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论文范文

票据法论文篇1

在有价证券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票据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学者多称之为完全的有价证券。之所以称票据为完全有价证券，是说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权利的产生以作成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如果持票人不慎丧失所持票据，则行使票据权利就失去了载体和依据。为了补救失票人的权利，同时也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来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一、何谓票据丧失

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

（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

（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

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情况。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对绝对丧失票据的救济不是通常所讨论的票据丧失之救济。权利救济中的票据丧失一般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

票据的丧失是票据流通过程中常见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票据权利人，很多情况下即使票据权利人尽了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票据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据的丧失。如果把票据丧失的风险责任单纯地由票据权利人承受，无疑将降低票据在票据使用人心目中的价值，极大地损害票据流通性。显而易见，当票据当事人在取得票据后还要担心若票据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丧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时，票据当事人将会尽量排斥对票据的使用，以保证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本属性，必须在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对其进行救济，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讼。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前种方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后种方法。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对此规定差异太大，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的统一规定。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讼三种救济方法：

（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挂失止付的提起人应为丧失票据的人，即失票人。我国票据法第15条只规定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资格。因此，对于失票人应当从宽理解，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丧失票据占有的权利人、义务人或者票据关系人均有权提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的相对人应为丧失的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包括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暂停票据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挂失止付通知后，应在法定的期间内停止对票据的付款，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付款人或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

结合《票据法》和《止付结算办法》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在3日内暂停止付，在这3日时间内，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讼或者申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则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长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挂失止付应当继续维持下去，直至法院对票据权利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挂失止付只是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据被他人冒领。挂失止付并未对票据权利加以确认，失票人若想恢复自身的票据权利必须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另外，挂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

（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进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可以随时申请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经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则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有权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为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包括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以及能够以背书连续来证明自己为票据合法权利人的被背书人。同时还应当允许出票人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票据遗失后，已经知道现实持有人的情况下，失票人则不能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返还票据的诉讼。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并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至少为60日。

在公示催告期间，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依申请人的申请，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挂失止付程序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票据合法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其次，我国对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间的规定。公告期间或者公告期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如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通过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申请人的票据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并没有在60日的公告期内发现所持有的票据正在被进行公示催告的事实，因而也不可能去申报权利。如此一来，则票据丧失的风险则完全落在了票据善意第三人身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也对善意第三人相当不公平；再次，我国票据法中没有对如何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做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仅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在除权判决生效后，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这些缺陷都导致了对票据利害关系人和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不力。票据的原权利人无论是因被盗、遗失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过错，应当由自身承担票据丧失的相当程度的风险。法律规定了对其票据丧失的救济，但却不可以矫枉过正，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完全转移到他人身上，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挫伤民商事活动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这对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同样是个极大的损害。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通过以上对我国票据权利救济制度不足之处的论述，可以看出，现行的票据救济制度过多的保护了票据原权利人的利益，把票据丧失的风险大部分都转移给票据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承担出现了失衡，本身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反而要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当事人在进行票据流通的时候，还要考虑自身可能会因无法预料的原因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打击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则会大大损害了票据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票据根本属性，也会使票据的流通和使用陷入困境。

针对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笔者尝试在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其不足之处做出改进，使得票据丧失风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得到更为公平的承担，也使得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以期维护流通性这一票据的根本属性。

挂失止付作为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挂失止付可以使失票人在得知丧失票据占有后迅速地向票据付款人（包括付款人）通知票据丧失的事实，并要求其停止付款。但是在实践中应当要求这种通知以书面形式做出，同时失票人还应当将该票据的副本向付款人提示，证明其拥有该票据，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另外还要说明不能出示票据的事实和理由。当然挂失止付并不是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的必经程序，是否通知挂失止付是失票人自身的权利，由失票人依自己意思自由处分。

失票人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没有挂失止付的可以随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在审查失票人的申请后，认为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法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当时法院还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权利。在60日的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法院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做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同时，对于我国现行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建议修改为“公示催告期间，善意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样才能更为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对失票人的保护有矫枉过正之嫌。票据流通当中相当重视票据无因性以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若因对失票人权利过多保护而任意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则违反了票据流通中无因性和独立性的基本规则。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是对公示催告申请人票据权利恢复的确认。

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为了防止由于利害关系人由于正当合理的原因未能在公告期内申报其权利，其后可能发生的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在宣告票据无效的同时，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当于票据金额的担保。担保的性质及其条件由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之间的协议规定，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进行规定。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将已丧失的票据的金额予以提存，存放在法院或者适当的主管当局或机构，提存的时间为从判决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因为在票据到期时，如果利害关系人尚未对其票据要求付款，则可视为其放弃自身持有的票据权利，法律无须再对其进行保护。如果在此期间，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关的权利主张，在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后，票据付款人应当对主张权利人进行付款。票据付款人在付款后则可以取得担保品，或者取得担保品变卖后的价款。失票人则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提起针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若在票据公示催告期间，或者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票据主张权利时，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与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申请人和权利申报人应当提起有关确认票据权利归属的诉讼，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纠纷。

在票据权利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由法院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如利害关系人无法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善意第三人或者合法权利人，则其无法获得票据的合法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若利害关系人确实为善意第三人，一般都有能力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如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则法院可通过判决确认其享有票据合法权利。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就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失票人则可根据善意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提起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四、票据救济制度完善之后的展望

票据法论文篇2

一、票据质押的法律性质

票据质押是指为了担保债务履行，作为持票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自己的票据作为质物，设立质权的行为。①我国《担保法》第76条和《票据法》第3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票据质押是以票据为标的而成立的一种质权，具有特殊性，因而准确界定其法律性质对于理顺和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至关重要。

（一）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

首先，票据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财产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以其作为债权担保的担保方式。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以其占有的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的财产变价优先受偿。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质押又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权利客体不同。动产质押的客体是有形财产，而权利质押的客体则为无形财产，即权利。第二，公示方法不同。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虽然都是以转移占有为公示方法，但转移的内容不同。动产质押转移质物是外在的、有形的，可导致质权人对质物的直接占有；而权利质押主要转移权利凭证，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观念上的占有，因而质权人对权利的占有又被称为“准占有”。第三，权利实现方式不同。动产主要通过拍卖、变卖、折价的方式实现债权，而权利质押除了上述传统方式外，还包括质权人代位向出质人的债务人行使该出质权利的方式。②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意义，而是其代表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具有交换价值，从而成为担保物权的标的。因而票据质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利质押。我国《担保法》第7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其次，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与一般债权质押不同，票据质押的特殊性基于票据本身的无因性、文义性和要式性等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债权质押的生效要件是合意和交付，完成了上述两个环节，债权质押合同生效；而一般来说，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强调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和交付（关于这一点《票据法》和《担保法》规定不一致，将在后文进行分析）。第二，在理论上，通说认为在权利质押中，质权人享有转质权③，但是对票据质押中的质权人的转质权一般均持否定态度。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第三，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必须以主债权已到期且尚未得到清偿为前提条件，而在票据质押中，多数国家均规定质权的行使无须主债权已到期，在票据载明的付款日，即可基于票据质权请求付款。我国实践中票据质押的行使条件与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条件相同，即要求满足主债权已到期且未获清偿。

（二）票据质押是一种票据行为。

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主要有四种：出票、背书、承兑和保证。出质人在按照《票据法》第35条规定的设质背书的情况下，票据质押应当定性为一种票据行为，具备票据行为的一般特征。

1、要式性。所谓要式性，即要求票据行为必须遵循法定的、严格的形式要件，不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或变更，否则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票据质押的要式性具体体现在：第一，以背书的方式进行，并且记载“质样”字样；第二，行为人应当签名或盖章；第三，按照票据的格式或款式记载上述内容。

2、无因性。是指票据质押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可生效，而不问其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易言之，票据质押的意思表示一经背书记载，并将票据转移给被背书人占有，票据质押就具备了票据法上的效力。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如何，主债务是否有效均不影响票据质押行为的有效性。

3、独立性。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是指若干行为人在同一票据上各自所为的票据行为，都依各自在票据上所载文义独立发生效力，互相不发生影响。票据质押的独立性体现在其有效性并不受此前的票据行为的影响，即使某一环节出现行为人的票据能力瑕疵，或伪造、变造签章等情况，票据质押的效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4、文义性。这是指票据质押的内容完全以票据上记载的文义为准即使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与实际情况不符，仍应以文字记载为准，不允许当事人以票据文字以外的事实或证据来对票据上的文字记载作变更或补充。即使当事人因为失误或认识错误导致票据记载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仍应按票据记载承担票据责任。

5、连带性。这里的连带性并非指出质人所有前手都可以在条件成就时与质权人连带地对出质人主张质权，而是说出质人的所有前手都可能与出质人一起，对质权人的债权在票据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票据质押的实际意义就在于这种连带性，它使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除了有出质人的担保以外，增加了第三人的担保，以强化对债权的保护。

二、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内，票据质押是一个兼跨《担保法》和《票据法》的法律行为，而这两个法律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又规定了不同的条件。

《担保法》第76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根据这一规定，票据质押的生效条件有两个：一是合意，必须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二是交付，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票据质押自票据交付给质权人时起生效。

《票据法》第35条第2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④《规定》第55条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可见《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生效条件也有两个；一是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二是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

从上述规定可见，《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条件的规定不相统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要求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为之。依照《票据法》，经背书“质押”的票据质押有效成立，而依照《担保法》，出质人虽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但另行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者质押条款的，构成票据质押。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两种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应以哪种规定为准？笔者认为，从债权担保角度来说，《担保法》是债权担保的普通法，而《票据法》是票据的专门法律，其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构成了债权担保的特别法，按照一般法理，在普通法与特别法规定不一致时，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理，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因而，有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应当适用《票据法》的规定。据此，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以背书方式为之，出质人为背书人，质权人为被背书人，出质人应当签盖，否则背书无效。对此，《规定》第55条作了明确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二是必须记载“质押”字样。因为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而质押背书乃是一种非转让背书，如果不记载“质押”字样，不能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因为票据是一种完全有价证券，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所以只有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其才能行使质权。

解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的条件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是另外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此时票据质押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票据质押人如何行使票据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自然不能产生票据质押的效力，但是如果其符合了《担保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质权。我国《票据法》第31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司法解释肯定了质押字样的记载只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在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时候，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权利不应当被否认。因而，即使未记载“质押”字样，但质权人的担保权利是成立的。对于此类质权的行使，持票人可以依据质押合同和票据向人民法院，要求实现质权，但是质权人必须依法举证，证明自己取得票据权利的合法性，证明自己享有质权。由于此时的质押标的为一般债权，所以质权人除了证明其质权外，还需证明其债权已到清偿期限，否则不得行使质权。

