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1

【关键词】多媒体 传承与创新 家族文化 回忆录

历史的发展变迁，存在于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世界的科学真理，深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里。一个家庭的个体记忆，能直观地展现出城市的变迁，市民的民间记忆里，更蕴藏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在现代的生活中，很多人对祖辈的了解十分的有限，更不会去询问、倾听祖辈们的故事，待老人去世后，许多东西再也无法追根溯源，只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所以传承家族文化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体现文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表达和演绎。多媒体回忆录是一种很好的家族历史文化传承手段，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责任，是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延续延伸。

一、多媒体回忆录的概念

所谓现代多媒体技术是把声音、文字、图像、图形、动画、活动影像等多种媒体的信息用过计算机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与通讯技术相集合形成的一门综合技术。多媒体回忆录，是基于凸显传承中国文化的背景，以单个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为客户制作集文件、图片、视频、音频为一体的的回忆录。

二、多媒体回忆录的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发出了警示：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现象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按这样推算，“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很快就就会凸显出来。一个高起点的家庭，竟然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普遍公认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仔细思考：我们付出辛苦建造并维系的家庭，究竟应以何传给后代？

我国有几千个姓氏，每一个姓氏都代表着其独特的家族文化，这些家族文化的精髓是灿烂的国家文化里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在对家族文化进行调研后，发现了家族文化精髓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认为这对后代的成长与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多媒体回忆录记录着一个家庭的发展历史、家庭变迁及家族文化的精髓，是留给后代的最有意义的珍贵礼物。

三、多媒体回忆录设计思路——转换视角赋予新意

（1）多媒体回忆录，可自主添加。多媒体回忆录不仅是回溯，更是一个继续撰写下一代的资料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加快，人的观念和对文化的理解不断发生变化，多媒体回忆录是留给后代的礼物，续写家族历史的重任交到后辈手上，因此，多媒体回忆录具有可自主增减性，为家族文化的传承，历史的续写，思想的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多媒体回忆录可以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流传和美化。

（2）网站，形成人脉网络。多媒体回忆录包括建立家庭交流网站，通过家庭历史，与家庭故事，通过网络平台，吸引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来关注，形成了人脉网路。人脉和人脉资源人脉如同血脉？众所周知，四通八达、错综繁杂的血脉网络，是人的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

（3）探索民间艺术，传承中华文化。在我们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长辈采访，可以了解到一些没有被广泛流传的民间艺术、传统故事、国粹、以及风俗习惯。多媒体回忆录与现在普通的回忆录相比，它更多的是可以通过网络资料，网络平台，将一些历史流传下来的小艺术，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宣传推广，从平凡人的角度洞悉历史，宣扬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是的历史，消除一些误解，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4）创建虚拟平台，建立家庭族谱网站。家史和家谱是一部家族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是记载本宗族事迹的历史图籍。多媒体回忆录，通过创建虚拟平台，建立家庭族谱网站，不仅记载家族人的基本世系状况，而且记载族人的姓氏源流，增进族人情感和维系家族亲情。多媒体回忆录会将我们搜集到的家庭历史故事根据个人的意见建立网站，这些家史记述家庭的发展、变迁历史的一种文章样式。多媒体回忆录不同于普通的家谱。因为家谱主要记述的是宗族的繁衍，世系的延续，以文本为载体，是纪实性资料，不利于保存。而现代的多媒体回忆录则是介乎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的家庭文化传承的模式，具有历史和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家庭族谱网站虽然只是一家一族的历史，但可以根据家庭的要求我们可以将网站向社会公开，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而且实际上它与整个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兴衰、命运息息相关，窥一斑而知全貌，一个家庭的曲折发展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从家庭族谱网中所体现的人物精神，也往往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

四、结论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2

历史正义，以其终极的正义性担保历史与逻辑各自的特性。历史正义逻辑使历史为历史、逻辑为逻辑。在敞明日本历史的正义逻辑中，面对沉沦的终极信仰抹去的逻辑间隔力的逻辑，自然推出天皇与神平等立约的结论。神在日本历史中降格为所承诺对象的对象。终极信仰，不再是永久持有终极性的历史信仰而是在过去富有终极性的“历史的信仰”。终极信仰在过去的终极性，确证现在历史的终极性。终极信仰承诺的普遍性，不是由其终极性来承诺而是由承诺的承受者双方给与自身。它在日本历史中具现为现世的天皇信仰。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典型地体现着历史信仰的亚逻辑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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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初天皇信仰中的事实性与价值性

天空中普照大地的太阳，本是人类的而不只是日本人的光源。日本历史在信仰逻辑上，以天皇是天照大神这个太阳神的子孙形式代替太阳本身、代替终极信仰，天皇信仰即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日本历史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地方在于：它在天空中看到太阳而不只是乌云，它发现大地万物的秩序源于太阳的朗照。与西方的差别在于：日本以两性一体的现人神天皇代替太阳神而不是作为神的光芒的承受者谦逊地活动于大地，敬仰太阳的运行承受太阳光芒的天皇成为日本历史光源的中心。现世的非终极性在者的终极化，致使超世的终极信仰的隐退。隐去的终极信仰，以虚拟的天皇信仰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正义性。

最初的天皇，乃是传达神意于人间的巫师。伊势神宫称作天火明命信仰原型的天照，就是指伟大的太阳之巫。他们以人的面目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世人，自身是一个中间性存在者。他们同现在的天皇一样，对世俗世界没有实权。即使在天照大神被确定为最高神前，日本的民族神话也没有信仰绝对神的传统。诸部族所信仰的神，已经内含继承天照神系统的天皇信仰所有的两性一体本质。约十五万——四万年前，从欧亚大陆渡来的东日流的阿苏边族，信仰自然中只有一个神。它化灵百千万、司掌万物生死，形成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明暗为神眼，空气风为神息，雷电为神怒，地震、海啸、洪水为神罚，喷火是神在活动，寒暖表明神的起居。此族还崇拜日月星火水木土雨兽鸟鱼菌等百多种神。神的事实化、世界化，必然是神的多神化。以事实性在者为神栖居的场所，世界因此神化。多神的事实性取消其绝对价值性。多神为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体。

阿苏边族之后，渡来东日流的津保化族（绳文人），一样信仰多神教。天上的一切为石化神，地上的一切为保野利神，水中的一切为我古神。这三个神生存世界万物。它们不是具体的神像神体，而是森罗万象的象征。世界的逻辑本源，是事实性的多而不是价值性的一，又有抽象的象征性涵义。这是后世日本人选择天皇这个两性一体神为历史信仰的宗教基础。

距今约4800～4600年前，耶靡堆族建成耶靡堆国（耶马台国），把荒霸吐神置于整个王国之上，称为全能的国神。此神在终极意义上给出世间万物，以天地水构成自然界，以生育死构成人类的生存现象。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流走。荒霸吐神合并阿苏边族、津保化族族神，改为荒霸吐石化、保野利、我古神。神的世界化，促使荒霸吐人给与天地水这些事实性在者以神性。自然巨石，是神的栖居地。从北海道到本洲，到处留下以石为神的遗迹。神与自然间没有间隔。荒霸吐神社的灵窗上装饰的天神三轮印，指万物轮回；六角星印，象征天上一切。三点三波印，指水的三大力量，它是创造万物的生命体，使气化水、水化冰、冰化雪、雪化雨、雨化云，浸透于天地。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四季、冰界。荒霸吐人，赋与事实性的水以价值性的涵义。倭国王九代开化天皇，禁止信仰祖传神的荒霸吐神，把更有神性的天照大神立为最高神。不过，天照大神信仰，继承了多年形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合一的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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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

荒霸吐族人，以其血肉为自己的族神作证；皇族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天照大神的神性作证。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而有神格性，天皇在事实上的终极有限性表明天皇的人格性。皇族通过肉体生命的血缘流传，保证天皇对神格性的永无休止的占有。现世的在事实上有限的人格性与超现世的在价值上无限的神格性，构成天皇的两性。天皇是人格性与神格性的一体、事实性与价值性的一体。不死的天皇的两性一体，即天皇信仰。

两性一体的天皇神格性，起源于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传说。神以虚拟的血缘流传把神性传达给天皇，现在的天皇接续过去的天皇在流俗时间中传承神性。然而，天照大神在日本神话系谱中只是一个中间神格，在历史信仰中的绝对化没有抹去其中间性的神格本质。之前存在创造它的神。也就是说，在终极意义上，天照大神的神格性，是一种受造者非创造者的神格性。这种非终极意义上的神格性本身，内含着非神格的人格性。在血缘上继承了天照大神神格性的天皇，同时继承了它的非神格的人格性。天皇在时间中，以终极有限的事实性在者实践天照大神的神格性。因此，天皇人格性，既不同绝对神的神格相对应，也不是人的精神的人格性。它是天皇神格性的事实性存在方式，天皇实践自己神格性的现世方式。正因为天皇不断超越自己的有限人格性、代表天皇信仰在历史中现世，价值上才有天皇神格的不朽。

