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参考文献:

[1]方克立，张世保，林存光，张小平，刘东超，等.大陆新儒家思潮评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30.

[2].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3]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是文化思想的宗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

[4]黄明哲.从传统文化观看当代传统文化研究创新[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8.

[6]左鹏.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3）.

[7]王伟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16（24）.

[8]新华社.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就《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答记者问[EB/OL].人民网，2017-02-07.

[9]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8（11）.

[10]高长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J].党的文献，2015（1）.

[11]陈先达.摆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N].吉林日报，2017-02-27.

[12].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13].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J].党建，2014（3）.

[14]李小杰，何静.十以来党的建设对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借鉴[J].思想研究，2016（3）.

[15]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7.

[16]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17]冯友兰选集（通论道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80.

[18]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71-474.

[19]李宗桂.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J].学术研究，2013（11）.

[20]李明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N].光明日报，2017-02-24.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文化；传承

（1）目前，中西方文化正处于大规模地交汇、碰撞与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中具有许多宝贵的、为中国所十分稀缺和需要的成果，诸如科学技术、市场理性、法制精神、个性发展、创新智慧等等，我们需要很好地消化吸纳。同时，西方文化有一些糟粕需要防范和清除，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而目前的中国人深受西方不良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想。

在中国，到咖啡馆喝咖啡被认为是一种时尚，在西方国家喝咖啡只是家常便饭；“哈韩”现象普遍存在，以致被认为是时尚潮流。这种影响还表现在艺术追求方面，年轻人爱寻求刺激，把一切都看作是游戏。他们喜欢美国大片，导致中国名导演也是迎合西方人的胃口来拍电影，追求宏大场面，而不追求实际内涵。酒吧摇滚乐近年特别流行，歌手边喝酒边唱歌，那些到酒吧喝酒的人，也是不分年龄，一律疯狂。

由此，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和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

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最快。[1]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没有正义感，失去了同情心，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最有害的是，一夜暴富引领着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四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如果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我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大可不必将其与主流社会的取向完全对立。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人们的基本道德底线教育可以由宗教来承担。

（2）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需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西方文化，我们过多地借鉴吸收了其形式方面，模仿味道相当浓厚，但却缺少真正的时代精神体验；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在一种符号和包装意味上认同传统，而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却仍有待发扬光大。

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鉴于目前我国法定节假日体系的实际情况，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给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要传统节日增加法定假日。[2]

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种传统的节日文化代代相传，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传统节日，也历来被人们所看重。因为传统节日是聚集民族情感的一个载体。民族感情弥足珍贵，将其弘扬、彰显，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归属感，是十分有益的。“过传统节日”，过“年味浓”的春节，则是抒发这种情感的一个机会和手段。节日里，人们沐浴在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中，品尝传统美食，回味民族历史，讲述文化传统，使人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愈加和睦。

以春节文化来说，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中春节前的腊月，就有着很多的“说头”：腊八要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贴窗花、除夕晚上的年夜饭等等。这些“说头”中，有传说、有故事，蕴含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知识。如习俗文化、礼仪文化、节庆文化、孝文化、餐饮文化、书法、剪纸文化等。这些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很高的品位。目前，春节放假日期一般从初一到初七，也有人提出应从大年三十开始放假，因为大年三十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全家团圆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中国传统节日与其本质和内涵渐行渐远，春节成了“送礼节”、清明成了“烧纸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了。近年来，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洋节日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所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倾向严重，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社会功能也越发单一了。

不少国人对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及其文化持否定态度，至于民间庆祝传统节日的“八仙过海”、“踩高跷”、“跑旱船”等传统习俗，也一律被归纳到“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范畴；但是，他们却异常热衷于庆祝洋节日，目的是为了感受洋节日的“浪漫、激情和豪放”的气氛。总而言之，在某些人眼中，但凡来自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及其文化就意味着“迷信、落后和愚昧”。而来自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统统被列为“浪漫、激情和豪放”的化身，属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代表。这种状况有待国人深思。

中国传统端午节，总被国人当“粽子节”在度过，结果被韩国人抢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借鉴意义。

（3）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衰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发出了提倡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呼吁声。但是，没有消除某些国人因崇洋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持着扼杀、自毁、自灭的态度，又将如何发挥并提高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必须先“出口”然后才可以转为“内销”？

当下中国文化氛围和品味并不比西方强，某些方面甚至更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这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而且源远流长，同时渗透在很多方面。很多人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传统看法。现在基督教已有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多数人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已逐渐淡化。

东方文化讲究精神文明，中国精神文明更是源远流长，而现代西方人则偏重追求物质文明。可是，目前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还赶不上西方及日本和新加坡。西方精神文明早已存在堕落趋势，很多海外有识之士呼吁用东方文明来补救西方文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重新构建。当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加以重视的时候，外国人却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纷纷要求开办孔子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说孔子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也包含了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

武汉电视塔（曾是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塔）上面曾经出现的洋烟广告让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中国人看着很不是滋味。这类广告若出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必定会引起民众公愤。可以说全世界对香烟广告一般都有限制，何况在民族精神象征之处。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来检查，洋烟广告才撤了下来。

由此可见，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我们不能采取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4）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文化记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立于世界的重心。任何传统艺术形式都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独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现代世界有着积极意义。[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如果我们摒弃偏见，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内向的深入挖掘，就会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它对提高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作用，将不亚于经济和科技。

1）警惕文化糟粕，营造一个清洁的文化氛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炒作“名人”隐私、网络、“恶搞文化”等如今已经成为“流行文化”；除此之外，当下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火爆，其实也是在恶搞历史。这些必需引起我们的警惕。这股“恶俗风”是一些精神“毒药”。虽然一个民族需要幽默和笑声，但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化内涵，现在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什么都可以毫无禁忌地随意歪曲、取笑，很多的“娱乐”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传统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观丢失了，久而久之，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被毒害。

2）使全体国人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加快文化立法。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必然体现为民族文化。要避免传统文化水土流失的现象，首先应当唤起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使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树立文化自豪感，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政府、社会、学校、新闻媒体、出版部门、文艺社团都要想方设法。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它们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二是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江苏、浙江等地于2006年已相继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现代传媒的决定作用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国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又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调查发现，之前人们自觉读《论语》《庄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少，经过于丹的阐释，人们的兴趣提高了。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由此引人思考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前总有人空喊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效果不显著。有人甚至由此评价如今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不如一代”。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且不论于丹等诸位学者的讲演引起了学者褒贬不同的评价，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永远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4）正确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日本、新加坡发展了，但它们把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也保存了很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已溶合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现代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北京本是历史名城，但现在已被钢筋水泥淹没了；而巴黎、柏林的老建筑则保存得很好；法国古老的拉丁区至今风貌依旧。而中国摧枯拉朽地拆毁了老建筑，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提倡精神文明重建，发扬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期，都要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成分，再加上今天新的创造，三点结合起来，以我为主，以今为主，就可以做得更好。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偏见，使我们不能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5）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上曾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恨不得把传统文化彻底消灭；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传统文化神奇化。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具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已有举世瞩目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应该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一样，无需顾虑重重，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把古代、近代、外国、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凡对我们有用的都拿来，统统为我所用，加以吐纳、吸收，以重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 唐旺盛.幸福指数为什么不能取代狂热的GDP崇拜？[N].中国经济时报，2006-7-15.

