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范文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范文第1篇

恩格斯发表于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论文联盟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附录其中（第50页），高度评价《提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伟大历史贡献。今天，结合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读这两个重要文献，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哲学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哲学基本问题”说起——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经典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各占何等重要地位：其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即哲学的最高问题；其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物质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阐明了它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重大影响。毫无疑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这仅仅是停留在或者说仅仅是达到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一“整个学派”时期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即1845年马克思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没有进行“清算”[1]以前的高度；更确切些，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话说是“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2]以前的高度。也就是说，承认和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达到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起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起点出发，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即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承认并且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应着重认识和把握以下四点：

1.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只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只有它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把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只有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的同时，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才能捍卫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唯物主义最高原则，才能把握“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3]这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才能巩固哲学最高问题的最高地位。

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原来是一“整个学派”。列宁在《唯批》一书中，为了捍卫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本原性和否认世界的可知性的谬论时，一是运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二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三是引用费尔巴哈的论述。列宁曾直截了当地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指出他们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4]。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5]。恩格斯在《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里也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6]在该书第一章，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扬和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他和马克思“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他说费尔巴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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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7]。

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例如他说：“自然界并不论文联盟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8]这说明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后来的事，具体说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之后，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事。

3.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中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9]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既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包括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的“可知”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是对他那个“绝对观念”的“知”；而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可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是人脑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知”。“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

可是，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怎样从不知到知的呢？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虽然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1]。他虽然也说感觉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桥，通过感觉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的这座“桥”，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2]。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是由马克思的《提纲》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完成的：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才实现由不知到知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说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这些论断击中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要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怎样对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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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提纲》通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实践；而恩格斯的《终结》通篇贯穿的则是马克思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扬弃费尔巴哈的“论文联盟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而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同时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而把费尔巴哈抛到了后面。正如在《实践论》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5]还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它认为只有实践才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一的条件，是检验这种同一性（认识）的效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在思维见之于存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中，在思维符合于存在、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中才实现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7]。

4.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为了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从理论上给实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实践观只是停留在人的认识和理性层面，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18]，他除了强调要把世界看作是客观的，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映像、模写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本能的主要标志。马克思评论费尔巴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20]

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个“萌芽”并没有生长为长青之树。当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科学也有了重大发现的时候，费尔巴哈因为出版反对宗教的著作而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赶到了乡下，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这既反映了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真理的惧怕和对人才的扼杀，也是费尔巴哈的“实践”理论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原因，决定了他没有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不是他的过错”[21]，但他却被远远地抛到时代和实践的后面，和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天壤之别。

二、与时俱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条基本原理。十年“”中，、“”打着“高举”的旗号，说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论”也就是僵化论、封闭论。那时候的“理论学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但“学习”的内容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再发展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把马列主义、思想封闭在一个“圆圈”里的“最高”理论；“”刚结束的头两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这样禁锢思想发展的思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全党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转贴于论文联盟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论文联盟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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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应用和中国哲学走向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论文联盟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实践的问题，就是说，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实践把思维与存在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取得成功。

众所周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先夺取大城市的模式，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是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永久的开放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认识的永久的解放性、发展性、创新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思想永久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7]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也包括他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不但多次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也不断的纠正他们自己以前的、经过新的实践检验“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所说的那样。总之，在我们每一代人之前的一切理论以及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论，无论它们在曾经的那个时候多么正确（多么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但在对它们再运用时也必须结合此时此地的新的实践。

历史事实证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可以说他坚决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承认实践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桥梁，他也可以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物质世界可知论者等等，但是只要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就仍然不过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或许是一个马克思时代的、列宁时代的、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当年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以及当前我国的一些热衷于大搞封建迷信的党员干部，不根据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瞎指挥、瞎折腾的领导干部，则是连费尔巴哈主义都不如的唯心主义者。一切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都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说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关键在于那个“四海”是什么“海”、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是什么状况的“海”。最近有学者提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华，任何哲学都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哲学是“在路上”、哲学是“过程”，真正的哲学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上[28]。这些话不无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就在于这个伟大学说能够指导随时发展着的、日新月异的实践，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列宁形象的比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今天我们学习实践唯物主义，就必须着眼于今天的实践这棵“长青之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的实践，用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前面的话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唯物主义。我国当前的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的“改变事物的现状”，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9]。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转贴于论文联盟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但“实事”总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去“求”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即“规律性”，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文联盟体系、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反腐倡廉等等，来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向导。

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1]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中，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的研究新实践，不断的发现旧错误、纠正旧错误，不断的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的认识新规律、适应新规律，不断的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

因此，我们当代共产党人，也可以向世人宣布，虽然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有其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它总是要发展的，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是“创新”，就是说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创新。