天照大神的中间性，决定其子孙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的中间性。在终极意义上，天皇神格与天皇人格是不完备的。只有绝对永恒无限万能的神本身，才有绝对永恒无限万能的神格性。这种完全的神格性，来自神本身而不是神在流俗时间中的源初血缘授受。它向所有有限相对的事实性在者显现，而不以任何个别的事实性在者为其存在方式。神在此岸世界中没有替身。天皇神格性这种事实性相对有限的不完整神性，不是价值上绝对无限的完全神性。相反，只有没有神化的人才有人的真正本质，只有以绝对永恒无限的神为信仰对象的人，才是本真的人性所有者。如果一个有限相对的事实性在者禀有神性，这不但破坏了神的完备性而且损伤了人的自足性。人格性源于信仰神的神性。天皇人格性，是天皇神格性的在场形式，是对不可言说的神格性的言说。与生俱来的神格性本质，致使天皇人格性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完全性。这种人格，只可能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大众存在没有个性的国家人格。两性一体的天皇，即现世的神与非现世的人统一的现人神。

现人神，是日本天皇代代相续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超越有限个别天皇为日本历史给出终极合理性的两性一体的天皇即天皇信仰。每个天皇为自己生存的历史作出现世的终极承诺，天皇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合理性。作出终极承诺的日本天皇，已经不是在事实上有限的个别事实性在者，而是现世临在的天皇信仰。天皇以天皇信仰为历史信仰，临在于现世的日本历史。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天照大神的神性，明证天皇信仰的现世临在。个人生存的价值在于：它表现诸神神格性的程度。生存延续中的个人与他人相关联。把每个日本人关联一体指向共同的家园。个人要么是公家、要么是武家、要么是商家。个人必须以天皇信仰为自己的家园。以天皇信仰为历史信仰，就是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历史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亚洲人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应当承担他们的前辈的行为的责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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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皇神格化

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这种信仰逻辑，依然是日本历史逻辑的产物。日本历史在终极意义上取消终极信仰，完成了天皇与神间的自由过渡；它们立约以天皇代替诸神。天皇的现人神本质，出场在这种代替中，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的终极边界消失了。这不就是一体的人格性与神格性么？

从历史信仰逻辑中产生的天皇的神格化，为日本的历史正义逻辑中天皇与神、皇族史与日本史、日本史与世界史、历史与逻辑间自由替代的正义性给出终极承诺。历史学中倡导历史事实的神化，政治学中主张现世国家的神化，社会学中捍卫现世生活的神化（以事实为本源的世界生成论、血缘流传与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性），最终是天皇神格化在不同界域中的不同形式。难怪“记纪”作者要把自己祖先的事迹神化，难怪丰臣秀吉有迁都北京的梦想，更难怪日本产生了花道、茶道等把现世生活神化的学问。

天皇的神格化，还暗含有人的神化逻辑。通观日本历史，历代天皇不用说最后是神，而且在各种宗教教派中也不乏教祖神化的文献事实。一个神化的人死去，必然有另一个神化的人生起，因为信徒决不可能生活在没有现人神临照的日子里。天皇这个全民不可超越的神格，是全民的神性依归。在日本全民与神本身之间，由天皇这个中间者间隔着。他们不以绝对神本身为依归而是投奔事实性的世界。任何事实性的家园，都不是终极的依归；非终极的依归就意味着被流放。日本国歌，正是上述历史信仰逻辑最真实的写照。

初代天皇，把从诸神接过来的神性展示在皇族的血缘承续中；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是天皇占有神格性、实现神格化的方式。随着对天皇神格性的占有，它也将神格化，因为神格化的肉体生命才能达成对天皇的神格性占有。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即血缘传承的神化（对于个人是家的神化，对于全民是日本国的神化）。神化的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组成神化的现世生活。现世生活除了生存延续肉体生命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现世生活宗教化。

为了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当然离不开经济活动。不，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指向，一切财富的增长积累的最终价值目的，都是为着生存延续肉体生命。对天皇神格性的信仰，转化为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圣性的信仰，对生存延续肉体生命的经济活动的无限价值性的信仰。日本在政商资本主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中促成的个人的觉醒，最终未怀疑天皇信仰。这是近代日本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更是日本经济奇迹般成功的终极动因。现代日本人勤奋的工作精神，如同从前的日本人勇敢向天皇信仰献出自己的肉体生命一样，只是改变了献身方式。以生存延续的肉体生命献身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的神性，这就是日本人。四、天皇人格化

日本历史连绵至今，因为有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神格性的努力。自然的肉体生命生存延续，成了日本历史追求的潜在目标。日本历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它昭示出神性的本真价值，这除了天皇的神格性外，还在于日本历史为这种昭示提出了现实的可能性——天皇人格性。天皇在日本历史中的现世临在，正是天皇人格性的临在，是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为方式的临在。天皇人格化为永久在场的事实性在者。皇族在日本历史中的永存，终极承诺天皇的永久在场。天皇的现世临在，又是代表神这个终极信仰本身为日本历史给出终极的合理性，那么，它就是神的现世临在；天皇的人格化，就是神的人格化。神，不再是高高在天空中的太阳而是大地上生起沉落的太阳。神栖居在自然万物中（多神教的逻辑必然性），栖居在现世日常生活中（外来宗教现世化的命运），栖居在历史事实的轮回演变中（事实性历史学的价值根据）。日本国，因为神的栖居而神国化。

天皇的人格化（神的人格化），显示出天皇的事实性本质。天皇人格在终极上的事实有限性，使任何现世物不具有永恒意义。富有永恒性的东西，是能够延传天皇神格性的人格性在者。

日本历史，就是天皇信仰为了保持神格性不断更新人格性事物的过程。无限的天皇神格，要求有限天皇人格的无限现世，由此形成日本文化传统的开放性与日本文化开放的传统性原则。吸收外来文化，是开放性原则的固有需要。它以守护天皇的神格性为目的。日本历史的终极价值原则，是天皇信仰中的两性一体原则。对天皇的信仰就是信仰神，信仰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天皇是神的现世在者，天皇的人格化即神的人格化，天皇巡行即神临在。以神本身为主题的宗教的现世化，仅仅是天皇人格化在现世中的对应形式。任何文化到日本的手段性命运，恰是日本文化传统开放性本质所致。天皇是人，天皇的神格化即人的神格化，人的现世生活宗教化，现世生活有绝对的神性意义。它是终极合理正义的宗教生活。现世化后的外来文化，构成日本文化开放的传统。通过文化传统开放性原则，日本历史先在地将世界史纳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通过文化开放的传统性原则，日本历史同化所有的外来文化融合在自己的价值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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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皇信仰中的日本人（天皇信仰的历史形式）

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是日本历史的终极信仰。其历史形式，为人神同一信仰。首先是现人神天皇对日本全民的象征，其次是日本人的半人半神性本质。日本人所信仰的神，不是唯一神本身而是把自己同神间隔开来的天皇。日本人始终属于人类中的一个亚类，生存在这种历史逻辑中的日本人不再是个体性的存在者。天皇这个日本人的原型，是其虚拟独立性（日本人间在事实上的独立性）的最后给与者。无论流浪到哪里，日本人都没有忘记属于作为太阳神子孙的类。他们在信仰天皇信仰中，由于神性背景的远去而选择自己的日本人共性。天皇这个超越了每个日本人而没有超越人的人，是在终极意义上没有终极性的神的子民。

日本人，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民族，其人性与神性没有完全展开。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一同形成日本历史逻辑的信仰逻辑。天皇的神格，表明天皇相对于所有人的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万能性，对天皇的信仰即对自己不是天皇而只是信仰天皇的日本人的信仰。受这种信仰的潜在指使，日本人抛弃了以事实性在者为神的其他东方民族（脱亚论）。天皇信仰的现世性，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神性的人格性，注定天皇的事实性存在。把自己托付给有限事实世界而不是终极信仰世界，日本人信仰了不该信仰的东西。面对西方终极的基督教唯神论，天皇信仰呈现出多神的本质。事实性在者的提升，最终导致被提升者的沉沦。事实的有限性，使对传承天皇神格性的有限事实多样化。日本人的神学，在终极意义上不是超越现世的神学而是以现世为神性的神学。

在人神同一的历史信仰外，天皇信仰逻辑还预设历史与宗教的同一性信仰。日本历史，是神通过天皇实现神性的历史。凡是现世的就是宗教的、终极合理的。日本宗教的现世本质，即日本历史的现世宗教性。这在不同时代体现为祭政一体的政教分离制度，历朝历代的天皇，只为现世历史给出终极的正义性而不参与现世历史的具体进程，现世历史由现世的非神化的人来治理。耶靡台国的几内五王制度、公家社会的太政官制、武家社会的幕府将军制、商家社会的内阁总理制，无不根据祭政一体、政教分离的历史逻辑。祭政一体，指现世历史政制的终极正义性在根源上与日本宗教同一；政教分离，指现世历史以其历史性展开天皇信仰。