三、票据质押的法律效力

票据质押一经有效设定，即产生如下法律效力：

1、行使票据权利的效力。票据质押有效设定后，被背书人或持票人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票据权利，但是行使的票据权利的性质略有不同，因为这种设质背书并非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而是以担保被背书人对背书人的某一债权为内容，所以虽然背书人经设质背书将票据转让于被背书人占有，但是票据权利人依然是背书人，持有票据的被背书人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只能代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而已。⑤所以质权人行使质权时有一定的限制：即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方得行使。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二点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三）作出了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

2、可以在票据上再背书。但质权人在票据上的再背书仅以委任取款为限，不能为转让背书或转质背书，因为质权人对票据只享有占有权，而不享有处分权。《通知》第二点（三）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但不得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贴现。

3、质权设立的证明。设质背书的持票人可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为合法的质权人，不须另行举证。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设质背书一经成立，即独立于原因关系发生效力，即便原因关系不存在，或者不合法，也不致影响持票人的质权。当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不一致时，除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依此抗辩外，须等到票据关系实现后再依原因关系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清算。

4、切断人的抗辩。质押并非，设质背书的被背书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行使票据权利，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是在票据法上人格与利益分离的两个独立的主体，票据债务人不能象委任取款一样以对背书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被背书人。因为设质背书的目的是以票据权利的安全性和信用性作为设质债务的担保，如果允许以对背书人的抗辩对抗被背书人，就会妨碍质权的行使，破坏票据作为权利证券的安全性和作为流通证券的信用性，与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原则不相吻合，票据作为设质标的就失去其特有的意义了。⑥

5、票据责任的担保。票据质押设定后，出质人作为背书人，对票据仍要承担担保责任，在其后手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要承担付款责任。因为质押背书在质权人要实现质权时，和普通背书完全一致，一旦遭到拒绝承兑或付款，可以向其任何一位前手行使追索权，但是出质人可以质押合同中的正当理由来对抗质权人，这也就是票据行为中直接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但是如果当事人如果将设质背书的票据再背书转让，作为背书人的出质人只对直接后手也就是质权人承担担保责任，不对质权人再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及其后手承担责任。

四、票据质权的实现途径

票据质押赋予质权人的是一种附条件行使票据权利的权利，质权人只享有对票据权利行使的期待权。当设质背书完成后，被背书人虽然已经取得完整的票据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不能马上由作为质权人的被背书人行使，必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尚未清偿的条件成就时，被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才合法有效。在主债务到期前，或者主债务虽已到期但债务人清偿了债务的情况下，票据权利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一般而言，在前述条件下，票据质权人实现质权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向付款人请求付款，并以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主债务到期且未清偿而票据又已到期时，质权人可依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权利的存在，持票据提示付款人付款。如果该票据已经付款人、第三人承兑或保付，承兑人、保付人则成为票据主债务人，负有绝对的保证票据兑付的义务，其余债务人则相应成为第二位债务人。若票据主债务人拒绝付款，质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要求其履行义务。如果付款人、承兑人或保付人将票款支付给质权人，主债务履行完毕，票据质押关系消灭，被背书人应当以单纯交付的方式将质押票据退还背书人，票据到期时，由持票人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⑦同时根据《担保法》第77条的规定，如果票据已经到期而其所担保的主债务尚未到期时，质权人也应有权兑付票款，并将票款提存，或与出质人商定提前偿还债务。

2、行使票据追索权，并用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票据到期未获付款，或在到期前未获承兑时，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请求偿付票据金额。由于票据关系人承担的是一种对内的连带担保责任，相对于付款人、承兑人来说仅是一种补充担保，所以只有当票据请求权不能实现或无法得到满足时，持票人才能行使追索权，由其前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而，可以认为追索权是付款请求权的一种补充或保障性的权利，起着规范票据债权流通、保障票据制度运行的功能。质权人通过行使追索权而获得票款，可优先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有关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在界定票据质押的票据行为性质的前提下，诸多问题还是能在基本法理的指导下，依据《票据法》和《担保法》的规定予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的有些规定与基本法理和世界上的立法通例还存在有一定的出入，修改相关立法，完善票据质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注释】