[2] 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3] 冯勤.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2）.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构建；和谐社会

要全面的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出传统文化优秀的，古之今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中实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跨越发展，历史是像条永恒的长河不断向前流淌，在贵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现古代遗址及岩壁画，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让贵州的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坚持的保护和利用，并普及和弘扬并重。

一、贵州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进度

带着传统文化的神秘，把所期待的具体的天地和日月以及自然万物，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中央的大政方针而且也是贵州的一项文化工作，要坚决贯彻并执行，紧紧的去结合贵州的实际，把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进一步的推上新的台阶。

我们可以在书店看到很多关于贵州传统文化的书籍，如《贵州节日文化一览表》、《贵州艺术之乡集锦》等等。除了出售的还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资料集在图书馆可以查询。这也是普及面广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工作，也是文化工作者的一大功臣。

网路的普及和社会的步伐，通过各种媒体和全民的参与。 “蜡染艺术之乡”、登上春晚舞台的黔东南黎平县“侗族大歌”让我们记忆犹新，不仅仅是贵州人，还有全国各地的人们认识了来自原生态的最淳朴的大自然的歌声，在一些渠道上，各种评比荣获的“侗歌艺术之乡”。除此之外，还有7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之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了“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称号。这些都是贵州在保护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的一些基本工作，也是贵州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一项任务。

2012年，贵州省现代民间绘画理论研修班在毕节市大方县举办，来自贵州省大方，六盘水水城，麻江铜鼓，剑河，黄平五个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的代表和农民画爱好者参加，为期6天的学习和共勉，这是提供各交流平台和机会，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和贵州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重视的一大实例。

同时，还会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关注到的文化传统也在挖掘和探索中。要鼓励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优秀文化作品创作，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数量与质量。

二、贵州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途径

在一些调研中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我们有时会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张冠李戴，懂得人都会觉得很可笑或疑惑颠倒是非，这也是走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一大误区。这是我们不可提倡的，也是尽量避免的。

我们要坚持贴近实际生活，和群众一起感受民族风俗的淳朴，在贵州传统文化的这片沃土上，深入的挖掘和发现，刻苦钻研，踏实工作。力争打造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贵州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题材以及绘画创作和影视作品。如：在大方县拍摄的《奢香夫人》，它是我国的第一部以彝族历史文化为题材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是一部打着贵州烙印的影视作品，更重要的应该是《奢香夫人》这部电视剧展现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清秀而美丽的山川，百里盛开艳丽的杜鹃，浓浓和独特的郁的彝族风情，各具一别漂亮的彝族服饰，让全世界的了解贵州，通过电视剧反映的情感，这便是打造贵州传统文化的一大途径。

少数民族文化的淡化，是因为有外来人员的加入和信息时代的发展，电视和电影及电脑的涌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穿着的进化和文化资源流失严重。如：我们下一代都很少人说苗族语言话和侗族语言，现在的情况是一半的汉话和一半的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有些物品或事已经不会用少数民族的话来描述。

三、贵州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义

对于贵州文化来说，没有创新力、没有适应能力是保护不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物不一样，它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已经消失的文化其实是没a有意义的。贵州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中要时刻的记住要创新，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的，创新也就意味着求变，全面和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在它的流变中引进中去探索和发现它。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承和保护贵州传统文化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宿感的最后一道壁垒。

要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学习和研究贵州传统文化。我们前辈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要是贵州省遍地开花，常开不败，历久弥香。当然这不能归罪于中国的文化，而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造成的。根据国情，履行我们的使命，发扬改造贵州传统文化。

四、贵州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构建和谐社会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只有那些能够适应全球化，而且还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世界也会受到具有民族特色的贵州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及行为习惯也会受影响。

回顾过去，那些凝聚着民族智慧的传统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5000多年的民族文化，它包含了无数的智慧和永恒的价值，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这个经历将是一个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能会不轻易赢得，但也必须坚持下去，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和谐的文化是重要保障项目，最突出的是和谐社会的标志。要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对贵州传统文化继承和保护及创新改革，才会在贵州这片沃土结出更加芬香的硕果！

参考文献

[1] 陈黔珍.探索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N].贵州日报，2011-11-1.

[2] 明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重在创新[M].文学报刊社，2007，4.

[3] 赵斌.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J].社会科技发展，2007，4.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孙中山；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9-04

要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不能不探讨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历来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与继承，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孙中山在继承创新上的独特性。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与推陈出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甚至教训。

一、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爱”？

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充满了民族自豪，有时有自夸之嫌，甚至不惜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投以微辞。衣食住行，乃平常之事，孙中山以为中华之衣食住行，优越于世界各国。先就衣着来说，中国人的丝绸，远胜于他国，最受外国人推崇。中国人的饮食，喝清茶，吃淡饭，辅之以菜蔬、豆腐，有利于健康养生，合乎科学卫生；中国人的鱼翅、燕窝之类，为西洋人所未见；中国人的餐饮，随华侨所到之处而流行，仅美国纽约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欧洲各国的大都会也逐渐流行中国菜馆，“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a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1]250就连中国的房屋，在孙中山眼中也最合乎自然之理，中国人的吊桥也是极新的工程：“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2]188中国的科技发明更让他感觉到自豪：“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海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2]188中国的工程建设技术和规模在古代举世无双：“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2]188由此可见，孙中山谈起中华文化来，如数家珍，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充满了“偏爱”。

孙中山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骨子里的。孙中山的谈话讲演，中国传统的名言警句往往脱口而出，诸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等等。他的著作中，引用中华传统思想之处，比比皆是。其“天下为公”的题词就不下数十百次之多。这些文化传统，渗透在他的思想性格之中。

何以如此？为什么孙中山对中华文化如此“偏爱”？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每一民族其实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种家园感，自然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为“偏爱”，有时甚至“护短”。有时过度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确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表达，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孙中山诉诸文字的并不是表达他的朴素感情，而是以此作为革命理论的重要背景。

仔细来看，孙中山的这一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它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常有的文化态度。且不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生长于西洋的怪人辜鸿铭，竟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的落后现象视为所谓的“国粹”，其复古主义耸人听闻。许多人一笑了之，似乎这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此极端，如此背谬，难道辜鸿铭在胡言乱语？但他竟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见识过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并非遗老遗少。这似乎很难解释。同样，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至此？其实，与此相反的主张同样也很偏激，这就是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些人完全崇拜西洋，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这虽是嘲讽，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极端心态。更让中华民族蒙羞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在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洋奴、买办、汉奸、叛徒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极为罕见。这难道真如许多人所说，如此败类，全出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显然是荒唐之言。遗老遗少与洋奴假洋鬼子，一则极端复古，一则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主义，似乎冰炭难容。但是，这两种极端倾向，却有一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走了极端，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偏激的反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常见事实。

