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作文范文

以小见大作文篇1

总以为母亲很唠叨，不忍双耳受罪，有时竟粗鲁地顶撞她。后来才知是自己错了。母亲的唠叨是一种爱，一种不一样的爱，一种切实的爱，那是关怀的体现，爱的象征。小时候，常常背着母亲跑出去玩，全不顾母亲在家着急、伤心。回来后，母亲先虽是一阵唠叨，后竟不住地在我额上吻了一下，之后只是静静的搂着我，母亲的怀抱是那样的宽大，那样的温暖。也许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但却无法忘怀。也许母亲的唠叨已成了我心灵的乐曲，一日不听，似有所失，徘徊无助且不知所措；也许母亲的唠叨已成了我前进的动力，只有在母亲的催促下，我才走得更快、更有劲。现在，真的好想说：“母亲，想起你的唠叨时，很温暖。”总以为母亲很小气，不忍母亲受苦，但有时竟找不到话来安慰母亲。母亲的小气原来也是一种爱，一种更伟大的爱。母亲家穷，从小失去了父亲，但母亲却很坚强，很乐观，也很热心。后来我竟发现母亲很小气，她三年不曾换过一件新衣，而我年年穿新衣，一年一样，从不为衣而发愁。也许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吧，舍己为子，心满意足。母亲曾在洗车场工作，无锡的冬天有点寒，可母亲就是小气那一双手套的钱，导致自己双手冻伤，以致溃烂，我无法言表那时的心情，伤心、难过、自责、懊悔……也许这一切的词都形容不了我的母亲的愧疚和感激之情，因此常常哽咽，甚至双眼湿润、模糊，无法用言语表达出心中的情感。现在，真的好想说：“母亲，想起你的唠叨和小气时，很温暖。”我并不是无法为了母亲而写母亲，我只是哽咽于春晖的无私，春蚕的无悔，想起母亲，真的很温暖。但我又怕因自己拙笨的笔头而毁坏了母亲伟大的形象——虽然她只是众多东方母亲中的普通一员。总以为自己已长大，总以为自己很坚强，总以为自己不易落泪，但一想起母亲，我就变得很脆弱，止不住泪水的涌动。在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东方母亲身上共有的高贵品质，她们热爱自己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此，她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不得不说东方的母亲很伟大，很坚强！想起你，我的母亲时，我很温暖！

一年级:1234856

以小见大作文篇2

关键词：彼得・梅尔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寓言语境 讽刺 反思

彼得・梅尔（Peter Mayle，1939年――至今），英籍著名作家，擅长于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创作活动，其代表作品有《从哪里来？》、《婴儿驯服》、《普罗旺斯的一年》等。在彼得・梅尔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运用其自成一派的文学语言对作品中的内容进行叙述，其中不乏幽默诙谐的文学语言，这使其文学作品具有了欢乐愉悦的文学气质。然而，愉悦轻松的文学气质并没有妨碍作者彼得・梅尔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观点、看法。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义》是彼得・梅尔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中彼得・梅尔灵活的运用其特有的、具有清新愉悦特点的文学语言，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以一只狗“仔仔”作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并以仔仔的视角作为作品中第一人称视角，对仔仔的生活经历进行了生动诙谐的描述，借此来影射人类现实社会。因此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义》中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寓言语境，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一、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的寓言语境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语境”经常被划分为外部语境和语言本身营造的氛围，即作品中对于外部环境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中自有的语言氛围和文学气质。以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为实例，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彼得・梅尔分别从外部语境和作品中的语言氛围和文学气质两方面构建寓言语境。例如，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作者彼得・梅尔以一只狗“仔仔”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且以其视角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中的外部环境进行描述，比如在小说的开篇作者以仔仔的口吻对整部小说的中心内容进行概括，“在这本回忆录当中，我想详尽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历程：从出生以至于今天的功成名就、经历无数的挣扎与沧桑、在荒野流浪的日子，被人类追赶、巧遇贵人、生命总的里程碑和转折点等可歌可泣的遭遇。”又例如， 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义》中，作者彼得・梅尔巧妙的运用了其各成一派的轻松诙谐的文学语言，在小说作品中构建了欢乐愉快的文学气质和作品氛围，比如，在小说中，作者彼得・梅尔对于仔仔拟人化的描写，时不时对于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进行调侃，以此来通过仔仔的叙述来阐述作者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看法，“村里的店家对吾等狗族怀有某种偏见。你看，小孩子翻天覆地，大人就不会拿着可怕的武器对付他们。你知道了吧。所谓的规则视对象而有不同。”由此可见，作者彼得・梅尔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将一只拟人化的狗“仔仔”最为整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以仔仔的视角作为第一视角，用假托的故事和拟人的手法对现实世界进行叙述，充分体现了小说作品中寓言语境的文学艺术特征。

二、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的讽刺与反思

寓言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题材，常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性质，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的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和教训。因此，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示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寓言语境的同时，还通过作品中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和诙谐幽默的文学语言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讽刺。例如，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以狗（仔仔）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和第一视角，并通过“仔仔”的生活经历来影射人类社会现状和存在的尖锐、敏感的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又例如，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小狗“仔仔”在讲述和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同时，夹叙夹议，充分的对人类和动物世界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对比，并在比较过程中对各类现象、问题进行了概括和归纳，比如动物在出生时候总是有兄弟姐妹们陪伴的，而人类大多数是孤单单的；又比如同样的行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要求标准很低，却极为苛刻的对待其他的动物，小孩子可以翻天覆地的玩耍，但是小狗或者其他的动物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却只能遭到人类的殴打和驱赶等等。由此可见，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作者彼得・梅尔在对 “仔仔”的人生际遇进行讲述的同时，深刻的反映了人类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并希望幽默诙谐的语言在博得读者一笑之时可以引起读者的深刻反思，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中人类与动物、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各种关系，平等对待一切生命，在处理生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做到“三思而后行”等。