①辜明安：《票据质押基本问题新探》，载《社会科学研究》第2002年第6期。

②刘保玉：《权利质押争议问题探讨与立法的完善》，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2页。

③所谓转质是指在债权存续期间，质权人为了担保自己或第三人的债务而将质物移转占有给债务人，从而在该质物上设定新的质权的情形。

④根据《票据法》第80条和第93条规定，关于支票和本票质押的规定，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⑤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⑥姜建初：《票据原理与票据法比较》，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票据法论文篇3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法》中不仅规定了票据权利，还规定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尽管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其与票据权利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对票据权利和利益偿还请求权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发现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所在，从而正确界定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论文关键词：票据权利 利益偿还请求权 Abstract: In china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It not only defines title to the instrument，but also claim for reinstitution interest is fallen under it。Though the specific regulation about claim for reinstitution is defined i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there is substantial difference with title to the instrument。In this pap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itle to the instrument with claim for reinstitution interes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s given to pursue the relation and the distinction，so as to interpret correctly the legal nature of claim for reinstitution interest。 Key word：title to the instrument claim for reinstitution interest 尽管具有现代意义的票据在国际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在我国却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作为票据核心的票据权利自然更加不能为人们所熟悉。依据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票据权利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该条文明确了票据权利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金钱债权，虽然特殊，也依旧是请求他人支付一定金钱的权利，它是依出票行为而产生的，依背书行为而流通转让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我国《票据法》中不仅规定了票据权利，还规定了票据法理论上通称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如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利益偿还请求权在我国票据法中虽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关于法律上对其性质的认定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票据上的权利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基于票据关系产生的，其为一种票据权利。第二种观点是不当得利请求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属于民法上因不当得利所产生的权利，它是请求权人基于义务人获得的利益并无合法根据而主张的。第三种观点是损害赔偿请求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相同，它是请求权人由于正当利益受到损害而向义务人主张的。第四种观点是票据上的残存物说和票据权利的变形物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票据上残存下的一种请求权。而日本学者进一步认为应从事实上将其考虑为票据权利的变形物。第五种观点是特别请求权说。此为日本学界、我国台湾及大陆的主导学说，即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基于衡平理念，为缓和票据的严格性而由票据法规定的一种特别请求权或特定请求权。 其具有指名债权的性质。 由于我国票据法中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规定在学术界中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认识不应该简单地从法律规定的层面上予以认定，应该通过对票据权利和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后再予以确认。本文将试图从票据权利和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联系与区别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正确界定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一、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成立条件的比较 由于票据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金钱给付请求权，那么票据权利是以票据为载体而存在的，故票据权利的有效成立必须以票据的合法有效为存在 的前提。任何票据形式上的持有人，如果持有的是一张无效票据，那么根本无法享有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其手中所持有的票据权利不可能有效成立。根据我国票据法的基本理论和票据法中的有关规定，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票据本身的无效。第一，出票人签发票据时在票据上附条件的（如出票时在票据上附有“收到全部货物即付款”的记载），票据无效。如果允许这种记载合法存在，将会使票据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从而妨碍票据的流通。此类记载也违反了票据无因性的特征，因为允许此类记载的存在无异于将票据关系与合同交易关系紧密相连了。这种附条件的记载直接违反了票据法理论中关于“无条件支付”与“无条件委托支付”的一般法理。第二，我国《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第三，我国《票据法》第9条第2款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四，在我国票据法中第22条、第76条、第85条中分别对汇票、本票、支票的必要记载事项作出了规定，而且在这些条款中明确指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无效。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构成一张有效票据的最基本的法律要求。若记载不完整，势必严重影响到票据的效力。笔者以为由于票据的文义性原则，这四种因为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票据内容记载的规定所形成的瑕疵，导致了票据本身的无效。而无效票据上则不可能存在票据权利。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外，另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票据的有效成立必定会经过出票这一基本的票据行为。按照我国《票据法》第20条的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由此可知票据是要由出票人签发并交付的，如无出票人的出票行为，票据不可能合法有效并进入流通领域。而根据我国《票据法》第6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那么如果出票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必定无效，故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人作为出票人签发的票据即使被交付，也将是一张无效票据，在此张票据上票据权利也不可能有效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票据权利有效成立意味着持票人必定合法有效地拥有票据权利。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持票人拥有票据权利也必定同时拥有票据那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持票人必须以合法手段取得票据。尽管票据法律制度非常强调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但对于无因性的强调旨在保护善意持票人（hold in due course），即善意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因前手间不合法的原因关系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决非保护非法持票人的权利。正如《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笔者认为此条款中的“等”字实为概括式的提法，而非并列式的，故在实践中不应该只有欺诈、偷盗、胁迫等三种手段为非法取得票据的手段。例如抢夺、从事非法交易如走私、贩毒等取得票据或其他从事非法活动如等取得票据，皆属于采用了非法手段，所以当持票人以非法手段获得票据，其并未相应地取得票据权利，或者说非法持票人手中的票据权利并未合法有效地成立。此外，我国《票据法》第12条中规定，出于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由于恶意、重大过失是善意的相对概念，换言之，具备善意则享有票据权利。从民法角度解释善意这一概念也符合了民法与票据法作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法理。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善意（Bona fides）的定义是：“如果一个人诚实行事，即不知道或无理由相信其主张没有根据，他就是善意行为”，“当该人得知表明其主张缺乏法律根据的事实，则不存在善意”。那么笔者以为如果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尽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如从票据外观无法知悉其具有瑕疵），则应推定持票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所谓票据瑕疵是指有影响票据权利效力的因素存在，致使持票人在实现票据权利的过程中受到妨碍或影响。 其中票据瑕疵又可分为形式上的瑕疵和实质上的瑕疵。前者如出票人签发票据时附条件、票据上大小写金额不一、出票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背书不连续等；后者如票据被伪造或变造等。笔者以为由于票据的强流通性，作为一般的持票人如果要求他对票据上的实质瑕疵也必须进行审查（如在票据实践中被背书人一般只会注意票据上背书是否连续，而不是审查票据的签章是否伪造或变造的）将不符合实际情况。故而笔者认为只要持票人对于形式上瑕疵的认定上无任何过错，则推定其为善意的。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由票据债务人证明 持票人有恶意，此处采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我国《票据法》第32条第1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有学者认为依据此法条的规定，持票人必须审查转让人的签章，从而认为票据的实质瑕疵是必须被审查的。但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法条中规定后手必须对前手的真实性负责，仅是当票据的持有人在行使追索权的时候，一旦由于该后手的直接前手由于真实性问题（如其签章被伪造）而不承担票据责任时，而明确该后手应负法律责任的一种规定。它应该被当作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并非是考察持票人主观善意的一个生效要件。从该法条的内在涵义来看，仅是为了保障票据的强度流通性，并非要求票据的实质瑕疵必须被审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持票人可能审查的应该是票据的外观和转让人的个人身份。 票据权利的有效成立是以票据的合法有效及票据权利取得的合法有效为基础的，那么利益偿还请权的成立条件又与票据权利的成立条件有何联系与区别呢。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由票据法规定的对于仍然存在的因票据基础关系存续的实体权利而产生的一种特别请求权。既然它是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则其应以票据权利曾经有效成立并存在为前提。如票据为无效票据，或票据由于持票人是通过非法手段或主观上恶意取得票据的，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票据权利并不有效成立。因此票据权利不成立，就不会发生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引起利益的失衡，也就没有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票据法》第18条中关于“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当之处。这是因为一旦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可能导致票据本身的无效，而无效票据是不存在票据权利的，无票据权利则不可能产生利益偿还请求权。故而笔者认为此项法律规定有其逻辑错误，应予修订。另外空白票据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是应引起注意的。所谓空白票据（incomplete instrument），又叫空白授权票据，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时，有意识地将票据上应记载的事项不记载完全，留给持票人以后填补记载的票据。 从此定义不难发现空白票据在补充记载完全前，票据权利并不明确，因而并无成立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基础。因为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由此可知在我国只存在空白支票，而且空白支票在补记前是不得使用的，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其补充记载完全前尚未交付，而票据的出票是必须经过签发与交付两个过程的，空白支票未交付则表示尚未生效，亦无票据权利，那么也不可能产生利益返还了。 以上的分析仅是表明了票据权利曾经有效成立是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条件。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不仅要求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过，它的有效成立必 定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条件。在票据法的理论中均指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必定是因为时效期满或手续欠缺致使票据权利丧失的结果。而我国《票据法》第18条也作了相似的规定，如“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由此可知属其他事由使票据权利丧失则不发生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效果。如丧失票据，则持票人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宣告票据无效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予以补救；又如票据因欠缺“必要记载事项”无效的，则持票人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或预约关系予以补救。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亦可知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必须以丧失了票据权利为前提。因为如票据权利并未丧失，持票人则可直接行使票据权利，而无须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当然票据权利的丧失应该是仅相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对象而言，持票人丧失了票据权利，而并不要求持票人对于所有的票据债务人都丧失了票据权利。前文曾指出票据权利要合法有效成立，持票人必定是通过合法手段善意地取得票据的。而在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中，无论是票据法理论上还是票据法中均未要求请求权人对于票据权利的丧失是善意的。换句话说，持票人对于票据权利的丧失即使有主观上的恶意或过失，也不影响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当然在票据的实务操作中，持票人不可能恶意地放弃行使相对简单的票据权利而选择行使相对繁琐的利益偿还请求权。 二、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利益条件的比较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由于票据权利的存在是以票据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 那么票据权利的实现必将以票据的取得为前提，因此依照该法条的规定，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即在于持票人给付了对价。对价（consideration），又称约因，为英美法特有的概念，简言之就是合同一方的失去，而另一方则得到。而此条款中将票据对价直接定位为“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笔者觉得此处有四个应注意的地方：（1）所谓“相对应”即足够（sufficient）而不同于合同对价中的相当（adequate）。换言之，支付明显不当的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法律上推定其为恶意持票人。 （2）由于票据是一种强度流通证券，核心即为流通性。法律推定，每一个持票人，在其获得票据时，均已支付了对价。但据法理，任何推定均可通过反证（negative evidence）来加以推翻，实则是举证责任倒置了，也就是说持票人有无支付对价，须由票据债务人予以证明。（3）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取得票据时必须给付对价。但其作为一项原则却也有例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笔者认为从此条款可知，依税收、继承、赠与三种情况取得票据时，其持票人实现票据权利的物质基础并不要求给付对价。由于这三种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那么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完整程度也相应地受限于其前手，即“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注：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2款）。（4）法律仅要求票据权利的实现必须给付对价，而并未规定支付对价与票据的给付必须是同时履行的。如果票据的当事人间在基础合同关系中作出了关于“一方先给付票据，对方后支付对价”的约定，该约定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此处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作出了这种约定，那么一旦取得票据的一方在事后并未给付对价，却又通过提示或背书转让已得到的票据获取了票据权利，该如何保护受损方的利益呢？因为作为基础合同外的第三方（如票据的债务人，此时不包括本票的情况；被背书人等）是不可能知晓上述当事人间是否给付过对价这一具体事实的。在第三方（票据债务人、背书人等）看来，票据具有极强的公示效力，票据的持有本身即表明持票人已支付过对价，且第三方并无义务审查上述当事人间是否给付过对价。在民法理论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任何约定，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效力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票据理论中的无因性特征与该条款间的矛盾所在了。只是以笔者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理论及逻辑上的冲突，而且也是实践操作与该条款的一种脱节。笔者认为一旦基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作出了上述约定，而相对方确在未给付对价但实现了票据权利的情况下，受损方可以通过民法中的“返还不当得利之诉”请求相对方返还票款。因为此时相对方获得票款并无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他未给付对价的法律行为也必定会造成相对方的损失，从而符合不当得利形成的构成条件，相对方可以通过“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利。 票据权利是以给付对价为其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那么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必定与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有其内在的联系。正如我国《票据法》中第18条中规定的“持票人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换个角度看，持票人实现其利益偿还请求权的物质利益基础即在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因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而实际受有的利益，也就是出票人或承兑人根据票据基础关系实际获得的利益（对价或资金），当然在理论上绝不可以等同于出票人或承兑人未支付的票据金额（尽管在实践中两者可能是一致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上受益情况，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1）汇票的出票人在发行汇票时已取得了代价，但还没有向付款人提供资金，由于票据权利消灭而使他免去了担保付款的义务；（2）本票的出票人在发行本票时已取得了代价，但因票据权利消灭致使他免去了付款义务；（3）支票的出票人因票据权利消灭而使支票金额在银行仍存在自己的帐户下；（4）汇票的承兑人已收到出票人提供的资金，但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免去其付款的义务。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如出票人签发票据的行为是赠与行为，本身非受有对价，虽然票据权利消灭免去了付款义务，但由于其并未受有实际利益，故不得充当偿还义务人。而此时实际受有利益的为背书人，但由于他所获利益源于出票人的赠与，与票据权利的丧失亦无关，故亦非偿还义务人；若汇票的承兑人未受到出票人提供的资金，即使因票据权利的消灭免去了其付款 义务，其亦非偿还义务人，原因在于其并未获得过实际利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实现是以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获得利益为基础的。这是由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间在票据流通过程中一般已有对价关系，保证人亦无受有利益，因而他们不可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对象。而出票人和承兑人实际获得的利益也就是在基础合同关系中由对方当事人支付的对价，这也就成为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由于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对价也是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那么在基础合同关系中由对方当事人支付的对价也将成为其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而一旦他的票据权利丧失，其支付的对价也必成为了他向出票人和承兑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物质利益基础。此处便出现这两种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重合的情况。然而作为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的对价还应包括在票据流通过程中, 被背书人所支付的对价，从理论上来讲它并不一定等同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获得的利益。这表明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可能与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发生重合，即均为基础合同中所支付的对价，而由于被背书人在票据流通过程中所支付的对价也可以成为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也就是说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的范围应广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 三、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在实务操作中的比较 利益偿还请求权虽然是于票据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它毕竟不是票据权利，因此其在实务操作中必定会与票据权利有很大的区别。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性质，故涉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一系列实务操作的问题，除票据法中有规定的，亦可适用民法中关于债的相应规定。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履行地上的比较。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民事金钱债权，是请求他人支付一定金钱的权利，那么票据金额给付的场所也就是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了，因此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也就自然地成为了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了。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76条、第8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付款地并非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但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付款地也可以成为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如我国《票据法》中第23条第1款规定：“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第77条第1款规定：“本票上记载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而由于付款地并非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因此法律中对于票据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票据法》第23条第3款规定：“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第77条第2款规定：“本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第87条第2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而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6条的规定，票据权利的履行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场所，无营业场所的应当在其住所地。由此可知，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也就是票据债务人的营业场所，无营业场所的为票据债务人的住所。而利益偿还请求权非票据权利，因此在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或法律上推定的付款地不可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履行地。从利益偿还请求权所具有的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来看，其履行地可以参照我国民法中关于债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我国《合同法》第6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由此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应以请求权人的所在地为履行地。由于票据权利消灭时的持票人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此时该持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则当然地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履行地。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法院管辖上的比较。由于法院管辖的问题是属于程序诉讼方面的，在我国票据法中并未对票据权利的法院管辖作出任何规定，故应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兑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该条款中规定的票据兑付地也就是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一旦票据权利发生纠纷时，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的人民法院便当然地拥有了管辖权。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否应该属于该条款中所说的“票据纠纷”，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票据纠纷的解释，但从票据制度本身理解，票据纠纷只能是 票据权利纠纷和因票据物质形式本身所发生的纠纷（如票据归属、票据返还等）。 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既非票据权利，也决非对票据物质形式拥有的权利（即票据的所有权），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27条的规定则不可能适用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因其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故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即由利益偿还请求权引起的纠纷应由请求对象（出票人或承兑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所管辖。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时效的比较。我国《票据法》中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根据此法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明确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有2年、6个月或3个月等三种不同的情况。而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非票据权利，则当然地不再适用票据法中有关时效的规定，而票据法中对其又无特别规定，故应适用民法上一般债权的时效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即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两年内不行使该项权利，则丧失了依诉讼程序强制请求对象偿还利益的权利，也就是民法中常说的胜诉权的消灭。但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实体权利依旧存在，它并不因胜诉权的消灭而丧失，出票人或承兑人自愿偿还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也具有法律效力，为法律所认可。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获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起算时间，即持票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偿还请求权成立之日起，也就是票据时效期满或保全手续期间届满日的第二日开始计算。由此亦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时效的起算实际是以票据权利时效消灭为前提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实为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权利行使和转让上的比较。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上权利的行使必须持有票据，票据丧失，则不能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所以票据权利的行使必定以提示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并无说明的义务，义务人也没有审查的义务，即票据权利的有效与否非以票据权利发生原因的合法有效为前提。即使票据权利产生的原因关系解除、无效或有缺陷，其并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效力，即票据一经签发并有效成立时，票据持有人即独立享有票据权利。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票据权利在行使的时候仅需要提示票据，无须证明其权利来源的合法性。这也正是作为票据灵魂的无因性特征的最大体现。而利益偿还请求权既然不是票据权利，从理论上而言，其行使则自然不以提示票据为要件。但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主体却必须是票据权利消灭时的正当持票人。当然这时的持票人不以最后的被背书人为限，还包括因被追索而履行了票据债务后取得票据的背书人，因履行了债务而取得追索权的保证人，因继承、公司合并、一般债权转让、期后背书等原因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此时权利行使的主体不以提示票据为行使要件，但持票人应证明自己为实质权利人，也就是说权利人必须证明曾支付过对价并受到了损失。换言之，当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时候由于时效届满或保全手续而已经失效的票据仅仅是利益偿还请求权行使时的有利证据而非权利行使的生效要件。但是笔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不仅应是实质的权利人也应为形式上的权利人。这是因为如果他并非实质的权利人何来利益偿还一说。而若非形式上的权利人（如背书不连续而欠缺形式要件的持票人），持票人手中的票据权利根本不可能有效成立过，如此持票人则丧失了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基础。当然以上所进行的不过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笔者个人以为在实践操作中，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必须提 示票据。这是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权利人向出票人或承兑人请求的，而票据经过多次流通，票据权利丧失时正当持票人（即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与出票人或承兑人（利益偿还义务人）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正如前文所述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是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受有利益且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必须证明他自身为实质的权利人。但是由于偿还请求权人与偿还义务人间并无可以证明其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合同的存在（偿还请求权人仅与其直接前手间存在基础合同；而义务偿还人仅与其直接后手间存在基础合同）。那么要证明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受有利益或者说要证明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为实质上的权利人，就必须证明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支付过对价。因为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的代价。由此法条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一旦提示票据，则可以推定其支付过对价。而因为在票据的流通过程中，利益偿还请求权人的直接前手在获取票据时也应该支付过对价，故其不可能实际受有利益，由此也可以推断只有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会实际受有利益。因此尽管利益偿还请求权并非票据权利，从理论上而言并不可以提示票据为其权利行使的生效要件，但从实践中而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也必须提示票据。 此外，按照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 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81条第1款的规定“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由此可知，我国票据权利的转让仅采用背书的方式。所谓“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注：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2款）从此可以看出票据权利的转让并不要求权利人通知票据债务人，从而保证了票据的强度流通性。而利益偿还请求权则依照民法中普通债权的转让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那么请求权人在转让利益偿还请求权时，负有通知出票人或承兑人的义务，而且双方就转让事项必须达成书面协议，如果出票人或承兑人不同意转让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权人不得转让权利。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权利抗辩上的比较。对于票据权利的抗辩，在我国《票据法》第13条中有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票据理论上和实务操作中，均惯于将票据权利的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前者是基于票据本身的事由发生的抗辩，随票据本身的发生而存在，可以对一切的票据债权人提出的抗辩。如：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记载了票据上不得记载的事项导致票据本身无效引起的抗辩；票据被伪造、被变造引起的抗辩；票据由于欠缺保全手续或因时效而消灭导致的抗辩。后者是基于人的事由而发生的抗辩，它是票据债务人针对特定的票据债权人而提起的抗辩。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债权人，抗辩事由即被切断，债务人不得再以原来的事由对新的持票人行使抗辩。而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丧失后的补救权利，那么原则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义务人可以以票据上的一切可对抗持票人的事由来对抗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故而凡是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票据权利丧失前用以对抗持票人的事由，在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同样可以主张；而如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票据权利丧失前，其抗辩权已经受限的，那么在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同样应该受到限制。作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原因的时效届满和手续欠缺则当然地不能作为抗辩事由。而且因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不以提示票据为必要，那么偿还义务人也不能以未提示票据为抗辩事由。另外，票据权利因转让可能发生“抗辩切断”即票据债务人对其前手关于人的抗辩权不随着票据权利的转让而转给其后手；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作为普通债权，其在转让过程中，出票人或承兑人的抗辩权也将一并随之转让，并不发生抗辩切断的现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偿还请求权尽管是于票据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其与票据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本文前述的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五种观点，笔者较为支持特别请求权的说法。也就是说利益偿还请求权仅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由票据法规定的对于仍 然存在的因票据基础关系存续的实体权利的一种特别请求权。 只是此说的缺陷在于它也并未明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笔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本质上属于票据法上的权利，而非票据权利，该权利是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其仍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性质，故我国票据法中将其定位于民事权利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票据权利丧失后法定的补救权利，也正因如此它与票据权利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6;cn/laxfore/cotent.asp《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一文 作者：汪泽 （中国民商法律网》法学前沿》学者论谈） （三）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2、《票据管理实施办法》