深入理解这一独特现象，需要将其置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剖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落后，被动挨打，这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极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正视近代史，正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就能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中华民族的信仰，受到蹂躏，中华文化所受打击之深之重，前所未有。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表明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主张复古主义，也体现出其自信心的恐慌。早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口号中，就透露了这一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心理。试想：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彻底征服之后，其自信心受到何等打击？这种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说是政治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之命运何在？这些问题甚至成了中国政府高层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主义成为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但是，背负着失败危机的中国人，其救亡图存中的心态不是表现为自卑就是表现为自负，岂不是太正常了吗？中华民族受到的屈辱和打击如此之大，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念。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偏激和片面，是中华文化遭受危机而使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过激反应。

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偏爱”，是有意义的。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孙中山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并不是非常偏激，与“全盘西化”论者与复古主义者相比，他倒显得客观多了。孙中山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甚至用英语学习“四书”“五经”，但也同时培养了他热爱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新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3]48西学中学，进化论与四书五经，在他的教育中并行而不偏废。他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之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觉的崇拜和自信。非常有趣的是，辜鸿铭生长于异域的英语环境中，却成为一名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典型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华人愤而反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孙中山虽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但却能折衷于中西文化之间，使中西文化相互为用，左右逢源，既不会像辜鸿铭那样，将蓄长辫、不洗澡、裹小脚之类视为“国宝”，也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自叹中国文化“万事不如人”。孙中山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孙中山的历史任务是清楚的，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而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重任下，任何思想在他的体系中都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尽管这种融合充满着冲突，但是，这种融合式的冲突却是有意义的，它让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创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开启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根本上是西方的，但却无处不透出中华文化的影子。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以阐述民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征。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受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影响，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以西方政治为基本模式设计的。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英语文化的教育，游历欧美各国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过，与西化论者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主理论，处处联系着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

孙中山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统远溯至汤武革命。他说： “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3]441他还将黄老之学、《列子》所说的华胥之国，视为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在中国的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民主共和也是“古已有之”，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可见，他将革命的正义性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在他看来，《大学》中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247他认为，欧美国家的进步自不必说，但其新文化则未必如我中华；中国有一个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外国的大政治家未曾见到。孙中山这种从中国古代的修齐治平传统到现代民主的跳跃，这中间显然缺乏必要的过渡。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权、民生主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经常赋予它们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说：“尧舜的政治……实际是在行民权。”因此，他认为中国“对于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行于事实”。孙中山所肯定的“天下为公”思想充其量是民本思想，从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比附。

孙中山甚至能将他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上。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模式，是西方民主社会通行的权威体制。孙中山结合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提出中国式的五权宪法。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后两权是孙中山借用中华传统对三权的丰富。孙中山说，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进而认为：“至弹劾权，在历史上能弹劾皇帝……此制度实世界所未有，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中国虽乞丐之子，凭考试取功名，实平等已极。此外人深以为然，奈何我国人不自知耶！”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监察权“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是“世界进化之先觉”，而考试制度虽然科目不合时用，但它“合乎平民政治”，并且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度。我们知道，“三权分立”的本义在限制权力，以防腐败。孙中山加之以考试权、监察权，纯粹是出于制度运行的考虑。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政府监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很难找到渊源关系。

孙中山重视道德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道德文明远比外国人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犹存，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他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249孙中山反对排斥中国传统道德的偏向，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43孙中山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他说：“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244至于仁爱，即古代所谓“爱民如子”、“仁民爱物”之说。他说，与他国相比，中国人更讲信义。孙中山指出：“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4]318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47可见，孙中山对传统的“偏爱”，到了非常的程度。他甚至用仁、智、勇这儒家的“三达德”来阐发现代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军人明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此者，谓之智；舍身救世，舍财救人，舍生救国者谓之仁；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者谓之勇。孙中山的解释虽然是现代的，但其思路有古代思想的特点。

民主革命是现代的事业，但孙中山仍能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这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依赖，近乎“恋旧”――他视中国古代文化为革命之源，认为一切现代的东西，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就是“古已有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相似，主要是一种“家族相似”，而且这种“相似”，许多还是来源于语言表述上的。就当代的研究成果而言，孙中山对传统的传承，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实用的；与其说是继承，不如说是“托古创新”。然而，孙中山的现代民主理念是清晰的，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让传统束缚住他的视角和思路，倒是更多地让传统为其理念增添上中国特色，使其理论更加“中国化”。但是，勿庸讳言，孙中山借用传统解释他的民主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创新，不如说是比附，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借用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与中国传统因素的联系。这多少体现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三、如何看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

孙中山是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批判了“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信义道德中的落后内涵，而且能推陈出新，强调民主与民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已“摒弃了‘中体西用’的模式”，[5]而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学说，紧扣时代脉搏，“成为当时思想家中最成熟的现代化建设理论”，[6]398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

孙中山热爱传统但却并非保守主义者。他接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也酷爱中华文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有着开放的文化创造胸怀和“拿来主义”精神。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时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1]210正像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所说：“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7]488融合中西文化而立足现实，孙中山的文化态度是开放的。

当然，孙中山对中华传统的“偏爱”，甚至到了“古已有之”的夸张程度。但客观来看，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他将革命的渊源上溯至汤武革命，太过迂远，难免牵强附会；他理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也只看到其正面价值；他认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古已有之”，这也太过自夸，孙中山的身上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革命的目的，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深层次的剖析。”[8]574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实际上，文化的复兴是分层次的。文化历来有雅俗的不同。就文化的实际传播来看，民间的文化传播其实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雅文化传统出现断裂的情况下，小传统仍然能够继承流传。不过，民间的文化传承难免出现对文化的“误读”，最容易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随意的解释与取舍，从而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是超历史的，他抛开一种思想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具体语境，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解和解释。这种忽视时间差异的“误读”，多少有些“穿越”的成分。

孙中山的文化态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正读”，也有大众的“误读”。无论是“正读”还是“误读”，二者根本上其实是相通的，二者皆立足现实进行阐释，很少会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除非个别的极端者要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非正常的心理而刻意为之。因此，当对传统进行取舍时，他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不断进行着过滤和筛选。另外，批评者不同，标准各异，但不同方面相互批评，既是一种言论自由，也是一种相互修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理愈辩愈明而逐渐趋同。在此意义上说，这种传承、创新，类似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既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表面上是用相同的字句，但并非取其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而是选取其抽象的意义，即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意义。因此，孙中山从其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限制性选择。他明确认识到：“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他根据“公理”进行取舍，吸取了传统因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创新，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现代的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思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对孙中山的思想创新及其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值得总结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2006.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中华书局，2006.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2006.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2006.

[5]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6]张丽珠.中国哲学史三十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中华书局，1988.