综上所述，彼得・梅尔运用其特有的具有幽默诙谐特点的文学语言，通过对外界环境的描绘和作品本身的氛围、文学风格、气质的构建，在小说《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中成功的建构了典型的寓言语境，并通过讲述主人公“仔仔”（一只狗）在生活中遇见的种种经历对人类现实世界进行反映和讽刺，从而引起读者的反思。由此可见，彼得・梅尔及其作品《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不但在文学艺术继承方面继承了传统意义上寓言文学中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和讽刺的写作目的，也在文学艺术创新方面，通过幽默轻松的语言风格对寓言文学进行了适当的改进和发展。可以说，彼得・梅尔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参考资料：

[1]彼得・梅尔.一只狗的生活意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2]周淑萍.语境研究：传统与创新.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2

以小见大作文篇3

【摘 要】燕侯旨鼎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器内铭文记载了燕侯朝见周天子的史事。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关朝见活动的记载很多，是研究周代朝见礼的重要资料。

一

燕侯旨鼎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器上铸有铭文，记载了燕侯朝见周天子的史事，是研究早期燕国历史与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铭文云：

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用作又始宝尊彝。 《集成》5·2628

燕国是召公的封国，属于王畿之外的侯服，《国语·语上》记载祭公谋父之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内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处于侯服的重要诸侯还有齐、鲁、卫等，如同藩屏，保卫周王朝。

铭文云“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这是燕侯旨继承爵位后第一次朝见周天子，故曰“初见事”。初、始同义。“见事”，又作“见士”，《说文》云：“士，事也。”《尚书·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周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见事”指朝见，《白虎通·朝聘》云：“朝者，见也。五年一朝，备文德而明礼义也。因用朝时见，故谓之朝，言诸侯当时朝于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以助祭。”《礼记·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郑玄注：“比年，每岁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由此可见，铭文所记正是诸侯亲自前往的五年一朝，应是当时一次重要的礼典。

《白虎通·朝聘》又云：“所以制朝聘之礼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统尊君，故必朝聘也。聘者问也，缘臣子欲知其君父无恙，又当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问之礼也。”可见燕侯旨朝见时必有贡纳，天子亦有赏赐，作器以为纪念。

“又始”读为“有姒”，说明姬姓召公家族曾与姒姓通婚，《论衡·奇怪》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

二

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关朝见活动的记载很多，试选数例：

（一）作册虎卣铭文云：

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太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于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太史。公太史在丰，赏作册虎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

“虎”，原字隶定从虎从鬼。“公太史”又见于《集成》4·2339、4·2370、4·2371、6·3699。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公太保”，见旅鼎铭文：“唯公大保来伐反夷年。”（《集成》5·2728）御正良铭文：“公大保赏御正良贝。”（《集成》14·9103）又有“伯大师”，见师载鼎铭文（《集成》6·2830）。公、伯皆为尊称，公为爵位之首，伯为排行之始，《诗经·载芟》云：“侯主侯伯。”毛传：“伯，长子也。”

铭文中的“公太史”应为诸侯。《礼记·曲礼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其三为大史。由诸侯担任“六大”之职的例证见《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即大卜。

“见服”与“见事”同义，《尔雅·释诂》云：“服，事也。”《诗经·荡》云：“曾是在服。”毛传云：“服，服政事也。”《周礼·职方氏》云：“其外五百里曰侯服。”郑玄注：“服，服事天子也。”

（二）麦尊铭文云：

王令辟邢侯出坯，侯于邢。于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会王宛旁京，酒祀，于若羽日，在辟雍，为大礼。 《集成》11·6015

此器与上引作册虎卣铭文所记朝见时间皆为“二月”，应本于礼制规定。《周礼·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

（三）卫鼎铭文云：

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各庙。眉敖诸肤卓士见于王，王大致。

《集成》5·2831

“眉敖”是方国名，与周人的关系时叛时服。归刍簋铭文记载有周王命益公征眉敖的事件。《说文》云：“士，事也。”“肤卓”是赞美之辞。王室兴盛，故方国来朝。

诸侯与宗族之间有尊卑等级的区分，因此也有朝见活动，《左传·襄公八年》云：“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如贤簋铭文云：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使亩贤百亩粮，用作宝彝。

《集成》7·4105

卫国的始封者为周武王弟康叔。“公”指卫国国君，前一“亩”字读为“牧”，《荀子·解蔽》云：“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杨注：“养其民则谓之牧。”知“牧”义近于“养”，《说文》云：“养，供养也。”卫公派人提供百亩之粮作为给养。“粮”字原形结构复杂，从量声，读为粮。《周礼·廪人》云：“则治其粮与其食。”郑玄注：“行道曰粮。”又如《左传·僖公廿九年》云：“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相关情况还可参阅《周礼·掌客》。

扬簋铭文云：

己亥，扬见事于彭。车叔商扬马，用作父庚尊彝。 《集成》5·2612

“彭”可能是地名，《诗经·清人》云：“清人在彭。”毛传：“彭，卫之河上，郑之郊也。”彭亦可能是国名，郑樵《通志略》卷26引《氏族略二》云：“即大彭之国，在商时谓诸侯伯，古祝融之后，有陆终氏六子，第三子彭祖，建国于彭，子孙以国为氏。”

楚汉之际，有彭越。如彭为国名，扬应是彭的附庸，《孟子·万章下》论“周室班爵禄”云：“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三

诸侯来朝，天子要派人迎接。《白虎通·朝聘》云：“朝礼奈何？诸侯将至京师，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觐礼经》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壁劳。《尚书大传》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诸侯来朝，迎于郊。”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

（一）环簋铭文云：

唯十又九年，王在干，王姜令作册环安夷伯。夷伯宾环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器。 《集成》10·5407

在干，君令余作册环安夷伯，夷伯宾用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宝。

《集成》11·5989

二铭记载的事件相同，文字略异。“王姜”为王后，又称为“君”。“作册环”的职责相当于“小行人”，《周礼·小行人》云：“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由“作册”任“小行人”，应该是因为他们掌管国家的文书档案，当然也包括“邦国宾客之礼籍”，郑玄注：“礼籍，名位尊卑之书。”小行人还负责迎接并安置前来朝见的诸侯、使臣，《周礼·小行人》云：“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视馆、将币，为承而摈。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