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实践”发展观、实践唯物主义，从它的名称上就体现了其永久的动态性、前进性、发展性。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本身就是对封闭性、停顿性的否定；再就是它的“科学”性，即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中，不间断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发展”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科学”？经过实践的检验就会原形毕露，老百姓也会看的明明白白，从而在发展中、在实践的检验中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使我们的“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地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我们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本身强调的也是学习和实践、强调“践行”。在这个“实践”“践行”“活动”中，我们会不断的发现“新大陆”，纠正我们前辈的错误；也纠正我们自己以前的错误；而我们的后人在今后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也会在他们的新的实践中， 发现“新大陆”， 也会纠正我们今天的错误， 从而实现党的理论的不断创新、再创新——这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长久的历史性，或者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哲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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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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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89（2001）04—0005—10

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结合的80年。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次历史性的飞跃有一个贯彻始终的鲜明主题——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对于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无疑表现为本本，但是其创始人一贯坚决地反对对它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其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就以鲜明的态度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大工业、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P248）他们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P584）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推进到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新阶段。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为师”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响亮的口号。由于中国自己的独特国情，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俄国的做法。然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

与本本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不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问题，寻找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1930年5月，他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严重存在的本本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2）他还特别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党的“六大”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起点，也是思想的逻辑起点。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主张。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形态，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深刻地揭示这种结合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4］（P1093）

建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态度上前后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多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他特别强调指出：“马、列是指导，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5］（P203）。这一时期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学说等观点，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课题的理论结晶。但是在晚年，对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设想存在一定程度上教条主义的理解，导致实践上的严重失误。这恰恰说明，即使像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照样会犯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同样也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其历史的、逻辑的起点的。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同样是以反对“两个凡是”为号角的。“”结束以后，如何评价晚年的错误和思想，成了事关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晚年的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再一次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6］（P143）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党通过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都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80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7］（P191）“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P291）

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照搬马列本本，搞本本主义，是一定要招致实践的失败。那么，为什么不能照抄照搬作为马列主义真理载体的“本本”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马、恩、列、斯和的著作、言论，要反对对他们的著作、讲话不加分析，当作教条照搬照套。他们的著作中，阐述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革命和建设都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但只能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而不能代替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和对具体问题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许多结论是实践证明了的，是科学的结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但这些结论，只是指出了总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一切具体问题都作出具体科学的回答。还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又不同，马恩有些结论在当时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却不适用了，过时了。同时，在他们的早期某些著作中，还包含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是不能列入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去的，是不能作为我们行动指南而必须加以纠正的。这些情况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照搬“本本”，搞“本本”主义。

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还必须继续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告诫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8］（P5）

二、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是由实践赋予的，列宁曾经指出：“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9］（P398）在《实践论》中则写下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P296）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6］（P181）中国共产党在80年间，先后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次飞跃，这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的科学回答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是由实践推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实践作基础，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敢于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指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10］（P14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情下产生的全新的实践，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大胆地创造性地领导了中国的这个新式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经过了艰难曲折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科学总结斗争实践而产生了思想。由于实践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就必然发展马列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它进一步丰富了思想的内容，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围绕新的实践主题和实践背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通过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又是在新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实践得以成功，解决历史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实践问题。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都是在解决新的实践主题的过程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不同于马、恩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提出新鲜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搬马、恩书本上的现成的结论、现成的观点，就能顺利解决社会历史提出的新的实践课题。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之后，马列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经验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但依赖马恩的理论，在他们作出的结论范围内寻找现成的答案是不行的。我们研读马恩著作，就会了解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作更多地研究。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11］（P243）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方案，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里的确有一个较周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的内容。这些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并为俄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原则的说法，比如，把共产主义区分为高低不同的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除此以外，他们还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设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过去，我们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建设科学不科学，都用这个公式来衡量。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公式并不就是科学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都没有提供后人可以照搬的现成公式和模式。这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没有从事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很短，由于早逝，他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形成系统的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这要靠实践来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突破，对于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路，形成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成果，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领域的开拓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旗帜。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既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又要根据实践的要求发展邓小平理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三、坚持实事求是精髓论，从对马克思主义迷信和崇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为什么在革命和建设中有人要搞“本本主义”？为什么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敢进行创造性地实践呢？这是因为这些人被一种迷信观念束缚住了，总认为马列没有这么说，我们也不能这么说；马列没有这么干，我们也不能这么干。这种教条迷信的观念，害苦了党，害苦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从这种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更不可能发展马列主义，也肯定搞不好社会主义。因此，应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使这一思想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生长点。