[8]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楚剧；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传承与升华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277-02

从某种程度而言，戏院乃人生课堂，演员是社会导师。陈独秀先生认为戏剧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南社名士陈去病曾撰文指出，“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1]。诚然，戏剧在警顽醒愚、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楚剧是湖北地区的代表性地域剧种，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即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楚文化为楚剧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楚剧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载体，使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得到传承与升华，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涵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一、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

（一）楚文化的概念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何谓楚文化？目前，我国学术界皆各自表述，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张正明先生所言甚当。他认为，“所谓的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说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如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殿宇，正是凭借它的六个支柱营造成功的”[2]。

楚文化的秉性既刚烈激越、勇于进取，又柔美绮丽、浪漫神秘。它与中原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沧桑而不朽、越千年而常新，楚文化居功至伟。

（二）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曾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

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源头活水与深厚沃土。若没有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根本，无所依托。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探讨其精神价值观，仅略举数端如下：

1.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史记・楚世家》记载，“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叙述的是楚先王熊绎在荆山中创业至艰、辛苦备尝的情形。他们在深山开荒、生产、劳动，辛勤地建设家园。在周天子的征伐和列强环伺之下，最终从“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强国，这种努力奋斗、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令人赞叹。

2.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楚国建国之初，虽处蛮荒之地，而无拘墟之见。楚人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比如，楚之制度主要源自于周制；楚之文字取法周之文字；楚之冶炼术学自越人；楚之铸造术拜随人之赐等等。楚人在迈向强国的征途上，兼采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家之精华，为己所用。从而使自身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诸强中之佼佼者。此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令人称道。

3.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楚国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多有创获。哲学方面，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柔弱胜刚强”。政治方面，建立王制、首创县制等。经济方面，发行了“银布币”用于流通。法律方面，楚国是“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的法制社会。文学方面，庄子散文独步天下；屈骚文学别创新体。艺术方面，楚文物的帛画、漆画皆别出心裁。楚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令人惊叹。

4.忠诚不渝的爱国精神。楚国的卞和，楚令尹孙叔敖，楚国大夫屈原，楚大臣申包胥，此四人皆属忠君爱国之典范。卞和是一位有爱国献身精神的“忠臣义士”。屈原矢志救国，虽屡次谗害、饱受谣诼，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志，九死无悔。当吴国驱兵攻入郢都，楚大臣申包胥到秦求救，痛哭于秦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挽救了楚国。楚人之爱国精神永远令人慷慨激昂、血脉喷张。

二、楚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楚剧中的传承与升华

文化的消亡，只表明该文化赖以依存“文化生态”①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改变，并不必然意味该文化的价值观也随之消亡。楚文化虽然在西汉初年便已消亡了，但是楚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却永存。在新的时代，它依托楚剧这个文化载体，得以传承并升华。限于篇幅，笔者仅撷取几部典型戏剧来稍作论述。

（一）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万里茶道》讲述清朝年间，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女子玲珑和掌柜叶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故事。正如剧中所唱：“茶道漫漫发汉江，试问江水与道长；身在关山万里外，一回首处是我乡。”天涯羁旅之思、劳碌奔波之苦，尽在此曲中。该剧运用“汉风楚腔”演绎了汉口人远赴异邦创业的故事，以小人物的情感展示了大时代的大情怀。剧中人物的不畏风霜、万里创业，其精神与楚先民之精神可谓血脉相续。

（二）开放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三月茶香》以20世纪20年代初汉正街为背景，由两个茶庄的纠葛，叙述汉茶“进军”万国茶会的艰难。一方面，该剧藉由茶品、茶道，以寓人、寓事，进而晓谕人生之理；另一方面，剧情的重心倾向于展示湖北人坚忍不拔、顽强正直的个性，尤其是他们的包容胸怀、开放精神。

（三）开拓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有些楚剧刻画了剧中人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同时歌颂了美好纯真的情感。比如，《喻老四》无视社会习俗，展示了恋人约会的美好；《双下山》藐视佛门清规戒律，为真爱仗义执言；《秦香莲》嘲讽并严惩忘恩负义者；《宝莲灯》赞美弱小者对抗强权、并最终战胜邪恶。此类戏剧对于那些无视陈规陋习、敢于开拓人生天地者，热烈颂扬、不吝赞美。

（四）爱国精神的传承与升华。《虎将军》以徐海东将军为原型，这部戏截取了徐将军率领红25军西征的一个断面，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外有敌军围剿之忧，内有左倾分子干扰之患，然而虎将军的革命信念坚定如铁，对党、对人民、对战友深情如海。该剧成功再现了徐海东将军重情厚谊、光明磊落的个性。这部戏所聚焦的人物的爱国情怀，与楚先民那种忠君爱国相比，已经大大升华。

三、结语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而楚剧是湖北地区优秀的地域剧种。二者密切相关。一方面，楚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断从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中吸取养分；另一方面，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在楚剧中得到传承与升华。二者互惠共存、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文化生态：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参考文献：

[1]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0.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

作者简介：

李 曦（1968-），女，汉口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声乐表演与教学研究。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日本 住宅 传统 空间理论 继承

这些年来中国在快速剧烈的发展中趋于西方化，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大多忽视。一些仿古建筑也只是仿其皮毛，其夸张的尺度，粗糙的工艺也无法表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空间艺术，仅仅只是表皮主义。更有些削足就履将一些欧美的部署张冠李戴，仿制的样式点缀，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如何用西方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发扬我们民族的建筑技艺特点和民主文化内涵，就需要加强对旧建筑结构体系和平面组织的认识。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现代建筑艺术发展明显，同时在民族性与地域性方面的探索成果也十分显著，本文以文化与我们类似的日本现代建筑为例，希望给中国建筑师一些借鉴，使设计工作者们在传统之中挖掘内涵，在未来的设计工作中，创造出更多源于传统、超越传统的建筑作品。

小住宅—大概念

小住宅在日本建筑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溯到20世纪中期，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几乎布满了具有开放平面、推拉纸门和榻榻米狭窄开间的木结构建筑。材料的运用，结构的处理，建筑有周围环境的关系，都清楚的显示出日本本土文化对其的影响。也显示出其受国际建筑与当代日本建筑不同方式的影响。而恰恰是这种西方与东方的激烈的对话，式建筑设计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学科。

作为艺术品的住宅

前川国男从1928年到1930年在巴黎跟随勒柯布西耶工作。当他在1942年给自己设计住宅时，尝试将柯布西耶的自由平面和自由立面的设计原则与日本传统元素结合。明亮宽大的居室、白色的墙面和简约的家具都象征着现代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半透明的推拉门产生的丰富的光影效果又是典型的日本传统方式。筱原一男在作品白色住宅中，将日本传统建筑特点提取并用现代语汇重新演绎。他将传统元素—木质推拉窗和屋子中的雪松木柱支撑结构—转化为独立的符号。

原广司在他的住宅设计中明确表达了一些在真正的城市中已经消失的忧点，混乱的环境被关在外面。他在东京町田自己的住宅中设计了一个“城市”。广场、街道和结构的外观形成一种隐喻。一条沿着中轴线设置的“内街”的两侧对称地排列着象征建筑轮廓的房间。最终，筱原一男和原广司以艺术的方式对当代住宅形式问题给予了回应，但这或多或少否定了住宅的功能性。