斧鼎铭文云：

唯十又二月初吉壬午，叔氏使斧安纪伯，宾斧马銮乘，公贸用牧休鱼，用作宝彝。

《集成》5·2719

“斧”，原字从父从贝。“纪”，原字从己从其。“安”，慰问之义。《诗经·》云：“乃慰乃止。”毛传：“慰，安也。”《诗经·凯风》云：“莫慰母心。”毛传：“慰，安也。”《论语·季氏》云：“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二）盂铭文云：

唯王出拜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宝彝。

《集成》14·9104

宁、安同义，《吕氏春秋·审分》云：“即静又宁。”高诱注：“宁，安也。”《左传·庄公廿七年》云：“杞伯姬来归宁也。”杜预注：“宁，问父母安否。”

（三）丰卣铭文云：

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令丰殷大矩，大矩赐丰金、贝，用作父辛尊彝。

《集成》10·5430、11·5996

“殷”，原字从殷声，读为隐。《周易·豫·象》云：“殷荐之上帝。”《释文》云：“殷，京本作隐。”《诗经·北门》云：“忧心殷殷。”《楚辞章句》卷16引作“忧心隐隐”。隐、安同义，《广雅·释诂一》云：“隐，安也。”“大矩”如言“大正”，《荀子·不苟》云：“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杨注：“矩，正方之器也。”

臣辰卣铭文云：

唯王大于宗周，延宛旁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殷于成周，慧百姓豚，畿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

《集成》10·5421

“士上”地位很高，《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有八十一元士。周王派遣“士”一级贵族接待来访诸侯的事例，又见于士山盘铭文：

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各大室，即位。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中侯，延微若、刑、方服，暨大且服，履服，六子服。中侯、若、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休。

“士山”的职责可能相当于“大行人”，《周礼·大行人》云：“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

“史寅”相当于“内史”，《周礼·内史》云：“执国法及国令之二，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内史掌为册令，《书》云作册是也。”说明“史寅”的职责如上引其他青铜器铭文中的“作册”，也是“小行人”。

四

朝见是重要的政治活动，《白虎通·朝聘》云：“故诸侯朝聘，天子无恙，法度得无变更，所以考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最盛大的朝见活动称为“殷同”，《周礼·大宗伯》云：“殷见曰同。”《周礼·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郑玄注：“殷同即殷见也，王十二岁一巡守，若不巡守则殷同。殷同者，六服尽朝，既朝，王亦命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其政，政谓邦国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时分来，岁终则遍矣。”由此可见，“殷同”的举行是十分难得的。西周初期的保卣铭文有关于“殷同”的记载，其文云：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延兄六品，蔑历于保，赐宾，用作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会王大祀，友于周，在二月既望。

《集成》10·5415

仲春二月会见东方诸侯，与“四方四时分来”的说法全同。又如田卣铭文云：

唯明保殷成周年。公赐作册田鬯、贝。田赐公休，用作父乙宝尊彝。

《集成》10·5400

“明保”又见于令尊与令方彝铭文：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以小见大作文篇4

关键词：《看不见的人》；文化；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1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43-04

作者：张学祥，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山东，潍坊，261061

基金项目：潍坊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文化观念/下的拉尔夫・艾立森小说研究”(2008S43)阶段性成果。

引言

1952年，《看不见的人》的问世使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利森在美国文坛上“一鸣惊人”，成为美国历史上仅凭一部作品走红的少数作家之一，从而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1965年《图书周刊》(BookWeekly)和1978年《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1y)开展的民意测验中《看不见的人》都跻身于二战以来最重要作品的行列，“标志着一种文学传统的结束，另一种文学传统的到来。”当时小说如此受青睐推崇的重要原因是作品从黑人的独特视角阐述的身份主题――“看不见性”――超越了种族界限，具有了普遍意义，唤起了世人的共鸣。

多少年后，重读这一力作还会发现小说存在于主题思想以外的魅力同样令人震撼。艾利森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对欧美传统经典作品的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对历史、神话的娴熟驾驭和广泛指涉，以及对各种创作手法的创造性运用，赋予了作品丰厚的内涵。这说明小说文本丰富的内涵源于对其他文学文化文本的创造性运用，这恰好吻合了“互文性”这一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不管是从小说情节的内部参照关系、主题与创作手法上与其他欧美经典作品的相似之处，还是从小说当中零零散散的神话、民间习俗的指涉上来看，《看不见的人》可谓囊括了“互文性”特征的方方面面，是解读“互文性”文本理论的典范，折射出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思想。可以说小说《看不见的人》是艾利森站在历史的高度，固守黑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博纳世界文化经典之精华而烹制的一道文化大餐。

目前国内外的艾利森文学评论者对《看不见的人》的研究往往以小说的主题、艺术手法为切入点，对黑人的自我异化、身份的解构与重建、种族文化观、反讽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小说的音乐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然而，从文化的宏观角度来解读这部世界经典的论作却不多见。鉴于此，笔者试图借助“互文性理论”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互文性”的思想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后来经过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热奈特、里法特尔、米勒、布鲁姆等人的努力，互文性理论的

内涵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包含多重意旨的文学批评概念。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Bakhtine)认为对话性是所有语言的构成性成分：人们的言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他人的词语，渗透着他人用法的痕迹，人们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人的观点相契合或碰撞，而且人们在具体情景交流中所选择的词语总含有“他性”，总是属于特定的言语类型，总是附有前面话语的痕迹。法国后结构主义巨匠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论》中认为，文本实为各式表述片段的交汇处，所谓新文本不过是从现存文本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凡文本都有“互文”。由于文本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所谓“作者”也就只不过是那已有文本的组织者，而不是原创者，他唯一的权力就是将各种书写混合起来，以一种抵消另一种。因此，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相互指涉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互文性理论具有极大的涵盖性，不仅打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僵硬和固化，为理解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对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语言封闭体的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一种超越，认为文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其他文本的存在，因为某事已被先在地书写了，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在其他文本的控制之下，必须把文本从文本的生产者那里解放出来，放到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去理解。互文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以广义互文、内互文、外互文、积极互文、宏观互文为切入点对《看不见的人》的多元互文性进行实证解析。