六、日本为什么没有形而上学与神学

“日本没有哲学”，这不但是说日本历史中没有像德国观念论那样的一个个哲学思想体系，而且意味着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对终极哲学——形而上学诞生的阻止。近代虽有称为哲学家的西田几多郎，但西田哲学具有排除形上间隔逻辑的特征。形上哲学，开始于现象与实在的绝对间隔，是超越现象追问实在的学问，是延搁存在者后关于存在自身的言说。西田哲学把实在限定为知、情、意统一的纯粹经验、直觉意识、纯活动，这背离形而上学所阐明的知、情、意相互间隔的逻辑哲学，只能对实在展开现象性的描述。实在拒绝进入西田哲学，有关于场所的逻辑——对象的物质界、被见的意识界成为有的场所与相对无的场所的内容、绝对无的场所是关于无间隔逻辑的澄明。“无见者而见”。对象、意识在无中的呈现，是对象、意识的自我呈现；事实限定事实自身，个体限定个体自身，现在限定现在自身，世界限定世界自身。以事实为绝对个体、以现在为永远的现在，这是西田场所逻辑的自然推论。因为，无间隔逻辑中事实与绝对个体、现在与永远之间本无间隔。在永远的现在中，你我同时出场，神人相互替代。天皇象征无，因为天皇象征无间隔逻辑。从间隔逻辑产生的本真形而上学所追问的事实的绝对性现在的永恒性母题，在无间隔逻辑中构成无需追问的绝对前提。西田的无间隔逻辑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的终极对象。

天皇这个非终极的事实性在者的临在，取消了任何信仰天皇的日本人对存在的纯粹信仰。在天皇面前，最多只有关于现象世界的哲学而不可能有关于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最多只有关于天皇的现世宗教而不可能有关于唯神的神学（日本神道教，未建成在逻辑上统一的教义体系的原因）。个人在信仰天皇信仰中，丧失了超越现象的能力。天皇信仰以其人格性的事实性临在，永远抹去了追问一切存在图式的可能性。天皇信仰的神格性，就完美表现于人格性的事实性世界中；绝对抽象纯粹的天皇信仰，任何时候都以象征的方式出现在日本艺术中。日本艺术，既不是绝对精神完化自己的工具，也不再现具象事物，而是在具象中抽象出神的神性，在人格性的具象中表现神格性。日本艺术，象征日本人的历史信仰而不是人类的神性信仰，这使日本艺术步上反艺术——艺术是人类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的道路。

日本艺术情感的非人类性与日本宗教的非人类性，典型表现出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亚人类情怀。现世宗教以信仰天皇的神格性为最高理想，以事实的人格性带出天皇的神格性。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即现世宗教的全部教义。不用说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神道教是现世宗教，连外来佛教、基督教也难逃现世化的命运。宗教精神的现世化，为着现世生活、现世国家的宗教化。天皇人格这种天皇神格的现世形式与天皇这种神的现世形式的日本历史信仰逻辑，创造了以现世人伦为价值取向的日本佛教。现世国家、现世天皇及世俗生活本身是绝对真理的源泉，对个别的绝对者的信仰代替了对普遍的绝对法本身的信仰，以正直为内容的人间伦理道德法度成为衡量人与神的亲和尺度（中村元《东洋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佛教，缺少逻辑思辨能力，强调真俗一贯、即事而真、在家佛教，这与日本宗教所奉行的人神合一、在神圣全体中消没自我的思想依据于相同的“无间隔”逻辑。利己心，是对神最大的不敬，因为由利己心产生的自我在人与神间树起了间隔。

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以观念的方式超越现象界，西方神学信仰神本身。绝对精神在观念中的神化与绝对神在信仰中的神化，是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内在要求。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反对绝对精神的神化、绝对神本身的神化。只要日本历史不放弃天皇信仰，只要天皇是现人神，日本人的成就，只可能是事实性的、战争的、经济的、艺术的、宗教的，而不是本真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因为，天皇的现世临在，从观念上取消形而上学超越现象追问绝对精神的可能性，这种形象的现世天皇预定日本艺术所象征的情感的现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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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权利的神化

日本历史信仰逻辑，封闭了通向纯粹存在与纯粹神性的道路，那么，折回现世权利使之非现世为形上化、神化的权利，便是它的必然取向。天皇的神化，源于对人的神化的普遍认定。神化后的天皇加上不可能本真神化的人，构成天皇的现人神本质。为了保证神性不沉沦于现世天皇中，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承诺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代替精神生命的生存延续、以血缘流传的虚拟无限性（血缘流传的事实性）代替神的永恒性。神在天空中对历史的临在，转化为在过去对历史的临在。血缘流传，以持续的事实性为本质。事实在时间中的非间断性，使肉体生命在血缘流传中承接下去。事实性的权利，最终以形而上学的方式确证血缘流传的无限性、神的永恒性。权利的事实性，因为事实性为了事实性而神化。

从天皇的神化中有人的神化，从人的神化中有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从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中有事实性在者的神化、权利的神化。权利，就是最富有事实性的事实性在者。天皇在流俗时间中延传天皇信仰的权利的普遍性，为一切天皇权利给出明证。普遍终极的权利，指出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普遍终极性。不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只不过是实践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普遍性历史形式，也是天皇在时间中展开神性的不同方式。天皇根据自己的事实性人格性承诺的终极权利，承诺血缘流传的可能性。最有事实性的人格，即天皇人格。天皇人格事实化的权利，即天皇强权、天皇法权、天皇产权。这些权利的普遍价值指向，使之区别于古代中国皇帝的垄断私权。换言之，天皇的神格性、天皇权利的普遍性，保证天皇人格、天皇权利的公有本质。天皇权利与天皇人格一样，仅仅是实现天皇权利的终极性、天皇神格化的手段。天皇的神格性，在日本历史信仰逻辑中是完成终极神性的手段。相反，皇帝的垄断私权，既无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又无超越于私权外的普遍价值指向。

权利的神化，是天皇神格性的政治学形式，权利的事实指向是天皇人格性的政治学形式。天皇人格，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传承天皇神格背后的神的神性。天皇权利，以具体的公有的天皇强权、天皇法权、天皇产权为手段，在现世社会中展开承诺天皇权利的终极性的天皇人格。这些权利的公有本质，植根于日本历史的正义逻辑。在终极意义上，是天皇私有天皇信仰同时是日本全民对这种私有权的公有。因为，天皇象征日本全民（这种象征天皇制，不仅是战后的日本国体，而且是日本历史自古遵循的历史逻辑。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是日本历史逻辑最准确的形式。天皇，在日本绝不同于皇帝在中国。他倒有些罗马教皇的特质。他是现世权利的正义性的终极给与者而不是现世权利的承受者。中国皇帝既给与又承受。立法人同是执法人，法的正义性外在于法本身内在于代表事实性强权的皇帝意志）。

日本历史正义逻辑，在天皇与日本全民间实现的自由化身在所有权形态上，表现为天皇私有制的全民公有本质。它在终极意义上对正义的监护对象间的间隔的取消，取消了作为所有权不同形式的公有权与私有权的间隔。由天皇人格对天皇神格的绝对私有所表达出的全民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手段性的私有权，恰恰是一种普遍公有权——全民公有对自己的生存延续的私有权。个人对肉体生命手段性的私有权的神圣性，对应于天皇人格对天皇神格的神圣私有权，谁也无权剥夺个人献身日本历史正义逻辑的权利。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权利，只是日本历史正义逻辑显示自己正义性的权利。

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所带来的天皇现世临在信仰，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出场方式，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性，来自肉体生命对天皇神格的手段性或天皇神格对于肉体生命的献身的神圣向导。这在事实世界中即血缘神性。既然日本历史正义逻辑规定日本历史的所有权形态为全民公有的天皇私有制，既然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承诺日本历史逻辑的正义性，那么，由历史信仰逻辑所承诺的血缘神性，就必须构成历史正义逻辑在所有权形态上的承诺内容。这种内容的逻辑原则，为血缘神性天皇私有制或血缘神性全民公有制。天皇，由于是天神的子孙而有生存延续诸神神性的私有权，日本全民因为信仰天皇信仰的血缘神性而有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圣私有权。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历史逻辑可以称作家的逻辑。血缘抹去家人间的间隔，这是世俗社会中的日本历史正义逻辑。日本家族（千根千枝将家族分为西欧近代家族、中国的宗族、日本家族三种形式），以父子继承关系为基础。其延续在社会的最低层面体现出天皇血缘流传诸神神性的信仰方式。家庭的生存延续，是对日本国、日本天皇生存延续神性的最低承诺。日本历史逻辑所内含的家的逻辑内容，为日本选择直系家族的结构给出必然性。家长在家人中的地位，相当于天皇在皇族中的地位。父子间继承权的合法性，源于天皇继承诸神神性的终极正义性。财产继承只是血缘传承的副现象。兄弟间相对于家长共在，相当于日本人间面对天皇共在。按照家的逻辑，家人的个人性，受制于家的存在，家就是那种维系家人感情的场所、力量，使家人具有共同的血缘渊源、血缘神性。在共时性意义上，共同的血缘流传，不再使家人间存在任何间隔，没有间隔的家人呈现出和的哲学，个人追求无心、清明心、诚的内在修养，是家人间背靠的日本历史正义逻辑的当然要求；在历时性意义上，家父长继承制保证血缘流传非间断的神圣性、家长对于家人持存的唯一性。这对应于日本历史以过去为现在之源的时间逻辑。家人与家人之间、小家族与大家族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无不在各自的界域面对共同的历史信仰共在。