给人美感的混凝土

伊东丰雄1999年在东京设计的住宅是近年来日本已建成的最好的独栋住宅之一，它提供给居住者最大程度的自由，可以按照他们的选择来使用住宅。开放的庭院空间，丙烯酸玻璃板的推拉门不仅使居住者可以改变房间布局，还提供了一个贯穿全楼层的视野，这与传统建筑通过推拉门临时分割房间相得益彰，和迁哲郎把日本传统空间观念描绘成“没有距离的聚合”，空间中所有分隔物即可以完全移走，也可以挪到一边。我们可以将之解释为借助现代材料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解读。

传统的日本文化导向趋于内向型，在建筑细节构造上最求完美。现代日本建筑师中安藤忠雄最能体现出这一传统文化特点，其在大阪设计的能美住宅，对待细部一丝不苟，用高高的混凝土将住宅严密的封闭起来，墙内是一连串的庭院和房间，庭院是通往室内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安腾将朴素的清水混凝土墙和只有稀少绿化的庭院进行对比，是为了加强这两个元素对感觉的冲击。他在所有的住宅设计中几乎都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他对混凝土上光影效果的利用是另一决定性因素。

向城市开放

与安腾在住宅里表达的那种距离感相反，居住建筑普遍越来越向城市开放，像坂茂和妹岛和世所设计的方案那样，住宅设计的地点越来越小。透明的立面在建筑和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联系。并力图将支撑结构减到最小、妹岛和世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空间的临时性和透明性，她作品的耐久性受到她坚持实现空间美学概念的影响。短暂性是日本传统思维方式，地震、台风、洪水的袭击使人们认为只有房子下的土地才是具有长久价值的，这也是他们理解的轮回的根源之一。正是这种轮回、再生、无常的思想也诞生了六十年代的新陈代谢派的建筑思潮。

结构作为空间设计的一个构成元素

吉本在93年成功的把日本传统住宅的形式巧妙地转化为一座现代木结构住宅建筑。在这座住宅中，室内长方形的平板结构大部分是由承重结构的形式决定的。室内装修尽量保持简单，以容许承重结构展现本身的表现力和韵律感。吉本刚对简单形式和自然材料的选择，用一种可以想到的最自然的方式把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到一起。和吉本刚一样，内藤广也对木材有特别的偏好。因为他的这些建筑，内藤广对日本木建筑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吉本刚的建筑是以其随意放松的感觉引人入胜，那么内藤广的建筑就是以松木承重结构通过从室外进入的阳光所强调出的严谨韵律吸引了我们。

注重实用的现代主义者

岸和郎以注重实用主义的住宅设计而出名。其设计住宅的特点是经典的现代设计手法、功能性、与周围环境有意识的结合加上通过实用之后发展出来的魅力。他在朱雀设计的住宅就是如此。公寓是由一个庭院连接两个住宅板块组成的综合体，这种放置方式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体验公寓。清水混凝土和木材的平滑表面一起，创造出一个宜人的家居环境。岸和郎最著名的住宅设计之一是大阪的日本桥住宅，它是迷你住宅的先驱。这座狭长的多层建筑是一座细部精巧的钢结构建筑。在他的空间和结构理念中，都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

东方和西方—令人兴奋的交叉重叠

如同岸和郎在朱雀设计的住宅一样，许多现代住宅都有一个传统的日式房间。这个空间经常用来进行茶道。横内敏人把西式的和东式的房间堆叠起来，有意的将两种生活方式进行对照。也许这就是日本住宅使我们着迷的地方：现代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交叉重叠，两者都作为一种必然被同时接受的方式。它也反映出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正在不断地为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和平共处而奋斗。

结语-传统的继承

对于传统的继承可分为“软”传统与“硬”传统的继承，所谓“硬”传统即为旧建筑的外在特点，实体特征；而“软”传统就是实体内在的气质，抽象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硬”传统演变节奏与速度远远超过“软”传统，所以”软“传统也就更加的珍贵。文化的时代属性让我们无法总是简单的外在的模仿传统建筑，日本的现代建筑在继承了其传统的美学意识、哲学、佛教思想、生活方式、空间组合方式等，形成自己独有的建筑“气质”。

参考文献：《建筑空间组合论》 彭一刚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井陉拉花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外，还具有良好的健身意义和推广价值。将井陉拉花引入高校课堂并加以推广，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使大学生身心得到锻炼，同时也利于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可从题材、表现形式、动作设计风格等方面对井陉拉花进行传承与创新。

历史悠久的井陉拉花类属北方秧歌，是河北三大优秀民间舞种之一，形成并流传于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井陉拉花因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民族艺术精髓，2006年被国家列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使井陉拉花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护并得到广泛的推广，继而探索一条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我们试对井陉拉花引人高校课堂进行探讨。

一、井陉拉花的艺术风格与推广价值

并陉拉花起源于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时的街头广场花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其舞姿柔健，屈伸大度，抑扬迅变;其韵律优美，节奏欢快;其曲调悲壮，婉转悠长，给人以空旷幽谷之感。突出的地域特征，刚柔并济的舞姿，明快活泼的生活情趣，使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优秀民间舞蹈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体育训练价值。

井陉拉花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遵循民间舞蹈的发展规律，井陉拉花的舞蹈动作同样是从人民的生活中提炼、加工、美化而来，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和生活情趣。她以“拧肩”“翻腕” “扭臂”“吸腿”“撇脚”等动作为主要舞蹈语汇，上身动作以肩为主，肩部的顶、拧、耸、压和手臂的点、提、拉、抠、翻最能突出拉花风格;下身以膝部屈伸贯穿始终，形成刚柔相济、粗犷含蓄的艺术风格。总体上说，女性舞姿美丽大方，稳重优雅，既有身段之美，又兼气韵之妙;男性舞姿伸展大度，潇洒自如，既现阳刚之气，又透苍凉之风。

井陉拉花除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性外，还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通过拧肩、翻腕、扭臂、吸腿、撇脚等为动作主线，不仅突显拉花的风格，而且有效地提高舞者的上肢力量和全身整体的灵活性，增强人体四肢与躯干及全身的协调能力，使参与者身体得以全方位的运动和锻炼。同时，在表演过程中，灵活多变的队形，舞者间的默契配合，可以培养出舞者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因此，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艺术在民间、在学校都具有良好的健身意义和推广价值。

二、井陉拉花保护与传承的新途径—将井胫拉花引入高校课堂

为了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舞蹈艺术，井陉县政府通过组织各种层次的拉花歌舞表演队，举办各种形式的拉花民间艺术活动和比赛，对拉花民间艺术进行了积极抢救和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何更好地使井陉拉花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护并得到持久而广泛的推广，继而探索一条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将包括井陉拉花在内的非遗项目引人高校课堂，让高校肩负起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动态传承，这一探索应是一条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

高校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在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高校在民间文化资源的普查、挖掘、研究、整合，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创新方面有着极其有利的条件。其二，高校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以充当“演员”与“观众”，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人才保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人校园，不仅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地域文化，欣赏民间艺术，发现民间文化美的真谛，看到隐藏在民间故事后面真实的民间和人生;而且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先进文化，扭转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