二、广义互文性：历史的戏剧性重演

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提出的广义互文，打破了狭义互文性仅限于文学文本之间联系的局限性，把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把社会、历史、文化等都看作文本，认为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间都相互指涉，这些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

《看不见的人》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全景图，更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小说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刻画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众多黑人，辽阔的生活画面跨越了自蓄奴时期至20世纪中叶的漫长历史过程，作品与其所产生的整个社会历史文化都形成了互文。Klein认为看不见的人的经历都是历史的，穿越了从解放运动开始的整个美国历史。Susan L.Blake发展了Klein的历史结构的观点，认为小说中的每一个插曲是与具体的历史阶段是相对应的。主人公在黑人大学的逗留映射的是美国的重建时期，即美国内战结束后对南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与重新建设。民主重建以南北双方的妥协宣告结束，所以南部的民主改造是很不彻底的，广大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处于无权地位。重建没有没收奴隶主阶级的大地产，没有给广大黑人和贫穷白人分配土地。广大黑人继续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刚刚从奴隶制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广大黑人很快又沦为租佃制种植园主的分成佃农或分成雇农，各州种植园主采取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限制佃农的自由流动与自由雇佣劳动制 的发展。因而在内战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南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十分缓慢。小说中主人公名义上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似乎摆脱了黑人前辈的卑劣处境，却处处受到校长布莱索博士的限制与刁难，身心备受煎熬。他尴尬的个人境况象征了重建时期广大黑人佃农和雇农非人的苦难生活。

他以屈辱为代价获取了上大学的奖学金是对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个讽刺性仿拟，因为奖学金并没有使他彻底解放，反而差点儿断送了其前程，正如黑人解放运动虽然使黑人处境有所改变，但要与白人平起平坐还要走很长的斗争之路；后来他和一个一战老兵被迫离开大学则折射出“大迁移”的踪影：北上纽约的经历和西迁苦旅都是美国梦破灭的典例；他在纽约的几个星期是充满希望的20年代的写照：工业就是上帝，自立就是教条，工会主义则是异端邪说……他在兄弟会的经历反映的则是大萧条时期，那时被驱逐是人们最普通的抱怨，共产主义是知识分子的良药；小说最后的暴乱也暗示了1943年的哈莱姆暴乱。小说不仅戏剧性地重现历史，而且还映射未来：艾利森的文学遗产执行人J.F.Callahan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特征，这部小说也引导了后来美国小说的发展，成为民权运动的文字催化剂。

三、内互文性：“布鲁斯”的神奇力量

内互文性是指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黑人音乐作为一种主旋律贯穿始终，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内互文性。自幼对黑人音乐情有独钟的拉尔夫・艾利森，其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音乐。他将黑人音乐以不同的形式娴熟地穿插在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总会让音乐出现。反复演奏，不断加强，就像一座隐形的桥梁使小说中众多的故事情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对话。

小说中“特鲁布拉德”这一插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更是其他故事的“元故事”，正如评论家休斯顿・A・贝克所说，这一插曲中充满多种声音，与小说中其它插曲相互照应：“像其它系统象征现象一样，特鲁布拉德这一插曲，与其它各种符号系统形成对话关系，从而产生并获得意义。佃农这一章，作为一个文本，从与其周围的和内部的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获得其逻辑意义，并且也使其它章节的意义更加复杂化。”

吉姆・特鲁布拉德是一个勤劳而深受人们喜欢的佃农，是一个黑人圣歌和“布鲁斯”歌手，时常被请到大学，用校方官员称之为原始圣歌的音乐款待白人客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冬天缺乏基本的取暖条件，只好全家挤在一起后，睡梦中与女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系，给了白人歧视黑人的把柄，更让他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的“丑闻”折射出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在美国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里，黑人却挣扎在温饱无法保障的贫困之中。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那一对黑人老夫妇因缴不起房租被强行撵出他们居住了20余年的公寓，他们的东西被胡乱扔放在大街上，老夫妇绝望地坐在冷风中哭泣，悲惨的哭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布鲁斯音乐中的哀伤。这一幕却如同袅袅的布鲁斯音符萦绕在义愤填膺的黑人群众耳畔，激发了他们要与不公斗争到底的决心。特鲁布拉德的处境再次唤起了小说前言中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歌声，“我造了什么孽?为何我周身漆黑，如此忧伤?”不难看出，布鲁斯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对白人的垄断霸权进行消解，揭示出社会批判的主题，暴露了“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成功可能”的“美国梦”的谎言。

布鲁斯不但使小说中声讨社会不公的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也是小说中展示黑人坚强与爱心情节的粘合剂。特鲁布拉德发现与自己的女儿后，来自家庭、内心和社会的压力迫使他离家出走。自我放逐的日子“有一天夜里”，他“开始唱起歌来……我也不知道唱得什么歌……我只知道末了我在唱“布鲁斯”……我一边唱着“布鲁斯”，一边认定了一个事实：我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从吟唱“布鲁斯”中得到启发，认识到沉迷于过去的悲哀是于事无补的，于是吉姆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家，摆正犯罪和责任的位置，将生活继续下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全家人的谅解并为他们谋幸福。正如艾利森在《与音乐共生》中所写，生活有时可能是艰难的、嘈杂的和不正常的，但是流畅的音乐风格可减少生活的混乱以恢复常规，表达一种肯定的生活态度。布鲁斯是他坚强起来的源泉。无独有偶，小说中玛丽・蓝博这个哈莱姆区有名的黑人好大妈也是通过布鲁斯表达了她的坚强和慈爱。看不见的人经历了在油漆厂的不幸遭遇，摔倒在伦诺克斯大街上后，玛丽・蓝博收留了他，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她把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弄到她的寄宿房子里却不向他讨债。当一周三次闻到卷心菜的味道时，看不见的人意识到玛丽肯定缺钱了，但玛丽将自己的苦衷埋在心里面。他在思考时听到玛丽在楼下的门厅里唱歌，唱的是一首布鲁斯歌曲，一首有关烦恼的歌，可是她的声音清脆而宁静。离开她家时，看不见的人最后听到的还是玛丽・蓝博在唱歌，歌声向他飘来，在他的周围荡漾，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南产生一种蒙恩的感受。这位平凡的黑人大妈作为“布鲁斯”使者的化身，表现出来的是她在困境中折射出的难能可贵的博大仁爱之心。她凭借顽强的精神战胜个人苦难和艰难的岁月，所以看不见的人不仅仅把她当作朋友，更当作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使他没有崩溃的力量。在玛丽无微不至的母性关怀下，看不见的人发现了哈莱姆区鼓舞人心的民间精神，使他勇于面对自己痛苦的过去和前途未卜的将来。玛丽经常以她清晰而平静的嗓音哼唱忧伤的“布鲁斯”歌曲表明驻守于她心中的应该是她那时刻不忘的黑人民族情结，她具有生活在堕落的社会里而不使自己堕落的能力。忧伤的布鲁斯歌曲背后是一个没有被困难扭曲的真正好女人。布鲁斯不但没有使黑人沉迷于忧伤，反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正如

