权利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经由一定的过程，通过多种表达形式实现彼此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的契合，从而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在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任务的总称，是国家行政机关因其国家公共行政权利主体地位而产生，并由宪法和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各种职责的总称”[1]。简而言之，所谓政府职能主要是涉及一个国公共管理部门在特定环境中应该管什么的问题。

要完整、准确理解政府职能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它与国家的产生相联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不能离开关于国家作用的考察。第二、它的实施者是整个公共管理系统。在我国主要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甚至各种以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为主要目标的公共企业与事业单位。第三、政府职能得以实施的依据是掌握有公共权力或权威，一般通过国家或社会以某种途径赋予给具体的公共管理组织。第四、政府职能与行政目的相联系，一般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施。这就解决了政府职能由谁实施和怎么实施的问题。。进而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职能的范围问题或者说内容问题。这也是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和我国政府行政改革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不同学者对政府职能内容有不同的总结和分类，我国学者黎民认为它主要包括：经济职能，如宏观经济调控。政治职能，如民主建设。社会职能，如社会保障。文化职能，如科教文卫体等的发展。。[2] 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支持者澳大利亚学者欧文认为政府职能包括：提供经济基础、保持经济稳定、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商解决团体冲突、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等。[3]”当体育中的某些成分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或是一种公共服务时，政府根据社会需要，可以将其发展纳人政府管理职能范畴。这样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就应运而生。

由上文对宏观政府职能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是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应界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体育经济进行调节、对体育市场进行监管、对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进行提供。政府对体育管理必须强化规则的制定和进行宏观监管，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事实上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

2、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历史转变与现存问题

2.1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政策转变历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大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小到老百姓针线油盐的供给都由政府统一管理，我国体育事业更不例外。当时体育被看成纯“福利型”.的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事业单位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但直接或间接为上层建筑服务。这种理论定位使体育的经济功能难以体现，政府独家投人、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是发展体育的必然选择。

1979-1984年为转变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入手,培育新体制增长点。1983 年 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指出:“体育是全民的活动，不能只靠体委办，必须依靠和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各行业和群众团体都应把体育作为关心人民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到日程上来，认真管好本系统的体育工作。”

1984 - 1992年是转轨的起步阶段。以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为重点,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尝试。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并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21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计划逐渐从为主的地位转变到为辅的地位，并且只有在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国家正努力构建现代政府制度与现代事业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体育发展目标和服务的市场化，以及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等等，致使体育事业不能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体育的方式继续运行。[4]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属于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深化阶段。《2001 一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指出:“国家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方式，正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宏观管理转

变。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方式，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的发展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济的发展，深化我国体育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要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因此，政府在新时期对发展体育的职能转变依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2.2 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管理职能的特点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5]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职能正在转变，但是依然可谓任重道远，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政企分开部分。主要表现为产权、市场和政府管理三者没有完全分离，行政部门常常是一身三任既是产权所有人(出资人)，又是市场运营者，还政府是管理者。我国现行的体育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兼有计划和市场两种属性，这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与政企分开相比，政事分开更为滞后。体育公共事业体制需要大的变革，垄断的观念需要彻底转变。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协会，都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国家包揽公共事业的传统做法未从根本上突破。而体育事业管理单位在行使行业管理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恋政情结”,沿用了原有的行政干预,缺乏足够的行业管理经验和权威。具有“大政府”、“小社会”特征。[6]

第三、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定位有待细化。此方面政策理论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目前实际体制中为社会提供“体育公共物品”方面依然较弱，属于常说的“缺位“状态。而受经济利益驱动，直接干预经济，甚至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现象还是存在的。

第四、法制管理的观念比较淡漠,制度和约束机制薄弱,配套的体育法规和规章的建立以及执行没有及时跟进。过分突出对运动员的物质激励,忽视体育道德的培养,造成了诸如“假球”、“黑哨”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3、结论与建议：

在市场经济休制下，以前的体育管理职能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会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体育也是如此。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要集中指向体育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体育经济管理职能要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政府要扮演好两大角色：一是继续推进体育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如：深化体育资体投系的多元模式，政府通过财政的直接资助以及体育、基金等政策性的间接扶持体育事业发展。。而竞技项目自身通过社会捐赠、 赞助、经营收入、会费收入等途径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 二是强化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体育公共服务型政府。在重视竞技型体育项目的同时，强化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如：建设综合型体育场馆，提供大众体育训练培训等。

同时在上述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以满足公共体育服务为导向 2. 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3. 体育管理职能转向“掌舵”、放弃“划桨”。4.继续努力深化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行政的配套改革。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非突变的过程，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只要政府决心改革，前景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张国庆 行政管理学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4.

[2] 黎民 公共管理学 [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02

[3]Owen E.Hughes.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An Introduction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8

[4成思危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引导[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杜，2000：39

[5]刘东锋.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2):21-22.

[6]武力.国内外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2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