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从事健身舞蹈的能量代谢率、能量消耗和运动心率变化等生理指标分析，认为健身舞蹈具有很高的锻炼价值。而井陉拉花属于健身舞蹈类，是一项效能很高的有氧运动。经常参加拉花表演与练习，能够迅速消除人体内的过剩脂肪，增强人体肌肉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代之以健壮的肌肉组织，使软化、迟钝和缺乏活力的肌肉重新变得充满活力和具有弹性。同时，对于解除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缓解身心紧张和疲劳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井陉拉花引人高校，不仅可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爱家乡教育的作用，而且还将对大学生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高校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当今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高校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普遥的认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存在于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的人类文化实践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如:舞蹈、皮影、剪纸(技艺)、民族体育活动等。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挽救，是我们对文化传统应有的尊重，同时也起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与市场化、娱乐化的冲击，民间传统的文化生态正在被破坏，趋于灭亡、失传的境地。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们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常山战鼓、昌黎大秧歌、永年太极拳、井陉拉花等项目，知之甚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多是通过网络和各种媒体，因而就更谈不上对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舞蹈艺术的兴趣、认知及深人学习。因此，在高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形势不容乐观，前景任重而道远。

(二)生存土壤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必然条件是其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而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状况。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主导形态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冲击，这些都将导致井陉拉花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加之现实生活中，井陉拉花的传承人越来越少，保护观念存在误区，许多人只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井陉拉花，忽视其文化价值。因此，井陉拉花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窘境。

(三)井陉拉花动作设计难度大，表演形式复杂多变，限制其进一步推广

井陉拉花虽属秧歌舞的范畴，但它又有显著的自身特点。传统的井陉拉花表演人数为六人或十二人，取“六合同春”之意。演员手执道具各有其象征:伞—风调雨顺;包袱(现不多用)—丰衣足食;太平板、霸王鞭—四季平安、文治武功;花瓶—平安美满。由于井陉拉花艺术性强，动作难度较大，大学生学习有很大的难度，使大学生的参与规模受到限制。同时，传统井陉拉花的表演，所用道具较多且相对考究，也给井陉拉花在高校的推广形成一定的财政压力，限制了井陉拉花在高校的广泛开展。

四、井陉拉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以“原生态”价值取向“再造”民族传统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责任和优势，体现着高校引领文化的应有之义。顺应时展的潮流，融人更多的现代科技与人文理念，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使井陉拉花更好地融人高校，使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由于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题材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井陉拉花要在题材上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突出现实特点。

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文化的同时，愈加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并希望拥有强健的体魄。因此，井陉拉花应在原有表演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使其大众化、普及化，并将其楔入传统校园节日文化中，建构新的文化生态。

风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和符号。在突出表现井陉拉花风格的同时，可将井陉拉花的拧肩、翻腕、扭臂、吸腿、撇脚等典型动作融人校园健美操的表演之中，利用头、眼、身、手的配合，表现井陉拉花动作的力度和协调性，形成健美操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再配以井陉拉花独有的音乐旋律，使大学生在音乐的感染下增强了对动作的理解与表现，在创造美、欣赏美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而井陉拉花的艺术魅力也得以在校园文化载体上充分展现。

健美操练习形式多样，运动量可大可小，是一项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特点以及体质状况的健身项目，能够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推广价值。利用健美操动作丰富、编排灵活、容易掌握的特点，将井陉拉花的表演动作按不同动作类型，编排成若干小节，使学生可根据锻炼的需要随意增减。加以动感强烈的现代音乐元素，井陉拉花这项传统艺术的瑰宝一定会绽放出灿烂的青春活力。

结语

传承传统文化论文篇8

内容摘要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即“源原整合”。作为现实文化之“源”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与现实之“原”相整合，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有“古今通理”，此理对于今人来说具有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就是对“古今通理”这种“价值对象性”的价值再创造，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价值。考析传统“民本”、“重义”、 “贵和”的历史及其现代转化，充分证明“源原之辨”及“古今通理”对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源原整合古今通理价值对象性价值再创造民本

作 者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

近日有媒体报道，安徽省六安市街头的公益广告展示了“二十四孝”典故，其中居然有郭巨“埋儿奉母”一则。 （《新民晚报》“中国新闻”，2014年10月27日）观之者心惊胆战！将传统中的“愚孝”当作美德来进行弘扬，显然也是一种愚昧的行为。看来，要真正做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舆论的大力倡导，但还远远不够。在第十八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重视传统文化研究”。这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化所含的内容，分清楚精华和糟粕，而且要把握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

“源”“原”整合：

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包含着优秀成分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外来的文化影响）；“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不仅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文化资源，而且还规定或影响了这一社会文化建构，包括文化话语系统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事实上，传统文化， “它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建构和建设，都不可能是超脱传统文化的无历史的，都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既有基础和前提。以哲学为例，恩格斯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建构，都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渊源和前提，从而体现了文化演进的继承性。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文化的演进又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存在（“原”）的作用。“原”不仅决定了一种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征，而且决定着传统文化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恩格斯在讲到经济对传统的哲学思想材料发生作用时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这就是说，作为“源”的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现实之“原”的鉴别和取舍。因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魏源语），今人正是据于今之“原”对古之“源”进行鉴别和取舍，去改变和发展传统文化。

这里的关键，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发现为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并可转化为现实价值的价值对象，即发现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①。从下文分析可见，这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对象性”又体现为与今相通的道、理，即所谓“古今通理”。必须指出，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对象性”，并不是直接拿来可用的“现实价值”，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需要创造的。就是说，即便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也还需要根据现实之“原”对之进行价值“再创造”，从而改变和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实现“源”“原”整合，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征的新的文化体系，这是文化演进中新的社会文化建构的一般路径。无论是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生成，还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

“源原之辨”不同于“源流之辨”。“源流之辨”仅就“传统”本身而言，概括了“传统”形成的过程。“源”指源头、统绪；“流”指文化源头在以后历史过程中的流变，即文化“统绪”的演化传承，进而形成传统。“源原之辨”中的“源”不同于“源流之辨”的“源”，而是“源、流”的统一或总括，实指传统文化。“源原之辨”，概括了文化流变的动因（“原”），因而跳出了“传统”本身，立足于现实这个“原”，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建构得以创立的综合成因，即“源”“原”整合。因此，我们认为，提出“源原之辨”对于从根本上把握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源原之辨”又与“古今之辩”有别。中国近代出现的“古今之辩”，其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当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片面倾向：是“今”非“古”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崇“古”非“今”的文化保守主义。回顾和总结“古今之辩”的这段历史，这两种倾向都这样或那样地背离了“源原之辨”的辩证法。在文化演进上的“古”与“今”关系，实际上就是“源”与“原”的关系。“古”之文化是“今”之文化的“源”，而“源”要转化并融入今之文化体系，就必须接受今之“原”的鉴别和取舍。于是，所谓“古今之辩”就转化为“源原之辨”。