“鲜血和白骨之歌”所唱的那样：

那意味着希望!

唱一首艰难和痛苦之歌：

那意味着信仰!

唱一支谦卑和荒谬之歌：

那意味着忍耐!

唱一支黑暗中斗争不已之歌，那意味着：

胜利

四、外互文性：与世界文学经典的共鸣

外互文性是指不同文本间的参照关系，在这种互文参照中融进了文化内涵与知识结构。法国批评家热奈特从修辞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互文性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认为从根本上讲文字是“跨文本的”，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指出跨文本性是文学性的一种普遍形态，“没有任何文学作品不唤起其他作品的影子，只是阅读的深度不同唤起的程度亦不同罢了；因此所有作品都具有“跨文本性。”小说《看不见的人》闪烁着欧美文学经典中多部作品的影子，其中最典型的要属《地下室手记》和《炼狱》。

艾利森虽然师承黑人反抗小说大师理查德・赖特，但是他却一再声明，他的小说不是反抗小说，“我是一个人，不仅仅是理查德・赖特的继承人。反省我的经历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远比‘抗议’这两个字体现的意思复杂得多。”他是从全人类的视角来写作的。因此他的小说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from Underground)，而不是赖特的《土生子》(NativeSon)或其他作家的反抗小说。艾利森将《看不见的人》的叙述者比作《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认为二者都具有各自的才智：“我的叙述者，同陀氏的一样，都是思想家。虽然我的主人公没有陀氏的主人公思考的那么周到和清楚，但是我的主人公意识上具有一种哲学思维的高度。他依靠思想而存在，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看不见的人在序曲的一开始就提到《地下室手记》，对陀氏主人公的观点进行了改造，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述，表明自己的非洲身份和条件。看不见的人利用陀斯妥耶夫斯和他的主人公，暗示他将进入方言土语、文学和民俗的传统中，成为一个艾利森所谓的“疯狂国家”的作家。地下室人和看不见的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具有高度民主的认识，但又充满恐惧，都认为它是充满着潜在危险的领地。两部小说中的独自都具有个人与政治的双重性。但艾利森的独自具有史诗的庄严性，这是陀氏独自所望尘莫及的。两部小说都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都具有诱人的地下日记的忏悔文学的特点。此外，两部小说在结构和主题等其它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互文性是很明显的。

《看不见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地下室手记》的创造性翻版，无独有偶，但丁的《炼狱》和《看不见的人》相互回应，同样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看不见的人》一开始就说，“在听爵士乐的时候，他不仅能够进入到音乐当中，而且像但丁一样，能够降临到其纵深处。”这表明艾利森和但丁开始了默契的对话。艾利森的小说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由一系列的插曲构成。整部小说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每一部分由三个插曲组成。而但丁的诗也可以被分成三个基本的部分，而且每一部分也被细致地分成小部分。因此，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是平行的。两部作品都是从幻想到现实的一个复杂而必然的微妙过程，在最后的尾声中达到高潮，经过“炼狱”的洗礼主人公对现实世界中的自私、暴力和欺骗有了清醒的认识，醍醐灌顶，回归自我。像但丁的作品一样，艾利森小说的主人公也让人产生一个复杂的双重视觉，“既谴责又肯定，既说是又说不”：尽管他意识到生活是“坏的，恶劣的”，但他内心深处还是相信它是“庄严而美好的”，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此外，《看不见的人》也传达出了许多其他作家的声音。在小说中读者可以重温《荒原》和《尤利西斯》当中的许多古代神话和仪式；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边境神话和民间习俗，“使他的习语美国化，拓宽了他的文本感染力”：《看不见的人》广阔的覆盖面再现了梅尔・维尔的《莫比・迪克》中的书信，布道、格斗、歌曲、政治演讲，梦幻以及对私人住宅、会议室、办公室、妓院、酒吧和教堂的描写等等。

结束语

以小见大作文篇5

关键词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能见度；自动观测；人工观测；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P415.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1-0227-02

能见度是指当色温为2 700 K的白炽灯所发出的平行光束，其传播时被空气削弱到初始值的5%的距离[1]。常用气象光学视程表示，可以通过人工和自动2种方式进行观测，人工观测能见度主要是在白天，主要是指有效水平能见度，自动观测能见度是利用能见度观测仪测定的一定基线范围内的能见度。

1 前向散射能度仪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1 仪器结构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由硬件和软件组成。其既可作为独立设备与微机终端连接组成能见度自动观测系统，也可以作为能见度分采集系统挂接在其他采集系统上。作为独立设备的前向散射能见度仪至少应包含以下3个部分：采集器、传感器和支架。为保证设备良好运行还应包括供电电源、电源防雷器和蓄电池等，且可选配无线通信模块。

1.2 工作原理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主要是利用光在大气中传播会发生衰减和各种散射吸收，其中空气中的水滴是造成散射的主要因素，是空气影响能见度的最主要因素[2]。因此，可以通过测量散射系数的仪器来测量气象光学视程（MOR）。通过测量散射光强度，可以得出散射系数，从而估算出消光系数。根据柯西米德定律计算气象光学视程：

2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选址及安装注意事项

2.1 选址要求

前向散射能见度仪应安装在对周围天气状况最具代表性的地点，应不受干扰光学测量的遮挡物和反射表面的影响，要远离大型建筑物，远离产生热量及妨碍降雨的设施，避免闪烁光源、树荫、污染源的影响[4]。