票据法论文篇4

笔者认为，在现行《票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电子票据与之冲突最大的莫过于票据的书面形式这一方面。作为电子票据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电文这一新生事物与现行票据法理论中书面形式要求相去较远，这使得实践中与电子票据相关的业务无法适用《票据法》。我们应该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和票据交易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的课题。

关键词：票据法，电子票据，书面形式

一、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于1995年5 月10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正式通过，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的票据行为将有法可依，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总的来说，新颁布的《票据法》是比较成功的，它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国外先进的票据立法经验。但是，随着我国和世界经济的逐渐发展，十年来，在票据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交易形式，使得《票据法》的相关规定陷于滞后，在这里，笔者试着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就电子票据和《票据法》理论与实践对于票据的书面形式冲突做一下简单的分析研究，期望能对我国票据法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二、电子票据及其与票据理论和法律的冲突

电子票据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是借鉴纸张票据关于支付、使用、结算和融资等功能，利用数字网络将钱款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利用电子脉冲代替纸张进行资金的传输和储存。它以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网络为基础，以数据电文形式存储资金信息于计算机系统之中，并通过因特网以目不可视、手不可及的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传统有纸化票据的功能。所谓“数据电文”（data message）是通过电子、光学或者类似方法产生、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等①。

由此可见，电子票据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它一般记录于计算机或磁盘载体中，非经技术处理后变成书面文字或显示在屏幕上，是不能用肉眼来识读的。在某些方面，如汇总、支付、流通、融资、结算、信用等都有着和传统纸面票据相同甚至优于传统纸面票据的功能，但是，从理论角度看来，正如当前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子票据也有一些和传统纸面票据不同的地方：

1.传统票据结算的当事人分为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事人。具体而言，汇票与支票的基本当事人是发票人、付款人与受款人，本票则是发票人与受款人。非基本当事人则是包括受让人、背书人、保证人、参加付款人及预备付款人等。而电子票据的当事人则是转让人、受让人、发送银行、接收银行、电子交换所以及数据通讯网络等。

2.传统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的有价书面证券，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形式票据权利时，无须证明其取得证券的原因，而且票据可经背书或交付方法转让于他人。但电子票据是以电子方式进行的，电子时代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流通性，它只有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中才能流通，这样就失去了票据的基本属性。“①这是由于这些不同，导致了我国《票据法》不能调整电子票据行为。

所以，我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该法第七条又进一步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签名，应当为当事人的本名。”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实践中否认了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现行的《票据法》也不承认经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

之所以电子票据的效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注和承认，主要是基于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问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这种做法，不能够适应我国迅猛发展的电子票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私法领域“法律全球化”的要求。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我国票据法理论上还是我国票据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从我国国内其它法律部门还是国际上的一些习惯的做法来看，我们都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提供统一的规则。

三、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扩大解释的可能性

首先，从票据书面形式规定的起源来看，一般认为，票据法之所以设定票据行为是书面行为，无非主要是因为书面文件具有可识读、可长期保存、可复制、可签字确认、可恒久不变、可供日后查阅等特点或功能。而电子票据在这些方面中，只有手写签名的功能不具备之外，其他的功能可以说和传统纸面形式都一样具备的，而签字确认这一功能又可以通过现达的电子技术和相关认证单位的认证来弥补。②因此对于电子票据的书面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采取“功能等同”（functional－equivalent）的原则，对票据法所要求的书面形式进行解释分析，即立足于分析传统纸面票据书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确定如何通过电子商业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具体做法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同起着相同作用的相应书面文件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就数据电文本身来看，并不是将其完全等同于书面文件，因为数据电文毕竟还具有不同于纸面形式的性质，不一定能起到书面文件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也就是说，功能等同并不是将“数据电文”替代纸面文书或完全等同于纸面文书，事实上，由于电子票据和传统纸面票据物理上的根本区别，它也不可能起到书面文件的全部作用，只是我们应当看到现行法中关于书面文件的不同层次的要求-对于像电子票据这类的文件来说，应该参照的是书面的最低要求，而非更为严格的要求。

其次，从我国法学理论和其他部门的立法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在我国法学理论中，法律解释中有一种叫做“扩张解释”的，就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法律条文的用语进行比通常意义更为广泛的理解。①而另一方面，在我国传统合同法领域中，电子合同的形式和效力也是建立在“书面”这一前提基础上的，由于其安全性没有保障，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争论的，但在今天，人们已较清醒地看到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实则引发了一系列“提襟见肘”的现象。于是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就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②由此可见，在《合同法》中数据电文已经被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畴之中的，而且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出现。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4年下发的《关于改变电子联行业务处理方式的通知》中也规定：“电子支付信息与纸凭证支付信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纸凭证转化为电子信息，电子信息生效，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转化为纸凭证，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失效。”同样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同样又主要是数据电文的形式，又同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票据法》的书面形式扩大解释呢？

（二）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之所以要扩大解释《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并非某些人的一时喜好或者意愿所决定的，它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建设和票据无因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入WTO以后加强我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需要。

首先，在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中，惟独票据市场没有全国统一的服务平台，导致票据市场效率低下，风险积聚，而与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不相匹配的，主要就是商业票据原始的手工交易方式。即使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交易伙伴，无论多么遥远，都要进行手工交易，导致票据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交易效率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票据犯罪-特别是利用电子技术的票据犯罪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对电子票据行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承认和调整，导致了法律的空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利用，破坏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我国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在票据法理论中，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承认票据的无因性，认为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迅捷有效和安全的发展，票据在“要式不要因”，“要因不要式”二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无论是德国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概莫能外。只有法国法系的一些国家把票据作为一种有因证券，并不要求有一定的格式，不把票据的文义作为严格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已经不能解决各种各样复杂的票据关系，1935年，法国法做了大量的修改，舍弃了法国法以前的做法，参考了德国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要式性始终是票据的根本属性，没有了要式性，票据作为商事交易的一种支付手段，很难得到社会的支持和采用。因此，我们不可能舍弃票据的要式性这一根本属性来迎合电子票据的发展需要。而199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一份报告也指出，要在法律上完全取消书面形式要求是不大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进行扩大解释，将电子票据行为纳入《票据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

最后，这种做法已经在国际相关的商务实践和立法中得到了确认。早在1995年，美国一些大银行和计算机公司联合技术开发并公开演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的电子支票交易系统，并且预言“这个系统可能会引起银行交易发生革命”，新加坡也于近年开发了亚洲第一套电子支票系统。1996年6月，经过众多的国际法律专家多次集体讨论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首次适应因特网商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提出了电子票据的法定书面形式：“不得仅仅因为信息是采取了数据电文的形式，便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强制执行性。”“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须采取书面形式，那么，只要有关的数据电文中所含的信息是可以获取的，并因此可用来事后引证，该数据电文就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无论法律规定书面形式是强制性的，或者法律仅仅规定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后果，均是如此。”①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国内自身的电子商务立法中都确定了电子票据等数据电文的书面形式：1998年，新加坡颁布《电子商务法》，1999年，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也颁布《电子商务法》，美国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于1999年7月也通过了《统一电子交易法》（UETA），2000年爱尔兰和2002年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电子商务法》都顺应数字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基本上与联合国示范法保持一致，主要解决商务手段电子化与传统以纸面为基础法律的冲突，即解决数据电子或电子记录等同于纸面功能或效力的法律要件。如果我国还是拘泥于纸质书面的传统形式，势必会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阻碍我国对外商事活动的迅速发展。