坚持实事求是，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方法。主观主义的实践中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把书本上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照搬照套。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虽有区别，即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的出发，但其认识路线也是错误的。主观主义的各个表现形态，虽然具体表现不一样，但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搞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同实事求是对立。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本本”、“条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狭隘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使思想符合变化的实际。因此，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根本出路，而解放思想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客观实际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作为主观形式的理论认识也必然要因时而变，否则人的思想认识就停滞了、僵化了，就会阻碍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版权所有

邓小平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最深刻揭示，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P406）实事求是就是这种出发点和方法。从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少采用这一提法。他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只是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采用了“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他说：“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又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呢？”［6］（P118）这里很清楚，邓小平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这就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过渡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精髓论”跟马恩自己的提法完全一致。当然，“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是反“本本”主义，反教条主义的，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反教条主义的效果。但是具体说起来，在理解上可能产生歧义。“立场”、“方法”不会有分歧，有分歧可能出现在对“观点”的理解上。学习马列，坚持马列的“观点”，马列著作中的“观点”很多，是要坚持马列著作中所有的“观点”吗？显然，有些观点有普遍意义，要坚持（如理论与实践统一）；有些观点有时效性，坚持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国胜利论）；有些观点不适合具体实践情况（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三无”，即无市场、货币、商品），不能坚持。因此，笼统说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就可能被教条主义钻空子。邓小平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考虑到历史情况重提了“立场、观点和方法”，但通过他的解释，过渡到“实事求是精髓论”，因为这是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有利于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对思想的重大贡献，对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哲学上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P365）为什么在“”结束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呢？因为在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僵化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习惯采取本本主义式的态度，不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列主义和思想。因此，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了。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6］（P143）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形成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进程。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的历史地位，就不能对思想采取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态度，也就不能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就不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和宪法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必须坚持的。但多少年来造成一种错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甚至公开提出对真理要崇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也要崇拜。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真理，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我们应该尊重，但不能崇拜、迷信。因为实践要发展，真理也会发展，如果采取崇拜和迷信的态度，就会看不到、不承认真理的发展，更不愿去按照实践的发展把真理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提供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现成处方和教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去找到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的办法。

解放思想，不仅要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也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也不认为他们书本上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他们一再告诫其学说的追随者和后继者们：“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13］（P460）、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多次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

有两种人的崇拜和迷信的观念很深。第一种人就是和邓小平多次批评指出的，不先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先找“本本”，找“本本”上的理论依据，叫拿“本本”来。第二种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都说成是在马恩那里早已有之，否认后人对前人的突破性发展。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马恩著作中储备了解决后人一切问题的答案、信息、理论，后人只要用放大镜、显微镜埋头在书本里去找，就会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提出这种论调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却是有害的。因为它否认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实践，否认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新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全息论”。正是因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崇拜、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歪曲还有影响，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还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我们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一种观点：凡是采取科学态度的人，都会坚持实事求是，凡是要获取实践的成功，都必须实事求是，即必须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能说这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能说这样产生的新理论、新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这是应该说清楚的。笔者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作为思考解决具体问题方法的纯方法，称之为小实事求是；第二种是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论和实践、研究出发点和方法论，这不是一般科学态度所能达到的，它要求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进程，把实践推向前进，从而把理论推向前进。这样的实践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必然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出发点，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实事求是的期望目标和必然归宿。因此，衡量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三个代表”的归宿点。

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从错误和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是封闭的、最终完成的理论体系，它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在不断总结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不断地从错误和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源泉。首先是它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最终完成的理论体系，他们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对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进行辩证的否定。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从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派，最后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严格的实践批判精神。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这就决定了它要在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过程中来发展、完善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践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点在列宁对物质范畴的丰富和发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危机对哲学观念带来的影响，列宁从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出发，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毫不畏惧从错误和自己的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首先，要从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恩格斯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3］（P679）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勇于、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认识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为只有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他深刻地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4］（P825）在对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初期，接连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等重要文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勇于和善于从苏联的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善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败的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反面的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他说：“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7］（P173）他在总结建国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他认为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其次，要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中学习有益的东西。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重点要求我们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勇敢地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益的经验。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就不会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在建国后曾经明确提出从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思想。他在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的同时，指出“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这是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5］（P203）。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解决好这个课题。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他认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P373）

去年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涉及到如何认识、学习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既有巨大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失误。列宁正是在深入研究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变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列宁主义的新阶段。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二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其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方面不能以发展了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不断推动下，在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剧变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逐渐被其腐朽性、反动性所取代，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即是证明。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呈现出稳定发展的局面。现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时期，它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也不可能消除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积极探究资本主义进行市场调控的有效手段和机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收稿日期：2001—04—1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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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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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改进党的作风［J］．求是，2001，（1）．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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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范文第3篇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