2.2 环境选择

要选择具代表性的环境，理想的站址是至少100 m半径范围内无遮挡（大楼、会散热的建筑或会遮挡降水的物体等），同时也要避开树荫，因为它会使小气候发生改变。

3 能见度、天气现象的人工与自动观测数据对比分析

3.1 资料的选取及统计特征

为了统计对比结果，本文以2009年9月26日至10月26日1个月的自动观测与人工站的同期观测资料为基础对人工与自动观测的能见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3.2 能见度对比分析

由于2种不同的观测方法与时间上的不一致，自动观测与人工站在能见度数据上差异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人工能见度普遍大于自动观测能见度，人工能见度与自动观测能见度早晚相差较大，中午相差较小；人工能见度平均为自动观测能见度的4倍；最小为1.5倍，最大为16.0倍；在能见度0～10.0 km以内，人工与自动能见度相差较大，一般为2.5～10.0倍，甚至更大；在能见度10.0～20.0 km段中，人工与自动能见度相差较小，人工观测能见度一般是自动观测能见度的1.5～2.5倍；以对比观测1个月的数据为例，自动观测能见度≤1.0 km的天气有9 d，≤10.0 km的天气为全月每天，人工观测能见度≤1.0 km的天气只有1 d，≤10.0 km的天气有15 d。

3.3 差值原因分析

3.3.1 仪器原理差异。自动观测能见度是由大气中悬浮的微小颗粒物（烟雾、灰尘、浓雾、雨、雪）散射光线强弱所决定的，通过测量这种消光系数，再经过标准公式的转化就能得到人肉眼所需的能见度数值。而在人工观测中，人工观测能见度一般指有效水平能见度，因为是一种主观的观察方式，常会带来种种误差，自动观测可以避免人工观测中的主观误差。

3.3.2 时空差异。人工观测能见度时由于要通过人工直接观察，需要时间较长，在此期间气象要素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利用仪器自动观测是瞬间完成的，因此这种时空上的差异会导致2种观测结果存在差异。

3.3.3 样本差异。人工观测是点读数，就是说观测员在观测能见度时只观测1次四周视野中1/2以上的范围目标物的最大水平距离。而自动能见度观测采样频率1 min算术平均值。再在1 min算术平均值中滑动计算出10 min算术平均值，测量结果必然会有差异。

4 结语

自动观测能见度在获取了中小尺度波动，经过处理后，多个样本值的平均值就能有效地平滑或去除奇异值，因此能更准确地获取有意义的要素值，但自动观测能见度受小环境的影响较大，人工观测能见度更大程度上受观测员主观影响，二者差异较大。

5 参考文献

[1]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17.

[2] 张雪峰，王玉萍.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的使用和维护[J].自然科学（文摘版），2015（10）：239.

[3] 张毅，刘小容，钟运新，等.前向散射能见度仪的工作原理及维护维修[J].气象水文海洋仪器，2015，32（1）：118-120.

以小见大作文篇6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经典化；成因

18世纪末-19世纪，女性文学发展并日臻成熟，简・奥斯丁的贡献是卓越的。她在自己有限的创作生涯中，为广大读者留下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6部优秀的作品。在《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中奥斯丁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幽默的笔调，将当时平淡无奇的英国乡村绅士和淑女的婚恋及生活写得妙趣横生。其中所关注的男女婚恋价值观问题更是引起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读者的思考。二十世纪的评论家们因为奥斯丁的小说更具经典意义，将她誉为真正的伟大的英国小说家。

一、《傲慢与偏见》经典建构的外部原因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对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①诚然，《傲慢与偏见》经过各个时期不同读者的品评和批评家的鉴赏，已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了，然而这段历程却颇为坎坷。众所周知，19世纪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普遍追求一种规模宏大，笔调有力的文风，如司各特的《艾凡赫》，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作品都展示出广阔的社会面貌，体现出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傲慢与偏见》描写的却是英国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琐事。这部小说无论从气势还是规模都与公众的文学审美情趣不同，所以奥斯丁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多高的名望。浪漫诗人华兹华斯等人甚至对其作品持否定态度。而后半叶同为知名的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更是直接指责奥斯丁“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②

然而，即使没有成为当时文坛的“宠儿”，《傲慢与偏见》也还是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赏识。同时代文坛的“大家”――司各特曾在他的日记中写下读《傲慢与偏见》后的真实感受以此表示对奥斯丁的欣赏，“又读了一边奥斯汀女士非常出色的小说《傲慢与偏见》。这位年轻女士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各种纠葛，她这种才干我以为最是出色，为我前所未见。”③这便是司各特这位“大家”对与自己同时代异风格的奥斯丁及她的作品作出的中肯评价。进入20世纪，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作为“女性平等，独立意识”萌芽的第一位女作家，奥斯丁的作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从多方面来探讨她的作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和娱乐层面了。关于《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形象地塑造，社会观等相关评论在这一时期都有新的发展。1939年，玛丽・拉塞尔的专著《奥斯丁和她的艺术》出版之后，更是为广大的读者呈现出一个敏锐，自觉的艺术大师。不得不说，司各特等人给予奥斯汀的赞誉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确实为《傲慢与偏见》的流行甚至令更多人地对此作出各项研究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傲慢与偏见》经典建构的内部原因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曾提到：“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具备原创的魅力。”④《傲慢与偏见》之所以能为各个时代的读者所喜爱，正是凭借其本身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童庆炳先生也曾说：“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构建文学经典的基础。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不管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那么，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⑤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大都体现在思想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技巧等方面。