四、关于电子票据的书面证据问题

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没有被纳入《票据法》“书面形式”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诉讼上的可行性以及其作为相关证据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为了便于我国更好的和国外进行商务交易的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电于商务示范法》保持一致。《电于商务示范法》第五条从法律上明确宣告了在诉讼中，数据电文与传统纸面形式一样可以作为证据采用：“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另外，又在第九条就数据电文的可接受性和证据价值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认为具备直接证据效力的数据电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生成、储存或传递该数据电文的办法的可靠性，达到“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

（2）信息完整性条件：保持信息完整性的办法的可靠性，达到初次形成时状态；

（3）具有安全的签字或类似鉴别发端人的办法。

只要满足了这些普遍和特殊的要件，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采用这些证据，将其运用于诉讼事务当中去。

五、结语

既然票据理论中，“无因性”作为票据行为一个不可动摇的特征，书面形式就是必要的，而国际上和国内电子票据业务的迅速开展和我国票据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又使我国相关的法律处于一片空白，并且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将电子票据纳入传统《票据法》书面形式之中。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和票据交易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并能够在诉讼实践中得到运用，也算是我们目前“无奈”的选择。

当然，关于电子票据的问题并非仅限于书面形式这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问题（如票据签名、原件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和探讨，以提高我们立法的科学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这些都非本人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鉴于笔者水平所限，文中疏漏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① 李建华《电子商务中电子票据的法律问题》，载《法制与环境》，2000年第三期。

② 黄建武，邓伟平，彭娟著《法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票据法论文篇5

魏 君 灿

一、票据无因性概述

无因性概念，是德国概念法学的抽象思维的产物，最早发端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并在其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而且得到德国立法的充分采纳。在德国法上，无因行为并不以物权行为为限，所谓准物权行为（如债权让与、债务免除等）及权之授予，无因性概念皆有适用余地， 并且延及票据行为、债务承认与债务约束等方面。

关于德国私法上的无因性，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书中，齐特勒曼（E．Zitelman）写道：“无因性的规制的合目的性，是毋庸质疑的，并且它向所有的国民提出了采同一规则的理由，因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其法律迟早都会采无因性。” 但是，近现代各国民商事立法实践中，不仅没有全面地承袭无因性，相反，主要是在票据法领域采用了这一概念。有法学家据此认为无因性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概念，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无因性理论在票据法领域内的重要性。

无因性的含义为：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或者不受其基础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命运的牵连；换言之：行为的效力不以其基础行为的有效为依据。在票据法中，依无因性理论，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存在及有效不起影响，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各自独立。因而，票据持有人行使票据权利无须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义务人也无审查的权利，由此，我们又称票据为无因证券。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无因性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票据无因性的确立与票据本身的特征关系密切：

票据是流通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券凭证，一般的债券凭证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让渡手续，通知债务人之后，才能生效；而票据的转让，得依背书或交付的方式转移其权利（除发票人有禁止转让记载外，均可以背书方式或交付方式转让）。因此，出售商品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就能简易地以交付方式或背书方式抵销其欠他人的另一笔债务，或向银行贴现以取得资金周转。

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的内容以及票据有关的一切事项都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例如：票据上记载的发票日与实际发票日不一致时，以票据上记载的为准。

因此，在票据法上，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证券和文义证券的基本效力，便须创立票据行为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牵连的制度，因为，票据行为的效力如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即无异于宣布接受票据是不可靠的，将会导致无人愿意或敢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证券性和文义证券性便会大打折扣，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信用手段、结算手段以及融资手段的作用将会大大受阻。所以，必须使票据行为仅为其本身而独立存在，与基础关系分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

二、各国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

票据无因性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各国票据法上的共同原则。

德国是在无因性理论上贯彻最彻底的国家，票据无因性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德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任何被凭汇票要求付款的人,不得以持票人与出票人或与前持票人有直接关系为理由向持票人提出抗辩。但持票人在取得汇票时知晓该交易不利于债务人时,不在此限。”

在十九世纪之前的法国票据法里，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这极大地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所以，后来，法国也改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原则，修订其商法中有关票据的规定， 采取票据债权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而独立化的立法方式。

在英美法上，关于票据行为的认识与大陆法系存在分歧。一般说来，大陆法系国家多主张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英美法国家主张是合同行为。 承认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时，发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合意，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英美法虽认为票据行为属于合同，但同时法律推定善意持票人是受合法交付票据的人，而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对推定其已受对价，因而在善意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已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其结果，在实务中，关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大异。

在瑞士立法上，虽然民法关于物权变动拒绝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但是关于票据行为主导性的见解仍承认票据为无因证券。

在其他国家以及关于票据法的国际公约中，票据无因性理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立法的承认。如《日本票据法》第17条规定:“汇票之受票人,不得以对出票人或其他持票人之关系为理由而以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知晓对其债务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规定:“被起诉之汇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明知对债务人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第22条规定:“被诉讼之支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取得支票时明知其有损于债务人者不在此限。”

三、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

关于票据无因性问题，我国立法最初并未有明确认识。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3项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7条第3款规定：“商业汇票和商业本票的签发，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限。” 这些规定未将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效力区分开来，不承认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因此，在拟订票据法草案时，有关部门已对票据无因性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在向人大常委会做的《说明》中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根据这一特征，草案没有沿用现行银行结算办法关于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的规定。这是因为……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

然而，我国于1995年通过，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却在许多地方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可以说是立法的一种倒退。比如：

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条规定无疑将三种票据的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款规定又将资金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另外还有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以及第90条2款的规定，都根本地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

我国票据法的上述规定是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原理相背道而驰的，这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因为，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无因性的缺失会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这造成了实务中的麻烦，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票据案件时，是否应当审理票据原因关系以及票据资金关系？而且，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商业银行实际负担了审查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实际上，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真实背景的实质审查义务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第一，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并非商业银行的职能。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交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这是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应由商业银行承担。

第二，这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必须通过审查大量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第三，尤其是在当今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复杂的票据交易背景的真实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合同的有效形式不仅包括合同书、信件，还包括数据电文（如传真、电传、电报、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实践中，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还有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值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这些情况下，增值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实践中也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值税发票可供审查的情形。

根据以上分析，在我国票据法上，迫切需要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这一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原则，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并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使中国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无因性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是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已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其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要求立法尽快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显得日益迫切。

第三，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角度讲，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需要确立无因性原则。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然而目前，立法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使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

在确立无因性原则时，应注意一个问题，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象其他原则一样,是相对的,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去理解, 即在票据的抗辩中,票据的无因性有限制的。在下列情况下票据的原因关系仍可以作为票据抗辩的事由对抗持票人, (1)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对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瑕疵作为抗辩理由；(2)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在票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 (3)一般情况下，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 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然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无对价的，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拥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说明只有票据权利完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经过对价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但无对价取得票据者,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必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总之，票据无因性包含了票据无因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而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票据纠纷的当事人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当事人；在票据业经转让的情况下，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是票据关系中直接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即票据背书的直接前手和后手，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中的例外情形，仅应适用于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票据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和顺利实现，同时也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上最基本最直接权利人在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中所共同拥有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票据无因性原则是各国普遍承认的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积极意义，理应为我国票据法采纳，以便更好地发挥票据的流通及信用功能，并使我国的票据立法与实践更好地适应国际大环境，促进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书目：

（1）谢怀栻 著《票据法概论》 法律出版社 1990年5月第1版

（2）梁建达 著《外国民商法原理》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版

（3）陈华彬 文“论德国私法上无因性理论的形成” 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 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崔艳鲲 文 “票据的无因性初探” 载《商业研究》2002年第4期

（5）谢怀栻 著《谢怀栻法学文选》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

票据法论文篇6

关键词 票据质权；转质；票据抗辩

一、引言

票据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重要货币工具，作为商业经济的载体，票据的支付结算、流通、信用等特别功能正逐渐发挥着商业货币的功能。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质押财产的交换价值，弥补质押财产的使用价值不能有效发挥的缺点，不同国家对于票据转质的立法态度不同。例如在日本的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就规定：质权人于其权利存续期间，可以以自己的责任，转质质物；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民法第九百八十一条就规定：质权人于质权存续中，得以自己之责任，将质物转质于第三人；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转质，造成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向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

票据流通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一方面，票据的文义行、无因性、要式性等体现了票据流通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票据的抗辩制度限制、保证、承兑制度为了票据流通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本文讨论的票据转质背书，正是票据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由于票据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票据的转质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学者普遍认为：票据抗辩制度限制的设立为便利票据证券的流通，保证有关票据债务的迅速履行，确保交易的安全。虽然票据制度限制和票据转质制度各有其要义，但归本溯源，其建立的目的和理念都是一致的，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票据抗辩制度建立的角度，探讨建立票据转质制度的合理性，并就票据转质的设定及制度的完善略管陈建。

二、禁止转质与票据流通的冲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票据背书质押或者票据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以票据出质的，质权人再转让或者质押的无效。然而，不管是从《票据法》及《民法通则》及《物权法》上，都并未对质权转质的限制，而以上法律解释的规定却限制了票据质权人对票据质权转质的权利，为有效发挥票据流通功能，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

首先，票据转质体现票据流通性。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为了促进票据流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别于一般的债权转让，一方面，在民法对于一般债权转让规定中，债务人对转让人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受让人，不管这个债权经过几次转让，都不存在切断抗辩的情形，由此可以发现，随着转让次数的增加，债务人得以对抗受让人的抗辩事由也由此不断累加，一般债权转让重点保护的是受让人的利益，无形中扩大了受让人的风险。另一方面，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中，票据债务人由于受到抗辩事由的切断，不得以自己与受让人之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作为抗辩，因此，不管票据权利转让次数如何，都不影响票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这主要为了保证和提高票据的流通性，如此一来，受让人遭到抗辩的风险就不会因为票据的转让而增加。[2]

然后，票据质权人享有对票据抗辩权的限制，就是将抗辩事由限定在票据债务人与出质人之间，善意受让票据的质权人，不受票据债务人与质权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的影响。[3]追本溯源，票据抗辩的限制有别于一般的债权让与原则，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提高票据的流通效率，充分发挥使用价值，达到快捷、便利。另一方面，是保护善意取得者的票据利益。