注：

“1890年10月，井上哲次郎结束了大约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就任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他依靠文相芳川显正写成对教育敕语的解说，作为《敕语衍义》（1891年9月）刊行。在这本书里，他教导说：敕语的主旨是“修练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这“最适合于统一民心”（《增订敕语衍义》被收入《教育敕语相关资料》第一集，页460）。他在正文中，——解释敕语的语句，从中可见的逻辑是所谓的家族国家论。

我日本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家族制，国既是家的扩大，家乃是国的缩小。正如在家中家长为家之主一样，在国中国君乃国之主。家长对于家而言、国君对于国而言，其关系没有相异之处。因此，作为未成年人，在家要服从家长，在国要以其服从家长之心来服从国君，即将孝扩充便应当直接构成忠的内容。忠、孝，其名异其实一矣（页513）。

他不但这样类比地把君臣关系理解为家长与子弟的自然关系，而且依据有机体论做了补充。

盖君主譬如人之大脑、臣民如人之四肢百体。若四肢百体中有不随心意而动的时候，这正如人半身不遂、全身也就无法为此而发挥作用（页511）。

这样，他所说的“统一民心”、：共同爱国“的意思，就是如同下面的东西。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3

历史正义，以其终极的正义性担保历史与逻辑各自的特性。历史正义逻辑使历史为历史、逻辑为逻辑。在敞明日本历史的正义逻辑中，面对沉沦的终极信仰抹去的逻辑间隔力的逻辑，自然推出天皇与神平等立约的结论。神在日本历史中降格为所承诺对象的对象。终极信仰，不再是永久持有终极性的历史信仰而是在过去富有终极性的“历史的信仰”。终极信仰在过去的终极性，确证现在历史的终极性。终极信仰承诺的普遍性，不是由其终极性来承诺而是由承诺的承受者双方给与自身。它在日本历史中具现为现世的天皇信仰。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典型地体现着历史信仰的亚逻辑境遇。

一、原初天皇信仰中的事实性与价值性?

天空中普照大地的太阳，本是人类的而不只是日本人的光源。日本历史在信仰逻辑上，以天皇是天照大神这个太阳神的子孙形式代替太阳本身、代替终极信仰，天皇信仰即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日本历史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地方在于：它在天空中看到太阳而不只是乌云，它发现大地万物的秩序源于太阳的朗照。与西方的差别在于：日本以两性一体的现人神天皇代替太阳神而不是作为神的光线的承受者谦逊地活动于大地，敬仰太阳的运行承受太阳光线的天皇成为日本历史光源的中心。现世的非终极性在者的终极化，致使超世的终极信仰的隐退。隐去的终极信仰，以虚拟的天皇信仰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正义性。

最初的天皇，乃是传达神意于人间的巫师。伊势神宫称作天火明命信仰原型的天照，就是指伟大的太阳之巫。他们以人的面目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世人，自身是一个中间性存在者。他们同现在的天皇一样，对世俗世界没有实权。即使在天照大神被确定为最高神前，日本的民族神话也没有信仰绝对神的传统。诸部族所信仰的神，已经内含继续天照神系统的天皇信仰所有的两性一体本质。约十五万——四万年前，从欧亚大陆渡来的东日流的阿苏边族，信仰自然中只有一个神。它化灵百千万、司掌万物生死，形成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明暗为神眼，空气风为神息，雷电为神怒，地震、海啸、洪水为神罚，喷火是神在活动，寒暖表明神的起居。此族还崇拜日月星火水木土雨兽鸟鱼菌等百多种神。神的事实化、世界化，必然是神的多神化。以事实性在者为神栖居的场所，世界因此神化。多神的事实性取消其绝对价值性。多神为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体。?

阿苏边族之后，渡来东日流的津保化族（绳文人），一样信仰多神教。天上的一切为石化神，地上的一切为保野利神，水中的一切为我古神。这三个神生存世界万物。它们不是具体的神像神体，而是森罗万象的象征。世界的逻辑本源，是事实性的多而不是价值性的一，又有抽象的象征性涵义。这是后世日本人选择天皇这个两性一体神为历史信仰的宗教基础。

距今约4800～4600年前，耶靡堆族建成耶靡堆国（耶马台国），把荒霸吐神置于整个王国之上，称为全能的国神。此神在终极意义上给出世间万物，以天地水构成自然界，以生育死构成人类的生存现象。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流走。荒霸吐神合并阿苏边族、津保化族族神，改为荒霸吐石化、保野利、我古神。神的世界化，促使荒霸吐人给与天地水这些事实性在者以神性。自然巨石，是神的栖居地。从北海道到本洲，到处留下以石为神的遗迹。神与自然间没有间隔。荒霸吐神社的灵窗上装饰的天神三轮印，指万物轮回；六角星印，象征天上一切。三点三波印，指水的三大力量，它是创造万物的生命体，使气化水、水化冰、冰化雪、雪化雨、雨化云，浸透于天地。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四季、冰界。荒霸吐人，赋与事实性的水以价值性的涵义。倭国王九代开化天皇，禁止信仰祖传神的荒霸吐神，把更有神性的天照大神立为最高神。不过，天照大神信仰，继续了多年形成的事实性与价值性合一的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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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

荒霸吐族人，以其血肉为自己的族神作证；皇族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天照大神的神性作证。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而有神格性，天皇在事实上的终极有限性表明天皇的人格性。皇族通过肉体生命的血缘流传，保证天皇对神格性的永无休止的占有。现世的在事实上有限的人格性与超现世的在价值上无限的神格性，构成天皇的两性。天皇是人格性与神格性的一体、事实性与价值性的一体。不死的天皇的两性一体，即天皇信仰。

两性一体的天皇神格性，起源于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传说。神以虚拟的血缘流传把神性传达给天皇，现在的天皇接续过去的天皇在流俗时间中传承神性。然而，天照大神在日本神话系谱中只是一个中间神格，在历史信仰中的绝对化没有抹去其中间性的神格本质。之前存在创造它的神。也就是说，在终极意义上，天照大神的神格性，是一种受造者非创造者的神格性。这种非终极意义上的神格性本身，内含着非神格的人格性。在血缘上继续了天照大神神格性的天皇，同时继续了它的非神格的人格性。天皇在时间中，以终极有限的事实性在者实践天照大神的神格性。因此，天皇人格性，既不同绝对神的神格相对应，也不是人的精神的人格性。它是天皇神格性的事实性存在方式，天皇实践自己神格性的现世方式。正因为天皇不断超越自己的有限人格性、代表天皇信仰在历史中现世，价值上才有天皇神格的不朽。

天照大神的中间性，决定其子孙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的中间性。在终极意义上，天皇神格与天皇人格是不完备的。只有绝对永恒无限万能的神本身，才有绝对永恒无限万能的神格性。这种完全的神格性，来自神本身而不是神在流俗时间中的源初血缘授受。它向所有有限相对的事实性在者显现，而不以任何个别的事实性在者为其存在方式。神在此岸世界中没有替身。天皇神格性这种事实性相对有限的不完整神性，不是价值上绝对无限的完全神性。相反，只有没有神化的人才有人的真正本质，只有以绝对永恒无限的神为信仰对象的人，才是本真的人性所有者。假如一个有限相对的事实性在者禀有神性，这不但破坏了神的完备性而且损伤了人的自足性。人格性源于信仰神的神性。天皇人格性，是天皇神格性的在场形式，是对不可言说的神格性的言说。与生俱来的神格性本质，致使天皇人格性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完全性。这种人格，只可能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大众存在没有个性的国家人格。两性一体的天皇，即现世的神与非现世的人统一的现人神。?

现人神，是日本天皇代代相续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超越有限个别天皇为日本历史给出终极合理性的两性一体的天皇即天皇信仰。每个天皇为自己生存的历史作出现世的终极承诺，天皇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合理性。作出终极承诺的日本天皇，已经不是在事实上有限的个别事实性在者，而是现世临在的天皇信仰。天皇以天皇信仰为历史信仰，临在于现世的日本历史。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天照大神的神性，明证天皇信仰的现世临在。个人生存的价值在于：它表现诸神神格性的程度。生存延续中的个人与他人相关联。把每个日本人关联一体指向共同的家园。个人要么是公家、要么是武家、要么是商家。个人必须以天皇信仰为自己的家园。以天皇信仰为历史信仰，就是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历史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亚洲人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应当承担他们的前辈的行为的责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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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皇神格化

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这种信仰逻辑，依然是日本历史逻辑的产物。日本历史在终极意义上取消终极信仰，完成了天皇与神间的自由过渡；它们立约以天皇代替诸神。天皇的现人神本质，出场在这种代替中，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的终极边界消失了。这不就是一体的人格性与神格性么？?

从历史信仰逻辑中产生的天皇的神格化，为日本的历史正义逻辑中天皇与神、皇族史与日本史、日本史与世界史、历史与逻辑间自由替代的正义性给出终极承诺。历史学中倡导历史事实的神化，政治学中主张现世国家的神化，社会学中捍卫现世生活的神化（以事实为本源的世界生成论、血缘流传与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性），最终是天皇神格化在不同界域中的不同形式。难怪“记纪”作者要把自己祖先的事迹神化，难怪丰臣秀吉有迁都北京的梦想，更难怪日本产生了花道、茶道等把现世生活神化的学问。?