这里有一个如何把握“源”的问题。显然，作为“源”的古之文化即传统文化，它在历史上也有其产生的“原”，也是被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其“原”上把握传统文化的真相，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字面上。就是说，今之“原”所面对的“源” （传统文化），不是文字考据学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根据产生“文本”的当时之“原”对其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析后的“历史真相”，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进而，对其建构“今”之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历史的定位和价值的评价，发现其中所含有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也就是下文所要论述的“古今通理”；并在“今”之“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做到“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建构起“今”之文化体系。可见，“古今之辩”必需经由“源原之辨”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反对是“今”非“古”的文化激进主义，又拒绝崇“古”非“今”的文化保守主义。从文化演进规律的哲学高度，“源原之辨”对“古今之辩”作出了回应和总结。

“古今通理”：

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内在根据

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与今之现实相联结起来，可以为今之现实所继承和发展，即实现“源” “原”整合而生成新的文化？其中的奥秘就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实的“价值对象性”。而正是这种现实的“价值对象性”将传统与现实沟通起来，即体现为古今相通的道、理。对此，我称之为“古今通理”。王夫之名之日“古今之通义”。

指出，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这样的“文化精神”，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共时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所谓“古今通理”。在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那里就叫做“社会跨时间的同一性”，它是存在于“在世的几代人和已经死去的几代人之间的共同意识”，因而又称之为“古今之间的同一性”。但是，对传统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希尔斯并没有将“同一性”绝对化。希尔斯指出，我们需要传统，但传统却“很少是完美的”，因而又需要“改变”传统，当然也需要变化具有古今之间的“同一性”。然而“变化并不否定同一性的存在”。在希尔斯看来，正是这种“变”与“不变”的“同一性”，成为当今人们“接受传统的根据”。同理，我们所提出的“古今通理”，它既具有古今之间的“同一性”，因而古今相通，但又是不完美的，有局限陛的，因而需要改造。也正是“古今通理”的这种辩证特性，将优秀传统与今之现实沟通起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可被继承和发展的内在根据。

因而，在传统文化中的“古今通理”，并不等于“古今同理”。“同”意味着没有了区别和变化。如果以为在传统中或在古“圣贤”思想中已经发现了万古不变的“真理”，这样就会如神学家对待经文那样，只是解释，即使对经文有所修正，也不过是对神圣“真理”的阐发，绝无“创新”可言，从而也就否定了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也不可将“古今通理”表述为“古今共理”。讲“共理”就有可能将所共的“理”误解成如宋明理学那样超验性质的“天理”，或如柏拉图那样独立自存的“理念”。显然，由于古今相通之“理”是古贤的创造，因而就不是脱离历史具体的抽象的绝对存在，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的存在。讲“通理”，义在相“通”，如若不“通”，传统的“理”就只是历史的陈迹而已。这就是说，古人所提供的与今相通之“理”是可以与“今”相承接的，但又有其历史的具体性和局限性，因而要真正实现古今承接，还必须通过对古人所创造的“古今通理”做具体的分析、批判，进而实现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因为古今“相通”，故可继承；又因为古今“不同”，故需要改造和发展，从而实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就是古与今——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法。显然，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涵“古今通理”的合理内核，只有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中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

因此，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发现存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今通理”。指出， “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因而根源于以往社会生活而生成的传统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古代思想家所处的历史条件虽与现代社会有着时代的区别，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和所遇到的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方式重现于今天的社会。如人际关系的“和同之辨”、治国策略的“德法之辨”、利益关系的“义利之辨”、人性内涵的“善恶之辨”、道德修养的“心性之辨”、“知行之辨”，等等。古代思想家在回答这些问题上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形成“文本”，成为思想传统，当今人带着与古人曾遇到的相通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去阅读传统“文本”时，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就会鲜活起来，就会向我们“述说”，就会形成今人与古人间的平等“对话”。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与今相通的道理——“古今通理”。如“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和而不同”、“义分则和”，追求社会有序和谐的“贵和”精神，“见利思义”、“正义谋利”的义利观及其“重义”精神，“公正无私”、“唯公然后能正”的公正观，等等。今人在对之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并持以“同情性理解”的同时，又根据现代的意义视界对之进行解读、诠释，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进而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实现其现代价值再创造。尤其是一些“规范性传统”的“古今通理”，如家庭伦理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伦关系的“仁爱”、“忠恕”、“诚信”，为官之德的“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等。这些传统“美德”，不仅为今人所认同，而且可以成为今人行为的规范性指导。希尔斯指出： “正是这种规范性的延传，将逝去的一代与活着的一代联结在社会的根本结构之中。”这里所说的“联结”，正道明了古今相“通”的本义（因为相通才有联结）。当然，今人对这些古今相通的“规范性传统”，同样需要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根据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对话，不仅表现为今人对古人思想的阐释、改造和发展，而且表现在今人在研究传统文化如精读古人经典中，往往会受到一些深刻的思想启迪，从中找到应对现实难题和挑战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如古典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重己役物”、“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越精神等。在这一意义上，今人应以古人为师，从而丰富现实文化。显然，这是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化理论为方法：

实现“古今通理”的现代价值再创造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礼”或“礼制”则是这一社会结构的制度创设。所谓“礼制”，就是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传统儒家的思想文化的创立，基本上适应了维护“礼制”的需要，提出了反映“礼制”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民本”、“重义”、“贵和”。这是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三个具有现代价值对象性的“古今通理”。但是，如上所述，需要对之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即现代转化，才能实现继承和发展。

一是“民本”，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实际上是指“民生为本”，突出了民生问题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古贤认为，讲民生，或日“惠民”，才能得民心一得天下一安天下。<南子·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西汉郦食其也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是说庶民作为生产粮食的劳动者，对于治国安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所谓“民本”，正如实地反映了农民对于稳定和发展作为君主统治基础之农业经济的根本性作用。因此“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所以，儒家主张统治者应以民生计，不断调节土地关系和贫富对立，依“礼”的秩序，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达到贫富“调均”，使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安心于农业生产。这也就是古贤所说的“公正”。于是才能安民，稳定统治的社会基础，达到天下“治”、“平”。“民本”是执政者的治国策略的根据。

显然，以“惠民”为基本内容的“民本”思想和价值理念，是一条“古今通理”，具有现代价值对象性。但我们不可将传统“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践行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等同起来。其实，当我们将“民本”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形态，所谓“民本”是就君与民相对而言的。人们常引苟子的“君舟民水”的比喻，而不引萄子在说这一比喻前的另一个比喻：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惠之，则庶人安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惠之”即惠民生，这是“民本”的基本要求。但很明显，儒家所讲的“民本”，是为了使民“安政”，即安于被统治，从而使君“安位”。君与民的关系是乘舆与御马的关系，是统御与被统御的关系。在儒家心目中，真正的“国之本”者，是君而不是民。董仲舒明确认为：“君人者，国之本也。”又说：“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故屈民而伸君。”