再者，票据转质的流通功能不应受限。根据债权让与的一般原则，受让人享有和让与人同样的权利，所以，债务人对让与人主张的全部抗辩，对受让人也能够主张，这是遵循民事关系中对于公平原则的体现。[4]然而，在票据流通的过程中，在遵循市场交易习惯的前提下，为保证商业交易顺利进行，于是产生了票据抗辩权的限制，如此一来，通过弱化票据让与人的风险来促使票据交易更为快速、便捷，这种追求票据流动性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立法者在票据质权人取得票据质权后仍保证其享有票据抗辩权的限制，也就意味着立法者希望并且保障票据在质押后的流通性。

综上所述，质权人再背书的理论在法理上得以论证，而且票据利益关系人在票据行为、票据救济上得都能最终达到法律的保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方式会影响票据市场的稳定发展，相反，我们应该完善和提高票据市场的交易流转功能。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票据法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及《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却恰恰限制了票据质权后的流通。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取消对票据质押后再质权及背书的禁止，建议立法支持票据质权后的转质行为，保障票据的流通。

三、 票据转质的设定

从性质上而言，如果票据质权的设立是第一次质押行为的结果，那么票据转质的设立就是票据质权的第二次质押行为的结果，新设定的票据质权依旧是原票据质权支配的票据权利，因此，票据转质的设定可以借鉴票据质权的设立方式，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票据质权的设定，主要存在几种观点：

（一）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

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由此可得，票据质押权的设定是以背书记载“质押”为生效条件。一些学者认为：《票据法》属于商法，《物权法》属于民法，两者之间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5]前者仅规范票据质押的原因关系，至于票据质权如何具体设立，不属于前者规范的范畴，其应当根据《票据法》来确定。因此在票据质权的设立要件上，应该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适用《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权的相关规定，即票据质权需要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

（二）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

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表示票据质权必须通过合同书面的形式确立，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票据的交付作为票据质权生效的前提。但这一说法是混淆了质权生效与质权合同生效的概念，在这里，笔者也认为：质权合同是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而质权则从交付之时生效较为合理；[6]此外，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有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定，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

（三）票据质权可以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由此可见，物权法关于票据质权的设定，是以书面合同作为生效条件并从票据交付时生效，但并未以背书“质押”字样作为必要的生效条件。这种理论被视为对《票据法》与《担保法》及相关法律解释关于票据质押权利的协调和解决。票据质押可以采用背书的形式，也可以不采用背书的形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7]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票据质权，则适用《物权法》的规定，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票据质权，则适用《票据法》。

（四）其他国家及地区关于票据质权生效的规定

笔者认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在立法上出现的冲突，核心就在于立法者对票据功能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对票据在市场经济发挥的作用及需要关注的方面有所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质权背书在工商界使用的情形相当普遍，他们通常以未到期的票据作为质押贷款。票据立法中并无明文规定票据质押的具体效力，台湾地区关于设质背书的理论认为，票据的质权规定在于民法，而非票据法。[8]因此，票据质押背书的效力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一般的票据质押背书，属于民法上的质权关系，票据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只适用台湾地区的民法；第二种是通过合同等其他形式进行票据质押，这种票据质押的效力在当事人之间生效，直接适用民法，而非票据法关于票据背书的规定，而对于善意第三人，则适用票据法关于一般票据背书的关系。对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关于票据质权的设定，设质背书分为两大类型：（1）、显形设质背书，它是以在票据权力上设置质权为目的而在票据背面的“目的”栏中记载“为担保”、“为设质”等文句的背书；（2）、隐形设质背书，它是基于设质目的而以通常转让背书方式进行的背书。[9]在后一种情况中，质押合同关系被视为票据的原因关系。

纵观上述关于票据质权设定的不同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立法者对票据质权的不同价值追求，但在票据流通的规则方面基本上相同，如果从交易流通的角度而言，一味地强求票据质权的设定只能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背书“质押”是票据质权的唯一生效要件，而完全否定其他同样基于设质目的形式，将会不合理地抑制票据的流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因此，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即对于票据质权及转质的设定，除票据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方式设定票据质权外，还可以通过质押合同的方式设定票据质权。

四、 票据抗辩限制在票据质权与转质的差异

（一）票据质权的票据抗辩限制

根据可以主张抗辩的当事人的范围，人的抗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任何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特定债务人主张的抗辩，此类抗辩事由主要有：1、票据权利人实质上失去或者欠缺首领资格，2、持票人不具备取得票据权利的要件，3、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的抗辩；第二种，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抗特定持票人的抗辩，此类抗辩事由主要有：1、原因关系的抗辩，2、背书人记载不得转让的抗辩，3、特约抗辩事项。通过票据背书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在法定情况下取得票据权利时，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质权人（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质权人（持票人），这就是所谓的人的抗辩限制。

然而，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抗辩相比，对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是票据抗辩的突出特点。显然，质权人（持票人）依照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票据质权后，在依法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债务人与质权人（持票人）的前手所存在的抗辩事由不及于票据权利的受让人，但有的人认为，若通过“质押合同”及“交付”的方式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持票人）并不享有票据法关于人的抗辩的限制，因为这种方式获取的票据质权，其标的只是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10]但笔者已经通过前文及引用《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进行了论证：通过质押合同方式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同样可以享有《票据法》关于票据抗辩权的限制。

（二）票据转质的票据抗辩限制

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是指票据的债务人对特定持票人不得抗辩的限制。在此，笔者着重探析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票据转质后，债务人对转质权人的抗辩权限制是否存在差异？首先，我们在做出比较前需要确认一个概念，票据的性质表明其属于一种特定的债权凭证，具有一般债权的性质，“票据的转让背书意味着债权的转让”这一概念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票据的非背书转让是否也同样表示着债权的转让呢？

笔者认为，只有在设定票据质权后，出质人无法在约定期间内履行相关约定事项而质权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时候，才构成了债权的转让，基于此，我们认为，票据的质权转让，也适用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再者，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票据质权的设定是通过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票据上的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转质权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而对抗持票人，这就是票据法上所谓的人的抗辩的切断；然而，当票据质权的设定是通过质押合同的方式获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无论是第一次的票据质权行为以及随后的转质行为中，两者都采取了质押合同的方式，即表明当出质人无法在约定的期间内履行约定事项时而质权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情况下，应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一般债权的抗辩权，并非适用《票据法》上关于抗辩权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82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由此可得，通过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的债权人，应当适用票据法上关于对人的抗辩权的限制，而通过质权合同的方式取得的债权人，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关于一般债权的规定，并不存在对人的抗辩权的限制。票据质权取得或转让方式的不同，对票据的抗辩限制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五、 票据质权制度的完善

票据质权人通过票据质权的设定而占有了票据，与此同时出质人丧失了对质押票据的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票据质权妨碍了票据权利的使用价值发挥。为了高效便捷地流转票据，达到“票尽其用、流转便利”的理念，质权人通过转质行为充分行使票据权利，利用交换流转来弥补质权票据在使用价值上的缺陷。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票据质权的这一核心问题，鉴于此，笔者试图结合民法中物权、担保的相关规定，对票据质权过程中的责任承担制度提出以下观点：

（一）建立质权期限原则

在票据质权的再次转让过程中，假如质权人在第一次质权受让的约定期限是1个月，而质权人在第二次出让质权的约定期限为2个月，则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票据质权的转让，也意味着对票据质权占有的改变，当1个月结束后，原出质人无法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事项，质权人需要行使票据权利时，由于此时质权人已经失去了对票据的占有，需要向转质权人取回票据，方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但是，如果转质权人一旦失去了对票据占有，一定会要求出让人（质权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对票据的转质期限给予明确地限定，质权人就无法直接顺利地行使票据权利。在实现票据流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合理适度地保障质权人的权利，不得给质权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的手段，明确规定质权人转让质权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原质权人所享有的期限内，一旦超过期限，质权人（出让人）无须向转质权人（受让人）承担票据责任。

（二）票据责任内容依法记载原则

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设权证券，票据责任内容（包括金额、时间等）只能根据票面文字记载为依据，不能受票面文字以外的其他事实、行为所影响。由此可知，票据质权与普通的质权存在差异，普通质权的质权人只能在已设定质权的债权额范围内，取得相应给付，而设质背书中的被背书人（质权人）有权就票据项下的全部金额行使付款请求，即使这一金额已大大超越出质人实际应当支付给质权人的额度。在实际票据转质过程中，这一情况时有发生，乙企业在甲企业无法如期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取得票据权利并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时，是只能根据基础关系里价值一百万的合同行使票据权利，还是完全根据价值一百五十万的票据行使相应的权利呢？笔者认为，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有效期限等内容均由而且只由票据上依法记载的文字的含义来确定，任何人都不得以票据文义之外的因素认定或者改变票据权利义务及票据债权人、债务人。在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票据的文义性体现在，票据权利只能依照票面记载的内容行使，第二层含义：票据所记载的内容，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人不得随意增加或者减少相关内容或要素。

（三）票据转质到期后，票据转让背书的效力

一旦票据转质得到立法上的支持和确立，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质权人（出让人）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约定，转质权人（受让人）则需要返还票据给质权人（出让人），而此时，这个曾经转质过的票据，是否能够再进行背书？根据我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我们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对于已经质押过的票据再行质权或者转让背书的，均不承认其法律地位。然而，这就会产生一个困境，质权人（出让人）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约定，质权人再收回转质权人（受让人）占有的票据，除了进行委托收款背书外，不得再进行转让背书或者质权背书，这恰恰是有碍票据的流通。笔者认为，这种限制在立法上存在矛盾，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1、根据我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法规旨在保障，出质人在质押票据期间，防止质权人超越质权所享有的权利范围而行使了侵犯出质人对票据所应享有的票据权利（如所有权），但当质权已至期满，出质人重新取得票据之时，只要票据期限未过期，则可以继续行使票据权利，包括票据质权及转让背书。

2、票据背书的连续性，是指转让背书的连续性。如果甲通过转让背书将票据转让给乙（被背书人），乙再将票据质权背书给丙（质权人），丙在法定期限内转质给丁（转质权人），丁在其与丙的质权期满后，归还于丙，丙同样在其与乙的质权期满后，归还于乙，那么乙若在转让背书于其他第三人，则该票据是否连续？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票据的不连续，所以才需要禁止票据经过质权背书后再行质权背书或者转让背书行为。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指的背书连续，仅仅指转让背书及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而不包括质权背书的签章。因此，在上例中，即便存在丙、丁的两次质权背书，但无碍乙在质权期满后取回票据再行质权背书及转让背书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制定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票据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承认质权票据在期满后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的合理地位，并且修改票据法关于质押票据后的背书行为，承认回头背书的效力，以便原始出质人能合法、有效地行使完整的票据权利。以上的种种立法举措，并不会加重或者减轻票据当事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挥票据的流通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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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末永敏和.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2