天皇的神格化，还暗含有人的神化逻辑。通观日本历史，历代天皇不用说最后是神，而且在各种宗教教派中也不乏教祖神化的文献事实。一个神化的人死去，必然有另一个神化的人生起，因为信徒决不可能生活在没有现人神临照的日子里。天皇这个全民不可超越的神格，是全民的神性依归。在日本全民与神本身之间，由天皇这个中间者间隔着。他们不以绝对神本身为依归而是投奔事实性的世界。任何事实性的家园，都不是终极的依归；非终极的依归就意味着被流放。日本国歌，正是上述历史信仰逻辑最真实的写照。?

初代天皇，把从诸神接过来的神性展示在皇族的血缘承续中；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是天皇占有神格性、实现神格化的方式。随着对天皇神格性的占有，它也将神格化，因为神格化的肉体生命才能达成对天皇的神格性占有。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即血缘传承的神化（对于个人是家的神化，对于全民是日本国的神化）。神化的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组成神化的现世生活。现世生活除了生存延续肉体生命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现世生活宗教化。

为了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当然离不开经济活动。不，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指向，一切财富的增长积累的最终价值目的，都是为着生存延续肉体生命。对天皇神格性的信仰，转化为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圣性的信仰，对生存延续肉体生命的经济活动的无限价值性的信仰。日本在政商资本主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中促成的个人的觉醒，最终未怀疑天皇信仰。这是近代日本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更是日本经济奇迹般成功的终极动因。现代日本人勤奋的工作精神，如同从前的日本人勇敢向天皇信仰献出自己的肉体生命一样，只是改变了献身方式。以生存延续的肉体生命献身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的神性，这就是日本人。四、天皇人格化

日本历史连绵至今，因为有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神格性的努力。自然的肉体生命生存延续，成了日本历史追求的潜在目标。日本历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它昭示出神性的本真价值，这除了天皇的神格性外，还在于日本历史为这种昭示提出了现实的可能性——天皇人格性。天皇在日本历史中的现世临在，正是天皇人格性的临在，是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为方式的临在。天皇人格化为永久在场的事实性在者。皇族在日本历史中的永存，终极承诺天皇的永久在场。天皇的现世临在，又是代表神这个终极信仰本身为日本历史给出终极的合理性，那么，它就是神的现世临在；天皇的人格化，就是神的人格化。神，不再是高高在天空中的太阳而是大地上生起沉落的太阳。神栖居在自然万物中（多神教的逻辑必然性），栖居在现世日常生活中（外来宗教现世化的命运），栖居在历史事实的轮回演变中（事实性历史学的价值根据）。日本国，因为神的栖居而神国化。?

天皇的人格化（神的人格化），显示出天皇的事实性本质。天皇人格在终极上的事实有限性，使任何现世物不具有永恒意义。富有永恒性的东西，是能够延传天皇神格性的人格性在者。

日本历史，就是天皇信仰为了保持神格性不断更新人格性事物的过程。无限的天皇神格，要求有限天皇人格的无限现世，由此形成日本文化传统的开放性与日本文化开放的传统性原则。吸收外来文化，是开放性原则的固有需要。它以守护天皇的神格性为目的。日本历史的终极价值原则，是天皇信仰中的两性一体原则。对天皇的信仰就是信仰神，信仰天皇的人格性与神格性。天皇是神的现世在者，天皇的人格化即神的人格化，天皇巡行即神临在。以神本身为主题的宗教的现世化，仅仅是天皇人格化在现世中的对应形式。任何文化到日本的手段性命运，恰是日本文化传统开放性本质所致。天皇是人，天皇的神格化即人的神格化，人的现世生活宗教化，现世生活有绝对的神性意义。它是终极合理正义的宗教生活。现世化后的外来文化，构成日本文化开放的传统。通过文化传统开放性原则，日本历史先在地将世界史纳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通过文化开放的传统性原则，日本历史同化所有的外来文化融合在自己的价值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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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皇信仰中的日本人（天皇信仰的历史形式）?

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是日本历史的终极信仰。其历史形式，为人神同一信仰。首先是现人神天皇对日本全民的象征，其次是日本人的半人半神性本质。日本人所信仰的神，不是唯一神本身而是把自己同神间隔开来的天皇。日本人始终属于人类中的一个亚类，生存在这种历史逻辑中的日本人不再是个体性的存在者。天皇这个日本人的原型，是其虚拟独立性（日本人间在事实上的独立性）的最后给与者。无论流浪到哪里，日本人都没有忘记属于作为太阳神子孙的类。他们在信仰天皇信仰中，由于神性背景的远去而选择自己的日本人共性。天皇这个超越了每个日本人而没有超越人的人，是在终极意义上没有终极性的神的子民。

日本人，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民族，其人性与神性没有完全展开。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一同形成日本历史逻辑的信仰逻辑。天皇的神格，表明天皇相对于所有人的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万能性，对天皇的信仰即对自己不是天皇而只是信仰天皇的日本人的信仰。受这种信仰的潜在指使，日本人抛弃了以事实性在者为神的其他东方民族（脱亚论）。天皇信仰的现世性，天皇以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神性的人格性，注定天皇的事实性存在。把自己托付给有限事实世界而不是终极信仰世界，日本人信仰了不该信仰的东西。面对西方终极的基督教唯神论，天皇信仰呈现出多神的本质。事实性在者的提升，最终导致被提升者的沉沦。事实的有限性，使对传承天皇神格性的有限事实多样化。日本人的神学，在终极意义上不是超越现世的神学而是以现世为神性的神学。?

在人神同一的历史信仰外，天皇信仰逻辑还预设历史与宗教的同一性信仰。日本历史，是神通过天皇实现神性的历史。凡是现世的就是宗教的、终极合理的。日本宗教的现世本质，即日本历史的现世宗教性。这在不同时代体现为祭政一体的政教分离制度，历朝历代的天皇，只为现世历史给出终极的正义性而不参与现世历史的具体进程，现世历史由现世的非神化的人来治理。耶靡台国的几内五王制度、公家社会的太政官制、武家社会的幕府将军制、商家社会的内阁总理制，无不根据祭政一体、政教分离的历史逻辑。祭政一体，指现世历史政制的终极正义性在根源上与日本宗教同一；政教分离，指现世历史以其历史性展开天皇信仰。

六、日本为什么没有形而上学与神学

“日本没有哲学”，这不但是说日本历史中没有像德国观念论那样的一个个哲学思想体系，而且意味着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对终极哲学——形而上学诞生的阻止。近代虽有称为哲学家的西田几多郎，但西田哲学具有排除形上间隔逻辑的特征。形上哲学，开始于现象与实在的绝对间隔，是超越现象追问实在的学问，是延搁存在者后关于存在自身的言说。西田哲学把实在限定为知、情、意统一的纯粹经验、直觉意识、纯活动，这背离形而上学所阐明的知、情、意相互间隔的逻辑哲学，只能对实在展开现象性的描述。实在拒绝进入西田哲学，有关于场所的逻辑——对象的物质界、被见的意识界成为有的场所与相对无的场所的内容、绝对无的场所是关于无间隔逻辑的澄明。“无见者而见”。对象、意识在无中的呈现，是对象、意识的自我呈现；事实限定事实自身，个体限定个体自身，现在限定现在自身，世界限定世界自身。以事实为绝对个体、以现在为永远的现在，这是西田场所逻辑的自然推论。因为，无间隔逻辑中事实与绝对个体、现在与永远之间本无间隔。在永远的现在中，你我同时出场，神人相互替代。天皇象征无，因为天皇象征无间隔逻辑。从间隔逻辑产生的本真形而上学所追问的事实的绝对性现在的永恒性母题，在无间隔逻辑中构成无需追问的绝对前提。西田的无间隔逻辑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的终极对象。?

天皇这个非终极的事实性在者的临在，取消了任何信仰天皇的日本人对存在的纯粹信仰。在天皇面前，最多只有关于现象世界的哲学而不可能有关于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最多只有关于天皇的现世宗教而不可能有关于唯神的神学（日本神道教，未建成在逻辑上统一的教义体系的原因）。个人在信仰天皇信仰中，丧失了超越现象的能力。天皇信仰以其人格性的事实性临在，永远抹去了追问一切存在图式的可能性。天皇信仰的神格性，就完美表现于人格性的事实性世界中；绝对抽象纯粹的天皇信仰，任何时候都以象征的方式出现在日本艺术中。日本艺术，既不是绝对精神完化自己的工具，也不再现具象事物，而是在具象中抽象出神的神性，在人格性的具象中表现神格性。日本艺术，象征日本人的历史信仰而不是人类的神性信仰，这使日本艺术步上反艺术——艺术是人类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的道路。

日本艺术情感的非人类性与日本宗教的非人类性，典型表现出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亚人类情怀。现世宗教以信仰天皇的神格性为最高理想，以事实的人格性带出天皇的神格性。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即现世宗教的全部教义。不用说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神道教是现世宗教，连外来佛教、基督教也难逃现世化的命运。宗教精神的现世化，为着现世生活、现世国家的宗教化。天皇人格这种天皇神格的现世形式与天皇这种神的现世形式的日本历史信仰逻辑，创造了以现世人伦为价值取向的日本佛教。现世国家、现世天皇及世俗生活本身是绝对真理的源泉，对个别的绝对者的信仰代替了对普遍的绝对法本身的信仰，以正直为内容的人间伦理道德法度成为衡量人与神的亲和尺度（中村元《东洋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佛教，缺少逻辑思辨能力，强调真俗一贯、即事而真、在家佛教，这与日本宗教所奉行的人神合一、在神圣全体中消没自我的思想依据于相同的“无间隔”逻辑。利己心，是对神最大的不敬，因为由利己心产生的自我在人与神间树起了间隔。?

