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做足服务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影响，一些民营企业面临倒闭，农民工率先体验到寒冬的凉意，部分农民工走上返乡之路。随着数量的增多，这一波不正常的返乡潮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对于我们这样的地方媒体来说，由于受制于本身的人力、物力以及自身的定位等诸多方面因素，不可能像中央一级媒体那样在宏观领域做足文章。我们认为，要想做好此类报道，并取得竞争优势，不在于报道的涉及面有多么广、讨论的话题多么大，而在于它能否站在自己所报道的层面上，真正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服务于社会生活。

当众多同行远赴东南沿海探寻金融危机下农民工求职经历时。我们却选择了走进乡村――通城县，以农民报记者的眼光，聚焦金融海啸下中国中部那些看似平静的小村庄和小村庄里的返乡农民工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我们推出的五篇报道《我们一定要出去》、《子女的课桌在哪里》、《家门口守护亲情》等，全部是以纪录个体的形式描写，没有华丽的词澡，没有激昂的文字，只是平平实实地记录着他们最原生态的生活。

以“小”见“大”

虽然我们记录的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但我们又不仅仅是关注个体，而是以“小”见“大”，以“点”扩“面”。

黄金台是通城县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农民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因为心血管病住进了医院，母亲一边要照顾老伴，一边还得准备春耕生产，力不从心，家里急需劳力。儿子读高三，又得花费高额的学费，不得不出去打工。一边是年迈的父母，一边是即将读大学的儿子，黄金台夫妻俩在去与留之间徘徊。

这篇稿件虽然是写黄金台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但又不是简单地写他一个人，而是抓住一位36岁以上、上有老下有小的“第一代农民工”为切入点，提出问题：这次返乡农民工中有60％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出路在何方?

文中最后点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有许多途径，走向沿海并非是唯一出路，家门口就业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农民工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盲目流动，不仅不利于新农村建设，而且造成外出务工农民的亲情分割和一年盖过一年的交通运输紧张压力。年纪较大的第一代农民工就近择业，对家庭，对社会，对发展县域经济来说，可谓一举多得。

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平凡故事，却是整个金融危机下农民的缩影，通过全方位的叙述与总结，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挖掘和理性的判断，揭示了背后的深层意义，新闻内容得到了有效提升。

真实的情感最能打动人

如何让自己写作的东西打动别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怎样先打动自己。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就是被那些执着而率真的感情所打动着，一步步地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马港镇的丁四兵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妻子吴燕想把自己在深圳私立学校上二年级的女儿留在村里上学，只需交纳书本费：可是婆婆却没吱声，吴燕心一凉，把气撒在丈夫身上，丁四兵有口难辩，母亲今年已经70岁，照顾孙女，实在是无能为力。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实在是承担不起责任。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吴燕还在抹眼泪，哭着对记者说，深圳上幼儿园贵得要命，因此别人的孩子上幼儿园，她女儿从来没有上过，觉得亏欠了女儿很多。

采访过程中，丁四兵的女儿一会钻进父亲的怀里，把头放在父亲的大腿上，一会儿抓母亲的衣。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说实话，我们看着也很心酸。

回来后，我们把标题定为《子女的课桌在哪里?》，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把他们真实的情感世界展露无遗，整篇文章就有血有肉了。

文章的进一步升华还得益于附后的“记者感言”。这一篇我们是这样点评的：丁四兵和吴燕夫妇为孩子在哪上学问题的讨论，实质是对教育公平的质问。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已基本实现费用全免的时代，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承担着新的不公平。城乡一体叫得很响。但农民工子女公平受教育问题正考验着城市的执政智慧和政绩观。农民工为城市贡献着青春和汗水，却不得不为子女上学支付着高昂的学费。城市更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

做报道更要做服务

服务性是《农村新报》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抓在手上的，因此，我们提出，返乡农民工的报道无论怎么做，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农民工尽快就业。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农民工的就业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此，我们认为，这组新闻报道的服务性意义深远。

除了在一版刊登《从通城看金融危机下的返乡农民工生存状态》系列报道外。我们从不同层面推出三个版的服务信息，内容包括哪些岗位还有招工需求、农民工期望什么样的工作、企业盼望什么样的员工、政府部门还应做哪些事等问题，分别在《农情民生》、《农村财富》、《荆楚各地》等版面都做了细致的报道，为农民出行或创业提供了一份较完整的资料。

广水农民蒋利和一直在找工作：看到本报《农情民生》返乡农民工新春招聘会的专题报道后，得知武汉水蓝郡物业管理公司现在急缺保安，于是与编辑部联系，希望我们能牵线搭桥。经过一番争取，蒋利和顺利地进入水蓝郡物业管理公司，月薪1200元。

我们认为。读者不仅仅关心当前经济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饭碗”能否找到。此时，做服务应该更是棋高一着。

媒体倾向至关重要

我们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教授、博导贺雪峰，他从2009年元旦后就带队深入到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金融危机对农村的负面影响其实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农村会是一个吸纳农民就业的庞大的“蓄水池”。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裁员和农民工就业难，只是淘汰了年龄偏大的“酱工”，而恰恰这些年龄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虑是否返乡，他们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回到家乡，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乡的氛围，适应于村庄的生产、生活和人情世界。

因此，我们报道时也把握了这样一个分寸。媒体的报道倾向是非常重要的，报道不能带情绪来看问题：而需要运用理性思辨的眼光来面对当前的困难，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服务信息，这样对于激励民众和政府共同来克服经济困难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总之，农民工返乡作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媒体在这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引导责任。本地媒体如果能够准确掌握本地的信息动态、及时开展相应的专题策划和报道，对于提高自身的新闻采编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