票据法论文篇7

【关键词】出票；记载事项；出票的效力

一、出票概述

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签发的票据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成票据，即在票据上记载法定事项并签章。二是交付票据，即本于自己的意思使票据脱离自己的占有而给予他人使用。[1]如果作成票据而被盗，出票行为则未完成。作成和交付票据是出票行为有效成立的两个必要条件。出票与背书、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相比，是一种基本票据行为，是创设票据的行为，在诸项票据行为中居于首要位置。它决定着票据债务是否产生、何时产生，以及背书、承兑、保证等附属票据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

二、出票的法律性质

（一）单方法律行为说

该说认为票据具有流通性，其持票人通常不确定，故当行为人作成票据，签章于票据上时，对于不特定的持票人均为意思表示，无需持票人承诺，所以出票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出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须对方当事人的合意，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此说为大陆法系的多数学者所赞成。我国法律制度基本上秉承大陆法系传统，对于票据出票行为的法律性质，我国学者也基本上持单方法律行为说。[2]

（二）双方法律行为说

该说认为票据债务人之所以负担票据上的债务是由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债权人缔结合同而产生，出票人在票据上所进行的抽象的承担票据债务的意思表示，只有经票据的交付送达债权人，通过债权人对票据的受领，才能发生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票据本身就是合同，不需另有合同加以证明其为合同。英美法系的多数学者赞成此说。如英国汇票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出票人、承兑人或背书人对于汇票上的任何约定，在为使其生效而将票据交付前，均认为未完成并应撤销”就是其体现。

（三）分析小结

虽然我国通说认为出票是单方行为，但是我国票据法第20条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显然这几条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也反映了立法者们在票据行为理论的取舍问题上所存在的矛盾与困惑。

三、出票对出票人的效力——以汇票为例

（一）中国规定

出票行为一经完成便对出票人产生一定效力，以汇票为例，我国《票据法》第26条对这种效力作了明确规定：“出票人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70条、第71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由此可见，出票人需要承担法定担保责任，包括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责任。担保承兑是指汇票在到期日前不获承兑时，收款人或持票人可以在请求作出拒绝证明后，向出票人行使追索权，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和有关费用，出票人不得以其与付款人之间的资金关系对抗收款人或持票人。担保付款是指汇票到期时，付款人虽已承兑但拒绝付款的，出票人必须承担清偿责任，即按照《票据法》第70条、第71规定的金额和费用予以清偿。

（二）外国规定

各国票据立法都规定了汇票出票人的担保义务。《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9条规定：“发票人担保承兑及付款。发票人得免除其担保承兑之责，但任何免除其担保付款之记载，均视为无记载。”日本《票据法》第9条规定：“发票人担保承兑及付款。发票人可以记载不担保承兑的意旨。记载不担保付款的一切文义，视为未记载。”台湾地区《票据法》也作了类似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413条第2款规定：“出票人承兑在汇票被拒付且出票人收到必要拒付通知或拒付时，向执票人或任何取得票据的背书人支付汇票金额的义务。出票人可出立免予追索的汇票，从而解除上述义务。”英国票据法也作了类似规定。

（三）分析小结

各国在规定汇票出票对出票人的效力时大体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出票人的担保承兑责任和担保付款义务是否可以因当事人特约而免除。可因当事人特别约定而免除。可以因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而免除的担保义务称为相对担保义务，不可因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而免除的担保义务称为绝对担保义务。

世界各国对此大致有三种规定。第一种，对担保义务是否可以因特别约定而免除不作明文规定，在法律解释上认为不得免除。理由是票据法由于要保障票据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票据合法流通、促进商品经济正常发展而具有明显的强制法特性，一般都不允许票据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变和任意适用。我国《票据法》对汇票出票人的票据义务规定即属此种类型。所以说我国《票据法》规定的汇票出票人的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义务都是绝对的担保义务，这种担保义务不需出票人在票据上作出意思表示而直接适用于出票人。第二种，允许汇票出票人在出票时对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义务均作出特别约定而加以免除。英美法系票据法采取的就是这种立法态度。第三种，仅允许出票人对担保承兑义务以特别约定加以免除，不允许出票人免除担保付款义务。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的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立法态度。

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出票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而允许出票人因特别约定免除担保承兑和担保付款的义务。而大陆法系国家则由于对出票行为持单方法律行为说，不允许汇票出票人开立免除最终被追索义务的汇票，表现在立法上就是，即使允许出票人因特别约定免除担保承兑义务，对于担保付款义务则一律不允许免除。

我国在创制票据法时，票据信誉不高，为保证票据交易的安源，我国票据法采取了比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更为严格的态度，不仅将汇票出票人的担保付款义务规定为绝对担保责任，而且将汇票出票人的担保承兑义务也规定为绝对担保责任。

四、共同出票问题

（一）问题概述

我国《票据法》并没有对出票的人数作出规定，只明确了签章的有效形式。票据实务中，以一人出票为常规，也就是在出票处签章的是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但是大量的非常规签章同时并存，比如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同时签章，还有一种是自然人的签章在前，法人的印章在后。[3]对于这些共同签章形式的效力如何理解，我国的票据法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的规范。理论上有两种观点。

1、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票据可以由多人共同签发。参与共同签发的每一个出票人，都应当由自己或经由人在票据上签章。共同签章之人为共同出票人，对票据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票据债权人可以对共同出票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同时或先后就票据金额的全部或一部分行使权利。至于共同出票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他们自行约定，但内部关系的约定，不能用来对抗第三人。

2、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共同出票并不具有合法性，可以把共同签章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保证和被保证的关系。该说认为，把二人以上共同签章理解为共同出票，对持票人较为有利，对出票人之间来说也较为公平，但在理论上却存在着缺陷。票据行为属民事行为，当二人以上共同出票签章，共同签章人负连带义务时依民法连带之债的理论，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提出的请求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同样有效。依此理论，持票人向其中任何一个签章人出示票据请求付款时，即使没有向其他签章人出示票据，该其他签章人也将负担票据债务，这样就违反了票据的出示证券性。所以认为“将二人以上出票签章解释为共同出票，在适用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分析小结

笔者倾向于对共同出票的肯定理解，如果共同出票签章并没有明示保证，那么只能把共同签章人理解为共同出票人。对于否定说的观点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把共同签章视作共同出票，是因为共同出票的理解比保证无论从保护持票人利益还是票据法的立法原意来看都更具公平性和适法性。票据的文义性决定了持票人在看到出票处的共同签章后，就会按照常识认为既然没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字样，就排除了第一签章人为出票人，其他签章人为保证人的可能性，在出票栏签章的属于当然的出票人。持票人根据文义性原则无须去过问共同签章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实际上共同签章人之间是真正的保证与被保证的关系，根据票据的字面记载，也只能理解为共同出票，票据的文义性和无因性指引我们把共同签章理解为共同出票。

根据民法连带之债的理论，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中的一人提出的请求对其他债务人也同样有效。所以，持票人向其中任何一个签章人出示票据请求付款时，即使没有向其他签章人出示票据，也视为向共同出票人出示票据，该其他签章人也将负担票据债务。该被出示证券的签章人有义务向其他签章人陈述事实，并通知他们共同服行债务。每一共同出票人的行为效力及于全部出票人。因为共同出票人内部的关系是非票据关系，可视为原因关系，而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决定共同出票人之间的约定及他们的违约或意于履行义务并不能对抗第三人，即持票人。票据无因性证明产生票据关系、引起票据行为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其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之抗辩事由对票据债权的行使。[4]所以持票人只要向其中一人出示票据，即使其他签章人未被出示票据，其他签章人的连带责任也无可推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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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禹龙.我国票据无因性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票据法论文篇8

关键字： 票据时效，独特时效，民商法

近些年来， 在许多民法学者的著述中， 有较多的笔墨是用来讨论时效制度的， 相对民事流转周期而言， 商事交易的迅捷性使得时效制度在商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票据时效尤其引人注目。

一、票据时效的目的

时效制度是民商法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 继续一定期间， 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 （P516）。这种“法律上效果”是指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因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的不同， 可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 其中， 取得时效制度是指持续地占有他人财产并行使一定的权利达到法定的期间， 占有人即因之而取得该财产权利的制度； 而消灭时效制度则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持续不行使其权利， 因而丧失其请求权或其权利的制度 （P918）。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 对消灭时效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大多仅涉及诉讼法上的效力， 故又称为“诉讼时效” （P308）。

票据时效是指持票人可以有效地进行票据权利的行使的期间。这里“票据权利的行使”作广义解释， 既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行使， 也包括请求承兑、请求作出拒绝证明书等（注：鉴于谢怀轼对票据权利的行使所作的广义解释， 本文将传统的票据时效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合而为一。本文认为，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导致追索权的消灭， 因而将之归入广义的票据时效。 ） （P62）。由此广义票据时效相应地也应包括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一定的期间不行使票据权利或不保全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人对特定票据债务人不能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请求权， 票据义务人当然得拒绝其请求。本文仅论及狭义的票据时效， 即不包括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

票据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功高至伟。虽然信用证及电子交易极大地方便了商贸往来， 但票据在当代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其原因就在于票据的流通性。因此， 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 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譬如票据行为的要式性使得受票人能够迅速地取得票据权力；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及对人的抗辩的限制使得受票人取得的票据权利确定无疑， 万一票据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 有追索权制度对持票人权利进行保障。凡此种种制度设计， 均强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最终达到了促进票据流通这一终极目标。上述种种制度在极力保护票据后手持票人， 以鼓励其接受票据积极性的同时， 票据的流通同样依赖于前手持票人的积极性， 尤其是那些在票据流通中既作为被背书人， 又作为背书人的当事人， 如果他们作为背书人（前手持票人） 的义务过于沉重， 必然影响他们选择作为被背书人（前次交易中的后手持票人）的积极性， 同样导致妨碍票据流通的后果 （P400）。通观各国票据法， 效率价值均置于首位， 充分地体现了商事交易迅捷原则。票据时效制度则不仅追求效率价值， 更彰显法律的另一重要价值——公平。如上所述， 票据法对票据权利人的保护可谓步步为营， 票据关系的另一方——票据义务人的利益则通过时效制度得以维护， 如果时效期间经过， 义务人即可脱卸票据义务这一沉重的负担， 以平衡票据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是票据时效制度的要旨之一， 从这一点看，可以说票据时效是公平与效率均衡理论的极好诠释； 从另一方面看， 由于票据是商事活动的工具， 为加强票据的流通， 促进资金的周转， 有必要促使票据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 终结票据关系。票据时效制度可以使现有的票据关系迅速了结， 以进行新的票据关系， 从而加强了票据的流通， 维护了商事交易的迅捷性。从这个角度看， 票据时效又体现了效率优先的主张。

二、票据时效的特征

由于票据权利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债权， 票据时效也不同于民法上的时效。相比较而言， 其特征如下：