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以观念的方式超越现象界，西方神学信仰神本身。绝对精神在观念中的神化与绝对神在信仰中的神化，是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内在要求。两性一体的天皇信仰，反对绝对精神的神化、绝对神本身的神化。只要日本历史不放弃天皇信仰，只要天皇是现人神，日本人的成就，只可能是事实性的、战争的、经济的、艺术的、宗教的，而不是本真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因为，天皇的现世临在，从观念上取消形而上学超越现象追问绝对精神的可能性，这种形象的现世天皇预定日本艺术所象征的情感的现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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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权利的神化

日本历史信仰逻辑，封闭了通向纯粹存在与纯粹神性的道路，那么，折回现世权利使之非现世为形上化、神化的权利，便是它的必然取向。天皇的神化，源于对人的神化的普遍认定。神化后的天皇加上不可能本真神化的人，构成天皇的现人神本质。为了保证神性不沉沦于现世天皇中，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承诺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代替精神生命的生存延续、以血缘流传的虚拟无限性（血缘流传的事实性）代替神的永恒性。神在天空中对历史的临在，转化为在过去对历史的临在。血缘流传，以持续的事实性为本质。事实在时间中的非间断性，使肉体生命在血缘流传中承接下去。事实性的权利，最终以形而上学的方式确证血缘流传的无限性、神的永恒性。权利的事实性，因为事实性为了事实性而神化。?

从天皇的神化中有人的神化，从人的神化中有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从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化中有事实性在者的神化、权利的神化。权利，就是最富有事实性的事实性在者。天皇在流俗时间中延传天皇信仰的权利的普遍性，为一切天皇权利给出明证。普遍终极的权利，指出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普遍终极性。不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只不过是实践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普遍性历史形式，也是天皇在时间中展开神性的不同方式。天皇根据自己的事实性人格性承诺的终极权利，承诺血缘流传的可能性。最有事实性的人格，即天皇人格。天皇人格事实化的权利，即天皇强权、天皇法权、天皇产权。这些权利的普遍价值指向，使之区别于古代中国皇帝的垄断私权。换言之，天皇的神格性、天皇权利的普遍性，保证天皇人格、天皇权利的公有本质。天皇权利与天皇人格一样，仅仅是实现天皇权利的终极性、天皇神格化的手段。天皇的神格性，在日本历史信仰逻辑中是完成终极神性的手段。相反，皇帝的垄断私权，既无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又无超越于私权外的普遍价值指向。

权利的神化，是天皇神格性的政治学形式，权利的事实指向是天皇人格性的政治学形式。天皇人格，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传承天皇神格背后的神的神性。天皇权利，以具体的公有的天皇强权、天皇法权、天皇产权为手段，在现世社会中展开承诺天皇权利的终极性的天皇人格。这些权利的公有本质，植根于日本历史的正义逻辑。在终极意义上，是天皇私有天皇信仰同时是日本全民对这种私有权的公有。因为，天皇象征日本全民（这种象征天皇制，不仅是战后的日本国体，而且是日本历史自古遵循的历史逻辑。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是日本历史逻辑最准确的形式。天皇，在日本绝不同于皇帝在中国。他倒有些罗马教皇的特质。他是现世权利的正义性的终极给与者而不是现世权利的承受者。中国皇帝既给与又承受。立法人同是执法人，法的正义性外在于法本身内在于代表事实性强权的皇帝意志）。

日本历史正义逻辑，在天皇与日本全民间实现的自由化身在所有权形态上，表现为天皇私有制的全民公有本质。它在终极意义上对正义的监护对象间的间隔的取消，取消了作为所有权不同形式的公有权与私有权的间隔。由天皇人格对天皇神格的绝对私有所表达出的全民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手段性的私有权，恰恰是一种普遍公有权——全民公有对自己的生存延续的私有权。个人对肉体生命手段性的私有权的神圣性，对应于天皇人格对天皇神格的神圣私有权，谁也无权剥夺个人献身日本历史正义逻辑的权利。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权利，只是日本历史正义逻辑显示自己正义性的权利。?

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所带来的天皇现世临在信仰，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出场方式，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性，来自肉体生命对天皇神格的手段性或天皇神格对于肉体生命的献身的神圣向导。这在事实世界中即血缘神性。既然日本历史正义逻辑规定日本历史的所有权形态为全民公有的天皇私有制，既然日本历史信仰逻辑承诺日本历史逻辑的正义性，那么，由历史信仰逻辑所承诺的血缘神性，就必须构成历史正义逻辑在所有权形态上的承诺内容。这种内容的逻辑原则，为血缘神性天皇私有制或血缘神性全民公有制。天皇，由于是天神的子孙而有生存延续诸神神性的私有权，日本全民因为信仰天皇信仰的血缘神性而有对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神圣私有权。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历史逻辑可以称作家的逻辑。血缘抹去家人间的间隔，这是世俗社会中的日本历史正义逻辑。日本家族（千根千枝将家族分为西欧近代家族、中国的宗族、日本家族三种形式），以父子继续关系为基础。其延续在社会的最低层面体现出天皇血缘流传诸神神性的信仰方式。家庭的生存延续，是对日本国、日本天皇生存延续神性的最低承诺。日本历史逻辑所内含的家的逻辑内容，为日本选择直系家族的结构给出必然性。家长在家人中的地位，相当于天皇在皇族中的地位。父子间继续权的合法性，源于天皇继续诸神神性的终极正义性。财产继续只是血缘传承的副现象。兄弟间相对于家长共在，相当于日本人间面对天皇共在。按照家的逻辑，家人的个人性，受制于家的存在，家就是那种维系家人感情的场所、力量，使家人具有共同的血缘渊源、血缘神性。在共时性意义上，共同的血缘流传，不再使家人间存在任何间隔，没有间隔的家人呈现出和的哲学，个人追求无心、清明心、诚的内在修养，是家人间背靠的日本历史正义逻辑的当然要求；在历时性意义上，家父长继续制保证血缘流传非间断的神圣性、家长对于家人持存的唯一性。这对应于日本历史以过去为现在之源的时间逻辑。家人与家人之间、小家族与大家族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无不在各自的界域面对共同的历史信仰共在。注：

“1890年10月，井上哲次郎结束了大约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就任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他依靠文相芳川显正写成对教育敕语的解说，作为《敕语衍义》（1891年9月）刊行。在这本书里，他教导说：敕语的主旨是“修练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这“最适合于统一民心”（《增订敕语衍义》被收入《教育敕语相关资料》第一集，页460）。他在正文中，——解释敕语的语句，从中可见的逻辑是所谓的家族国家论。

我日本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家族制，国既是家的扩大，家乃是国的缩小。正如在家中家长为家之主一样，在国中国君乃国之主。家长对于家而言、国君对于国而言，其关系没有相异之处。因此，作为未成年人，在家要服从家长，在国要以其服从家长之心来服从国君，即将孝扩充便应当直接构成忠的内容。忠、孝，其名异其实一矣（页513）。

他不但这样类比地把君臣关系理解为家长与子弟的自然关系，而且依据有机体论做了补充。

盖君主譬如人之大脑、臣民如人之四肢百体。若四肢百体中有不随心意而动的时候，这正如人半身不遂、全身也就无法为此而发挥作用（页511）。

这样，他所说的“统一民心”、：共同爱国“的意思，就是如同下面的东西。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保护对策

引言

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决定了我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来自丰富、灿烂的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历史迁延，我国文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项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我们每位炎黄子孙而言，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本研究在分析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目的在于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1.当前时期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分析

1.1 文化创新的需要。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创新。首先，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其次，掌握本国文化中的精髓。历史文化遗产对文化创新、艺术创新、科学创新具有保障意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单单是认识历史的需求，还是文学、艺术、技术等领域创新的实际需求。

1.2 保证社会秩序的需要。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只有增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才能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形成离不开对文化的认同感。现代社会开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完好无损的保护，而且还必须充分掌握了解传统优良文化在传承中华道德文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优势作用。

1.3 认识历史的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和物质类文化遗产相同，都有着巨大的历史认识价值，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是，物质类文化遗产主要通过一种物化的固态的手段将自身潜在的历史认识价值全面体现出来，历史文化遗产则是采用活态传承的手段突出自身的v史认识价值。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传统文化，均存在显著的历史认识价值，对人类都有启迪意义。

2.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

当前时期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总结之，主要包括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遗产产生的损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2.1 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非为某一个特定的部门或者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而是需要全民参与到其中。然而，目前很多人认为，大家均共同拥有着历史文化遗产，每个人均有责任，也有义务，自己就无需非常积极。此外，还有一种观念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过去，如今需要考虑的是现代人的基本需要。有专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均存在着此种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历史文物保护部门也未将自己的职责切切实实地履行下去。