关于人物的塑造，简・奥斯丁几乎能媲美莎士比亚。奥斯丁不同于莎翁的是她以女性视角，将自己对世俗人情的理解，对人物的察，都精微地记录下来，再结合巧妙的讽刺，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的青年男女是当时英国乡村社会男女的再现。全书不乏充满趣味性的对话和戏剧化的情节，各类人物在其自身的言行中性格极为鲜明，形象丰富。达西的傲慢。伊丽莎白的聪慧与爱打趣，面对达西邀请跳舞，伊丽莎白却果断地拒绝了：“我根本不想跳苏格兰舞，这下你可不敢蔑视我了吧。”伊丽莎白以为他是在乘机看轻自己，于是果断回绝想让达西窘迫。而达西却出乎意料地收起了自己“傲慢”的态度，真诚地回了一句“确实不敢”，充满了戏剧性。班内特夫人的无知肤浅，柯林斯的自以为是等等。在她得知会有一位有钱的单身汉来到村子时，她激动地对丈夫说：“噢！单身汉，亲爱的，那确实是位单身汉，每年有四千五百英镑的收入，这真是女儿们的福气！他要是挑中我们一个女儿做老婆，该有多好！”寥寥数语，就将她粗俗无知，盲目依附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奥斯丁通过对人物对话的精心锤炼来表现人物形象与性格，细腻地塑造了每一个典型而不雷同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说到思想主题，《傲慢与偏见》中关于青年男女婚恋这个主题本来就是为任何一个时代所言说不尽的话题。所以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本来就具有永恒性。作为英国文学史中女性意识的启蒙者，奥斯丁作品中所关注的女性问题，尤其是男女平等观念，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引起更多的共鸣。伊丽莎白所追求的内心自由与平等，其实就是奥斯丁的人生态度，同时也是她站在女性的角度向时代与社会提出的申诉。这也是《傲慢与偏见》一直以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称奥斯丁是“最完美的女艺术家”。诚然，奥斯丁凭借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幽默睿智的警句措辞，将平淡的生活琐事变得充满理趣。奥斯丁的作品虽然反映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与人生，但其中传达出来的思想直至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依然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新的启示。尤其是她在小说中通过女主人公对与男性平等交流沟通的追求，对女权主义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对后来女性地位的提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 朱虹编选.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 李佳霖.浅谈简・奥斯丁如何创作鲜明角色[I].海外英语，2010（08）.

注解

①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② 朱虹：《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9月第1版，第53页。

③ J・G・泰特编：《瓦尔特・司各特日记：1825-1826》，1939，第135页。

④ 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2版，第5页。

以小见大作文篇7

关键词：虚实相生 因地制宜 造园艺术 室内设计 继承发展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生活于乾隆年间的苏州。乾隆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最后繁荣时期，号称“乾隆盛世”，此段时期集中兴建的一大批优秀的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成为我国园林发展史上并驾齐驱的高峰，可以认为是整个封建社会园林创作的总结。它们全面体现了传统园林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结晶。当时的造园理论也已经比较成熟，明末计成的《园治》等理论书籍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沈复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本人又擅长写诗作画，《浮生六记》中对插花，盆景设计，特别是园林造景方面的描述，体现出了作者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浮生六记》的卷二“闲情记趣”篇中关于园林空间处理手法的描述，更是体现了“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建筑和园林都是处理空间的艺术。沈复的这段描述，就阐述了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利用分隔、藏露、虚实等艺术处理手法，达到含蓄又丰富的园林艺术效果。沈复所强调的虚实藏露的曲折手法，符合江南园林的实际情况。与北方园林相比，江南园林多造园于市井之内，一般规模比较小。要在较小的空间营造出理想的意境，应该采取委婉曲折的的手法，使有限的空间蕴含丰富的趣味。因此，沈复认为，园林“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关键在于以委婉曲折的手段巧妙安排，山水、亭台、楼阁，或屏或露，愈变化而愈见姿态，特别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办法，或于水尽山穷处而豁然开朗，或于散漫处植以竹梅，造成委婉多姿的艺术效果，使园林意味无穷，耐人寻味，达到隐而深秀的委婉境界。

“小中见大”是指通过较小的有限的空间传达广大幽深的审美境界。沈复对“小中见大”的解释：“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使小院的围墙形成生动的曲线美，并以藤蔓加以装饰，使小小的院落既有婉转之美，又不乏峻峭的意味，充分体现了江南园林委婉曲折、传神写意的特色。“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似虚还有，如有实无，以一种曲尽变化的思维创造出人意料的空间艺术效果，私家园林常是住宅的延伸部分，基地范围较小，因而必须在有限空间内创造出较多的景色，“小中见大”“虚实相生”等空间处理手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得到了十分灵活的应用。

《浮生六记》还有关于园林建筑应“因地制宜”的描述。“因地制宜”的思想是我国数千年造园艺术实践所逐渐形成的一条美学原则，历代著名的造园家都是按照这条原则进行园林艺术创造的。计成在《园冶》中对“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所有论述园林的部分，也都渗透着这一基本思想。

沈复在《浮生六记》“浪游记快”篇中所记用“重台叠馆”法建造皖城“王氏园”的情况：“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既限于地，颇难位置，而观其结构，作重台叠馆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为庭院，叠石栽花于上，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盖上叠石者则下实，上庭院者则下虚，故花木乃得地气而生也。叠馆者，楼上作轩，轩上再作平台，上下盘折，重叠四层，且有小池，水不滴泄，竟莫测其何虚何实。”这正是善于因地制宜的绝好例证。在东西长，南北短，背城临湖的地盘局限之下，造园者顺其性而制之，极尽巧思，创造出层层叠叠、丰满充盈、出奇入胜的园林美景来。善于顺其性而制之，是园林艺术创作的一条普遍原则。

传统园林建筑中所体现的这种“虚实相生”“因地制宜”等美学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现代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人们大多居住在高层建筑中，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舒适的生存环境，是每个人都渴望解决的问题。

室内设计中，采取虚实相生、分景、隔景、借景等手法，组织空间，扩大空间。采用园林中分隔的手法，在整个空间的基础上，即在一个总的大“无”的基础上，根据功能导向又划分了很多小的“有”，然后在小“有”中充分发挥“有”的作用，实现区域的功能，达到“虚实相生”，然后要结合空间的形状、空间的区域功能及视线分配等方面对整个布局和装饰陈设进行设计规划，做到“因地制宜”同时要注意空间内各要素在大小、比例、相互位置、色彩灯光配置等方面的协调。