1. 票据时效均为短期时效。各国票据法对时效的规定不尽相同， 大致可以归入两类， 均一主义和差等主义（注：本文仅以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为视角， 英美法系对票据时效没有特别规定， 票据时效只是适用民法上的一般规定。） （P81）。均一主义不分债务人的种类， 无论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注：在票据法理论中， 主债务人既汇票中的承兑人、本票中的出票人； 汇票和本票的保证人、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均为次债务人。）， 均适用同一时效， 例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商法的规定。第二类是差等主义， 即对票据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分别适用长短不一的时效。日内瓦国际统一票据法及日本票据法均采此例， 我国票据法的时效制度也可以归入差等主义之列。

上述两种立法例虽各有其独特之处， 但共同的是， 相对于其民法上的时效而言， 票据法上的时效均为短期时效。就我国台湾地区而言， 依民事权利性质的不同， 其民法规定的时效期间为15 年、5 年和2 年三个等级， 而其《票据法》第22 条规定： 持票人对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到期日起3 年， 见票即付的本票为自出票日起3 年， 这是台湾票据法的最长时效， 更短的有1 年、4 个月和2 个月。“惟票据之交易， 贵在流通， 较诸普通商业， 更重于敏捷。因此票据债务人， 较普通债务人所受之拘束， 更为严苟， 故票据债权人尤应从速行使其权利， 使票据关系得以迅速了结， 避免债务人久负其责。” （P354—355） 不仅如此， 一张票据的权利人只有一个， 而其义务人往往是多个。譬如甲签发支票一张于乙， 乙背书转让于丙， 丙再背书于丁， 丁为最后持票人， 戊为承兑人， 这样丁的票据义务人为甲、乙、丙、戊， 仅因丁的票据权利就有四人受到债务之累， 因此采用短期时效似更公允。

2. 票据时效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 一方面表现在票据时效独立于基础关系债权时效，另一方面， 对不同的追索权人， 其权利时效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

（1） 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关系或抽象关系， 产生于票据的制作与交付， 但在票据制作与交付之前一般都有一定的民法上的债权关系已经存在， 如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以及票据预约关系等。票据关系在这些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 通过这些关系当事人的票据行为而发生， 这些关系也因其为票据关系产生的基础而称为基础关系， 基础关系内容多为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虽然票据关系依赖基础关系而产生， 但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 这是一般原理。票据权利也因此而成为独立于基础关系上的债权， 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是票据的无因关系上的时效， 与原因关系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互无关联 （P111）。票据权利时效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债权时效， 这一点， 从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看得更清晰： 甲乙之间订立汽车购销合同， 由甲供汽车一辆于乙， 价金15 万元， 乙签发支票一张于甲。那么依我国《票据法》第17 条规定， 甲对乙的票据权利自出票日起6 个月不行使而消灭， 但在基础关系上， 甲对乙的债权则依民法上的时效规则， 其票据权利时效虽已经过， 但甲对乙的合同债权则依民法上的时效规则， 其时效不因票据权利时效经过而经过。

（2） 不同的追索权利人

其票据时效是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的。如在某一票据流转过程中（甲乙丙丁） ， 作为持票人丁在遭到拒付或出现其他法律事由而向其前手丙行使追索权， 丙履行追索义务后有权向其前手乙行使再追索权； 同样， 乙履行其追索义务后有权向其前手甲行使再追索权。此时， 丁的追索时效为6 个月， 丙及其乙的再追索时效分别为3 个月， 且丙与乙的时效起算点均为其履行追索义务后的第二天， 即后手追索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前手的追索时效期间内，《票据法》赋予每一个追索权利人一个独立的追索权行使时效。根据票据行为的独立性， 当某一个追索权利人由于超过时效丧失追索权时， 该追索权利人的所有前手并不必然超过时效而丧失追索权， 这些前手在履行了对后手的付款义务后， 仍然有权在自己的追索时效期间内行使追索权。各追索权人时效的起算点不同， 时效期间也不承继前手连续计算， 而是独立起算。

三、票据时效的性质

票据时效是一种独特的时效制度， 它既不同于消灭时效又不同于除斥期间。票据时效期间究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 在以前的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争论。首先， 从二者的关系看，消灭时效与除斥期间是一对联系紧密而又相互区别的制度。虽然二者都以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为目的， 但二者的构成要素和适用的客体均不同。从构成要素看， 消灭时效须时间的经过与权利不行使相结合才发生请求权消灭的后果， 除斥期间只须经过额定的权利存续期间， 就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 从客体看， 除斥期间的客体一般为形成权， 而消灭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另外， 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 不可中断， 而消灭时效可以中断。2000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 条规定：《票据法》第17 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 只对发生时效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因此， 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将票据时效归入到消灭时效。本文认为， 票据时效不是除斥期间， 这一点无须再论。票据时效也不是消灭时效， 本文将票据时效与消灭时效相剥离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 消灭时效的时效利益一般不能预先抛弃， 但对于已完成的时效利益， 可以抛弃。正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8 条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票据时效利益是不能任由票据义务人自由抛弃的， 这也许是由票据法的公法性和强行性所决定。第二， 票据时效的经过并不必然导致权利人丧失实体上的权利， 消灭时效的经过则导致其请求权或其实体权的丧失。“票据， 其权利罹于消灭时效者， 仍不因而消灭， 继续表彰减损力量之票据权利， 因此， 执票人只能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 ——” （P112） 当然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对象相对票据权利的行使对象而言， 其范围小得多， 仅出票人或付款人承担在其所受利益范围内的返还义务。可以说， 原来的票据义务人如背书人、保证人等均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第三， 根据法院可否主动适用时效这一问题也可以将票据时效排除于消灭时效。民法理论上认为民法属私法， 民事主体权利的行使， 义务的履行， 责任的承担， 通常属当事人的私事， 并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无须借助司法审判等国家权力予以干预。诉讼时效期满后， 义务方是否同意履行已过时效的债务， 是否行使时效已过的抗辩权， 任由其自己意志， 法院应中立。立法上，《法国民法典》第2223 条规定：“审判员不得自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 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 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意大利、澳门地区等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若法院主动审查时效， 无异于法官代替债务人行使抗辩权， 这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上都有悖于民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但在票据法上则不然。因为票据具有支付功能、信用功能， 而且具有流通功能，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货币进行流通， 若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放弃时效利益， 将给票据权利带来不确定性， 直接危害票据交易的安全性， 其必然的结果是阻碍票据的流通。因此， 票据时效应由法院主动适用， 以维护金融秩序。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 将票据时效归入消灭时效是十分不妥的， 在理论上， 商法承认商主体的意志自治， 但不像民法那样广泛， 只在有限程度上存在。在许多领域， 商法是排斥交易双方自由意志的， 票据时效制度正是其中典型一例。将票据时效归入到消灭时效或除斥期间均不可，它只是票据制度中或时效制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制度， 进行非此即彼的归类是没有必要的。

四、票据时效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 票据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一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在民事生活中， 老百姓对时效的概念不十分清晰， 这样规定其起算点基本可以满足民事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票据交易中， 票据权利必须是确定的， 因此， 其权利时效起算点也必须是确定的， 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公约》第70 条规定： 汇票上对承兑人主张权利的一切诉讼， 自到期日起算。《日内瓦统一支票公约》第52 条则规定： 持票人对支票债务人的追索权自规定的提示期限届满日起算。我国《票据法》也有从出票日起和从到期日起这些确定的起算点的规定。但追索权的起算点难以完全确定， 这是因为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间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日期， 确切地说， 在某一时间段内， 持票人均可行使票据权利。在这个问题上， 我国《票据法》第17 条第1 款第3 项的规定是： 持票人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自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 个月。这样设计对持票人是十分不利的， 虽然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惩罚在权利之上睡眠的主体， 但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必须取得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 在未取得这些证据之前， 持票人是无法行使追索权的。因此， 追索权的起算点从被拒证明作成之日起算更公平合理， 这也有现存的立法例， 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70 条第2 款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2 条第2 项均为自作成拒绝证书之日起算。并且， 由于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原因不限于被拒绝承兑和被拒绝付款， 还包括了承兑人或付款人死亡、逃匿、被依法宣告破产或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等情形。因此， 我国《票据法》第17 条第1 款第3 项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在后面这些情况下， 追索权应从何时起算？显然不能是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 一般认为应是付款提示期限的最后一日。因为《票据法》对各种票据都规定有付款提示期限， 一般情况下， 持票人只有当票据到期提示时， 才可能知道付款人死亡、逃匿、被宣告破产或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等情况， 从此时起算， 可以比较合理地保护持票人的利益。

2. 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无需提示票据。对于票据期间中断是否需要提示票据， 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及日、德、法等国的票据法均未明定， 我国票据法也未作规定。2000 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中断的效力范围限定于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 明确了票据时效中断的非关联性， 但也未明确是否需要提示票据。票据法学者对此的观点可分为二种： 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提示票据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 而且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表示票据权利人已开始行使票据权利， 因此票据时效期间有中断必需提示票据。另一种观点持否定说， 认为提示票据并非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 实际

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非都一定需要提示票据 （P67）。否定说也是通说， 比如被追诉人向其前手通知被诉以中断时效， 他未为清偿， 自然不可能收回票据， 更无需提示票据。这是实务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这并不违背票据为提示证券这一根本原则， 提示票据仅仅为使债务人应负给付迟延责任的要件， 而非债权人表示行使权利的必要方式， 故其中断时， 仅以单纯催告为目的， 亦即不以提示为必要 （P133）。由于票据法没有规定时效中断是否需提示票据， 故适用于民法中关于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 民法中时效中断并非以要物为必要， 所以中断票据时效无需提示票据， 但请求付款则仍需提示。

3. 票据时效完成的法律后果。综观各国立法， 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较普通债权的时效期间要短得多， 因而， 持票人较普通债权人更容易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权利。再者， 票据法对票据行为都规定了各种严格的手续， 稍有疏忽， 持票人就有丧失票据权利而受到损失的可能。相反， 在上述情况下， 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则可能轻易受益， 这种情形既不能按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处理（因为得到利益者主观并无过错） ， 也不能按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来补救（因为得到利益者并非无法律上的根据）。放任这种情形发展， 将导致票据持票人的权利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事实上票据法又不可能以简单地延长时效期间来保护票据权利， 因为这有悖于票据流通中本身具有的时间风险原则。如同运用抗辩制度来保护债务人一样， 票据法对因时效届满或因手续不全而丧失权利的持票人亦规定了一种特殊的保护制度， 以维持票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这种制度即是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P117）。

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 是指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致消灭， 不能达到请求付款目的时， 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 在后者所受利益的限制内， 请求偿还其利益的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不是票据权利， 而是票据法上的权利。尽管各国票据法都规定了相对较短的时效， 但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 规定则不尽一致。统一票据法对此未作规定， 任由缔约国国内法自行规定。我国《票据法》的第18 条虽然受到学界的批判， 但从时效角度看， 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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