2.2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如今，我国主要依据《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在21世纪对这部法律进行了完善，完善之后与我国现阶段文物工作实际情况更加的符合，在较大程度上明确了文物保护管理要求，操作性得到了强化。同时，遗产保护也在其他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如《矿产资源法》《城市规划法》等。

2.3 城市建设在较大程度上破坏到文化遗产。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在对城市规划进行编制时，需要对城市生态环境有效的保护和改善，避免对其造成破坏，将城市绿化工作给深入开展下去，促使文化历史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但是调查研究发现，如今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还没有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将城市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文化遗产遭到了忽略。

3.历史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对策

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个性十分鲜明，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3.1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只有政府科学合理地引导，才能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文化产业革命背景下，文化已经不再像过去只是抽象、间接地为社会物质实践服务，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成为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科学引导已刻不容缓。任何文化活动要想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品牌的影响力巨大，所以政府挖掘文化资源过程中，应将重心放在市场需求量大且内涵丰富多彩的品牌文化产品上，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政府应主动参与和规划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活动，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通过文化发展带动经济水平提升的目的。

3.2 通过建立特色产业园区，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优化整合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建立特色产业园区，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成立各类非遗开发项目。推行历史文化遗产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将各类资源整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以提高市场吸引力。此外，积极研发市场前景广阔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建立独具风格的专项开发项目，推动产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3.3 加强人才培养。加强人才培养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大众文化这一趋势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因具有地域差异、特色风情等特点顽强的生存下来，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吸引、活力等优势，所以为了保证历史文化遗产的良好传承与保护，必须强化人才培养力度。现阶段，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传承人制度、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制度等，实践效果理想，促进群众审美情感的形成，激发了其创造思维。我国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人才数量不足，随着《历史文化遗产法》的落实，国家提出了支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政策，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信息角度出发，构建了专门的保护档案室以及传承人数据库等，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要求传承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持续性保护与传承，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

3.4 在传承中加强创新。历史文化遗产的持续性发展与群众生活是紧密相连的，除了强调其要不断传承外，还必须注重创新。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群众的审美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将时代精神及内容贯穿于历史文化遗产中，其才能赢得更广阔的市场，得到稳定发展。当前，如何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良好的保护，并为和谐文化的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在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前进，使我们全面了解过去的历史，激发创新意识，提高群众凝聚力。

4.结论

综上所述，以《历史文化遗产法》及其关联法规为基础构建的传承人制度、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制度在保护传承、作品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大力支持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让历史文化遗产始终活跃于人类活动中，加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进程。在时代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要大力开展城市现代化建设，但是文化遗产依然需要科学保护，将我国悠久的文化文明给继承发扬下去。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保护，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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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策研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13）.

[3]王莹.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4）.

[4]但娟.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及其法律规制[D].西南大学，2010年.

[5]李明.山东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D].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

[6]郭耿甫.“历史文化遗产”视角的建立[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5

文化月刊：有人认为除传统技术、表演技艺等外，道具、实物、制成品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苑利：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艺术类、工艺技术类与节日仪式类传统文化事项。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非物质”性。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我们审视一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如果在逻辑起点上出了错，今后的实践工作也将一错到底。譬如，当人们将米雕、核雕等微雕作品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既然承认了米雕、核雕，就得承认剪纸、泥塑；承认了剪纸、泥塑，就得承认石雕、砖雕；承认了石雕、砖雕，就得承认成片的四合院。可连四合院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还有什么是“物质文化遗产”呢?

第一次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的时候，我站在博物馆门口等人。一个小孩问妈妈：“妈妈，我们看的不都是物质吗?怎么成了非物质啦?”如果这个故事就此打住也罢，但接二连三的事情让人越来越难以接受。一次调查中，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县级市的非遗名录几乎将当地所有名吃―包子、饺子一类全都罗列其中。问及原因，领导说：“我们是按照上级的要求选的。我们的非遗定义不是说了嘛，除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表演艺术外，那些和非遗有关的实物、制成品甚至包括制作工具都应该是非遗啊。”看来，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真的需要重新反思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限至少在100年以上

文化月刊：户县农民画、金山农民画非常优秀，也非常原生态，这类优秀文化能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苑利：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流传至今的所有文化事项――哪怕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事项都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我们经常谈及的户县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等，至少目前还不能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因即在于它们在传承时限上，尚没有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槛，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要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入门槛限定在百年以前，是因为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曲曲艺等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将这一时期产生并流传至今的优秀遗产钩沉出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然，百年历史只是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限上设下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其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通常也都会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昆曲、京剧等表演艺术至少会有数百年历史，木版年画至少会有近千年历史，风筝制作至少会有近两千年历史，而像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钻木取火技术等至少会有近万年历史。

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过程中，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以日韩等国为例，这些国家虽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槛不曾有过明确的时间上的限定，但历史最短者，一般也要控制在百年以上。这一标准的制定，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显然是比较合适的。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档案视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

“档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相当于“根”或“核”的那一部分。” 可以说，档案是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文脉得以传承创新的基础。高校是一个缩微的社会，高校档案真实记录了高校的校风校貌、办学思想等，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更是高校的一笔宝贵文化资产。那么，如何认识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实现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需要哪些条件保障？笔者首先从“高校文化”的含义说起。

一、“高校文化”的含义

要弄清楚什么是高校文化，我们先来看看“历史文化”一词的含义，“凡是人类所创作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正确或者错误的感知，科学（包括伪科学）、技术、理论（包括谬论）、礼仪制度、婚姻家庭、文化教育、语言文字、衣食住行、民俗风情等，都属于历史文化现象。”可见，“历史文化”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由此引申开来，根据文化的形态和结构，高校文化可分椋1.物质文化。主要是校园建筑、校园文化地标、人文景观、文化活动场所及设施等，它们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2.制度文化。它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维持高校有序运转的一个重要保障条件。3.行为文化，它是高校师生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与交流、科学研究、学习生活、文娱活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4.精神文化。也叫“观念文化”，是高校在办学历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鲜明个性，体现高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学风、校风、教师职业认同感、归属感等。如果说文化是高校的灵魂，那么精神文化就是高校文化之魂。

二、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

档案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人比喻说：“档案恰似一个无形的纽带，将人类的昨天、今天、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某一社会群体档案的消失，就意味着其文化的灭亡。”高校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决定了它是高校“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重要依据，是高校保持其文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的重要基础和有效载体。

（一）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产物。从长远看，高校的成功办学，必然要依托一定的文化，档案既是高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高校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各高校竞争意识、品牌意识、形象意识等现代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把建设的天平倾向文化建设，提出加强高校内涵建设的发展战略，这为高校档案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内设机构的调整、重组，人员的流动，人才培养、引进等各项工作机制的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数量庞大、门类众多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有相当一部分会因其价值性而转化为档案，成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一句话，高校的任何能提上领导日程的工作、活动，都需要文件来推动，所以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相应的文件材料，而随着相应工作、活动的结束，这些文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将会成为档案。

（二）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依据。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具有一定的甚至深厚的基础和源泉――种类丰富且价值较高的档案。“档案是文化创新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从档案中吸取历史文化的精髓，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判断；也表现为人类可以在借鉴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就高校而言，档案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高校历史文化积累的重要手段，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依据。校园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高校文化的传承创新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比如，每年一届的文化节、体育节、艺术节、读书月、“6.9国际档案日”、美食节等活动，都会留下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恰似源头活水，为后来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依据，使高校少走弯路，早出成果，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文化。反之，如果我们不重视档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重视档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就无从谈起。比如，某高校刚转型升格，正需要大力宣传，吸引优质生源和优秀人才，于是决定制作宣传片和成立校史馆，但是当工作人员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时，最能反映学校发展历程的大事记、组织沿革、有价值的校园建筑老照片、校友资料、教学科研成果、印章等档案资料十分匮乏，给宣传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这就是由于当初相关档案资料的征集没有顺利开展，或者执行不力，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基础工作没有做到位。

（三）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精神的表征。一所好的大学，必然有深厚的档案文化作为其内在支撑。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生活是“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结果，最重要的当然是文化的形成和积淀。高校档案由于其凭证价值、查考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必然成为学校的文化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所高校没有档案，那么它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积淀，或者说高校的文化发展将会出某种程度的“缺失”和“断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就会失去佐证材料而变成传闻。难怪有人说：“如果说文化是运动着的长河，那么档案是与这条长河同步运动的记忆长卷，没有档案就没有文化的进步。”高校文化需依靠档案才能实现永久保存，高校档案正是以物态的形式记录高校教学、科研、党政管理、基本建设、外事、财会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反映高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发展程度，“任何一所高校的历史都是一部大学文化不断传承和延续的历史，高校档案就是实现这种传承和延续的桥梁和纽带。”