可见，在儒家那里，“民本”与“君本”，相辅相成，但其中所用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各有所指，并不相悖。“君本” （“君人者，国之本也”），是指君权至上为“本”的国体。在这一国体下，君主是统治者，民只是被统治者；“民本” （“民为邦本”）则是说，君主唯有治好了“民”即民“安政”了，才能“邦宁”、“国泰”，君权至上的国体和君主专制统治才得以长治久安。这里，“民本”作为君主治国理念，是“治道”而不是“政道”，而由“民本”而“惠民”、重“民生”的治国之策，是“治术”。如果用哲学史上的“体用”概念来说，那么，君本的“本”是“体”，而“民本”只是“体”之“用”。因而，“民本”服从于“君本”。所谓“民本”——“惠民”只是统治者为了维系“君本”而采取的一种统治策略，一种手段而已，只是“体”之“用”而已。所谓“民本”，目的是为了治民，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得以长治久安、万世一系，而不是“为民”。

的确，古人也有“为民”的提法。如西汉谷永有言：“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然而，此“为民”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谷永说得明白，上天立王（君权天命）是为了统治下民，因为民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凡控制海内、列土封疆，不是对天子、诸侯自己，都是为了治理下民。就是说，天立君权是为了治民。这是由“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的逻辑结论。谷永的“为民”绝非以民为终极的价值目标之谓，而是以“治民”为目的。而为了治理好下民，王就应“以民为基”。他说：“王者以民为基，民者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与荀子的“乘舆与御马”的比喻如出一辙。可见，谷永的“为民”并没有跳出儒家“民本”的本义。

因此，面对传统的“民本”思想，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之“原为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鉴别、扬弃和转化：在对“民”的社会地位上，由被统治的“小民”转化为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人；在对“民”的价值定位上，由“工具”意义转化为“目的”意义。进而，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作出创造性转化，即由“治民”的“民本”转化为“为民”的“民本”。“为民”，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两个“为民”正表明了“民本”在现代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两个层面。前一句是“政道”，表明“权”是人民所赋予的，讲的是权力的来源和价值属性；后一句是前一句的必然要求，是“治道”，讲的是权力的功能和使用。综合前后两个“为民”，就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应服务于人民。这就是“民本”所含的现代意义。是对传统“民本”的现代转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化！“为民”的“民本”继承了传统“民本”的“重民生”、“惠民”的合理内核，并在政治上和价值上发展了传统的“民本”。今天，中国共产党把“重民生”作为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重要政策，就是基于“为民”之政道、出于“为民”之终极价值目标的生动实践，正体现了传统“民本”向现代“民本”的划时代转化。

需要提及的是，一些学者将“民本”扯上了“民主”，认为由“民本”可以“开出民主”。传统“民本”成了“现代民主”的文化渊源，“可以促进现代民主建设”；甚至将传统“民本”解释、论证为“民主”，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民主”是“政道”。是一种政体，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而传统“民本”只是作为一种治道和治术，肯定的只是民对于君主治国安邦的基础性作用，其实质是肯定农民对于稳定和发展作为君主统治基础之农业经济的根本性作用，化作治国之策就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惠民”。这里没有也不可能包含与“法治”相伴的人民主体、权利平等以及权利与义务统一这些“民主”政治所必备的实质性要件。显然，传统“民本”本身并不存在与“民主”相通之理，不存在现代民主的价值对象性。如果一定要将“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沟通起来，那就必须对传统“民本”作如上所说的现代转化。赋予“民”以“目的”意义，“民”真正成为国家之主体，成为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公民。唯有达到这样的“民”的“民本”，才能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

二是“重义”，或日“崇德”。无疑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一条重要的价值原则，体现了传统“义利观”的特点。其原义是强调道德和道德规范对调节人际或等级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义”，广义的说就是“道义”，即符合大道之应当，人们所应担当的责任。具体指以孝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也包括诚信、正义、和谐、大同等伦理理念。义与利相对，重义的“重”，不是一个量的概念，是指处理利益关系的原则，即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中“义”处于指导性的地位。 “义”，基于人性本乎天，本质为善。儒家重视以“义”为指导来处理人际和等级间的利益关系，倡导见利思义、正义谋利和以理导欲。它不仅仅是经济伦理，也指人生哲理：崇尚道义，尊重道德，“不为物役”——注重道义对功利的超越精神。 “重义”，同样也是对执政者的要求，体现为执政者治理社会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公正”、“公道”。这当然也是一条具有现代价值对象性的“古今通理”，但由于它根源于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存在，传统的义利观显然缺乏权利或权利平等的观念和法制保障。因而，伦理的承诺不能保证正当的利益和欲望的实现，除了为一些少数的君子所践行，不可能普遍化，同样要根据现实之“原”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即必须注入现代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平等的价值。党提出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即“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这正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再创造。今天，传统的“义利观”还创造性地转化为处理国与国、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王毅外长2014年1月10日在与塞内加尔外长恩迪亚耶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义是指道义。利是指互利。在此过程中，中方会更多考虑非洲国家的合理需求，力争通过合作让非洲早得利、多得利。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还要重义让利，甚至舍利取义。”这是党对传统义利观之“重义”精神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的又一范例。

三是“贵和”，即以“和”为贵。早在西周末年，周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这一十分重要而可贵的辩证法思想。它表明了“和”的本质，“和”之所以“贵”，在于能“生物”，而“同则不继”。“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万物如此，社会也是这样：“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的价值取向；“礼”的功能和作用在于能使社会不同等级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于是“和就在其中”了，社会也就达到了有序和谐，即所谓“义分则和”。“和”是“礼”的制度伦理，是执政者所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天下安宁、万世一系。 “和”之所以为“贵”就在于此。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文帝始建年号（后元）以后，历代帝王的年号中竞有49个带“和”字的年号。如“大和”、“太和”、“义和”、“元和”、“永和”“延和”、“建和”、“和平”、“成和”、“政和”、“重和”、“宣和”、“至和”等。这正反映了“和”或“贵和”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和”不仅是制度伦理、政治伦理，当然也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君子和而不同”，也包括宽容，对不同的文化持包容态度，如处理儒家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实现了儒、佛、道合流；还包括吸取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成果。这在现代十分重要。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和”之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智慧。可见，“和”更是一条富有时代价值对象性的“古今通理”，但同样需要根据现实之“原”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除了对“和实生物”要进行现代科学的阐释和论述，使其具有现代科学的理论形态，对社会的“和”也必须做鉴别和扬弃。传统文化所说的“和”或“和而不同”、“义分则和”，是指社会中各等级之和，也就是“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里的“位”和“得”，本质上是保障等级特权的“位”和“得”。在历史发展中，只有铲除特权、实现权利平等、社会公正，才有可能真正达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贵和”的价值观和思想，就应对传统的“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鉴别和扬弃，必须努力实现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的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将“和”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

以上论述虽远未穷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含的“古今通理”，但已足可说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古今通理”，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继承的内在根据。而要真正实现继承和发展，还必须根据现实之“原”对“古今通理”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也就是对“古今通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此意义上，“源原之辨”及“古今通理”的理论概念，对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