合理运用隔断形成的“有”和“无”在交替中达到了“虚实相生”。将这点引入室内，可在空间内设置罩、碧纱橱、屏风、帷幔、博古架，以及用线帘珠帘等软隔断，这些分隔极具装饰性，又产生“隔而不绝”的感觉，不完全隔断，从而留出了空白，更好的延伸了空间，空间上产生极强的流动感，感觉上显示出了虚实相生的空间情趣，产生一种特殊的美的意境。

利用光色表现空间的虚实。“光很重要。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贝律铭先生尤其注重光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就运用光和空间相结合，“光之十字”产生强烈的光影和明暗对比， 虚幻而圣洁的意境油然而生。三十六鸳鸯馆等建筑中采用的蓝白相间玻璃窗，光线透过玻璃可达到班驳陆离、若隐若现的光影效果，带来似有若无的虚实变化。光色本身有很强的虚实表情，在室内就可利用色彩、光影极强的可塑性，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创造或烘托特定的气氛，得到特殊的空间感受。

中国园林建筑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儒、道、佛三大教派的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浮生六记》中，通过作者的描述体现的只是某些方面，要想做到充分的理解，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我们有责任将它继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199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清)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以小见大作文篇8

[论文关键词]李贽；文学批评；童心说；化工说

李贽是明代一位以狂放著称的思想家，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道学，注重个体生命之解脱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李贽重视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情感之真诚无伪与表达之流畅通顺。于是他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理论

李贽的“童心说”是其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基础。就“童心说”来看，李贽围绕着“自然无伪”这个核心展开论述的。“童心”一词的本义是指人心之本然状态，即童稚之心，李贽认为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心之初也”。突出强调“真”，即人类童年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没有受到后天教化的影响。但李贽更看重的是表现思想情感之真诚无欺，这是与虚假伪饰相对立的层面。故日：“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所言要发乎心，不要掩盖自我真实想法，要自然无伪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是针对盛行一时的假道学所提出来的，李贽推崇做真人、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白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由此可以看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是“童心”，作者只有将“真心”融入创作中，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创作出来好的作品，这着重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作用。李贽更注重人格，他认为读古人诗文须注重作者其中的品格境界，真正能与古人心灵相通，方能有所收获。

但伟大的人格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唯一条件，若想创作出不朽的文章还必须有才、有胆、有识。李贽本人狂放狷洁在明代可谓一流，论独立精神亦可谓一意孤行。他写文章随心所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却只能被视为杰出的文学思想家而非伟大作家。可见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要人格崇高，还应具备才、胆、识。以上条件具备以后，作者于临笔挥毫之际还需有“绝假纯真”之“童心”，只有如此，方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个“童心”成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于是《西厢记》、《水浒传》与《六经》、《语》、《孟》并列成为天下至文。这样，李贽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的氛围里肯定了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对后来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李贽的“化工说”理论

李贽还提出“化工说”，他认为艺术造诣有“化工…画工”之分，“画工”是一种人为的极工尽巧，它虽能夺自然造化之细腻工巧，却无法与真自然相比，故李贽认为高明的《琵琶记》没有能深入表现人物真实自然的爱恋之情，而是极尽工巧地去刻画人物之全忠全孝，结果失去了感人的力量。所以真正的作品应如自然界的万物，有其自身的生存规律。李贽显然侧重表现作品人物之真实自然。故其“化工”乃指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要达到逼真生动的程度，“画工”则指违背自然真实的人为加工。李贽所追求的“化工”即自然之美，它不囿于形迹法度，不在于字句、结构、对偶之间，也不在于道理、法度。李贽认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他们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是真性情的表现。

李贽关于化工与画工的理论无疑来源于绘画艺术，而且很有可能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东坡论诗画肯定“天工”而否定“画工”，李贽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时，在保持其原有含义的同时，又拓展了其所含意蕴。如李贽评《水浒传》十三回日：“《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画周谨、杨志、索超处，已胜太史公一筹；至其转换到刘唐处来，真有出神入化手段，此岂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也，不妄不妄。”此言化工乃取其自然不露雕琢痕迹的意思。小说叙刘唐至晁盖处送生辰纲消息，并不直叙，反远远由雷横巡乡入笔，化直接叙述为情节描写，在人物冲突中自然引出欲传消息，显得过接自然而无痕迹，所以称其为化工文字。又七十六回评日：“若欲借此阵法封侯拜将，待河之清也。”指其专注于细致描绘各种阵法，却毫无自然真实之感，是画工之作。这一用法与绘画中所用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

李贽还为此理论注入新的内涵，使之更适用于新的艺术领域。首先，从自然真实之内涵出发，强调作者在描绘人物时须合乎其本色如身份、口吻、性格等。《水浒传》四十四回杨林对石秀日：“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如此说?”李贽批日：“太文雅些。”(同回夹批)此言杨、石二人均为粗汉，如此说话不合他们的性格、身份。此种对人物本色的强调对于戏曲小说批评而言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只有将批评重点转向人物塑造成功与否，才算真正进入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李贽还认为小说欲达到“化工”效果，必须依据描写对象之情理，不允许作者率意而为。

其次，“化工说”又包含着传神的理论。李贽认为传神欲达到化工境界须具备以下两点：一是须真正将人物写活，达到只见其声音笑貌语言声口而完全忘记叙述之语言媒介。

卓吾评《琵琶记》二十三出日：“曲与白竟至此乎!我不知其曲与白也，但见蔡公在床，五娘在侧，啼啼哭哭而已。神哉!技至此乎!”由此评论可知化工传神是李贽相当高的艺术要求。二是化工传神非但要准确描绘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还需要重视人物内心世界之开掘。李贽评《水浒传》二十一回日：“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转换关目，恐施、罗二公亦不自料到此。余谓断有鬼神助之也”。此处透辟地论述了逼真、化工、传神三者间的关系，逼真即化工肖物，亦即如自然本身那般真实而无人工斧凿痕，且惟其如此方可称为传神。

再次，化工说强调戏曲小说之寄托寓意。卓吾论《拜月》《西厢》日：“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焚书》卷三《杂说》)李贽依据自我认识去解读作品以寄托自身感慨，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原则触及典型性问题，一个优秀的批评家理应努力揭示作品的真正内涵，这有益于对作品的理解和价值之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