三、实现档案与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条件保障

（一）丰富馆藏，积累档案文化资源。档案收集是丰富馆藏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高校档案收集工作仍然困难重重。就学校的整体管理而言，档案工作属于“学校‘微观管理’的范畴，但它必须获得‘宏观管理’的依法指导，否则就会偏离方向和失去控制，因此不能让其游离于学校管理体系之外。”而能进行“宏观调控”的当然只有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档案能否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其前提条件是领导是否重视，对于档案业务的起点――档案收集来说更是如此。高校领导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档案工作的顶层设计，将档案工作纳入高校管理的“法制体系”，并身体力行，做贯彻执行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和学校档案管理规章制度的带头人；批准或制定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尤其要将档案管理“三纳入、四同步、五参加”制度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真正落到实处；各处室、部门领导要增强档案意识，督促部门兼职档案员做好平时的资料积累、归卷工作，按照相关规定按时归档。此外，高校还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广大教职员工、老校友、老领导主动向学校捐赠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重大科研课题材料及科研成果（奖状或证书、自编教材）；珍贵旧照片；领导亲笔手稿、论著、工作笔记、学校办学历程中使用过的印章印模、校际交流互赠礼品；艺术作品（字画）、学校宣传画册；学生证、工作C、饭卡、毕业证及学位证原件或样本等。

（二）开发馆藏资源，重视档案编研。高校档案编研，是满足广大师生及社会利用需求的一种有效途径，必须立足于高校档案馆（室）藏档案，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辑史料，编写档案参考资料，参加编写高校史志。因此，高校档案工作者要有现代档案意识，将档案视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主动熟悉并研究馆藏档案，梳理系统素材，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高校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逐渐理顺，有学者开始认识到，编纂高校年鉴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对外宣传，彰显学校办学实力，树立学校品牌形象，打造高校文化精品，于是，纷纷编纂年鉴，掀起一股高校年鉴风。因此，在新形势下，高校档案工作者应本着对学校历史负责，为教育事业服务的精神，做好档案工作，研究馆藏档案，挖掘各类档案所蕴含的信息，对其进行科学整理和深度加工，重点抓好以高校年鉴编纂为中心的档案编研工作，通过此项工作，形成二次、三次信息，争取出版发行，进入流通领域，为广大师生创作优秀的档案编研成果。

（三）多措并举，适度开放部分档案。档案开放原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1794年，法国颁布的“穑月七日档案法令”进一步明确了法国所有公共档案馆实行开放原则。后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认识到开放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早在1992年的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挪威档案学家列维・米克伦在其所作的《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性》的报告里，强调档案的重要性在于“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可见，开放档案，使人们了解档案的信息内容，是人们参与民主管理、实现自身民利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高校档案馆的保密性机要性仍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档案“藏在深闺人未识”。 因此，一定条件下，多措并举，适度部分开放档案，发挥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弘扬学校优秀的办学传统，展示办学实力，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可以通过设立独立的阅览室，为人们利用档案提供固定场所；编制开放档案目录、计算机查询系统、全宗指南、档案馆指南等检索工具，为人们利用档案提供方便；拍摄专题片，举办专题展览、打造特色档案网站等，有条件的高校，要抓住机遇，成立校史馆。新形势下，高校领导要有这样的认识：校史馆是展示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高校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应加强建设，使其成为本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档案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产物、载体、基础和依据，要充分发挥档案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必须要具备领导重视、馆藏丰富，档案馆工作人员钻研业务，重视档案编研工作，高校多措并举，适度开放部分档案等条件保障，相信在新形势下，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档案意识的深入人心和高校管理制度的调整完善，高校的文化内涵建设将会得到加强，档案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会为更多人的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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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7

关键词：档案；文化建设；意义

档案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文献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时代相传，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档案物化并延续了人类的记忆，成为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纽带，通过档案，我们可以探寻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了解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业绩，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档案也是现代社会信息的重要门类，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人类社会的种种记忆都是通过档案获得的。档案属于历史的范畴，它的本质是传承，记载先进文化的发展过程。在挖掘历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文化、建设现代文化的过程中，档案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档案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门类相比，具有社会的共性，具有它的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主要表现在：档案文化是一种基础文化，对其他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与各个文化类别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的创作，教育、图书、文博、旅游等各类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借鉴于档案；档案的广泛存在，也使得它的发展状况影响的不只是档案文化本身，而是各行各业、各门各户，因而档案文化在内容上广泛涵盖了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各个方面。档案文化是在档案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吐故纳新的再挖掘，再创造和再升华，是在挖掘历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得以再丰富、再发展。它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即真实性、历史性和权威性，是民族文化教育的生动素材。在新时期，档案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档案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是历史的记忆，档案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一不是利用大量浩繁的历史档案编纂而成。可以说，档案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石。档案文化是承前启后，既往开来，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和交流，极大地增进了人们的智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其次，档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先进文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

其一，是记录、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档案从不同的角度都把人类文明的结晶记载了下来，证明历史，昭示未来。可以说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

其二，是对公众进行教育的良好材料。档案详实记录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艰辛劳作的过程，也反映了国家、民族所遭受的危难和痛苦，所赢得的辉煌和荣誉，以及广大人民为战胜自然灾害和社会邪恶势力进行艰苦卓越斗争的经过。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于业绩。这些都是向人们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其三，是发展各项事业的依据和借鉴。档案记录了社会组织的管理者和个人从事行政、经营、生产、技术等活动的过程和经验，是我们的发展经济、从事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然而，在当前全社会大力提倡文化建设之际，档案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仍为得到广泛充分的重视与理解。许多人并没有把档案文化看成是社会整个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认为有无档案文化主旋律照样可以奏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的档案文化意识薄弱，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使档案文化在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档案文化意识，档案文化意识，是整个社会或某个集体、个人对档案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档案文化意识的强弱，会从心理层面影响人们对档案工作、档案部门和档案事业的重视程度、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进而影响档案工作的进步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影响档案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应有的作为。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开拓意识、发展意识。借以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文化意识，不断调整整个社会和人们对档案文化的认知程度，大力弘扬档案文化，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档案文化建设对其它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档案工作并推动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档案收集工作将极大的丰富人文档案馆藏，这有助于我们充分打捞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中国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且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档案的收集工作中应特别注重对反映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精髓的档案以及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档案收集管理、编目和整理。确保其完整性、系统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从而为档案文化意识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其次，加强档案编研工作有助于打造档案文化精品。同志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应当坚持科学性和历史性、继承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原则，立足特定的文化层面进行档案整理和编纂，努力打造我们的档案文化精品，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档案文化意识的加强开拓更加广阔的路径。

再次，强化档案文化意识有助于营造更具特色的文化环境，树立科学的服务理念，改革落后的服务方式。随着人类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档案服务的领域在不断拓展，档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档案工作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档案工作者就应当从库房走出来开展广泛的社会服务活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要利用高科技手段武装档案室，让更多利用者通过互联网阅读档案。同时，档案室还必须顺应时展的要求，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进行文化包装，以进一步吸引利用者的注意力。进一步拓展档案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功能，便公众在查阅和利用档案获取信息的同时享受文化的快慰。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篇8

1.文物保护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和重要载体，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历史文物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此外，许多历史文物是国家对文物所在的地域、水域、海域拥有的铁证。因此，加强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巩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对于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2.加强文物工作，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文物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是历史文化研究和现代科技文化创新、发展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在尚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文物资料，就没有历史研究可言。我国许多专业学科的历史正是利用了现存的大量文物资料，才得以理顺其演变、发展的历程。今天的科技文化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遗产。大量古代科技和艺术成果至今还在被利用、借鉴和继承，成为发展繁荣现代科技、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加强文物保护，深入研究文物的科学原理和高超的工艺技术，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推动科学研究，促进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其次，文物遗迹遗物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加强文物保护，合理利用和管理文物，能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扩大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加强文物工作，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大量的历史文物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和创造力，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见证。加强文物保护，能使广大群众了解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提高艺术鉴赏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很多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保护好历史文物，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挥历史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4.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我国文物丰富多彩的内涵，亦可供世界其他民族借鉴和鉴赏，在出国展览时，被誉为“文化大使”受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甚至许多国家兴起“中国文物热”历久不衰。中国文物在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总之，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能积极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展现独特的人文景观，充分发挥社会教育作用。

二、文物保护的要求

1.文物保护工作继续坚持“四有”。1961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四有”工作要求，“四有”就是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构。1982年11月19日，《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四有”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责任，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这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工作开始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四有”工作应该从经验走向科学，使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向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发展。

2.认真贯彻落实文物保护工作“五纳入”要求。《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文物保护要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众所周知，文物保护工作牵涉面广，不是文物管理部门一家所能完成的任务，只有由政府牵头，组织文物、公安、城建、工商和文化等部门，齐心协力，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人人爱护文物、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氛围。

3.要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关系。要加强文物保护方面的宣传和教育，统一思想，转变观念，不断提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认识，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文物保护工作，做到合理利用与旅游开发的协调统一。要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原则，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局部性矛盾，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文化建设以及其他工作的关系。做到对文物实行合理、适度、科学的利用。坚决纠正“重利用，轻保护”的错误观点，坚决打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法人违法等错误行为，把文物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4.文物保护工作要求高素质的现代化专业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文物保护的管理人员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文物保护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有关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并有计划地组织对外技术交流，选派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不断提高文物保护技术水平，提高文物鉴定、修复、古建筑维修等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技术水平，促进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总之，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我们要从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到尽可能完整地保留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并使之传之于后世，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要保护、管理、利用好文物，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